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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原和他的诗

——读《人之诗》一
　　我面前放着绿原的两本诗集：《人之诗》正续编。这不是他间他的主要诗作。
　　三年前，当他着手编这两本诗集时，来信这样说起了自己的心情：
　　日前翻了一下旧作，实在惭愧。时间是凶恶的鼠辈，把那点破烂啃得面目全非了。我深深感到自己没有成熟，在真正文学史这个战场上只属于无名的阵亡者，实在留不下什么的。不是矫情，这是我真正的悲剧。
　　这是他自己的看法——只是他自己的看法。在四十年代，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前后，绿原的诗在大后方是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的：在进步的学生运动的集会上被朗诵，在许多年轻的读者中流传，也广泛地受到了文艺界的重视。诗人流沙河在自传中就提到他当年“狂热地”阅读“艾青、田间、绿原的诗”的情况。
　　绿原不可能是一个“无名的阵亡者”，在写到那一段新诗的历史时，他的创作业绩将得到公正的评价。
　　绿原自己这样估价自己过去的作品，也的确不是出于矫情——他不是那种矫情的人。当他开始写诗时，对于什么是诗，感性的体会多于理性的认识。经过了几十年在诗领域中的探索和对人生的体验，经过了全面的思想修养和艺术素养的加深，他更深刻地理解了诗，因而，对于诗有着严格的要求。他凭着这种严格的要求去衡量自己过去的诗，而那些诗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另外，这也是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严格要求——他也不是那种小有成就，就沾沾自喜的人，在被迫销声匿迹二十多年后，当时他已开始发表新诗与读者见面。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激动的心情。同时，他也有着一种严肃的责任感。他苛责自己过去的作品，正是为了激励自己，鞭策自己，在新时代的光辉的照耀下，更好地尽到一个诗人的职责。能够“深深感到自己没有成熟”，就正是走向成熟的标志。他的目标还在前面。他说：“只要我活下去，总想再写下去；只要我再写下去，总想写得更好一些。”诗人的雄心未已，虽然他已年过花甲了。
　　对照一下，看看他早期那些带着梦幻色彩的、在纯真的心情中对生活礼赞的诗，再看看他近年所写的风格朴质，对人生、对生活作了深沉思考的诗，可以看出诗人在思想感情上，在诗的风格上，是经历了多么大的变化。绿原是忠实于生活，也忠实于诗的。通过他各个时期的诗，可以看到诗人成长、发展的过程，而那中间，又都留下了时代的烙印。绿原的生活道路充满了坎坷，没有什么浪漫色彩和玫瑰的芬芳。在生活的重压下和磨炼中，作为人来看，他是平凡、质朴的，有时甚至如他自己所说的有点“自惭形秽”。然而，在内心，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他能够“痛苦地活”；他的诗闪射着耀眼的光华，那是他在人生的搏斗中撞闪出的火花。他说：“我和诗从来没有共过安乐，我和它却长久共着患难。”那意思不仅是指他曾为诗而受难，也表明了他并不想凭借诗人的桂冠为自己争来荣誉，而是在艰难的搏斗中、在诗里面去寻求慰藉，通过诗来表达自己的痛苦与欢乐、渴望与追求，同时，也通过诗进行战斗。《人之诗》就正显示着他的战斗历程。

二
　　一九四一年的夏天，以邹莉帆为首的几个年轻的写诗的友人（顺便说一下，在年龄上，荻帆是我们的兄长，在写诗的道路上，有一阵是他携着我们的手前行的），在筹备出一本诗丛刊《诗垦地》。第一辑已经编好，即将发排。这时候，荻帆又拿来了一首诗：《雾季》。我读了以后，觉得很不一般。署名绿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新人一出手就能写出这样的诗，使我惊异。我激动地向荻帆打听作者的情况。荻帆说，他是我们的湖北同乡，在一家工厂当小职员。那首诗临时补进在那一辑发表了。
　　不久以后，我就见到他了。衣着褴褛，还有一点邋遢，当时流亡的学生大都也就是那样。瘦长的苍白的脸，谦和地微笑着。交谈之后，才知道我们还是小同乡，而且同年。但我们在性格上很不相同的：他内向而我外露，他朴实而我浮华。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那十九岁年轻人的动人的情谊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熟，在患难与共的磨炼中更为坚实，现在还温暖着我们的老年。
　　熟悉起来后，就可以感觉到，在他朴实、谦和的外表下面，深藏着聪明与智慧，有时也会说几句令人捧腹的幽默话（我忍不住要举一个例：那时候我们是穷困不堪的，有一次，一个有职业的朋友请我们吃鸡，那在我们是难得的盛宴了。大家在杯盘狼藉的桌前笑闹时，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光阴似箭，一只鸡一转眼就吃完了。”），而且，他内心是骄傲，有着强烈的进取要求的。
