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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慧明：最近在中国出版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书中断言要不了15年美国经济就会出大乱子（问题），甚至提醒人们要及早作好应付美元崩溃后的危机。我想请问宋博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宋晓江：这倒是个非常新鲜而又刺激的话题。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断言。世界上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敢下这样的结论，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和奈斯比特也没作过这样的预言。如果《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是一本分析时势的书，那么作者应该有令人信服的基于科学分析的依据，凭主观臆断那未免太武断、草率了，只会授人笑柄。我不知道此书的作者和编者中有没有学过经济学的，如果有一定经济学常识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下这样的结论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出美国经济要出大问题的迹象。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日本、西欧及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崛起，使美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经济强国，但它仍然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二战以后半个世纪中，美国经济基本上保持了温和、稳定增长，经济危机的波动幅度及频率大大减小。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连续六年保持温和稳定增长，通胀也一直控制在3％左右。这一方面是得益于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指导，政府调控经济的办法、手段日趋成熟。他们有一套很好的预警和预调系统，能够及时预测到经济生活将可能发生的问题而防范于未然——在通胀或经济衰退的信号刚发出马上就打提前量预调，消除经济危机的隐患。这种决策机制使政府不致于下很臭的棋。也不大会发展到危机很严重了才去收拾摊子的情况。另外，美国仍然保持着推动经济发展的诸多优势：一是在许多高科技领域美国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有些领域还暂时保持着绝对优势。日本、西欧追赶美国也在发展。世界上约有一半重大科技发明诞生在美国。这使它能在一些先导产业和消费领域领导世界新潮流。二是美国的移民政策使它仍然是吸引世界各地人才汇聚之地，科技人才优势和人文优势明显。美国不光在航天航空、电脑技术、通讯技术产品等领域称雄世界市场，而且连他们的影视产品、饮食、旅游服务等也在大规模向世界市场渗透，正在成为一种主导消费文化。再有，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也并不意味着就会导致美国经济的削弱。我已经说过，美国也能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受益。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了，人们才有钱买可口可乐喝，吃美国快餐，买美国的电脑、汽车、飞机，看美国的电影、VCD。正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基于此，我不能得出美国经济15年内要出大麻烦的结论，更得不出美元要崩溃的结论。下这样的结论一定不能带有很浓的主观色彩和情绪色彩。要实事求是。 羊慧明：我想，有的中国作者对美国经济下那样的判断，也有对美国巨额财政赤字、连年外贸赤字，以及美国人寅吃卯粮借钱消费的“气泡”成份的忧虑。 宋晓江：巨额赤字问题的确是压在华盛顿头上的一座山。美国财政赤字累计已超过4万亿美元，近几年外贸赤字每年也在1000亿美元以上。美国的财政赤字摊到每个美国人头上，已达人均一万多美元。这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赤字问题未必就那么可怕。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政府根据凯恩斯的建议，采取主动赤字，也就是政府增发债券，卖债券的钱用以扩大政府对公共建设的投资，如修高速公路、电站等，由此扩大需求拉动经济的发展。凯恩斯把问题点透了，财政赤字是政府欠老百姓的钱，国家是谁的？老百姓的。等于自己欠自己的钱，债权人与债务人是一回事。赤字可以一代一代“挂”下去，像做数字游戏。并不那么可怕。重要的是增大了需求和消费，经济发展有了拉力，生产的东西卖得掉，人们能在有生之年消费更多的产品，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当然，赤字太多，吃子孙的饭，总也令人担忧。所以，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下决心要大幅度减少赤字，他们采取包括减少财政支出预算。增加税收等措施，但减少的幅度很小。大概在今后若干年美国巨额赤字问题还将愈累愈多。但这不意味着马上会带来大的经济危机。至于外贸赤字，美国近些年来每年外贸赤字达1000多亿美元。但实际上美国巨大的服务输出贸易额未统计在贸易额之内，美国的服务出口一年达1000多亿美元，顺差也有近千亿美元，基本上可以与商品贸易赤字相抵。同时，美国也早已开始加大了贸易保护的力度，包括对日本、中国施压，要求日本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进口。目前的外贸赤字对美国经济不会构成太大威胁。这本身也是美国消费大于生产的结果。 对了，我还没看过《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只是看到一些报道说它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反美情绪的总爆发。我想知道你对这本书的看法。 羊慧明：这本书实际上也是被西方记者“炒”热的。他们看到中国出版了这么一本书，就下结论说这本书代表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反美情绪。那些外国同行也真会以点概面。他们怎么能下结论几个中国年轻人写的一本书的观点就代表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情绪呢？那几位中国年轻作者写的只代表他们自己的观点。当然，与他们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人也不会少，但绝不能说他们代表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心声。我也是个中国青年作家，也天天在与中国年轻人打交道，我并未从他们身上感到有那么强烈的反美情绪。相反，倒是有许多年轻人包括青年知识分子，喜欢看美国的书、电影、电视，喜欢美国的电脑、汽车、游戏机、大哥大，喜欢美国情调的迪斯科酒吧，喜欢吃美式快餐……如果那几位作者是要针对一种盲目崇美情绪，我倒觉得还有点意思，但倘若把渴望了解美国、向往去美国读书、喜欢美国货、美式作派的年轻人斥为不那么爱国或缺少民族文化感，我认为这也未免太偏激。说实话，我也是受了外电的影响才去买那本书看的，看了以后令我非常失望和遗憾。我甚至怀疑书中的观点是否是那几位作者真实情绪的表露，只是觉得他们好像对美国并不是很了解，缺乏一些最起码的历史常识，而且还用了许多令同胞觉着汗颜的粗话。很显然，作者在选题上是模仿日本前几年出的两本畅销书《敢说“不”的日本》和《日本可以说不》。众所周知，日本的背景与中国完全不一样。日本政府在二战中负有战争罪责，又是战败国，长期受到美国的监护和扶持，是美国的“领养子”，多少年来，一直得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仰承鼻息。但到后来日本经济强大了，羽翼丰满了，不对美国那么顺从了，敢说“不”——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转折。因此，《敢说“不”的日本》成了畅销的书，在全球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完全不一样。中国不是今天才可以对美国说“不”——早在50年以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在同美国“斗”！一直斗了几十年，从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再到意识形态，一直都在“斗”，岂止是说“不”？你模仿日本那两本书的选题有什么意思呢？再有，中美两国自从建立了外交关系，关系有所改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美国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输出国，年贸易额达数百亿美元，美商在中国的投资是外国在中国投资最大的份额；美国也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受益，美国人能买到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的服装、旅游鞋、玩具、烟花、日用品等，又能将大量的飞机、电脑、汽车、通讯设施等卖到中国，而且让他们的食品、饮料、影视产品等潮水般涌入中国。