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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特区。
深圳特区很年轻。
年轻的深圳充满青春气息。
深圳无疑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它只有二十来岁的“市龄”，它的市民平均年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漫步在深圳的街头和社区，你不可能像在其他城市那样，看到古老的城门，陈旧的店铺，逼窄的小巷，颓圮的墙垣，爬满青藤的老屋，松柏森森的庙宇，无所事事的闲汉和步履悠闲的老人，而只有崭新的大道，高耸的楼房，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一张张年轻的脸。在这些年轻的脸上，你能读到自信和果敢，憧憬和向往，坚毅和执着，刚健和机灵，也可能读到疲惫和茫然，苦恼和艰辛，灰心和愤懑，但不会有老态龙钟。
这样一种年轻，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中显然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使深圳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也使得我们对深圳的解读颇为困难。深圳毕竟曾经是“一张白纸”，而那“最新最美的画图”也才刚刚画出来。刚刚画出来的画图当然会有新鲜感，然而是否耐读却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历史文化名城就像陈年老酒，那么，新兴城市就有可能像易拉罐饮料。太年轻的城市就像太年幼的孩子、太薄的书和太短的故事，能多少有耐人寻味的内容
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样耐读，也不像它们那样易读。北京有城门，上海有外滩；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望城门，串胡同，一路吃着冰糖葫芦或萝卜赛梨，一路听着嫩黄瓜般清脆的北京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进入了北京城。逛外滩，走里弄，一面辨认着旧租界和老公寓，一面听上海人用直截了当的上海话飞快地讨价还价，你很快就会感觉自己已置身于上海滩。北京和上海，在你心目中是感性具体的，也是生动鲜活的，还是形象鲜明的。当然，当你站在深南中路蔡屋围人行天桥上，一面是高耸的地王大厦，一面是大幅的小平画像，你也会真切地感到自己是在深圳。但是，一说到深圳的文化特征，我们就会感到很茫然，或者感到那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因为深圳现在还找不到像故宫外滩或胡同里弄那样的城市象征，也没有自己的方言和风味小吃，而它们又恰恰是一个城市文化特征最鲜明也最容易被人把握的外部标识，就像一个人的脸一样。
解读深圳也是有学术风险的，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发展中”有两个意思。一是与“发达一相对应，意思是说现在还不怎么样，但可以寄希望于未来，而且现在也一天比一天好；二是与“定型”相对应，意思是说它正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谁也说不清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说深圳是“发展中的城市”，显然是后一种意思。深圳在短短二十年间就有了如此突飞猛进举世瞩目的发展，则它的将来，也更会有长足的进步，正所谓”前途未可量也”。既然“前途无量”，其发展速度又“迅猛异常”，那么，我们对它的解读和评说，便很可能在三五年内就成了“明日黄花”，这显然是不上算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解读深圳。这不仅因为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还因为它是中国最具当代意义的城市，代表着一种既不同于西安北京又不同于上海广州的全新的城市类型。只有解读了深圳，我们对中国城市的把握，才可能是全面的。何况，在这短短二十年中，中国乃至世界，又有多少双眼睛一直在关注着深圳
那么，这个年轻的城市，这本薄得没有几个页码的书，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也许，我们还得从它那极短的“历史”说起。
一 春天的故事
深圳的故事，是春天的故事。
尽管事情才仅仅过去二十年，然而不少人已很难体验到1979年那个春天，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这个圈的艰难和分量。那时，寒冷的北方，冰河还没有完全解冻，太平洋季风吹拂的南方也依然春寒料峭。渴望播种的土地焦急地等待着春雨和暖风，担心又一次失去丰收的机遇；而肆虐惯了的寒流却伺机卷土重来，妄图再一次封杀大地。刚刚走出浩劫的共和国，究竟何去何从？以当时之形势，确实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并不容易。除了必须有一位高屋建瓴的英明统帅来运筹帷幄，还要有一个最容易见到实效而万一失误又不至于影响全局的突破口，才能出奇制胜，一举成功。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选择了深圳。
深圳似乎命中注定就该担此重任。深圳的前身是宝安，宝安的前身是新安。1575年，大明朝廷决定在这里正式设置县治，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名之曰“新安”。这实在是一个吉利的名字，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不过，明王朝时代的新安，在革新和安定两方面都并没有什么作为。清王朝更是每况愈下，居然将一河一海之隔的土地拱手相让。于是，本应“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城，反倒成了丧权屏国唇亡齿寒之地。因此，直到1979年以前，作为宝安县城的深圳，还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边陲小镇。许多中国人还念不准它的名字，管它叫“深川”或“深趁”。如果说多少还有人知道它的话，也仅仅因为它毗邻香港。从内地到香港，要经过它那里的罗湖桥。深圳，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口岸罢
然而这其实已经很够 对于封闭已久的国度来说，要的就是一个“口子”。
历史有时是有些戏剧性的。最早撕开口子的地方，是深圳西南角半岛上2.14平方公里的一块弹丸之地，它的名字就叫“蛇口”。“蛇口”这个地名颇有些耐人寻味和意味深长，而蛇口人的身手和胆识也确乎不凡。早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初，他们就喊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时间，抗声群起，舆论哗然。蛇口人却反唇相讥：有没有搞错！这是老祖宗的传统：“一寸光阴一寸金”嘛！的确，正如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一样，时间和金钱也没有阶级性。它们可以用来发展资本主义，也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但如果没有时间和金钱，就什么主义也搞不成；而如果没有效率，就什么主义也搞不好。
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依然屹立在蛇口工业区的大道旁，始于蛇口继于深圳的各项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等，也早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图五十一）人们不再把招标、投标、招聘、择业、股票、期货、债券、产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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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当时为什么“碰巧”选定了蛇口这个地方，只知道短短半年以后，口子就越开越大。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一年以后，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一场伟大的试验开始了，一种新型的城市也随之崛起。它的名字，就叫“经济特区”。
特区总是有些特别的地方。
首先是深圳的建设发展速度比国内任何城市都快。80年代，160米高的国贸大厦曾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震惊全国，十年以后，383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在全国乃至亚洲独领风骚。而且，在建造地王大厦的两年多时间里，人们没有听到过喧嚣和噪音，没有看见过肮脏和杂乱。它四周的马路在凌晨时分总是被冲洗得洁净如初，它的工地围墙也多次被粉刷一新。地王大厦是安安静静又干干净净长高的。人们说，这就是深圳。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速度，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效率，也只有深圳才有这种文明。
飞速发展的经济给深圳人带来了可以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深圳的农民“先富起来” 他们的人均年收人在短短十几年间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长，富裕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了董事长、总经理或大股东，拥有了自己的产业。深圳的市民也“先富起来” 所有那些当年闯深圳的人，现在毫无疑问地都成了他们同行同学中的“先富”一族。当老板的固然腰缠万贯财大气粗。做文员的也不寒酸。有的买了房子，有的买了汽车，不少人则兼而有之。但他们如果不是来到了深圳，则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无法充饥的画饼罢了，甚至可能连想也不敢想。他们也许还会像那些未能一并南下的弟兄们一样，在办公室里收收发发抄抄写写，当一名月薪数百元的小科员，或者在一座发不出工资的小县城里等米下锅，甚至在一家不景气的国有企业里等着下岗。所以，当他们和旧日同富同僚再度相逢时，很容易地就能体验到成就感。
