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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量子力学的先驱普朗克在经历了15年的徘徊，险些放弃他的量子假说。后来，他的继承者们在推进最子假说创立和发展量子力学中，却又遭到种种磨难。量子理论的成长道路，竟如此坎坷曲折。 对爱因斯坦和玻尔的非难 正当普朗克犹豫徘徊的年代，有两位尚未出名的年轻科学家，先后从不同的方面应用并发展了量子假说。然而，他们都遭到了非难。这两位青年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和玻尔。 爱因斯坦（A．Einstein，1879－1955）遭到的非难是带有“戏剧性”的。当爱因斯坦在1905年推广普朗克量子概念，提出光量子假说并用以解释光电效应时，竟遭到普朗克本人的指责。他大声疾呼，爱因斯坦“失足”于量子论，背离经典物理学“走得太远了”。 玻尔（Niels Bohr，1885－1962）受到的非难是苛刻的。1913年秋，玻尔的论文《论原子和分子的结构》在英国的《哲学杂志》上全文发表了。在这篇论文中，玻尔把普朗克量子假说用于原子结构，提出了量子化轨道理论，用量子跃迁假说解释原子光变更的发射和吸收。玻尔的这一理论立即引起物理学界的“震惊”。一些物理学家认为这是对经典物理学的“亵渎和疯狂”。当年，在伯明翰召开的不列颠科学促进会会议上，物理学界的“泰斗”们集中玻尔理论的半经典半量子的混合，直接质问玻尔，并进行了多方责难。当时，拉摩尔（S．J．Larmor，1857－1942）要求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瑞利（J．W．S．Rayleigh，1842－1919）对玻尔的理论发表意见。瑞利却抱着一种“超然”态度，未加可否。事后，他的儿子问他是否看过玻尔关于氢光谱的论文，他曾直捷了当地回答说，我虽然看过，但“它不合我的脾胃”。会上，汤姆逊（J．J．Thomson，1856－1940）明确表示怀疑，光谱学权威塞曼（P．Zeeman，1865－1943）则根本否定。虽然著名物理学家金斯（J．H．Jeans，1877－1946）支持玻尔的理论，但仍然没有消除人们的怀疑和反对。 当然，这种怀疑和反对与玻尔学说本身的弱点是相联系的。玻尔的理论最初曾非常成功地解释了氢和电离氮的线状光谱，但对原子光谱之表细结构及重原子的复杂结构，则无法解释。然而玻尔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他对整个理论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量子论正是通过他而实现了从旧阶段到新阶段的过渡。而且，玻尔将毕生精力贡献量子理论，成为左右量子力学发展的哥本哈根学派的公认领袖。正如苏联理论物理学家福克在一首自由体诗中对玻尔所赞颂的那样： “您的丰功伟绩无穷无尽， 谁也无法诋毁， 是您宣布了这一伟大理论， 我们绝不允许他人诽谤捣鬼” 物质波理论遭受的冷遇 把量子论推向新阶段的大胆创新者之一，是法国年青科学家德布洛意（L．V．deBroglie）。他20岁那年，恰好是玻尔的量子论遭到责难的那年。在爱因斯坦和玻尔量子论的启示下，他毅然选择了荆棘丛生、壁垒顽固的辐射现象这一研究领域。后经十余年的研究，在分析光学理论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界是对称的思想。他还根据实物粒子和光都具有质量和能量的共同特征，采用了类比方法，大胆假定实物粒子与光子具有同样属性，并进而由粒子的波动性和波动的粒子性，确定了波粒二象性。这样，就把表面上分离的实物和光的粒子性与波动性统一起来，提出了物质波假说，建立了体现波粒二象性的公式即德布洛意公式。 德布洛意有关物质波理论的三篇论文，于1923年9－10月份，先后发表在法国的《导报》期刊上。而更完善地阐述他的理论观点是在1924年所作的博士论文中。该文后来发表在1925年的《物理学年鉴》上。德布洛意的理论，在他之前没有任何直接实验证据的支持，这使得他的理论注定要经历艰难。正是在实验上德布洛意理论首先受到了阻难。他在写博士论文时要求对其物质波理论进行实验，但无人支持。后来虽然找到他的长兄莫里斯．德布洛意，认为实验可以进行，而向实验室的道威里耶先生建议，以期用电子进行实验获得衍射或干涉现象，可是并没有按他的建议进行实验，以致得了了完全否定的实验结果。对此，在1973年11月16日，道威里耶给梅迪卡斯的信中说明了真相，加顾当时他几乎不相信这些波的存在，并指出：“当时无论莫里斯．德布洛意，还是朗之万，或佩兰对于德布洛意在他们实验室里进行这种实验都不理睬，没有任何人相信这种实验”。至于物质波理论本身当时也受到了非难。1924年11月，在巴黎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论文评审委员会主持人佩兰，对德布洛意的论文全然不肯表态。洛伦兹断言德布洛意是“误入了歧途”。甚至“在老一辈物理学家看来，这样想法是极其荒谬的”。加之，法国《报导》杂志在欧洲发行量不大，读者看时多不注意，德布洛意当时在原子物理学界又有好争论之名，故他的物质波理论没有为众人所知。