改善中美两国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近两年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也都希望关系能有所改善，闹僵了对谁都没好处。今天的中国政府推行的是一种务实的外交政策。虽然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也决不会闹到又要去搞冷战搞国际阶级斗争的份上。更不会激化到《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所说的要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人民圣战”的地步。民族感、爱国主义都是好东西，但你把它推向极端，未必就是好东西。民主是个好东西，“文革”中把它推向极端就成了可怕的东西。狭隘民族主义，搞国际阶级斗争的苦我们已吃了不少。现在已不是越“左”越革命的年代，也不是谁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调子高谁就最爱国最革命。人们已经厌恶了这一套。闭关锁国、一味排斥外来技术与文化，也是中国近代走向衰弱的原因之一。明、清两朝昏君下令禁海，意在防贼，但结果却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向海外拓展的进取精神，而且使自己的海岸无防，反倒使八国联军侵我海疆如入无人之境。清朝皇帝严令“寸板不得下海”，将沿海大船悉数毁之，还让沿海人民退后50里。皇帝老儿在紫禁城里如井底之蛙，把一个天朝上国搞得弱不禁风，还在那里夜郎自大。当洋人表示要向清将演示洋枪火炮时，清朝官僚居然不屑一顾：“洋枪洋炮有什么好看的，哪有我天朝上国的长茅大刀厉害！”待到洋枪洋炮打到家门口了，皇帝老儿这才屁滚尿流忙不迭地签署一个又一个可耻的卖国条约。“文革”动乱中国际阶级斗争的调门最高，国门也关得最紧，实行罐头政策，外面世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中国人还一无所知，经济濒临崩溃还在自我陶醉“莺歌燕舞”，自己肚子都吃不饱还要去拯救资本主义世界水深火热的受苦受难的人民！开了许多世界玩笑。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改革开放，打破了罐头政策，打开了国门，中国经济正在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再也不可能关上门再去搞国际阶级斗争了。人民也不会答应。当然，我不反对那几位作者发表自己的观点。言论自由嘛！各种意见都能发表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只是觉得外人没有必要借题发挥，把它上纲上线说成是代表一代人的情绪云云。我也是个新闻记者，我对西方同行中的一些人这种借题发挥随意想象的“技巧”深不以为然。顺便说一下，目前中国国内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偏激及粗鲁的文风。这些批评都是很有见地的。有批评是好事。 总之，我的看法是：中国越是开放，外国就越遏制不了中国。西方国家的商人来中国做生意、投资的多了，他们自然就会给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同中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以保证其商业利益不受损害。 羊慧明：你在前面谈到，由于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指导美国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办法与手段日益成熟。我感兴趣的是：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政府是如何调节自由市场经济的呢？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我想研究这些问题或许对中国有用。我在采访美国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时曾经向他们提出过这个问题，结果他们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竞争就是最好的调节，最好的管理。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包括制定法律，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保护公平自由竞争。能够保护公平自由竞争的管理，就是最好的管理，最好的调节。 宋晓江：这个观点非常有道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强调“无为而治”，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自由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来是靠信息来调节的，而政府始终与市场隔了一层，对市场的感受只有企业、商人最敏感，他们有权根据市场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政府不适合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也没法管得太多，管多了也管不好。竞争就是最好的调节，最好的管理，这是有非常丰富的实际内容的颇有哲理的名言。比如，经济生活中的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行为，要靠政府去管——靠行政手段去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只制定相关的法规，维护法规一靠执法二靠社会监督尤其是行业监督。由于有了竞争，同行业某些人搞不正当竞争假冒欺诈，就会损害同行业其它成员的利益，他们就会起来控告，群起而攻之，从这个意义上讲，竞争本身也是一种监督。还有经济的总体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竞争来调节的。商人竞争要考虑投资风险，上项目之前就得要了解同行业的情形，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和市场情况，尽可能做到知彼知己，这就有了对信息的渴求，他们也就有了自觉防备盲目“撞车”的风险意识，从而避免盲目性的意识和手段。这有点像管交通，交通管理机构只能制定法规和提供各种交通信号，真正要避免“撞车”还得靠司机自己。如果市场预期供大于求商人就不会再去投资重复建设，而千方百计去干那些市场需要别人又没干出来的东西。这本身就是对经济的一种调节。另外，地区之间的大体平衡也是靠竞争来维系的。当然，有统一的联邦法来规范各州地间的竞争。美国各州、地有自定地方税率的权力，但也不能随心所欲无法无谱，你那个州把税率定得太高，企业就要迁到税低的州去注册，有的公司、工厂也要搬走，有的老百姓也要搬到税低的地方去生活，你这里就要萧条。你若把地方税率定得太低，你就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办好教育和建设好公共基础设施，同样会影响你这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因此，各州、地之间的竞争实际上也起了一个平衡制约的作用。各州、地的税率、政策也不是悬殊得太离谱。竞争就是最好的调节，最好的管理，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马平：诚然如此，但政府在调控、管理经济方面仍然是有所作为的，其作用也不可低估。 宋晓江：是的。政府有管理调节经济的职能，但这主要是宏观方面的。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不像中国那样要调节到某一个具体的行业，甚至直接去管理企业，审批企业的每一笔贷款项目，而只是构建竞争秩序，维护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句话，美国政府一般只制定竞争规则，并不当裁判。美国立法机构制定了浩若烟海的法律来规范经济活动，几乎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你想搞行业垄断获取超额利润，对不起，有反垄断法制约你；你想搞杀价倾销，不正当竞争，有《反倾销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制约你，甚至小到连锁店，都有专门的法规来管。 羊慧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越来越听命于市场，根据市场的需要来采取一些调节措施。政府手中有两大法宝，用以调控经济，那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过热时财政增税节支，经济衰退时则减税或者扩大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增加需求以拉动经济。货币政策由联邦储备银行掌握制定。经济发展过快通胀加剧时，联储就紧缩货币，提高准备金率和贴现率，需要启动经济时则降低准备金率和贴现率，同时使用“公开市场业务”：当社会上货币量过多时，联储就抛售国债，换回市场上流通的现金。相反，当资金紧张时，联储便抛出现金购买商业银行、公司或个人手中的国债。