受惠的不仅是深圳的市民和农民。改革开放的深圳，日新月异的深圳，差不多是全国最大也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它的大门，一开始就是向全中国敞开的。成千上万的外省市青年农民，离开他们亲切但又贫脊的故土，潮水般地涌向深圳。这些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在为深圳的发展建设贡献青春和血汗的同时，也获得了有形和无形的两种效益。无形的是全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形的则是实实在在的货币。据说，江西某县打工仔打工妹们每年从深圳寄回家去的钱，就相当于该县全年财政收入的总和。难怪那些当年家家户户“送郎当红军”的革命老区，今天要家家户户“送女闯深圳” 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富裕和先进总是有吸引力的，而“穷则思变”也早已被证明是一个真理。更何况，打工仔打工妹们在深圳“赚”到的，并不只是钞票，还有商品意识、市场观念、管理方法、营销策略、公关手段甚至客户关系等“软件”。事实上，这些在深圳这个现代都市和国际窗口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青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因此，他们一旦“退役”回家，便有可能成为家乡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算的。
难怪深圳人对邓小平怀有发自内心而且无比深厚的感情。在深南中路上步路段，深圳人当年创业的地方，竖起了邓小平的巨幅画像，上面写着邓的名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1997年春，邓小平溘然长逝。成千上万的深圳人自发地走上街头，来到画像前，用种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哀思。其中，既有董事长、总经理，也有打工仔、打工妹。一个只身到深圳打工、现在已经开了一家小公司的青年，献上了一个价值四千元的花圈。他说，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对邓小平的感激和怀念。直到现在，小平画像也仍是人们常去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画像前合影留念。这里常年鲜花怒放、阳光灿烂、春意盎然。一代伟人的名字，已经永远和春天连在一起。（图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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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成就并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深圳人得到的好处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在这个大约400万人口的城市中，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只占极小的比例，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则是仅仅持有暂住证的外来人口。户籍意义上的“深圳人”，只占四分之一。他们主要是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大多有着较高的学历和较强的能力，故而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如鱼得水长袖善舞。他们活跃在深》’！的领导层、决策层、管理层和技术层，活跃在深圳的机关、团体、企业、传媒，担任着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公司文员、学校教员等职务，或者开办和打理着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正是他们，构成了深圳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最主要的受惠者。
这些人几乎无可怀疑地是“精英一族”，也大致无可怀疑的是“成功一族”。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到底赚了多少钱，以及这些钱是怎么赚的。不可否认，有的是靠能力，有的是靠运气，还有极少数靠的是投机取巧和歪门邪道，赚的是“黑钱”。问题在于，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或者有能力也发挥不出来？为什么同样有能力而且也同样很努力的人，在别的地方就赚不到这么多钱，也没有成就感？显然，这里有一个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正是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使许多英才长期被埋没，甚至变成庸才。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人，如果很有能力也很努力，得到的报酬却和那些平庸之辈没什么两样，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就有可能也变得平庸起来。
深圳却基本上没有庸才的一席之地。当然，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庸才，深圳也不例外。而且某些庸才可能还身居高位，某些单位也可能庸才成群。但即便是他们，和在内地混日子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也不认为自己是庸才。因为深圳已经营造了一种“庸才无容身之地”的氛围。人们都相信，在深圳，是不该有庸才的。相反，一个人的才华和勤奋，则多半总能得到相应的、表现为实实在在货币形式的报酬。至少是，在理论上，一个人才如果得不到用武之地和应有的报酬，你还可以“跳槽”，直到找到你自己认为是最合适的岗位为止。尽管不少人还在找，还在跳，但前途却总归是看得见的，或者是有可能的。因此，他们在深圳获得的最大的实惠，与其说是房子、汽车、钞票，不如说是机会，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并有所作为、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
的确，深圳优于其他城市的地方，就在于它为各种人才和各色人等都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和自我实现的广阔天地和选择余地，至少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观念。这当然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因为它实际上牵涉到一个经济学中的伦理学问题，即公平与效率。事实上，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们都一直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我们当然不能说深圳就已经解决了这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难题，但它毕竟在探索，而且初见成效。
如今，当我们站在国贸大厦顶层旋转餐厅往下看时，我们已无法想见深圳创业之初“高楼万丈平地起”的辉煌。面对那些也曾显赫一时的楼房，我们只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然而即便如此，这些高楼大厦也仍能引起我们的沉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深圳获得了如此之高的发展速度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和潜能的释放，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毕竟，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有当人自己从种种禁铜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社会生产力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放。
人的解放，是深圳故事的主题。
二 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原本就是改革的重要课题。
早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成立之初，深圳人就小心翼翼同时也坚定不移地开始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在请示中央同意以后，特区派出的招聘工作组飞往全国各地，公开亮出旗号，招兵买马，成为改革初期一件备受关注的事情。
更多的人则干脆不管什么招聘不招聘，拎起行李就直奔深圳。他们不相信一个以改革开放为己任的城市会拒绝“敢为天下先”的人。在他们看来，深圳即便并非“遍地是黄金”，至少也应该“遍地是机会”。如果深圳尚且不能接纳自己这样充满改革激情和改革念头的人，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可就真是没希望 于是一拨又一拨的人才大雁南飞，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和不简单的想法、不多的钞票和很多的愿望，到这个年轻而又令人向往的城市闯荡江湖。这支南下大军的主体，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毕业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年轻、热情，充满活力，新观念多而旧包袱少，和这个城市的文化性格一拍即合。事实上深圳也一直向他们敞开着大门。1986年，深圳人才智力市场成立。1997年初，新的现代化综合型人才大市场开始投人运行，仅1月3日到5日为期3天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就有9万多人进场；2月至6月，进场单位8190家，进场人数39.8万人次。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已不再是当年的新鲜事，而是深圳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事部门的常规性工作。（图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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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好运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深圳D站稳脚跟。
