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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书的海洋淹没了好书的年代，我终于习惯了按照作者的名字从书架上选书。如今，这一习惯又渐渐被另一种偏好修正着，那就是不仅要求作者的名字是我所熟悉的，可以作为书的品质保证，而且要求封面设计够品味。虽然仍有不少好书让极无品味的装帧给糟蹋了（例如邓晓芒著《灵之舞》），毕竟，一本书的外在气质开始同它的内在品质发生“正相关”的统计关系了。 眼下吸引了我视线的，并且在一瞬间已经揪住我心弦的，是一只渴求父爱，渴求生命的柔嫩的小手，从书的封面构图的左上角，绝望地伸向右下角；那从右下角伸出的手臂，带着男人的健壮和父亲的温暖，然而却同样绝望地向左上方的空中挣扎。这两只绝望地渴望在同一个世界上互相握住的手，被灰色和白色隔在了两个世界里。画面背景的暗纹犹如米开朗基罗壁画上的大理石纹路，又像是命运之神抽打到人世间的几道闪电。周国平著《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1997年3月第2次印刷，封面装帧赵为群），从三联书店韬奋图书中心一层楼大厅摆放着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书群中凸显出来，散发着米开朗基罗式的古典气息。那灰色和白色，是但丁《神曲》的颜色，是天堂的颜色，地狱的颜色，也是炼狱的颜色。 半个小时以后，我坐在晚餐厅里等候一群大洋彼岸的客人光临。周国平，我们聊过天。棱角分明的脸，棱角分明的肌肉，以及被这些棱角格外强化了的周国平式的沉默。我相信，在人类的各种表情中，“沉默”是比“微笑”更为复杂的一种状态。就在我这么写着的时候，我甚至试着在回忆中去对比巴黎卢浮宫里那幅《蒙娜丽莎》的微笑和我所感受过的周国平的沉默。那沉默不让我感到力量深藏不露的冷峻，也不是那种老谋深算的沉默，更不是人们用来遮掩无知、天真或其他弱点的沉默。同时这沉默里也不仅仅包含着敦厚、倾听和日常教养。也许，周国平自己的话最贴切他说明沉默的意义：“……我们最真实的自我是沉默的，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沟通是超越语言的。倾听沉默，就是倾听灵魂之歌”（《沉默的价值》，424页，周国平《守望的距离》，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女侍端上热茶。我急切地翻开书，找到“后记”…… 这短短的，两页半长的“后记”，竟如此深切地感动了我，以致有几秒钟，我根本不打算顾及周围女侍们的注视，就想伏案大哭一场，才觉得痛快，才像个男子汉，以后的几天里，我几次有机会在夜深人静时读这本书。我无法按我的习惯，早晨坐在麦当劳餐厅里辍着全北京“质量价格比”最高的咖啡，悠闲自在地读周国平的《札记》，尽管我试过几次，主要困难是那些时时会涌出的眼泪，与周围忙忙碌碌的“上班族”们的心情实在难以协调。如作者所说，这本书很难归人任何一类书籍。“分类”，多么狂妄的企图！这地球上曾经活过多少人类？曾经有过多少“唯一”的人生？就拿我来说，我觉得我每一次的哭与笑都是唯一的，都唯一地有它爆发出来的理由。可是人类可怜的语汇提供了多少对我们情感的“分类”呢？激情拒绝分类！ 《一个父亲的札记》，它是不可分类的，它拒绝分类。我心中浮现出周国平为我们描绘的另一幅场景：“那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缓慢地，肃穆地向前移动着，我站在队伍里，胸前别着一朵小白花，小白花正中嵌着我的照片，别人和我一样，也都佩带着嵌有自己的照片的小白花……这是永恒的仪式，我们排着队走向自己的遗体，同它作最后的告别”（《守望的距离》，325页）。死亡和走向死亡的体验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唯一我属”的体验，既无法与别人分享，也无法让别人替代。每个人，被抛人属于自己的“存在”，唯一能做的，是拒绝被归人异己的类别。更何况，这书是献给“妞妞”的，那个转瞬即逝的可爱人形，伴着她的那些转瞬即逝的动人场景，又因其转瞬即逝的美好而获得永恒。还是用周国平自己的语言：“谁能生活在时间之外，真正拥有永恒呢？孩子和上帝！”(《守望的距离》页26） “从你降生的那天起，我就为你写日记。我打算在你长大以后，把它送你做最好的礼物。可是，你永远读不到了……黄昏的时候，我抱着你，穿过街市，去找一条小河……我曾经想，我的女儿，等你稍稍长大，会走路了，我要带你去小河边，指给你看鱼，看鸟，看花，看草。但你不会有那一天了，所以，让我们今天就出发……成长的征兆和死亡的阴影齐头并进，依恋和恐惧一同与日俱增，老天在上，人的脆弱的心灵如何经得住这般撕扯！……一个父亲双手托着他的病危的女儿，怵立在无人的荒野上……有人劝我，既然你必死无疑，不如让你早日解脱，何必在你身上徒劳地耗费精力和感情。我不是不知道，一切希望都已破灭……徒劳吗？爱不怕徒劳。我不是不知道，和你相处愈久，爱你就愈深，最后的离别也就愈痛苦……这是死神身边的欢聚，因而弥足宝贵，一分一秒都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死神终将把你夺走，但夺不走你留给我的这爱的赠礼。徒劳吗？爱决不徒劳……我确实在等。我在等我的患有绝症的女儿的每一次欢笑，她那么爱笑，我的等待很少落空。我知道，总有一天，病痛会迫使她不再欢笑，并且终于夺去她的生命。那时候我将不再等待，只是咬牙忍受……我抱着我的女儿的小小尸体，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哲学的安慰。”（（札记之二），《一个父亲的札记》） “妞妞也有眼睛，一双黑亮美丽的大眼睛。令人感到神秘的是，这双眼睛常常那样专注地久久凝视空中某处，目光中略含惊讶，仿佛看见了一个常人看不见的世界。那个时候，她的自净的小脸蛋便透出一股灵气，如同一朵露珠晶莹的小百合花在悠扬的摇篮曲乐声中静静开放。也许，这样一双眼睛原本就不属于尘世？于是，即使在她朝露一般短崭的生命中，这双眼睛也只是崭时属于她，她注定要被一堵穿不透的灰墙死死罩住。小鱼小鸟小蚂蚁也有眼睛，妞妞却没有……妞妞已经回到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去了，那双神秘凝望的眼睛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尘世的天空，闪烁着悲伤而美丽的幽光。”（《要有光》，《一个父亲的札记》第七章） “我的苦难没有慰藉，也没有补偿。它不会给我带来光荣和伟大。一个父亲守着他的注定夭折的孩子，这个场景异乎寻常，但也极其平凡……也许，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本质的悲剧，不具英雄色彩的勇气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在无可告慰的绝望中，我们咬牙挺住。我们立在那里，没有观众，没有证人，也没有期待，没有援军。我们不倒下，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肯让自己倒下。我们以此维护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尊严……”（（札记之三），《一个父亲的札记》） “做父母的都知道，世上没有比孩子更让人牵挂的了。现在我又成了一个没有孩子的人……那天夜晚，是我亲手抱着你的小尸体，给它裹上殓尸布，放进了医院太平问的冰柜里。在踏上归途的瞬间，我突然惊恐地想到，你被孤单单地遗弃在永恒的黑暗中了。你那么弱小无助，从未离开过爸爸妈妈，我们竟让你一个人出远门，你那双还没有学会走阳间的路的小脚丫，竟要独自去走那条阴森的冥路了……我明白了，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割断父母对孩子的牵挂，连死亡也不能。这牵挂的线团系在你的远逝的小躯体上，穿透生死的壁垒，达于另一个世界。我们明知你不复存在，仍然惦记你犹如一个失踪的游子……小床空了，屋子空了，我逃向外面的世界。可是，无论我逃到哪里，笼罩我的总是无边的空……就像从前守住你带来的欢乐，让我守住你留下的悲哀吧。我不再逃避，我的心因此而平静了……我喊道：不，我不是诗人，我不想要美丽而悲惨的命运，我只想做一个平凡而幸福的父亲！……周忌的日子，我们把一束鲜花放在你的相片前……相片是在紫竹院公园照的。万绿丛中，你的粉红色小脸就像一朵鲜花。妈妈说，那朵含苞欲放的粉红色玫瑰就是你。你知道世界上有花朵，并且用小手抚摸过花朵柔软的叶瓣。