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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工作”

——马克思的生平生活的起步
　　在现今德国莱茵省当年的普鲁士南部，摩塞尔河畔有一座小城——特利尔，它建于古罗马帝国时代。在中世纪，一直是大主教教廷的所在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给莱茵省的生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1795年，法国革命军开来莱茵地区，特利尔从封建的桎梏中获得了解放，废除了农奴制，取消了封建特权。20年后，它回归德国，成为普鲁士最先进的地区之一。普鲁士，是处于分散状态的德国38个邦中最反动的一个邦。普鲁士的反动统治势力以阴沉和警惕的眼光注视着莱茵地区，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防范和打击自由主义者的活动。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在这座古老、美丽，而又激荡着政治风浪的小城里，它当时只有一万二千人口。
　　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深受法国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他同情人民的疾苦，主张德国的统一。但他的自由主义具有温和的色彩，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国王的恩典。
　　他在特利尔高等上诉法院担任律师，在当地声望很高。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普列斯堡是荷兰人，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生了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繁忙的家务消耗了她的全部精力。她很为马克思的聪明活泼感到喜悦，希望儿子将来有稳定、富足的生活和辉煌的前程。当她后来看到儿子不是如她所期望的那样，她是怀着惶惑不安的心情的。
　　马克思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他是男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受到双亲的宠爱，常和姐妹弟弟一道玩耍。他活泼调皮，善于组织各种游戏，也很会讲故事。
　　他童年的伙伴中还有一个比他年长四岁的姑娘——燕妮。她家的大花园是这一群孩子喜爱的游戏场所。燕妮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是马克思父亲的知交。他担任枢密顾问官，虽身居高位，但也具有自由派的观点，并有高深的文学素养。他很和蔼，常和孩子们一道散步。在冬夜就围聚在他那温暖的客厅里，给孩子们讲古希腊罗马的故事，背诵古希腊诗人荷马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后来，也正是他第一次向年轻的马克思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学说。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马克思就是由于他父亲和威斯特华伦——他未来的岳父的熏陶，从而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并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他的父亲很欣赏儿子的才华，但是到后来看到儿子越来越激烈的革命倾向，又很为儿子莫测的前途担忧了，他在马克思20岁时去世。马克思终身都对父亲怀着敬爱的心理。他也敬爱他后来的岳父，并将他的博士论文献给了他。
　　1830年10月，12岁的马克思进入特利尔中学，开始接受系统的科学知识。根据他的“中学毕业证书”的记载，各门功课成绩优良。除了德语外，他还很好地掌握了法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在同学中，他的成绩不是最好的，但他那独立思考的能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他在上学的路上，每天都会看到拥挤在中心广场上那些衣衫褴褛、乞求施舍的穷人们。他也走访过农村，了解到摩塞尔地区农民是如何贫困。这些社会现象在他纯真的心灵中激起了阵阵波澜。
　　而就在马克思进入中学的那一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推翻了代表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波旁王朝。这次革命也影响到德国，推动了德国境内的民主运动。那浪潮也波及到特利尔地区。有个进步的文化团体“文学俱乐部”是特利尔自由派的活动中心。马克思的父亲和特利尔中学的校长维滕巴赫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1834年1月，这个俱乐部为欢迎莱茵省议会中的自由派议员曾举行了一次宴会。不久又为庆祝俱乐部成立纪念日而举行了一次游行。人们高唱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马赛曲》等革命歌曲在街上行进。庆祝活动事实上是一次大示威。反动当局立即采取镇压措施，俱乐部受到监视。有的人因参加游行而被审讯，有的被逮捕。马克思的父亲因在那次欢迎宴会上发表过温和的演说也被秘密传讯。特利尔中学一时也在恐怖阴影中笼罩着。几位倾向进步的老师受到迫害。反动当局本打算将校长撤职，但又怕激起众怒，就任命了一个反动的教师勒尔斯为副校长，以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控制，并监视校内的政治活动。
　　发生在周围的种种情况，包括他父亲的被传讯，激起了年轻马克思的愤慨。1835年，他在毕业离校前夕，向师长们——辞行，唯独不去反动教员勒尔斯家。
　　从他的毕业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状况。作文的题目是：《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他在文章的开头写道：“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这一思想表明了他已经意识到各种社会关系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他用下面这样一段话结束了文章：“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这个17岁的高中毕业生虽然还只是比较抽象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但已显现出了他的高尚的情怀。这种情怀当他成年以后经常以一句更为简洁的话表达了出来：“为人类工作”。秘密订婚
　　马克思和燕妮于1836年秘密订婚。当年马克思18岁，燕妮22岁。
　　他们是童年时亲密的游伴。当马克思12岁进入中学的时候，燕妮已是16岁的少女。被父母引进了社交界。她出身名门，美丽而又有教养。在舞会上被人们称为“皇后”，在别的交际场合，她也是被注视的中心。她的身边总有一大群爱慕者和追求者，其中有官宦子弟、青年贵族、英俊军官……但没有一个人能博得她的欢心。她追求的不是世俗的荣华富贵。她有卓越的才智，纯洁的理想。只有胸怀大志，愿为崇高事业献身的勇士，才是她所要选择的人。当她出入社交界几年以后，她的心落在了已长成为青年的马克思身上。她了解他的才华、性格和南向。而在已萌发了对爱情的向往的年轻的马克思眼中，美丽而心灵丰富的燕妮是世界上唯一完美的女性。但他对她的爱只是默默的，因为他顾虑到两家社会经济地位的悬殊，也看到了她身边那一群家庭条件和身份都远较他优越的追求者。和燕妮虽然不缺乏接近的机会，他却不敢向她倾诉自己诚挚、纯真的感情。
　　马克思的姐姐，燕妮的好友索菲娅理解这两个在暗中相互爱恋着的青年人。通过她的沟通、帮助和安排，当马克思读完大学第一年后的夏天，他们才各自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和心愿。燕妮接受了马克思的求婚。这件应该欢庆的喜事当时却只能严守秘密。知道这事的除了马克思的姐姐外，只有他的父亲，因为燕妮对婚姻的决定同她的家庭的期望是完全不同的。
　　她的父亲威斯特华伦，虽然在思想上比较开明，也很欣赏马克思的才华，但还是很难完全摆脱门第之见。燕妮的母亲则更是顽守贵族的传统观念。燕妮还有一个异母兄弟，比她大15岁的斐迪南，更是思想顽固。他们都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燕妮接受马克思的求婚，是冒着和家庭破裂的风险的。而且，她也不是完全没有预见到她和马克思结合以后风险莫测的未来。但是，她断然作出了她的选择。从中可以看出她对真正的爱情的含义的理解，可以看出她对马克思的信任，也可看出她的坚强的毅力。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读了一年后，转学到了柏林大学。这是遵从他父亲的意见。这样他就不得不与刚订婚的未婚妻分离。
　　到柏林大学后，他学习很用功，同时怀着炽热的心情眷恋着燕妮。使他苦恼的是，他不能通过写信表达自己的情怀。因为燕妮已与他约定，在他们的婚约没有得到承认并正式宣布以前，她是不会和他直接通信的。她不愿父母受到刺激，也不愿为那些喜欢拨弄是非的人提供诋毁她的口实。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常常焦急不安和恍惚不定。正像一些在热恋中的青年一样，他将他的激情通过诗的形式表达。他手写了三本诗，分别题为《诗歌集》、《爱之书》（第1部）、《爱之书》（第2部），先后献给了在远方的未婚妻。从诗的艺术看，它们并不是很好的，马克思自己也认识到他缺乏这方面的才能，但作为真诚的爱的表白，它们是珍贵的。燕妮读到这些诗时，常常感动得哭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将它们珍藏着，直到她的生命的最后一息，从来没有给人看过。
　　燕妮也日日夜夜怀念着远方的未婚夫，也因为不能和他直接通信而痛苦不安。她只有常常到马克思家里去，从马克思的父亲和他的姐姐索菲娅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和温暖，并得知一些马克思的情况，而且她也有许多心里的话要悄悄地对索菲娅说。索菲娅了解她的心情。她十分疼爱她，总是让她在自己家里呆得久一些，她除将马克思的近况告知燕妮外，还写信将燕妮的情况告知马克思，作为他们之间感情和情况交流的桥梁。
　　老马克思当然以有这样一个儿媳而高兴。他告诉马克思，他“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爱她”。他信任燕妮的坚贞的感情，他告诉马克思，没有任何王公贵族可以动摇她的决心。他充分认识到燕妮所付出的代价。他写信给儿子说：“以她的才华，她为你所作的牺牲，绝不是寻常女子所能做到的。”但是，老马克思的心情又是复杂而沉重的。一方面，他希望儿子不要陶醉于爱情而影响了学业；更主要的是，他觉察到了儿子在政治方面愈来愈激烈的倾向，预感到儿子的前途是充满了风险的，他为儿子忧虑，也担心儿子不能给燕妮带来幸福。
　　马克思和燕妮，在整整经过七年以后，才得以冲破重重阻碍，克服种种困难，正式结婚。后来的事实证明，老马克思的预感是正确的，而且，他们所经受的磨难和风暴，远远超过了老马克思的估计。但是，燕妮对自己的选择——对爱情的选择，也是对生命道路的选择，终身无悔。有一点，那可能是老马克思百思不解的，即：燕妮认识到丈夫所从事的事业（那也成为了她的事业）的伟大意义，因而，她从自己的奉献和牺牲中，得到了最高意义上的幸福。大学时代
　　中，开始就这样说：“在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像是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明确地指出新生活的方向。”可以看出，他是意识到大学生活对他的重要性。
