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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江上

　　黄鹤楼笔会于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日举行。其中有九天在长江上度过。我们乘坐“扬子江号”旅游轮从武汉溯江而上，到达重庆后又返回。这里是我在这次航行中的日记。参加这次笔会的，有公木、阮章竞、邹荻帆、李普、严辰、萧乾、苏金伞、宗璞、罗工柳、杨筠、荒芜、秦兆阳、黄钢、黄裳、端木蕻良、绿原这样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老诗人、老作家、老画家。此外，还有本省的徐迟、骆文、碧野、胡国瑞、黄铁、李蕤、李冰、莎蕻、管用和等（有几位同志因事没有上船）。除宗璞、管用和外，这些同志都是六十岁以上的高龄了。年龄最长的苏金伞已经八十，其中好几位还抱病在身。而他们一直都满怀激情，兴致勃勃。在我的这几则日记中，简略地记述了旅途中的一些见闻，有时也不免谈到同行诸位中的若干情况，或者也可以算是这次盛会的一点侧记吧。

　　四月三十日

　　上午九时，登上“扬子江号”旅游船。按发给的编号，各人找到了自己的舱位。两人一间，我和绿原同居一室。“扬子江号”前年八月才下水，往返于武汉和重庆，是走川江的最大的一艘旅游船，设备和各方面的条件都远比一般的客轮要好。有宽阔的餐厅、舞厅，有两个观景台，有理发室、小卖部。我们的住房面积有十五平方米，两个床位，一个小的浴室。靠江的那一面是大玻璃窗，躺卧在床上可以看到岸上的景色。可以说是一座水上宾馆。萧乾说，他在莱茵河上都没有坐过这样豪华的轮船。

　　十时半，船启航了。我们一行大都凭依在船栏上，我感到大家都有一些激动和兴奋。这不仅是每次航行前都难免的心情，而且，也因为有的同志，如秦兆阳、黄裳、宗璞等是第一次走这条水路，将穿过三峡，那是他们早就向往的。有的同志，如荻帆、绿原，虽在这条江上旅行过，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当年的少年已经白了头，而且经历了多少人世沧桑。今昔对比，当然不免有一些感慨。绿原看着轮船激起的翻滚的浪花说，一九三八年，他是睡在一艘拥挤的轮船后甲板上逃难到重庆去的。那时候，他看到的也就是这样的浪花，这样滔滔的大江。同行中其他在这条江上旅行过的人，也都带着各自的回忆吧。

　　我们望着高高矗立在龟山前白色的晴川饭店（我们这两天就住在那里），望着对岸蛇山上新建的金碧辉煌的黄鹤楼（我们昨天曾到那里参观）。荻帆前天写了一首诗，将这隔江对峙的两座高楼比之为武汉的两翼。是的，重建的黄鹤楼诉说着武汉悠久的历史，而雄伟的晴川饭店预示着武汉的未来。我们乘坐豪华的“扬子江号”从长江上最早建起的大桥下驶过，那时，一列火车正轰响着穿越大桥。

　　午休后，我们纷纷走上观景台，那是在船后第四层楼的后甲板上，搭着塑料板棚以便旅客观看两岸风景。船过赤壁时，端木与阮章竞坐在软靠椅上大谈三国，其中颇有精辟之论。后来光明日报社的老编辑黎丁笑着对端木说：“你路过赤壁，可能有点垂头丧气吧？”因为那是“周郎于此破曹公”的地方，而端木蕻良本姓曹。

　　在另一处，长江日报社文艺组的张英，在对严辰、邹荻帆进行采访，向他们了解一九三八年武汉的情况。荻帆当时还是省师的学生，严辰则是“八·一三”后，从江苏来到武汉的。他们畅谈了当年武汉热情澎湃的抗战景象。后来我了解到，此行中不少人当年也都到过武汉，如端木、阮章竞、罗工柳、萧乾等。端木在这里参与了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的创办工作，阮章竞曾在这里参与了冼星海领导的歌咏运动，他和冼星海是同乡，冻曾劝他从事音乐工作，后来他却成为诗人了。罗工柳是从武汉到延安的。他们都以激动的心情回顾那难忘的一九三八年。