可是，失明使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花朵绚丽的色彩……而此刻，你瞥见了一朵粉红色的玫瑰，若有所忆，停住脚步，心头掠过一阵莫名的惆怅，一颗晶莹的泪珠落在花瓣上。在同一个时刻，爸爸妈妈在你的相片和花束前恸哭。”((札记之四），《一个父亲的札记》） 我开始了解周国平的沉默了。那是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的沉默。我感到有必要在这里恳求这位经受着苦难的父亲的谅解，因为我引述了他写给“妞妞”的书，我引述了这些原本不应当印在新闻纸上到处传播的神圣话语，它们真的只属于妞妞。可是它们同时也属于父亲们，属于每一个感受过生活中瞬间出现的永恒事物的人。 没有谁可以挣脱必然的命运，但是人们仍然要谈论“自由”。因为在命运面前，人毕竟有能力选择“思”。 公元1997年9月某日上午，我坐在夏威夷群岛中聚居了最多人口的瓦胡岛的大学校园附近一间咖啡廊敞亮的门厅前出神。我面前的小圆桌上摆了一杯法国碳烧，一枝笔，一份在北京拟就的提纲。正是这提纲让我出神。提纲的第一行是“王小波的思与说”。这是我和一群朋友在北京西郊大觉寺讨论“王小波现象”时我的发言提纲，它应当在十月份以前变成一篇几万字的论文送交出版社。此时我正在考虑王小波那种幽默文笔是否可以参照克尔凯郭尔的“间接沟通”叙事方式来理解，或是参照卓别林的幽默，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令人在捧腹大笑之后感到悲苦与辛酸的寓意。但是正当我打算下笔发挥这一论点时，我的目光又被提纲的最后几行字吸引住了。在这儿我的提纲写道：“性，为什么成为王小波叙事的一大特色？三种可能性：其一，性是王小波人生经历中的重大体验之一；其二，性是对“主义”话语的有力消解。其三，性是个体生命力最本原的凸显，是人类(包括长期性迷失的中国人)的本原生存状态之一。于是我就开始望着前方云雾缭绕的群山出神。 王国维论及“红楼梦之精神”时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男女之欲尤强于饮食之欲。何则？前者无尽，后者有限也；前者形而上的，后者形而下的也。”静庵先生受叔本华影响甚深，后者又深受印度吠陀哲学的影响，视意念的存在先于肉身的存在。在叔本华看来，人生不外就是痛苦，是在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发生的痛苦与欲望满足之时突然感到空虚和无意义而发生的痛苦之间徘徊。在王国维的领悟中，“……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果果也；犹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飘著于故乡之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责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静庵先生的意思是，人生既然与痛苦合一，要免于苦痛就只有从物欲中求得解脱。而解脱之途径有二。其一是宗教的，“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二是美学的，“……以生活为炉，痛苦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彼己疲于生活之欲，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脱之状态也”。（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我觉得静庵先生这个看法是站在典型东方立场上所理解的西方人的“美感人生观”。在西方传统中或许可以用斯多葛派的人生观与此对照。这种人生观的基调是要以强有力的意志去压制人的各种本能欲求。生活欲望强烈的人，从生活中感受到的痛苦也相应地更加深切，其从痛苦中超拔出来求得解脱的意志也相应地变得坚不可摧。这样一种人生观在我看来更像是宗教的，而非美学的。 西方的传统中由于有迪奥尼索斯酒神崇拜的美感形式，做为对主流的，“在场”的逻各斯理性的一种反抗，就不能不造成西方人的“情”和“意”之间，自然与理念之间的对立局面。刘小枫认为当代审美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是解决肉身对逻各斯“造反”的问题。在我看来，这问题毋宁是中国审美主义面临的问题，而不是西方美感人生观中的问题。因为后者的立场从来就是自然主义的，肉身主义的，从醉酒的昏眩中而不是从康德式的思辨中感受到超越肉身的快乐。只有当西方理性入侵到中国人传统的生存方式中打破了一直为我们提供着“知情意一体化”的合法性根据的“天人合一”观念以后，如何重建中国人心理空间内的情与意之间的关系才成为问题。换句话说，这个问题仅对中国人才成为问题，因为中国人难以习惯西方人那种情感与意志高度对抗的生存境况。我说这话不是毫无根据的。实例之一便是，在西方人看来，或者在许多中国女性看来，我们中国的男人从来不像或者越来越不像男人。我们不妨认为，西方标准的男性应当凸显为情感与意志强烈对立的产物。 综上所述，在西方传统中，性与美感人生并无矛盾之处，甚至可以说是融为一体的。而在中国传统中，性却难以被美感人生接纳。这不仅在于王国维所阐述的那种由美术而解脱的方式是无欲望的生存方式，更在于庄子或陶渊明式的美感人生是个体生命与宇宙万物“齐一”的生存方式，是邓晓芒所批评的那种消灭了个别与整体差异的人生观（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关于自由的真知的见》）。而性，就其活动方式而言必须是个体的，必须在个体的生命要求之下才获得合法性。个体生命力最强烈的或者可以说永恒的冲动就是从群体的无差别的平均状态中凸显出来，成为特殊，成为异数，成为对生存意义的自觉。 性与美感人生，于是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境况中的一个问题。我写到此处就又停下来开始出神，并且一整天也没有想清楚接下来怎么写。直到两天以后，我又坐在这家咖啡廊的门厅前，面前又摆着一杯法国碳烧。我非常沉醉于喝法国碳烧，用这种方法烤制的咖啡最能激发我的想象力。 关于当代中国人生存境况中的“性与美感人生”问题，当然有许多故事可讲。不过这些故事的每一个又都可以找到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些解释很可以拿来反对“性与美感人生”之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境况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使其成为一个“假问题”。而这是我不愿意承认的。所以对这类故事及其不同的解释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这会使一篇随笔迅速向着令人生厌的学术论文的方向演化，并且费去我大量时间收集数据和检索文献。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可以对这些互相冲突的见解持一种不了了之的中国式的平和态度，所谓“存而不论”。这正是我打算采取的态度。1992年费那本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最轻松的话：“我没有立场。”这位被人称为“无政府主义”科学哲学家的智者在临死时完成了一本自传体著作，叫做《消磨时光》(Killing Time),于1995年出版，在书的结尾处他真诚地写道：“爱，这是人生一切事情中唯一重要的事情。”这不光让人想到“立场”，而且让人想到另一位智者福柯，后者的重要实验之一便是将“性”与美感人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不论如何，我觉得一切“没有立场”的立场都根源于某种实用主义的人生态度。就费那本德而言，是由于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就中国式的“存而不论”而言，是压根不关心“六合之外”正在发生什么的。无神论使然，“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是一种实用理性。 在写了上面那些东西一星期之后，我拖着扭伤刚好的腰来到离家500米开外的海边咖啡厅，要了一杯“当日推荐”夏威夷本地出产的咖啡，喝在嘴里一点儿味道也没有，让人更加想念大学附近那家咖啡厅或者北京三联书店的法国碳烧。同时由于缺乏想象的激情，就想把这篇随笔在此处打住。如果你还有兴趣知道我要讲但没有讲的那些性与美感人生的故事，就耐心等到我下次找到一杯法国碳烧吧。 