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的随笔体学术著作虽是随笔，读后却有满足感，不是浮皮潦草、浮光掠影，而是于市井杂谈之中见出人性，见出灵魂，见出文化。作为一个文艺学者，你近年来对人、对中国人、对男人和女人以及与人有关系的生存环境作了不少研究，而且颇有“成一家之言”的架式。你为什么从文学艺术研究转向这个领域？你是如何入手进行这种研究的？
易中天：大约七、八年前，我就开始意识到：学术界应该关注人、人性、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环境，我称之为“为人生而学术”。只有这样，研究的结果才可能带着鲜活的生命和情感。人是文化的存在物，文化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因此，从人的活法入手来解读文化与人，是一个好办法。这是我的书中有大量“市井杂谈”的原因，也是我特别关注饮食男女、城市个性之类问题的原因。
记者：你在《读城记》中试图找出每个城市的独到之处。请问城市的个性是如何确立的？城市为什么要有个性？
易中天西哲有云：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中国的城市史也有几千年了。如此漫长的历史，其中的变故原委，自然是一言难尽。不过总其大概，城市个性形成的原因，无非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比方说，重庆火辣，厦门温馨，地理使然；西安古朴，深圳新潮，历史使然；北京大气，上海雅致，政治经济使然。当然，没有哪一个城市的个性是由单一原因形成的，所以，要把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质准确无误而又形象生动地说出来，是很难的。比如南京，就不好说它是儒雅还是粗俗，是伤感还是豪壮。总之，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要真正读懂，并不容易。
记者：你虽然在试着给城市下定义，却不是轻易下的，而是下得很“圆滑”。比如你说北京醇和，上海雅致，北京贵族，上海理性。北京人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上海人虽然世俗，但上海人的理性精神颇为可贵。那么你是如何解读城市，又是如何给城市下定义的呢？
易中天城市像人，也是有“人格”、“性格”甚至“性别”的。北方的城市大抵是“男性”的，南方的城市则多半是“女性”的。四十年代就有人说过，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上海是洋城少妇，重庆是徐娘半老等等。在我看来，城市甚至就像人一样，是有“体味”的。这个体味，就是城市的“文化味儿”，但要把现象背后的原因找出来。比如，说“有事您说话”的多半是北京人，说“关侬啥事体”的则肯定是上海人。但北京人只会对自己的“哥们”说那句话，上海人则会对所有人说“关侬啥事体”。因为北京是城，城就是“圈子”，北京人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上海是滩，滩涂上的人都是互相不搭界的。城市的差异无处不在，关键是要小处见大。只要对一个城市的人的活法有感性具体的体验，又能“读”出形成这些活法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原因，就不难给这个城市做一张“文化名片”了。
记者：你是从人的心态、人群的比较、人的品格以至人的习俗上解读城市的，像是一个横向切片。我想问，城市在多大程度上造就了人的气质的差异？按照这个思路，再过几十年，许多城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是否人的差异也越来越小了？
易中天可以肯定，一个城市，越是文化特征突出，文化性格鲜明，它对人的气质的影响就越大。这种影响是有可能超物质的。不要说里弄拆了，石库门没了，就算大上海沉没了，上海文化也还是上海文化。你看犹太人曾经一度连国家地盘都没了，犹太人不还是犹太人？北京的牌楼拆了好些年了，老北京变成了新北京，但北京人没有变成上海人或别的什么城市人。这就叫“辫没了，神留着”（此说来自冯骥才小说《神鞭》）。至于某些原本就没有多少性格特征的城市，就不好讲了，它们很可能在城市一体化的进程中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
记者：说到城市一体化，你是否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许多城市有趋同的倾向？
易中天当然有。中国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到处都是似曾相识的店面和千篇一律的建筑：时装屋、精品屋、海鲜酒楼娱乐城，一些宝贵的传统连同它们的风味一起，已经渐次消失。这其实是对现代化的误解。现代化并不等于玻璃墙马赛克，摩天大厦立交桥。当然，批量化、标准化、模式化和数字化确实会造成许多雷同，不但城市，就连人，也可能越来越没有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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