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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以外




  上星期天,接到一个朋友的信,里面提到另一个朋友的死讯。当时我颇有一点惆怅。在目前的中国,一两个人的死自然不值得惊奇,我虽离中年的大门还颇有一段距离,这几年也就默默地经历过好几次死别的悲哀了。但这一次却想写下一点哀悼的文字。我和死者有十多年的交往也应该有这一点情谊。但我提笔的原因,有一半却是为了生者:现在还健在的友人和我自己。

  死者的名字是蒋良华,我初中时的同学,一个非常——用老师的话说——调皮的学生。上课不用功不必说了,而且常常要做出一些小小的恶作剧。他的小足球踢得很好,在初中一年级时已经是校内出名的球员了。另外,他又是很出色的话剧演员,代表学校出席讲演比赛的选手。总之,在课外活动中他往往占一个显要的位置,成为我的和别的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

  因为住处的相邻,也由于性格的相近,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谁起得较早时就去邀约另外一个,一道骑着自行车上学,晚上又一道回家。我还能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些大雪的冬日,天还没有大亮,他就站在我家的窗口低声地呼唤。低声,是为了怕惊醒我的祖父(祖父不喜欢蒋良华,老是说他把我“带坏了”)。他的声音虽然那样低,我还是在警觉地期待中被惊醒了,悄悄地爬起床,因为寒冷而颤抖着,披上衣服,走向窗口向他做手势,一面忙乱地扣衣服。他也做手势回答我,意思是要我快一点。我们表现得紧张而又神秘,那景象现在想来还非常生动。很快地我就穿着好了,轻步下楼。一到门外,我们就跳上各人自己的车子,飞快地骑走了,同时吹着口哨,唱着歌……

  蒋良华的家庭曾经富有过,后来衰落下来了。他的父亲曾经是政界的红人,因为风云的变幻,加上一点别的什么打击,倒了台,在家里闲住着。他看去很苍老,很少说话。良华是他最小的、也是仅剩下来的儿子,受着老人衷心的爱抚和严厉的管束。他的母亲(老人的第三个姨太太)的出身听说不大值得尊重,因为她的善良和慈祥,我是非常欢喜她的。再加上一个远房的孀居的姑母,就组成了他们冷清的家了。——他们的屋外是一个没有人经管的废园,有着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阳光不易射到屋内。那高大幽暗的房中,常常寂静得只听见窗外鸟雀的喧叫声。后来,我想,也许正因为在家中是这样的局促,所以,一跑到外面,良华才反叛地变得那样顽皮吧。

  那个失意的老人,在凄凉的暮年,给予他安慰的,除了独子外,就是书籍。他收藏了好几柜子的书,大都是线装的,也有一些文学读物。因为在家里不能胡闹,良华就只能在书本中来开拓他的天地了。他后来喜爱文学,这种孕育是很有关系的。常常,在晚间,我和他站在椅子上在大书橱中东翻西找,有图画的,故事性的,就都取了来看。开初我们还轻声说话,后来就都沉默了,两人都沉进了悲哀的或是美丽的故事中间,一直到他母亲再三来催促他去睡觉。

  在我们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北方学生运动的狂澜卷到了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在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的影响下面,我们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参与了几次全市学生的示威游行。良华很少出现在球场上了,他常常埋头啃着一些厚厚的理论书籍,开始成熟起来。初中毕业的那一年,芦沟桥的炮声在北方震响。良华异常地狂热和激动。他参加了一个流动宣传队,到邻近的县城和乡下去进行各种救亡宣传活动。常常,深夜他来敲我家的门,告诉我他们工作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灯光下他的燃烧着热情的脸。