　　在观景台上，我们发现了上海作协的几位作家：胡万春、唐铁海、欧阳文彬、陈继光、樊天胜等。这真是意外的相逢。他们是到大宁河（小三峡）去参观的。

　　晚七时，船上举行欢迎宴会，中外旅客一起，共九桌。由黄船长致欢迎词。他是四川人，看来不到五十岁，身体很健壮，而他在川江上已走了四十年，真是一个老水手了。担任翻译的同志是一个青年，知识面较广，在翻译时常常插几句很有风趣的话，在酒会上还唱了两支英文歌，英美旅客也一道伴着唱。后来听说他是原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曾淳之子。我这才感到他和一年前去世的他的父亲的确很相像，走过去和他谈了几句话。宴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晚上，萧乾到我们房里来小坐。他热情地谈到了我所熟悉的一个年轻朋友对他所翻译的易卜生剧本《培尔·金特》所写的评论，并要我把他的两点意见转告给评论的作者。

　　尔后，荻帆过来谈天。他和绿原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朋友。四十多年前，在重庆，在嘉陵江边，我们共同度过了许多日夜，共同创办诗刊《诗垦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解放以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每一次都很匆忙，而且难得是三个人在一起。这一次我们终于将相聚半个月了。

　　五月一日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昨夜睡得很晚。晨五时许醒来，后又假寐了一会。六时半起床，我发觉我是起得最晚的人。在四楼观景台上，我们一行中，有几位同志在甲板上慢跑步，其中有李普。他六十七岁了，身体略显瘦弱。我曾问他的健康状况，他笑着说，除妇科病外，什么病都有。但他精神抖擞，每天都在坚持锻炼。十时半，船到沙市。十一时我们上岸游览。

　　下午二时，到荆州参观博物馆，后又去看了新修葺的古城门，接着去参观座落在江边的万寿塔。我们一行将小卖部的白折扇购买一空。原因是，可以让同行的作家、画家、诗人在扇上签名留念。一路负责我们保健的彭医生说，那将是一件很珍贵的纪念品。五时许回船。

　　晚上，秦兆阳同志将写的《黄鹤楼记》给我们看。他是湖北黄冈人，一九三八年在湖北乡师毕业，后去延安。几十年来未回故乡，乡音依然未改。他将近古稀之年，身体不太好，仍坚持工作，是《当代》杂志的主编，还在一直勤奋地写作。这次是由于黄鹤楼这样的盛会，也因为思乡情切，带病来汉。他的《黄鹤楼记》是在北京就写了初稿的，到汉口后又一再修改，并广泛征求意见。

　　五月二日

　　夜半，船过葛洲坝。我们预定是返汉途中到此参观的，但同行中没有到过此地的人，都怀着急不可待的心情，披衣起床，要看一看这一伟大的工程。端木后来以《夜过葛洲坝纪实》为题，以诗记其事。这里节录前面的一段：“夜过葛洲坝，情切已非常。工柳欲作画，诗人喜欲狂。丹木（诗人公木的女公子）未入睡，公木看表忙。耀群（端木的夫人）三起望，才知夜未央。忽闻铃声响，游侣纷起床。老人寻杖履，外宾加衣裳。援朝（阮章竞的女公子）迎风立，宗璞转诗肠。黎丁举相机，欲将全景囊。张英忆浪花，兆阳凭舷望。滔滔长江水，东去何泱泱。险滩虽已减，水势犹锋芒。远处灯如豆，眼前忽辉煌……”

　　我五时半起床。窗外阴朦。昨天天气燥热，今天变了。我上观景台去，人已很多。船已进入三峡，现正过巫山，大宁河口。今天的旅行将是此行的精华所在。

　　匆匆进完早餐后，大家又回到观景台上。一会。飘起了细雨，后来愈落愈大了，但没有一个人回到舱里去。因为峡中风光实在太美，而且即将过神女峰。

　　大家在雨中各自照相，都想在此留下一个纪念。

　　我已是三过神女峰了。所以自命为神女的老相识，一次又一次指指点点地说，前面就是神女峰，但一次又一次都不是。大家怀着期待的心情抬头张望，老人们都显得年轻、活跃了。兆阳同志当即念了两句诗：“白发苍苍尚多情，为观神女雨中淋。”终于望到了神女，她在雨雾中安详地站在高山之上，已经多少多少年了。人们都发出了欢呼。兆阳同志又念了两句诗：“欲看神女山太高，只好遥遥把手招。”