　　他不久就考取了复旦大学，和原已在那里的荻帆、冀诵等在一起了。在那一段时期，他写了不少诗。
　　这个诗坛的新客很快就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文艺界的重视。在一九四二年，曾经发现和培养了不少年轻作者的胡风先生就为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童话》，收在《七月诗丛》中。
　　绿原能够这样顺利地就走进了诗坛，是因为，当时的诗看来发达，但能以真情实感拨动读者心灵的诗并不是很多。而绿原的诗，以纯真的感情，童话似的境界，新奇的想象，俏丽的语言，在那一般化的作品中放射着异彩。
　　绿原的妻子罗惠在《我写绿原》一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绿原的生活。他出生于一个城市的贫民家庭。绿原说：“我曾悲哀于我的童年，它既单调而又暗淡”。十六岁时，就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家乡，成为了一个流亡的学生。高中没有毕业就因受到反动派的迫害逃亡到重庆。在我和他交往的初期，发觉他有时流露出一种沉重的阴郁的情绪，那是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有好几次，他对我低声朗读艾青《巴黎》一诗中的那几句：“……莫笑我将空垂着两臂，走上了懊丧的归途，我还年轻，而且，从生活之沙滩上所溃败了的，决不只是我这孤单的一个……”是的，他还年轻，已过早地直面惨淡的人生，使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但事实上，他的真正的艰苦的生活道路还在前面，当时他只是经历了一个准备期。
　　然而，在他的诗中却笼罩着梦幻般的色彩，展现了童话般的意境。
　　我们就从《人之诗》的第一首《惊蛰》中随便摘几句来看看：草原上，我来了好不好，你蓝色的海的泡沫蓝色的梦的车轮蓝色的冷谷的野蔷薇蓝色的夜的铃串呀
　　他那两年所写的诗几乎都是这样的风格、这样的情调。这不是那种故意憋出来的少年腔调，不是生硬推想的少年的心情。这些诗，从语言到感情到情趣，都只能出于还未丧失的童心。譬如：
　　小时候我不认识字妈妈就是图书馆我读着妈妈——
　　或者：送给我的小恋人但是：我爱谁呢
　　他是这样表达乡愁的：“……我想起我的乡村，想起了我忠实的家畜，羊的颈铃，牛的轭，驴子的阔笑……我想家了。这地方，没有什么好风景，我不爱。”即使他有的诗中也用了“不是要写诗，要写一部革命史呵”（《憎恨》），“旗呵，我们是还没有阵亡的士兵”（《旗》）这样的句子，歌唱着战斗和胜利，而就通篇诗看，也都还是出于少年人的口吻和感情。
　　作者并没有深入地认识现实，不是从血肉的体验中迸发出爱憎。他是用少年人的眼睛去看世界。现实世界通过他纯真的心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变形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他也有他的向往和憎恨。那向往是美丽而缥渺的，那憎恨并不强烈，也缺乏具体的对象。那些诗，如其说反映了苦闷的追求，倒不如说是一个还没有真正走进生活的少年对生活的憧憬和礼赞。
　　当然不必从是不是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和表达了人民的情绪这一角度去衡量这些诗。但即使是历尽风霜和饱经战斗的人，也能从这些诗中感到温暖和喜悦，而且有助于纯洁自己的感情。童话的境界就是迷人的，而那又溶合在诗的形式里面，就更产生了独特的艺术的魅力。这是新诗园地上的一簇美丽的小花。
　　我当时曾感到一些费解：为什么他的心情有时显得那么悒郁，而他的诗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色彩呢？罗惠说，那可能是他童年时受压抑的感情的无意的流露。我想补充一下，更可能的是，从幼小时开始，他所接触到的一些书籍，在他内心深处培养了一种美好的感情，保护了他，使他不致被不幸的生活所压毁，而在诗里，这种美好的感情就像火花一样放射了出来。

三
　　但不久以后，绿原的诗就向一个新的领域突进了。
　　一方面，他渐渐成长了，在党的政治影响下面，在与进步友人们的交往中，他比较清醒和深刻地认识了生活；另一方面，严酷的现实也不允许他永远沉浸在童话般的天地中。
　　一九四四年，他受到国民党的迫害，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大学，又一次逃亡了。有好几个月，我不知道他的消息。后来，收到他的信，才知道他已流落到川北一个小县城里，在一所中学教书。他的青梅竹马时期的女友罗惠，千里迢迢地从沦陷了的家乡也到了那里。他们结了婚，绿原有了人生长途上的伴侣（几十年来他们患难与共），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那正是他当时所需要的。