深圳人才大市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到他们那里求职的，平均每天4000人次，最多时可达万人。这么多的人，当然不可能都如愿以偿，顺顺当当地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少人恐怕会趁兴而来败兴而去，有的可能还不得不打道回府。显然，进深圳不是逛商场，没有那么轻松，那么潇洒，也没有那么随意。如果说，能不能进北京，要看你是否优秀；能不能进上海，要看你是否精明；那么，能不能进深圳，就要看你是否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要忘记深圳的口号，是“改革者到深圳来”。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则是：不想改革就别来。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要自己去找工作，在求职时不断碰钉子，在找到工作后又被炒稣鱼，一时半会没有着落等等。如果你不能承受这一切，那么，对不起，趁早别来。
事实上，不少人闯深圳的经历，听起来就像是“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如果你有兴趣听他们诉说，那么，差不多每个人都能讲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来。这些少年气盛的天之骄子，血气方刚的初生牛犊，满怀青春梦想和改革激情，兴致勃勃地来到深圳，却惊异地发现他们面前并没有鲜花和红地毯。于是，他们不得不收拾起简单的行囊（那里面装着薄薄的几件衣裳和厚厚的一叠证书），从一个单位跑到另一个单位，从一家公司跑到另一家公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渴了，喝口自来水；饿了，啃块方便面；累了，在街头歇歇脚，看着日新月异的深圳市，意气风发的深圳人，心里顿生无限感慨，也难免一丝惆怅。华灯初上之时，深圳的酒楼饭店灯红酒绿低筹交错，自己却饥肠糟糟气若游丝，即便“男儿有泪不轻弹”，也保不住伤心的泪水涌上心头。亲戚家的客厅或朋友公司的地板是不好意思再睡了，就到公园的草坪上去数星星。那滋味，可比“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差多 因为并没有什么温暖的怀抱，也没有妈妈的安慰，你得自己去考虑“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这就是深圳。这里没有包办代替，没有坐享其成，没有省心事可做，没有现成饭可吃。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去操办，去打理，去投石问路，去东奔西走。在这里一切犹豫、抱怨和窃窃私语都无济于事，只能勇往直前，哪怕是硬着头皮往前走。
但，没有人后悔。
成功者当然不后悔。不但不后悔，反倒会有几分庆幸和得意。毕竟，今日的成功，是当年的奋斗换来的。现成饭吃着没有味道，自己打下的粮食才是香喷喷的，而当年所受的磨难，如今咀嚼起来，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一。的确，一个人年纪轻轻的，靠着某种势力或机遇，就一帆风顺青云直上，那只能叫少年得志。只有那些在风口浪尖滚打跌爬，靠着自己的努力创下一番事业的人，才会有成就感。而且，创业越是艰难，道路越是曲折，就越能体验到成就感，也就是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吧！
这就值得骄傲，也值得庆幸。你想吧，如果当年不是“看看头上天外天，想想脚下一马平川”，一咬牙坚持了下来。怎么会有今天？所以，尽管他们当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初涉江湖的辛酸经历和闯荡特区的传奇故事，但当他们倾诉当年的孤立无援、流离失所、走投无路、四处碰壁时，你不会有“大倒苦水”的感觉。相反，你会觉得，如果他们当年竟然没有这些“不幸遭遇”和“苦难经历”，那才是大大的不幸。
尚未成功者也不后悔。事实上，许多人放弃了内地悠闲的工作，不错的职位，稳定的收入来到深圳，由于学历不高或专业不好，也许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甚至居无定所，频繁换岗，干过上十种工作，却依然不肯离开这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在他们看来，这个城市虽然暂时还没有给自己机会，但至少给予了希望。如果连这个城市都没有希望，别的地方只怕就更没有什么希望 更何况，安居乐业固然不错，跳来跳去也未必不好。工种换得多，见的世面也多，学的本事也多。至于居无定所嘛，也不赖，正好广交朋友么！
甚至“落荒而逃”者也不后悔。因为没有人真正会“空着手”离开深圳。深圳先行一步的改革，毕竟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招聘应聘、竞争上岗、择业跳槽，在内地也将变成家常便饭。有深圳这碗酒垫底，就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事实上，凡是在深圳有过求职打工经历的人，身上都会发生神奇的变化，因此即便重返故土，也与前大不相同。也许，他们自己不一定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变化，但明眼人马上就能看出：他们拖沓的脚步变轻快了，迟钝的脑袋变灵活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地变强
的确，深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都比较强。这种能力是在股市的起落、房价的涨跌、职位的升降中形成的，也是在求职的路上形成的。在深圳，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公司破产、新公司开张，也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丢掉旧饭碗，找到新工作。进进出出、上上下下都是平常事。它很可能就发生在每个人自己身边，也很可能就发生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见得多了，也就看得谈了；经得多了，也就无所谓 深圳人会很平淡地告诉你他今天又在股市上赚了百十来万，或者他今天又被老板炒了，明天恐怕得到人才市场去重新登记。他在说这两件事时，口气是一样平淡的，而他朋友们的反应也会和他一样平淡。毕竟都是风口浪尖滚过来的，早就打熬出一副钢筋铁骨，没有人会大惊小怪。
获得这种心理能力当然有一个过程。1987年，深圳市开始酝酿房改时，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差点成为“人民公敌”。然而，曾几何时，购买住房就和购买私家车一样，不但成了市民们踊跃的行为，而且成了一个人自信与成功的标志。是啊，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住房，确实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尽管深圳人说起这件事来，脸上的表情仍是平淡的。
改革，使深圳人的心理越来越成熟。
不过，改革给深圳人带来的最大好处，还是让他们换了一种活法。
有句民谣说，我们中国人的活法，是“小时候父母管着，上学后老师管着，工作后单位管着，结婚后老婆管着”。但是，当他们千里迢迢跑到深圳来时，可就谁都管不了啦，因为他们把父母、老师、单位甚至老婆都留在了内地。一句话，他们“自由”
许多人之所以要到深圳来，要的就是这份自由。
这份自由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是基本上没有的。在那种体制下，产品也好，人才也好，都是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个人，什么时候该上学，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男婚女嫁，什么时候生儿育女，什么时候退休养老，都是计划好了的，而且是由上级、由他人计划的，自己用不着操什么心，也没有资格操心，只能按部就班地例行公事。当然，职业的选择，工作的变动，也完全身不由己。想干的工作干不了，不想干的却不得不去干，正所谓“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人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被随意和被动地拧在某个部件上。
这种体制也并非没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的好处是省心，坏处则是不自由，而一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人才是必须流动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没有“流动”这个概念，而只有“调动”。调动和流动是不同的。调动是上级调，叫“奉调”；流动是自己流，叫“自流”。自流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叫“盲流”。自流已有“放任”之意，盲流就更是一个贬义词。它差不多也是“无业游民”、“闲杂人等”、“来历不明”甚至“不法分子”的同义语。尽管不少“盲流”其实是人才，他们的流动也并不盲目；也尽管那些最早跑出来闯天下的，多半富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而且吃苦耐劳，聪明能干。
深圳的改革为“盲流”平了反。事实上，深圳遍地是“盲流”。在深圳的400多万人口中，没有几个是“奉调”而来的。即便是那些正式办了调动手续的人，也是他们自己要来的。更多的人，则可能连调动手续都没有办，便自说自话地砸了铁饭碗到深圳打工。其中不少人要奋斗多年，才能拥有一张深圳户口，而且还可能是蓝印的。有的人，则可能今生今世与“绿卡”无缘。但深圳却一视同仁地接纳了他们。没有歧视，也没有刁难，只问你能干不能干，有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于是那些有能耐也经得起折腾的人便觉得在这个城市真是如鱼得水，而那些无此能力的人则只好回去继续吃他们的大锅饭。因此，深圳的人口流动性比哪一座城市都大。流动给城市带来的好处是增加了活力，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则是获得了自由。人们不再被捆绑在一个单位、一种职业上。因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和人才对单位的选择是双向的，也是对等的。单位可以选择员工，员工也可以选择单位；单位可以炒员工，员工也可以炒单位。只要合同解除，也就两清，谁也不欠谁的。当然，这也要有一个过程。不管是谁，初到深圳，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生存问题。你得先有个地方住，有口饭吃。一旦站住了脚，就可以跳槽了，直到觉得满意或不想再跳为止，用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
择业的自由也就是生存的自由，而生存的自由则无疑会带来身心的自由。尽管事实上深圳并非某些人理想中的“自由天堂”，但几乎每个闯深圳的人都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么多人涌进深圳吧！
三 没有方言的城市
大批移民的蜂拥而来，使深圳成为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
