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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沙俄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中，记载了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时的情况。 当时，霍登广场发生惨案，观看典礼的百姓互相挤压，人山人海的波动失去了控制，挤压死伤两千人。李鸿章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说，当然要禀奏。李鸿章摇摇头说：“唉，你们这些大臣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瘟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向皇上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相安无事。当时有人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看到维特惊异的表情，李鸿章接着说：“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怕的皇帝苦恼？”在这次谈话后，维特伯爵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两种文化进化程度差异，就在这一席对话中。缓塞是法国国王的儿子、奥尔良大公的同学。有一次，奥尔良大公给缀塞一张宫廷舞会的请帖。诗人见到路易，菲力浦时，他所受到的接待使他大吃一惊。国王愉悦而诧异地笑着，走到他面前说：“你是刚从约安威尔来的吧？我很高兴见到你。”谬塞深懂人情世故，没有流露一点惊讶的神色。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就苦苦地想国王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想起来一I，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是约安威尔皇家产业的森林看管人。国王从来不会把作家的名字来劳累自己的记忆的。可是对于管理皇家地产的全部官员的名字，他却了如指掌。 连续11年之久，每年冬天，国王以同样的愉快见到他假想的森林保管人的面孔，并对他赞赏有加，点头微笑，使满朝文武嫉妒得脸都白了。这份皇家恩典被认为是赐赏给文学的；然而这一点更可以肯定：路易·菲力普从不知道，在他统治的时期，法国有过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和国王的森林保管人是同姓的。 这种类型的误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断地上演着。诗人因此翘起孔雀的尾巴。 司汤达说过：“我看见一个人上衣上佩戴很多勋章，在客厅里高视阔步时，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他必定是干了所有卑鄙的勾当，不，甚至是卖国的行径，他才为此收罗了这样多的证据！” 对于勋章，没有比这更为深刻的认识了。真正的荣誉，是无法获得勋章的；真正的勋章，是流放地和火刑架。康德认为，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是世界的表象。我想，勋章与荣誉的关系，大概是康德这一高深莫测的哲理的最庸俗又最贴切的比喻吧。 人们总是厌恶臭袜子，把它们扔到床底下去。其实，袜子有什么过错呢？臭的是自己的脚，袜子不明不白地充当了替罪羊。 历史便是这样写成的。 陈寅格在《孵蒋秉南序》中这样评价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我想，千载而下，学者如过江之鲫，能担当起“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十个字的能有几个呢？肚子往往比气节重要，翎子往往比书本重要。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焉能成为雄狮鹰隼？ 1928年，苏共展开了一个争取高尔基回国的全国性运动。甚至中小学生也写信给作家：为什么您宁愿生活在法西斯的意大利，也不愿生活在热爱您的苏联人民中间？高尔基回国后，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别墅周围种上从外国搞来的花卉，特地从埃及给他订购香烟。尽管高尔基多次拒绝使用奢侈品，但他被告知说：马克西姆·高尔基在全国只有一个。高尔基所得到的荣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连梦想都不敢去梦想的：大工业中心下诺夫哥德市被更名为高尔基市，相应地整个下诺夫哥德州也被更名为高尔基州。 然而，荣誉也需要代价。高尔基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他被带到克格勃准备好的工厂、农场参观，人们向他热烈鼓掌。精心挑选的犯人与高尔基交谈，朗诵他的作品，并把监狱生活描绘得像田园一样，令富有同情心的作家流下热泪。从此，作家生活在一块玻璃罩之中，过着空中楼阁的生活。 高尔基毕竟是高尔基。他逐渐发现了那些笑容背后的怨恨，那些远比阳光庞大的阴影。他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斯大林愤怒地说：“从一只生了疥的羊的身上哪怕能拨下一撮毛来也好。”秘密警察头子亚戈达向高尔基转达主人的命令：要他为“真理报”写一篇《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高尔基又拒绝了，于是，他出国过冬的权利被取消。他本人的意见不受重视。斯大林说，高尔基留在国内对“人民”有益。 高尔基逝世后，克格勃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他珍藏的几本杂记。亚戈达看完后，气得破口大骂：“狼终究是狼，喂得再好也还是想往森林里跑！” 我一直认为，逻辑学乃是民主制度最坚实的根基，只有懂逻辑的国民才能建立民主的国家。 不懂逻辑的斯大林说出这样的话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威胁列宁遗儒克鲁普斯卡哑说，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的话，那么党就将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她。他对目瞪口呆的克鲁普斯卡姐说：“是的，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权力取消逻辑与缺乏逻辑导致权力绝对化，两者互为因果。斯大林的话绝非儿戏，这一类不循任何逻辑的话，国王和教皇们从古说到今。 金钱之所以可鄙可憎，就是因为它甚至会赋予人以才能。这是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人心之所以可鄙可惜，就在于它所孕育的所有才能全是为了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这是我的观点。 世纪末，“钱学”大盛，也算是杂草丛生的学术界的一朵奇葩。此“钱学”（钱——钱钟书也）固非彼“钱学”（钱——金钱也），但同样令我怀疑。 我以为，钱钟书是一位伟大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注释当然都是第一流的。那么，千百个再来注释这些注释的学者呢？美国人常常讽刺某些“莎学”研究家已经沦落到“靠研究莎翁肚脐眼的大小来混日子”的地步，那么，中国的“钱学”家们呢？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他们把钱老先生吐出的一口浓痰也当作汤药吮吸得津津有味。 同样，“红学”与“鲁学”等显学也沦落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人拼命想挤进来。 友人一说起晚清便是一副不屑的样子，晚清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说，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我不以为然。因为晚清还有能勾勒这三种东西的作家，所以晚清还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连一个记录怪现状的人都没有的时代，岂不等而下之？ 写诗成诗人，不复有诗句。 读书到博士，书中已无趣。 阮遥好集展，收集了一屋子的各种质地的展，一边上蜡一边叹息说：“本知一生当著几量展？”这该是最悲凉的感叹吧？ 月坛邮市里，邮票不过是钞票的等价物。收集到了这样的地步，阮氏又当作何感慨？ 石头。再坚硬的石头也会在流水中失去它的棱角，我想，最没有力量的流水是最可怕的。 以伟大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是巨大的冒险——自以为玩弄历史的人恰恰被历史所玩弄。 1961年10月引日夜，斯大林的尸体被移出列宁陵墓。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抬下盛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取出来保存完好的尸体，放入一口湿流涌的、粗糙不堪的棺材内。然后，他们把棺材扔进克里姆林宫脚下的一个深坑，几分种内便完事了。 在泥泞中腐烂的尸体一定在懊悔：当初“不朽”的想法是多么的无知！企图“不朽”的君王们，只有“速朽”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对于尸体的崇拜，毕竟是遥远的古埃及时代的盛典。 我曾经醉过，却总是醒来。 我正在行走，却没有方向。 汤因比说，这是一种谦逊的思想——我们拥有大得多的物质力量这一事实，反而使我们置身于对自己来说大得多的危险之中。 生物学家们却没有这种谦逊的思想，他们只研究如何克隆。 也许散文本身就是一种泛滥的文体。但我读到一本又一本如同嚼蜡的散文集时，我很难再保持这样宽容的心理。二三十年代三流的散文家叶灵凤的文笔，也足以令今天的散文“大家”们竞折腰。 