  战局激剧地转变,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已处在紧急的状态中。他家决定搬迁到桂林。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向我辞行。我们在街上边走边谈。他显得有些忧郁、焦躁,说他原来准备到遥远的北方去,但又觉得完全丢开父母不顾是不对的,想等他们安顿下来以后再说。他向我说了将来的打算和计划。那时候,他是有着迫不及待地为这个时代献身的激情。我们热情地谈着,一直到深夜。店铺的大门一家一家地关上了,街上行人已逐渐稀少。我们沿着幽静的街道走着,哪一家窗口飘吹过来一个少女的歌声,唱的是忧愤的《松花江上》。最后我送他到家,紧紧地握手,两人都流泪,相互叮咛永不相忘。当他走进去后,我还站在阴暗中,久久地凝视在夜色中的荒凉的废园和楼上窗口不安的灯光。……不久后,我沿江西上到了重庆。有三年多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后来他从另外一个朋友处打听到了我所进的学校,给了我一封很长的信,告知了他这几年的情况:他的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家境非常困难。他原也进了学校,现在已经辍学,打算先将母亲安顿在一家亲戚处,他好走自己的路云云。信的语气已不像过去那样爽朗,甚至有一点阴郁,但还迫望着进步。我想,这个社会的某一面的现实已在他面前揭开了。这是残酷的,也是不可免的。而在一个充满幻想的热情的少年的发展道路上,一点痛苦和一点折磨也正是养料吧。我很快地给了他一封信,却没有收到回信。我想,也许他已离开了原地,而开始了悲壮的飘流了吧!我为他祝福。这样不知音讯地又过了两年多,我们却在一个意外的场合下重逢。

  一个秋天的黄昏,我搭公共汽车去城里。同车的两个乘客因为一点什么事争执得很厉害。那当中的一个人的语调我似乎是熟悉的。我在人丛中挤了过去。我谨慎地打量了好一会后,就兴奋地大喊了一声。那果然是他——蒋良华,他已变得多了,戴上了黑边的眼镜,穿起了长袍,神情像一个中年人。但我还是从他的脸上的某种表情认出了他。

  他也显得非常惊喜,向他的对手道歉,结束了争闹。我们在最近的一站下了车。我引他走进了一家小小的冷酒店。我们之间有一点拘谨,一点矜持,这是久别的友人之间常有的情形。当喝下两杯酒之后,话就渐渐地多起来了。在我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后,他向我诉说着这两年间的遭遇。辍学以后,为了负起家庭的重担,他做了半年的小公务员。接着湘桂战争爆发,无法买到车票,他和母亲只有随着逃难的人群步行。因为沿途劳累和积年的忧郁,在途中母亲病倒了。到南丹时,母亲的病更严重。他说:“母亲实在不能再多走一步了,坐在地上,倚在我的怀中喘息。她的脸色苍白得真像一张纸,额上一颗一颗的汗珠。那时候要弄一杯水都非常困难,还谈什么治疗呢。而且也没有钱。我眼望着她受苦,没有一点办法。我心里纷乱极了。你相信么,在刹那间,我甚至希望她快点死去。而她终于死在我的怀里。弥留时,她只是断断续续地说:‘你走吧,华,你妈一生也苦够了,你走吧,妈会保佑你的。’你看,她还是只记挂我。”他的眼睛湿润,低头呷了一口酒,接着又说:“我草草地埋葬了她,在坟前做了一个记号,打算有机会再去看看。而我看这样的机会永远不会有了。”他呛咳着,脸上泛着激动的红色。

  我告诉他我的母亲也是死在那一次逃难中。后来问到他到重庆后的情况。他说他在重庆的熟人很少,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小学教员的位置。

  “也只是混一碗饭吃而已,这年头……”我惊异于他的语气,“少年人的那种单纯的热情我已经消失了。人生的道路原来是这样艰难。父亲一死,我开始认识了这个社会的残酷;想将母亲寄居到一家亲戚家里,那家亲戚曾经得过我父亲很多帮助,在抗战中发了国难财,他们却只给我白眼。母亲的死,更使我感到了人生的凄凉。而生活又是这样不易……”

  我沉默着,在我面前坐着的是我少年时的同伴,而且我们是一道谈到过理想和追求的。现在他的雄心是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我不知道我是应该给予安慰还是责备。当他低头喝酒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在酒楼上》,虽然我并不认为他就是吕纬甫。

  “我相信对这个社会和它的前途,我是还有所认识的。”他以兴奋的语调说,“目前的处境我真不甘心。有时候,我自己问自己,难道就这样消沉下去么?我的少年时的梦想呢?”