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经济不仅起调整作用，还有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 （我在采访前四川省省长肖秧先生时，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讲宏观调控，不能只讲控制的一面，还有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应强调。我们是为了稳定持续发展而采取一些调控措施。调节本身就包含着支撑的作用。） 宋晓江：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全球货币市场每天成交额约一万亿美元。1994年6月，以美联储为首的世界17家最大的银行为支持美元对货币市场进行干预，他们向市场注入了50多亿美元，但对美元汇率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纽约时报》对此是这样形容的：这些银行就像动物园中的饲养员一样，为了使饥肠辘辘的大猩猩安静下来，用葡萄干给它当午餐——无济于事。《纽约时报》在报道此事时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标题：“金钱发话，政府听令”。也就像亚当·斯密所预言的：全球金融市场和政府间的力量平衡偏向市场一边。与他们试图施加影响的资本货币与债券市场中的巨额财产相比，这些政府所拥有的一切有时看起来就像葡萄干。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一般说来，政府对让市场牵着鼻子走的制度没有异议，因为实践证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崩溃。” 马平：那么，政府如何来防止竞争的盲目性呢？ 宋晓江：美国专家认为，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确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引发大的经济危机。后来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包括信息预警。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许多公司从经济危机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变得更成熟了。他们更加注重市场信息的搜集分析和预测，加上计算机革命带来的信息手段的现代化和市场预测科学的发展，大多数公司能够有意识避免“撞车”现象，转而注重开发一些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高新技术产品，淘汰落后的技术产品，在竞争中自然而然调节了经济结构。 当然，即便是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竞争的盲目性，总会有一些公司因不能适应竞争而倒闭。美国每年都有几十万家公司破产，又有几十上百万家新公司诞生。这种经济的新陈代谢是很正常的。市场淘汰机制也在自发地起着调节作用。 为了保护公平自由竞争，美国还制定了法规，防止官员与私人企业合伙，造成不公平竞争。如果一个商业部的官员离任后到一个与他原来的职务相关的业务公司去，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会带去一些有用的信息。现在克林顿政府规定，经济要害部门的官员在离任五年内不得到相关的私人公司任职。 羊慧明：竞争就是最好的调节，最好的管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管理、调节经济的职能和作用。事实上，美国经济也经历了一个从放任到约束的过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宋晓江：是的，在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种种严重的问题：盲目竞争，供需失衡，生产过剩，出现周期性的严重经济危机；商业欺诈层出不穷，资本家任意剥削工人，劳资关系紧张……也正是基于对早期资本主义种种矛盾和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由于自身不能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难以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矛盾，最终将不可救药。应该说，马恩诊断出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毛病，但所下的断言还有待历史检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恩的学说也帮了资本主义的忙——那些警世之言仿佛“X”光照出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病灶，使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这种危险，也开始了自我调节与变革。资本主义也在改革，比如保护劳工利益改善劳资关系，增加社会福利解决社会危机，克服盲目竞争，规范竞争秩序等。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等，也为资本主义经济开了许多对“症”的“药方”。在日益深入的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调节市场经济的办法与手段也日益成熟，减少和避免了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仍然保持了稳定发展与繁荣，这同国家的调节作用也不无关系。 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受困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从1929年开始的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持续多年，导致经济大萧条，生产过剩，资本家把大批谷物、牛奶倒进海里，而另一边又是大批工人失业，生活困难，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恐慌。一些国家、政府束手无策。 当此之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梅纳德·凯恩斯把准了经济危机的“脉”。他认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与萧条。他主张政府要全面调节经济生活，主张管理通货以稳定经济。 凯恩斯的理论在当时被奉为圭臬。当时在美国的情势最能印证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生产制造能力大于人们的现实消费需求，也就是人们所拥有的货币和消费方式滞后于生产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如果以限制生产来解决经济危机问题，无疑是对生产力的浪费，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合理。那么，能不能从扩展消费渠道这个角度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呢？ 凯恩斯想出了许多好办法，主张扩大公共服务业，扩大消费领域，也就是要减少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的比例，发展公共服务业。这一方面有利于消化失业，同时又增加了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对象和消费能力，扩大了市场需求。同时，政府还可以增加对公共基础建设的投资来拉动经济，政府可以发债券，筹措的资金用于修公路等基础设施。他认为一定的赤字不可怕。赤字是政府欠老百姓的钱，国家也是老百姓的，债权人与债务人是一回事，等于自己欠自己的钱，可以一代一代“挂”下去。 罗斯福的“新政”采纳了凯恩斯的一些主张。美国政府开始全面调节、干预经济，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对经济活动进行约束。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对金融证券业进行管理。新政结束了自由放行的资本主义时代，标志着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 同时，罗斯福政府根据凯恩斯的建议，采取政府主动增加赤字，增加对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投资，大力修建高速公路和电站，由此拉动了市场需求，刺激、带动了经济的复苏。因为这些大规模的公共基础建设的投资，40％会转化为消费基金，带动一大片产业，同时又为日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基础条件。 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也想方设法刺激消费。福特汽车公司早年曾经率先推出“T”型车，不断降低成本和售价，最便宜的每辆车只要几百美元，普通工人也买得起。此举加快了汽车进入家庭成为大众消费品的步伐，使汽车工业迅速崛起成为本世纪人类制造业中最大的产业。 