　　下午二时半，船靠奉节。原来安排的日程是要到白帝城参观的。秦兆阳、公木、萧乾、李普、阮章竞等年老而身体又不太好，而他们都决定去，虽然雨还在飘，而且要攀登九百多级台阶。连动过大手术，这几年来第一次出来远游的苏金伞也跃跃欲试。后来，我们考虑到，雨天让这些老人爬这样高的山，不太合适，而且返回途中还有到白帝城参观的机会，所以，这次决定不去了。既然大家都不去，苏金伞这才安心下来。五月三日

　　今日天气放晴，船还在峡中行。不少人坐在观景台上。还有一些同志关着房门在埋头写作。而湖北、武汉两家电视台的记者在忙于拍摄作家们各种活动的镜头。

　　荻帆来到我们房中，念了他刚刚写就的《黄鹤楼》。去年十一月下旬，他突然得了心肌梗塞，消息传出，友人们都很震惊，也很忧虑。今年元旦，上十个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老朋友，到他家去看他，他还很虚弱，说话的声音低哑。他说：“我们照几张相留个纪念吧。”我听了感到凄然。这次黄鹤楼笔会邀请了他，我以为他不可能来的，但他居然来了，而且毫无病容，依然精神抖擞。他还保留了老习惯，一本厚厚的本子总是拿在手中，有所见闻或偶有所感，就立即记了下来，每天晨四时即起床写作。他来汉后，已写了两首新诗了。这首《黄鹤楼》是在上船后写的旧体诗，他一向不惯此道，所以采取了“自度曲”的形式，那是写得很有真情实感的。

　　下午二时，船泊位于四川忠县的石宝寨。我在川江上走过好几次，但只远远地看到过石宝寨。只有这次坐旅游船，才有机会得以去游览。我们一行和外籍旅客一道，坐一小汽轮上岸。离岸不远，一座巨大石山矗立，形如玉印，所以被称为“玉印山”。顺着一条在林荫下的石阶上去，看见了一座古朴的石牌坊，上书“必自卑”。这是鼓励那些到此已感到劳累，望着前面还有高高的山坡，想就此止步的游客的。我们，其中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高笑着从牌坊下穿过。回头看看，牌坊的后面还刻着四个字：“忽焉在后”。妙！

　　石宝寨未必为很多人所知，但不少建筑学家称它为世界少见的奇特建筑。那是十二层崇楼飞阁，最上面的三层支撑在山顶的石台上，名为“魁星阁”。整个建筑依山就势，石木相含，设计巧妙灵活，丰富多采，的确是很值得一看的。苏金伞、萧乾、端木蕻良都上了最高层，虽然已汗流浃背，却都兴致昂然，笑容满面。

　　夜八时半，举行联欢会，船上的服务员表演了独唱和舞蹈。一位美国老人异常活跃，很有风趣。他变了两套魔术，后又和他的老伴合演了滑稽哑剧“照镜子”。外宾们还表演了小合唱。我们一行，宗璞和端木夫人钟耀群朗诵了诗。萧乾于四十一年前曾在欧洲美军第七军中采访，在船上他遇到了一个当年在该军服役的美国人，他俩合唱了一支当年军中流行的歌曲。我们笔会的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合唱了“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的作者公木也站在他们一起高歌。而我紧接在那位美国人变魔术以后，也表演了一套戏法，那是我的保留节目：一个指头变两个指头。

　　罗工柳沿途画速写，并忙于写字赠送求书的诸友人。他是著名的油画家，书法也有功底。承他大笔一挥，送我“神游”二字，笔力苍劲、气势雄奇。

　　五月四日

　　晨，船过酆都。《光明日报》老记者黎丁和我谈及在抗日战争时期，作家骆宾基和丰村在此教书，被反动派逮捕和我们党及文艺界营救他们的情况。那是当年震动了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却恍如昨日。黎丁在为一个年轻人题纪念册时，就写了此事，并说：“从敌人对笔杆的恐惧，益见笔的份量和力量。”

　　上午九时许，抵达重庆。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不少人抗战期间都曾在此工作和学习过，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离开后首次重来的黄裳、荒芜、宗璞等倚在船舷上，望着雄伟的朝天门和两岸高大的建筑群，高跨在嘉陵江上的缆车，都惊叹重庆的变化之大。

　　重庆市文联王觉等负责同志来接。首先驱车到革命圣地曾家岩五十号，即当年的“周公馆”参观。黄裳告诉我，他曾以记者的身份在这里采访过周总理。

　　午餐后，兵分两路。一路去参观渣滓洞、红岩村；一路去南温泉。前一路我曾两次去过，所以选择了后一路。同行者有苏金伞、萧乾、黄裳、荻帆、绿原、黎丁、张常海等。抗战时期，为某种风声所迫，我曾在南温泉一友人家隐居过一段时期。故地重游，山水依旧，而远比过去繁华。今天是青年节，游人很多，不像当年那样幽静了。