走进深圳，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有两点。一是这个城市的人都很年轻，二是他们都说普通话。这是深圳和广东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也是深圳和国内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全国各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惟独深圳是个例外。北京有北京话，上海有上海话。北京话不是河北话，上海话也不是江苏话。深圳当然有人说“白话”（广州话），或说别的方言，却没有北京、上海那种只属于自己城市的“深圳话”。深圳不但现在没有方言，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方言。
因为深圳不属于某个地域，而属于全中国。
事实上，深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为省会的缩影、州县的翻版。它是特区，是改革的试管和开放的窗口。因此，中国历史上有的，深圳不一定要有；中国现代化必须的，深圳就一定要有。同样，别的地方有的，深圳不一定会有；别的地方没有的，深圳反倒可能会有。所以，深圳没有大锅饭，倒有分红制；没有铁饭碗，倒有炒鱿鱼。当然，深圳还有种种和改革开放合拍、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却不会有与国际性和现代化无关的方言。
何况深圳又是个移民城市。移民城市并不一定就没有方言，比如北京、上海就有。因为北京和上海的移民，是渐进的、掺沙子式的。在此之前，已有本上文化存焉。移民们零零碎碎细水长流般地进入这两个城市，不知不觉地就被同化 当然，沙子掺得多了，土质也会发生变化。本土原生文化和外来移民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就形成了北京和上海独特的文化。这也正是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虽然分别接近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却又并不等同于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原因所在，但，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又毕竟是在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北京和上海的移民一开始也主要是北国和江南的就近移民。既然原本就大体上“同一方水土”，则新方言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
深圳的情况却不同。深圳的移民，是突发式的、浪潮般的和全方位的。不过眨眼工夫，五湖四海的各方移民，便以排山倒海之势蜂拥而来。移民的人数，数十倍地多于本土居民，而且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不大成比例，也就谈不上同化移民的问题。当然，香港文化和广州文化的影响还是强有力的，尤其是事关经济的那些习俗，如相信风水和崇拜财神。但这并不能使深圳变成另一个香港或广州。因为财神这玩艺是认钱不认人的。财神也没有什么信仰、教义和原则，并不只接受说“白话”者的香火。你就是对他说英文，他也该干啥就干啥。事实上，深圳人的信风水、祭财神、说白话，并非心仪粤港文化，而是希望“先富起来”，或不过“入乡随俗”而已。
同样，移民们原有的文化也不可能在深圳形成气候。因为一个人既然打算移民，就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丢掉自己原有的某些旧东西或旧习惯，包括讲惯了的方言。大规模的自觉移民就更是如此。对于深圳人而言，这不但并不困难，反倒应该说是理所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那么，方言什么的，又有什么不可舍弃的
更何况，在这个强手如林的城市，是没有什么地方文化可以成为优势，可以“一统天下”的。你不可能要求陕西人说江西话，不可能要求东北人说湖北话，也不可能要求江浙人说四川话。唯一可以为所有移民都共同接受的，只有普通话。也只有普通话，才最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于是，普通话便成了深圳的通用语言，深圳文化也就成了一种“普通话文化”。
普通话文化是一种优势文化。
的确，普通话是优于方言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歧视方言或反对方言，相反，我们这些研究文化的人，都喜欢方言。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容易解读的，也是没有趣味的。因为没有方言，也就没有特色，没有风味。细心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本书写深圳的这一章，远不如前面写其他城市的章节那么有趣。原因之一，就在于深圳没有方言。中国的城市，现在正越来越一体化和模式化。到处都是大同小异的新建筑，千篇一律的立交桥，毫无个性的街道和店铺、楼房和住宅，连果皮箱都区别不大。如果某一天连方言也消失了，我不知道中国将来的城市，还会有什么可读的。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方言又是有封闭性和狭隘性的。实际上，正因为方言有狭隘性，才有特色；也正因为方言有封闭性，才能保住特色；而正因为方言有特色，才会有风味。相反，普通话不同于方言之处，则正在于它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前面说过，最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也就是最具有优势的文化。开放才会有活力，兼容才会有发展。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城市，如扬州、泉州、苏州、广州，都曾繁盛一时，就因为它们在当时是最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这种优势一旦丧失，随之而来的，便很可能是无法避免的衰落。比如扬州、泉州和苏州的繁华就已成明日黄花，而坚持粤语文化的广州，如不改弦更张，加强开放性和兼容性，则恐怕难免落伍之虞。
在这方面，深圳的优势极为明显。
事实上，开放和兼容，正是深圳这个没有方言、说普通话的新兴城市的性格。自建市之日起，深圳就没关过门。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充满自信的中国人有意打开的门。从这扇洞开之门走进来的，不但有国外、境外的资金，也有他们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经济模式、营销理念、运作方法等等，比如企划、CI、广告、公关、信托投资、有偿转让、分级管理、经营预算、品牌战略、股票证券之类。只要是好东西，深圳都来者不拒，一概接收。一时半会拿不准的，也允许试。生活层面的东西，就更是少有禁忌。新潮服装、时髦发型、西式婚礼、境外旅游，在深圳都大行其道。桑拿浴、保龄球、高尔夫、夜总会、BAR、PUB，这些现在已为国人逐渐熟悉、先前却闻所未闻，或只在电影里看过，在老上海的故事里听过，却不曾或不敢尝试的东西，在这个城市也最早登陆，并风行一时。
深圳也是兼容的。活跃在深圳这个大舞台上的，并不是一个成份单一品类单纯的族群。改革者、投机商、文化人、阴谋家、暴发户、打工族、淘金者、江湖帮、皮条客、经纪人、创业者、流浪汉、科技精英、企业老总、白领雇员、街头摊贩、坐台小姐、江湖骗子，可谓无奇不有。各色人等，鱼龙混杂，阶层甚多，差别很大。但，无论是财大气粗的香港大富豪，还是克勤克俭的他乡打工妹，是老谋深算的外国金融家，还是初涉商海的内地大学生，都在这个城市有一席地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活得如鱼得水。
开放和兼容也是深圳人的共识。1995年9月，《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创办之初，即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的气度。他们的口号是“共同的园地，不同的声音”。学界精英、机关干部、公司文员、打工一族，都可以在这个园地畅所欲言，而无庸顾虑所言是否精当，所说是否准确。的确，一个开放兼容的城市是不会单调到只有一种声音的，就像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不会只有一个声部或只用一种乐器演奏一样。
开放和兼容构成了优势。
相书有云：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鲁迅先生以为“这并不是妄语”，而且解释说：“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一（《北人与南人》）。深圳地居南国而人多北方（广东人把外地人通称为“北方人”，事实上深圳的北方人也确实较多），无疑是“南人北相” 其实，深圳又岂止是“南人北相”，甚至也是“东人西相”。作为一个面向全国开放的移民城市，深圳兼东西南北各地文化优势而有之。南方的务实，北方的豪爽，西部的坚韧，东部的精明，在这里都有表现，而且相得益彰。
更重要的是，深圳为东西互补南北交融创造了一种条件，包括宽松的文化氛围，轻松的文化心理，开阔的文化视野，多样的文化生活等等。在深圳，很少有人会死守童年时代养成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习惯，也很少有狭隘的地方观念。这也不奇怪。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会有狭隘的地方观念的，而在一个都讲普通话的地方讨论“惟我家乡独好”的问题则显然是可笑的。事实上，大家都讲普通话，也就意味着大家都放弃或部分地放弃原有的文化，同时共同接受某种公共原则，不管这种放弃和接受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反正，在文化的磨合与重组中，可以放弃的，多半是不值得坚持的，而真正优秀的东西，则总是会留存下来。当五湖四海的移民都在放弃同时也在坚持时，一种文化上的优势互补局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无疑，这决不意味着要形成一种样式单一的新文化。相反，对于深圳这样一种移民城市而言，能为所有移民共同接受的公共原则只有一个，即开放与兼容；而在一个开放和兼容的城市，人们的生活也一定是多样的。只要到街上去走一走，看看深圳的餐饮业，你就会发现，几乎国内所有的吃法，深圳都有。甚至世界上有的，深圳也有。法国大菜、美国快餐、日本料理、南洋小吃，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至于中国传统的八大菜系，当然也不在话下。川粤两大菜系固然风光依旧，湖南菜和东北菜也十分盛行。就连近两年才在新疆开始流行的大盘鸡，也迅速地出现在深圳街头。深圳毕竟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们带来了自己的理想，也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把对家乡的眷恋暂时埋在心底，但事实上不少人的家乡观念还是很重的。深圳毕竟是“异乡”，毕竟是“别人的地方”。因此，遇到新结识的人，他们会寻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老乡”，便会格外亲切。总之，对于家乡的这份眷恋会不时地涌上心头。于是，每当夜幕降临，人们思乡之情最切时，家乡菜那浓郁的风味，就会和浓浓的乡情一起，如泣如诉地飘荡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它们和深圳电视台特别举办的《故乡传真》节目一起，寄托和抚慰着异乡人不可言说的乡愁。