　　他开始进的是波恩大学法律系。当时这所大学的校风不好，学生们大都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马克思多少也沾染到这种习气。他有时和一些同学到一家名为“白马”的酒店喝酒，还因夜间醉酒喧闹被学校关过一天禁闭。还有一次和一个贵族同学拔剑决斗，他左眼上方的伤疤就是当时受了轻伤留下的纪念。从他父亲当年给他的信中看来，他的花费是很大的，以至引起了父亲的抱怨。但他学习还是很努力，得到了老师“十分勤勉和经常用功”的评语。在课外，他还阅读了不少科学专著。
　　第二年，父亲决定让他转学到柏林大学。他希望儿子脱离波恩大学学生们的那种浪荡生活习气。马克思当时刚和燕妮订婚，实在不愿离开未婚妻，也不愿离开风景优美的故乡。但他不能违背父亲的旨意。他于1836年10月乘坐邮车，沿着秋天的道路走了5天，几乎横穿整个国土到达了柏林。
　　柏林是普鲁士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的地方。而柏林大学又是思想斗争的中心，德国古典哲学最著名的代表黑格尔不久前在这里讲过学。马克思进校时，许多讲座还是由他的门生主持。
　　这所大学的学术空气浓厚。马克思喜爱这里的学习环境，生活作风变得严谨了。他选课并不多，课外攻读了大量学术著作。由于学习刻苦，也可能由于初次离开燕妮后心情的波动，有过许多不眠之夜，健康情况逐渐变坏。在读完第一学期之后，他接受了医生的劝告，到郊区一个渔村度过了整个夏天。
　　那里环境幽静，空气新鲜。他一面休养，一面还是埋头读书、思考，主要是钻研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从而领会了辩证法的奥秘，这对他后来科学地从事学术研究是大有助益的。
　　不久，他参加了当时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团体——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他们对德国落后的状况和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不满。他们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宗教——普鲁士君主专制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是俱乐部中最年轻的成员。一位大学时代的成员这样描写他当时的容貌：“他前额很高，浓黑的眉毛下闪烁着炯炯有神的目光，还有一个轮廓分明、略带刚硬的口形。这种面貌证明了一种强烈地表现出来的严肃、坚定而果敢的性格。”他以非凡的才能、渊博的学识、敏锐的分析力，博得了那些较他年长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的称颂，成为俱乐部的精神领袖之一。
　　1839年起，马克思埋头研究古希腊哲学史，着重研究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哲学。他之所以把这三派作为研究的重点，是因为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的发展和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的发展，都是自己时代的自由思想的体现。1840年下半年起，他开始写博士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宣扬他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为伊壁鸠鲁这一古希腊最伟大的启蒙者和公开反对信仰上帝的人的无神论辩护。他坚决反对使科学服从于宗教，给人类自由思想套上枷锁的任何企图，这也就是向基督教的普鲁士国家和封建制度宣战。在论文中，他还阐明了哲学和生活的辩证统一原则。他说：“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那就意味着哲学应当成为改造世界的工具。同时哲学也在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中，不断得到发展。这里已经包含着他后来科学地阐明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原则的萌芽。
　　这篇博士论文中仍然持有黑格尔的观点，但他的思想已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远远地超过了青年黑格尔派所能达到的水平。
　　1841年3月，在博士论文已完成后，他写了一篇充满战斗激情的序言，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立场。他公开宣布自己是同宗教誓不两立的无神论者。他推崇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他敬爱的普罗米修士，那个将天火送给人类的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称他是“哲学历史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他借用普罗米修士的话宣告：“我痛恨所有的神”。并借用普罗米修士的话回答那些为反动势力效劳的人：也不愿受人奴役；我宁肯被锁在岩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他以普罗米修士的高尚的精神作为鼓舞、激励自己的力量。而普罗米修士的命运也正象征着他自己将来的命运。为了让真理的火去点燃受难者的心灵并使他们获得解放，他宁肯终生承受流亡、贫困的折磨，宁可面对风暴雷电。与普罗米修士不同的是，他不是被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而是自愿锁在岩石上的。
　　1841年3月，马克思大学毕业。当时普鲁士处在国王威廉第四的统治下，这是一位“最伪善、最狡猾的”封建专制君主。那些敢于发表共和主义言论的大学教授受到暗探的监视，不少大学生由于发表政治讲演而被逮捕。一些进步的教授因而纷纷被迫离开大学。马克思原打算到波恩大学执教的，在这种情势下，他只好放弃了这一打算，转移到了新闻战线。
　　1942年初，他写成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个在1841年底颁布的检查令以其表面漂亮的言词蒙蔽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表示欢迎。但马克思却雄辩地揭露了这个新的检查令的欺骗性、虚伪性，及其反动的实质。最后他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将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体系。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书报检查的限制，这篇文章当年没有可能在普鲁士发表。
　　接着，马克思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莱茵报》是由自由资产阶级在科伦创办的，他们吸收了一批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参加编辑工作。马克思认为可以将该报作为宣扬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阵地。但原来的主编还不足以胜任这一职责。1842年10月，马克思正式接任为主编，他当年只有24岁。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的革命民主倾向表现得愈益浓厚，报纸的影响也不断扩大，订户增至3400多户，不仅超出了莱茵省，也超出了普鲁士。
　　在《莱茵报》时期，特别是他当主编以后，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已日益明显。他不赞成他们总是倾向于把哲学上的批判看作就是目的，而不是把这种批判同公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他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报纸必须表达人民的思想和愿望，“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他在《莱茵报》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是通过具体事实来揭露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为了驳斥政府对他的“歪曲事实，诽谤政府”的指责，马克思曾到摩塞尔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接触农民，深入了解他们的贫困状况。
　　在当时普鲁士“这个没有警察局发的牌号连狗也不能生存的地方”，要办《莱茵报》这样一份报纸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既要坚持立场，揭露现实，指明方向，又要对付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和官方不时的指控。马克思十分注意斗争的策略，利用一切从事合法工作的可能性，在内容允许的限度内使“形式”缓和一些。而有时，他还有意作弄那些检察官。——他坚守在岗位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
　　但反动政府终于不能容忍，在1843年1月作出决定，从4月1日起禁止《莱茵报》出版。这立即在莱茵省激起了抗议的浪潮，要求国王撤销查封的命令。摩塞尔河沿岸的农民也纷纷请愿，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莱茵报》散布过谣言，诽谤过政府；我们只知道报纸报道了我们地区和我们命运的真实情况。
　　但是报纸的股东们却指责马克思的思想过激，要求马克思放弃反政府的立场。这当然是马克思所决不能接受的。他在一封信中说：“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为了自由，在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屈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1843年3月17日，他发出了退出编辑部的声明。但报纸还是被迫在4月1日停刊了。
　　当马克思大学刚毕业时，一位青年黑格尔分子就这样赞扬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敏锐的机智。
　　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和黑格尔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而当他刚刚踏入社会，通过在《莱茵报》这一年的工作（其中担任主编5个月），就更扩大了他的声誉和影响。进步的人士用赞赏的眼光注视着这位年轻的主编，而反动派则对他充满了仇恨和警惕。也正是通过这一段工作，通过与德国现实生活的接触，使他对社会问题更为关注。这是他从研究政治转而研究经济关系的开始，也是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开始。
　　在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不久，在他和燕妮秘密订婚7年，饱经爱情生活的折磨以后，终于冲破了阻碍，于1843年6月19日举行了简朴、端庄的婚礼。他们在美丽的莱茵河畔作了短暂的密月旅行，度过了在他们一生中最美好、恬静的时光，接着就开始了更为漫长，更为艰苦，虽然也可以说是更为壮丽的生涯。流寓巴黎
　　他之所以去巴黎，是因为普鲁士反动的气氛使他感到窒息，深感到在那里难以积聚革命力量，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
　　当他准备动身前，普鲁士政府通过他父亲的朋友向他提出建议，邀他去政府任职，那样他就可以享受平安、富裕的生活。他断然拒绝了这种收买，而宁愿流亡到异国。自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巴黎一直是革命的中心，成了欧洲各国革命者所向往的地方，聚集着各种社会主义学派的活动家。巴黎也是德国政治流亡者集中的地方，他们和德国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通过他们可以把革命的影响扩展到德国。当时巴黎也是世界科学和文化最大的中心之一。所以，马克思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巴黎的，他将它称为“新世界的新首府”。