　　四时，我们一上车，就落起了大雨。在雨中赶到抗建堂。因为《红岩》杂志正在这里举办“五月诗会”，我们只赶到了尾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我们能与许多年轻的诗人见面，见到了老诗人方敬、杨山、邹绛、梁上泉，以及李纲、王群生、张继楼、杨益言、黄济人诸位。

　　会餐毕，雨已住了。有的同志直接回船，我和荻帆、宗璞等由几个同行的青年陪同，去乘坐从重庆到江北的缆车。从地面向上看去，那似乎是很惊险的，但站立其中却是异常平稳。重庆、江北、南岸繁密的灯火，长江、嘉陵江夜色中的风光，尽收眼底。

　　九时，回到朝天门码头，发觉先我们而返的同志们都散坐在人行道边上。原来，我们乘坐的船开到江北的一个码头去了。大家只好耐心坐在地上等待，一直等到十一时，船才开来。回到房中，荻帆来聊天。我们谈诗，谈过去，更多的是谈将来。只要我们活着，将来就会永远是我们的话题。五月五日

　　早晨，船在阴雨中离开重庆。

　　几天来，笔会参加者除在风景点参观和埋头写作外，也常常在一起交谈。这样彼此可以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和交流意见。而在较熟的人之间，偶尔也戏赠几首打油诗。这里我想摘录几首。宗璞赠荒芜：“衣衫反结衣袖舒，低壁萧条诗满腹。洒酒何人无拘束，长江水上李荒芜。”荻帆也有一诗戏赠荒芜：“一步一诗长江游，三百诗篇囊中收。吟得发丝无几许，若入空门不剃头。”荒芜当然不甘示弱，分别有诗回答，答宗璞的是：“多才博学冯宗璞，一首新诗十里长。却与赵公争上下，三鹿硬说是三羊。”并有附注：“赵公系指‘指鹿为马’的赵高。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宗璞、黄裳我们三人逛汉阳公园，园中有石雕三鹿，宗璞近视，硬说是三羊”。答荻帆的是：“苦吟发展敢辞劳？倒是终南径一条。面壁达摩磨厚脸，近来穿上紫罗袍。”这样的打油诗（荒芜说连打油都不是，只是打水诗）当然是不供发表的，随手写来，读后一笑也就扔掉了，但我觉得从中也可以看出作家们的幽默感和风趣的。

　　荒芜给我看了他刚写的《和金伞七十自嘲诗》。金伞的《七十自嘲》是在十年浩劫后期写的，当然不免有悲愤之语。原诗是：“学诗无成已七十，抚摩双鬓欲何之？俯首新贵觉气短，坐待焚尸嫌日迟。出门常恐遇冷眼，合窗唯有读古书。但愿东风终会来，株老犹能开数枝。”三年前，金伞重病在北京住院。后来奇迹般的逐渐康复了，而且还不断有新作问世，这回是他病后第一次远游。荒芜的和诗是：“东风习习已吹来，老树寒梅冒雪开。要为苍生说疾苦，大江东去不西回。”金伞今年已八十岁，我对他说，应该再好好写一首自寿诗。

　　下午三时半，船泊石宝寨。我们上次已去参观过，这次当然就不去了。于是到石宝寨对岸的西沱镇去看了看。这镇属于石柱县，居民大多是土家族，镇上只有一条街，沿坡而上，有几里路长。街最宽处只有五、六尺，最窄的地方打一把伞可以接两边屋檐流下的雨水。这是一个别有风情的古朴的小镇。

　　晚七时，船上照例又举行欢迎宴会。外宾中，一位美国妇人用纯熟的北京话祝酒，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兴趣。后来翻译介绍，她是在抗日战争中曾任驻华美军总司令和中印缅战区最高司令官的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名叫南希·史文思。当年史迪威将军因不满于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主张把美国对华援助物资平均分给国共双方，终于和蒋介石决裂。他的正直和卓识远见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三年前，有一个青年将他写的有六十万字的史迪威传记的原稿给我看，想与我合作写一个电影剧本。因为种种原因，剧本未写成，但读了那传记后，使我对史迪威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更深的钦佩。没有想到在船上会遇到他的女儿。