然而钟情于各地风味的却并非只有家乡人。苟如此，则深圳人的活法，就不是多样，而是单一 事实上，深圳人是既听摇滚乐，又读菜根谭，既吃麦当劳，又去川菜馆的。因为敢闯深圳的人也都敢尝新，而这个城市的生活又如此地丰富多彩，那就应该尽情地享受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因此，深圳人一般都有较宽的“食谱”。他们可能会比较钟爱某种食物、服饰、玩法，但不会拘泥于其中的一种。只要有可能，他们多半愿意都体验尝试一下。穿皮鞋的人也许比较多，但也有人喜欢北京的平底布鞋；有人喜欢小立领衬衫，也有人喜欢无领T恤，道是“无领无袖”，有一种“民主精神”。难怪有人说，没有人能说清深圳最时髦的衣着是什么。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是最时髦的。深圳，只时髦多样。
深圳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是多层的。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深圳原本就是一个贵贱贫富悬殊很大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层次。尽管深圳的人均收入要远远高于内地，大多数人都比较有钱，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驾世界名车，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住总统套房。省吃俭用寄钱回家的打工妹和在夜总会或KTV包房里一掷千金的大老板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外省青年与在证券交易所里翻云覆雨的炒手也不会心态相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收入，也有不同的想法和活法。拥有上万美金一张金卡的阔佬和名流衣冠楚楚，潇洒而高傲地出入CLUB，享受着我们只能在好莱坞影片中观看的顶级生活；白领丽人仪态万方，在名店街和精品屋流连忘返，在咖啡馆和健身房里体验优雅或放松身心；年轻的工薪族下班以后去蹦迪、泡吧、看艳舞，与朋友在红茶坊聊天，或者到有数码音响设备的影院去看一场进口大片。双休日，大小公司的老总们会开著名车和老婆孩子一起去吃大排档。他们平时在酒楼里应酬累了，很需要和家人共享天伦，却又不忍心再偏劳太太。大排档的家常菜则最能满足这种需求。所以，每到这时，大酒楼的生意往往比较清淡，而大排档却相当火爆。深圳人生活的多样，由此又可见一斑。
不过这些大体上都与打工族无缘。身心疲惫又阮囊羞涩的他们，多半只能挤在狭小的房间里看录像，麻木地盯着荧屏，一任港台片的打打闹闹哭哭笑笑刺激神经。但是，深圳人并没有忘记他们。有良心的深圳人都明白，如果没有打工仔和打工妹们的血汗和辛劳，我们这个城市是不可能平地高楼日进外金的。于是，深圳人为打工族设计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大家乐”。我到过红荔路上荔枝公园附近的“大家乐”。那里舞台宽大而场地开阔，设备优良而票价低廉，任何人只要花两三块钱就能买张门票进去观看演出。如果有兴趣也有胆量，还可以登台献艺一展歌喉。不想花钱也不要紧，你可以站在外面看。大家乐舞台是开放的，也是兼容的。它没有高耸的围墙、森严的门卫，只有一道低矮空疏的栅栏，象征性地立在座位后面，却留下许多空间，一任围观，不折不扣地是“大家乐”。这样的“大家乐”据说几乎每个居民区和工业区都有。它们其实体现了一种“深圳精神”。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特区，而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应该“大家都乐”
深圳人多样多层的生活给许多企业提供了商机，也提出了挑战。因为消费者的需求是如此五花八门，那就谁也不可能独占市场。当然，也不能指望一个好点子就能吃一辈子。深圳人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曾经红火一时的卡拉OK歌厅和保龄球馆忽然门前冷落，茶餐厅、茶艺馆、网吧、布吧、陶吧之类则渐渐兴盛。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在哪儿吃、在哪儿喝、在哪儿玩却慢慢讲究起来。深圳人生活越来越好，花样也就越来越多。新潮一族迷上了锐舞派对（Rave Party），在DJ（专业唱片师）播放的强劲电子音乐声中跳舞狂欢直至通宵达旦；（图五十四）一些最早闯深圳的“资深改革者”们却会在黄昏或深夜打开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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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深圳。的确，单纯是小城的特征，多元、多层、多样、多彩、多变才是特区。
四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多样的生活也必然是独立的。
的确，多样的生活只能由相对独立的人创造出来，而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依附关系时，则多半只会有单一的生活。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人身依附关系必然造就“从上”和“从众”心理，结果不是“一窝蜂”，便是“一刀切”，怎么还会有多 多样的前提，是承认人与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认定的活法。我怎么活，不用你操心；你怎么活，我也管不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预他人，也没有资格对别人的活法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一句话，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是一本小说的书名。这本“深圳人写，写深圳人一的小说，在深圳卖得十分火爆。1999年初，我在深圳走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它。本书无意对它进行任何评价，也不会把它看作是解读深圳的依据。但我以为，该书既然在深圳如此畅销，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深圳人十分关心自己的活法；第二，这本书多少有些真实。
事实上，无论这本书的故事和细节是否真实，它的书名却真实地反映了深圳人的观念和心态。深圳人确实不太爱管别人的闲事。在深圳，可没有北京那样的“事儿妈”、“小脚侦缉队”，也没有上海那种喜欢窥人隐私、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的小市民，尽管上海人的口头禅是“关侬啥事体”。前面说过，“关侬啥事体”是上海人对付他人议论的武器。这个武器既然要时不时地拿出来用用，说明并不是所有人都当真认为别人的生活与自己无关。上海的小市民其实是生活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上海的现代化进程教会了他们说“关侬啥事体”，传统的生活方式又使他们并不完全认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在他们看来，最好是自己的事独立自主，别人的事了如指掌，既有隐私权，又有知情权。因此他们一方面怕管闲事，另方面又爱说闲话。结果，上海人的名声弄得很不好：既自私，又窥私。
深圳人却现代得多。他们在宣布“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时，也同时承认“你的生活与我无关”。所以，在深圳，朋友同事之间，可能会有交往、有应酬、有聚会，但不会有干预，也不大会有窥私。在内地，一个人如果突然一下子有了一大笔钱，或者结了婚又离婚，多半是会引起大惊小怪或窃窃私语的，在深圳却不会有什么风波。这当然因为深圳来钱的路子太多。炒股炒的，搏采搏的，朋友借的，老板给的，都有可能，管得着 但更重要的是，在深圳人看来，收人和婚恋纯属个人隐私，不该过问也不能过问。某某人发了就发了，换了老婆或情人就换了呗！反正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你的生活也与我无关。毕竟，深圳人的生活是多样的，而所谓“多样”，也就是互不相干，或自行其是。
这也不奇怪。深圳这个城市，原本就是自行其是的。在建市之初，这个城市做的，都是别的城市不做，或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这时，确实要有一点“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意识，才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所谓“不争论”，不但有“干了再说”的意思，也多少有“各干各的”的意思。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深圳和内地也确实是“各干各的”。深圳尝试着市场经济，内地则还在搞计划经济，当然毫不相干。同样，闯进深圳的，差不多也都是些自行其是的人，否则就不会来 因此，他们大多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大容易为别人所左右。况且，他们不畏艰险地闯进深圳，是要寻求个人的发展，而不是来管别人的闲事。既不想管别人，同时别人也管不了，最后的结论，便是“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的确，这里有城市与人两方面的原因。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而且是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特区。没有谁，是在这个城市土生土长的。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谁也不认识谁。没有恩怨，也没有瓜葛，只有陌生。这就造成了一种距离感，从而为保有自己的隐私创造了先决条件。这种条件却是其他城市没有的。前面说过，中国的城市大多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且大多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街坊邻里之间，也像氏族聚落或乡里乡亲一样，保持着守护相望的传统，就连最具现代性的上海也不例外。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上海最有人情味的地方，恰恰是那邻里间相互嘘寒问暖、亲近得几无隐私可言的里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城里人，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乡下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没有隐私，没有秘密，谁有多少斤两，大家心里都有数。因此，即便日后远走高飞各奔东西，重逢之日，对方如果要打听自己的情况，多半也不好意思拒绝。因为面对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说出“隐私”这两个字。何况对方的打听，本身就透着一份关切，而且是那种曾经休戚相关的人才有的关切。面对这份情谊，你岂止不忍拒绝，没准自己就有倾诉的欲望。结果你不但会和盘托出，而且还会以同样的关切去询问对方。
