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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创作篇

　　不应该向公众推销绝望，绝望是可从免费得到的。
　　最妙的方式是为文中的句子涂上幽默的糖霜……
　　文字是桥梁，作者和读者，各各站在河的两岸。

　　　　　　　　　　　　　　　绝望是免费的

　　1992年3月号的《读者文摘》，刊载了一篇发人深省的作品“巨片之秘”。
　　文中讨论的四部影片是：《山水喜相逢》、《洛基》、《火战车》、《甘地传》。该文作者分析这四部影片叫好又叫座的一些共同原因时，说：
　　“它们反映人性本善、宣扬种种受人尊敬的情操：勤奋、苦干、自重；表现出对家庭、朋友、社会的爱心；显示了一个人能对他自己的一生和别人的一生造成多大的改变；最重要的，它们给了我们希望。”
　　在这一段话里，最能引起我共鸣的，是最后一句：
　　“它们给了我们希望。”
　　电影、音乐、文学，都是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我们固然不必以道德的桎梏来扼杀它该有的生命力，但是，创作者是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的。
　　有些作者，把创作当作是个人情绪或情欲的发泄，任意而又任性地为他的作品涂上各种色彩——有者着重黄色，您意渲染色情；有者偏爱黑色，刻意描绘暴力；有者钟爱灰色，故意散播颓废思想或灌输消极的人生观。
　　黄的、黑的、灰的，都是毒素，各各具有个问的破坏力。然而，在这三种毒素当中，我觉得最最危险的，是灰
　　说它危险，是因为它看似无害，但却能令人慢性中毒，而中毒之后，毒素有若附体之幽魂，极难摆脱。
　　《山水喜相适》（DRIVINg MISS DAISY）一片的主角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说了一句令我拍案叫绝的话：
　　“你不应该向公众推销绝望，他们如果想要绝望，可以免费得到。”
　　在这一句话里，我认为只要把“公众”两个字改成“读者”，便可以成为作家们绝佳的“座右铭”。

　　　　　　　　　　　　　　　　　糖霜

　　在那少不更事的年代里，我曾是一只刺猬。
　　听到逆耳的忠言，绝对把它当作苦口的毒药；看到来送忠言的人，便把他看成是身披盔甲、手执长矛的战士；身上一根根尖尖的刺，如临大敌地竖得直直直直的，准备与对方拚个你死我活哪！
　　慢慢地，我走过了童年、走过了少年；成长、成熟，为人师、为人母。
　　在生活的海洋里浮浮沉沉，风吹浪打、日晒雨淋，受伤、受损，那一根根原本理直气壮地竖着的刺，钝了、秃了，而我，在无数次跌倒的剧痛里，流血、流泪，然后，学精、学乖。
　　现在，每每看到青少年不自觉地竖起背上的刺，我便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嘿嘿嘿，在他们阴阴地闪着寒光的尖刺里，匿藏着我年轻的影子哪！
　　决定不去碰触那根根把人扎痛的尖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任由他们在错误的泥沼里痛苦挣扎、自生自灭；我只是希望通过另外一个可被接受的管道，把忠言送出去。
　　我以美丽的糖衣裹那苦口的忠言。
　　他们在全无准备的情况里吞下，糖衣去、药味出；而这苦涩的药味转瞬便会化为适口的药香；稍后，等显著的疗效一出，他们便会彻底放弃无谓的抗拒。
　　这道理，同样适用于文艺创作。
　　要把道德观和价值观贯穿在作品里传达给年轻的读者，千万千万不要摆起道貌岸然的面孔，硬生生地说教。年轻的读者会把你苦心营造而成的字字句句看成是一把把攻击他们的小匕首。
　　最好的办法是寓教于不言中，最妙的方式是为文中的句子涂上以幽默为元素而制成的糖霜，让他们开心大嚼之余，兼而收到提神醒脑的功效。

　　　　　　　　　　　　　　　文字的桥梁

　　文字是桥梁。
　　作者和读者，各各站在河的两岸。
　　作者以文字把桥梁筑好以后，读者使沿着这桥，坦坦荡荡地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每位作者各有不同的文学素养和创作宗旨，所以，造成的桥梁，原料和设计，都迥然而异。
　　有人造九曲桥。弯弯曲曲、扑朔迷离。走那桥的人，小心翼翼，一步一顿。沿途风光无限好，可是，过桥者无法静心欣赏，他怕绊倒、他怕迷失。越走越累，越累便越不想走。过完全桥，回想来时风景，竟是一片朦胧、一片模糊。
　　有人用金用玉去雕那桥。金碧辉煌、纤丽华美。过桥者如履薄冰、步步为营，唯恐一个不小心，踩坏那金、踏裂那玉。注意力全都放到桥上去，所以，大片大片的好风景，全都被忽略了。
　　有人用腐朽的木料去建桥，陈旧简陋、摇摇欲坠。有人一看，掉头便走；有人勉强踏了上去，可是，走不了几步，便忍受不了它的陈腐破落而走向回头路。走完全桥者。万中无一。
　　有人在车辆络绎不绝的马路上面做天桥。它百分之百的实用，有造福人群的功能。可是，这样的桥，毫无韵味、毫不雅致。你走它，是因为你别无选择，不得不走。一走了过去，便把它抛诸脑后了。
　　和天桥恰恰相反的，是“吊桥”。悬在万丈深渊上，险恶刺激。过桥者一步一惊魂，桥外景致，陌生而美丽，看它一次，终生难忘。然而，做吊桥，需要特别的技能，一般人不做它，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建在浩瀚大洋上的钢桥，气势万千，最富魅力。最最重要的，它坦坦直直，坚实牢固，过桥者安心释怀地走着时，对于桥外千变万化的风景也能尽心尽情地欣赏。由桥头走到桥尾之后，还想从头再走一遍！

