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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迟迟地开始了。 这支在古老中国文明，在孔孟之道的大海上形象罕见的信仰者集团，也迟迟地开始了它的第二个大时代。循回又一次运转，并没有在开始时分就提示或警告。最深处潜藏的一个本质悄不作声：哲合忍耶贫穷而烈性的教民并不知道他们被带进了一个大时代。 十九世纪无论在世界或在中国都是一个大时代。原初的、根本的问题百年不遇地摆在一些拥有使命的人们的面前。我不想在此书中罗列比较风云变幻的十九世纪世界史和中国史；因为就绝大多数哲合忍耶人来说，他们对环境和条件并没有觉察。前定论是一种无敌的理论和信仰——哲合忍耶只能随波逐流，必要时就使用束海达依主义，像怀着利斧闯入荆棘。 关里爷（也唤做伏羌二爷），即我唯一崇拜的伟大作家阿布杜·尕底尔此时还活着。奇怪的是他的名著《热什哈尔》对自己的年代只字未提。这耐人寻味。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初叶，关里爷是一个不愿描述当代的历史作家。我在吟味中有一丝震惊：我感到了某种神会，我也是一个不愿描述当代的作家。 史实是不存在的。而记忆——哪怕是镂骨铭心的记忆，也能够被遗忘。血在褪色以后是一种黄褐。所谓“知”——即真正代表时代的观点是挣不脱先锋命运的：当它独自出世孤独探索时，它不仅曲高和寡掷玉入泥，而且放弃了于通俗求弘扬的契机。而当它被结局证实以后，庸俗的聒噪声鼎沸而起，喊叫的是它昨天的见识。它又沉默了———这是一种学问和艺术向宗教皈依的过程。用这种观点能解释世界的许多现象。 我——我相信神启示于我的方法论——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先做一名多斯达尼般的战士，忠于民众的心，然后再以信仰使自己的这颗心公正。 新的这个世纪在它开始上升时，万物复苏。哲合忍耶这个信仰者集团能够获得发展——就是十九世纪曾经宽容的证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如同季节中的春天；直至今日，中国人一旦获得春天就会丧失对冬天的记忆。人民，包括知识人的心大多是粗糙而实际的，首先，无论如何要活命，然后是家庭生计。哲合忍耶在它的早期时代（前三辈穆勒什德以各种形式殉教的十八世纪）里遭遇的、无法和平生存的环境已经变换，哲合忍耶思想体系中永远比中国知识界深刻的世界观——出现了微妙的改动。 苟活下来的哲合忍耶回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在清真寺里，晨拜、底格勒拜（下午）、夜拜之后，独属于哲合忍耶的念颂词，不仅仅可以使用高声而且已经使用灵州调了。唤拜宣礼的梆子声不再是非法的暗号，而是哲合忍耶的风俗了。清真寺一座一座地恢复了，回民们一坊一坊地改信哲合忍耶圣教了。剃净腮须、下巴上一绺白胡子的老人自豪而倔强地来往于集市——真主是多么慈悯啊！它使万物复苏了！ 另外，整个中国仅有哲合忍耶才能揭示的一个真理，在这个世纪初的宽容中也愈加不被注意。于是它开始播种，准备遥远的惩罚。 这个真理就是——虽然以孔孟之道（包括与孔孟之道同质的佛教及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璀璨的伟大文明，但是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 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其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甚至包括中国本身，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战胜孔孟之道。 对于伊斯兰——这种拥有强烈感情的宗教；对于哲合忍耶——这支已经把感情推到殉难渴求的伊斯兰异端派别，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乃是比“公家”屠刀更凶险的敌手。 哲合忍耶是一群穷人。哲合忍耶主要是一群穷苦农民。尽管我坚信它的队伍中存在过一些人物和一种焦虑的预感，但是哲合忍耶在十九世纪初的复苏中，并没有认识这种无形之敌，并没有认识这片如同异乡的故乡，并没有认识和平，并没有认识恰恰是由自己前三辈的流血牺牲所启示的真理。 不能苛求我的祖先。 不能苛求那样的一群挣扎于饥馑和镇压中的孤立无援的人。平凉太爷被折磨到睾丸肿得如两个罐子；船厂太爷在充军途中被折磨得半路倒毙。后世的文人，如我这样的作家能够遭逢如此巨大的命题是一种幸运，——而赐我灵感的先辈们遭逢的这种命题却太多了。重要的不是回答时代的提问，重要的是活下来。 无论如何，十九世纪初，哲合忍耶教派活了下来，并获得了悄悄的发展。 嘉庆二十二年春夏之间，古土布·阿兰·马达天在监禁中把哲合忍耶第四辈穆勒什德的地位传给了长子穆罕默德·索菲·马以德。他的道号是哈给根俩，因后来归真于四月初八日而被教内尊称为“四月八太爷”。这一辈光阴共持续了三十二年，是哲合忍耶史上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教内惯称“第一次教门的复兴”。 传授的地点是在监狱或流放途中（一说是在“从兰州到瓦亭的路上”，一说是在“皋兰的监狱中”）。这至少说明当时形势的紧急和恐怖。马以德（请允许我为行文方便直呼其名）若非是以亲子关系，根本就无法靠近被囚的穆勒什德。牛二爷等十二户人虽然举意追随导师流放东北，但在表面上是同案犯，牛二爷本人甚至可能是那次流放的主犯。 在危难和迫害中，口唤传递了。 追记此事最详的，是毡爷的作品： 拉塌河的牛阿訇（愿真主慈悯他）替毛拉承担了罪名。衙门里的官审他，用残酷的手段处治他。他们点燃香烧他忍耐的脊背，用炭烧红了铁链捆他坚硬的膝盖。又把滚沸的油滴进他不怕疼痛的耳朵里——酷刑折磨得牛阿訇几次昏厥。尽管如此，他没有供出毛拉的一言半句，他把一切真假都挑在自己肩上。一天，这高洁的阿訇因此冤狱，被发配黑龙江。 顶案的牛二爷幸亏今天可考。这是一户在吴忠灵武一带声名远扬的回民。在“罪”与“狱”悬在回族伊斯兰教头顶之上、如一柄永久的断头斧一样的中国，牛二爷家族的宿命，就是辈辈顶罪。继牛二爷后，宣统年间哲合忍耶回民因有人演戏污蔑起义领袖马化龙而打伤人命，诉讼中牛家第三代人牛金全出庭抵罪。后来改姓马。几十年后，此族第五代马继嗣又为哲合忍耶宗教两次被捕入狱。马继嗣是我深入哲合忍耶的引领者之一，是我最敬重的回族老人。如此一丝线索，如一根脉搏联系到我的笔端，使我知道笔下事情的分量。 一切都在这个世纪之初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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