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黄永玉谈沈从文(黄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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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谈沈从文

　　　　　　　　　　　　　　　赵晨　辑录

　　　　　　　　　　　　　　　　　一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我们家有许许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那都是我的亲戚们寄回来让大人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它又不是糖，不是玩意，看看也就忘了。这一次来的是真人，那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
　　这个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
　　“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
　　“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
　　“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战斗。一切一切就那么淡漠了。
　　几年以后，我将小学毕业，妈妈叫我到45里外的外婆家去告穷，给骂了一顿，倒也在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个中学生和我谈了一些很深奥的问题，我一点也不懂，但我马上即将小学毕业，不能在这个中学生面前丢人，硬着头皮装着对答如流的口气问他，是不是知道从凤凰到北京要坐几次轮船和几次火车？
　　他好像也不太懂，这叫我非常快乐。于是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北京的沈从文？他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的表叔。
　　“知道！他是文学家，写过许多书，我有他的书，好极了，都是凤凰口气，都是凤凰事情，你要不要看？我有，我就给你拿去！”他借了一本书叫做《八骏图》，我看了半天也不懂，“怎么搞的？见过这个人，又不认得他的书？写些什么狗皮醪糟的事？老子一点也不明白……”我把书还给那个中学生。
　　“怎么样？”
　　“唔、唔、唔。”
　　许多年过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我还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工资的东西，所以老板给我水平极差的三顿伙食已经十分满足。有一天，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成话，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居然给了我一块钱。我高高兴兴地去理了一个“分头”，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年景》。
　　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这我可真火了。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叔，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二

　　我已经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他的毛笔蝇头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将近30年的来信，好几大捆，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关传统艺术系统知识和欣赏知识，大部分是他给我的。那一段时间，他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艺术，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为我打开了历史的窗子，使我有机会沐浴着祖国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辉。在1946年还是1947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表面上，这文章犹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回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多自负，时间和精力像希望一样永远用不完。找和他时常要提到的自然是“沈公”，我以为，最了解最敬爱他的应该是我这位朋友。如果由他写一篇有关“沈公”的文章，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在写作上，他文章里流动着从文表叔的血型，在文字功夫上他的用功使当时大上海许多老人都十分惊叹。我真是为他骄傲。所以我后来不管远走到哪里，常常用他的文章比较我当时读到的另一些文章是不是蹩脚？
　　在香港，我呆了将近六年，在那里欢庆祖国的解放。与从文表叔写过许许多多的信。解放后，他是第一个要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和梅溪背着一架相机和满满一皮挎包的钞票上北京来探望从文表叔和婶婶以及两个小表弟了。那时他的编制还在北京大学而人已在革命大学学习。记得婶婶在高师附中教书。两个表弟则在小学上学。
　　我们呢？年轻到了家，各穿着一套咔叽布衣服，充满了简单的童稚的高兴，见到民警同志也务必上前问一声好，热烈地握手。
　　表叔的家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妈妈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发现在北方每天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而惊奇不止。
　　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深思的懒汉。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好久我才听说，表叔在“革大”的学习，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过组织生活。有时凭自己的一时高兴，带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请人喝茶时，却受到一顿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为一个老作家面对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东西，为将要舍弃几十年所熟悉用惯的东西而深感惋惜、痛苦。他热爱这个崭新的世界，对工作他正确地估计到将有一番开拓式的轰轰烈烈，旷古未有的文化大发展，这与他素来的工作方式很对胃口。他热爱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但新的社会新的观念对于他这个人能有多少了解？这需要多么细致的分析研究，而谁又能把精力花在这么微小的个人哀乐上呢？在这个大时代里多少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人做的时候……
　　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两个表弟那时候还戴着红领巾，我们四人经过卖冰棍摊子时，他们还客气地做出少先队员从来不嗜好冰棍的样子，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跟当时的爸爸一般大了，真令人唏嘘……
　　我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毕业，并在历史博物馆开始新的工作。
　　两年以后，我和梅溪就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回到北京。