　　　　　　　　　　　　　　　　　剪裁

　　在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地的报刊杂志上，我都拥有定期的专栏。
　　别人一听，第一个反应便是：
　　“哎呀，哪来这么多可写的题材？”
　　实际上，找题材写作，不难，因为题材就好像是空气，无处不在。
　　我是“四心主义”的忠实信徒，所谓的“四心主义”，就是“留心看、耐心听、小心体验、细心感受”。我恒远地相信：一个人如果肯以诚恳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生活是不会亏待你的。
　　从事创作者，如果能在心眼之外，刻意多长一双肉眼，那么，便能“见人之所未见，写人之所未写”，随心所欲地把生活里件件稀松平常的事物，化成笔下朵朵瑰丽多彩的花。
　　题材既然不成问题，那么Z写专栏稿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呢？
　　答案是：字数的限制。
　　每一，个不同的专栏，在字数上都有不同的限制。它们就好像是一个个“特制”的模子，你必须把寻得的题材按照那“模子”的尺寸来加以剪裁——多了溢出来、少了放不足；必须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有时，稿成之后，才遗憾而又无奈地发现字数和既定“模子”的尺寸不相符合——有时是过长、有时是过短；必须重新好好的加以剪裁或补充。于是，忙忙碌碌的增增删删、加加减减，结果呢，花在“增删剪裁”上的时间，居然比撰写那一篇稿子的时间还来得长。
　　经验，是靠长期的实践而慢慢地累积起来的。
　　现在，找到一块原始的“创作素材”，一我的脑子，立刻便化成了一把雕刻的刀子，这边削削，那边凿凿；这儿敲敲，那儿打打，雏形初具以后，略略端详，便知道可以把它妥妥帖帖地放进哪一个模子里——百发百中哩！
　　写稿而被固定的字数所限制，虽然无法领略“天马行空”的乐趣，可是，处处节省用字，却能在无形中帮助我们培养起简洁凝炼的文章风格。

　　　　　　　　　　　　　　　　　修稿

　　每每伏案写作，我总有一种威风八面的感觉。我是将军，文字呢，是兵是士，要他朝东，他不敢去西；要他到北，他不敢留南。千军万马尽在掌中，呼风唤雨而风雨不敢不来。可是，战役一完，却得从头收拾旧山河了：老的、残的、伤的、弱的，必须一一挑出来，妥善地加以治疗或撤换。
　　写稿痛快淋漓，改稿痛苦莫名哪！
　　非常惭愧，写作多年，依然养不成“一蹴而就”的潇洒。每一篇稿，写好之后，总得反反复复地经过几重修改润饰的工夫，才算完工。
　　首个修改程序，可说是最为严峻的。
　　有些稿子，短、加上创作时有斟字酌句的谨慎，这时，只要略略修修，便可过关。然而，有些长稿，是在思维“一泻千里”的情况下，一鼓作气地完成的；在汹涌澎湃的创作热情冷却后重新再读，觉得不尽如意，便得毫不吝惜的大动刀斧了。曾有一次，我写完了一篇三万多字的小说，隔了一段时间重读，不满意过于缓慢的情节发展，大砍大删，最后，居然只剩下一万余字，溃不成军，只好弃而重写。
　　修改工作进入第二阶段时，文稿轮廓已定，我仅在较小的枝节上动动手术：揪出文字的“臭虫”、删除重复的字句、撤换滥用的成语，务求尽量减少用字与用词的错误。
　　最后，定稿之前，还得借助于辞典，把一些不太肯定的词语查一查，改一改，便算是大功告成了。
　　如果经过一修二修三修之后，文稿依然未能如意，那么，要修改的，恐怕不是稿子，而是脑子里的创作细胞了！