　　而也就是在这个僻远的小县城里，在看来是平静的生活当中，他经历了思想感情上的一个大的突破。他接连写了好几篇较长的政治抒情诗。他后来将这些诗的结集取名为《又是一个起点》。是的，这是他的又一个起点，诗的内容、诗的色彩、诗的风格，都不同于《童话》时期。
　　那正是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想独吞胜利的果实，发动内战，将中国又一次推入血的深渊。绿原不再沉浸于那种带梦幻色彩的童话境界中，转而正视现实。正因为他是从单纯的天地里突破出来的，他的原是柔和的心，对于种种黑暗现象，触目惊心的人民的苦难，那感受就特别敏锐；他的憎恨、愤怒、对光明的渴望就特别强烈。绿原直接面对现实，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歌声。在中国的黑夜在用血洗着仇人尸体的时候我要唱
　　最后一支可怕的悲歌：
　　一支用痛苦的象形文字写成的歌在《复仇的哲学》、《破坏》、《你是谁》等篇章中，他以奔放的激情，恢宏的气势，通过生动的形象和犀利的语言，控诉了反动派的罪恶，并以这半个中国的人民的受害、受难的生活与官僚、财阀、贵妇们的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相对照。他大声疾呼：
　　起来——柴棒似的骨头们！
　　锈钉似的手指们！
　　石箭似的牙齿们！
　　起来——饥饿王！是的，是我们，是中国人民！
　　他这样表达了人民的愤怒和仇恨：踏过去要这条穿兽皮、插羽毛的街秩序大乱而且破坏！
　　他这样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左边去！
　　——把在右边盘子里打鼾的做梦都含着狞笑的那只狮身人面兽推到崖下去！
　　他也表达了人民“要生存”、“要自由”、“要一个自己的国家”的渴望，和为此而斗争的决心。
　　《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也是对现实的揭露和控诉，用的则是冷峻的口吻。诗人指点我们看多种多样的社会现象，并随时发表一点议论。那些现象似乎是各不相干的，而组合起来就是一幅完整的色彩浓郁的油画，使大后方的黑暗、堕落生动地暴露在我们面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暗影的笼罩下从事庄严的工作和进行着反抗、斗争的人们。诗人的议论的口吻是冷峻的，但那是由憎恨和热爱所凝结出来的冷峻。
　　在《伽利略在真理面前》一诗中，歌颂了“这个政治犯的老前辈”，歌颂了他在异端裁判所的审判台前坚持真理的精神，将他作为人的标准。诗人歌颂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为了歌颂当代无数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们和他们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品质，同时也讥嘲了反动派想以“铁定的《命运》”（指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的那本《中国之命运》）来统治中国的愚妄。
　　这样沉痛的控诉，这样强烈的憎恨，这样冷峻的讽嘲，这样满怀激情的对幸福的明天的渴望，而且是通过这样有着生动的形象和犀利的警语的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对于生活在那个旧中国、正在艰难中求生的青年们，对于正参与了日益壮大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的学生们，是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共鸣的，是不能不更旺地煽动他们心中的火焰的。——绿原用他的诗参加了斗争，而且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这些诗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议论。其中有一些是别有用心的指责，可以不理，在友人们和认真的读者中也有一点看法。我也向绿原当面谈过，并写过一篇题名《片感》的短文说出了我的感受。在赞扬这些诗的同时，我感到诗里面流露出的某些情绪和所用的某些词句是过于凄厉了。作为暴露大后方的黑暗，表达人民受难的状况、强烈的仇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这些诗是有力的，但是，反映人民的战斗的欢乐和战斗的自信就显得有些不足。现在重读这些诗，我还是愿意保留我的看法。作者在《人之诗》的序言里，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明自己当时的情况：“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并说这些诗反映了他当时“在平凡、狭隘而艰苦的生活环境中那种困兽犹斗的焦躁性情”，自己的心情“是十分不健康的，不符合已经如火如荼的人民革命斗争形势”。他的自省是诚恳的，虽然语气过重了。他的处境，他在当时当地的直接的感受，当然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情绪；而他在思想感情上，的确也没有达到那个时代所要求的高度。在他同时期写的有几首抒情诗中，就更明显地流露出他的某种阴郁、颓伤的情绪。