只是由于他的导师朗之万热情洋溢地向爱因斯坦推荐德布洛意的论文，而爱因斯坦基于他对自然界对称性的欣赏，说服了物理学界的许多人，引起了他们对德布洛意波的研究。否则，当时“德布洛意的研究工作将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的相互诘难 德布洛意的物质波受到的冷遇尚未好转，又有两位年青的物理学家为推进量子论而上不平坦的征途。这就是海森堡（W．K．Heisenber，1901－1976）和薛定谔（R．Schrodinger，1887－1961）。 年青的海森堡在他攻下色散理论（1905年）之后不久，受到玻尔量子论的启示，同时又洞察到玻尔量子跃迁轨道理论的弱点，于是他决心寻的突破这一弱点的尝试。大约1921年开始到1925年期间，他遭到巨大的数学上的困难而失败了。只是后来，由于他求实的科学精神，在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启示下，沿着与观测量有密切关系的那些量的原则，抛弃玻尔的轨道概念，吸取他的定态概念，才找到矩阵数学这一工具，终于在1925年建立了和经典力学完全不同的量子力学体系的矩阵方程。两年后，他又发挥了同样的科不精神，以抽象思维和可观测量统一的思想，揭示了微观客体的“测不准关系”，建立了“测不准原理”。这个原理因其奇异性，长时期受到人们的误解与诘难。 另一位量子力学的开创者薛定谔，在对德布洛意波的追求中，以其新颖的形式创立了量子力学的波动方程。当他把这一方程用于原子中的电子时，发现与实验并不符合，使他十分失望，以为自己的方法错了，因而他放弃了这项工作。后来得知自己的方法并没有错，只是没考虑到电子自旋（当时电子自旋尚不为人所知）。可是，此时克莱因和戈登发表了与他同样的方程，走在了他的前面。这使他非常沮丧。经过几个月的苦恼，才从沮丧中恢复过来，对自己的工作重新作了检查，找到了非相对论的波动方程即薛定谔方程。 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在数学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起初人们也完全不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因而他们之间相互诘难，彼此否定。例如，海森堡在给泡利的信中说：“我越是思考薛定谔理论的物理内容，我对它就越讨厌。”同样，狄拉克也表示这一理论使他“恼火”。而薛定谔在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刚出现时也指责说：“这样一个困难的超越代数的方法，简直无法想象，它如果不是使我拒绝的话，至少也使我气馁”。 后来在1926年，经薛定谔的研究、证明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是完全等同的。而对这两个数学方程包含的物理意义，则在同年由波恩提出的波函数统计解释所阐明。 几经磨难，德布洛意波的肯定实验终于出现了。在1927年，戴维逊（C．J．Davisson，1881－1958）和革末（L．H．Germer，1895－1971）用电子束在单晶体上反射后产生衍射的实验证明了德布洛意公式。同年，汤姆逊的儿子P．汤姆逊，利用电子束穿过单晶薄片产生衍射的实验也独立证实了德布洛意的公式。玻恩把波函数几率解释阐释德布洛意物质波的物理意义，于是揭示了物质波与经典波的本质差别，即物质波既不是机械波，也不是电磁波，而是一种几率波，显示出微粒性和波动性的统一。为了对量子力学做普遍物理解释，1927年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从泡利的二行二列矩阵得到启发，用四行四列矩阵成功地建立了相对论电子理论，即众所周知的狄拉克相对论波动方程，进一步体现了光的波粒二象性。标志着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的完成。 失去爱因斯坦的支持带来的损失 量子力学还没有来得及庆祝它取得的成功时，就在1926年12月4日，爱因斯坦给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之一玻恩的信中表示：“量子力学固然是堂皇的。呆是有一种内在的声音告诉我，它还不是那真实的东西。这理论说得很多，但是一点也没有真正使我更加接近‘上帝’的秘密。我无论如何深信上帝不是在挺身而出骰子”。这无疑是蕴含着对刚刚完成的量子力学体系的挑战。不久，即在1927年9－10月，由于玻尔在《量子假说及原子理论的新发展》论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他的带有革命性的思想“互补原理”（亦称“并协原理”）。并使它成为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正统解释”的核心。而这一原理恰恰是爱因斯坦认为“妨碍量子力学能够建立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物质理论”，因而对它怀着“敌意”，并自持为量子力学的“异端”。这样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挑战实际上公开化了。