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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所以我每次提起笔时，不禁心惊胆战。 在三教上完某节课，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桌上的书本，门口便如潮水般地涌进一大群学生。他们如狼似虎地抢占座位，我欲出而不能。很钦佩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为自己的懒惰而惭愧。一问，才知道下一节是日语课。忽然想起50多年以前，一群同样以“北大人”自命的青年，在枪炮声中唱着宏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从北平一直步行到昆明，宁死也不愿在那群矮脚猪秽的统治下生活。 西南联大的校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西校门一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寂寞地立着，校友们的名字依旧清晰。我常常在暮色中来到碑前，为这些真正的校友们燃一柱心香。 报纸上登载，日本殡仪馆里背死人的工作大部分由中国青年承担。而东京红灯区的妓女里支那女子的比例也日渐上升。彼岸，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先生”自豪地说：“我算是半个日本人。”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向仇人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依然无话可说，总觉得愧对纪念碑上那一排排名字。这就是历史？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纪宗教裁判盛行的年代里，你一定会被捆在火堆上烧死。 我笑着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时，我大概已经堕落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 堕落，这是一个朋友对当下大学生阶层的精辟评价。我却宁愿使用这样一组比喻：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跳出来后作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全尸。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过多了一把布满破洞的降落伞而已，照样摔个半死不活。 堕落：程度的不同，仅仅是降落速度的不同。堕落，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们没有资格沾沾自喜。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 国庆节，骑车经过海淀路，一瞥之下，觉得那家金碧辉煌的“肯德鸡”连锁店有些异样。走近了，原来门口挂出一幅红色的标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下面，是那个加州老头笑眯眯的肖像。觉得美倒还挺能入乡随俗的。 读完《资治通鉴》，这才明白蹲在监狱里的柏杨为什么要费巨大的心血去翻译它。 《资治通鉴》是本适合在监狱里阅读的书。爱国的青年最好不要读，这里面找不到你想找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的论据。这些句子只写在中学的课本里。 海外学者回国来作报告，总喜欢激情澎湃地谈“爱国主义”，谈得声泪俱下，一往情深。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场面所感动，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终于有一次，我突然冒出异样的想法：到底“爱国”的是谁？是在国内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普通人，还是扬我国威、衣锦还乡的海外同胞？谁更有资格谈“爱国”的话题？我绝对尊重海外游子们纯洁的感情。但我总认为，真正爱国的人都是不说“爱国”的。 老先生们津津乐道“乾嘉学统”，大师们的牌位重新被抬出来供奉起来。对我来说，却只记得顾炎武、黄宗益、王夫之三大清初思想家，乾嘉诸老的名字一个也记不得，也不愿意去记。所谓汉学空前绝后的辉煌，不过是文字狱最残酷的时代里的一堆文字垃圾而已，我统统不懂，也不以之为耻。 萨达姆又当选总统了。唯一的候选人，全票通过。 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说：“选举是公正的。” 周末，当代商城。一字排开的十多位美艳照人的广告小姐很快淹没在人堆里。一大堆男人和女人衣冠楚楚，却抛开绅士淑女的风度，像饥饿的乞丐扑向面包一样向柜台前面挤，一双双伸出去的手，像是溺水者拼命想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抓起来的却是一支支的香烟。原来，这是万宝路香烟在搞促销活动，美女们胸前佩着“万宝路小姐”的飘带，柜台前是一盘盘供顾客免费品尝的香烟。 报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香烟消费国。而克林顿却向几大烟草公司宣战，颁布了新的禁烟法案，规定青少年买烟必须提供年龄证明。为同胞的健康担心，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个问题，还得向林则徐老前辈请教请教。 认识自己的愚昧与卑微，是自信心得以建立的根基。 自信是一种遭人怨恨的品质，因为自卑的人占绝大多数。于是，我注定了不可能拥有太多的朋友。 这个世界上，爱我的人很多，真正理解我的人呢？ 生命可贵。 斯大林就是一个异常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有一次他必须乘飞机去波茨坦，飞机准备好了。但是经过长时间动摇后，他拒绝乘飞机，决定改乘火车。代表团甚至开会都迟到了，准备得这么长久，一切都作了检查。一贝利亚报告说：准备了一条专线，专门的列车，装甲的底部。在离柏林的每一公里上站有约15名士兵，并有数辆装甲车护送。在波茨坦，有内务部所属的7个精锐团围成了3个圈守卫着他，而契卡分子又有多少。可是别人的生命对他来说只是官方不公开的统计学范围的事。 生命可贵。 