　　　　　　　　　　　　　　　　强说愁

　　一名对写作有兴趣的学生，把她在课余完成的作文交上来，请我批阅。一
　　这学生，是一位十五岁的姑娘，来自小康之家，性格开朗活泼，做事尽心负责。在家里，是母亲的掌上明珠；在学校，是众多老师的宠儿。
　　她那篇习作的篇名是：“月明之夜”。
　　内容叙述她在一个月亮高挂天空的夜晚应邀到海边去参加同学的聚餐会。出门时，看到皎洁的明月，想到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一股愁绪飘上心头。到了海边，看到波涛汹涌的海浪，想到世事的难以逆料，她益发愁得难以自抑了。后来，烤肉的香味，同学的欢聚，都无法改变她的心境。她悒悒而来，忧忧而归。回到家里，从窗口望见那轮明月，忍不住泪流满腮，唏嘘感叹人生无常。
　　全篇文章，笼罩在一片刻意制造出来的“愁云惨雾”里，情感异常造作，读着时，好似不小心吞了一块冰，脑神经不时起着鸡皮疙瘩。
　　为赋新词强说愁，是初习写作者的通病。他们总错误地认为：把自己囚禁在“忧悒的象牙塔”里，才能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他们也错误地认为：文章里有泪、有愁，才能打动读者的心。所以，明明是把快乐拥抱在怀里的人，不老老实实地表达自己的快乐，反而虚虚假假地渲染自己的莫须有的悲愁。这一类作品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摆在厅堂里的一盆塑胶花，冰冷的、无味的、没有活力、没有生气的。
　　心中有爱有恨，就坦白抒写那爱那恨；心中是喜是愁，便如实报导那喜那愁；拿出真实的自己，反映真实的情愫，这样的作品，才是根植于泥土里面的鲜花，活的。

　　　　　　　　　　　　　　　文字的赘肉

　　让文字恣意地长出一圈圈多余的“赘肉”，是初学写作者最大的通病。
　　原本一句话就可以把意思表达清楚的，却奢侈的用了三、五句；原本一段文字就可以交代清楚的，却挥霍的用上了两、三段；一眼看去，一层又一层，全是文字的赘肉，只扫一眼，便感厌腻。
　　以前，读过一则小故事，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个人，把他养的一只鸡带到热闹的市集去卖。
　　鸡在笼里而他在笼外竖立了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我这个精致的笼子里有一只肥大的母鸡准备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出售。”
　　尽管市集里人潮络绎不绝，可是，站了老半天，他的鸡，就是无人问津。这时，有个善心的人经过，对他说：
　　“你这牌子，写得噜里噜嗦的，谁有闲情停下来慢慢地读？不如我替你重新再写吧！”
　　他重写的牌子，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字：
　　“售”。
　　说也奇怪，牌子一换，那只鸡，立刻便找到了主顾。
　　这则趣味盎然的小故事，让我得着了无穷的启示。
　　长了赘肉的文字，不但有碍瞻观，而且，影响效益。
　　从此，写作时，刻意地把手中的笔杆当作是“手术刀”，毫不痛惜地、心狠手辣地、大刀阔斧地把文字的赘肉一层一层地割掉。
　　偶尔重读旧作而发现残留的“赘肉”，必定大力砍除，绝不留情。
　　把旧作当香、当王而去怜它、惜它，无异于取石自绊。

　　　　　　　　　　　　　　　校对的故事

　　每口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进行校对工作时，便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校对时，“双静”和“双全”，是必要的条件。
　　环境必须绝对的安静、心境必须绝对的平静。
　　全神贯注、全力以赴。
　　第一遍，粗枝大叶地读，看看有没有漏字、漏句、漏行、漏段。发现了以后，便化身为泥水匠，耐心地把因遗漏而造成的文字“窟窿”仔细地填妥补好。工程虽大，难度不高。
　　第二遍，精雕细琢地读，这时，平平地躺在书页里那一行行的字，好似直直地立在你面前等待检阅的兵士，你必须具有明察秋毫的能力，才能准确无误地揪出字里行间的“不良份子”。有些字，错得很明显，比如把“舞”误植为“午”，往往一途便着，丝毫不必劳神费气；然而，有些字，貌似神似，有如孪生兄弟，比如说，把“诽”误植为“诽”，稍不留心，便被它“瞒天过海”，终生坐在书里“以讹传讹”。像这一类字，鹊占鸠巢而依然神气活现，堂而皇之地摆出一副“你奈我何”的小人嘴脸。校对者与它势不两立，在书里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务必置它于死地而后快。历尽艰辛，搜出多个，就地正法，一一枪毙。
　　第三遍，翻来覆去地读，横来竖去地读；上下扫读、左右速读、全面通读；直到万无一失了，才让它付梓面世。
　　书出版后，喜不自抑地捧着看。
　　可是，可是呀，才翻了几页，便惊叫出声——经过了三次扫读细读通读的校对工作之后、依然还是有“漏网之鱼”。此刻，那个错字，正得意洋洋地对着花容失色的你，戏谑地咧嘴而笑！