胡适说过，最滑稽的外情便是“长级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记里没有诸葛亮”。今天，许多写文章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有才气的人。 《旧约·传道书》中说：谁如智慧的人呢？谁知道参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我匆匆地在街上行走，发现这座城市没有智慧。 不再把贫乏当作贫乏，是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标志。 电视广告中，连洗发水也有数百种。朋友质问我：你为何老嚷着贫乏？ 贫乏的贫乏性被遮蔽了。智力在急剧地倒退：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们，知道浮肿代表着贫乏和饥饿；今天的人们，则把浮肿当作迟来的健康。 我是一个走错舞台的演员。观众都是我所陌生且厌恶的，剧场经理却让我逗他们笑。 深夜的时候，在没有声音的畅春园看月亮，才明白什么是孤寂。 顾城说：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我说：我想在窗子上全蒙上帷慢／让所有习惯光明的眼睛习惯黑暗。 正视黑暗的勇气，是对光明唯一的呼唤。缺乏这种勇气，光明只能像蜡烛一样熄灭。缺乏这种勇气的顾城，逃到了小岛上，可耻地死去。而我生活着，挣扎着，艰辛且苦楚。 三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如秦二世、崇份；二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怒而敢言，如宋代诸帝；一流的统治者，使天下既不敢言且不敢怒，如康乾。 农民起义者会选择三流统治者的时代，知识分子会选择二流统治者的时代，而一流统治者的国度里，只有一群忠实的太监在忙碌着。 原先，我对孩子们的追星行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艺名叫“井冈山”的五流歌星，居然让千百个妙龄少女哭得死去活来，为的便是与他握一下手。 后来，我想，我不该嘲笑这点仅存的浪漫。在“现实主义”拿起屠刀扼杀了思想的浪漫之后，这份可笑的浪漫也许是最后一根坚固的支柱。每个人都在做着成功的梦想，正是梦想产生了偶像。 春天，花在一夜之间开放，眩目的美丽。而我在一夜之间丧失语言，发现了沉默。 “现代是孤立的对立面，文明的演进使人类越来越害怕被逐出集体。”陈凯歌在回忆录《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写道：“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恩赐。”正是出于“离群”的恐惧，他在家被抄之后，穿上黄军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在绝望中仍然希望人们能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员。”这是小草的国度，不适宜树的生长。 “合群”是对存在的否定。因此，我选择“离群”，让孤独成为我一生中最阴毒的敌人与最忠实的朋友。当年北大那位在楼顶上撒传单的文科学长说过：“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我想，独秀先生一定会把我当作朋友的。 手可以采玫瑰，但采不来玫瑰的香气。 文字后面的血泪，又岂是没有心肝的人所能体味的？ 梨，外甜内酸。谁知道她的心是酸的呢？吃梨的人把心都扔掉了。 “异端”英文单词的希腊源是“选择”。而“民主”的核心是“选择”，所以“异端”的存在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 没有异端，也就无所谓主流、正流、权威。 利希顿堡说过，有些人读书只是为了取得不再思考的权利。读书，实在是一件值得怀疑的活动。读书破万卷，不一定是好事。 那么，写书呢？写书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抱着君临天下的姿态提笔——有些书之所以写作、印刷、传播，就是为了不让人们进行思考，如大部分的“经典”。 难怪叔本华认为，不读之道才是真正的大道。“无论引起轰动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册子，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会吸引广大的读者。读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人寿有限。” 权力，在它自己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时却要求民众的生活应当是整个儿透明的，是福柯所说的“圆形监狱”。 相反，权力越透明，民众的生活越隐匿。当克林顿宠狗的性情被媒体摸透的时候，千百万普通人享受着以总统一个人牺牲自由为代价换得的自由。 只有在面对永恒或缺乏永恒的状态时，人才暴露出他的脆弱性。否则，人永远是狂妄的、自足的。 旅途。上车的那一刻，还是欣喜的。没想到，下车的时候，发现自己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 天安门之前原来是大清门。大清门是真正的“国门”，其名称随朝代的更迭而变，在明代称大明门，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时改称中华门。大清门匾是石头作的，字迹用青金石琢制，镶嵌在石中。民国更换门名时，有人想把石匾拆下来掉个脸儿，把“大清门”三字翻到墙里，把原先的背面放在外面，刻上“中华门”三字。及至将石匾拆下来，发现里面竟是“大明门”三字。原来清人早在二百多年前就使用了这偷工减料的高招儿。于是只好刻了一块木板挂在檐下。 历史大可不必看得那么神圣。就凭秦始皇想世世代代为皇帝，我就觉得他是个智商很低的家伙。 常常和朋友讨论“共产主义”的问题。有位偏激的朋友说：“这是一个乌托邦，绝不可能实现！” 我却笑着对他说：“人间确实有‘共产主义’。”我翻开《叶利钦自传》给他看。叶利钦写道，如果爬上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1共产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所谓世界大同啦，都不需要。“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暂时一亿人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职位”的。制度可以把这些享受赐予个人，也能把它们从个人手中夺回来。 贵族往往是悲观主义者，他们穷奢极欲，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穷奢极欲。 奴隶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像绵羊一样忍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有幸福的明天。 1973年8年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后，毛泽东主席因身体衰弱一时无法站立。周恩来急中生智，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老照片》杂志上，配照片的这段文字的标题是“周恩来的机智”。 一元论是民主的死敌。我所理解的西方传统是三元的，即：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三元论所教育出的民主应当如此：一、民主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在整个社会发生作用，它不仅要确保法律面前人太平等，而且要保证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包括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获得财产的自由。二、法律独立十‘行政权力范围，法律作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独立的调和手段，绝不能是统治集团的工具。三、民主是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它渗透到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之中，似乎看不见，又确乎存在。 天人合一的国度，民主是海市蜃楼。 在一个日暮穷途的时刻，最痛苦的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什么都尝试过了，只剩下堕落；片刻的次悦，并不能根除分崩离析的恐惧。 蜘蛛们在网上徒劳地奔波着。 在我的心目中，与“真理”相比，“国家”无足轻重。当左拉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厂真理；当托马斯·曼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厂真理——他们的国家，是“不义”的国家。 斯宾诺莎说：“国家的目的确实应该是自由。”卡莱尔说：“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不损害我们的思想观念时才是可爱的。”中国人一向“太爱国”，看见“爱国主义”的幌子便两腿发软，没有信心去观察打着这个幌子的是什么人。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的便是被指认为“不爱国”，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心”，牺牲理想、牺牲真理、牺牲亲人、牺牲生命都是在所不惜的。 “说不”是应该的，关键是对谁说不。中国一向鲜有说不的勇气，突然之间人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说不，这足以令我警惕。陈独秀早就说过：“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的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才是真正的说不，对“爱国主义”说不。 