　　十时，船靠万县。我和荻帆、严辰、荒芜、萧乾、公木等一道上岸去看了看。雨后颇有寒意，萧乾穿上了五件毛衣，外加风衣，上那高高的石坡时，他一直冲在前面。万县沿江的街边有夜市，主要是竹席、竹椅、竹沙发和各种小吃。我们各买了一两件小工艺品就回船了。

　　五月六日

　　九时许，船抵奉节。上次过此时，因天雨，大家没有去参观白帝城，想留待返航时再去。可今天又是阴雨天气，大家决定冒雨也要游览这有名的古迹。我已去参观过两次，而且十号将在武汉举行这次笔会的诗文朗诵会，我必须写一点什么，所以就留在船上，赶写一篇短文。同时留下的还有好几个人，苏金伞想去被我们劝阻了。他颇有感慨地写了几句话：“远望白帝城，飘杏在云天。踟踌未敢上，勇壮愧萧乾。”

　　短文写成草稿，不太满意。黄鹤楼的重建，不仅是恢复一个世界闻名的古迹，而且还包含着历史的启示，时代的象征，应该是大可抒发情怀，让想象纵横翱翔的。但如何写得精炼，情文并茂，却并不容易。

　　我抽空为笔会的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送来的纪念册各写了几句话。同时也翻看了别的作家、诗人们的题词，其中有的颇有意思。比如，端木的：“相逢毕竟曾相识，两代情殷信有之。黄鹤归来不算晚，武昌鱼美花开时。”另外，还有谁的一首（我忘了录作者名字）：“纵目云天外，望洋好放船。起锚浑沌港，系绽自由湾。诗老唯余辣，酒酣最忌甜。文章拙手著，道义铁肩担。”还有公木的：“甘做剑鞘，自己宁可经历风霜，而保护剑的锋利，这样的人是我们的好同志。”绿原为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摘引了歌德的几句话，也引起了我的深思：“题材摆在人人面前，主题只有少数人知道，而表现手法永远是个秘密。”

　　下午，与李普谈天，他谈到了在“文革”期间一家人的遭遇，那也是够悲惨的。我想，他的健康状况不太好，恐怕与他在“文革”期间所受的折磨有关。在抗战期间，重庆《新华日报》刊载了他报道解放区情况的一组文章，很受读者的重视。我认识他是解放初期在武汉，他的夫人沈蓉是我高中时的同学，而且我和她同在一个地下党支部。他让我看了沈蓉最近写的一篇散文《小黑的故事》，那是纪念在“文革”时期陪伴他们，尔后被人杀害的一条可爱的小狗，写得很感人。

　　午后三时许，游白帝城的人回来了，虽然冒着微雨，他们的兴致都很好，说在雨中游览，另有一番情趣。他们还谈到所乘坐的小火轮为另一条船所撞的事，当时正在波涛汹涌的风箱峡，幸好没有一个人受伤。冒了这一点风险，更为他们的游览增添了色彩。

　　后天，船上将又要举行联欢会。宗璞组织萧乾、荻帆、绿原、荒芜和我来合唱一支美国歌曲《老黑奴》和一支中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我们一起在萧乾房中练习了几遍。五月七日

　　晨六时，船从奉节开出。天已放晴，霞光四射，我们真是“朝辞白帝彩云间”了。不久，船在急浪中驶入雄冠天下的夔门，进入瞿塘峡。这是三峡中最短、最狭而最有气势的一段。而且名胜古迹，比比皆是。中外游客都来到观景台上，一会指点“孟良梯”，一会又指点“盔甲洞”。一会又来到了“风箱峡”。午后一时，船通过西陵峡，葛洲坝已经在望了。左岸，由于修大坝在这里炸山取石，青山露出了一大片淡红色参差不齐的坡壁。据船员告诉我们，完全可以到三星坪那边去取石，而不应该破坏峡中的风景。

　　一时半，船进入葛洲坝的二号船闸。每个乘客都走出了舱门，先是挤在船头看船如何进闸。后又拥向船尾看那沉重的闸门如何关闭。大家（包括那些海外游客）都怀着兴奋的心情，这里那里，到处都是照相机在晃动。在船上，望着闸中的江水渐渐下落。后来，前闸门缓缓打开，我们通过葛洲坝了。二时抵宜昌，先乘车去“三游洞”参观。三年前我曾来过。这次重来，发觉增添了一些新筑的亭台，特别是张飞擂鼓的石像，很有气势。三游洞之得名，是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和他的弟弟白行简、与元稹到此同游过。宋代时，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又来同游过，称之为“后三游”。这次我们一行中诗人不少，宜昌文物局的同志要诗人们留下一点墨迹作纪念。