于是，在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产生了一场科学史上旷日持久的论战。他们争论的虽是有关量子力学的具体物理内容及其哲学基础（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和评论的）。但毫无疑问，它反映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态度，同时它也不能不对量子力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这是需要我们加以分析的。 应当指出，爱因斯坦对量子论早期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具有开拓性的。他对量子力学某些创建者在科学思想与方法上给予的启示是意义重大的。而且，他长时期对哥本哈根正统解释的反对和论战，无疑从客观上推进了量子力学。可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在后期，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的支持诚如有的物理学家所说，他“一直批判着哥本哈根的解释，然而他也从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替代办法”。何况，爱因期坦过早地离开量子力学研究的洪流，而去走他自己理论研究道路和坚持自己的研究纲领。即统一场论研究中场连续理论纲领。这使得他的“探索始终未取得具有物理意义的结果。但却几乎耗尽了他整个后半生和科学创造精力，并使他远离了当时物理学最蓬勃发展的领域以量子力学为指导理论的微观物理学，这对物理学的发展无论如何是一种损失”。这一点玻恩是有着深切感受的。当他谈到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态度时写道：“我们当中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出悲剧——对于他来说，他在孤独中探索自己的道路；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领袖和旗手”。难怪在纪念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时，还有人提出：人们可以猜想，如果他对量子力学给予直接支持，出一把力的话，那么对这门科学将会发生些什么作用？而他对这门科学所持的否定态度又引起了什么变化？这确实是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一个需要科学中最高智慧的量子力学却失去了一位具有这样智慧头脑的爱因斯坦的直接支持，这对量子力学来说，是失去了一个难得而巨大的助力！ 量子力学在苏联的遭遇 曲折发展的量子力学到本世纪40年代前后，在苏联又遭到一场意外的蒙难。它是以对量子力学的“批判”而出现的，其罪名是硬加给量子力学的。所以，可说是武断性的批判，在量子力学发展史上的一场难言之“灾”。 当时，在苏联以所谓划清物理学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哲学上的党派”为名，开展了对量子力学的一场“批判”。既然如此，这场“批判”不能不被卷进苏联当时为纯洁意识形态斗争的旋涡，使“批判”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斗争的色彩。 事实也正是这样，还在1940年以前，苏联哲学界和科学界一些代表人物，如尼考尔斯基就提出要对量子力学的“唯心论”进行“批判”。到1947年和1948年，在苏联权威性杂志《哲学问题》上把这一批判推进一大步，提出要“粉碎”量子力学“唯心论基础”。50年代初，随着苏联著名科学家布洛欣采夫所著《量子力学原理》一书的出版，在苏联《物理科学成就》和《哲学问题》刊物上，展开了对量子力学全面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把矛头直指“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玻尔理论。把它们视为哲学上的“唯心论”、“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的“精致化”，并把哥本哈根学派看作是“资产阶级科学伪造家们”。这样，把哲学的、政治斗争的词语直接扣到量子力学的头上，混淆了量子力学内容的科学解释与哲学斗争、政治斗争以及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为了推进这场“批判”，对当时苏联发表赞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科学书刊看作是“堆满了从外国进口的唯心主义的垃圾”，把支持哥本哈根学派解释的苏联科学家视为采取了一种“唯心主义的立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了奴性十足的态度”，提出“应该把他们从苏联科学研究机构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 当然，在苏联当时出现的这种对现代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的“批判”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其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背景。