　　但是，比起《童话》时期来，诗人是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是重要的一步：他直接歌唱现实，楔入现实的斗争，企图反映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他的步子还沉重，但他是在前进的途中。

四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的夏天，他回到了武汉。在这座阔别了八、九年的大城里，在他的故乡，他没有一个可以安身之地，只能借住在亲戚家里。他要找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业也是如此艰难。好几个月后，通过考试，进了一个外商办的油行当小职员，生活才比较安定下来。
　　我当时也正在武汉。我们是在分手三年多后重逢的。我们的谈话除有关文艺问题外，更多的是有关时局的——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武汉临近的几个县也有游击队的活动。我感到，他在政治上远比几年前成熟。不久，他参与了地下活动，后来加入了地下党。这是他多年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在一次长谈中，他向我倾吐了他的激动的心情。
　　当时，他写的诗，大都是发表在我和另一个友人编的当地的报纸副刊上。在敌人严密的注视下面，诗的政治倾向当然不可能那么显露，主要是一些抒情短诗，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还大都是用化名发表的。《到罗马去》、《一个什么在诞生》、《晴》等，虽然没有直接写到当时的斗争，但却含蓄地、象征性地表达了对胜利和解放的信心。那些以平凡的事物为题材的小诗，也都对生活有所挖掘，带给读者一种健康的向上的情趣。其中有几首如《诗人》、《月光曲》、《诗与真》等都可以算是诗的珍品。特别是那首《航海》：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风暴你的爱，你的云彩
　　只有短短的四行，却带来了一个壮丽的意境，使人产生许多联想和向往。
　　这些小诗的风格与《又是一个起点》时期又有所变化，不是那样气势恢宏、锋芒逼人的。它们是用平易的方式、朴质的语言，表达了一种明净、乐观的感情。——这些小诗和他前几年写的一些诗，后来都收入他的第三本诗集《集合》中。
　　武汉解放了，他长久渴望、追求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理应发出更壮丽的歌声的，但是，那几年，他写得并不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有时勉强挤出几首”。后来，他曾将这些诗编入他的第四本诗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他的妻子罗惠说：
　　“这是一个失败的记录。”他自己说：“没有一首是自己满意的。”说得也过重了一点，不过，那些诗的确大部没有达到过去的水平。
　　一九五三年，他调到北京工作，遇到了牛汉。绿原说：“在他的天真信念的鼓动下，两人约定摆脱一切习惯上和陈规上的束缚，试写一些新式的直抒心臆的抒情诗，来歌颂我们盼了几十年的新生活。记得两人埋头写了不少，但有机会发表出来的却不多。”记得绿原写的《雪》等三首短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时，是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和注意的。但就收在《人之诗》中的那一时期的诗来看，虽然水平不一，但总的说来，也没有达到过去的水平。
　　是不是诗人的才华凋落了呢？
　　不。