中国的哲学偏向于巩固与粉饰一个熟悉的传统世界。西方的哲学偏向于质疑旧世界和建构新世界。 我听到鸽子的翅膀扑打空气的干涩的声音，顿时感到飞翔的艰难。 城堡。懦弱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抽着烟，炫耀着溃败后仅存的尊严。 时间。井边的青苔以及被水桶擦去的部分。当年提水的人是外婆，现在提水的人是我。“欺骗是蛮横的本质，当罗蜜政对朱丽叶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演戏。真诚并不比欺骗具有更多的意义。 布罗尼在《佛罗伦萨史》中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之始，应追溯到罗马皇帝取代共和制之时。当自由失去，罗马唯知效忠于统治者而已，国家权力落入一人之手，公民之德性与独立精神乃受统治者所忌；于是，卑鄙而无自由志节之人独能取悦皇帝。得太皇帝宫廷者，非矫矫之强者，乃无骨之弱徒；少勤奋上进之流，多馆媚寡耻之辈。政府事务为社会最下流人所操纵，罗马帝国遂面临重重危机矣！。 与之极为相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一1942年中国华北农村》一书中，也描述了“小人”当道的中国材方世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皇帝、总统、委员长之类的“英明领袖”固然难逃罪责，但一个庞大的“小人阶级”却在恢恢法网中被遗漏了。助纣为虐者比纣更具有破坏作用。 我以为，好的制度便是能抑制“小人阶级”的制度。 宣传。宣传的使命是：在强化某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的同时，破坏另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 现代社会的衰败，部分原因是对群众的畏惧。所有高贵的头颅都在肥皂泡一样的“群众”面前低下了。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虚伪性。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最严酷的专制。 无聊。这个时代，连无聊感也缺席了。帕斯卡尔认为，无聊即没有激情、无所书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人感受到自己的空虚、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聊。已然不是真正的无聊。真正的无聊是对最不堪忍受的事情处于完全的麻木。意识到无聊，乃是反省的开始。 所以，有无聊感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有人说。奴隶只需要财富，不需要自由。可是，谁见过拥有财富的奴隶？谁保证奴隶的财富不被剥夺？ 主人说。我很宠爱奴隶。然而，这是奴隶所交的好运吗？宠爱与鞭子，只在主人的一念之间。仁慈的贾府里。也有投井的金钥，吞金的尤二。最不觉悟的该是焦大，他大概至死也不明白。我跟太爷打过江山，怎么换来满嘴的马粪？ 在奴隶制度中，焦大所起的建构作用远远大于诸贾。我以为。 在这个意义上，最应当怜悯的不是晴雯。而是袭人。 齐克果思索过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去迎受痛苦；一条是上学毕业做教授，专门讲授别人的痛苦。前者是“踏出一条路来”；后者是“在道路旁磨蹭”，它多半以沉沦告终。 选择后者的人们，怀着悲壮的牺牲精神上路，以为可以走到终点，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平行的路——无论怎样匆匆行走，也不能令距离缩短。 坚守象牙塔的行为本身，不足以让我们骄傲。 穷国的混乱，并非因为穷，而是因为人们想致富。 穷人的仇恨，并非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的不正义。 城市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涵。费正清这样看待北京：“北京的气势雄伟的对称布局，毫无疑问使它成为一切首都中最有气派的…没有一个西方首都能这样清醒地构成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北京是一座在记忆里存在的城市，在这里，一切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总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北京那巨大的广场、开阔的近十里的东西长安街，以及绵长的围墙和银墙上的巨幅标语，都不是实物而是象征。相反，纽约、巴黎、伦敦、香港这些现代都市里，象征早已不复存在，寸土寸金、大厦林立、交通便利，建筑仅仅是建筑。 庞大的东方广场雄踞王府井的黄金地带，“瓜皮帽”的象征意义却与现代商业精神错位；更加庞大的西客站也是如此，它的美学效果与现代交通的实质背道而驰。在这种绝望的割裂中，我发现了现代的可能与不可能。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城市从来只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地，为什么市民阶级在中国不能成为由传统社会跃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动力。象征吞没了实体，过去吞没了现在，我们仍然乐于把巨额的金钱投诸于大量的装饰活动和器物上，例如政治节日期间，每个单位门口都被要求设置巨大的花坛，这种花坛只存在短短几天。相反，我们却吝于多建几座公用电话和公共厕所。我有过整整走完三条街找不到一座公用电话的经历；也有过在狭小的厕所里排队等待“更衣”的经历。金字塔顶端的人缺乏这种经历。他们唯有一种经历：坐在豪华轿车上，不受红灯的约束，飞驰而去，窗外建筑物的象征意义激起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感。 这也许才是中西文化的真正差异，本体性的差异。 争论。说中国缺乏争论的传统是不公平的。中国争论的空气还是挺浓厚的：一首古诗是何人何时所作，一个古字是何读音是何意义，知识界可以自由地争论若干年，出版若干本专著。冯其庸先生作为红学大家，显然是足够真诚的——有人企图论证曹围的霸字根本没有“雨”字头，冯先生就痛心疾首，撰写长文，细加批驳，凛然之气，令后生肃然起敬。 然而，争论也就仅此而已、康乾的屠刀是争论的上限：一切问题都可以争论，唯有君主专制这一政体不争。 与真理、自由脱钩的知识形同大便。 1930年11月，罗隆基曾有过一次被反党持务扣押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短的6个小时，但他由此深味了“党国”的内核——自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实施的不过是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在（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中，他指出。“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是社会最大的危险。 国民党崩溃的根源正在于此。 索尔仁尼琴如年代初重返俄罗斯，最令他愤怒的是（真理报）。当（真理报）发表文章欢迎他归国的时候，他一点也不领情，尖锐地说：“（真理报）大半个世纪仗着政权的力量打击我们。报上没有一句话不是指着人民的鼻子说的。没有一期（真理报）的内容曾为水深火热的人民请命过。但一夜之间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份纯粹为人民争夺利益的报纸，甚至完全不理会其它问题，他们一次也不曾公开承认：‘是的，我们欺骗了大家。我们一直发布假消息。但现在我们发誓愿意成为人民的喉舌’。” 其实，鲁迅早就看到了这种现象。按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做“咸与维新” 中国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恶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肆虐。 戈尔丁的（蝇王）让我几乎读不下去，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因为事故，滞留在荒岛上。刚开始，他们还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有组织地生活。后来，恐惧席卷了他们，一个个野性大发作，陷进吃人与被吃的深渊。 西蒙是第一个喊出真理的人。当孩子们开会商讨如何围剿想象中的“野兽”的时候，西蒙说：“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恶与原罪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永恒部分。一西蒙死于乱石之下。杀人之后，“恶”的代表杰克等人把脸涂成五颜六色，一在假面具后面，他们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嗜血成为压倒“切的异己力量。只剩下拉尔夫一个人．反对涂脸。坚守着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却受到“猎人们”的追杀。 我想，中国人应该把《蝇王》列为一本必读书。《蝇王》对我们来说，比论树更加重要。没有勇气回答“什么是最肮脏的东西？”的人，不能称之为成年人。 体育迷。体育迷与体育无关。体育迷是现代社会异化的表征：他们像患了恶性的自我强迫症，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系在已被“游戏”所取代的“体育比赛”上。 爱因斯坦说过；“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体育项目的章程比法律大典还要复杂，但比赛的意义却缺席了：为了祖国或民族的荣誉？为了体育迷的厚爱？为了百万的奖金？都是，却又都不是。 