深圳人却不会这样。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城市是陌生的，这个城市里的人也是陌生的。公司里，单位上，同事之间，素不相识，非亲非故。谁也没有关心他人的义务，也没有过问他人的权力。相反，由于竞争是那样的激烈甚至残酷，没准反倒有些提防。在这种情况下，泄露自己的隐私无疑是不智之举，打听别人的生活则难免居心不良的嫌疑，还是互不干涉或心照不宣为好。至少是，差不多每个人在决心闯深圳时，也都决心向过去告别，把历史埋在心底。这种想法是“人同此心”的。你既然不希望别人了解你的过去，那就最好也不要向别人打听现在，而一个人一旦坚守着某种纯属个人的秘密，也就意味着他有了一个私人空间。这个空间是有可能逐渐扩大的，直至说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当然，旧日同窗昔年老友相聚，也仍会有那份关心，尤其是过去共同的老师、同学、朋友从外地来深圳时，大家可能会讲起闯深圳的故事和现在的成就。但，老唱片放了又放，总有听腻了的时候，新生活又千差万别，没准贵贱贫富已很悬殊。老兄还在扑腾呛水，老弟则可能已有万贯家财。彼此之间，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久而久之，老朋友们的聚会也就成了纯粹的“聚一聚”。大家都不谈过去，也不谈现在，只说些笑话，在一起吃一吃，玩一玩。
老友尚且如此，况乎新交？深圳是一个人员流动性极大的城市。写字楼里，几乎每天都有新面孔，也几乎每天都有人不辞而别。今天还在共事的，明天可能就“拜拜” 不是被老板炒了鱿鱼，便是炒了老板的鱿鱼。熟悉都来不及，哪里还能知晓隐私？何况也没有知晓的必要。如果说深圳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那么，公司则只怕连“铁打的营盘”都不是，没准哪天就倒闭了，岂有“不散的筵席一？既然谁也不知道大家究竟能相处几时，也就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 只要相互之间工作上能配合，就是好同事，何必管人家下班以后怎么过
更重要的是，深圳是一个只有依靠自己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成功的地方。深圳是有很多机会，但这些机会却只能靠你自己去攫取。没有人能包办代替，也没有人能包打天下。朋友和同学会给你帮助，但成功与否却是你自己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观念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原本与他人无关。
的确，闯深圳的人差不多都一样：不管你是怀着投机心理还是侥幸心理，是本着创业精神还是冒险精神，有一点是肯定的，也是共同的，即你必须自己求生存，求发展。
也许，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初衷。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就是打算要在这个号称“特区”的地方，依靠自己的努力，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的。我们知道，创造深圳文化的主要群体，是80年代的大学生。读着朦胧诗和李泽厚、萨特和弗罗姆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原本就带有青春觉醒的色彩；而他们当中的闯深圳者，则更是具有较强的个体意识和自我意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公然胆敢在大多数同学还按部就班地等待毕业分配时，背起行囊，毅然南下，到这个年轻的城市来寻找别样的生活，成为新大陆上步履匆匆的求职者，四顾茫然的独行人。生活很快就让他们懂得了什么叫“不相信眼泪”，也很快就让他们明白了自由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句话，他们很快就体验到了孤独。在公园，在路旁，在大排档和小餐馆，他们也会遇到“同志”。但除了相对叹息“同是天涯沦落人”以外，谁也帮不了谁。于是，他们很快就学会了依靠自己来开辟道路，寻求发展，也很快就意识到，一个人的活法如果是由自己选择的，那就也要由自己来负责。别人管不着，也管不 也就是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一。
他们也很快就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庞大的竞技场。前面说过，闯深圳的人虽然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出身和背景也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和自由发展的机会。还有一点也是共同的，即他们都不很安分，也都不是孬种，正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强强相遇，高手如林，成者王侯败者寇。优胜者青云直上招财进宝，失败者则只好卷起铺盖滚蛋。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竞争也充满诱惑的市场。这个市场铁面无情，翻脸不认人。谁要是不能成为强者，谁就会被毫不客气地淘汰出局。
这就不能不使深圳人时时处于战备状态。正如一个深圳人所说，这座城市每天都在为人们创造无数的机会，但机遇却永远只属于有准备的人。因此，当天空睡着、大地睡着、城市睡着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却必须像星星一样醒着，像河流一样醒着，像街灯一样睁着眼睛。
这也不能不使深圳人不断地充实自己。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城市，没有足够的知识也就等于没有生命活力。许多公司的雇员下班以后还要再“充电”，不少人自己掏钱去考研，为了知识，也为了学位。在深圳书城，购书的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他们希望这些书籍能帮助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公司的老板们也不敢怠慢。不少人每天都要到网上去看一看，一方面窥测方向以求一退，另方面步步为营惟恐落伍。显然，谁也没有闲心去多管闲事。
许多人都羡慕深圳人的生活，其实，在深圳生活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除“体制内”的某些单位外，基本上没有大锅饭，也没有工资以外的种种福利（比如免费提供或低价出售的住房）。什么都要钱买，也什么都能用钱买得到。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在这个充满了欲望并到处流传着一夜暴富故事的城市里，没有钱总是吃不开的。这就逼得你不敢懈怠，非拼命挣钱不可。一个女孩向我抱怨在深圳做女人太难：又要独立自主，又要小鸟依人。因为做丈夫的要“供楼”，已不再有能力养老婆，但又没有人愿意自己的老婆或情人是个颐指气使的“女强人”。同样，男人也有苦恼。他们抱怨现在的女孩要求太高：她们既不愿意爱上一个“不挣钱的人”，也不愿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可每天都准时准点回家，又上哪儿挣钱去？无疑，深圳压力这么大，诱惑这么多，自顾尚且不暇，再去管别人的闲事，那就是犯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没有人和自己过不去，因此没有人会去干预别人的生活。其实，岂止他人的生活与自己没什么关系，就连这个城市，也未必是和自己休戚相关的。我们不要忘记，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400万人中，竟有四分之三是暂住人口。从归属的意义上讲，他们很难算作是“深圳人”；但从现实意义上讲，他们又不能不算“深圳人”。因为他们的人数是那样地众多，队伍是那样地庞大，任何人都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何况，他们也不全是打工仔外来妹，跑单帮或走江湖的，其中不乏科技精英、文化名流、艺术天才，以及被媒体跟踪报道的影星歌星和进出写字楼的高学历者。他们往往是深圳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即便是打工仔外来妹，也是深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讨论“深圳人”时，实在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
无疑，这些人是连“移民”也算不上的。有人认为，他们只能称之为“过民”（王增进《深圳的“过民”文化》）。过民和移民是不同的。移民有“移来定居”之意，所以，尽管移民与其乔迁之地一开始难免会有一个适应磨合过程，但最终仍会“直把他乡作故乡”，对深圳产生家园感和归属感。过民则不一样。他们并不想，或虽然想却并不能把深圳变成自己的“终焉之地”。对于他们来说，深圳只是一个大工场，一个赚钱和泡妞的地方，一个能够体验新鲜感和成就感的地方，一个可以“拿青春赌明天”玩一把的地方。他们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根扎在这里，只想闯荡几年，过把瘾就走。因此他们对这个城市谈不上什么感情，不但没有家园感和归属感，甚至连过客感都没有，当然也就与这个城市不怎么相干 既然连这个城市都是不相干的，那么，别人的生活又与我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我的生活关别人什么事？