　　侨居巴黎的流亡者热情地欢迎这位已有很高声誉的原《莱茵报》主编的到来，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有名的活动家，经常到他家作客。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在那一时期成为马克思最亲近的知己。马克思对海涅的创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海涅对马克思怀着始终不渝的敬意。
　　马克思的朋友们在他家里不仅受到亲切的关怀，而且还得到经常的帮助。燕妮在结婚后不久得到了一笔不大的遗产。
　　当穷困的同志和朋友们来看望他们时，他们把放钱的匣子打开放在桌上，每个人可以从中取去他所需的数目。
　　在巴黎，马克思还经常与工人接触，有一些夜晚，他到工人住室里或去工人聚集的小酒店中，与他们促膝谈心，他和燕妮还经常到工人家庭进行访问。他曾怀着激情写道：“人类的兄弟情谊在他们中间不是词句，而是真实，而且人类的高贵从那被劳动锻炼得刚强的形象中，向我们发出光彩。”
　　马克思还经常参加德法两国工人的集会和工人秘密团体的活动。但他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只是同它们的大多数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因为他并不赞成那些团体的理论观点、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
　　马克思到巴黎后的头几个月，埋头干《德法年鉴》的筹备工作。创办这个刊物是他到巴黎来的主要目的之一。由于另一主编卢格在病中，组稿和编辑的重担全部落在他的肩上。马克思克服了种种困难，《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终于在1844年2月底出版。马克思是这期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发表了他给卢格的三封信和《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出了“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使人类摆脱政治和社会压迫，而那“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是能够彻底进行革命的唯一力量。他阐明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因此，马克思要求把先进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以乐观的语调说：“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是的，马克思就正是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
　　在这一期刊物上撰稿的，还有德国民主主义阵营中最著名的人物，如卢格、海涅、海尔维格、赫斯、恩格斯等。这期刊物出版后，受到了革命者的重视和欢迎。法国革命者把马克思的论文看作是“德国的天才人物给予法国人的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礼物”。但是，普鲁士国王却感到了恐慌和震惊，他命令要动用一切手段阻止这个刊物偷运入境，并下令马克思等撰稿人一进入普鲁士国境就立刻予以逮捕。
　　《德法年鉴》只出了一期合刊就停刊了。因为马克思和另一主编卢格存在着严重原则分歧。卢格虽也不满于现存的制度，但他只是想进行社会改良，不同意马克思的革命思想。而且他也是一个不敢迎着风浪前进的人。他拒绝承担他原已应允拿出资金的义务，造成了经费上的困难。
　　《德法年鉴》虽然只出了一期合刊，但它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它的光华将一直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闪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德法年鉴》上还发表了恩格斯的两篇文章。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第一次同时在一个刊物上出现，他们的思想观点以至用语都惊人地相似。从此奠定了他们友谊的基础，并成为他们共同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而并肩战斗的开端。伟大友谊的开端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普鲁士人，都受到过德国古典哲学的熏陶，都具有战斗的批判精神，通过不同的经历，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走向了共同的道路。用梅林的话说：“马克思是通过对法国革命的研究理解了当代的斗争和要求，而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英国工业的研究做到这一点的。……他们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辉，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辉，——这两者都是开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伟大历史变故。”
　　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日诞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笃信宗教、思想保守的工厂主。恩格斯在学校各门功课都不错，并具有特殊的语言才能，除德语外，还学会了拉丁语、希腊语等。他喜欢写诗、绘画，也爱好骑马、击剑、游泳等体育活动，是一个求知欲旺盛、性格活泼的少年。但当他还不满17岁，中学还未毕业时，他的父亲就命令他到自己的营业所去经商。一年以后，又把他送到不来梅一家贸易公司工作3年。在业余的时间，他勤奋自学，获得了哲学、文学方面的丰富的知识。而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他逐渐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开始关心政治斗争，并发表文章，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1841年春天，他到柏林服兵役，当一名炮手。在这期间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参加了他们所组织的哲学论战，还为《莱茵报》撰稿。服役期满，从德国来到英国，住了将近两年。这是他思想和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他把自己空闲的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详细了解了英国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状况，使他深刻了解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同时，他还研究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差不多与马克思同时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他的思想观点反映在发表在《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中。
　　1842年，恩格斯在科伦《莱茵报》编辑部就与马克思见过面，当时两人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看法和态度不一致，也由于相互缺乏了解，所以见面相当冷淡。但在《德法年鉴》上他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克思从此开始与恩格斯通信。1844年8月，恩格斯在回国途中绕道巴黎会见过马克思。这次情况与上次大不相同，他们都无比高兴，互相谈论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恩格斯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他还写信给马克思说：“我还从来没有一次像在你家里度过的十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的人，感到自己真正是人。”
　　时代的浪潮将两个年轻人——马克思26岁，恩格斯24岁——推到了一起。他们的这次会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历史性的会见。从此，他们共同向旧社会宣战，使反动派惊惶不安；并共同探讨通向理想世界的科学道路，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工人们的响应，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他们共同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合写一部书，批判曾经对他们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当时已越来越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在政治上日趋保守的青年黑格尔派，并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奠定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这部书后来命名为《神圣家族》。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停刊后，埋头研究理论问题。主要成果体现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一书中。此外，他还为在巴黎出版的一份德文报纸《前进报》撰稿。在他的影响下，这份报纸表现出强烈的反普鲁士和宣扬共产主义的倾向。结果，法国政府下令把《前进报》的许多撰稿人首先是马克思驱逐出境，从而结束了马克思在巴黎的一年半的生活。
　　马克思不能回到普鲁士，就于1845年2月，动身去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但普鲁士政府也没有让他在比利时得到安身，要比利时政府将他驱逐出境。马克思被迫于1845年12月放弃了普鲁士国籍，从此以后，就像他所说的：“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
　　马克思到布鲁塞尔不久，燕妮也带着他们不到一岁的女儿来了。他们生活无着。恩格斯得知这一情况后，急忙接济他们。这是他第一次给予马克思的友好的支援。后来这种援助成为经常性的。
　　1845年4月初。恩格斯在完成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以后，也来到布鲁塞尔。马克思和他决定再合作写一部书《德意志意识形态》，以进一步探讨一些问题。在这部著作里，清算了曾给他们巨大影响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首次提出了用唯物主义理解历史的基本原理，即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并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还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在革命改造过程中，不仅社会制度要发生变化，而且人本身也要发生变化。
