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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情感驿站(2)

今夜飞雪

  半夜里忽然醒来,夜出奇地静。梅影横窗瘦,窗外一种“沙沙”的声音充满天地之间,若有若无,若远若近,如春蚕嚼丝般透明。忍着刺骨的寒意打开窗,呵,下雪啦!在漆黑的夜空里,绵绵不断的雪花轻盈地飞舞着,空灵而晶莹。有几片还调皮地飞进窗来,吻我的脸,钻到我的脖子里。昨天广播说今夜西伯利亚寒潮南北京将降第一场雪。今年北方的冬天来得真早,南方呢,南方的南方呢?今夜,我在京城一个寂寥的角落里,与这场不约而至的飞雪相对无语。而你带着绿纱的窗前,是否依旧椰影婆婆,海风里带着咸味?你呢,是否枕着一本《简爱》甜甜地做梦,梦见到英格兰的庄园里?寒潮一直南下,但愿爱穿黄裙子的你珍重加衣。
  收到你的第一封信是在我到燕园的第一个浓秋。在一颗金灿灿的银杏树下,我疑惑地展开你的信笺。树荫浓浓,漏下点点温暖的跳动着的光斑。信笺上清香的字迹,如你清秀的面容。我们中学时并不很熟。那时我还是个故意让自己寂寞的少年。女孩子们悄悄地把我的诗句抄在日记本上,我却对她们的叽叽喳喳不屑一顾。你与我迥然不同,担任文娱委员的你像一棵燃烧的凤凰树,几乎所有男孩都对你敬且畏—一别看你满脸清秀,要是哪个男孩欺负了女孩,你会走到他面前,当众把他斥责得手足无措。有一次文具盒里爬出一条手指粗的毛毛虫,你淡淡一笑,用铅笔把它拨到窗外,后排那个牛高马大的男孩子目瞪口呆。你在枯燥无味的政治课上聚精会神地读三毛的小说,你在运动会上拖着摔伤的腿跑到终点,你在校园艺术节上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轰动全校、毁誉参半的现代舞。虽然我在表面上对你和别的女孩没有什么两样,但你一袭与众不同的黄裙子开始成为我案头一枚伶俐清晰的藏书票——一女孩子们都说,那件最美丽的黄裙子是你自己做的。高考像一阵狂风,刮走了我们像旧报纸一样没有重量的昨天,我幸运地收到了梦寐以求的通知书,而你却落榜了。我北上的那一天,你托朋友捎来一张小小的纸条:“谢谢你的诗,祝福你学业有成。而那个丑小鸭一样的女孩,渴望实现流浪的梦想。”
  今夜,我拉开台灯,在雪的夜曲中翻拣你半年多以来给我的信。我不习惯遥远的北国,却深深地被今夜的雪感动。蜀地没有这样的雪。我用单纯的灵魂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雪,我沉醉于它的淡泊、温柔,它那冷中的暖,静中的动。雪中我似乎看到了你,你略略仰起的头,你齐耳的短发,你忽闪忽闪的眼睛,叠印着我昔日人为的寂寞。而蜀西那个潮湿而阴雨的小城显然留不住你,你穿着学生时代的黄裙子,提着小小的行李箱,独自一人飘呀飘,飘到了海南,那个有阳光,有沙滩,有海浪的地方,那天空很高,海风很热,椰汁很甜的地方。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的招聘,在一次关键的面试中,你灵机一动容上一双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跟鞋,掩藏了略显娇小的身材,瞒过了经理那双对身高要求苛刻的眼睛。从此,穿黄裙子的你满面春风地坐在信息公司的一台电脑前。你在信中兴致勃勃地说:“我的办公室正对着东方。早晨,我第一个来到办公室,一开门便是一束红艳艳的阳光投怀而来。我伸出手去,真想把阳光抱在胸口。”
  雪还在下着。漫漫长夜,并不因为你案头的信而变短。我真想把今夜几片最轻盈的雪花寄给你。在南国你见不到这样大瓣大瓣的雪花。也许面对那一次次用舌头舔着岸的海浪时,你才可能拥有与我面对雪花时相通的情感。流年似雪,是因为我们在孤独的光影里走了太长的路,还是因为一场雪后我们昨天的足迹都将不复存在?你没有见过北方的雪花,你却与北方的雪花一模一样,执着地寻找自己的着陆点,执着地寻找自己栖居的大地。学校里,老夫子对你糟糕的数学成绩施以白眼;家里,继母把沉重的家务甩给你一个人干。给你写情书被拒绝的男孩,四处传播着谣言;妒嫉你的笑声的女孩,想方设法让你流泪。这些,都被你当作一缕蛛丝轻轻抹去。你一如继往地笑着,那么明媚。在学校,在家里,在高考落榜的日子里,在异乡陌生城市擦肩而过的人流中,你倔强地笑着,像一朵朵的雪花,不容一点杂色来污染,旋转奋飞在凛冽的天宇下。你珍惜自己的美丽,在淡妆中明艳若盛开的迎春花,金黄的裙裾一闪一闪的;你珍惜自己的青春,在同事去逛商场的假日,你却趴在小床上有滋有味地读我寄给你的《苔丝》你在信中自我夸奖:“虽然比起你来觉着惭愧,但是还能够学一点笑语,读一点唐诗宋词,还有精神挥动球拍把经理打得败走网球场。我说自己没有学坏,真好!同来海南的一批女孩,有许多陷进金钱的漩涡,为了金钱出卖自己也在所不惜。生活在这样的坏环境中,得时时提防潜移默化的种种影响啊!”