我怀念古希腊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时，没有复杂的规则，没有丰厚的奖金，没有被贿赂的裁判，也没有服了兴奋剂的运动员。 我不知道花几十亿美元的运动会、还叫不叫‘“体育？”押了几亿美元举行的拳击赛，还叫不叫“体育”？本来，体育应当是最能体现自由的领域，然而，现代体育的黑幕比起官场商界来丝毫不逊色。参与者与观赏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 “大学文化程度”，这个词只存在于汉语之中。它的冠冕堂皇与内心空虚“雌雄同体”。大学文化，意思是：我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我通过别的方式，如函授、速成、培训等，拥有了与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的人相同的文化素质。 “大学文化”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大小官员的履历、简介之中。它试图起一支“打气筒”的作用，增添几分自信，抬高几分身价。结果恰恰相反。它像一滴多余的墨水，滴到一幅画好的山水画上，整幅画的意境全毁了。 有无“大学文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学徒出身的齐白石照样成为艺术大师，他没有“大学文化”，却到北大的课堂上为大学生们讲课。这样的天才数不胜数。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不幸的是，中国人习惯作这样单线的思维，他们会说：大概有吧？似乎有吧？不会没有吧？差不多吧？于是，汉语的艺术功能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凸现：一大批诸如“大学文化”的词语被智商高绝的庸人们制造出来，唯一的作用便是遮蔽真相。千百年以来，汉语所受的毒化已无药可治——有多少人能参透“大学文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能指与所指已经完全分裂甚至对立。 “大学文化”，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件穿在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大学”的人身上的“皇帝的新衣”。更为不幸的是，我自以为是地选择童话里那个孩子的命运，偏偏要说出绝不能说出的真相。皇帝的禁卫军持着剑朝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而我手无寸铁。 不捣毁禁忌，便得不到真理，我终身不渝地坚信这一点。 专家。专家就是最明白该领域的状况，他的话却从没有通过权力运作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些人。专家像菩萨一样被供奉起来，主持庙观、享用供奉的却是外行们。 有人拿了张大而且劣的纸来求画。曼殊生平不作大幅，何况纸又是劣的，当然不愿效命。后来被扰不过，就替他在东南角画一只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画一个小小的人。求画者看了莫名其妙，又不敢作声。等了半天，喝完几口酒，曼殊不慌不忙，画了一条纤绳过去，竟成一幅绝妙图画。 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画了。美术馆的画展上，全是万紫千红，油彩满纸，令人目不暇接。我私下里估量：一幅画究竟用了多少公斤颜料，这些颜料值多少钱？ 在艺术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 跟学法律的朋友闲谈，发现他们讲起法律条文头头是道，对“法律”却茫然不知。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也大抵如是。王阳明说过：“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骏汉。”这是许多博士。博导们的写照。 1915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小说《绎纱记》作序。叹日：死与爱是“人生最难解决之问题”，佛教之“十二因缘”说“不可说其究竟”，而耶稣之解释比佛教“妥贴而易施”。读者梁漱仅写了一封点信抗议此序“讥难佛理”，激烈批驳陈独秀的论点。当时陈已是全国大名鼎鼎的革命家与文化领袖，而梁不过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藉藉无名的一名司法部秘书。几年以后，梁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不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名。 陈梁之交，堪称大侠之交。在陈，心怀天下，唯才是敬；在梁，直抒己见。以才自负。当时北大的教授，要么是旧学大师，要么是戴着欧美博士帽的新斯陈偏偏慧眼看中了无文凭无名气的、批评过他的梁氏。而梁则声然是《战国策》里的人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锥在囊中，脱颖而出。 在陈梁的心灵里，没有“私”这个字。否则，陈对无名之卒的批评定然会怀恨在心；梁对文坛泰斗的地位定然会弯腰献媚。陈梁相互之间怀着敬畏的感情，他们把对方作为一面镜子，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形象。 蔡元培聘陈独秀更是一段佳话。据汪孟邹回忆说，1916年年底的那些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招呼条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陈独秀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蔡元培为何力约他出任文科学长？蔡说，“翻阅了《新青年》，便决意聘他。”陈起初回绝说：“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 这就是蔡元培的伟大。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不过是想让诸葛亮帮他个人打江山，蔡元培请陈独秀，却完全是为了办好北大，境界高出刘备岂止十万八千里。我遥想蔡校长默默地坐在旅店门口的那些清晨，心里暖乎乎的。这位前清翰林、光复会领袖、留洋学者，坐在简陋的木凳上时，在想些什么呢？北大就像是将要出生的孩子，在他淡淡的、宁静的微笑里孕育着。阳光的影子在窗格子上悄悄移动，先生从沉思中醒来。 北大有过许多任校长，留名者寥寥。蔡元培获得所有人的敬重，原因肯定不简单。时下，我在学校里常常看见某些九品芝麻官甚至不入流的办事人员也对教授阿责有加，我就想：北大离“北大精神”已经很远了。北大，不再是教师和学生的北大，不再是知识的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北大，变成了权力的北大，资历的北大，生物学和计算机的北大。 那么多的老师和朋友跟我讲起蔡元培。其实，大家都没有赶上能够谛听蔡校长的教诲。 潘光旦是一个被遗忘了许多年的名字，因为心理学是一门被权力驱逐出科学领域的学科。直到80年代《性心理学》重版，我们才知道蔼理斯的译者是潘光旦。宿舍里，每人的床头都有一本《性心理学》。 1966年的那场大风暴里，潘光旦却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踞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惨无人道的拒绝。先生曾有著名的“从游论”，认为教育乃是大鱼引导小鱼游，此时当是何种心境？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像畜牲一样爬行着除草。1967年5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腺发炎，小腹肿胀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日，于6月10日惨死。 在这桩悲剧里，被害人和害人者的界限应当格外分明。但我没听说哪个学生的忏悔——他们只是说自己当年太天真，被欺骗了。 许广平有一段回忆鲁迅的文字：他不高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养大的莱漠斯一样，跑到空地里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者睡倒。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看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躺下。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现在喝酒的人，大抵都是因为快乐，官僚和商人们以上千元一瓶的人头马豪饮。然而，这仅仅是价格的高低而已，他们跟猪圈里喝水的肥猪们没有什么区别。真正的饮者乃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是曹操、是刘伶、是李白、是东坡、是鲁迅、是郁达夫、是金庸古龙小说中的大侠们。酒之诞生，乃是源于人感情的脆弱。真正喜欢喝酒的人，在喝酒之前就已经知道酒什么也改变不了，对酒并不抱什么希望，因此永远不醉。 在1997年3月27日的《文艺报》上看到这么一则消息：云南省作协召开“三大件”文学创作选题论证会。据报道说，云南作协向全省作家征询未来一到五年的创作规划，各地的作家都报来了自己不同门类的创作计划，省作协在既要突出主旋律，又要保证各种风格、题材的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的前提下，结合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比例和民族作家的分布情况，确定了首批参与选题论证的19位作家。 这则报道比《聊斋志异》的故事要精彩许多。经济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文学还在“计划——里鬼打墙。