　　　　　　　　　　　　　　　　名人自传

　　很喜欢读名人自传。
　　各行各业杰出人材，通过活灵活现的文字，现身说法。
　　名人站在人生舞台前那光辉灿烂的一面，人人都看得见，至于他们在舞台后面流泪流汗苦苦挣扎的一面，却无人知晓。
　　自传，使名人成了透亮的水晶体，他们的成长与奋斗过程、感性与理性世界里的一切得意与失意、朋友与亲属的人际关系、童年少年青年成年历程里值得缅怀值得记录的大事小事，等等等等，全都纤毫毕露地跃然纸上。
　　名人自传读得多，发现这些闻名遐迩的杰出人物，在奋斗成名的过程中，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全都具备百折不挠的惊人毅力。跌倒了，有剧痛、有鲜血，可是，他们来不及流泪，便又一跃而起，继续奋斗、奋斗、再奋斗。另外一个有趣而又巧合的共同点是：许多在事业上发光发热的人，居然都不约而同的有着黯淡无光的童年——大约是因为顺境使人安于现状，逆境却能令人发奋图强吧！
　　读名人传记最触动我心的是作者全无矫饰与掩饰的那一份坦白——通过了一桩桩真人实事，他们不但展示了自己成名后极璀璨的一面，也揭示了自己成名前极黑暗的一面。虽然说“英雄不问出身”，可是，在千家万户面前摊开自己生命里的“疤痕”，没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是不行的。然而，话说回来，也正因为这一份坦白，使千千万万的读者能够从中得到启示、得到积极向上的鼓舞力量。
　　读传记而不能苟同的一点是：作者把已成昨日灰烬的恋情如数家珍地一一列述出来，真名实姓，毫不隐瞒。我个人觉得：爱情的火花闪现时，是一种瑰丽的永恒。然而，火花熄灭以后，把陈年旧帐化成文字，那文字，便是匕首。

　　　　　　　　　　　　　　　文学与广播

　　新加坡职总心电台推出了一个饶富意义的节目：
　　“作家与作品”。
　　这个节目是由郝知本先生将本地作家所写的诗歌与散文配上音乐，以他浑厚的嗓子和动听的语音，通过电台播放出来。
　　郝知本先生是说书能手，他以说书形式讲述的《聊斋志异》、《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都吸引了各行各业无数的听众。有些人还在他说书的时间里，特地放下手上的工作，做个专心致志的听众呢！
　　现在，听郝知本先生朗读文学作品，却又有一番全新的感受。他把他有着万马奔腾般的感情，全都倾注入作品里。那一篇篇含蓄的作品、那一行行内蕴的文字，都被郝知本先生以他极具魅力的朗读方式赋予另一种强劲的生命力，听在耳里，自有一股耐人咀嚼的韵味。
　　能够通过系统化的方式把本地文学作品和播音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是一项美丽的尝试；在台湾，好些报章如：《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新生报》的“新生副刊”，都曾以副刊里所发表的短小精悍的散文作为“桥梁”，将无声的文字和有声的广播巧妙地联系起来。
　　文学是静的、广播是动的，文学是平面的，广播是立体的；文学是内敛的，广播是外放的；尽管这两者的表达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当静静的文字变成了铿锵的声音时，却奇妙的形成了另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强大魅力！”
　　结合文学与广播的另一项重大的意义是：它可以让那些活在黑暗世界的失明者、缠绵病榻的慢性病患者，还有，目不识丁的高龄人士，心旷神信的通过声音来领略文字的美丽，而这，也是大众传播媒介体现社会温暖的一种方式吧。

　　　　　　　　　　　　　　　　　烟花

　　小时过年，最爱观赏烟花，觉得它变幻莫测而又神奇无比。
　　当烟花“噗”的一声飞窜上天时，好似种子骤然在黑黑的“土壤”里爆裂了，长出一棵五颜六色的巨树，把墨黑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仰着头，痴痴地看那一团一团不断地涌现的色彩，整颗心，熠熠地发着快乐的亮光。
　　年龄稍长看烟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烟花快活的、尽情的、任意的在天空里绽放出一朵朵令人目眩神迷的璀璨时，我觉得它像是一个我所憧憬的人生：五彩缤纷、痛快淋漓。虽然短暂如昙花，但是，那瞬息万变的绚丽，却为世人铸下了永恒难忘的记忆。
　　年龄再长看烟花，却又进入另一个新境界。
　　花团锦簇的烟花，在空中展示自己美丽的面貌前，是经过一个艰苦的制造过程的。每一道放射出来的光华里，都掺杂着不为人所道的辛酸；每一个设计新颖的图形中，都揉合著不为人所知的劳碌。
　　懂得这烟花的，从它的灿烂得到大启示：要有个发光发亮的人生，就得倾全力去拼搏，尽全力去奋斗。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原是人世间千古不易的真理呵！
　　这些年来，夜夜挑灯读书，日日伏案写作，主要的目的就是以文字铸造美丽的烟花，在读者的心幕上尽情地燃放。等他日两鬓似雪时，回首前尘，知道我所绽放的小烟花曾经在人世间闪过亮丽的火花，那么，我对自己，就算是有了个清楚的交代了。