这题目的前一半是老生常谈。政党政治中用“手”投票；股票市场上用“脚”投票——哪家公司的业绩不好，股民们就撤出资金，另谋出路。虽然是老生常谈，我却有新的说法，并且由此带出新的故事，那就是埃略特（R.N.Elliott，Masteeworks）在临终前的著名预测——2012年结束人类经济三百年大周期的“第五次浪潮”，开始一个新的几百年大周期。我相信，读者不会把这也视为“老生常谈”了。 股票市场是不应当被任何个人或政府以计划方式来操纵的。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不过在市场经济里生活的人也多半明白，总是有人试图垄断或控制市场，以从中谋利。于是政府要建立“公平交易委员会”来监督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监督而不破坏市场机制的自发性，这是一种艺术，不是什么理论或科学可以解决的。当年法国人看到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搞民主政治很成功，迅速产生经济上的奇迹，也要“东施效颦”，结果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和“红色恐怖”，民主也搞得稀里糊涂，按照搏兰霓(M.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的经典说法,民主政治是一种“艺术”,需要文化熏陶和习惯培养，把当时的法国人“挤兑”了一下。政府对股票市场的监督是一种艺术，需要花几十年时间，培养几代管理者，摸索一整套适合国情的规则，经过十几次金融危机的锻炼……才可以说是初步成熟了。出于这个理由，我不玩儿香港和国内的股票，因为新兴市场的监督艺术和股民们用“脚”投票的经验，都非常可疑。 股票市场如果经常为少数人左右，“市场价格”就失去了意义。我们不妨宣称：所谓市场价格，就是让所有的人都不会感到完全满意的价格。这是一个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判断——如果有人向我炫耀，他在某个市场里多么成功以致从来没有失败过，我一定首先怀疑那个市场是否应当叫做“市场”。我在夏威夷度假，美国大陆的朋友们常常让我提供对纽约股市或特定股票的判断，包括所谓“技术分析”。我的预测——长远可以到几十年，短期可以到几分钟——正确的时候比错误的时候多，算是“成功”吧。但是我很少看“新闻”，从来不探究内部消息。我对股市或股票的预测，完全基于“自然律”。 熟悉我的文章的读者一定会批评我说，把人类行为构成的“股票市场”当成符合“自然律”的东西来预测，这不是犯了我一贯反对的“科学主义”的错误了吗？所以，我还得把我的理由交代清楚。 用“脚”投票的过程是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的过程，没有人为任何其他人的投票后果负责。所以，对任何一个股市，对股市里任何一只股票，以及对有关任何股票的任何“消息”的评价，都是完全的“个人行为”。不错，如我在前几篇文章里说的，在高度竞争的美国市场里，有一大批专家分工分析各种股票的表现，并且向股民提供权威性的意见，并且那些大的权威机构（如美林集团）常常可以发布一条意见就使股票价格在当天下降或上升百分之十。但是，在竞争性的股票市场里，专家们的意见也是互相竞争的。如我曾经介绍过的，《机构玩家》作为每年机构分析员们之间的激烈竞争的“诺贝尔奖”(直接与工资收入挂钩)，就是一种竞争机制。因此，权威们不敢为一时的私利而发表误导性的意见从而损害了自己长远的利益（尽管常有这样的分析家被股民控告“误导”）。总之，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没有什么“内部消息”是真正内部的，没有什么“内部人”可以靠了内部消息变成亿万富翁。这个说法看起来有些武断，但却是金融学理论基石之一——“市场有效性”假设。让我再解释一下这个重要的假设。例如，当某人获得了一条关于某个企业经营业绩的“内部消息”时，当他判断这是一条“利好消息”时，当他马上在市场上买进这家企业的股票时，另一个人也许同时得到了这条消息，或者，更加可能的是，同时获得了其他的“内部消息”，并且他的主观判断是，这家企业会有“利空”表现，从而他会在市场上卖出这家企业的股票。当所有的当事人都努力去发掘和评价各种“内部消息”时，所有的人就都成了市场里的“原子”，没有人可以说服其他人相信他自己的判断，或者，因反对所有其他人的判断而获得长期的利润。市场的方向就如同历史进程的方向一样，是千百万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千百万个方向的“合力”（恩格斯语），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一个事件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意志时，我们可以说——在严格的康德哲学的意义上说——这件事情服从“自然律”。我于是依此信仰判断股票市场的行为。这一立场当然与我一贯加以批判的“科学主义”或者“历史决定论”完全不同。 按照用“脚”投票的上述说法，我可以讨论股票市场的“自然律”了。几百年前意大利的数学家菲波纳西所发现的兔子生殖规律——菲波纳西数列，在大半个世纪以前被著名的“波浪理论”股票分析家埃略特应用于股票分析，其惊人的准确性使得当时最权威的技术分析家科林斯(Collins)佩服不已，破例聘为自己韵“合伙人”。当混饨(chaos)理论风行世界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埃略特的分析技术其实就是混饨理论的所谓“分型（fractal）”在股票市场上的运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度是“显学”，后来被各种新理论淹没了的埃略特的“波浪理论(the wave principle)”又开始在技术分析专家们当中变成“热门”。我在文章一开头引述的埃略特的那本著作，就是1994年出版的他的“全集”。 在股票的技术分析的历史上,埃略特是继承了“道”周期理论（the Dow theory）的第二位大师级人物。他早年并不经营股票，而是以在各地开办茶馆和撰写经济评论文章闻名美国。晚年由于身患重病，急需金钱，才给科林斯写信，要求出售股票预测的“波浪理论”。按照这本书的编辑者的说法，埃略特的思想培养或至少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三位最杰出的技术分析大师的头脑。这话不假。因为我在香港大学教授金融学时，注意到技术分析的教科书将“波浪理论”列为继“道”理论之后技术分析的经典。 所有这些与“自然律”有什么关系呢？熟悉菲波纳西数列的读者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不知道菲波纳西数列的读者，眼下只好满足于我三言两语的解释。在大自然中，一切现象(包括精神现象)必定有其“时间”，物质现象还必定要有“空间”。这也是康德哲学由以开头的两个“先验”概念。至于“精神”与“物质”是否还可以如此两分，请参阅我的其他文章（《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凡是必须要经历“时间”的事情，我们就称之为“过程(process)”。凡是一个过程，就必定不会在瞬间完成，否则就不需要有“时间”，也不会成为“过程”了。凡是不能在瞬间完成的事情，通常分作三个阶段完成，这是我给菲波纳西数列找到的通俗解释，书上没有，不过我相信是正确的。 凡是分作三个阶段完成的过程，一定不会总是向着目标一直走过去，而是要曲折地到达目标。因为如果一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只是一条直线，那就只有一个阶段，谈不上“三个阶段”了，甚至也就谈不上有“时间”了。海德格尔说，“时间”是我们对旧的视野加给我们的限制的突破。如果从来就没有什么“限制”或者没有任何阻力，也就谈不上有“时间”。我不相信菲波纳西有海德格尔的深刻性，不过，我相信这两个人的理论之间有如上所述的联系。 于是，任何一个“过程”必须分为三个阶段，而且在每两个阶段之间一定发生一次“曲折”。所以，任何一个过程必定分作五个波浪：在前进的过程中，阻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使过程发生逆转。这样的逆转应当有两次，因为前进的阶段一共有三个。加起来就是五个波浪。 但是每一次逆转也应当被看作一个单独的过程，也需要时间来完成，也应当有属于自己的若干阶段。