　　这部著作当年没有找到愿意接受的出版商，到1932年才第一次在苏联出版。
　　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武器，他们意识到，有必要组成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而为此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
　　他们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联系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通信，使分散在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团体加强了联系，提高了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先进工人的思想觉悟，培养了第一批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准备了条件。
　　当马克思领导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为传播共产主义开展活动时，在工人运动中正流行着各种错误思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格律思、克利盖等人宣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他们虽都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不满，但他们的理想或带有空想的平均主义的色彩，或幻想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私有者，或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宣扬“爱”就是一切，……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反对革命斗争，宣扬和平改良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各种论战形式，同这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批判阐述了自己的论点，逐步扩大了科学共产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改造“正义者同盟”进行了努力。
　　正义者同盟原是侨居法国的德国工人，主要是手工业工人的组织，1836年成立于巴黎。40年代初，同盟的领导中心转移到英国伦敦，逐渐具有国际性，参加同盟活动的除德国人外，还有瑞士人、荷兰人、捷克人、俄国人等，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等国都建立了支部。它的宗旨是“希望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是自由的，希望无论什么人生活得都一样：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希望大家共同承受社会的负担、苦难、欢乐、喜悦……”。它的口号是“人人皆兄弟”。显然，同盟是受到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它企图用密谋的策略和发动少数人起义的手段，来达到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目的。这个同盟曾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被谢绝了，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不会同意同盟的指导思想和密谋策略。但他们和同盟保持着密切联系，参加了同盟的一些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对同盟的领导人及其成员们不能不起到影响。由于参加了英国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盟员们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他们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通过密谋的策略是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过去的理论观念的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愈来愈使伦敦的盟员相信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
　　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派了特使去见马克思、恩格斯，邀请他们入盟，并向他们表示：同盟的领导者认识到他们理论的正确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在大会上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作为同盟的纲领发表。经过与特使的谈判并慎重考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邀请，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加入同盟的条件：要求“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马克思厌恶个人迷信，终生对狂热的崇拜持有反感。
　　1847年6月2日至9日，在伦敦举行了共产主义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工作，马克思因为缺乏路费没有能参加大会。恩格斯去了。在大会期间，恩格斯根据他同马克思商量的计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为同盟起草了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不单是名称的改变，而是性质的改变。大会抛弃了“人人皆兄弟”的口号，接受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同盟由原来带密谋性的半秘密工人组织改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是无产阶级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马克思出席了1847年11月29日至12日8日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成了大会上非常受注视的人物。一位出席大会的盟员后来这样记述了自己的印象：“他中等身材，结实有力，肩宽额高，满头密密的黑发，目光炯炯，能洞察一切。就是那时他的尖刻的讽刺已足以使他的论敌丧胆了。马克思是天才的人民领袖。他发表的演说简洁而有条理，逻辑性发展；他决不浪费笔墨，一字一句都有深刻的涵义，都是整个论据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说服和斗争，克服了某些盟员的宗派主义情绪和错误观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果。他们被委托起草宣言。1848年元月，由他们两人共同执笔的《共产党宣言》脱稿。它简要、系统地阐述了他们所制定的学说的原理及其三个组成部分：
　　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无比丰富的思想，坚不可摧的逻辑力量。而其优美的形式和文笔，可与世界文学名著媲美。
　　宣言是以响亮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尾的。这口号在全世界激起了回声。恩格斯说：“在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共产党宣言》是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在革命的暴风雨中
　　就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那一年（1848年），欧洲大陆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首先是在法国进行了二月革命，推翻了代表金融贵族利益的七月王朝。在其影响下，奥地利、波兰、意大利、德国等国也相继燃起了民族解放的烈火。
　　当法国人民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欢欣和兴奋。比利时政府慑于席卷欧洲的共和运动，开始镇压民主主义者，首先是外国的流亡者。3月3日，警察逮捕了马克思。当晚又将燕妮拘留，把她和妓女关在一起，这种卑劣的作法，激起了广大公众的愤怒和抗议，迫使政府第二天释放了他们，将他们驱逐出境。其实，马克思原就准备离开布鲁塞尔而投身到革命的中心去。他已接到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热情的邀请信：“勇敢而正直的马克思，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敞开着大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到达巴黎。共产主义同盟授权由马克思在巴黎组织新的中央委员会。他们非常关注已爆发了革命的德国的形势，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一文件经同盟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后颁发了。文件全面阐述了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具体政治、经济要求。他们还做了大量的劝阻工作，要那些在巴黎的德国工人和流亡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相信有人提出的“用刺刀把自由带进德国”的以为革命可以输入的口号，以及组织义勇军进入德国的这种“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说服他们单个返回祖国，分散到全国各地去参加和领导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于四月初离开巴黎，返回德国参加革命。他们选定科伦作为活动基地——当时那里是革命中心，他们决定创办一份日报，因为那样可以及时地反映当前国内外的整个局势，能够宣传共产主义同盟的路线和策略，指导群众的革命斗争。要办报，首先就是经济问题。马克思把自己得到的一笔遗产几乎全部献了出来，又多方设法筹募了一些资金。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于1848年6月1日创刊了《新莱茵报》——这是第一份革命政党的机关报。
　　这家报纸的编辑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年轻的工作人员，而马克思是主导和灵魂。他掌握大的政治方向，写了大量的社论和评论，分析了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提出正确的策略。他注视的不仅是德国，也评述了欧洲各国运动中的一切重大问题。《新莱茵报》不仅是德国民主派而且无形中成了欧洲民主派共同的机关报。它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赢得巨大的信任。
　　在那些革命的日日夜夜，马克思除主持报纸的工作，撰写大量文章外，还积极地直接领导民主运动，参加群众的集会，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他还曾赶往柏林、维也纳等，同当地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讨论局势，推动运动的发展。