按照年龄、按照民族，确定比例来挑选作家作品，是对文学本身的羞辱。作协领导的用意是良好的，现在不是在宣传扶贫么，文学也应该扶一把，挑选一批作家重点扶植，岂不能“多快好省”地出作品？ 可惜创作不是母鸡下蛋。第一流的作家往往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燕园旧事。有的旧事仿佛海市蜃楼。旧事我都没有经历过，是听学长们讲的。 据说，80年代中叶三角地的海报字迹工整，好些是抄录自己的论文提要，然后在后面写道：“以文会友，肝胆相照，对我的论文有兴趣，或者在这一领域有所见解的同学，欢迎来与我讨论交流，我的住址是：X楼X室。”据说，那时候先生与先生。先生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见面，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读什么书？你在写什么文章？”然后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三十出头的学长在谈论这些旧事的时候，一脸的伤感；而我在倾听的时候，却是整颗心神往之。因为，三角地我所能看到的海报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天能挣500元”、“重金征求托福高手，绝对保证安全”、“霸必龙酒巴，情侣最低消费25元”…… 白发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天宝的遗事，真的是一杯陈年的老酒？而我，宁可早生一头的华发。 王安忆去采访女劳教队，管教干部向她推荐了一些采访对象。她们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王安忆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推选去和采访者说话，她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她不禁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 掩盖其实的手段有很多种，这也许是其中最具善意的一种。这样的场合，是对采访者智商的最好的检验。 畏惧。信仰便是“畏”，这一点德国诗人席勒讲过。席勒认为，一个自然混沌的人无所畏惧．因为他没有道德意识，一旦他有了道德意识，首先得到的便是畏惧。“畏”与“怕”不同，前者包含着尊敬、肃穆、纯洁的情感，而后者仅仅是恐慌、卑下。不安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中国人有“伯”的感受而无“畏”的感受。中国的百姓怕官而不畏官，中国的官让百姓怕不能让百姓畏。所以，文革中大小官员们下场悲惨。 缺少让人敬畏之物的民族，永远停留在蛮荒阶段。蛮荒阶段的民族，一边杀皇上，一边杀天鹅，除了忍耐，就是破坏。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里，“某项法律可能遭到下述人的破坏：第一，被这条法律剥夺了权利的反动社会成员；第二，受这条法律压制的进步人士；第三，还没有达到这条法律所代表的文明水平的人。”这是现代法律的困局，法律与正义像是牛郎织女星，只能隔海相望。他还写道：“当党是进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民主’的；当党是退步的政党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实际上是警察机关。”这番话不是针对法西斯政党而发的，而是针对他亲手缔造的意大利共产党而发的，遵循斯大林主义的意共走到了葛兰西信念的反面。 革命的蜕变是革命者必须承受的最深重的打击。蜕变的革命为投机者加冕，却把革命者送上绞刑架。 传记。近年来，传记类书籍最为读者所喜爱。市场需要大大地刺激了生产，传记著作一时间百花齐放。然而，我至今没有发现一位八流的传记作家，能与欧文·斯通、莫里亚克相提并论。重复的资料和故事像一团乱麻堆砌起来，传主的面貌却模糊不清，更不用说精神了。 原因在于：作传记的人的思想人生境界离传主太远了；市面上有那么多蹩脚的蔡元培先生的传记，几乎令我愤怒。一写作之前，这些作者们可曾掂量过自己的道德文章有几两几斤？ 几名学生去看望梅贻传先生，谈到至纯至真的本性，在社会上往往凿辆冰炭，格格难容。梅先生告诉学生说：“由于各人的机遇、环境和人生观不同，看起来好像成就差别很大，其实向远一点看，并没有什么差别。赤子之心必须保留，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好好去做就行了！”然而，今天的先生却一味地告诉学生说，你要去适应社会。单向的“适应”是一条危险之路，它意味着无条件的妥协、不平等的交换，在这一套价值体系里，“赤子心”是没有重量的。 一味地适应只能导致精神的枯萎和心灵的麻木。梅校长所激赏的“赤子之心”，今天却被千夫所指，指斥为“不能适应社会”。我曾看过一部美国科幻片，影片中外星人统治地球的方式不是血腥的战争，而是“同他”——用某种先进的仪器在人类的大脑上钻个孔，塞进预设好的贮存器，这样人类全成了奴隶。这种可怕的方法眼下正在各个角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人类精神创造只有两种形式：科学和诗歌。前者给我们便利，后者给我们安慰。更通俗地说，前者让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后者让我们意识到吃饭不仅是吃饭，吃饭是一件很有情趣的事。只有科学，没有诗歌，原子弹便会被引爆；只有诗歌，没有科学，诗人便会成为路上的冻死骨。 科学家不应该蔑视诗人，诗人不应该疏远科学家。两个领域若互相对立，人类也就大祸临头了。实际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具有诗性的人，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我坚持认为，牛顿观察落地的苹果时，既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也写了一首优美的诗。 讨论。所谓讨论，就像夜晚的学生宿舍，各人说各人的梦话，却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 那些看似热烈的讨论，其实并没有真刀实刻的交锋。没有人愿意倾听并试图理解对方的观点，只顾自己说，喋喋不休。 菜单。菜单的名字仅仅是名字，切勿对它们产生美好的想象。点菜的人是最不幸的人。等菜端上桌以后，他所经验的是，从希望的山峰跌落失望的谷底。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错误出在厨房里，还是诗者的路上？ 错误出在菜单上。菜单是文明已经名不副实的一大表征。 石头。用来砸人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的坚硬。而在观赏的时候，以为石头是自己的朋友。 石头，石头，古往今来，你砸死了多少个犯罪的异端？ 偏激。这是唐僧的紧箍咒。每当孙悟空想叛变、想走歧路。想抛弃师父的时候，面容慈善的唐僧便念起了紧箍咒。无论你孙猴子一个筋斗飞十万八千里，也保管痛得你跌下云端，满地打滚，磕头告饶。 偏激。这种命名让你无以逃遁，泰山压顶般而来。你无法争辨、无法申诉、无法抗争，失败已经注定了。说你偏激是巧妙的修辞，意思是：你是错的。因为你是错的，你就无须多说了。 用偏激来拼凑对他人的宣判，是思想枯竭的大师们最后的杀手铜，他早已是一眼没水的井，也要强迫别人守在面前，寸步不离，而当旁边打出一眼新井，清冽的泉水汩汩而出时，他又善意地告诫人们：“那口井的水有毒，不能喝。你们还是在我的面前耐心等待吧。” 在遭受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我学会了先开口对别人说：“对不起，我的思想太偏激，您别太在意。” 暗夜行路时，总是忍不住回头，害怕有一把刀子从背后捅来。而背后。只有自己的足音，从青石板上传来。 报纸上对《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片好评如潮。（北京青年报）说：“面对各种褒奖，紫禁城影业公司的有关领导表示，虽然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也将坚持按商业片方式运作，以影片的实力和观众的口碑争取做好发行工作。” 这是一段可以载入史册的文字，尤其是“虽然”和“但”两个虚词，巧夺天工，绘影传神。看来，“商业片的运作”已成气候，“权力话语”也不得不向“商业话语”献媚，优孟衣冠，方能堂堂正正地登场。 影院里依然是空荡的，而经理说，票全卖出去了。对此，洋人永远无法理解。 “鲁学”在1949年以后成为显学，成为官学。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鲁迅真的在他之后的世界里树起一竿大旗，大喝一声：“跟我来！”他一定会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尘上滚滚而来。不再像他生前“荷朝独徘徊”的凄凉。而一旦人马走近，尘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面孔，一定会吓得弃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流亡的时刻还要仓惶。至于那些好汉们，他们并不追回逃走的主帅。既然他们是冲着那面大旗而来的，现在大旗已经到手，扛走就是。至于鲁迅本人是否参战，已不重要。凭着这旗，就能招兵买马了。 最有趣的还是周作人。他最恨鲁迅，可晚年不得不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来混饭吃，只有那样的文章能卖钱。 鲁迅死前对海婴说：“忘了我。”这并非矫情。与其被“阐释”，不如被忘却。被忘却是鲁迅最大的、却无法实现的愿望。 朋友最后说了一句跟鲁迅本人一样阴毒的话：在鲁迅的遗体上覆盖写着“民族魂”的旗帜，是无情的中华民族最多情的时刻。 安徒生写出了最美的童话，可安徒生是全丹麦最丑的男人。姑娘们说，他是一根连小鸟也不愿在上面鼓息的树干。 丑诞生于美。 那些在星级宾馆里卖淫的妓女，无不具有惊人的美丽。男人们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样的美丽吗？ 鞋。路还是那条路，而鞋却换了无数双。鞋是最准确的尺子，测量着路的长度。 