借钱消费的浪潮也在美国兴起，这种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扩大了人们现有的消费能力，扩大了市场需求，同时这种以消费导向的经济模式也有助于克服盲目竞争等问题，因为厂家可以根据订单来生产。 羊慧明：似乎可以这样说，本世纪相当长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在同“过剩”作斗争。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是“短缺”经济，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资本主义国家迎然不同。资本主义世界在二战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未发生大的严重经济危机，不能说没有凯恩斯理论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今天仍然在想办法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推行了经济改革，经济快速发展，正在告别短缺经济，也开始出现了过剩的问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思路不及时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转变过来，正视过剩问题，想办法扩大有效需求，那么，同样也会出现经济危机。 宋晓江：是的。 羊慧明：美国人之间发生了纠纷，很少大吵大闹，而常常会丢给对方一句话：“法庭见#便各自走人。可见，法律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分量。” 宋晓江：美国是一个法律体系很庞杂的社会，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主要是靠法律来维系的。 在美国，政府只制定竞争现则，却并不事事充当“裁判”的角色。充当“裁判”的是法律，是法官和陪审团。 马平：他们把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职责分得很清楚。法规与游戏规则要一致。只有法律才是社会认同的共同准则。“主裁判”只能有一个，就是法律机构。政府不当“裁判”，就是要防止有弹性的人为因素对竞争规则的曲解和破坏，防止行业部门和官员滥用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几大权力部门之间互相制约。 羊慧明：法律机构也是由人组成由人去履行司法权力的，同样不可能绝对排除人为因素。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谁能监督制约司法机构？也就是谁能制约“裁判”？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难免发生执法不公，“裁判”破坏游戏规则的情况。有些国家和地区为了制约权力机构，建立了一些监督机构。但监督机构未必就能监督制约“裁判”，我们已经不幸地看到，有些监督机构本身也很腐化，有的甚至多设一个监督机构，就是一个敲竹杠的机构。 马平：的确是有个如何监督制约“裁判”的问题。之所以要法律机构来作“裁判”，是因为法律条文本身是任何人不能随意更改的；执法程序是严密、规范与公开的；再加上陪审团及公众舆论对执法过程的监督，人为曲解或破坏法律规定的现象就不那么容易发生。也就是说，“裁判”是受到严密制约的。“裁判”不公破坏竞争规则的现象是受到严密控制的。如果法官裁决不公，有陪审团制约，陪审团可以推翻法庭的判决；如果法官、陪审团的判决不公，就会受到公众舆论的抨击，还有上诉法院的制约，同时法官、陪审团成员也受相关法规的制约。如果某些法官充当了不公正的“裁判”，不仅会受到舆论抨击，而且会因受到公众的投诉而影响其执法生涯，被投诉多的法官就可能丢掉饭碗，违法者还要受法律制裁。这些制约因素保证了执法的公正性。只有执法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基本的游戏规则。政府部门之所以不能当“裁判”，是因为行政程序远不如法律程序那样严密、规范、公开和受到严密的制约。如果由行政部门、官员来充当“裁判”，就容易发生各自为政，随意行事，滥用职权、处事不公、破坏竞争规则和腐败现象也容易滋生，社会正常的竞争秩序就难以建立。而且，由于政府部门太多，如果由政府来当“裁判”，还会出现政出多门，规则不一致，甚至相互打架的情况，也就没有办法维护统一的游戏规则。 羊慧明：我理解你的看法。简而言之，靠政府的监督机构是监督不了“裁判”的。法律从根本上说是靠公众来维护的，也就是说游戏规则只有靠公众的力量才能维护。比如，在商业领域，如果某些人搞不正当竞争，就会威胁到其他人的商业利益，其他人就会群起攻之，诉诸法律；如果法庭的裁决不公正，当事人会上诉或诉诸舆论，执法者不能不顾及公众的压力。事实上，只有公众才能维护公平。 宋晓江：中国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和完善游戏规则亦至关重要。 羊慧明：是的，我们已经很欣慰地看到中国人大已加快了经济立法的进程，中国正处在以行政手段管经济到依靠法制管经济的过渡时期。当然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垄断、竞争不公、钱权交易、腐败现象等还客观存在。在认识这些问题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个人云亦云的说法，即腐败问题是改革开放后，受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难免出现的问题。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腐败等问题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几千年以来一直就有，封建王朝哪一朝不腐败？那时资产阶级还没诞生呢？“文革”中搞罐头政策，没有一点开放，仍然有腐败，“革命委员会”里搞腐败的也大有人在。至于说腐败、竞争不公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副产物，我更难同意这种看法。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孕育特权和腐败，真正按市场原则办事才能从经济制度的根本上抑制腐败。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政府不当“裁判”，不需要事事管着企业，企业只要依法经营，就不需要事事求权力通关系，也就没有必要事事烧香进贡，钱权交易的机会反而少。相反，在政府充当“裁判”，权力铺天盖地的社会，权力管着企业、商人的方方面面，企业、商人的命脉卡在权力手里，要办事就只有求权力，通关系，进贡行贿也就司空见惯。审批制最有利于搞权钱交易。审批制经济人为因素很大，又没有硬性统一的规则，贷款额度、进出口配额、政府合同想批给谁就批给谁，官员完全可以根据对方行贿的多寡来作决定。而企业、商人为了争得贷款、配额和政府的工程，也乐得吃小亏占大便宜，通过行贿收买权力获得竞争优势。向权力“投资”回报最丰。中国查出的大腐败往往都是握有计划大权者，拥有计划大权的部门腐败大案也多。王宝森、阎建宏等都是控制计划大权部门的要员。这些恰恰说明腐败并非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而是市场经济改革还不深人，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管市场经济，留下了许多便于权钱交易的空间，计划经济的残余势力乘机作乱。假如真正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政府不直接管企业，企业的命脉不是系于政府的计划，钱权交易的机会也就会少得多。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最终会对腐败釜底抽薪。 宋晓江：我在美国看到报道，王宝森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挥笔就可以给自己的情妇、亲戚批给几千万美元、几亿人民币的贷款，比银行行长的权力还大。没有哪个市场经济国家是这样干的。 羊慧明：许多外国来客总以为美国是由大企业组成的国家。美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司。一个通用电器公司的总资产就超过了2500亿美元。总资产在上千亿美元以上的也有几十家。而与此同时美国也拥有多如牛毛的小公司。有统计称，美国的小型企业就有上千万家。美国总人口约2.5亿，差不多平均十余人就有一家公司。美国政府还成立了小型企业局，专门对小型企业给予帮助和扶持。 美国的经济法规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保护弱小。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为小储户的存款保险，银行倒闭，首先偿付那些存款额低于10万美元以下的储户。在证券市场上，法规也着重强调保护散户，保护中小投资者。 宋晓江：保护弱小，保护穷人，这也是美国经济法规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道理很简单，美国社会贫富悬殊本来就很大，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至今还有2000多万穷人。穷人更难承受经济损失的风险的打击，因此他们的金融、证券法规中特别注重对小储户、散户、小投资者的保护。富人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相对强一些，而穷人和不富有的人遭受经济损失后生存就会有问题，就会给社会带来麻烦甚至动荡。