你说你要学习我坚强的心性,像棵树一样在盐碱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说你抱着一把吉它,弹一曲自己编的歌,约一个时间,让我在北国古城的星空下收听这心灵的旋律。你说你穿着半旧的黄裙子跳舞,一个人跳;却好像握着我宽厚的手掌。你说你收到我的信时,在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上,一边读一边旁若无人地开心大笑。是呵,什么都被岁月改变了,只有你还是当年那个什么也不在乎、不懂得忧虑、不害怕苦难的女孩。但是,也只有你才最理解寒冷,最理解今夜的雪,最理解不停变换驿站的生命之旅。
  面对飞雪,我敞开自己的心灵,却发现它已退化成沙漠。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今夜的飞雪,用它无声胜有声的语言告诉我生命原本就是一场“甜美的苦役”。窗口对面,是隐隐约约的阁楼的飞檐,在飞檐与飞檐间,回荡着唐时的那曲琵琶曲。20岁的我们只能部分地领略它的蕴含,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悲伤,我们只知道不低头、不抱怨,这就已经够了。不抱怨生命,就意味着拥有了充实的生命;不向命运低头,便意味着命运向你低头。用世俗的眼光看你,你也许算不上一个“好女孩”—一你没有学历文凭,没有小家碧玉的安份贤淑,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你任性,你倔强,你出人意料的言行,你把握现实又不安于现实。一天十几个小时紧张地工作后,你居然还能做这样的梦:“梦见有一扇配着绿色窗帘的好大好大的窗,窗前不是闪烁着霓虹灯的街道,最好是片郁郁的树林,一条小河也成。干干净净的一张大书桌上,摆着一本本的文学著作:《红楼梦》、《漱玉同》、《追忆逝水年华》、《狄金森诗集》……”真好,我们都还有梦,尽管我们都像蜗牛一样挤在集体宿舍里,但我们并不为此而耿耿于怀。大亨有大亨的别墅轿车,我们却坚守我们自己的生活原则和生存方式,简单、自然、快乐、不强求、不逃避、不奢望,平静地接受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今夜的飞雪,如山花般盛开,如清泉般流泻,如时光般永久,如生命般高贵。面对今夜的飞雪,面对我们的心灵,何须牵挂于普,何须自足于甜?今夜的飞雪,属于我,也属于你。愿我们都能好好地生活着。

   
天真

  有朋友问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法国的女影星阿佳妮。”这位算不上风华绝代的女子,在《罗丹和他的情人》等影片中有诸多出色的表演,那种谈得感受不到的忧苦被她表达得入木三分。阿佳妮是个天真的女子,她以天真的姿态进入艺术角色,同时,还在个人生活中保持着这种可贵的天真。我在一部新闻片中看到几个关于她的家庭生活的实录镜头:周末,一家三口来到一个普通的餐馆,个子矮矮的、不施粉黛的阿佳妮坐在餐桌旁,左边是丈夫,右边是儿子。她打开菜单,征询丈夫和儿子的意见。显然,三口之家口味不同,阿佳妮便建议“举手表决”。表决前她与儿子耳语了半天,终于把儿子拉到自己一边来,二比一胜利了,做母亲的却像小女孩一样天真地笑起来。看到这组镜头时,我十分感动,同时,也理解了阿佳妮的艺术魅力之所在——真正的艺术,是离不开天真的。我觉得,国内某些大腕明星,缺的恰恰是这份“天真”。如刘晓庆。巩俐的表演:总有一种刻意为之的痕迹。在台下的时候,即使是与记者聊点家常话,她们往往也矫情得令人反胃。
  天真与人类的童年,人类的原生状态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在现代社会里,本应是人人拥有的天真却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天真太容易受到伤害,许多人宁可不要。对于那些为名利而活着,而且只为名利而活着的人来说,天真确实是天大的负担。而对于那些渴望“诗意地牺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说,天真却是一对让精神飞翔的翅膀。我很少读现代诗,因为我认为现代诗中很难找到唐诗宋词中处处皆可遇到的“天真”的情趣。有一次,偶然读到台湾诗人陈斐霎的诗,顿时被她天真烂漫的诗句吸引住了:
  为了让你相信!我们真的可以拥有整座地球花园/请原谅我不让你摘花。
                  ——《地球花园》
  我也喜欢鸟。而且比你贪。叫一声/总共拥有几千几百零几只统养在天空里
                  ——《养鸟须知》
  被惊雷撞伤的星星们/都在送医途中阿治而亡了