昂纳克倒台后，记者采访他，问及他打猎的爱好。民德共产党政治局有专门的“打猎区”，为了满足政治局委员及来访的外国元首的需要，专门从别处空运野兽到这儿来，特别加以饲养。记者问：“这对于您这位打猎迷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吗？” 昂纳克回答说：“经过一周非常紧张和非常疲劳的工作后，我们想去打猎，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身体。”他再三强调自己遵守打猎法，并非破坏生态平衡，“附近村子，对于我打猎一直非常理解，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同那里的村长及其他人交谈过。” 我理解这种“理解”——平头百姓难道敢于“不理解”总书记吗？昂纳克轻信了这种“理解”，最后被唾液所淹没。 昂纳克还有段妙论，解释他并不喜欢坐巨型轿车。“许多人对我们坐轿车感到气愤，但没有看到我们外出总有陪同人员跟着，经常要进行安检，从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虽然这些安全人员是非常好、有教养、举止文雅、讲礼貌和非常乐于助人的同志，但我们不高兴周围总是有人陪同着。这不是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人在这方面能同我们换一下。” 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富有的妓女遇见贫寒的贞妇时，往往会说：“我真羡慕你有好名声。”但她真的愿意跟对方换个位置吗？ 北魏使者李谐至梁，梁武帝与他一起游历。梁武帝是个笃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谐炫耀他的仁慈。当他们行到放生池时，武帝问：“彼国亦放生否？”李谐回答说：“不取亦不放。”帝大惭。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毁了“放”的本质。世间如梁武帝者多如牛毛。 在颐和园的谐趣园，读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这么个巧夺天工、集南北园林大成的园子亏他想得出！他的诗虽不佳，但爱写诗毕竟无可厚非。他的书法虽有珠光宝气，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流了。在五台山显通寺，又见乾隆的不少墨迹，严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为怀。 然而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们欺骗。高阳有小说《乾隆韵事》，前些年又流行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不读史书的小百姓耳熏目染，乾隆成了风流才子，可爱得像美国小男孩。还是历史书读得多的两位武侠小说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乾隆阴险毒辣，令人发指，直抵李宗香“厚黑学”的最高境界。 这位“十全老人”御宇六十余年，不能说没干过好事，但干的坏事也堪称空前绝后。仅以文字狱而论，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网之密，文祸之巨，让人瞠目结舌。 第一大案为伪造孙嘉涂奏稿案。该稿在民间流传，指斥乾隆“五木解十大过”，遍劾满朝重臣。乾隆震怒，酿成巨案，缉捕人犯上干，革职拿办督抚大员十数名。乾隆所发上谕就达三万余言。大学士孙嘉徐心惊肉跳，对围在他身边的妻儿说：“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终于惊惧而死。 禁书运动。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为主的禁书，乃是乾隆的独创。徐述爱（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即被开棺戮尸，果首示众，且让后代子孙也掉了脑袋。乾隆严斥江宁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成何心！”指示办案官员，“徐述葬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悻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郑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么！王锡侯花对年时间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因未避讳，乾隆发现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沫，应照大逆律问拟。”结果，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为奴。在乾隆眼里，人的性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自己的江山无价。于是，杀人便成了保卫江山不变色的正义行为。 我对乾隆这个“明君”的厌恶超过了梁纣等“暴君”。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科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蛰，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以前我很佩服书读得多的人，他们在我的面前宛如庙里的菩萨。后来我发现菩萨是泥塑的，心里顿时凉了。王韬在《微隐漫录伯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使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干百中不得一工。” 学院是伪君子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高蹈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人没有骨气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虽有知识却没有骨气的人。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这句话令教授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普大的传统：一本好书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反之，一个没有建树的教授将影响学校的声望。 北大可不这样认为。北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的最好的书却是比尔·盖茨写的《未来之路》，这本书与北大无关。北大的教授数目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但数目却与研究实绩不成比例。 泰戈尔与甘地见面。 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是艺术重要，还是“我们”重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需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感；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既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中国知识分子中，前两类人居多，后一类屈指可数。读书破万卷的经学大师们，没有几个是思想“通”了或“透彻”了的，只好走向权威和大众。“帮闲”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姑且这样混口饭吃。 舍斯托夫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加缨说：“小说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由是，小说的命运是悲惨的。 肯尼亚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吴奇古，因小说中的反独裁倾向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被迫流亡英国。他的《笔杆子：抗拒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压迫》一文，揭露了独裁体制的‘咱我殖民”，比昔日英国白人的殖民主义更加可怕。他的小说《一粒麦子》、《血之花瓣》对非洲的命运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杰作燃争的幸存者）在肯尼亚被查禁，是小说的主人公“马迪加里”闯的祸。肯尼亚总统莫依听见大家说，有个叫马迪加里的家伙在全国宣传革命，他便下令逮捕这个人。警察头子领命后折腾了半天，才发现这人个是小说里的人物。于是，小说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运，他们的独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杰姆逊说：“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这句话击中了乐观主义者的要害。 爱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爱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情。 尽管这是一首最让人哀伤的唐诗。 最愚蠢的猎人。 最愚蠢的猎人们在熊皮还在活熊身上的时候，便开始讨论。争吵怎样分配熊皮。结果，他们全都丧生在熊掌之下。 倘若用听单口相声的心境去听元首们的讲话，那么将保证永远不受其迷惑。可惜的是德国人太老实，把希特勒这个相声演员当成了布道者。 检查制度。