　　　　　　　　　　　　　　　　齐齐成长

　　如果写作也算是职业的话，那么，这可说是一门最没有保障的行业。
　　默默地工作，外界的掌声和嘘声，都听不到；读者的反应到底是热情还是冷漠的，也难以感受得到。
　　书一本本地出版，只有当出版商把结算版税的支票送过来时，才从书籍的销路里得到些许小安慰。
　　作家最大的梦魔是：作品变成发霉的蛋糕——滞销。
　　从事别的工作，你不行，老板要想辞退你，会给你一个月或者是更长久的通知。作家呢，把自己熬了许多个无眠之夜而诞生出来的作品推到书市去，等上一段长时间，等到书籍在架上蒙尘时，才可惊复可叹地发现：滞销这个残酷的事实居然悄没声息地落到自己头上来。
　　作品滞销，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据我分析，最直接的一项，是作者没有和读者一起成长。
　　初读某位作家的书时，有“高山仰止”的感觉——觉得他的作品词汇丰富、内容繁复、思想深刻。如痴如醉地阅读、如饥如渴地吸收。这位作者，以他作品里的养份，扩大了那位读者的思想领域、增强了语文的修养。读者慢慢地长大成人，脑子已形成了一片绚烂美丽的风景；然而，作者还自得其乐地在原地踏步——十年前是如此、十年后依然如故。这时，已经成长了的读者再来翻读同一作者的书时，已味同嚼蜡。
　　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决定与写作终生结缘时，便下定了决心，要永远与读者一起成长。我希望做“龟兔赛跑”这一故事里的“龟”，不断地迈步前进。步伐和速度也许很慢，但是，永不停步，永不。

　　　　　　　　　　　　　　　　好秘书

　　创作乐，抄稿苦——相信每一位从事写作的人，都会举手赞成这个说法。
　　快快乐乐写成的稿子，经过一修二改三润饰以后，便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抄进稿纸里。
　　抄稿，可真是一项要命的工作，单调而又辛苦。抄稿的那个人，不折不扣的变成了个呆板的机械人，思维停顿、全身僵直，唯一不停地动着的，是自己可怜的右手。
　　抄抄抄、抄抄抄。
　　汗流侠背，眼如死鱼；而中指与笔杆接触的地方，更是深深地凹了下去，火烧火燎地痛极了。如果一切抄得顺顺当当的，那么，这一场大辛苦，却还算是值得的。最怕的是：一时不慎，抄漏了一行或一段，必须重新再抄，那种心情，真是窝囊透顶。偏偏我又是属于吹毛求疵的人，容不得稿纸上出现任何涂改的痕迹，所以，有时，就算只抄错了一个字，也撕去重抄，耗神费事。
　　那段时期，每每想到创作小说，便忧喜掺半。让自己塑造的人物在纸上呼风唤雨，自然痛快淋漓，有时，思潮顺畅，笔泻千里，写成的小说，长达两、三万字。写毕，对着那一大叠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的草稿纸，心里涌满了一种甜蜜的痛苦。
　　三万字，重新抄在每张四百字的稿纸上，足足得抄上七十五张稿纸呢！
　　听，是七十五张稿纸，不是七张半哪！
　　一想到这项“浩大无比”而又“枯燥至死——的抄写工作，我便斗志全无了。有些小说，便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写好以后被搁在抽屉里，不见天日。
　　现在，情况全然不同了。我“请”了个书法工整的“秘书”，全面地为我负起缮抄稿件的工作。这位勤劳的秘书，有个美丽的名字：“电脑”。

　　　　　　　　　　　　　　　　固步自封

　　渐渐发现：劝人学电脑，是挺累的一回事。
　　你兴致勃勃、口沫横飞地说着以电脑写作的种种好处，对方木无表情，不动声色地听。说毕听罢，忽然阴恻恻地列举一百零一个理由来反驳你。
　　我听过的理由，便有以下数宗：
　　“电脑写作，冷冰冰、硬绷绷的，一点儿感情也没有。”
　　“把写好的资料储存在电脑里，万一电脑失灵，不是血本无归吗？”
　　“用电脑写作，妨碍思路，我不干！”
　　“我现在不用电脑，不也是写得好好的吗？干吗要多此一举呢？”
　　“一根原子笔多少钱？一个电脑多少钱？你替我算算看！”
　　“电脑？不不不，我有科技恐惧症。”
　　“电脑字，四四方方的，哪里及得上我的书法美？”
　　“电脑输入法那么困难，我学不来！”
　　“汉语拼音法？嘿，我发音不准，怎么学？”
　　“电脑是年轻人的玩意儿，我老啦，学不来！”
　　“电脑写作？不行不行，面对着它，什么灵感都逃光了！”
　　“嘿，养成了依赖电脑写作的坏习惯，如果电脑坏了，怎么办？”
　　“用电脑写出来的作品，一点韵味也没有。”
　　千种万种万万种理由，归纳起来，只有一种：无理地抗拒。
　　倘若电脑真的不利于写作，那么，请问：那些学会了以中文电脑写作者，为什么没有一个走“回头路”，放弃电脑而重新以纸和笔作为写作的工具呢？
　　现在，碰上这类固步自封的人，我再也不要白费唇舌去作无谓的争辩了，就让他在纸与笔中自得其乐、自求多福吧！