                  ——《铁眠》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陈斐霎是一个天真得像童话里的公主的女孩子。天真中却带着执拗和倔强。不让摘花的目的是希望拥有“地球花园”,倘若在花园里写上这样的诗句,而不是竖着大煞风景的“禁止攀摘”的白牌子,效果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谁还忍心伸出他的催花辣手呢?除非他是一个全无心肝的家伙。《养鸟须知》更让我联想到北京城里千万计的鸟笼,那些养鸟的老人们那么兴致勃勃,提着笼中乌时甭提有多自豪了。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愚昧而残忍的爱好——鸟的美丽全在它飞翔的瞬间。剥夺鸟的自由的老人们,自己的心灵之泉也干涸了,他们历尽人世,反倒不如一个小女子有气魄,把所有美丽的鸟类都“养在天空里”。《铁眠》没有一个字写自己的失眠之苦,反倒怜悯星星的命运,这种伤感真的让人睡不着。从陈斐霎的小诗中,我寻找到了失却已久的天真,透明的天真,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真。
  待总是与天真相联系,诗人总是像天真的小孩。普希金、莱蒙托夫、华兹华斯、拜伦、徐志摩…他们从本质上讲都是“孩子”,是不愿长大的孩子。一长大,诗神级斯便会弃他们而去,然而,天真不能成为他们生存于世俗世界的保护伞,为了天真他们受到各种高傲的心所难以忍受的伤害。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早早地终结了他们在人间的履迹,“轻轻的我走了,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一颗天真的心在不天真的人间。
  天真,既有浅的天真,如诗人;也有深的天真,如思想家。思想家的天真比诗人的天真更难得。天真,是一种温馨的品质。如果一个人看透了人世以后,心灵不仅没有冷下去,而且还热起来,那么他便拥有像海一样深的天真。鲁迅摘译岛崎藤村的《从浅草中来》中有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后人大多注意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这一面,往往忽略鲁迅也有一颗单纯的、天真的心灵。有这颗心作底子,他才能用笔写下“活的中国”。他的小说,冷峻到了极致的地方,一股温热便透过纸背,传递到读者的手上。萧红曾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我每天面对无数笑容——由脸部肌肉配合活动的技巧所创造的笑容,突然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由得不怦然心动,悠然神往。能够这样开怀大笑的人,一定有颗天真的心灵。能够看到这样天真的笑容,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所必需的能力和品性会一代代传下去,而那些不利于生存的部分则逐渐被淘汰。天真,便是人类所抛弃的品性之一。世间的一切,全都归结到一把秤上,有重量的东西才有价值,而天真是没有重量的。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谎言和欺骗所淹没时,当世故与乡愿成为生活的主潮时,厌倦、迷们与恐惧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一种“返朴归真”的要求也就产生了。人们意识到,天真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是人性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面,它给冷漠的世界抹上一层温暖的阳光,它给丑陋的现实添加一道柔和的弧线。天真的人接受着一次次的挫折与失望,但天真的人永远不会绝望,他们坚持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拥有着健全的自我。天真的人,有颗赤子的心,像星辰,永不坠落;像灯火,永不熄灭。

   
静穆

  这几年来,文化界很爱日佣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IJ面对的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因为“众生喧哗”是我们真切的感觉。在夜的深处,我们常常被那风吹窗玻璃的哗哗声惊醒,我们的心中也时时响起阵阵并不和谐的噪音。