　　由于德国资产阶级软弱得像“被革命吓破了胆的老人”，他们对君主制度采取了妥协政策。普鲁士国王于1849年2月建立了新国会以取代国民议会，人民在革命初期争取到的权利又逐步丧失。反动派得以有计划地向人民进攻。马克思曾两次出庭发表了演说，挤满法院的群众热烈地向他欢呼致敬，甚至首席陪审官也代表陪审员对马克思富有教益的说明表示感谢。当时科伦检察长向普鲁士司法部报告一次传讯的情况时，是这样说的：马克思“由几百人护送到法院大楼……当他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又以暴风雨般的欢呼迎接，并且毫不隐瞒地表示，如果马克思被捕入狱，他们将用暴力解救他”。
　　1849年5月，在德国革命和反革命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刻，马克思一直坚守《新莱茵报》的战斗岗位，对发展中的局势作出及时的报道并发表评论，提出战斗的策略和鼓舞人民的斗志。反动当局决心要摧毁这一强大的堡垒。由于马克思已宣布放弃普鲁士国籍，他们就指责马克思是违反侨居法的“外国人”，限他24小时内离境。恩格斯和编辑部其他的成员也受到迫害。《新莱茵报》无法继续出版了。5月19日，它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期。马克思在社论《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中指出，他领导的报纸始终是无产阶级利益坚决的、彻底的捍卫者，“我们拯救了我们祖国的革命荣誉！”而恩格斯回忆说：“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枝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
　　马克思在革命的风暴中度过了两年，跨进了30岁。当他埋头于理论研究时，他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而在革命的风暴中，他又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显得那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胜利地经受了考验。
　　而现在，他又面临新的更为漫长的严酷的考验。流亡伦敦
　　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后，于1849年6月初来到巴黎。7月初燕妮和孩子们也来到巴黎。但他们还没有安顿好，复辟的法国反动政府就命令他们离开，只允许他们永远居住在外省的一块有瘴疫的沼泽地区。马克思愤怒地指出，这是“变相的谋杀”。后来，法国政府又下了驱逐令，要马克思和燕妮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这是他们第四次遭到这样的迫害，前三次是：1845年被驱逐出巴黎，1848年被驱逐出布鲁塞尔，1849年5月被驱逐出科伦。
　　他们一家于1849年秋天来到了伦敦。那时欧洲各地的革命已先后被镇压，反动派气焰嚣张。而马克思的意志仍坚定不移，依然保持着科学的历史的乐观主义，他认为重要的是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他写了《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并继续密切注视各国的经济和生活，分析当前的形势。革命失败了，但斗争并没有停止。
　　当时，各国的政治流亡者也纷纷来到伦敦。他们无依无靠，渴求援助。通过马克思的努力，成立了救济流亡者的委员会。他被选为委员会的主席，为了向各方募捐筹款，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的家也经常接待流亡的客人。
　　事实上，到伦敦后，马克思自己一家也几乎濒于绝境。为创办《新莱茵报》已耗尽了他的存款。欧洲大陆各国的出版商都不敢承印他的著作。1851年起，他开始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但稿费十分微薄。他们只得住在条件很差的房子里，有时还因为没有如期交付欠下的房租而被赶了出来。可以从燕妮当时的一封信中看到他们悲惨的情景：“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们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搬迁过几次，住房条件和环境都很差。一直到1856年燕妮得到了她母亲的一笔遗产，他们才迁居到伦敦西北郊一幢较宽敞的房子里。
　　而全家的生计更是难于应付。在面包铺、肉铺、牛奶商、蔬菜商和茶叶商那里都经常赊欠。当铺成了他们经常出入的地方，有时连出门穿的衣服、鞋子都送了去。他们全家有时几个星期只能吃土豆和面包，甚至还不得不挨饿。马克思写文章没有钱买纸，文章写好了又没有钱邮寄。
　　由于住房条件差，缺吃少穿，伦敦气候又潮湿，全家人的健康当然会受到损害。马克思常常疾病缠身，燕妮和孩子们也多次卧病在床，而他们又缺钱买药。几年之内，他们的三个可爱的孩子都夭折了。1850年11月，刚一周岁的享利希·吉多死于肺炎。燕妮说：“我是多么伤心，这是我第一次失掉孩子。”
　　而不到一年半，又一个刚过周岁的孩子小弗兰契斯卡又去世了，他们甚至没有买棺材的钱。三年以后，他们又经受了更沉重的打击，心爱的十岁的儿子埃德加尔又死于结核病。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亲爱的孩子曾使我们全家充满生气，是全家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失去了这个孩子以后的凄凉的景象。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但是，反动势力的嚣张、处境的艰难、家庭的不幸都没有挫伤他的坚定的革命意志，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各种准备工作，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他继续从事理论的研究，重点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继续关心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与他们的领导人保持联系，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提供斗争的策略。他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他对殖民地和附庸国的命运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异常关心。他以同情的眼光注视着中国，非常重视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太平天国起义，热情地颂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预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马克思指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和互相影响的。支持殖民地和附庸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义务。
　　从马克思当年和恩格斯及其他朋友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现象：当他忧心忡忡地述说了一些家庭不幸的生活状况以后，又一转以明朗的语调谈论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正像燕妮所说的：“由于自己的毅力，由于平静、明确而沉着地意识到自己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能够超然于经常缠绕着他们生活的繁琐忧虑之上。灾难和痛苦的熔炉只是把他锻炼得更为刚强。”
　　以马克思的才能是不难得到一个较好的职位以维持一家的生活的。但那样就会影响他从事科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他说：“……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赚钱的机器。”
　　在他，决不对“人类的苦难”背过脸去，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履行神圣的职责”，为此，他宁愿自己承受苦难。温暖的家
　　虽然是在那样动荡不安的贫困阴影的笼罩下，在马克思家里并不缺乏和睦的气氛，并不缺乏笑声。
　　马克思的敌人总是用各种可怕的词句来形容他，说他冷酷、高傲、专制等等。他在政治斗争中是坚毅顽强的，对于敌人的揭露和批判是无情的；在公众集会上，他也是那样威严庄重。但是，在朋友面前，他亲切、随和、并富有幽默感。在家里，他是一个对妻子充满了温情的丈夫，是一个钟爱孩子的父亲。
　　由于马克思的面孔黝亮，头发漆黑，他的亲人们，连他的孩子，都叫他摩尔，那意思是“黑人”。
　　出身于贵族之家的燕妮，与马克思患难与共。无论是在颠沛流离中，在贫困交加中，在狂风暴雨、刀光剑影中，她对丈夫的感情始终坚贞不渝。她说：“痛苦可以锻炼一个人，而爱则给我们以支持。”
　　同时，她还是马克思的真正意义上的战友。在繁重恼人的家务以外，她还协助丈夫工作，在紧张危急的情况下，她总是站在丈夫身边。她也参加一些工人活动，参加秘密约会，为党传递信息；她还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对一些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她充当过丈夫的秘书，为他誊抄稿件或笔录他的口述，在《共产党宣言》的原稿中就有着她的笔迹……有一个朋友曾称呼她为“仁慈的夫人”，她不满地说：“你为什么这样称呼一个老兵？称呼一个两鬓斑白的运动参加者？称呼一个诚实的战友和同志？”
　　马克思对燕妮的感情，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诚然，世界上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她的每一线索，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强烈而美好的记忆？”1856年6月，燕妮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特利尔去探望身患重病的母亲。这是他们结婚后第一次较长时间的分离。马克思给燕妮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长信，谈到她离开后他的孤独感，谈到在心里经常和她交谈，谈到他多次看着并吻着她的照片。他说：“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
　　一直在他们身边的小女儿爱琳娜是他们关系的最好的见证人。她说：“整整一生中，不论是在幸福的时刻或在困苦的日子里，爱情和友谊始终联系着他们，他们从不知道动摇和疑虑，他们互相忠实到最后一刻，连死亡也未能使他们分开……
　　没有燕妮，那么马克思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这决不是夸大。
　　两个生命（两个卓越的生命）能结合得如此紧密，互相取长补短，的确是见所未见的。”
　　马克思是个慈爱的父亲。为了孩子们，甚至毫不犹豫地中断自己的工作。在孩子们面前，他完全听任摆布。他和孩子们一道游戏。孩子们有时将他当马骑，有时要他扮做公共汽车。
　　孩子们最愉快的时刻就是在郊游，在路上，马克思为他们讲自己编造的故事，使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故事的长短依照所走的路程的长短而定。