检查制度划定一个圆圈，规定：禁止踏入！懦弱的写作者，则在自己心中划定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面积是前者的很多倍。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战死疆场。出征前他说：“如果避而不战能永生不死，那么我也不愿冲锋在前了。但是，既然迟早都要死，我们为何不拼死一战，反而把荣誉让给别人？” 说人有选择的自由极度虚妄。我们的处境比赫克托尔要好，我们的表现却比赫克托尔要糟。放弃自由，成为俘虏，充当异族奴隶，多数人走这条道路。 奥勒留说，死亡如同果实从树上熟落，或演员幕落后退场。这是浅薄的乐观主义。绝大多数果实还没有熟便被鸟儿啄坏了，绝大多数演员幕还没有落便倒在舞台上。 大家给党去革命，结果党外的人便成了反革命。 古来请君侧的人太多。但知道问题出在君本身的，却太少了 古来杀皇帝的人很多，但杀了皇帝之后自己不做皇帝的，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外。 杀来杀去，血流成河，帝国体制却秋毫无损。 正如人有左脸有脸，社会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当半边脸长了个艳芳桃李的大疮，另半边脸也不会再有动人的魅力。 胡适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是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年人易受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着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理想；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 韩国的今天，是青年学生争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是否想过自己会成为被告？看到他们在法庭上的虚弱表情，死者瞑目，生者欣慰。没有等来的民主，只有争来的民主。俱往矣，杀气腾腾的全、卢二君的同伴们，且看你们朋友今日的下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人才济济，半个多世纪出了七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问及其奥秘。系主任曰：“物理系教授和学生的原则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别人让你做的事。我们不做实用的、尤其是和武器有关的实验，而长期从事纯理论纯科学研究。” 中国高校却像喧哗的菜市场——把所有研究都变成现实生产力。 文章写出来后，朋友减少，敌人增多。这样的文章必是能手古流传的好文章。 研究人性，与其在哲学系里听教授高谈阔论，不如到动物园里去看禽兽张牙舞爪。 赞美观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中人，他们的蚊帐里没有一只蚊子，心安理得在床上打坐修行。 否定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外人，被蚊子咬得活蹦乱跳，自然要把蚊帐撕扯掉。 只能让儿童读的童话不是好的童话。好的童话还能净化污染了的成人的心灵。 历来，“好人”一的定义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 最好的文学艺术都是悲哀的，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副可怜相，便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写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悲哀的诗句。 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 旧梦是不能重温的，一旦重温，旧梦便破碎了。每个人都常常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每一种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有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 重温旧梦，是人们所做的最煞风景的事情。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橱窗。 有的橱窗仅供参观，有的确是为了买卖。 “锻炼”是当代汉语中运用频率极高的新词，主体是上级、长辈，受体是下级、青年。对后者而言，“锻炼”是求之不得的荣耀，是被信任、被器重的起点。 “锻炼”的意识畸形发展，结果是很多人把摧残当作了培养。 李敖说：“每在电视里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纪录片。” 仅凭这一句话，李敖稳坐汉语写作的头把交椅。 连危机意识都没了，危机便像决堤的黄河水一样席卷而来。 人最脆弱的时候便相信爱，人最坚强的时候便相信恨。 有歌唱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有写作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人们被迫听最难听的歌声，被迫读最难读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驾。 弱者的影子是善良，因为弱者没有作恶的条件。这与弱者的本性无关。 没弄懂这点的人，会吃大苦头，文革中许多人便稀里糊涂地因此而送命。 爱情产生于错误。我以为自己一贯正确，因此爱情便离我而去。 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爱情还会降临吗？ 杯子是用来装水的，诗是用来装灵魂的。 现代汉诗是一堆空杯子。 德富芦花有篇短文《写生帖》，讲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从前有个画家，只画过一幅画，其他的画家有更丰富与更珍贵的颜料，而且画出更惊人的画。然而，这位画家只用唯一的一种颜色，画中却泛着奇异的红色光辉。其他的画家问他：“你是从哪里弄到这种颜色的？”他只是微笑，依然低头画着画。画越来越红，画家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终于有一天，画家死于画前。人在埋葬他前，为他更衣时，在他的车胸前发现一个旧伤。可是，人们还在说：“他是从哪儿得到那种颜色的呢？”不久，那位画家被人们遗忘了，只有他的画永远活着。 这是一个寓言，它道出了艺术创造的本质：艺术之于人如同吸血鬼。艺术毁灭了艺术家的健康，艺术夺走了艺术家的生命，但艺术家无怨无悔。 想从艺术中获得名誉、金钱和权力的人，趁早改旗易帜吧。 黑格尔死于肆虐全欧洲的黑死病。 病菌并没有因为他是黑格尔而特别对待他。他的智慧，他的哲学，全都救不了他。到头来，他还得和愚夫愚妇一样在病床上呻吟，然后死去，尘归尘，土归土。 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实啊，我们一辈子追求智慧，但智慧在好多领域内都无能为力。往往是我们受苦的时候。它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帮不了我们。 一切的占有都是走向丧失。成吉思汗拥有整个世界的时候，却失去了童年最喜爱的小马，他想用整个帝国去换小马，却换不回来。 爱情往往以占有为标志。但加缨却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任何人，那怕是最被爱着的人和最爱我们的人，也不能永远占有我们。在这严酷的大地上，情人们有时各死一方，生又总是分开的，在生命的全部时间里完全占有一个人和绝对的沟通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年轻的恋人们互相欺骗着，启欺亦欺人。 占有与丧失的尴尬对峙，使生活沦为一种在其形式后追赶而永远找不到这种形式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追回的夸父，将渴死在中途上。 研究历史的朋友，以为熟读了正史便抓住了历史的”脉络”，我不以为然。真的历史在哪里呢？在零落的报刊里，在杂乱的日记里，在心灵的回声里，一在文字及文字之外。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5月20日，“国闻通迅社”郑州电讯：“鹿邑拓城春粮告竭，流离归德者七千余人，僵卧于途者日众，死亡枕籍，惨不忍睹。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罂，攀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消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岁幼童仅易干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帐而换得此幼女。’”西北的甘肃、陕西、山西等本已贫瘠不堪的省份，情形就更悲惨了。灾荒战祸，百业萧条，唯“人市”兴旺，全国形成了演关、天津、武汉、上海、厦门、广州六个贩卖女婢的中心。 只有从这些材料中才能捕捉到历史的触角。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大地上并非只有国共两党在开战，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在发生和演变着。忘记这些平凡的人、事、物的学者，不配搞历史；对于曾经生存过的人们苦痛的生存缺乏悲们感的人，不配搞历史。历史是热的学问，而不是冷的学问，我以为。 徐志摩死于天空；聂耳死于大海；瞿秋白死于荒野。秋白了望四周山水，驻足说：“此地甚好”，遂平静坐地，从容就义。 死亡也富有诗意的人，可以成佛矣。我们应为他们欣悦，而不应悲伤。 中国是否是“儒教中国”，我一直心存怀疑。我以为，中国更像是“法家中国”。对“法家”这种说法，我也不以为然。