  城市像章里一样,向空旷的处女地伸出它长长的碗足,郊区的田野被圈成了高尔夫球场,巨大的广告牌与更巨大的升降机从天而降,海边的沙滩被铁丝网分割,铁丝网内是拥挤的、享受到自己的阳光、海浪的都市男女;足球赛的票越卖越贵,顶着40℃的高温,声嘶力竭的球迷念念不忘扔出最后一个汽水瓶;阴暗如冥府的卡拉OK厅里,是一串串跑调的高音与一双双狼眼一样贪婪地搜索着的眼睛;证券交易所的电脑屏幕前,有一张张欲哭无泪或欣喜若狂的脸。又是一桩小学生绑架小学生的奇案,又是一起母亲误杀考试不及格的儿子的悲剧。无论是大酒店,还是亭子间,生活都像一场没有固定角色的戏,热热闹闹,有滋有味。从国际会议上的讨价还价,到邓里之间的唇枪舌战,生活就像一条没有入海口的河,起起伏伏,迂回往复,我们似乎过得很惬意,尽管有许许多多的欲望还未满足,但这些欲望都在向我们招手。于是,我们飞快地向前面奔跑。
  奔跑的状态,对人生而言显然不是坏书。然而,在奔跑中,我们觉察到一种恶魔附身般的“不安”的感觉。一位丹麦思想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发现了这种文明时代的通病,他就是存在主义的先驱者齐克果。他指出,“不安”已经昭示了人类精神的不健全,试图以喧闹吼叫凸现自身价值仅仅是自欺欺人而已。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你一定是幼稚得很,居然相信在这世界上大奖大喊大叫能有用场,宛如这么做就改变了你的命运。最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年轻时去饭店,我总要叮嘱侍者喀u好一点的肉来’。那侍者也许根本没有听见我,更不用说理睬我这个要求厂。我的话更不可能传到厨房,说动厨子的,即使说动了,也许整片肉上已不剩一块好肉了。我如今从不大喊大叫了。”齐克果的视角也许太悲观了些,不过静穆的姿态确实是一面能够照出生命本体的镜子。在草原,在沙漠,在山谷,在任何一个万籁俱静的地方,人们往往有过沉浸在静穆之中的感觉。我们不再是一片片万能的却冰冷生硬的芯片,我们开始由平面化、本能化自我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正的万物的灵长。
  挣穆是一首古典的诗歌。俺康刑场上一曲广陵散,顿成千古绝唱。他引首就戮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神采飞扬的生命,想到的却是一首没有传人的音乐;他轻轻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一颗颗需要滋润的心灵。可惜的是,在中国乱哄哄的几十部史书中,这样的场面太少了。安静而能达到肃穆,这是一种永恒的境界,在评估古希腊艺术时,温克尔曼说:“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却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即使在一场剧烈的情感中也体现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被莱辛赞不绝口的雕塑拉奥孔了。被海蛇环绕的英雄拉奥孔,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保持着恬淡、刚毅的神色。在拉奥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可动摇的人的伟大,正是这些内心的宁静战胜了世界的磨难。“静穆”艺术品的价值不在情感的发作而在激情的凝炼,不是火山的爆发,而是海底的静溢。人类特有的静穆将心胸里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外部世界的灾难统统摄进宁静和雅的境界。
  帕斯卡尔说过:“当一切都在同样动荡着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的,就好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在恣纵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出于其中了。唯有停下来的人才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狂激标志出来。”静穆是一种真空状态,它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与大境界,不为拥有的而欣然,也不为失去的而怅然。这种状态下的人以敬畏的态度看待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与自己有关联的人,在认识自身局限性的同时,也有承担苦难的勇气。