它一开始就遭到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反对；到1953年以后才得到了纠正。但是经历了二十余年之久的这场“批判”“斗争”，对苏联量子力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难以挽回的恶果。戾如苏联著名科学家福克院士所说，这场对量子力学的“无知的批判”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苏联现代物理学理论研究上的机械论倾向，割断了它与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的联系，阻碍了苏联对量子力学的新探索。 曲折前进的动力 量子力学的创立和发展，虽受非难而不败，虽遭批判而不倒，虽经曲折而不退。然这一历史事实给了我们以莫大的启示。 穆尔在谈到量子理论发展的特点时写道：“这一新理论从根本上震撼了整个科学信念和一向推崇的科学设想。量子理论是如此新奇，以致人们对它的接受极为缓慢”。这的确道出了量子理论发展中倍受灾难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新奇”常常为人们所难以接受并受到来自经典物理学传统观点的诘难、抵制和反对。以至连量子理论的创立者们有时也难以摆脱或避免这种传统观点的束缚和影响。因此量子理论发展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科学中的传统观点在新的科学观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其阻难不容轻视。然而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们却又能冲破阻难，开拓前进！玻尔指出了这一原因的关键：“只有新的观点可能克服它们”。这里所说的“新的观点”毫无疑问既包括量子理论方面的，也包括哲学思维方面的。从本质上说，我们认为这是指符合辩证思维的观点。事实也是如此。正当量子力学尤其是它的核心问题即波粒二象性，急需解释之时。狄拉克就曾指出：、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满足于我们的哲学观点的办法来描述目前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关系和非决定性，那么可以说我们就很幸运了，而此时，为量子力学的解释提供了哲学基础的不是别人，正是“以特有的坚持和成功探索了现代物理学的哲学基础的”玻尔。这就是玻尔提出的反映辩证法思想的“互补原理”。 当然，量子理论创建者们的这种符合辩证法的思维，不会是在他们头脑中凭空出现的，而是量子力学所揭示的微观客体辩证法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的。玻恩就曾明确表示“我曾荣获1954年的诺贝尔奖金，与其说是因为在我所发表的工作里包括了一个新的自然现象，倒不如说是因为那里包括了一个关于自然现象的新思想方法基础的发现”。这就进一步说明量子理论也产生了辩证法。 量子力学与哲学的这种紧密联系，当然不是说它与哲学可以等观，更不能把它与意识形态斗争相混同。苏联在本世纪30－50年代，对量子理论的武断性批判基本教训在于：他们把量子理论的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意识形态的斗争，甚至政治斗争相混淆，而不顾量子力学的科学内容。正如苏联科学家塔姆所说：“真正的祸害，事实上是在于我国在物理学及其邻近的学科领域工作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完全不懂现代物理学的情况”。这样，它既有害于量子力学，也有害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同时更有害于二者的联盟。 现代物理学还在艰难中诞生的时候，列宁就曾经指出：“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这说明现代物理学需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它正在产生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为现代物理学一个理论支柱的量子力学也正是这样的。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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