埃略特的观察是，每一个逆转的过程应当有三个波浪——两个沿着逆转过程所决定的方向前进的阶段，一个对这一逆转过程的逆转——而不是五个波浪。道理也简单，如果所有的过程都有五个波浪，那么每前进一个阶段，其逆转的阶段就会把事情带回到出发点，永远不会有终点；只有进五步退三步，事情才有结局。 这三和五的关系，在自然界几乎随处可见，而且可以说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于是一个大的过程分成五个中等的过程；每一个前进的中等的过程分成五个小过程，每一个逆转的中等的过程分成三个小过程；每一个前进的中等的过程里的前进的小过程又分成五个过程，而每一个逆转的中等过程里的每一个与逆转方向一致的小过程也分成五个过程；……如此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混饨理论所谓“分型”的原理。这也是我在股票价格的波动中看到的原理——从几十年的月份走势图，到一分钟的当日走势图，几乎百分之百准确（至少到今天还没有见到例外）。必须指出，对于股票的价格，没有任何理论或任何个人有能力百分之百地准确预测。波浪理论只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观察到了一个过程的前三个波浪时，我们可以断定这个过程或者已经完成（如果它是一个更大的过程的一个逆转过程），或者还需要两个波浪才可以完成。至于每一个波浪把股票价格带到什么样的价位上，那完全是经验判断，与理论的关系很小。记住，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不会允许任何人完全满意。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是不可预测的。 由于埃略特的巨大成功，他本人的财富当然也相应地积累起来。直到今天，我们在华尔街63号还可以看到当年埃略特居住的豪华楼字。不过我更想告诉读者的，是他晚年写的一篇笔记或对未来世界的预测，在上述他的“全集”第209－211页上。这篇短短的笔记题目叫做“市场未来的模式(the future patten Of the market）”，写于1942年10月26日。两年之后埃略特就病逝了。这三页纸当中的一页半是对正文的脚注；而正文的一半是两条波浪式的曲线。真正的文字只有六段。但这里凝结了作者后半生的观察和对市场经济“自然律”的惊人准确的把握。这两条曲线的第二条是1857年到1929年股票市场的波浪走势分析。这是作者能够发掘到的全部历史资料的总结。让美国当代技术分析大师们叹为观止的是第一条曲线，那是一条起点是1776年，终点是2012年，跨越二百多年历史，涉及人类三百年发展过程的，巨大的波浪走势曲线。这条曲线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都以虚线画出，表明是作者的猜测和推断。只有1850－1942年这期间的数据是以实线标出的。 在这篇笔记里，埃略特推断，人类三百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作三个上升的阶段和两个下降的或“调整”的阶段：（1）1776－1850年，第一个上升阶段；（2）1850－1857年,第一个调整阶段；（3）1857－1929年,第二个上升阶段；（4）1929－1942年，第二个调整阶段；（5）1942－2012年,第三个上升阶段,也就是三百年周期的最后一个波浪——第五浪。 为了缩短篇幅,我只告诉读者现代分析家们沿着埃略特的工作继续努力的成果之一,是1997年发表的《大熊市理论》(R.Prechter,The Grand Bear Theory),作者是目前公认的波浪理论研究的领导者。在这本新著中，作者告诉我们，1972～1978年“石油危机”引发的将近十年的世界经济大调整（从能源浪费型技术转人节能技术和环保技术用（好是埃略特预测的第五浪潮的第一个调整过程，也就是第五浪潮里的第二个“子浪潮”。而九十年代世界经济普遍繁荣的期间，是这第五浪潮的第三个子浪潮。现在，接着这第三个子浪潮，在1997年10月发生的股票市场的大调整，是仅仅才开始的对这第三个上升子浪潮的调整过程，也就是从1929～1942年大萧条以后开始的第五个浪潮里的第四个子浪潮。然后，人类将进入第五个浪潮的第五个子浪潮，并且在2012年结束这一浪潮，这一个三百年周期的最后一个浪潮的最后一个子浪潮。 虽然，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说过，也读到过这类预测，也知道那些“熊市”理论家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熊来了”的叫喊，不过，我严肃地对待这一预测是在读完了埃略特的“全集”以后的这几天里。根据我自己对道琼斯指数历史的分析，尤其是对各个波浪的上升与下降期间所经历的时间的比例的研究，我确实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世界经济在2000年12月以前必须经历一个3年到4年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1997年10月28日以前的若干星期里。我不打算用更加具体的数据来“吓唬””我的读者。我更有兴趣的，是经过这次大调整之后，2001年以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至少，在2012年以前，按照埃略特的预测，世界经济将经历一次“最后的繁荣”——第五次浪潮的第五个子浪潮。 这最后的繁荣之后，是一次调整，它的规模必须与三百年周期的幅度相称。换句话说，调整过程至少应当在五十年以上（假设下降阶段占用的时间是上升阶段占用的时间的五分之一）。我的文章写完了，那些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未来世界的读者，不妨去读我写的本书的另一篇书评《关于我们人类下一个一千年》。 本世纪最后一年，我称之为“千年之变”。我在这个专栏里曾经写过“关于我们人类的下一个千年”的预言和埃略特提出的三百年周期波浪理论对世纪股票市场的预测。我在那篇文章里讨论过目前我们正在进入的“大熊市”在人类社会发展长周期里的位置，指出未来五十年会是这一长周期的下降阶段。那篇文章是在年初美国股市高涨的时间写的，现在看来更加符合我们的直觉了。不过直觉后面还需理论的支持，否则就很难区分预测与神喻之不同。 在决定世界经济长期走势的各种力量当中，我觉得有三个是最主要的力量：（1）人口结构的变动。如研究储蓄函数的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的，在一个趋于老化的人口里，由于单位家庭中劳动力比例的下降，整个经济的边际储率蓄趋于下降。这当然会影响投资和与投资密切相关的技术更新的速度。人口结构的变迁还有更复杂和长远的影响，例如朱利安曾经研究的人口平均年龄与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数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例如人口老化所引致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需求结构的变化，又例如人口老化引致的主流政治势力趋于保守的倾向以及相应的阻碍制度创新的倾向；（2）知识传统的转化。这在诺斯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注意，他总是强调决策者的心智对决策的影响。这在占据了主流位置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里也可以(用贝克尔的语言)描述为，你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你的口味，而你的口味决定了你的选择。这也就是“贾府里的焦大绝不会爱上林妹妹”的道理。用我的语言表述，每一时刻的社会博奕的均衡解总是依赖于博奕者各自对历史上实现过的博奕均衡的阐释。如此演进，以至无穷。资源配置与产权结构都不过是这样一个社会博奔的演进过程在任一时刻达到某种均衡的结果。不断积累和变化着的人类知识存量，通过对历史的新的阐释而改变博弃参与者们的“世界观”，从而影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模式——制度的与资源配置的，后者决定了经济的绩效，决定了经济的长期走势（参见我的《知识时间和空间的互补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1997年6月）；（3）自然环境的变迁。