静穆表示的是一种深度,一种充盈,一种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真挚与宏伟皆生于安混。今天,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环视四周,看一看公共汽车和商场中的人们,看一看坐在打字机后面涂脂抹粉的可怜的姑娘,扫一眼奔波劳碌的家庭主妇以及捶胸顿足的男人,在这些地方还有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吗?在这里还有静穆之感吗?在《胸死而生》一书中曾写到垂死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面对死亡,他没有丝毫的惶惑不安,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私人秘书卡波维拉说的:“如果诸节都已完结,就请您离去,看望您的母亲去吧!您不要为我担心,我已把箱子收拾停当,一切都已就绪,即刻可以登程了。”教皇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想到的却是一位普通的母亲,这时所表现出来的“静穆”是动人心弦的。人的实现、人的忘我、人的伟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就精神关系而言,高尚之人往往具备静穆而温和的坚忍,以及宽宏温馨的力量。如果静穆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新的存在的可能,一种伟大的幸运与财富。这样的人触及到最深的根基,并在那里释放出本原:他对外界状况来说是独立的,他无时无地不存在于痛苦与快乐之中。如果一个时代缺少静穆的人和静穆的心境,那将是天大的不幸,将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后果已经日益令我们恐慌。没有谁不做亏心事,没有谁感到满足,没有谁不心凉肉跳,可没有谁愿意忏悔,愿意承担毫发那么重的痛苦。在北京某家大酒店的门口,一群保安蜂拥而上,抡起大棒,扬起皮靴,对几名顾客大打出手,直到受害者躺在地上连呻吟也发不出才扬长而去,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好容易过把病。”也是在北京街头的一辆豪华奔驰车里,一个曾因扮演妓女而出名的影星果然在生活中继续她的角色,当警察上前盘问时,她甩出一句:“我是美国人,不受你们法律的约束。”在广州一处破烂的民工棚里,一个学香港录像片的民工残杀了十多个青年女子,“变态色魔”突然出现在市民身边,一时间人人提心吊胆,破案后,罪犯的残忍却又令人不寒而栗。是到了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别的一点什么?诚然,一辈子都保持静穆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在生活的浊流中行舟,不可能不打湿我们的人生之桨。然而,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静穆状态的人是可悲的。这样的人,其价值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的延伸,与大树底下忙忙碌碌地搬运着一粒米的蚂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曾经体验到静穆的人,则获得了精神的贯通和心灵的清洁,在澄澈的境界中走向一个新质的世界。
  想起一则禅宗的故事,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有人说是树在动,有人说是风在动,真正动的是什么呢?大师说:“是心动。”动荡不安的心灵,有没有可能在静穆中升华呢?这个艰难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回答。

   
腼腆

  青年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作讲座。他说本来忙得不可开交,真是抽不出时间来,但是两个来联系的小师弟,红着脸走进他的办公室,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默默地坐在一边等待答复。“正是他们的腼腆像闪电一样打动了我,使我仿佛看到了昔日在北大念书时的自己。在这个某些人一天比一天厚颜无耻,并且把厚颜无耻当作光荣的时代里,这种腼腆比金子还要可贵,我又怎么能够伤害它呢?”