　　　　　　　　　　　　　　　　　三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徒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买成习惯，也送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打一个。别人知道他无所谓，索性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
　　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了，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道一些鼓励的话。……
　　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时使他生气。
　　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愿意为他的工作顺利出一点力气。我从旁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谈起。
　　保姆石妈妈的心灵的确像块石头。她老是强调从文表叔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实际上这是一种利用老人某种虚荣心的鼓励，而省了她自己做饭做菜的麻烦。从文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但他总是以省事为宜，过分的吃食是浪费时间。每次回家小手绢里的确经常胀鼓鼓地包着不少猪头肉。
　　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没有这个习惯。当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几次宴会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那些日子距今，实际上已有半个世纪。
　　借用他自己的话说：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什么力量使他把湘西山民的朴素情操保持得这么顽强？真是难以相信，对他自己却早已习以为常。

　　　　　　　　　　　　　　　　　四

　　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啥苏的客人的马拉松访问，尤其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间越长，越热情越精神的劲头使我不解，因为和我对待生熟朋友的情况竟如此相似。
　　有关民族工艺美术及其他史学艺术的著作一本本出来了，天晓得他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
　　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往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了许多错别字。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对著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刘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了，不好看。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想象，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给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真感觉羞耻。将近30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总是提心吊胆想到这些话。

　　　　　　　　　　　　　　　　　五

　　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一包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友。
　　金岳霖先生的到来往往会使全家沸腾的。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金先生是从文表叔的前辈，表弟们都叫他“金爷爷”，这位哲学家来家时不谈哲学，却从怀里掏出几个奇大无比的苹果来和表弟家里的苹果比赛，看谁的大（当然就留下来了），或者和表弟妹们大讲福尔摩斯。老人们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信口说出的典故和数字，外行几乎不大相信其中的准确性。
　　表叔自己记性也非常好，但谈论现代科学所引用的数字明显地不准确。尽管是在聊天，孩子们却很认真，抓着辫子就不放手，说爷爷今天讲的数字很多相似。表叔自己有时发觉了也会好笑起来：“怎么我今天讲的全是‘七’字（七十辆车皮，七万件文物，七百名干部调来搞文物，七个省市……）”
　　“文化大革命”时，那些“管”他的人员要他背《毛主席语录》，他也是一筹莫展。
　　我说他的非凡的记忆力，所有和他接触过的年轻朋友是无有不佩服的。他曾为我开过一个学术研究的100多个书目，注明了出处和卷数以及大约页数。
　　他给中央美院讲过古代丝绸锦缎课，除了随带的珍贵古丝绸锦缎原件之外，几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讲台上把近百的分期和断代信口讲出来。
　　他那么热衷于文物，我知道，那就离开他曾经朝夕相处近40年的小说生涯越来越远了。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序言中有一句话：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听起来真令人伤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诉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笔蝇头行草的长信，他给我三点自己的经验：
　　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士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这几十年来，我都尝试着这么做。
　　有时候，他也讲俏皮话——
　　“有些人真奇怪，一辈子写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不奇怪；写得不好倒真叫人奇怪。”
　　写小说，他真是太认真了，十次、二十次地改。文字音节上，用法上，一而再的变换写法，薄薄的一篇文章，改三百回根本不算一回事。

　　　　　　　　　　　　　　　　　六

　　从文表叔有时也画画，那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但他竟然不承认那是正式的作品，很快地收藏起来，但有时又很豪爽地告诉我，哪一天找一些好纸给你画些画。我知道，这种允诺是不容易兑现的。他自然是极懂画的。他提到某些画，某些工艺品高妙之处，我用了许多年才醒悟过来。
　　他也谈音乐，我怀疑这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他清不清楚？
　　但是明显地理解音乐的深度，用文学的语言阐述得非常透彻。
　　“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义的。但我的孩子却偷偷地笑爷爷吹牛，他们说：自然咯！如果上帝给我肌肉和力气，我就会成为大力士……
　　孩子们不懂的是，即使有了肌肉和力气的大力士，也不一定是个杰出的智慧的大力士。