这是显然的，例如不可再生性资源的耗尽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目前又一次流行起来的所谓“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尽管缺乏经济学基础，仍反映自然对人类发展的无法回避的限制。想象一下，在人类二百多万年的发展中，只有最后这二百多年进入了“非稳态”发展过程，在此之前是一个漫长的稳态过程，为了使这一过程持续如此长的时间，社会经济必须保持几乎为零的增长。仅仅凭了目前为止不到全部过程的万分之一的“增长阶段”，我们很难相信未来时代仍会保持这样的增长，除非，人类正在走向灭亡，或者另一种可能性是，除非人类知识进步的速度可以大大超过资源耗尽的速度。 在上述的三种力量中，我不打算讨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因为资源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激励出正面的影响，甚至可能通过收益递增效应引致突变（参见我的《资源经济学前沿问题》，《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里我只能满足于对上述的另外两种力量的影响作一描述，事实上这两种力量相互之间的密切作用，在我看来主要地决定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在几百年的人类历史上，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几乎总是保持(在高水平上的)相等，于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保持为零。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知识积累导致在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上的改善。决定了出生率的，首先是母亲以及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这包括宗教与道德的教育，也包括所谓“教养”（例如法国宫廷所代表的那种教养）。其次是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引致的父母劳动时间的价值增长，从而，至少在贝克尔看来，儿童的单位成本上升并导致对儿童的数量需求下降，即生育率下降。不论理论是否可信，当死亡率迅速下降时，出生率并没有随之下降，这是一个事实，被称为“人口生育率转移”。这一变动所带来的是所谓“人口爆炸”现象(当土地资源有限时)，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即经济“不得不发展”的问题）。我在《大学》1998年创刊号上发表的大学讲义，对此有更加详尽的说明。 人口增长为什么必定导致经济增长？或者,为什么人口增长使得经济“不得不发展”？经济学家们，特别是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不会同意我这么提出问题。政策制定者们也不喜欢我这么提出问题，因为这似乎意味着“人口越多越好”，后者的确是个有些荒唐的主张，只不过它不能从我提问的方式里必然地推导出来。我对我提出的问题的解释或许颇有些“残酷”，因为这解释简单他说接近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人口多而资源少时，人求生的本能和人的创造精神足使人找到改进生存方式的道路，即“经济发展”，而那些没有创造精神的人则逐渐消亡。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社会里，人的创造精神很可能会蜕化。这个看法的极端化可以是尼采的“反道德”立场，因为“道德约束”是生存竞争中的弱者用来对付强者的最后武器。在纽约市郊那个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格林威治村里流行一句话：“假如你是天才，就不要顾及道德。”总之，大凡人类社会发明出来限制生存竞争的制度，包括道德和政府，总会或多或少地限制少数人的创造精神。当然，这种限制在我看来往往有必要，社会毕竟是多数人的社会，“公平”或者有节制的个人自由，是人类合作的秩序所要求的。 众多的人口导致为了争夺稀缺资源而竞争以及人的创造精神，这两件事情可能(但不必定)导致制度创新及建立效率导向的社会制度。这一可能性，很遗憾，除了欧洲人已经把它实现了以外，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实现过。“西学东渐”的结果是欧洲的市场制度扩张到了欧洲以外的地方。我们之所以不能把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我以为道理在于上述的第二种力量——知识传统的转化，没有提供给我们东方人朝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那种心智结构。这是由梁漱溟先生很早以前相当有说服力地论述过的观点。我在以前写的许多文章里讨论过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里不再赘述。即便缺乏建立一个市场社会的文化传统，许多国内学者仍然发现或者“认为”，中国自宋明以降人口与土地比率的恶化是导致中国“资本主义”早期萌芽的重要因素。我不愿意苟同这种观点，但愿意承认它合乎直党的那一方面：人口多了，耕地少了，自然有发展工商业的动机和机会，伦理的束缚也就容易被克服了，甚至可以团体转化出新的为工商业服务的，例如余英时先生论述过的“中国近世伦理的世俗化”来。 在开发人的创造精神的诸种条件里，或许，那些专门研究企业家才能的学者们发现，“个人主义”精神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他们认为日本人没有能力在科学发明方面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主要因为日本文化过分地压抑个人主义精神(参见琅特尔《各国的竞争优势》)。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与此吻合。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精神被认为是宗教改革时期“个人直面上帝”的结果(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第一个敢于去吃螃蟹的人确实如鲁迅所说，是很可钦佩的。 宗教与伦理当然与人的心智结构有密切关系，但是它们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与制度来实现的。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结构从年轻到衰老，人的心智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大部分老人缺乏创新精神，甚至缺乏个人主义精神。按照芝加哥学派的解释，当生命之烛即将燃尽的时候，未来价值的“贴现率”会变得非常高，也就是说，创新所带来的未来的好处对创新者而言所值甚少。所以对老人来说，创新激励随时光流逝而减少。假如老年人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位置，那么这个社会对制度创新会没有太大的兴趣，从而当经济发展要求在新的环境下创设新的制度时，这种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于是经济发展逐渐停滞。当然，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途径可以改变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例如美国历史上的自由移民政策，对美国经济民主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因为从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的移民，在严格的移民标准下倾向于“正向选择”人口质量——移民人口的平均教育程度和能力。但是美国正在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关闭自由移民的大门。这将加速人口老化过程，倾向于减少人口平均的创新能力。 