　　马克思非常注意对孩子们的教育，逐渐向他们灌输各种知识，向他们讲解一些有名的文学作品。他的三个女儿：小燕妮、劳拉和爱琳娜从幼小时就能背诵莎士比亚剧本的整场的台词。她们所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和文学的熏陶，对她们成年后的事业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她们后来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
　　说到马克思的家庭生活时，不能不提到海伦·德穆特（琳蘅）。马克思和燕妮结婚不久，燕妮的母亲就把琳蘅送到燕妮身边，她从此就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她比燕妮更善于安排日常家务，像母亲一样地保护他们全家，为他们分担忧虑，应付各种困难。他们全家也都爱她。凡是知道马克思家庭情况的人，也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品性高贵、善良的妇女。当马克思夫妇先后去世以后，恩格斯又将她接到了自己的家里，她又担负起照顾恩格斯一家的任务。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成为马克思在暴风雨的航行中可以停泊的港口，使他的精神可以得到温暖的巢穴。他和家人相依为命。虽然他有时也哀叹，由于他所选择的道路，给他的亲人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痛苦。而他的亲人们对他却从无怨言，并以他为骄傲。
　　马克思的家，也是朋友们相聚的地方。他一家有许多忠实的朋友，其中的第一位是恩格斯。恩格斯在1870年9月结束了他在公司的一切事务，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住在离马克思家不远的地方，从此他们朝夕相处。恩格斯自己没有孩子，他把马克思的女儿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样，而她们也把恩格斯看作是自己的第二父亲。无双的联盟
　　不仅马克思的女儿们将恩格斯看作是第二父亲，马克思也将恩格斯看作是“第二自我”
　　从1844年8月，他们在巴黎那一次历史性的会见起，就奠定了他们的友谊。这友谊是以共同的志向共同的事业为基础的，因而随着斗争的发展和深入，他们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就愈益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使他们的友谊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在中外历史上，很难找到可以与之媲美的例子。
　　马克思曾写信给拉法格说：“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事业。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要是我能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这表现了一个伟大战士的情怀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然而物质上的困乏仍然是一种恼人的沉重的压力。如果没有恩格斯在经济上的经常的援助，马克思在他的事业上和学术研究上将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如我们所知道的，有多少天才终究在贫困中被折磨得难以发挥其才智和能力，并郁郁以终。
　　当1845年，马克思被法国政府放逐来到布鲁塞尔时，囊中空空，当时恩格斯就立即伸出友谊的手。他写信给马克思说：“至少，不能让那些狗东西因为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难而高兴。”马克思于1849年流亡到伦敦后，除了有一段时期为美国的《论坛报》定期写稿，得到一点微薄的稿酬外，一直没有固定的职业，因而长期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苦斗。恩格斯为了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他于1850年从伦敦迁居到曼彻斯特，到一所公司任职。开始只是一个普通职员，收入也并不多，只能不定期地给马克思寄出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给马克思汇款。许多年后，当他成为公司的股东，就不断地汇寄大笔的款子。他对于他所从事的职业是厌恶的，称那为“该死的生意。”但他宁可忍受这种桎梏，是由于“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而马克思在一封向恩格斯求援的信中说：“老实说，我宁可切掉我的大姆指，也不愿给你写这封信。
　　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身起来的，就是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马克思还向恩格斯这样谈到过自己的心情：“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卓越的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方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一切琐碎的忧患。”以马克思这样富于自尊心的人而不得不接受朋友的援助，而且意识到朋友为他而浪费了自己的才能，他当然会感到痛苦的。正如梅林所说：恩格斯作出这样的牺牲和马克思接受这样的牺牲，都同样需要崇高的精神。
　　他们虽同在英国，却长达20年之久分居在伦敦和曼彻斯特，见面的机会很少。而每当恩格斯来信说将要来作客时，马克思和他的全家都以喜悦的心情期待着他的来临，如同期待一个节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保持频繁的通信，来往的书信有1300多封，除了谈生活状况外，还探讨了哲学、经济、历史、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问题，这是宝贵的理论财富。列宁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表明他们全部通信的中心思想，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
　　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他说：“我高兴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而他始终谦逊地自称是“第二提琴手”。他认为，能够与马克思并肩战斗40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而马克思称赞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想都极快”。他还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说：“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这两位彼此相知极深的朋友所说的话都是真诚的。恩格斯连中学都没有能够上完，但通过刻苦的自学，具有广泛的知识。他懂20种语言，还深入地钻研过军事科学，在《新莱茵报》时期，他写过大量军事评论文章，因而得到了“将军”的绰号。他的思想敏捷，能很快看出事物的本质。他们相交后不久，就合作写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后来又合作写了《共产党宣言》。
　　那以后，马克思所有的著作和文章，都要征询恩格斯的意见，在政治斗争中的任何重大的决策，都要和恩格斯共同商定。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帮助下，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整理出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这是一个极为繁重的工程，恩格斯投放了巨大的精力，因而列宁认为，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风貌和气质上都不相同，但在思想感情上却融为一体。作为朋友来说，他们亲密无间，肝胆相照。作为战友来说，他们亲切合作而又保持着各自的个性，是无双的联盟。而作为他们友谊的基础并日益促进他们友谊的发展的，是他们共同的战斗目标——共产主义理想。《资本论》
　　部被恩格斯称之为有史以来对于工人阶级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他25年苦心研究的成果。
　　他在当《莱茵报》的主编时，由于要对群众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因而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1843年迁居巴黎后，他阅读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了大量的笔记。这一时期研究的成果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到布鲁塞尔后，他继续进行研究，发表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等著作。由于参加1848—1849年的革命实际斗争，才一度中断了研究。
　　流亡到伦敦后，他的研究工作又更深入地进行，而且他决定要将研究成果写成一部书。
　　这部书原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准备分6册出版，并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了第一分册。到1862年，他改变了想法，决定选用《资本论》作为书名，而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题。
　　为了写这部书，他翻阅的资料汗牛充栋，读过、做过笔记或摘录的书有1500多种。他写的手稿、摘录、提纲和札记至少有100多本。《资本论》中的每一个理论原理，都是大量实际资料的概括，都是对众多的书籍、文献和报刊进行研究的结果。
　　只有当他认为对每一问题进行了彻底的研究，才肯下笔。为了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他还阅读了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他白天埋头在大英博物馆，往往无意双脚擦地，久而久之，竟在他常坐的座位下留下了印迹。夜间，他又在家里继续研究和写作。由于劳累过度，他常两眼昏黑，头脑剧痛，胸中发闷，经常患病，有时甚至在坟墓边缘徘徊。
　　他还再三拖延了《资本论》第一部完稿的时间，他说这部书“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他以无情的自我批评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不断地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新的探索。不但在思想内容上，他还十分重视形式，要使它成为“完美的艺术品”。在第一卷完成后，他的修辞和誊清工作就花了一年零三个月。
　　燕妮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资本论》写作时的情况，她说：
　　“您会相信，没有什么书是在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可以写一本轶事，描绘那些没完没了的默默的操心、惊恐和痛苦。”