　　　　　　　　　　　（以上摘自《太阳下的风景》）

　　　　　　　　　　　　　　　　　七

　　从文表叔在反右前夕出过一件有惊无险的巧遇。
　　那时“引蛇出洞”刚开始，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表叔这个人出于真心诚意，他完全可能口头或书面弄出些意见来的。他之所以一声不响是因为一个偶然的赌气救了他。
　　“鸣放”期间，上海《文汇报》办事处开了一个在京的知名人士的约稿或座谈的长长名单，请他们“向党提意见”，名单上，恰好著名演员小翠花的名字跟他隔邻，他发火了。他觉得怎么能跟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呢？就拒绝在那张单子上签名。
　　我没有听说过他喜欢京戏，高兴的时候曾吹牛用过几块光洋买票，看杨小楼、梅兰芳的“别姬”，我半信半疑。即使是真事，他仍是逢场作戏。否则，看见自己的名字跟小翠花这京剧大师排在一起时就会觉得十分光彩。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呢？
　　由于京戏的外行而失掉了“向党提意见”的机会，从而在以后不致于变成“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小翠花京剧大师救了他，他还不知道。
　　曾有一位文化权威人士说沈从文是“政治上的无知”，这不是太坏的贬词，可能还夹带着一点昵爱。到了2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政治的无知”已成为普遍的群病，那位文化权威身陷囹圄浑身不自在时，笑余之暇，不知有否想到当年对沈从文的政治评价？虽然至今我认为他还是说得对的。只可惜在历史的嘲讽中他忘了自己。

　　　　　　　　　　　　　　　　　八

　　钱钟书先生有次对我谈起他：
　　“从文这个人，你不要认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这是真的。
　　倒也是对了。如果解放以后不断地写他的小说的话：第一是老材料，没人看，很容易扫兴；第二，勉强学人写新事物，无异弄险。老媳妇擦粉打胭脂，难得见好。要紧的倒是逢到“运动”，抓来当“丑化新社会”，“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典型，命中率一定会是很高的。
　　当时下决心不写小说，恐怕他也没有太多的“预见性”，不过只是退出文坛，省却麻烦而已，也免得担惊受怕。
　　这个决心是下对了。
　　30多年来在文物研究上的孜孜不倦出了成绩，就这点看，说他是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一直工作到咽气的研究者，怕还不过分吧？

　　文学在他身上怎么发生的？
　　他的故乡，他的家庭，他的禀赋，他的际遇以及任何人一生都有的那一闪即过的机会的火花，这都是他成为文学家的条件。
　　在作品中，他时常提到故乡的水和水上水边的生活。少年和青年时代，水跟船令他得到接触生活的十足的方便，加上年轻的活跃时光，自由的情感，以及对于自己未来命运的严肃的“执著”。
　　他说的那本“大书”，是他取之不尽的宝藏。他的用功勤奋，特殊的记忆力，都使他成为以后的这个丰盛的“自己”。
　　他成为作家以后的漫长年月，好像就没有什么认真的玩过了。他也不会玩，他只是极好心、极有趣地谈论，传达别人的快乐。为别人玩得高兴而间接得到满足，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了解这个特点。
　　他敏感于幽默。他极善于掌握运用幽默的斤两和尺寸，包括嘲笑自己。
　　他诚实而守信。拥有和身受过说不尽的欺骗和蒙受欺骗的故事。却从不自我欺骗或欺骗别人。他顽固的信守有时到不近人情的程度。然而他的容易上当常常成为家中的笑柄。