其实，即便是移民，和这个城市也未必就丝丝人扣心心相印。与上海人都认同上海，以做上海人为自豪相反，闯深圳的人一开始并不认同深圳。不少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和这个城市有一种距离感。毕竟，深圳的生活和他们先前过惯了的日子大相径庭，深圳的文化氛围、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也让他们感到陌生。他们常常会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一种不知“此身何属”的茫然。难怪一到节假日和下班后，深圳的饮食娱乐场所会生意火爆人满为患 这里面并不完全是商业上的应酬，也有心理上的需要。的确，深圳人是很看重娱乐的，以至于有“乐在深圳”一说（前三句则是”玩在北京，穿在上海，吃在广州”）。这里面的原因也很多。第一，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年轻人总是比老头子爱玩；第二，深圳的生活节奏太快，工作太紧张，很需要放松；第三，“拼命工作，尽情享受”是一种现代生活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而深圳人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但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少人还没有对深圳产生家园感。深圳之于他们，只不过是谋生存求发展的竞技场，因此一旦有了自己的时间，就应离它而去，而且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有车一族会在双休日开车到东莞去钓鱼，如果有三天以上假期则会离开深圳外出旅游。（图五十五）再不济，也得到歌舞厅茶艺馆坐坐。那里和竞技场（公司或单位）相比，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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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闯深圳的代价。你不是要到深圳寻找“别样的生活” 那你就得“生活在别处”。而“生活在别处”，也就是“根不在这里”。于是，一到春节前，过民也好，移民也好，都纷纷打起行囊回“老家”，甚至顾不上路途的遥远、车船的拥挤。这时的深圳，大有“人去城空”的凄惶，就像一只弃船，孤独地在海浪中飘摇。
五 十六岁的花能开几季
前面说的，当然是过去的事 现在，许多人一下班就直奔私宅，不再找种种借口游走在各娱乐场所。团圆的家宴已越来越多地开在了深圳。深圳人已不再是归心似箭的游子，他们更愿意把两鬓斑白的双亲接到深圳来过年。这不仅因为深圳的生活比老家舒适，可以让老人享享清福，更因为他们已经和这个城市认同，他们在深圳已经正式“安家落户”。深圳，当然仍是他们大显身手的竞技场，但更是他们必须共同守护的可爱的家园。
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不再孤独。他们还会去钓鱼去郊游，但会带上家人；他们还会去泡吧去蹦迪去过夜生活，但不会彻夜不归；他们还会去歌舞厅夜总会茶艺馆，但在离开那些灯红酒绿流光溢彩踏入茫茫夜色时，不会再有那份不可言说的惆怅。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不再沉默。他们会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发表对深圳文化的看法，为深圳文化的定位和走向争论不休，对他们认为“有损深圳形象”的批评反唇相讥，甚至在“荣归故里”时讳言自己曾经遭受的挫折和委曲。他们已和深圳融为一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也不再空虚。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在深圳，也和生活在别的城市一样，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他们开始关心早点关心菜价，关心住宅周边的环境，关心幼儿园和小学校的教育质量。因为他们已经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为人母，不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热血青年，也不再是“我的故乡在远方”的行吟诗人，而是深圳的一个市民。总之，他们已不再是“生活在别处”，而是“生活在这里”。
于是，他们和中国大多数夫妻父母一样，开始为家庭和子女谋划前程。住房要尽快地买下来，再装修得舒适温馨一些。孩子当然要送进最好的学校，学费高一点路程远一点也在所不惜。作为“过来人”，他们深知知识的重要，尤其是它在这个城市的分量。因此在他们的“财政预算”中，子女的“教育经费”显然要占到较大的份额。不少人已开始为子女留学国外而未雨绸缨。但是，他们却多半不希望子女毕业后到外地工作。甚至，尽管据说深圳市已有规定，从深圳考出去的学生都可以“无条件”地分国深圳，仍然有人宁肯读深圳大学，也不愿上清华北大。显然，作为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他们不再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在别处”。
这可以理解，却又令人忧虑。我们无意贬低深圳大学，也不想对深圳市的政策作任何批评。深圳人当然有权利上深圳大学，深圳大学的存在也绝对有必要。问题在于，深圳究竟为什么非得有一所深圳大学？或者说，深圳大学究竟应该是干什么的？理解为“为深圳培养人才”，便未免肤浅；如果理解为“解决深圳市民子女上学问题”就更是大错特错。深圳大学应该是深圳的文化象征，是深圳的“人才库”和“智囊团”。有一座高水平高质量高品味的深圳大学，深圳文化才会有底气、有分量。想想看吧，如果北京没有清华北大，上海没有复旦交大，天津没有天大南开，武汉没有武大华工，南京没有南京大学，杭州没有浙江大学，厦门没有厦门大学，这些城市的文化分量将会减轻多少，它们的文化魅力又会逊色多少。
因此，深圳大学不应该划地为牢，把自己局限在深圳这个圈子里，正如深圳的文化视野不必局限于广东或岭南一样。深圳是属于全中国的，深圳大学也应该是属于全中国的。深圳是中国的窗口，深圳大学则应该是窗口之窗口。深圳大学应该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同时也面向全国招收学生。总之，它应该努力办成全国性的一流大学。苟如此，则它对深圳的贡献，就将远远超出“为深圳培养人才”或“解决深圳市民子女上学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两个问题，那就太小气、太没有远见
至于深圳市民的子女，则应该尽可能出去上大学。
事实上，任何城市的孩子都应该尽可能到外地去上大学。这不仅因为守在父母身边，难免娇生惯养，不利于子女的成长，更因为每个人都最好能有一段“生活在别处”的经历，体验一下“别样的生活”。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当过知识青年的一代人，之所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就因为他们有此经历有此体验之故。我们当然并不主张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但到外地读书毕竟和上山下乡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能理解家长们的心情，毕竟“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但是，由此获得的好处却远远大于代价。动物们尚且能把成年后的幼仔“赶出家门”，让它们去自谋生路，而况乎人？
深圳人就更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当年自己就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个人独闯世界的。许多人都承认，到深圳后，确实有比在家乡更好的发展。一些人在内地也许只算或只能成为二流三流角色，到深圳后却成了一流人才顶尖高手。我想，除了深圳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更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外，他们“生活在别处”，过着“别样的生活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深深体会到“离家出走”好处的深圳人，怎么会产生把子女拴在身边的念头 他们当年的那股闯劲那种热情那些创新精神到哪里去了 难道他们也打算像突然富起来的某些人一样，听任其子女成为“有田不种，有工不做，有店不开，有书不读，无远大理想，无奋斗精神，无一技之长”的“四有三无青年”，成为新时代的“八旗子弟”？
这话似乎说重了点。难道在本地上学，或者大学毕业后回深圳工作，就一定会变成“新八旗子弟”？其实，问题并不在去不去外地上学和回不回深圳工作，而在于我们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角度和出发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于深圳的新一代还能不能像他们父辈那样勇于开拓敢于创新。总呆在父母羽翼之下的子女是长不大的，而一个不肯、不敢、不愿离开父母呵护的孩子则肯定是没出息的。深圳的“老一辈”可不是这么没出息的人。有出息的深圳人不该养出没出息的新一代，年轻的深圳也不该这么快就衰老起来。
这个问题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因为它关系到深圳的前途。深圳这二十年来确实成就斐然举世瞩目，但深圳还能不能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更上一层楼，却也是一个问题。要知道，在中国城市中，深圳并不具备绝对优势。它有许多先天的不足，而最大的不足则是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它的文化积淀不要说比不上千年帝都北京，就连和历史并不悠久的上海相比，也还差得远。上海虽然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它的文化财富却让许多老城不敢望其项背。所以自浦东开发以后，许多人已不再是看好深圳，而是看好上海。
深圳要和其他城市竞争，必须也只能扬长避短。深圳的优势是什么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优势在于青春活力，而这种青春活力又正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学历青年移民造成的。他们头上没有华盖，心里没有负担，脚下没有方域之限，眼前没有障目之叶，这才把深圳弄得生龙活虎生机勃勃。“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深圳不但应该继续引进高素质的外地人才，也应该鼓励深圳的青年走出去，到广阔的天地去经风雨，见世面，哪怕是到外地去学习工作一段时间也好。如果深圳人也像上海人当年那样，“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说什么也不愿意流动流动，那就麻烦 年轻的深圳，充满青春活力的深圳不该这样不能这样。深圳应该永远是春天。深圳十六岁的花不能只开一季。
面对年轻的深圳，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