上述的故事的另一个方面是，人口老化过程恰恰是生育率迁移的产物，而生育率主要是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的。这样看来，一个已经完成了生育率迁移的人口常常同时是一个享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口。这意味着知识积累也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假如收益递增在这里是普遍规律的话，应当变得更加容易（参见我的《近年来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反思》，《经济研究》，1994年）。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一些美国学者提出所谓“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增长模式”的说法，换句话说，在这里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物质投入的数量，而是知识含量的变动。这也是德鲁克最初讨论“后资主义社会”之为知识社会时所强调过的论点（顺便说一句，时下流行的提法“知识经济”，应当重新定义为“知识社会的经济”，而不是关于知识的经济，“收益递增”现象是知识社会的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参见上引我的关于“知识互补性”的文章）。 这样，影响经济发展的两种长期力量相互作用，至少就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而言，它们倾向于产生相反的影响。就具体的特定的社会经济而言，哪一种力量可以占据主导地位，这个问题只能从该社会的历史中去寻找解答。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当我没有足够充分的论证时，我总是倾向于相信事情的悲观的那一方面。所以我相信美国经济正在走下坡路，它的人口正在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它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速度，尽管有增无减，却似乎难以抵消人口老化所带来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消极影响。我相信在下个世纪的后半叶，整个世界的人口都将完全进入老化过程，我不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进步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速度会是什么样的，不过我对此不很乐观，我觉得二百年经济发展仅仅是人类漫长稳态社会的一次变式的波动，均衡早晚会实现，增长早晚会消失。 很抱歉，对那些持有股票的读者来说，我这篇文章十分可恨。好在我也持有股票，而且我相信只要选择“好”的企业，股票总会升值的。对于那些仅仅购买股票指数基金的人，就长期而言，我认为那是一件肯定赔本的事情。 “千年之变”就要降临了，人们对此缺乏心理准备。千年之变往往使人们变得心理脆弱，感觉敏锐，反应过度。那些想要坚强起来的读者，不妨回顾一下公元前1000年，基督元年，和公元1000年的时代发生过什么。对于像我这样的“渐变主义者”来说，千年之变在五十年内完成其变化的最明显的部分，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在“走向千年之变”里，我想要考虑清楚的，也只是未来五十年的变局而已。 就我个人经历所及，我们国内的研究生制度似乎存在很严重的缺陷，而且，这种缺陷在我看来是无法修补的，它也是改革以来教育成为“最大的失败”的一个部分。关于教育的失败，我在《读书》上曾经写文章谈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前途》）。主要原因在于，或者说，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所造成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全面转变，以及相应地传授新的价值体系的教育体系完全无法形成。这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教育者的缺位”……受教育者事实上没有“老师”。这里我指的是人文教育。就科学教育而言，学校里面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教师，但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教育体系很难培育出具有深刻思想的科学家（参见我在《方法》1997年的文章《中国科学的两难困境》）。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也是我早已谈过的，“学术研究中心的三个必要条件”（参见《读书》1996年），罗列出来就是：(1)社会对基本问题的关注；（2）物质条件；（3）研究者的本土问题意识。这三个条件在我观察到的许多地方都不存在，它们或许对某些个别研究领域的个别研究者而言是成立的，但“个别”很难形成学术研究的“传统”。如我一再强调的，没有这样三个必要条件，任何地方的学术研究都不会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充其量，只是世界学术中心的“殖民地”。 第三个层次的问题，这或许是“研究生制度”这一层次上的问题吧，是我们的研究生大多数正在沦为他们的导师的“劳动工具”。研究生应当从导师那里学习一件事情,是“批判性地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即便学会了人类积累的全部知识,只不过是一台计算机,而不能算是一位“学者”。而据我观察，在大学里我们的许多研究生们恰恰就在干“计算机”的工作（检索资料、翻译、编写、调查……）。我说这是“计算机”的工作，并不是说这些工作本身不算“研究工作”。事实上，它们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工夫。但是使得这些工作变为“计算机”工作的，是研究生们从事这些工作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盲目性。他们仅仅按照导师的指示去工作，并且常常今天于这项工作，明天就被指派去于另一项工作，而学生们并不明白这些工作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这样的研究生固然可以毕业，因为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可是他们能够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吗？否！没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人甚至还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可是经过了仔细思考以后，我发现上面谈到的三个层次的问题，都不是研究生们的问题，而是我们当“老师”的人的问题。是我们，在社会变迁时期失落了自己的使命感；是我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放弃对基本问题的关注；是我们，出于无能，或者无知驱使我们的学生们从事他们不理解的工作。 于是在这样一个散发着秋雨寒意的夜晚,我不断地想起电影“Good Will Hunting”里那位心理学教授含着泪水对天才的年轻的主人公反复述说的话：“It’not your fault,it'snot your fault,it's not vour fault，（……这不是你的错……）。” ——读《塞莱斯廷预言》 一部《塞莱斯廷预言》在美国卖了六百万册(James Redfield,The Celesiins ProPhecy,张建民、唐建清译,昆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这一事实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1997年夏，我被一位朋友拉去郑州，讲解为什么“伟大社会”的特征是鼓励一切人在一切方向上探索。