  刘震云这里谈到的“腼腆”,的确是现代人心灵里的一个盲点。腼腆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世方式,即使不能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至少也算是不合时宜。公共关系和形象设计成为一代显学,“包装”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我们为自己准备了无数个面具,与三教九流的人周旋。笑里藏刀,说谎天经地义,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唯唯诺诺,这便是面具的妙用。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现代人却比他厉害多了。变来变去,忽然有一天,咒语失灵,再也变不回自己。每一面镜子都像是哈哈镜,怎么也找不回真实的自我。“我”是谁?这居然也成了困惑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有一本自从30年代以来就一直畅销不衰的书——《厚黑学》,谈中国式的处世之道,中国式的终南捷径,风靡大江南北,上至领袖哲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痛感“于我心有戚戚焉。”所谓“厚黑”,即脸皮厚心肠黑也。只要脸皮厚心肠黑,就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呼风唤雨有求必应。这有时也确实是实情。但是我们付出厚脸皮黑心肠的代价后,等于用灵魂换取了魔鬼的许愿,最后能用什么把灵魂换回来呢?腼腆,意味着对灵魂的坚守。陀思妥耶夫笔下的俄罗斯人都是那样的敏感,因为对全心全意来说最重要的是灵魂。“您是不是对我表示轻蔑?”希伯利待问梅什金公爵。“为什么?难道因为您过去比我们受了更多的苦,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受苦,我就该对您表示轻蔑?”梅什金公爵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不配受这些苦。”希伯利特说出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这是腼腆的极致,在自卑与自尊之间,腼腆的人寻找到了一切价值的所在。梅什金公爵并不是“白痴”,而是真正的神人。腼腆的梅什金公爵,像善良的布道者,坚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评判一切,最后象基督一样,在历尽苦难之后,不被世人所理解,寂寞地死在路上。
  腼腆的人心灵纯洁脸皮薄,他们对陌生的事与物保持着天生的敏感,与它们保持一定的适于观察的距离。腼腆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尊重。腼腆的人当不了大款和政客,也当不了歌星影星和炒股大王,他们太容易受到伤害,却永远也不会去伤害别人。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是那样的透彻,不会焦灼也没有奢望。他们外表木油,内心敦厚,掌握不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察颜观色的本领,却拥有保护真我的最好的盔甲。腼腆是一种真诚的羞涩,是一种从容的敏捷,是一种冷静的善良。巴金先生就是一个腼腆的典型。他的腼腆保持了一辈子,从童年一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文革欺瞒哄骗的岁月,他仍然本色不改。岁月无法使他增添一分圆滑与世故。文艺界名流开会的时候,入人高谈阔论、眉飞色舞,他却远远坐在圈子外,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德高望重”。在非讲不可的场合,他往往让几句简单的话脱口而出,不加一点修饰。巴金的腼腆使新闻界颇多微辞,因为要写一篇采访老人的文章非得跟厌恶宣传自己的老人磨好久。与巴金相比,钱钟书先生更加腼腆。钱钟书的腼腆是由狂与真结合而成的。“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谁不想上去露露面呢?可钱钟书却不容置疑地拒绝了。几个学生轮番上阵劝说,他也丝毫不动心。据我的理解,老人们的腼腆并非守旧与固执。对巴金与钱钟书这样的文化老人而言,他们的腼腆是由孩子率真与老年忧郁揉合而成的。没有孩子的率真,对生活的思考提炼就不会有敏锐的直觉的全身心的投入;没有老年的忧郁,精神世界里就没有愤怒与宽容的紧张冲突。腼腆是他们文学生命的核心,也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方法。腼腆令他们明察秋毫,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又是时代的旁观者;腼腆使他们有回首与否定的勇气,负荷起被风雨漂泊的良心。
  腼腆是良知良能的产物,是巧妙得体的自我控制。真正的腼腆无论在乡村田园还是在闹市名都都能开花结果。环境固然能影响腼腆的质地,腼腆亦能在柔韧中生出坚韧的反抗力。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是一个说话都会脸红的贵族青年,有一天却向挑衅者拔出了枪,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腼腆如一股潜流,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天才有天才的腼腆,就像见到国王仪仗队时拉紧自己的帽檐,昂首阔步与之擦肩而过的贝多芬;凡人有凡人的腼腆,就象契珂夫笔下不卑不亢,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保持自身人格独立的小人物。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面孔触目惊心,而腼腆的姿态像沙漠中的绿洲,令人轻爽而惬意。腼腆作为一种倾向善良与质朴的润滑剂,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最后一缕温情与关怀,从而不至于彻头彻尾地粗鄙、丑陋、委琐。