　　　　　　　　　　　　　　　　　九

　　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如果早20年给他这种完美的工作环境，他是一定不会辜负这种待遇的。
　　眼前他只能坐在藤椅上了。熟人亲戚到来，说一点好朋友近况，他听得见，却只能作出“哇、哇、哇”的细微的声音和夺眶而出的眼泪的反应。
　　去年，我从家乡怀化博物馆的热心朋友那里，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从文表叔为当年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年轻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字体俊秀而神风透脱之极。我的好友黄苗子看了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做书法广
　　书写时间是民国十年，也即1921年，他是1902年出生的，那时19岁整。
　　为什么完整地留下这块碑文呢？因为石头太好，底面用来洗衣十分光洁适用。
　　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
　　我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60多岁也写不出……”
　　他转过眼睛看着我，眼檐一闪一闪，他一定在笑……
　　更早些年住在另一套较小的房子的时候，英国B．B．C的《龙的心》电视专辑摄制组访问过他。他精神好，高高兴兴地说了许多话，有些话十分动人：
　　“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我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
　　又说：“……我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有一次我也在场，他对一个爱发牢骚的搞美术理论的青年说：“……泄气干什么？咦？怎么怕人欺侮？你听我说，世界上只有自己欺侮自己最可怕！别的，时间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十

　　在从文表叔家，多少年来有一位常常到家里来走动的年轻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女的。他们总是匆匆忙忙地挟着一大卷纸或一厚叠文件包，再不就是几大捆书册进屋，然后腼腆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和表叔到另一屋去了。
　　这种来往多久开始的呢？我已经记不起来。只是至令才觉得这两位来客和我一样都已经老了。那还是从文表叔逝世后的有一天偶然地见面才猛然醒悟到的。
　　作为我这个经常上门的亲戚，几十年和他们两位的交往的关系，只是冻结在一种奇妙的永远的邂逅的状态之中。我们之间很少交谈，自然，从文表叔也疏忽让我们成为交谈的对手的时机。三方都缺乏一种主动性。
　　解放以来从文表叔被作贱、被冷落、直到以后的日子逐渐松动宽坦、直到从文表叔老迈害病、直到逝世，他都在场。
　　表叔逝世之后，我们偶然地说了几句也是有关于表叔的话。他说：
　　“……我每一次来，也没让他见着我，我站在房门外他见不着我的地方，……他见着我会哭；他说不了话了……”
　　听说他是一位共产党员。另一位女同志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敢用好听的话来赞美他们；怕玷污了他们这几十年对从文表叔的感情和某种神圣的义务。

　　　　　　　　　　　　　　　　　十一

　　从文表叔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态度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从来没听他谈过学习的经历和心得。
　　我们这些政治上抬不起头的人有一个致命的要害，就是对熟人提起“学习”就会难为情。
　　他书房里有“马恩全集”（不是选集）“列宁全集”，自然还有“毛选”，还有“鲁迅全集”，记得还有“联共党史”，其他的学习材料也整整齐齐排了几个书架。
　　我家里当然也有一些这类的书，但没有从文表叔家的“全”。他是真正在革命大学毕业的。我不是。说老实话，对于“毛选”四卷喜不喜欢都要认真学习之外，其他的马列书籍我有时也认真地翻翻，倒是非常佩服马恩列知识的渊博、记性和他们的归纳的力量。斯大林的文章每一篇形成和反映的历史背景以及挥叱权力、掌握生杀的那股轻松潇洒的劲头，都令我看了又惊又喜。
　　有时从中也得到自鸣得意的快感。比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说到蓝眼睛的长毛白猫都是聋子的论点，我却在心里暗暗驳倒了他的不是。因为我家里的那只长毛蓝眼睛白猫的耳朵却是灵敏异常。轻轻叫一声“大白”，它就会老远从邻家屋顶上狂奔回来。
　　我的学习生活凡心太重，不专注、爱走神、缺乏诚意。过多的“文学欣赏”的习惯。
　　在从文表叔家，他的马恩列斯毛的选、全集，有的已经翻得很旧，毛了边，黄了书皮。要不是存心从旧书摊买来，靠自己“读”成那种水平，不花点心力是办不到的。