　　我们知道，在写作这部书的那些年间，他们家经常为生计发愁，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完稿后，竟由于付不出邮资而寄不出去。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幽默而又不无辛酸地说：“未必会有人会在这样缺乏货币的情况下来写货币的文章。”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的规律。”19世纪40年代，欧洲无产者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受难？资本家为什么能剥削工人？无产者的出路何在？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者试图予以回答，但是都找不到正确的答案。《资本论》第一卷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部分，即剩余价值学说，它揭示了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是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占有，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秘密，并从经济上论述了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后的又一伟大发现。
　　在《资本论》法文版的序言中，他最后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他表示对于反动势力的“舆论偏见我从来就不让步”。他说：“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前一句话是指追求真理的态度，后一句话是指坚持真理的精神——他自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范例。
　　1867年4月，《资本论》的第一卷终于完成。他决定亲自去将原稿交给在汉堡的一家出版商。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他登上了伦敦港的一艘小客船。船将离岸时，雨势愈来愈猛烈，倾盆而下。马克思带着为之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付出了多少辛劳和心血的成果，以轻松愉快的心情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海，可能他还意识到这是一个象征和预兆。他说过，《资本论》“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出的最厉害的枪弹”，从而将激发一场世界性暴风雨的到来……第一国际
　　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英、法两国的工人代表外，还有当时侨居在伦敦的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工人代表和一些欧洲各国民主派流亡者组织的代表。在这间不大的悬挂着各个国家旗帜的厅堂里，成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群众性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第一国除。
　　这次大会原是为支援波兰人民而召开的。一年前，在帝俄统治下的波兰人民的起义受到镇压，当时英国工人就曾在伦敦举行了抗议沙皇俄国暴行、支援波兰人民的大会，法国工协也派有工人参加。一年后，英国工人为声援波兰人民再次召开了大会，这次会议又增加了一些国家的代表。马克思也应邀参加了大会。
　　在圣马丁堂会议的所有的参加者当中，正如恩格斯后来所写的：“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马克思。”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欧洲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他们在革命高潮时由于充满幻想因而似乎很英勇，现在则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悲观颓唐，或背叛，或沉沦，并彼此争吵。马克思则坚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革命意志坚定不移，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从事艰巨的理论研究工作，撰写《资本论》第一卷，还鼓励一些年轻的同志多进行学习。李卜克内西回忆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时说：“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我们……坐在大英博物馆里，努力积累知识，为未来的战斗准备武器。”同时，马克思还就当时的国际重大事件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抨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殖民主义罪恶，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共同斗争。他还注意培养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做了各方面的组织准备。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渐尖锐，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要求团结的愿望十分强烈。马克思认为：建立一个包括欧洲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在内的国际性革命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而在圣马丁堂举行的会议为这个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机会，这就是接受了会议邀请的原因。
　　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对于马克思来说，自然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这是他多年的宿愿，也是他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然而，要使他的学说在国际内部得到胜利却还需要作许多艰苦的努力。
　　当时与会者代表着各种繁杂的思想流派，也还存在着狭隘的宗派主义情绪。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接受了为国际起草《成立宣言》和《章程》的任务。它们必须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又必须不脱离工人运动所处的实际状况，不脱离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水平。这是十分艰难的工作，马克思出色地完成了。他用“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的方式，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包括在国际的《宣言》和《章程》之中。
　　马克思在名义上只是总委员会的一般委员，但却是国际的灵魂，实际上领导了国际的日常工作。他为制定国际的纲领、路线和策略操心，为国际开展有效的活动和斗争操劳，并通过国际与各国工人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他们的斗争策略提出建议。恩格斯说：“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
　　马克思在国际的工作重点当然是放在组织和支援各国工人反对资本剥削的斗争，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上，在这些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同时，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些任务，马克思对国际内部的各种思潮的斗争，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在国际的前一阶段，主要是批判忽视政治斗争，代表小私有者利益的蒲鲁东主义。在后一阶段，则主要粉碎了否定权威、否定国家、企图革命一举成功的巴枯林主义者的思潮和阴谋活动。通过这些批判和斗争，就进一步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恩格斯说：“他那曾经遭受……反动党派百般扼杀的学说，现在已经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广为传播了。”在组织上，马克思团结了一批先进无产者，为各国工人阶级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同时杜绝了那些沽名钓誉者钻入国际。
　　马克思从不居功自傲，他认为“促使国际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而决不是他个人的功劳。他也决不计较个人的声望。他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些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而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
　　国际成为各国反动政府敌视的对象，它的存在使他们感到惊恐；而在先进的工人中它是希望的寄托和理想的象征。
　　在巴黎公社时期，国际承受了严峻的考验。巴黎公社
　　了一场王朝战争。在战争期间，1871年3月18日，法国无产阶级爆发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建立了巴黎公社。公社虽然只存在了短暂的72天，但它在工人运动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并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马克思远在伦敦，但一直关心普法战争的发展，并以异常的热情对待巴黎公社。在这一段时间内，他执笔写了几篇著作，又一次表现了非凡的卓识，并体现了他旺盛的革命激情。
　　当时法国的统治者是拿破伦三世，普鲁士的宰相是俾斯麦。他们都想为本国取得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彼此敌视，并各自积极备战。1870年7月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这是俾斯麦用外交上的阴谋手段挑衅的结果。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马克思在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就起草了一篇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经总委员会讨论通过，于7月26日公布。
　　宣言分析了战争的根源、性质和前途，以及德法无产阶级对战争应持的态度。宣言指出，这场战争是普法两国统治者共同挑起的。但在开始阶段，法国是侵略者，德国是处于防御地位，拿破伦第三是破坏德国统一的大敌，只要这场战争是反对这个人的，就是正义战争，德国工人阶级必须支持它。马克思在宣言中指出：“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他已预见到在腐败无能的政府统治下的法国必败无疑。战争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的判断。9月1日，两军在色当会战，法军惨败。拿破伦第三被俘。普军继续深入法国领土。马克思又代表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第二篇宣言，谴责俾斯麦把防御战争变成侵略战争，妄图吞并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