保护弱小的政策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至关重要的举措。尤其是在美国的证券、期货市场上，保护散户、小投资者是一条核心原则。因为散户、小投资者不能操纵市场，自我保护能力弱，证券市场上如果有内幕交易或其它非正常的交易，受损害的往往是那些散户——小投资者。因此，法规不允许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如果市场上某家公司的股票突然发生异动，波动很大，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就要查，是哪些机构在哄抬或狂抛？有没有什么内线消息在未正式公布前就走露出去？是谁把内线消息走露出去的？等等，都要查个水落石出。对违规的券商机构的处罚也相当严。美国的股票市场近十年来一直比较稳定，几乎没有出现大的内线交易的丑闻。 马平：中国证监会的官员不久前也谈到，证监会对券商的稽查、监管和制定法规，也要特别注意保护散户和小投资者。中国的证券市场刚刚在发育，先天不足的问题不少，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迹象非常明显。比如1996年5月1日第一次降息前，市场上早就有人先得到了消息，借机造市猛抬，待消息一公布，散户去追高，大户则趁此“胜利大逃亡”，套住不少散户。8月22日第二次降息前几天，有市场主力又预先得到消息，金融股突然暴涨，主力机构又导演了第二次“胜利大逃亡”，消息公布前就拉高出货，消息一公布市场马上暴跌。要是在纽约证交所出现这样的情况，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一定要一查到底的。他们要查也很简单，通过电脑马上可以查出哪几家机构在操纵市场，他们必须交待造市的原因，是谁给他们提供了内线消息。不仅券商要受处罚，透露消息的人也要受重处。还有，一些证券报刊上的股评也极不规范，误导市场。甚至有的传媒、股评者与券商勾结合伙，以消息来造市，他们需要吸筹便大言利空，使股市狂跌；他们需要出货时又大言利多，让其他投资者追高，他们则乘机出货。这些问题已经对市场的发育造成不利影响。中国证监会也已注意到这一点。 宋晓江：美国在经济生活中保护弱小，还体现在对小企业的保护与扶持上，他们认为小企业的兴旺发展对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繁荣、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弥补，唇齿相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小企业往往是大企业的产品市场，比如机电、加工机械等，多是卖给中小企业。小企业欣欣向荣，大企业的产品也有销路；反之，把中小企业搞死了，大企业也跟着受害。我研究过中国的乡镇企业，前几年治理整顿中一度对乡镇企业、私有企业实行紧缩政策，结果是小的萎缩了，国有大企业也遭了殃，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不买大企业的机电产品和原材料了，大企业马上面临市场疲软。 羊慧明：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说过，健全的经济结构就像由大大小小的树木所组成的森林。只有参天大树称不上健全的森林，还得要有灌木和杂草，互相依存，这也可以说是经济生态学。只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并存才是健全的产业结构。中小企业不发达是一个有缺陷的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具有缓和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的功能。在大企业不景气，出现大批失业时，中小企业可以帮助消化，就可以减少失业者流浪闹事，相反，像韩国过去一味扶持大的财团搞财阀经济，一有风浪，社会就难以承受其震荡，工潮、学潮不断。 由此，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的乡村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正是这些经济成份的崛起，解决了上亿人的就业，解决了政府难以解决的难题，中国社会的稳定，这些经济成份功不可没。过去，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有人就对非国有经济说三道四，横加指责，甚至要动刀斧。直到今天，还有人对这些非国有经济看不顺眼，说它们毕竟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一致，它们是按资分配，有背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它们有剥削的性质。甚至还有人认为国营企业搞不好也主要是这些经济成份在“挖墙脚”，收入分配不公动摇了国营企业的“军心”。对此，中国前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刘敏学坦言：我们不能笼统地把非国有经济这一块都视为“私有制”，乡村集体企业实际上也是小范围内的公有制，股份制企业也不是私有制，即使是干私有的个体户，他们都是劳动人民，靠基本谋生手段过活，也是我们要依靠的对象。怎么能把他们也划到公有制的对立面去，推到统战对象一边去呢？我们到泰国去访问，了解到曼谷各大街小巷开店摆摊的个体商贩，政府一分钱的税都不收他们的，因为他们是靠基本谋生手段过活，值得同情、扶持。 宋晓江：美国的小型企业局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帮助新办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通常给一个新办小公司的贷款额在70万美元以内，小型企业局还通过自身的影响，帮助小企业获得低息贷款，通常年息不超过8％。担保中有一部分钱收不回来，就由政府负责，由小型企业局的基金解决。如果一些地区遭受了天灾人祸，他们更要去帮助那里的小企业，帮助他们得到年息4％的优惠贷款。 同时，小型企业局还为中小企业免费提供信息咨询。仅1992年一年，小型企业局的工作人员就为29.6万人提供了帮助。他们还组织讲课，帮助小企业培训人才，提供建议，帮助经营不好的小企业改善营销计划。 另外，小型企业局还向国会游说，为小企业的利益奔走呼喊，要求总统和国会制定保护小企业发展的法规和政策，包括帮助小企业获得政府项目的合同。 小企业发展了，大企业也兴旺。而且小企业也可能很快长大。比如，世界知名的“耐克”和“苹果”公司，最初都是小型企业局帮助他们贷款，扶持他们长大的。“苹果”起步时只有两个大学生，没有足够的资金，小型企业局扶他们上路，使之成为一代巨子。 联邦小企业局的一份报告说，97％的美国企业都是小企业，总数超过1000万，此外还有300万户农民。美国对小企业的税率也要优惠得多。法律规定独资经营者的税率低于公司税率。 羊慧明：美国政府调控经济的天平上有两个砝码：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降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就成了政府的主要责任和目标。在多数情况下，这个天平又倾向于充分就业一边。也就是说，政府通常是把充分就业放在首位。而要保证充分就业，就得保持经济的增长，但又不至于引发高通货膨胀。对政府来说，这就如同走钢丝，得把握好平衡。 宋晓江：是这样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美国社会公认的目标。因为这两者与大众的生活状况紧密相关，它们甚至关系到社会底层的不富裕的人的生存。一个社会要稳定，就必须考虑这两个因素。如果大批人失业，生活没有着落，社会就要承受动荡的代价；失业者没有收入来消费，经济就会更加萧条。高通货膨胀对低收入者来说是雪上加霜。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别的国家、地区，都不能不把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作为最基本的政府目标。这两个因素有时似乎又是一对矛盾：要保证充分就业，就得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但过快的经济增长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让通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就成为最理想的经济发展状态。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就要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失业增加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可以降低税率、利率，通过增加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启动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在经济发展过快通胀率过高时，则要增税节支，提高利率，抑制需求。 马平：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政府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有两大作用：首先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让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这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其次是控制的作用，即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防止高通货膨胀。