　　　　　　　　　　　　　　　　暴暴茶

　　受邀到蔡府作客，与从香港回返新加坡盘桓两日的蔡澜先生会晤。
　　寒暄过后，蔡澜先生亲自下厨为我泡制他“版权所有”的“独家茶”。
　　那茶，浓黑如墨，有淡淡香气缭绕。
　　蔡澜先生笑嘻嘻地说：
　　“这茶，就叫做暴暴茶。暴饮暴食之后，不可无它。”
　　捧起那杯又热又酽的茶，啜饮一口，微苦、大甘，苦中无涩而甘中带醇，茶入喉之后，有一股似淡实浓的香味直透心脾，久久不散。细品缠绕舌上的这缕香味，除了茶香之外，还有药香、花香。
　　谈起“暴暴茶”的发明，蔡澜先生眉飞色舞地说：
　　“它是以能够久藏而又愈久愈香的一种西南名茶作为底子，混合了以田七为首的多种中药，再加上鲜花一起烘焙而成。”
　　他自称是个暴饮暴食的人，爱喝各式烈酒而又爱尝各式美食，这“暴暴茶”，不但可以解腻，可以解酒，而且还具有保健与减肥的多重功能呢！
　　“暴暴茶”最近在香港“初试啼声”，一鸣惊人。记得我曾在香港的报上读及一篇有关的报导，内容是说蔡澜先生为香港一家孤儿院筹款而义卖“暴暴茶”，结果，排队争饮“暴暴茶”的人足足长达好几米，供不应求呢！
　　询及这事，蔡澜先生高兴地说：
　　“大家都说好喝，筹了好大一笔义款呢！”
　　说着说着，秉性幽默的蔡澜先生，突然拿起了桌上的一瓶烈酒，“咕嘟嘟”地倒进了他自个儿的茶杯里，与原有的半杯“暴暴茶”混合在一起。
　　“告诉你，暴暴茶还有一个大功能：它与这种质地不太好的洋酒一混，便能中和那低劣的酒味，化干涩为香醇。”
　　说毕，仰头把那怪异的“茶酒混合体”一饮而尽。
　　噫，茶中有酒而酒中有茶。以解酒的茶与醉人的烈酒相掺和，朦朦胧胧正要进入半醉的境界里，忽然又被那茶把醉全解了。一个小小的茶杯里，百味杂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觉得这正是“蔡澜小品”的最佳写照。

　　　　　　　　　　　　　　　　　饿

　　贫穷与饥饿，是一对丑恶的孪生子。童年的许多记忆，像缕缕薄薄的烟气，被“岁月的吸管”轻轻一吸，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唯独父亲失业的那一段生活，铸成铭心刻骨的印象。空空的米缸、空空的胃囊、空空的心。饿得厉害时，直想把墙上自个儿的影子吞下去充饥。那一段艰苦万分的日子过了以后，很幸运的，“挨饿”便在我生活里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名词。偶尔回想，觉得它像梦魔。
　　最近，读萧红散文选集，发现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中，饥饿这只可怖的魔掌，居然长期的攫着黑龙江这位身世堪怜的女作家。在饥饿的煎熬下，从她笔杆里流出来的每一粒字，都充满了疼痛的感觉。
　　请读读以下的这些文字：
　　“肚子响起来，肠子不住的呼叫，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摘自“饿”）
　　“我又睡下，拉我的被子，在床上辗转，仿佛是个病人一样，我的肚子叫响，太阳西沉下去，他没有回来。我只吃过一碗玉米粥，那还是清早。他回来，只是自己回来，不带馒头或是别的充饥的东西回来。肚子越响了，怕给他听着这肚子的呼唤，我把肚子翻向床，压住这呼唤。”（摘自“破落之街”）
　　“第二天，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是不开门我也好像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摘自“提篮者”）
　　读着这些令人动心、揪心、惊心的文字时，我不但看到了一个在饥饿里簌簌抖着的女子，我还看到了一个在饥饿中飘摇的时代。
　　对于那位被饥饿苦苦折磨面依然紧抓笔杆不放的萧红，我肃然起敬。
　　她以贫瘠的胃。熬炼丰实的作品。