  腼腆是一笔看不见的财富。每一个自信觉醒的人,都会以腼腆的姿态面对喧嚣的的世界,至少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

   
认真

  尼采受精神病的困扰,漫游南欧疗养期间,风光优美的意大利令他留连忘返。在一则日记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热那亚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白塔上传来巨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街众生的嘈闹而冲向暮色里的星空,融入微风的怀抱里,那样冷冽却又充满孩子般的天真和伤感。当时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尽管如此……”
  这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只有尼采这样一辈子“认真”的人,才能深味“认真”之不易,在钟声的诱惑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灵飘忽了,连尼采也闪现出怀疑“认真”价值的念头来。但是,这念头仅仅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尼采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立足点在何处。“尽管如此”一个急转弯之后,这天的日记基然而止,尼采与尼采的读者都能获得共同的结论:认真虽不易,依旧躬身行。哲学家的天职便是以认认真真的态度观察生活,参与生活,改造生活。认真是哲学的灵魂,如果不是太认真,尼采也就不会疯了;如果不是因为太认真,尼采也就不可能获得文化史上不朽的地位。
  其实,认真对每个平凡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历程完完全全地负起责任来的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注入所有激情的生活姿态。“认真”二字知易行难:由于人的天生惰性的制约,现实利益的催迫,再加上认真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很容易放弃认真。在现实世界里,认真确实处处碰壁,不仅不能成为获得财富、地位、名望的手段,有时反倒是追求这些目标的障碍。人们有理由在挫折和屈辱中怀疑认真的实践有效性。
  确实,“认真”是一项无法保证导致丰收的艰苦耕耘。认真是形而下层面的行为,它收获的往往是形而上层面的满足,它使人生的原生态得以展示,亦使人生的丰富性得以体现。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一生贫苦潦倒,以打磨眼镜片维持生活。白天,他在昏暗狭小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洗炼、打磨、装配,每个程序都精益求精,劳动情状几乎比夜晚在灯下写哲学著作还要虔诚。在他生活的城市里,没有人意识到斯宾诺莎将是影响几个世纪人类精神领域的大思想家,却都知道他是手艺精湛的工匠。艰辛的劳动使斯宾诺莎双目失明,英年早逝。有人说,要是能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他一心一意著书立说就好了。我却认为,没有认真打制眼镜片的劳动姿态,也就不可能有在思考和写作中燃烧自我的精神境界。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寻求永恒价值的根基,后者则是前者在另一种劳动形态上的升华。在为世人寻求光明这个意义上而言,斯宾诺莎打制的每一副镜片与写下的每一页手稿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认真的坐标既可以指向平淡无奇的劳动,也可以指向飘忽不定的爱情。认真,使爱情成为人的内宇宙中最后一座崇高的圣殿。即使是失败的爱情,也会因为有“认真”的内核而光彩夺目。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与一代才女林敬音的恋爱可用“认真”来概括。世人皆知徐志摩苦恋林氏,殊不知金岳霖也是暗恋者之一。后来林氏嫁与梁思成,金岳霖依旧痴心不变,由情场的角逐者变为夫妇二人最亲密的友人,在动荡的几十年里一直与他们比邻而居,共渡艰难岁月,自己竟终身不娶。林氏去世后,一天金岳霖突然邀老友们到饭店聚会,这天并非什么特殊日子,大家都觉困惑。席间,金先生含泪倾倒美酒一杯,坦坦荡荡地说:“今天是微音的生日。”在座诸人看先生,却已满头白发。这种“痴”,就是认真的极致。在爱情日益贬值的90年代,还能找到这样真正认真的爱情吗?认真使我们无法潇洒走一回,却使我们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对真情永恒的呼唤。
  认真昭示着人类对世界和生命本体的执着追索。布鲁诺甘受教会的火刑和世人的唾弃,而绝不放弃对真理的坚持,是一种认真;斯各特明知南极之行已经失败依然大步向前,最后献身冰天雪地,也是一种认真;清洁工人披着晨爆,打扫干净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是一种认真;读者为了一个印刷的错误,写信给编辑部,也是一种认真。认真,可以体现在伟大的事业、纯洁的爱情里,亦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在面临每一个困境的时候,认真在怀疑与肯定中螺旋式地演进,使认真的人永远拥有自信的微笑。透过“认真”这扇发掘人类高贵性的窗口,我们的心房将洒满黄金般的阳光,所有的沮丧与失望将被战胜。认真是我们用以观察和感觉宇宙的全部推力和压力的良好方法,它在最细微的缝隙中发挥作用,但它展开了宽广的前景,以认真的姿态生活的人,也正脚踏实地地走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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