会后见到了一位两鬓斑白的壮士，亮闪闪的眸子透着卓而不群。他送我一本书，题记里有如下这段话：……澄明人类应该选择“有意识进化”的新见解，……对您已把握的学术命题的赞同与支持。”这书的第一章标题“大众觉醒”很吸引了我的注意，就在回程的软卧包厢里，伴着家人的鼾声，我一直读完这书的第九章“新兴文化”。凝视这本译著的封面，在书名《塞莱斯廷预言》之下，有一行英文小字：“一部人生经验的奇妙作品”——我不得不一口气读完它。 作者以进化论和物理科学来解释他故事中的九条“真知”。理解这本书的关键不在于你是否接受西方知识传统中的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科学叙事的合法性。只要你承认人的存在是在事件之流的“时间”中存在，并且“时间”正是意识到了的世界的扩展，那么下面这段话就是有意义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样的进化一直是无意识地进行着，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文明会进步，为什么生命越来越大，越来越长等现象。可是现在，我们要让这个过程变得有意识。这就是手稿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也就是全世界精神意识运动的意义所在”（《塞莱斯廷预言》，131页）。事实上，在我看来，这本打动了六百万美国读者的心的小书刚好成为西方社会“后现代”现象的一部分。人们不再安于工业化创造出来的富足而机械的生活方式：毫无特色地降生到人间并且毫无特色地死去；在出生与死亡之间，是千篇一律的小学、中学、大学；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按月交纳心爱的但属于银行的住房的分期付款，在习惯了的场合按习惯的方式结交异性(或同性)，洁白仪式下的婚礼与婴儿的出生，不出格的日常口角，并且为获得不出格的儿童教育日夜操心；最后，按月收到的年金不多不少，刚好足以维持平淡的晚年生活。与此同时，人们焦虑地意识到生存环境正在一天天恶化下去。 “……要记住，当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弊病能归结到人的焦躁不安和有所企求时，那么，与人交往方面的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可能。我们最终会意识到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目标，意识到那种特别的给人们以满足感的体验的真正含义。当我们充分把握这种体验，我们就达到了第一条真知的境界”（《塞莱斯廷预言》，第7页）。故事说的是秘鲁境内流传着的，写于公元前6世纪的一份手稿，其中包括九条预言（真知），涉及到人类在公元2000年以后的命运。例如，我们被告知，到了约2500年，人类的数目将比目前少很多，并且居住在有五百年以上树龄的大森林里，由城市中自动运行的元人工厂提供生活必需品。作为一个充分理性的现代人，你尽可以怀疑这些真知的权威性，因为作者显然无法证明他的故事的真实性。我想提醒你思考的问题，是这些很可能是虚构的“真知”为什么会打动六百万人的心。 第一条真知告诉我们：到了大约公元两千年的时候，人们会发现那些原先只是偶然出现的焦虑开始带有普遍意义。夫妻之间日常的口角，同事之间的误会，陌路人之间冷漠的眼光，所有这些偶发事件现在都传递着同一个信号：普遍的“烦”意味着普遍的焦虑，而普遍的焦虑正是大众觉醒的前提（第一章的英文标题是“a Critical Mass”,即具有批判性的大众)。克尔凯郭尔说，“焦虑”是意识到“自由”的结果。好像暗夜里沿山路上行，突然意识到每一次迈步都有可能坠人万丈深渊。这里的“自由”包含了两个互为前提的方面。其一，自由就是出现了“选择”的可能。换句话说，任何自由都表现为选择的自由。其二，自由总是对“确定性”的摧毁。也就是说，被预先决定了的事情是谈不上“自由”的。生活在韦伯所谓的“传统权威”之下的人，按照神或神化了的权威的旨意生活，不能称为“自由人”。启蒙了的现代人有足够的力量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所以开始感受到“焦虑”。对焦虑的反思或者渴求缓解这折磨人的“焦虑”的欲望，使我们追问我们选择的终极目的何在。选择是为了什么？有所追求才会有所选择；有所不满才会有所追求。 时光倒退一千年，第二条真知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探索：“……探索者被打发出去，用科学方法去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但他们一时回不来……”（《塞菜斯廷预言》，39页）。探索者们一时回不来，布鲁诺、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一千年的探索，一千年人生意义的追寻，终至尼采对“漫无目的的求知冲动”的批判和对艺术人生的向往。西方人绕航地球一千年发现了东方，“东方与西方的思想确实可以融合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真理”（157页），海德格尔要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探索者终于归来，带给我们其余的预言。第三条真知说：“……在第二个千年将要终结的时候，人类将发现一种新的能量，这种能量构成一切事物的基础并向外发散，人也不例外”（47页）。不仅如此，手稿还认为：“人类对这种能量的认识最初是从对美的高度敏感开始的。”事实上，经由美感而获得宇宙能量，这是作者讲述的故事的贯穿始终的情节。在第五章，对这一体验的描述最为生动：“我这么坐着，深为远处紫色的丘陵所产生的亲近感而感动……头顶上飘过几朵白云，让我产生了同样的感觉。我感到好像自己可以够到这些云朵，可以用手去触摸。在我伸手想触摸它们的当儿，我发现自己身体出现了不同的感觉。我的手臂轻松自如地伸向天空，而且毫不费力地挺起背、颈和头。我从盘腿而坐的姿势站起来时没有用手臂，我舒展了一下身体。那完全是一种轻飘飘的感觉……我得到的并非是一种视觉体验，而是一种切肤之感，那些迎风摆动的树林就好像我身上的毛发一样，我感到周围的一切是我的一部分……我意识到，我的生活事实上并非始自我的意识和始自我降生到这个星球。我的生活，在我其他部分形成时，也就是我真正的肉体——宇宙本身形成时就开始了”（106一108页）。“人类，我的视线终止了。我一眼看到了整个的进化过程。物质的出现，然后进化……创造合适的条件，最后人类终于出现了……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现创造条件”(110页)。“食物是获取能量的第一条途径……但是，为了充分吸收食物中的能量，吃东西时应加以品味……个人的能量通过这种方法提高之后，你对万事万物的能量才会变得更加敏感……而且你不吃东西也可以获取能量……当你欣赏到万物的美和独特性时，你便接受能量。当你达到了爱的境界时，只要你愿意，你便可以将能量送回去……我在树边坐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越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树上井赞叹其形状和色彩，我产生的爱意也就越多。这是一种极不平常的体验。我想象自己的能量流过去，充满了那棵树……”（120～123页）。 奥特神学理论的重要支点是关于上帝的“位格”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初是“我一你”关系，但科学的发展把这关系变成了“我－它”关系，外界成了“我”征服的对象。人对上帝的认识最终会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带回到“我－你”关系上去。这里的“我－你”关系正是通过美感的超验性而达到爱。获得美感是使我们得以超越日常生活的烦的现在看来唯一的途径。日常生活的“烦”发源于生存竞争，而“人性”在竞争生存资源的搏斗中渐渐沉沦为“兽性”。审美则要求从搏杀纠缠中跳出来，与日常生活保持审美的距离。 第四条真知说：“……人类最终会明了宇宙是由一种能动的能量构成的，这种能量支撑我们的生命，并对我们的期待作出反应。然而，我们也将明白，我们与这种能量的主要源泉仍然隔绝，我们将自己孤立起来，所以我们感到软弱，没有信心，空虚。