记得拉练途经冒险体验矿工的生活，带我们参观的一名工人师傅说，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井下暗无天日，漆黑一片，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塌方呢？瓦斯灯下，他安祥的笑容显得那样动人。我闻到他身上呛人的烟味和汗味，暮然觉得这个陌生人的生命与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真正的太平盛世里，政府官员即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民众也并不一定要赞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份内的事。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也就出现了，因为“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出人意外。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只不过是对意外的憧憬而已。当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充分体验到“子民”的辛酸。 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我对“学术”总持怀疑的态度。学术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思想匾乏的时代。在清代，学术大师们舒舒服服地做亡国奴，舒舒服服地搞学术研究。音韵、训信、版本、文献终于掩盖了扬州嘉定的血与火，掩盖了三寸金莲与猪尾巴。 刘再复先生在议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澳等，也有很多故书。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读张中行先生的杂文，写及红楼的点滴旧是非功过，尤其令人神往。特立独行之士、异想天开之论，比比皆是。又读汪曾祺的散文，追忆西南联大的校园琐事，同样让人心仪。困窘中的尊严，苦涩中的幽默，乃见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人格独立。大，“好听”的课和值得崇拜的教授如同凤毛群角。老先生方方正正，年轻教授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斟词酌句。 如果每个教授都变作了同一个面孔，那么北大和别的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针对北大而言的。刘再复先生则看得更远，他引用了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我想寻找北大的故事，今天的北大的故事。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底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他们数量巨大，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遭到蔑视和厌恶。他们从来不说话，也说不出话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痛苦与欣悦，烦恼与快乐。于是，他们只好围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从这个窗口仰望都市。 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福柯的伟大。他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监狱的犯人说话，为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说话，为现代社会一切失语的人说话，他是20世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波普对“历史”愤怒的指责：“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 指责写历史的人也许过于苛刻。因为知识人同样存在着表达的困难，他们连自己是谁也搞不清，又怎能指望他们为别人说话呢？就“失语”这一点而言，知识人与民工毫无区别。 二战的硝烟里，听到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消息后，远在巴西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茨威格与夫人双双服毒自杀。他在遗言中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自我毁灭……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 茨威格的最后两句话将永恒地延续他的生命。除此之外，知识分子再没有别的快乐和财富了。一切为捍卫这两条原则而献出生命的知识分子，都将如长明灯一样，闪烁在后人的心中。 在图书馆台湾报刊阅览室，我希望看到几种新到的台湾报纸。 管理员说：“你有介绍信吗？” 我诧异地问：“看看报纸还得要介绍信？” 管理员说：“当然啦。你先到系办公室开介绍信。证明你正在搞某方面的学术研究，我们才能让你看报纸。” 在报刊阅览室看报纸还得开介绍信。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一篇卡夫卡的小说。 项羽的无能。他能放一把火烧掉阿房宫，却烧不掉一代又一代的皇帝们大兴土木的嗜好。 “烧了就修，反正我有的是子民。”皇帝如是说。 于是，放火者陷入了西西弗斯的境遇之中：明知放火无用，可又不得不放火。 蔡元培先生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清流，与陋俗奋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蝺蝺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询千古未有之迹象也！” 不知蔡校长回到今日之北大是何感想？我想多半还是无言。 