  我想到了一个脱离集体的孤独者斗争的艰难。但一时又不好向他多没什么,只是泛泛地说了一些鼓舞的话。他用那样不满的眼光看了看我,好像说:“你向我谈这些空话干什么?!”我只好住了口,在沉重的心情中和他分了手。以后,我又和他见过几次面,有过几次长谈。对他我了解得更多了一些。我明了他的不甘沉落的悲哀。另一面,他变得渐渐有些愤世嫉俗,在生活的泥潭中挣扎着,却愈深地陷了下去。他有时也谈到理想,但却已失去了当年的热情,有时甚至是以嘲笑和虚无的口吻谈到当年对他是神圣的东西了。

  他因为常常发点牢骚而又自傲,和学校的同事相处得不好。学期终了时,他被解聘。在一个远房亲戚处呆了半个月,又到附近一个小学教书去了。在那座小城中,自然更寂寞,心情也变得更荒凉,给我来信很少。

  去年我离开重庆时,他赶来送行。当我们沿着一条僻静的街道散步时,我想到了九年前在武汉为他送别的情景。那时候,他是一个满怀热情的少年,而现在他已只能以悲愤哺养自己。那时候,他要告别的城市因危急而渐渐冷落了,但我们的国家是以英雄的气魄在灾难中屹立,上升;而现在,我要告别的城市因战争的胜利而渐渐冷落了,但我们的国家却被覆上了巨大的新的战争的阴影,有的人想独占胜利而置人民于深渊。……呵,九年!我似乎听到了时间河流的汹涌澎湃,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情怀。他很沉默。我了解他的心情。我叮嘱他珍重,应该看到自己身外,应该看到将来。分别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以被压抑着的颤抖的声音说:“你回去看一看我们过去的城市,看一看我家的废园。我大概一两年内走不掉了。回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哪里都是一样……记住我,常常给我信,我……”他没有能够说完下面的话,我的眼里也充满了眼泪。

  我回到故乡后,给了他几封信都没有收到回复。一直到两月前,才接到他一封很长的信,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我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是老肺病,吐血,恐怕是好不起来了。因为空闲,我思索了许多事情。过去,我自暴自弃,甘愿灭亡,甚至多次想到过自杀。病了,却又特别感到生命的可贵。每天早晨,睡在床上,听见小学生们在操场上唱歌,我就有着强烈的生的欲望。迫望着追回失去了的少年时期。我的心中,有一股神圣的火焰,照明一切,向我指示了未来。我已经痛切地知道,这几年,我是错误的。我的消沉和堕落不能也不应责备生活。战败者不应埋怨敌人的强大……我想起了你对我的几次长谈和我们之间的争论。我现在是真正地理解了这个世界的痛苦和庄严。如果能够,如果我能够从头生活一次,我该是多么快乐呀……但是,我怕已经晚了。

  这一封充满了生命的呼喊的信,给了我很强烈的震动。我张罗了一点钱为他寄去,安慰了他,希望他好好养病。

  这以后,他就没有信来了。我不知道他的病好了没有?在异地的小城里,谁照顾他呢?……当我再知道他的消息时,却已是死讯了。

  我有一点惆怅,却并没有流泪。这个时代已将我们的感情锻炼得粗糙了。但我却立意要写下一点哀悼的文字,为过去美丽的少年时期的友谊,为死者的受伤的灵魂,而且——也为生者,为我自己。

  我痛切地感到,死者的悲哀也正是我和一些年轻的友人多多少少所共有的。谁不曾有过灿烂的年华,少年的梦想?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有多少人是在生活中沉沦了。有的一心经营自己的小巢,成了安分守己的小市民;有的在一点挫折和打击下退缩,在暴风雨中将头缩进折断了的翅膀中去;更有的走上了背叛的道路,卖身投靠……在看到这各种各样的变化时,是不能不感慨或愤懑的。良华则是属于另外一类。他还是比较真诚的,也还没有忘记自己当年的梦想。但他也在生活的重轭下苦苦地挣扎着,迷失了自己的道路,耗尽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悲剧。但我想这不应该是一个宿命性的悲剧,并不是就不能找到出路的。当我前夜重读良华的信时,我战栗。为什么我们在死前才忏悔,在不能挽回时才觉到自己错误。我觉得我也真正懂得这个世界的痛苦和庄严了。

  我简单地、零乱地作了这样一点追述。窗外,是夏初的黑夜,白日的燥热是已经过去了。乌云沉重,预告着深夜的雷雨……194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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