面对这种匮乏，我们人类总是设法增强我们个人的能量，通过我们所知的唯一方式：从心理上设法窃取他人的能量——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争夺，世界上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缘此而起”（71页）。“……当某个人与另一个人相遇互相交谈，生活中这种事极为普遍——那么十有八九会有这种事：分手时那个人要么感到强悍要么感到虚弱，这取决于交往中出现的具体情况……我们习惯于说一些必须说的话，以便在交谈中占上风。我们每个人想方设法要控制对方，这样好在争辩中处于主动……所有这一切，大多数人并不清楚。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觉得虚弱，而当我们控制别人时，我们感觉良好……许多人一生习惯于攫取他人的能量”（77～95页）。“……人类一旦明白他们的争斗，……就会立刻开始超越这种冲突”（97页）。第五条真知认为：“我们必须正视我们控制他人的特殊方式……人类一直感到能量的不足，因而一直想方设法来互相控制，获取流动于人际之间的能量……改掉这样的习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这种习惯是从无意识之中开始的……称之为无意识控制”（132页）。 在第六条真知里，这些控制者被划分为“威胁者。审视者。冷漠者。可怜者”（143页）。“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父母亲的物质创造物，我们也是他们的精神创造物……你必须承认，真正的你始自你对父母亲所认识了的真理采取的立场……你的整个生活就是寻找一种能够自我提高的生活。你的父母亲没有能够协调好这个问题。他们将问题留给了你。这是你的进化问题，是你毕生的追求……我们都应审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并用进化的观点来重新解释这些转折点……我们可以找到更高层次上的自己，即进化过程中我们的身份”（152～164页）。 通过审美来达到同宇宙的接通，人们必须放弃他们习惯玩儿的“控制”，以便让更高级的思想——往往以直党的形式——进入脑海。此时，梦境或直觉提供给我们“有意识进化”的重要信息，让巧合或偶然事件引导我们向前走。“一旦你意识到了此时活跃于你生活中的问题，你总能够得到某种直党的启示，告诉你该怎么办，到哪里去，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一种预感。而且总是这样。如果你头脑里想的问题不对，那么便不会有这种预感。”这就是第六条真知的内容：……有意识地自我进化过程，对每一巧合，每一宇宙提供给你的答案保持警觉”（172～174页）。不过人们必须知道，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种种答案其实总是来自他人，来自人际交往。因为巧合或偶然事件总是通过与他人交往发生的，社会交往是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这导致了第八条真知——“人际伦理”。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进化速度以及我们的生活问题得到回答的速度。“如果两个人的目光突然但是自然地相遇，那么他们应当交谈。” 放弃控制，关注他人，对由此而来的信息保持警觉。这是人际伦理的一部分内容。此外，“当一个人开始变得头脑清醒，并投身到进化之中去的时候，任何人都会因为依恋于他人而突然中止进化……依恋他人这一说法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权力斗争起源于情侣关系……爱恋刚刚出现时。两人都无意识地给对方提供能量，所以两人都感到精神振奋，喜气洋洋。不幸的是，一旦他们指望从对方获得这一情感，他们切断了同宇宙的能量联系，因而开始越来越依赖于对方，以求获取能量。可是现在又没有足够的能量，所以他们不再给对方提供能量。这样他们又倒退到他们玩儿的控制剧中……他们之间的关系通常蜕化成权力斗争”（14一215页）。所以，“我们首先得画完我们自己的圆。我们要保持与宇宙的通路顺畅。那需要时间……在此以后，我们与另一个完整的人建立浪漫关系，我们就创造了一个超人………（218页）。 最后，关于第九条真知，作者说：“一旦我们成了批判群体，而且这些真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那么人类会第一次体验到深刻的自我反省……他们经常会发现，他们的工作不对头，为了继续成长，他们不得不换工作……在一个通常的工作环境内，我们无法做到说实话，办实事。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削减一部分工作时间来寻求真理……我们需要物质生产自动化，……将我们解放了出来，去发展壮大这样一个信息时代……这个星球上的变革会产生一个全新的精神文化……”（253～271页）。奇迹是这样发生的：“整群整群的人一旦达到了一定的感应水平，会在那些仍然在低级水平上感应的人面前突然销声匿迹。对这些低级的人来说，那些人好像消失了，其实他们感觉到启己仍在那儿，只是他们体态更轻……玛雅人一起超越了这一过程。”我承认这好像是作者毫无根据的猜测。但是这图景对我来说非常具有诱惑力，它刺激我的想象，引发我思考。 今天的大学生，他们人生的黄金时光正向着下一个“千年”展开。那里有他们的梦，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生活的归宿，现代技术和现代经济发展正迅速改变着我们的消费世界，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人们都会穿上列维牌牛仔裤，或是波罗牌衬衫，打开东芝电冰箱，翻看里面存放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和农场牌熏肉，然后接通IBM电脑，从互联网上了解当天的新鲜事。速度最快的笔记本计算机只要三个月就从美国市场来到了北京中关村电子街的商店里；一杯法国炭烧咖啡，在欧洲很难买到，在香港要花四十五港市，在北京三联书店咖啡厅里只要十八块人民币。物质生活和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就这样以不可逆转的势头蔓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市场经济”这个神奇的幽灵，在整个地球的上空徘徊。当下一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常常这样询问：“人们还能记得顶针、打火石和诗吗？” 人生，只要是有限的，就必定生发出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必定希望在“意义上”超越这有限的人生。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每一种生活，每一项追求，每一次阅读和交流，都只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手段去接近这个最终的“意义”；并且，我们越是觉得接近了这个“意义”，就越发急切地要去接近它；并且，我们只是在意识到这个终极“意义”的时候，才感受到我们心灵的自由——超越了“必然王国”的自由。 大学固然是格物明德的场所，但是制度化了的大学却很容易让我们忘记对那个最终“意义”的探询，让我们的原本丰富的人生蜕化为“技术的人生”。现在的大学生们，他们在探询人生意义方面，是否比两千年前的学者们更加优越呢？否。学术分工制度早就以其巨大的效率优势淹没了孔子和柏拉图的学苑，两年前，当我向朋友们描述重建这个学苑的构想时，没有人认为它能够生存下去。悲乎！辽阔星空下茵茵草场上，再也见不到那群让心灵在所有方向上充分涌流的学者。 《大学》创刊，率以“人文”主题。《大学》的朋友们知道，“不经审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人文，便是审思人生。在这个意义上，人文不是什么“专业”，也不应当成为一门“专业”。人文是一种关怀——心灵对生活的关怀，这关怀浸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曾和一位出租车司机探讨这类话题，说明“娜拉出走”的问题绝不是少数人文学者顾影自怜制造的问题。 ……如果我能活到2050年，我将手持一只顶针，立在街头，询问路人：你知道这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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