两者的目标都是一样的：让人民过上稳定幸福的生活。凋控本身不是目的。只讲调控不讲支撑是本末倒置。 宋晓江：可以这样认为。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的。正如邓小平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马平：90年代以后美国的通胀率已连续4年控制在3％以内，是30年来情况最好的。我想知道美国政府在控制通胀方面是否有什么新的举措。 宋晓江：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与美联储配合得不错。1992年以来，通胀率降到3％以下，经济增长加快，如此引人注目的成果，既有政策因素，又有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客观原因。 政策方面，在国内外普遍要求减少财政赤字的压力下，联邦政府已不再可能通过扩大开支的方式来刺激经济，货币政策成为美国对经济调控的唯一杠杆。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在这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一是改变经济调控手段。70年代以后，美联储基本上是按照“货币学派”的主张，把确定货币供应量作为对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然而，1993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放弃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减来凋控经济的货币政策，今后将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他说，由于美国人投资方式的改变，美国人已将1.8亿美元存人各种“互助基金”，社会上大量流动的资金很难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之内，从而使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完全被打破。如果仍以货币供应量来作为判断、指导经济增长的准则，就会出现失误。 二是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取代前几年的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也就是使利率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抑制作用也不起刺激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续增长。 三是调整利率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防患于未然，防通胀于未萌。官方编制的消费物价指数只能反映过去的情况，而不能反映未来的情况。通货膨胀一旦从消费物价指数反映出来，就要采取大幅度提高利率的措施才能压下去，这就可能引起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格林斯潘认为，由于利率对经济影响的“滞后性”，所以货币政策必须有“预见性”，以防止经济衰退。 因此，建立预防通胀的晴雨表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要随时能发现早期预警信号。黄金价格、农产品和矿产品价格指数的变动，可能是一种预测通胀的好指示器。此外，期权之类的金融工具，提供了避免未来通货膨胀的更为先进的办法。 为此，需要增加政策的透明度。1994年美联储每次提高利率都是在作出决定的当天即予公布的，不能让外界通过各种迹象来想象、猜测当局的货币政策动向，以免误导市场。 羊慧明：建立了信息预警系统，才能避免“车到路边才打方向盘”的险情。 宋晓江：此外，美国政府对农业大力扶持，每年为农民补贴3000亿美元，以保障农民的利益。农产品充足乃至过剩，基本生活品价格稳定。 美国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国内某些产品预期不足，马上会有大量的进口来填补，这就能够防止某些物品供应不足而价格陡涨。到美国超级市场上去看看就知道，世界各地的优质产品都在这里集中，应有尽有。 马平：你对中国调控经济的一些举措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宋晓江：我注意到，中国经济管理层已开始从过去的类似开关“闸门”的调控办法，转向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比如1996年两次降低利率，以及银行信贷政策的调整等，都表明中国管理层调控经济的手段日趋成熟，不像以往要到了问题严重了才猛地去“开闸”或“关闸”。1996年中国在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把通胀率降低到7％左右，这表明政府在调控经济方面的成效是显著的。 我还注意到，中国管理层近年来对降低通货膨胀强调得特别多，这个砝码压得很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大多数人收入还很低，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对通胀的承受能力很低，高通胀会威胁到相当多的人的生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当局害怕出现高通胀的心理自然比较重。 我认为，中国在将通胀控制在一定幅度时，更应加重另一个砝码的分量，那就是考虑充分就业。中国公布的失业率目前并不高，好像在5％以内。但我不知道其统计的客观性如何。中国人口压力大，将来的就业问题会日益突出，隐性失业的数量庞大。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个问题还不是很突出，是因为那时许多事情没人去干，市场空白点很多，加上许多东西短缺，生产什么都好卖，随便干于个体摆个摊开个店也能赚大钱，正因为如此，私营小集体企业消化了近一亿人的就业。可到了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空白点越来越少，许多个体户、私营企业不赚钱还亏损，本身还有些人失业，对就业的消化能力减弱，而国有企业又有大量隐性失业，加上农村的一亿多剩余劳动力在往城镇涌。因此，失业大军的问题，将可能是中国即将面临的首要问题，甚至比通胀还可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创造就业机会将是当务之急，而且现在就得防患于未然。如果到问题已经严重了再去抱佛脚，那就为时太晚了。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能得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的代价。但我认为目前不应将预防通胀放在首位，而应将充分就业放在首位。中国出现较高通胀的隐患还在，但已不是那么可怕。首先，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许多商品供过于求，这是不大可能出现剧烈通胀的基础。只有在商品奇缺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剧烈的通胀，如前苏联改革之初，物价成倍地涨，因为商品短缺。后来商品丰富了，通胀势头自然就降低了下来。应该从短缺经济的情结中转变过来，正视一下过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发展，扩大有效需求，保证充分就业，应该成为最重的砝码。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羊慧明：正如经济学家所言，经济就像一架机器，运转的快慢取决于操纵它的人。凯恩斯最早提出，政府负有特别的责任，通过补充投资来积极影响经济的发展。他认为政府的开支是实现发展和稳定经济这双重目标的主要手段。实行一种审慎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或减少税收以增加国债，便可在极大程度上避免萧条。但凯恩斯还有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论点：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的盈余应用来清偿债务。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凯恩斯说：各国“应该靠花钱来恢复繁荣”。他认为应该给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使穷困的人有钱花。 羊慧明：西方经济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在西方经济思想中，保护公平自由竞争是至关重要的。竞争，才能推进生产技术的进步；竞争，才能丰富供给，平抑物价，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为了保护公平自由竞争，就要反对垄断。这也是美国政府管理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宋晓江：早期的经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设计一种理想的自由竞争模式，使生产与消费者趋于小型化，目的在于小规模、大数量的结构能够避免某一个特定的厂家或个人对市场供求及市场价格产生权威性影响。