　　　　　　　　　　　　　　　苏童与退稿

　　在北京出版的杂志《中华儿女》（1993年第一期）里，读及一篇趣味盎然的作品：“从退稿成堆到妻妾成群”，作者是苏童。
　　这是一篇自传式的散文，苏童以写实的笔调将他由“呱呱坠地”至“三十而立”的这一长段生活忠实地作了详尽的报导，读着时，就好似在观赏一卷属于苏童的录像带：出生、学习、人学、写作、毕业、工作、恋爱、结婚，以至于当上了今日的专业作家，都毫无纰漏的“记录在案”了。
　　文中写得最多的，是他的写作生涯。他幽默地表示：“我爱小说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后天培养的，这是上苍对我的一种怜悯，让我这个笨人具备一点过人之处。”然而，这位狂爱写作的青年，投稿生涯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北京师大就读中文系时，他患上了“投稿病”，稿子寄出去，又退回来，循环往复，他落入了一种既渴望发表又害怕同学讥笑的尴尬处境。后来，为了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退稿，他索性把地址改在北京一位女同学的家里。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京一所艺术学院担任辅导员的工作，他的写作热诚并未因为屡遭退稿而冷却下来，他依然勤写不辍，他说：“我每天在宿舍里写我的小说。夜里写得太迟，第二天爬不起来，去办公室总是迟到。”他把自己目为一部“一直隆隆运行着的灼热的投稿机器”，但是，他的小说稿却依然像“放养的家鸽”一样，在外头飞了一圈又乖乖地回返案头。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1985年他离开艺术学院而到《钟山》杂志当上了编辑时，还是没有改善。他觉得沮丧，但是，很重要的，他不气馁。苦耕不休的农田，终于长出了金黄的稻子：1987年12月，当时引人注目的三家刊物《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同时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他以欣慰的口气说道：“自此没有谁来阻挠我强烈的发表欲望了，那些周游全国的稿件也一一有了令人满意的答复了。”
　　苏童的经验，可以成为他人很好的借鉴。
　　许多原本大有作为的千里马，在原野驰骋了一阵子而遇不上伯乐，便放弃了自己，沦为运货卸货的老马而终生自怨自艾！
　　寄语年轻的作者们：写，不辍的写；稿，不歇的投；只要心不死、笔不秃，有若锥子般的才华，或迟、或更迟一定会冒出尖儿来的！

　　　　　　　　　　　　　　　　热线电话

　　最近，忽然接到了来自杭州的一个长途电话。
　　拨电的，是中国浙江文艺广播电台《名人热线》的负责人葛继宏先生。他开门见山地表示：希望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为我制作一个长达四十分钟的越洋访问节目。这节目，除了邀请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主任汪逸芳女士作为现场贵宾之外，还广邀听众自由参与。
　　觉得这构想异常新鲜，高兴地答应了。
　　节目于晚上七时正开始，电话的这一头，只有我这一把“孤孤单单”的声音；可是，电话的另一边，却热热闹闹地传来了许多人的嗓音：主持人的、贵宾的、听众的。奇妙的是：这些隔着山隔着水千里迢迢地传来的声音，竟然清晰得好似从一步之遥的短距离播送过来的。
　　在节目里，他们时而亲切地发问，时而热烈地发言。
　　事前，不曾经过任何生硬的彩排，也不曾接到任何特别的指示。一切的言谈，都是即兴的、随意的、自由的。
　　提问的人，根据文艺的创作观点、写作形式、创作方向等等提出多样化的问题；不是刻板式的一问一答，而是交流式的有说有笑。气氛在庄重里透着和谐，在严肃中带着轻松。问着、答着，在不时忍不住爆发出来的笑声里，电话两头原本互不相识的陌生客，蓦然变成了互通心曲的旧相识。那种感觉，好似在阴恻恻的寒天里喝下了热乎乎的汤，十分受用哪！
　　有些热心的读者，拨热线电话，不为提问，仅仅是为了抒发他对我某些作品的读后感。无拘无束地娓娓而谈，海阔天空地各抒己见，长长的电话线，在这个特定的时刻里，成了沟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道美丽已极的桥梁！
　　越洋访问而现场直播的这一类节目，让我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另一个层面的开放现象！