　　这里有一些复杂的客观原因。罗惠在《我写绿原》一文中，绿原在《人之诗》的序言中，都大致提了一下。我无法在这里详加说明，就还是借用他们的话吧。罗惠提到了绿原因为和胡风的关系“所引起的一些遭遇”。绿原则指出当时“诗人们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固然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同时，对于诗本身，还出现了一些不应有而竟有、亟待克服而无从着手的分歧意见（例如在形式问题上）；加上长期以来对于新诗存在着先天性的反感、偏见以至奚落；更严重的是，艺术见解的分歧一搞不好，就被视作政治立场的分歧。”在当时，绿原就多次对我说过他写诗的苦恼和苦闷的心情。他不会屈服于那些对诗的偏见和误解，但在那种情势下，不能不感受到那无形有形的压力。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感情还不能说是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唯恐在诗中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样，他就往往诗兴索然，有时硬逼着自己写一点，写时也不敢放手。在这样状态和心情下，怎么可能写出很好的诗呢？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自主是艺术的最高法则。”他又说：“谁有权利要求诗人强制自己的才能呢？我们只能要求他努力提高作为一个人的他自己。”通过这些年的文艺实践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那道理是我们都能理解的。
　　来了一九五五年的大风波，我和他都归入了一个集团受到审查。运动是逐步发展的，我不能说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但问题提到了那样的高度，还是使我惊骇和悲痛。
　　我知道绿原的命运只有比我更悲惨。我想象得到他的痛苦，想象得到他必须作出怎样的努力才能有力量承担这样的痛苦。
　　那二十多年，是他一生中极其重要的时期。我所指的不仅是他个人和他的家庭的遭遇，更主要的是指他对人生和生活的思考。他深入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著作，也广泛地读了一些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书籍。他的视野更广阔了，思想更深刻了。而沉重的岁月也磨练了他。他在炼狱的烈焰中成熟了。
　　关于与诗的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二十余年来，除了默然承受应得的惩罚外，我倒有机会成为一名真正的读者，即不再为写作这捞什子操心的读者。在漫长的隔离期间，我读了一些书，想了一些问题，唯独很少读诗和想诗了”。
　　但我们还是读到了他在隔离期间所写的一首诗《又一名哥伦布》。
　　我们的诗人将自己想象成为二十世纪的哥伦布。
　　如同五百年前的那个哥伦布一样，
　　他也“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人类。”
　　不同的是，哥伦布是自愿，而他是被迫这样做的；
　　不同的是，哥伦布有着众多的水手，而他是独自一人。
　　他的“圣玛丽娅”不是一只船，
　　而是，“四堵苍黄的粉墙”，
　　他不是航行在空间的海洋，
　　而是在“永恒的时间的海洋上”。
　　“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再没有运动”，
　　他孤独地在时间的海洋的波涛上沉浮。
　　谁能想象他的无边的寂寞，他的深沉的悲哀？
　　然而，这个哥伦布像那个哥伦布一样，
　　任何风浪都没有熄灭他内心的火焰：
　　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
　　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
　　飘流在时间的海洋上
　　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
　　坚信前面就是“印度”
　　——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
　　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正是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比信任，对于真理的坚强的信念，他才可能承担起那样巨大的痛苦，熬过那二十多年艰苦的岁月。
　　《又一个哥伦布》的构思是如此新颖（当然，那不是凭着才气想出来的，而只能是出于他在那种环境中的体验），感情是如此深沉而含蓄，每一次当我重读它时，都引起了心的颤栗。
　　在几乎十年后，他又写了一首诗：《重读圣经》。那正是十年浩劫的中期。这一次，他不是在单人的隔离室中，而是在“牛棚”里，“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在一个深夜里，他倍感凄清，于是，披衣下床，“点起了公元初年的一盏油灯”，披读禁书——一本异端的《圣经》。他写下了他的感想。