1924年，梁漱仅先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是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为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先生的看法大有古代学院的风范，使人想起《论语》中描述的情景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王六人，童子六七人，治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北大，“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如何呢？“多乎哉？不多也！” 在故宫、颐和园等昔日皇家禁地，游人如织。租古装照像的摊位比比皆是，皇袍凤冠应有皆有，国人乐此不疲，有的还坐上八人始的大轿威风一番。因此，这些摊位捞足了油水，而游人也过足了帝王痛，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皇袍在身的照片。快门按下的瞬间，他们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每当看到这样的笑容时，我赶紧转过身去，我不能抑制自己的恶心。正因为每个人都自我崇拜，所以才有难于根除的个人崇拜，正因为每个人都渴望龙袍加身，所以才有长久不衰的皇权；只要这种深层的民族心理不彻底改变，无论统治阶级怎样更替，也无法改变皇权的性质和个人崇拜的产生。做了五千年奴隶的中国人，只能怨自己不争气。 朋友中，喜欢读新书的居多，今天“东方主义”说得头头是道，明天“后殖民主义”准吹得天花乱坠。我却喜欢翻旧书。旧则旧矣，旧中有旧的趣味。 逛旧书摊时，看到一本破旧不堪的1966年第6期的《中国妇女》，封面是个小女孩。平淡无奇，一翻封面说明，才觉得妙趣横生： “封面的小女孩叫马平国，今年9岁，是邢台地区一二个贫农的女儿。她非常热爱毛主席。今年3月，邢台地区发生地震，小平国家的房子倒了，她的腿受了重伤。妈妈来抢救她的时候，她说：‘先别管我，快把毛主席像取出来。’当她看到毛主席像边上砸破了一点，她伤心地哭了。小平国被送上飞机，这时她突然喊：‘妈妈，我要毛主席像！’……她看到毛主席像后，高兴地说：‘毛主席呀！我已见到您了。’” 我们这个民族善于忘却，然而，忘却这样的千古绝唱，未免太可惜了。 狄奥尼根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有一天，关心知识分子政策的亚历山大大帝跑来慰问他的生活情况。狄奥尼很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然而，连阳光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最后，狄奥尼根不得不缩进一个古代理人的大缸中，留给弟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像狗一样生活！” 犬儒学派便诞生了。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识分子在服用大量的鸦片之后，看到的自己便是这副模样。实际上呢？把江青捧为凤凰的，是冯友兰；为江青讲《离骚》的，是魏建功；积极批林批孔的，是周一良；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是林庚。以前我常常将这些大学问家神话化。拿小时读四书五经获得的感性经验去套他们，结果往往是“告别诸神”。知识分子也是人，大学问家也是人。是人，便有人的弱点；是人，便有人的阴暗面。我们用不着去苛责谁。我们一定要警惕：千万别把人当神！ 在故宫养心殿看见一副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此联为雍正所撰。 此时的心情难于言说，忽然想起北岛的一句诗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过于天真了，他还相信“历史”。养心殿大义凛然的对联告诉我：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的读书心得：面对所有汉语写作的文章时，读出每个字每个词的反义词来，这便是真相。 相对于真话而言，假话的制作乃是一门精致的艺术。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与王后双双遭暗杀，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国王与王后消化不良逝世。”确实也是“消化不良”，钢铁制成的子弹让娇生惯养的国王与王后如何消化？ 哲学家奥卡姆与巴伐利亚国王结成反对教皇的联盟。哲学家对国王说：“请你用剑保护我，我则用笔保护你。”可是没有多久，国王向教皇妥协了。于是国王将哲学家出卖给教皇，哲学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哲学家的天真使他枉送了卿卿性命。笔的力量怎么能与剑并列呢？ 韩非是权术思想的大师。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叹息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一辈子研究阴暗心理，提供给帝王用来统御臣下。然而，韩非最终却死在暴君好相的手下。难怪司马迁感慨万分：“余独悲韩非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认识到人主不可侍，却仍然为人生服务，并最终惨死于人主手上。一代代知识分子很少觉悟过：思想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思想家没有人格独立的时候；思想家是软弱的，尤其是在思想为专制服务的时候。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知识更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毁灭知识者本身的权力。 瓦文萨当完总统再当工人，当总统期间，他是向工厂申请“停薪留职”的。 与其把瓦文萨的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崇高品德，不如看作是民主体制下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 “异想天开”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成语。异想真能打开天堂的门吗？ 要想记载自己全部的胡思乱想，这篇札记永远也无法结束。 就此打住，因为“异想”仅仅是我个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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