　　1871年1月底，在巴黎被普军包围了几个月后，在拿破伦第三垮台后成立的以梯也尔为首的大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投降了。而巴黎的工人们仍手持武器，站在自卫的第一线。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挫败了反动政府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的阴谋，起义获得成功。3月28日宣告成立公社。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这是史无前例的。
　　马克思原来是并不赞成工人起义的，因为他认为起义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时机也不成熟。但当公社成立以后，他热情地支持公社战士。他赞扬“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在那些日子里，他发出几百封信给国际的成员小组和各国的朋友们，把巴黎发生的事告诉他们，使他们了解公社的国际意义，并要求和号召各国的工人们开展示威运动和支援活动，以表示对巴黎工人兄弟的同情和团结。
　　在那些日子里，马克思还通过各种渠道与巴黎公社保持联系，及时地给公社的领导人出主意，提建议。公社的领导人对他和恩格斯也都十分尊重，愿意向他们请教。
　　在1871年5月下旬，马克思分析当时各方面形势，已预感到公社将要失败。果然，不久就传来了巴黎公社的战士惨遭屠杀的消息。马克思的心情是沉重、悲愤的。他关心成千上万的公社战士的命运，其中不少人与他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而且，他的女儿劳拉和女婿拉法格也在那里，情况不明。
　　1871年4月底，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就委托马克思起草一份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他甚至在病床上也赶写这份文件，写了两个草稿后才完稿。巴黎的最后一个街垒失守后的两天，即5月30日，定名为《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这是他写的最辉煌的文件之一。那段时期从巴黎传来的消息往往互相矛盾，情况又异常复杂，而马克思却能从中加以分辨，揭出了事实的真相，并加以正确地分析和评论。贯穿全篇的是饱满的激情，深深震撼人心。
　　宣言叙述了巴黎人民起义的经过，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出无产阶级掌握革命武装，是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巩固胜利果实，必须与广大城乡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而为了进行这一切，必须有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作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宣言是这样结尾的：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的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被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尽管他们的牧师们拼命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德法等国的反动政府对马克思领导国际工人协会声援巴黎公社的斗争恨之入骨。俾斯麦发布通缉令：如果马克思一踏上德国国土，就予以逮捕。在伦敦，资产阶级报纸也纷纷对马克思造谣中伤，并派有密探跟踪和监视马克思。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说，他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他说：“在度过20年单调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政府的报纸《观察家报》以向法庭起诉来威胁我。看他们敢！对这帮恶棍我一点也不在乎！”战士的晚年
　　把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迁往纽约。他们提出这一建议主要是考虑到，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反动势力加紧了迫害，总委员会在欧洲开展正常活动有一定困难，同时也希望有助于加强正在迅速发展的美国工人运动。他们的建议被接受了。
　　马克思辞去了总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但有一段时期还是为国际的工作操劳。国际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后，对于欧洲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日渐缩小，这一方面是因为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更为加紧了，巴枯宁又在国际内部搞分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巴黎公社失败后，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吸取了教训，把建立独立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鉴于这种形势，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拉德尔非亚城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告解散。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国相继成立，工人阶级运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从此，马克思回到了书房中，退出了公共活动。这时，他的经济情况比较宽裕，三个女儿也已成人，他应该可以过比较平静的生活，但病魔又开始折磨他。1873年秋天，他害了很严重的头痛病，有中风的危险，还有肝病，并患有失眠症。通过几次去海滨和避暑地疗养，病情有明显的好转。他是有可能完全恢复健康的，只要他认真休息。但只要病情稍缓，他就又重新投入《资本论》的撰写。而且还要花费不少精力和时间和各国工人运动的领导通信，给他们以所需要的忠告。他更积极关心他的祖国——德国的工人党的组织和斗争。
　　他的健康还没有痊愈，他的夫人燕妮于1876年夏天又患了重病，可能是肝癌。经过治疗和疗养，短时期内病情得到控制，但总的说来还是继续恶化。燕妮以惊人勇气忍受着病痛，马克思则感到惊慌和痛苦。1881年最后几个月，她已卧床不起了，而马克思也患了重病。他们分别住在两间房中。在琳蘅和爱琳娜细心看护下，马克思慢慢恢复了健康。爱琳娜回忆道：“我永远忘记不了那天早晨，他觉得自己强健得能够到母亲房间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年轻起来，像一对共同进入生活的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而不是彼此向生活话别的一个被疾病摧毁了的老人和一个将死的老妇。”
　　但在这一年的12月，燕妮——她在病重期间还说：“一个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是留恋尘世”——终于长眠不起了。只要想一想这位妇女在漫长的一生中对马克思的生活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就可想象马克思悲痛的心情。恩格斯在燕妮逝世的当天说：“摩尔也死了。”马克思自己也写信给朋友说：“我已经变得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永世难忘的伴侣，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分不开；生理上是由于胸膜炎和支气管炎不能彻底治愈，不得不花一些时间去专门恢复自己的健康。”但是，当他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他的病情作了夸大的渲染，甚至造谣说他已经死了时，他愤慨地说：“为了他们，我‘这个与世界失去联系的人’，也一定要成为有活动能力的人。”他还说：“现在我应该长久地活下去，以刺激这群恶狗。”
　　衰弱的老人依然保持着战士的健旺的心。
　　是的，他应该活下去，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他去完成，正在发展中的工人运动需要倾听他的声音。他应该活下去，不仅为了爱护他的朋友，也为了仇恨他的敌人。但是，1883年1月11日，又传来了他最心爱的长女小燕妮突然去世的消息，这给了在病中的马克思以最后的一击。从此，他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下去。3月14日下午两点半钟，他躺在安乐椅上，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恩格斯第二天写信给一位朋友说：
　　“……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
　　马克思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斗争。和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恩格斯是理解他的心的。
　　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逝世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各国工人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都发来了唁函，表达了对他的尊敬、爱戴和悼念。而资产阶级的报刊则乘此机会对他更为大肆诽谤和攻击。这不仅无损于他的英名，而且更证明了他的伟大：在敌人眼中，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是不可阻挡的革命力量的象征。而且，就是资产阶级报刊，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当代最重要和最杰出的人物”。
　　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在他夫人的墓穴边。恩格斯庄严而热情地致了悼词，表述了马克思对人类所作的伟大的贡献，特别强调了他的两项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的意义。最后他说：“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马克思为工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英勇地战斗了一生。
　　他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和分析适合于他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他的伟大的理想永远激励着我们。但如何将他的学说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运用来认识发展中的现实并改造现实，则是后来者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克服各种阻力中前进的，它还将克服各种阻力继续开辟它的道路。
　　是的，马克思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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