这种模式有利于社会资源合理分布，企业赚取合理利润，消费者和个人也因竞争带来的最低价格而获利。但这个自由竞争模式是一种纯粹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环境中，许多行业都是由少数大企业主导，要进入某个行业也非易事。 垄断，可以控制供求，囤积居奇，制造短缺，抬高价格，牟取暴利；垄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没有竞争，不需要信誉，往往导致服务水平低劣；垄断，不利于平等竞争，也阻碍创新和进步。因此，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法规，反对垄断。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迅速形成托拉斯的时期。小公司合并成大公司。大公司在不受管制的情况下互相达成协议，限制供应量并抬高价格。他们往往通过减价和不惜亏本来排挤与之竞争的小公司，直到他们破产，然后，胜利者就可把对方资产接管过来，并提高价格。 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垄断贸易或联合起来阴谋限制贸易均为非法。20世纪初，最高法院阻止了主要由摩根和哈里曼两人所有的两条大铁路的合并。后来，法院又下令标准石油公司分裂为几个小公司。1914年“克莱顿法”和1936年“鲁宾逊一帕特曼法”更加完善和细化了有关规则。主要内容包括：防止企业变成垄断性企业，以保护平等自由竞争；解散已形成的垄断性集团；禁止价格上采取联合行动；禁止独家交易或搭售商品。 30多年前，美国的电信业主要是政府管理的专利事业，为AT＆T所垄断。长途通信的费率不断上涨，一般美国消费者越来越打不起长途电话。后来，MCI向AT＆T发起挑战，控告AT＆T违反反垄断法，打了十余年的官司。1984年1月，最高法院裁定强行分解AT＆T，AT＆T被迫成为MCI和众多竞争者中的一员。竞争使电话服务质量不断提高。电话服务费也大幅度下降。AT＆T和MCI竞相推出各种优惠服务计划，在特别廉价的长话费率上，提供进一步的省钱优惠。为满足不同语种族裔的通话的需要，AT＆T和MCI开展多种语种服务，其中包括华语和粤语。MCI和AT＆T不时在华文报纸上登出整版广告，竞相降低长话价格。比如在美国打中国的国际长话，夜间和假日最优惠的价格每分钟AT＆T48美分，MCI就来个47美分。仅为在中国打美国长话费价格的1／5。竞争使消费者得到了实惠。 在美国，要装部电话非常简单。消费者可以选定一家价格最低的电话公司，打个电话告诉自己的姓名、地址和要求开通的时间，即可按时装上电话。安装费只需要在月底收到当月的电话费单子时一并将支票寄去即可。安装费非常低廉，根据不同地区只要十几美元到几十美元不等。为了拉客户，AT＆T和MCI还竞相给顾客奖励现金。顾客常常会收到这样的电话或信函：如果你转到我们公司，本公司马上给你寄来100美元。 AT＆T十多年前被肢解并未使它的辉煌走向终极，它在竞争中重获新生。当时22个子公司脱离母公司，重组7个地区控股公司，留给AT＆T的只有贝尔实验室和近5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新总裁艾伦采取一系列重大策略，利用近五万名科学家的无与伦比的实力，将新科技迅速转化为产品，如用光纤代替铜线，开发兼容的计算机系统取代不兼容的系统，开发数字计算和无线通讯等。在经营战略上，建立全球商业通讯网络，开办多语种服务和信用卡。十余年来AT＆T像章鱼一样迅速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1993年AT＆T营业额达672亿美元，纯盈利42.6亿美元，仍是美国电信业的老大。在近几年中，AT＆T不惜以75亿买下NCR电脑公司，1993年又斥资126亿美元，购进美国最大的蜂窝电话公司——麦考移动通讯公司。一个最大的电信公司，一个第五大电脑公司，一个最大的无线通讯公司，代表世界电汛、通讯、电脑科技之先的三巨头合并联手，令世界瞩目。当年的分解也许是使AT＆T因祸得福。如果没有那番阵痛，说不定它还不会很快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美国企业界的“B——52轰炸机”。 马平：电信、邮政等行业，过去在许多国家都被看成是事关国家中枢的特殊行业，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它们被视为关系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行业，因此一定要政府来控制，由国家来经营，不容外人插手，不让竞争者介入。但近十几年，这种垄断也正被打破。美国除了电信业早就开始了竞争，邮政业也有了竞争。出现了私人快递公司，邮政服务质量提高。比如，美国国内快件在22小时之内送达，几乎成了法定的标准。 你肯定能准时收到，这也是竞争带来的好处。 宋晓江：过去在两大阵营对垒，通信又比较落后的时候，通信业常常被看成战略神经中枢。后来冷战结束，加上通信技术的进步，各国各地区间的通信联网日益发展，一些比较务实的国家觉得国家对这些行业的垄断控制已无必要。毕竟人们的着眼点已不是打仗而是发展，电信、邮政业要发展就要打破垄断。许多国家都已经允许民营公司参与电信业的竞争，促进了电信业的发展。日本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日本的电信业过去也是国家垄断，服务费昂贵，低收入的日本人打不起电话，服务又差。后来，日本电信业改为民营，有了竞争，电信服务质量很快提高，通讯服务费下降了2／3，电信公司还组织30万员工走访4000万用户，改善服务。 我还注意到，中国对管制最严的电信业也开始引入竞争，比如成立中国联通公司。 羊慧明：在中国，你只要留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哪些地方还在排长队，服务又不好，那一定是还没放开的垄断行业。有些地方现在装电话还要排长队，走后门。甚至连修理电话故障也要托人走后门。最典型的是大哥大电话，前几年一个得二三万元人民币，还要走后门，服务费也格外昂贵，因而只有少数富人玩得起，成为“大款”炫耀于市的象征。而这种电话，在美国通常是跑外勤的推销员、秘书、记者、应召女郎等户外工作者用的，价格非常便宜，现在有的商店已不要钱，白送你一个电话，只需要交每月29美元入网服务费即可，这中间还包括你打10分钟长途电话的费用。相比之下，中国玩大哥大的费用是美国的若干倍！如此惊人的暴利，谁得了？当然是电信公司及与电信公司官员有关系的某些公司得了。消费者吃了亏，国家也没得多少好处。只此一家，消费者只能求他们。BP机市场，由于放开了，有了竞争，价格一降再降，服务也好了，这说明什么？不是不可以放开，放开了只有好处。 邮政也是如此。邮费涨了，邮件走得越来越慢，有时同一个城市里寄封信也要几天对方才能收到。甭说别的，连个信封都要垄断起来。说是要按一定标准。有标准你可以公布，人家照着生产不就得了，为何得由你来指定什么厂独家生产？ 邮电、银行等，是中国公有制的“嫡系”，“血统”最“正宗”，但没了杂交和竞争优势，自身机制也得不到转换。目前中国服务最差的地方，恰恰就是那些改革没有触动的“嫡亲”，尽管消费者怨声载道，但人们还不得不求它。 反垄断，这也将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话题。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管理当局已经有了一些举措，竞争机制正在引入电信、金融等行业。 宋晓江：我想这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必须要走的一步。 羊慧明：中国人习惯攒钱购物、攒钱养老，美国人却风行借钱消费。有人说美国这种消费方式是寅吃卯粮吹“气泡”，可也有人认为，美国经济的发达，恰恰得益于这种消费潮流：借钱消费，扩大了社会的消费能力，制造了庞大的市场需要，刺激了工业、服务业的发展；这种以消费导向型的经济，有助于保持市场的繁荣与稳定；提前享受，美国人为此要背负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债务，一天停止奋斗就有生存危机，这也恰恰是美国人拼命工作的动力。 宋晓江：去过美国的中国人，不免要为许多普通的美国人所拥有的汽车、花园洋房、游艇、房车、飞机等优越的生活设施羡叹不已，可深入了解一下就会知道，他们中大部分人享有这些是靠借债，在他们还未还清银行的贷款之前，这一切并不真正属于他们，一旦丧失还贷能力，银行就会收回拍卖。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已经习惯厂这种生活，包括一些富人，也多是借钱消费。推销商通过分期付款来扩大销售。大到房子、飞机、游艇、汽车，小到一件工具，都可以分期付款或租赁。一辆新款林肯轿车， 售价4万美元，你只要出示信用卡，第一次付几千美元，就可把车开走，往后每月分期支付。一台70英时的大屏幕彩电，售价5000美元，你只要给商家打个电话，服务人员会马上给你送到家里，而你第一次只需要付299美元。 美国人的这种消费方式，有人归因于享乐主义。其实，这种消费现象的兴起，终归有其经济和社会的成因。美国青年人中有一句名言：“我们并不是天生就会花钱的人，我们的祖辈也是很节俭的，他们把一张包黄油用过的纸、一根草绳都存起来备用。而今天，我们有了保险，还存钱干吗？”不错，借钱消费与社会保险确实有某种关联。过去，老百姓存钱是为养老抚幼，应付不测之需。而完备的社会保险和保障体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存钱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才强化了人们的享乐思潮，加上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一步，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迫使生产商和推销商想方设法刺激消费，引诱人们扩大消费，而较健全的市场秩序和信用制度又为此提供了可操作性，借钱消费浪潮的兴起也就顺理成章了。 