　　　　　　　　　　　　　　　中国的小品年

　　最近，中国好些出版社和杂志的负责人因公务而到访新加坡时，约我晤谈。
　　尽管他们或南或北地来自不同的省份，可是，在谈及目前中国市场的新趋向时，都不约而同地透露了同一个讯息：在最近这一两年里，原本蜷缩在文学殿堂一个小角落的小品文，忽然走红走俏，大行其道，他们因此把这称为“小品年”；而根据一般行家的预测，小品文在未来的一段长时间还会继续“独领风骚”。
　　随着这一股风潮的兴起，过去风靡读者的长篇小说，渐渐乏人问津，当然也就直接的影响了出版的印数，据说有些闻名遐迩的作家，呕心沥血写成的长篇钜著，印数只有寥寥的几千册而已。
　　造成这种大转变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此，中国某出版社的总编辑作了很精辟地分析：
　　“过去，生活的步伐较缓慢，生活的内容也较单调，一般人需要靠阅读来消磨掉大把的时间，而打发时间最好的消遣便是阅读长篇小说了。在虚构的故事里，他们找到了现实生活所不能给予他们的东西，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接着，文革开始了，在这长达十年的混乱的年头里，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部充满血和泪的长篇小说。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读者对于精神粮食的需求如饥如渴，所以，来者不拒，不论什么题材、什么体裁的作品，都在欢迎之列，书籍流动量大、印数也大。到了最近这几年，推行经济改革政策，人们有了出国的机会，视野阔了，对于“纯属虚构”的小说慢慢的失却兴趣，加上人人都为了改善生活而拼搏不休，生活节奏大大地加速了，用在阅读的时间，当然也大大地减少了。人们开始寻找一些可以在短时间里嚼食的精神粮食，小品文因此便应运而生。小品文的风行，除了篇幅短小精悍外，最主要的是它取材于现实生活，赤裸裸地反映了周遭的生活环境，符合了现代人希望多听一点真话的心理上的需求。”
　　为了迎合这一股新的潮流，许多报刊杂志，都纷纷开设小专栏，每则以千字为限，许多成名作家也纷纷投入小品文的创作行列，出版社呢，更是不甘落后地推出了一部又一部的小品文，在文学界里形成了一片缤纷的新景观！

　　　　　　　　　　　　　　　　师生必读

　　读完台北号角出版社的小品文集《校园第一章》，我的第一个感想是：老师该读它、学生更该读。
　　此书是由台湾的六位“作家老师”执笔写成的，通过了校园里响着笑声闪着泪影的一百则小故事，引导读者去思考教育的真谛。
　　六位作家、六种风格、六类题材、六个角度。
　　吴晟写师生情，笔端溢满了爱。不是单程的爱，是双程的。《寂寞》一文，写他为了查看班上学生在家自修的情形而在寒冷的冬夜“独自骑着机车，骑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去探望学生”，落红不是无情物，学生感受到他这一片爱心，所以，在《照顾》一文里，便记载了作者宿疾发作而学生群起照顾他的种种动人情景。
　　碧竹用凝炼的语调写校园趣事，处处有令人忍俊不住的幽默。《名字》一文写他服役时当教官，教一名山地学生教了三个月还是无法教会他写自己的名字，把学生召来谈，这学生憨厚地笑道：“成吉思汗签名时，都只打个大叉嘛！”着实引人发噱。碧竹也发挥了自嘲的艺术。《误会》一文，写他新到一校时梭巡校园，逮到十三个吞云吐雾的学生，这些学生看到他迎面走来而依然“大抽特抽”的原因是：他的样子和衣着使学生误以为他是来收便当盒子的杂役！
　　萧萧的笔，充满了睿思哲理。有个学生的名字叫“小麦”，他便告诉他：“落到麦田里的一粒小麦，要经过泥土的孕藏、挣扎、突破，才能萌生一亩金黄。”他送了一串馨香的玉兰花给一名学生之后，对她说：“人生旅途上的玉兰花是要自己采撷的。”字字句句发人深省。
　　陈幸蕙有颗温馨的心，写出来的小故事也充满了温情。最喜欢《一体稀饭》，文中一名患上胃溃疡的寄读生，天天以白饭浸泡热水当饭食，面黄肌瘦，作者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终于，有一天，亲手调制了一钵内容丰富的营养稀饭，拎到学校给他。她以温暖的笔调写道：“一钵稀饭，终不是解决他饮食问题的治本之道，但，人在身体不适的时候，精神、情感格外脆弱，这时，如果有人能为他捎来一点关切的讯息，应该是别具鼓舞振奋的效果吧？”另一篇《报应》，我也很喜欢。内容是说一位老教员改作文改得心烦而写了一副对联：“前世杀了人，今生教国文。”然而，陈幸蕙却认为她自己必是前世种了什么善因，今生才有福份批改作文。她说：“灯下握住笔，去圈点学生的篇章，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去和他们做一对一的接触，在费时耗神、辛苦吃重之外，也是一件非常愉快有趣的事。”寥寥数百字的短文，刻画了两种不同典型的老师。
　　黄忠武善于运用漫画式的笔调写校园琐事。《照明的手》，诙谐生动。内容是说有个近视的学生考试时作弊，小纸条上字细如蚁，加上外面雷雨交加，视线模糊，结果，两眼几乎贴在桌面上，监考老师忍不住走到他身畔，拿起打火机，打亮着火，为他“照明”，嘿嘿，那后果，可想而知啦！
　　小沈是个说故事的高手。每则故事，都像是精彩万分的微型小说。她写她同情《迟到》的学生，只因她过去曾有个既惶恐又悲伤的经历。她写一个胆小的女生在某一次实弹射击的课程里百发百中，只因为她有一个《打靶妙方》。她写有些男学生要求老师《报分数》时说出了一些暧昧的双关语，结果反而被她的一番妙言妙语弄得面红耳赤。篇篇有趣、篇篇可读。
　　《校园第一章》这书，在重读第二遍时，我的感想仍是：老师该读它，学生更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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