　　　　　　　　　　　　　　　　　十二

　　几十年来咱叔侄俩言语词汇都很陈腐，老调老腔。在学习生活里难得撑抖，很不流畅大方。在表叔说来就更不值得。他学习得够可以了，却不暖身子。有如每顿吃五大碗白米饭的人长得瘦骨伶仃，患了“疳积”一般，及至几篇文章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现之后，我才大吃一惊。觉得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学得实在不错，而且勇敢的“活学活用”上了。
　　文物研究，过去公婆各有道理是大家都知道的规矩。权威和权威的争议文物真伪，大多直凭个人鉴别修养见识。一帧古画，说是吴道子的，只能有另一位身份相等的权威来加以否定。从纸、墨、图章、画家用笔风格、画的布局、年谱、行状诸多方面引证画之不可靠。对方亦一鼓作气从另一角度，另一材料引证此画之绝对可靠。争得满面通红，各退50里偃兵息鼓，下次再说。
　　表叔从社会学、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社会制度上，论证一些文物的真伪，排解了单纯就画论画、就诗论诗、就文论文的老方子的困难纠缠局面。
　　《孔雀东南飞》里“媒人下床去”曾给人带来疑惑，啊！连媒人也在床上。就现有文物具体材料引证，彼时的“床”字，接近现在北方叫做炕的东西，那媒人是上得的。在一篇《论胡子》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个办法。
　　一个吴道子的手卷，人物环饰中见出宋人制度，不是唐画肯定无疑了。能干的吴道子也不可能有这种预见性。
　　诗词作者考证上，我也听见过他有力的意见。只是已非他的正业。
　　中国古代锦缎、家具、纸张，都有过类似的开发。
　　大半辈子文物学术研究的成果，反证了社会发展史的价值。丰富了它的实证内容。但对于沈从文，却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的注意的。
　　注意的重点是，限制沈从文影响的蔓延。
　　因此，沈从文的逝世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北京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了。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
　　表叔呀表叔！你想你给人添了多少麻烦！
　　全国第一家报纸，用一个多星期的智慧还得不出你准确斤两的估价。
　　不免令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先生的那句话来：“死还是活？这真是一个问题。”

　　　　　　　　　　　　　　　　　十三

　　前两年有一次我在他的病床旁边，他轻轻地对我说：
　　“要多谢你上次强迫我回凤凰，像这样，就回不去了……”
　　“那能这样说？身体好点，什么时候要回，我就陪你走。我们两个人找一只老木船，到你以前走过的酉水、白河去看看。累了，岸边一靠，到哪里算哪里……”
　　他听得进入了那个世界，眯着眼——
　　“……怕得弄人烧饭买菜的……”
　　“弄个书童！”我说。
　　“哈！哈哈！叫谁来做书童，让我想想，你家老五那个三儿子……”
　　“黄海不行，贪玩，丢下我们跑了怎么办？其实多找几个伙伴就行，让曾棋他们都来，一定高兴。”
　　“以前我走得动的时候怎么没想到？”
　　“你忘了‘文化大革命’……”
　　“是了，把‘它’忘了……”他闭上了眼睛。不是难过，只是愉快的玄想中把“文化大革命”这个“它”忘了，觉得无聊。
　　前几年我曾对表婶说过，让表叔回一次凤凰，表婶要我自己去劝他，我劝通了。
　　在凤凰，表叔婶住我家老屋，大伙儿一起，很像往昔的日子。他是我们中最老的人了。
　　早上，茶点摆在院子里，雾没有散，周围树上不时掉下露水到青石板上，弄得一团一团深斑，从文表叔懒懒地指了一指，对我说：“……像‘漳绒’。”
　　他静静地喝着豆浆，他称赞家乡油条：“小，好！”
　　每天早上，他说的话都很少。看得出他喜欢这座大青石板铺的院子，三面是树，对着堂屋。看得见周围的南华山、观景山、喜鹊坡、八角楼……南华山脚下是文昌阁小学，他念过书的母校，几里远孩子们唱着晨歌能传到跟前。
　　“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我说。
　　“懂得的就值得广他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说。
　　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来唱“高腔”和“傩堂”。
　　头一句记得是“李三娘”，唢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地静穆起来。
　　“……不信……芳……春……厌、老、人、
　　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个朋友都哭了。眼睛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

　　　　　　　　　　　　　　　　　　（以上摘自《这些忧郁的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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