　　我们当然不会去追究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我们重视的是他所表达的他当时的真实心情：他想到了为人民受难的“人之子”耶稣；想到了《圣经》中的一些故事，并用以来与当时的浩劫对照：
　　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今天，马丽娅·马格黛莲注定永远蒙羞，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
　　在这样乌云翻滚、血风腥雨的现实中，他又想到了悬在但丁的“炼狱”门上的那句话：“到了这里一切希望都要放弃”。然而，果真这样无望和绝望么？不！“无论如何，人类有一点精神。我始终信奉无神论：对我开恩的上帝——只能是人民。”
　　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的诗是不少的，《重读圣经》有着其独特的风格，独特的角度。我们似乎是听到在一个凄清的深夜里诗人静静的独白，他没有呼喊，他不可能呼喊。然而，在看来是平静的海洋下面，汹涌着激流，诗人的感慨是多么深沉，思想是多么深刻，而且，他又是有着怎样承担考验的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信心。这首诗可以说是《又一个哥伦布》的姊妹篇，而内容更深广。
　　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当然是不会使绿原失望的。他在“时间的海洋”上经过了长期的风风雨雨的飘流后，终于到达了“新大陆”。所以，在一九八○年，他怀着那样的激情写了《献给我的保护人》——献给党的诗。
　　在阔别二十多年以后，绿原又重返诗坛。《听诗人钱学森讲演》是他复出后发表的第一首诗。知情的读者们欣喜地又看到了他的名字。而当他的《歌德二三事》发表后，人们注意到，老诗人绿原又以新的姿态站在我们面前了。

五
　　绿原在《人之诗》的序言中说：“我终于发现，诗对于我永远是陌生的，或者说，我对诗也永远是陌生的”。他强调：“我的整个写作过程，便不能不始终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一个真正尊重诗的作者，一个真正尊重自己的诗人，不仅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人生，而且永远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诗。每一首诗，都应该是他从生活中汲取、挖掘来的，那里面溶合着他的感情和他对人生的体会；同时，他必须寻找最能表现他要表达的内容和适应他的感情状态的形式。也有“妙手偶得之”的时刻，也有灵感爆发的瞬间，但一首诗的创作，往往是一个艰苦的探索、锤炼的过程。绿原好几次对我说：“写得愈久，就愈感到诗是不容易写的。”这是深知甘苦的经验之谈。
　　绿原是受了艾青的影响的，他也曾经喜欢卞之琳、戴望舒的诗。别的某些现代人的诗，他也注意阅读。这些年来，他又广泛的接触到外国当代的诗。但是，他从不因袭、模仿别人。他说过，从艾青学到的，毋宁说是诗的独创性。这话当然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他从艾青和从别的诗人的诗中，都汲取到或多或少的东西作为营养。这种营养通过消化，为他带来了诗创造的活力。每一首诗只能是这一个诗人在生活的某一点或某一面上所激起的心的波动。因而，模仿最多只能做到“形似”，而扼杀了诗的生命。绿原是深知这一点的。他力求为了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去创造最合适的形式，这样也就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由于他的思想感情是在发展的，即使在同一时期，他的精神状态也不是那样单一的，因而，他的诗，在情调、格式以致在风格上，往往就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大致还是可以看出他的诗的几个主要阶段：“童话”
　　时期；“又是一个起点”时期；解放前后时期和近年来重返诗坛的时期。这每一时期的诗风还是相近的。从发展的情况来看，他的诗开始是带着天真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后转变为对现实的浓烈的感情的反射，后又转变为明朗、乐观的沉吟，近年来渐渐趋于思想感情上的深沉和质朴。
　　而且，既然是同一个人的诗，在风格和情调的差异中，必然还有其共同的艺术上的特点。