　　接着去葛洲坝参观。由于时间匆促，只是在坝上走了一圈。在泄洪闸前，大家留连了很久。那不断翻滚的浑浊的巨浪，那在夕阳照映下千变万化的高高溅起的浪花，那雄壮的澎湃声，真是惊心动魄，而又有着一种壮烈的美。绿原说，这不是水，这是一片土地。这句话给了端木以启发，他说他要以此写一首新诗。

　　在桃花岭饭店进晚餐后回船。休息了一会，与史迪威将军的女儿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她一头金发，穿着大红的衬衫、黑裤、中国布鞋。瘦削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佩戴着一副红色的闪亮的耳饰，上有两个中国字“友好”。她已七十二岁，毫无老态，谈笑风生。我们告诉她，看上去她像只有五十多岁。她笑着说：“啊，你们太赞美我了。”一口娴熟的北京话。在谈话中，她还经常夹几句：“你说是嘛？”或是，“啊，对罗！”因而显得特别亲切。她七岁时随父亲来中国，在北京住了三年。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三五年，她又来北京和天津各住过三年。她还记得当年在北京的旧居：国子监附近的大方家胡同二十三号。她怀着深厚的爱谈到史迪威，说到他是一个多么好的父亲，是一个多么有卓见的将军，说到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蒋介石的斗争。她说：“如果当年罗斯福能听我父亲的话，就不会有朝鲜战争和后来的越南战争……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了。”显然，她自己对中国人民也是有着真挚的感情的。她和宋庆龄、丁玲等都是朋友。解放后，她已六次来中国。这次她是带一个旅游团来的，她是这个旅游团的团长。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样的长途践涉，而且还要经管一些具体的事务，是很辛苦的。而她说：“我很高兴中国人记得我父亲，我希望全世界都能知道他，我也很喜欢中国。在八十岁以前，我要每年来中国一次，我想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在谈话进行中，我一直留意观察她。使我感动的，不仅是她对父亲的爱，对中国人民的友情，而且，也是在这样一个比我大整整十岁的老妇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激情和不知疲倦地一往直前的精神。于是我知道了：我还年轻。

　　五月八日

　　明天早晨将返回武汉。大江上的旅游就要结束，笔会也近于尾声了。

　　下午二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老诗人、老作家、老画家们每一个人都讲了话，都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集会，一次难忘的旅行，都说这次黄鹤楼笔会是很有意义的。

　　公木建议将黄鹤楼笔会作为永久性的组织，隔几年召开一次，每次邀请不同的作家、诗人、画家来参加，而且要多邀请中青年。端木说，他这次来汉前，见到秦牧，秦牧让他为笔会带来一句话：要多写新诗。秦兆阳出口成章，一开始就念了几句诗：四十余年风月，八千里路云烟。归来双鬓皤然，今夕故乡大变。他说：“今胜今迹”更重要，诗人应该更多地歌唱祖国的今天，歌唱祖国的变化。——每一个人的发言都充满了感情。我注意到，当苏金伞说：“这次笔会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时，他的眼中闪着泪光……晚上，船上举行联欢会。美国、英国和日本外宾都表演了节目。我们表演了小合唱：英文歌曲《老黑奴》和中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萧乾和宗璞又合唱了一支美国民歌。晚会结束前，端木代表我们，将一件小小的纪念品送给了史迪威将军的女儿。那是一张由他写了几句怀念史迪威的话，笔会的每一个参加者签名的宣纸。在会场热烈的掌声中，她接过了宣纸，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是一件珍贵的礼物，谢谢，谢谢！”五月九日

　　船在大雾中停了很久，到岸的时间延迟了。

　　十时，在明丽的阳光中，我们又远远地看到了长江大桥，又看到了金碧辉煌的黄鹤楼和雄伟的晴川饭店。离别了不过十天，却好像已是过了很久。

　　是的，这一次航行是值得纪念的。

　　绿原对我说：“这次回去后，我要好好写一组诗。”我相信他会写出的，我相信那将是美丽的诗。

　　我相信笔会的每一个参加者都将奉献出自己最好的诗。１９８５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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