申韩一派，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本流，是为独夫民贼张目的鹰犬，他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法”？他们那里，哪里有古希腊的法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权力制衡的观念？与其称之为“法”家，不如称之为权术家、阴谋家。 儒教徒都是书呆子，书呆子玩政治是玩不转的。政坛上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都是阴谋家。只会注六经的儒生在朝廷里不过是一堆花瓶。真正儒生当国的，二千年来不过只有王莽一人而已。 中国正统史家一向对签位者深恶痛绝，口沫笔伐，因此王莽也被史家五马分尸，肢解得不成样子。史书描绘他“侈口困项，露眼赤精，大声而嘶”，我认为是一派胡言。相貌凶恶到这样的程度，他焉得在朝廷里有升迁的机会？王莽的本来面目乃是一地地道道的儒生，是一个大学者。少年时代他即摈弃声色犬马，拜名儒陈参为师，折节向学，穿戴完全像穷书生。后人往往把王莽看作热衷于虚名假誉的伪君子，我看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他按《周礼》来治国，确实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分析得颇为精到：“他有很多我们今天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争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字公式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王莽呆得有些可爱，他以为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可以实践的准则，殊不知中国的经典全是骗人的鬼语，即使有二％的真话，也早就过时了。 公元8年，王莽废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在位期间，实行“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改官制为周制，复行五等爵；改革币制，立“五均六管”。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立五均司市、钱府官，行赊、贷之法，并掌管物价；设六管之令，对酿酒、卖盐、铁器、铸钱以及从名山大川开采物资者，统一由朝廷征税，颇有些“初期社会主义者”的气派。当改革失败，形势恶化时，王莽忧烦不能食，倦则凭凡而寐。大司空崔发提出：宜哭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群臣至南郊，仰天大哭，伏而叩头。我相信王莽的痛哭是真诚的：我全照着圣人的话来做，为民众谋福利，为何落得这样的下场？老天难道不因我之眼泪而感动吗？ 黄仁宇总结说：“王莽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他的下场是极其悲惨的：为商人杜吴杀死后，军人分其尸为数十段。传莽首于宛时，百姓共击之，或切食其舌。 这就是最高明的儒生治国的成就。 所以，我认为中国并非儒生之天下，而是阴谋家的天下。被史家称为“玩弄权术与沽名钓誉之徒”的王莽，骨子里仍是儒生。真正的阴谋家，对这样身败名裂的儒生是看不起的，他们才是成功者。如刘邦、李世民、朱元津辈，都是不太读书的人。这也应了毛泽东的名言：“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的皇帝，都是好读书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人。” 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去周旋，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缺的就是这一点。 北京街头，常有豪华车队在一路红灯中疾驰。前有警车开道，沿途交警拦下其他车辆，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北京高官云集，京城百姓以目睹这样的场面为骄傲于其他城市市民的本钱。 常看到父母亲带着孩子立于道旁，目睹车队经过时，父母亲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你长大了要是能到这一步，爹妈死也瞑目了。那场面，那阵势，啧啧……”小孩眨巴着眼睛，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 这时，我宛如生活在中世纪，听见那西楚霸王大叫“富贵后不衣锦还乡，如之奈何？”又看见汉高祖浩浩荡荡的还乡队伍，刘邦已然是汉高祖。这个千年帝国的进步小得可怜，既然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那就不要挪了。对权力的膜拜，从古至今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越演越烈了。 如果每个聪明的小孩都把拥有能闯红灯的大轿车作为人生哲理只是美丽的字眼，挂在天边。 父母们煞费苦心地教育孩子，我却不识时务地在旁边说：“救救孩子！” 台湾作家杨送晚景十分凄凉。他在政治高压下被迫放下了心爱的笔。但一个作家除了写作，还能做什么呢？他只好靠卖花为生。周作人的时代，作家还能有“自己的园地”，花不是要类才种的，种花只是为自己欣赏。但杨送却做不到这点。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杨连的伟大，他直到死都不曾缺钙。同样，钟理和也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甚至比曹雪芹还悲惨，有时，连粥也吃不上。他死的时候，文集还未能结集出版，几乎死不瞑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伤心的事吗？然而，凄惨的晚景无损于钟理和的伟大，夕阳最后一抹的亮色甚至超过了朝阳。 相比之下，大陆的“老作家”们晚景颇佳。功成名就，弟子们恭恭敬敬地抬着轿子。他们还在写作，回忆那琐碎得像小草的旧事，并且对现状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他们用真正的“白话”来写作，像白开水一样的口语，却被后生晚辈们叹为“质信文章更老成”、“返朴归真、脱尽铅华”。他们担任着百十个机构的名誉主席、委员、顾问、评委……享受着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待遇。每逢节日，总有各大员上门问寒问暖，因为他们是“国宝”。 然而，他们辉煌的晚景并没有增添他们一丝一毫的伟大。他们在空中楼阁里自言自语，他们欣赏着自己镜中不老的容貌。他们的下半身（生）把上半身（生）煮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许多年前，他们的创造力便全部丧失了，他们的晚景并非由晚年的成就来支撑。他们在大小庙宇里享受着香火。他们都喜欢养波斯猫，因为猫比他们本人还要柔顺。 我并不是赞美苦难——我想，晚景凄凉或幸福不是最重要的差别，最重要的差别乃是对晚景的态度。文化老人们安于做庙里的菩萨。而杜甫却病死在孤舟上。 我想送点钙片给伟大的老人们，他们需要钙片。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查理·莱曼在《美国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接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博尔赫斯一直在当图书馆馆员，即使他成了一位名作家之后。他的一位同事在百科全书中读到“博尔赫斯”的条目，非常惊奇，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百科全书里有一个人，不仅跟你同名同姓，而且出生日期也完全一样。” 对于那些骄傲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这个故事不啻是一剂良药。 去年我长了智齿，反复发炎，痛得我死去活来。最后只得去北京口腔医院把它拔掉。 后来我想，“智齿”真是一个有趣的命名。智齿就是一颗多余的、而且还会惹祸的牙齿。“智慧的牙齿”只会带来痛苦——因为它的“智慧”吗？ 智慧与痛苦是孪生兄弟，明知痛苦，我们还要追求智慧。这是人与动物最明显的区别。 王小波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痛苦地死去了。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呻吟而死，没有人发现。但他的信念依旧：“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 不自由的生活就像牙疼一样，睡觉也睡不安稳。没有勇气拔牙的人，便抽上了鸦片。 最好的文章是东踢一脚、西打一拳地信手写出来的，没有任何章法和规范，就像漫游的堂吉珂德，不停地走着，不停地遇到好玩的事，享受乐趣或受到折磨。难怪李卓吾写作的时候“每研墨伸格，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鸽落之状。” 一个真正的家，应该是一处工作、娱乐、交友和人类一切思想凝结为一体的空间，也就是一处个人的空间。在拥挤的学生宿舍里，这只能是天方夜谭。 卡内提认为，家的最好定义是一座图书馆，女人最好不要住进来。那么，我好歹也算拥有一个“家”了。 人们往往以向上司点头哈腰为代价，换取看不起下级的权力。 男子失恋以后，一边发誓不再恋爱，一边搜索下一位恋人。 官员倒台以后，一边发誓不再从政，一边搜索残存的支持者。 恋爱与从政一样，都是男子乐此不疲的游戏。 职业之于人，如同猪圈之于猪。猪圈是不可少的，没有猪圈，猪就可能被狼吃掉；但猪因此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 当人以最大的恶意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不得不回报他一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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