深圳的魅力在于年轻，而年轻则无疑是值得羡慕的。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和年轻相提并论，那就只有健康。它们显然比富有更重要也更难得。因为有钱并不一定能买来健康，更不可能买来年轻。然而深圳却不但年轻、健康，而且富有，这就实在太令人羡慕 事实上，年轻、健康、富有，几乎是一个现代人幸福概念的全部内涵。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既年轻，又健康，又富有，那他在许多现代人眼里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在不少人看来，深圳人大多是拥有这份幸福的。二十多岁，三十出头，就拥有百万资产，能在节假日开私家车外出健身、旅游，岂非正是又年轻，又健康，又富有？所以，在许多人心目中，深圳都是一个梦。或者说，深圳圆了中国人的一个梦，而且这个梦做得无可挑剔。
这就是深圳 它是年轻的、健康的、生动的、鲜活的、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也是轻盈的、灵动的、富于感官刺激却少有哲学沉思因而不可深究的，就像深圳“世界之窗”的“史诗音乐舞蹈晚会”《创世纪》，流光溢彩，英气勃勃，洋溢着青春气息。然而城市毕竟不是晚会。一座城市要想成为“文化名城”（不管是“历史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不能没有一点深邃感和厚重感。厚积才能薄发，深入才能持久，这都要假以时日。深圳毕竟还很年轻。年少难免气盛，心高难免气浮，人也好，城市也好，都如此，不必讳言，也无须辩解，更没有必要急于一脱贫一。文化的建设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没有那么快就能“富甲一方一的。但，年轻的深圳毕竟已“长大成人一，它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深圳，将要建设成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深圳人，将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族群？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的确，在对深圳进行了上述解读以后，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城市的人格特征是什么。北京和上海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也是清晰的。北京有贵族精神，上海有绅士风度，这些深圳都没有。深圳没有贵族，只有“富族”，——先富起来的一族；也没有绅士，只有白领。“富族”和贵族是不同的。“富族”只不过富有，贵族却必须高贵。白领和绅士也是不同的。白领是因职业而形成的某一阶层。但要成为绅士，却还要有教养。因此，贵族有精神而绅士有风度，白领则只有“仪态”。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贵族也好，绅士也好，都读书；而富族也好，白领也好，似乎都不怎么读书。
不错，深圳是有高大的书城和众多的书摊，人均购书量在全国也居于榜首。深圳图书馆的使用率也很高，据说日均进馆人次比北京图书馆还多。但这并不等于说深圳颇多读书人。要知道，读书和看书、查书、用书不是一个概念，和买书就更不是一个概念。严格意义上的读书，是超功利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享受。所以，“好读书”竟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不必“学以致用”。深圳人的“读书”却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即“充电”、“加油”，以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深圳畅销的书籍，还是“实用技术”（比如电脑、会计）一类。为实用而读书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总比根本不读书好），但只为实用而读书却未必佳。因为一旦“读书无用”，恐怕就没有人读书 没有人读书又怎么样 这个原本“文化不多”的城市，只怕就更没有文化
我实在希望深圳人能多少读一点书。问题并不在于读多少，而在于爱不爱读。这份爱，不仅是对书籍的爱，也是对生活的爱，对人生的爱，对人类文明的爱，对未来社会的爱。爱，是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境界的。因此，有此一份爱，即有希望存焉。
六 在希望的田野上
深圳无疑是有希望的，只是还要努力。
与半个世纪以前七零八落跑到上海滩“捞世界”的各色人等不同，所谓“深圳人”，基本上是一个齐刷刷的高学历群。他们原本就是广泛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也多半都有读书的兴趣和爱好。只是因为迫于生计，才不得不忍痛割“爱”。的确，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尚且不得而知时，是不该要求人们“为读书而读书”的；而在一个避孕套售卖机多过提款机、夜总会歌舞厅灯红酒绿通宵达旦、股票指数分分秒秒跳动不已的城市里，也是不能指望别人“面壁十年”的。但是，当生存已不再成为问题，甚至已经成了“先富一族”时，难道不该打开尘封的记忆，重新唤醒那一份人文关怀？不错，文化是不能或很难增加财富，但，如果没有文化，岂非更是“穷得只剩下钱”？而如果连最应该也最有条件读书的人都与书无缘，那么，深圳十六岁的花又还能开几季？
这里无疑有一个硬件和软件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为实用而读书，和盖书城建图书馆一样，只属于硬件的建设；创造读书的氛围，培养读书的兴趣，才是软件的开发。深圳需要这样的软件，舍此便不足以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也没有可能建设成“现代文化名城”。城市的文化不仅在街道、在广场、在摩天大楼立交桥，在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更在人心。深圳的硬件建设是相当成功的，通过国际咨询完成的市中心城市设计堪称美轮美矣。但人的塑造 难道人的塑造也能通过国际咨询来完成？深圳当然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它也没有必要重走北京、上海的老路。然而这种新文化的象征物总不该是歌舞厅夜总会，全新的深圳人（包括他们的下一代）也总不该只会炒股挣钱，或只会蹦迪泡妞，或只会玩电脑打高尔夫球吧？
更何况，任何新文化的创造都不可能没有对传统的继承，而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也不能没有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人文关怀。我们并不主张深圳人都变成学者和哲学家，或者像北京那样，人人都是政治家，——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我们更不希望深圳变得老气横秋，街上走满了遗老遗少，——那将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我们只希望深圳多一点厚重少一点浮躁，多一点深沉少一点轻狂，把现代和传统、实践和理论、工商和人文完美地结合起来。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建设特区的意义，不是造一个流金溢彩的一夜城池、销金窝子，也不是增一点产值，多收点外汇，更不是给香港再划一块郊区过去”（张冠生《扬州昨夜，深圳今宵》，深圳，毕竟还承担着文化创造的历史使命
深圳是有这个条件的。第一，深圳事实上有不少读书人，有不少关心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人，只不过多半并不在文化机构中而已。对于深圳的文化建设而言，他们是一种隐性的存在，正所谓“大隐隐于市”。惟其如此，他们所起的作用便有可能会超过那些在文化机构中吃政府饭的人。第二，深圳有很好的机制。尽管它自己没有太多的文化积累和较强的文化力量，却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这些积累，借用这些力量。深圳毕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深圳的政策也相对灵活，完全有可能和内地某些有思想有潜力的学者建立一种双方都自由、双方都受益的联系，把他们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深圳加工、重组、包装后再推向全国。总之，深圳可以先把自己建设成文化传播的重镇，然后再发展成文化生产的基地，就像先搞“三来一补”再自己开发新产品一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深圳已经有了自己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许多闯深圳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来到深圳以后，似乎一夜之间人就变 胆子变大了，力量变强了，人也变聪明 因为在他们看来，闯荡深圳就是告别过去。过去的关系既靠不上，过去的包袱也不用背。于是，他们在心理上就先松了一口气。心理上轻松了，思想上自由了，现实上又是无人可靠，潜能自然而然也就调动起来 显然，这个潜能是他自己调动的，这个包袱也是他自己放下的，因此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
当一个城市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为人文精神时，这个城市的前程远大也就是无庸置疑的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更可靠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深圳，一定会是大有作为的。
写完本书这最后一章，又是一年“东方风来满眼春”。春节过后，大批的民工又将从全国各地返回深圳，形成一年一度的民工潮。从去年秋天改写北京，到今年春天写完深圳，正是从秋天写到春天，不禁使人顿生轮回之感。的确，如果说深圳是春天的故事，那么，北京就是秋天的诗。北京是充满诗意的，北京的秋天就更是诗意盎然。想想香山红叶，秋夜胡同，巍峨城阙瑰丽楼台上的夕阳晚照，四合院老槐树下谈今论古细说前朝往事的大爷，再想想深南大道上四季常开的鲜花，世界之窗和欢乐谷流光溢彩的表演，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和那些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年轻人，真正“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五千年文明史弹指而过，21世纪就在眼前。中国的城市，又会谱写怎样的篇章
也许，春天的故事还会再讲下去，秋天的诗则会更加韵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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