　　绿原有着对生活的敏锐的感受力和活跃的思想力，往往发人所未发；有着丰富的有时是特异的想象力，使诗生动而富于色彩；有着精细的对语言的鉴别力，善于区分语言的情绪、色调、分量，能将平淡的或平凡的语言组织成诗的语言，能准确地掌握语言的节奏（也就是准确地表达出感情的波动状态）。……这些应该做专门的分析，这里我无法做到。我只想指出，其中有许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但是，他的这种艺术才能如果运用得过分，就反而会削弱诗。在有的诗中，他用了许多生动的形象，用了许多富于才气的语言，用了许多丰富的想象，想通过这些来加重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来加重他的内容的色彩。读者应接不暇，甚至眼花缭乱，但是，却不容易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与作者在感情上更好的交流会受到影响。这一现象，在《又是一个起点》时期较为明显。
　　对于绿原很了解的牛汉，又提出过这样的一个忠告：要他提防诗的理念化；他说：“绿原诗里一直有着一种时起时伏、若明若暗的理念化的倾向……他后来多年在孤独中被迫冷静思考问题的经历，以及他的诗作固有的冷峻的论辩性质”，和由于老年的渐渐凝定的感情，都容易从主观上助长那种理念化的倾向。
　　诗人老年，大都不能保持年轻时的那种热情（能够保持那种热情的老诗人是多么幸福），“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也不那么容易激动。有的老诗人就此搁笔。有的老诗人则将他对人生的体会、思考、感受，通过凝炼的感情表达出来。那往往比呼号狂歌更激动读者的心。但是，有时候那却仅仅只是一个思想的表白，是智慧的产物，并没有通过作者感情熔炉的锻炼。它可以给人以启迪，却不能给人以感动，恩格斯提醒过：智慧的产物并不是诗。这两种情况的差别有时只在毫厘之间，而且有时在同一首诗内混杂在一起。许多著名的老诗人的诗都有这种现象，绿原也未能避免。而且有着如牛汉所提出的那些原因，他更应该提防这一倾向的发展。
　　事实上，绿原自己也探讨过以上我们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他说：“想象力泛滥，同想象力贫弱一样，都会伤害或窒息诗。”
　　他也说过诗中的思想应该“带有感情的血肉”，强调了诗的感染力。我相信，当他考虑这些意见时，是也将自己的诗放在考察之内的。
　　总的说来，绿原近年发表的诗，不算很多，却大都有其分量，受到了诗坛的注意。他的思路还是那样活泼，感受还是那样敏锐，构思还是那样新颖。而且，由于他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加上他对人生进行思考的习惯，他的思想是更开阔也更深沉了，他善于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看生活中的事物，将不容易写成诗的题材提炼成为诗。我们还发现，他正力求以凝炼的感情去浸润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在表达方式上，力求摒弃铅华，避免一切刀斧的痕迹。朴素和自然原是诗——是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可以看出他向这个境界攀登的决心和所付出的努力。
　　当然，诗的探求首先必须是人的探求，只有人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诗才有可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仅仅有才华，有艺术技巧是不够的，是不行的。我们曾经看到绿原思想感情上的一些弱点怎样影响了他的诗，我们也看到了当他在人生上有所突破时，他在诗上也就有所突破。他的诗是和他一道在坎坷的道路上跋涉前进的。今天，绿原到达了他生命长途中的一个高点：我不是指他终于得到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和他的名望、地位；我所指的是他的思想境界：生活的磨炼和斗争的烈焰，没有摧毁他，而是锻冶去了他思想感情上的颓败的杂质，使他更坚强，也更纯洁，使他有着更坚定的对人民、对时代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因而，我们相信，他将带给我们更好、更美的诗。

　　　　　　　　　　　　　　　　　　　　　　　　　　　1984．1．22

　　附记：文中所引的绿原的话，见《人之诗》正续编的两篇序。所引的罗惠的话，见《我写绿原》一文，刊登在《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所引的牛汉的话，见《荆棘和血液》一文，刊登在《文汇月刊》1982年第9期。所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系从卢那卡尔斯基的《六十年代文学》一文转引，见《论俄罗斯古典作家》一书的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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