羊慧明：借钱消费，扩大了人们现有的消费能力，制造了庞大的市场需求，这对缓解生产过剩，刺激经济的发展，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正是这种消费主义，帮助美国走出了严重经济危机的阴影。 本世纪3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世界被周期性的严重经济危机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还刻骨铭心地记得资本家将大量过剩的谷物、牛奶倒进海里，把大批肉牛杀死埋掉的人间奇闻。 那一次经济危机的核心是生产与消费的失衡，也就是人们的现实消费需求滞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生产过剩，出现市场危机，导致经济大萧条，制造商因产品卖不掉而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资本主义社会一片恐慌。 生产过剩，就意味着生产力的浪费。生产的产品只有在消费市场实现交换价值后才能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生产过剩，也是财富的浪费。如何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采取限制生产，只能暂时缓解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危机和生产力浪费的问题，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那么，能不能从扩大消费这个角度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呢？ 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给看来已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开了一剂“灵丹妙药”。他主张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业，扩大消费领域。非制造业队伍比例的扩大，制造业的产品就有了更大的消费市场。同时，政府增加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一方面可以带动其它消费，拉动整个市场的复苏，同时又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至于政府的赤字，可以挂在那儿，只要在正常范围内，只要经济发展了，赤字怕什么？ 与此同时，制造商、银行又联手推出按揭的方式，由银行为消费者提供贷款购买某些商品，这一发明有若干好处：一是扩大了消费者的现实消费能力，他（她）只有5万美元，但却可以买一幢20万美元的房于，日后按月分期还本息。人们不必等到攒够了钱才去买大件或住房，可以提前享受。二是极大地提高了资金利用率，社会资金只有成为消费资金进入市场，才能最有力地拉动经济，也就是厂家大量生产的产品有人买，生产才能发展。三是这种以消费导向型的经济，有庞大的消费作为依托，厂家可以按订单生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生产的盲目性。 纵观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扩大消费市场。从刺激本国消费市场到贸易输出，再到今天空前激烈的世界贸易战，各个国家、地区竞争的目标就是扩大本国产品在全球的消费市场。赤裸裸的以武力维护贸易利益的敌对方式已经被全球市场竞争所取代。 宋晓江：美国的借钱消费，主要限于购房、买汽车、高档电器、电脑等大件，刺激这些消费，也有利于产业的更新。房屋市场大了，可以带动许多基础产业项目，汽车、电器、电脑的需求增大，又推动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借钱消费，对银行也有好处。银行贷款给私人买房子、汽车的利息比较高，银行大量向私人放贷，资金有了买主，有利可图，而且，这种抵押贷款一般比较安全，银行风险甚小。 马平：美国社会如此大规模的借钱消费，银行哪有那么多钱贷给私人？根据中国的情况，居民储蓄是银行资金来源的大头，而美国人没有存那么多钱，却要借债花更多的钱，那么钱从何来？总得有人垫支这笔财富呀。 宋晓江：从表面上看，美国居民储蓄率只有4％左右，微不足道，但事实上，美国人投入的消费的钱，在他们每周（月）领取工资的时候就已根据分期付款的额度直接通过银行划到了商家、厂家的户头上，在银行、商家的户头上流转，企业、银行和各种基金的自有资金存款也在支撑着大规模的借钱消费，只不过这些钱直接在银行流动周转，也可以说这种销售方式提高了全社会的资金使用率和效用。 羊慧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济现象。中国的储蓄率达到40％左右，但资金使用效率相当低。我们的金融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居民的钱要多多存在银行，才能集中社会资金保证生产建设资金的需求；由政府和银行来控制资金流向和投资，可以防止经济过热和盲目投资造成的损失。1995年，中国居民储蓄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1996年居民储蓄接近4万亿元。但与此同时，一边是许多银行亏损，一边又是企业资金紧缺，效益下降。原因何在？银行搞争夺存款的储蓄大战，加上前几年提高利率，存款利率高了，资金成本高了，虽说贷款利率也水涨船高，但国家为了控制通胀等考虑，控制贷款盘子，存大于贷，加上还有不少明知有去无回也不得不贷的指令贷款，银行的烂帐、呆帐上万亿元，银行焉能不亏？由于资金成本高，大多数房地产商和非国有公司的贷款实际年利率都在2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30％，有多少生意有这么大的赚头？结果是许多企业、个体户赚的钱不够还贷款利息。做生意还不如坐吃利息，等于全社会都在放高利贷，倒霉的只能是企业。办企业、做生意赚钱难，投资欲望也就趋淡。1996年前几个月国营企业效益进一步大幅度下滑，一至八月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8.60，企业利率总额下降了85.44％，亏损面为45.6（见《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9月18日头版头条）。一半以上的银行机构亏损。 宋晓江：我注意到央行1996年五月和八月两次降低存贷款利率。这有助于减轻企业利息负担，刺激消费和投资，启动经济。当然，降低利率的效用要滞后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不可能马上立竿见影。 羊慧明：管理层为启动经济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两次降低利率，还适度增加了信贷的投放规模，调整房地产政策，努力增加出口等。但市场仍显疲态，企业产成品积压增多，愈加困难。也就是相当一部分增加的投入只是增大了库存。 宋晓江：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经济的启动回升要靠两种力量：拉力和推力。推力，就是增加信贷规模，给企业注入资金，使它们有能力增加生产。但这要受市场消费的制约。如果消费市场需求不能大幅度增加，你增加生产往往就只是增加库存而已。因此，经济的启动与发展最重要的是消费增长的拉力。这是最根本的动力。美国的借钱消费也就是增加了消费的拉力，增加政府投资，说到底也是为了拉动需求。 羊慧明：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重“推”的力量，对消费的“拉”的力量有所看淡。这也事出有因。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是短缺经济，商品供应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去刺激消费，很容易出现供不应求，价格暴涨。但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许多产品供过于求，真正供不应求的紧俏商品已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思路就应该从短缺经济转变过来，应该正视生产过剩的问题，正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马平：我同意你的看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会面临过剩问题，也有一个如何增加消费的拉力拉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中国已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在这样做了。今年早些时候建设部部长侯捷就大力主张住房按揭贷款的销售方式，以启动房地产业，带动经济。今年9月，中国建设银行又与一些汽车厂签署了提供接揭贷款销售汽车的协议。贷款给最终消费者，扩大消费需求，这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好办法。 羊慧明：对这个问题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过去由于害怕短缺和由此引起的高通贷膨胀，我们最忌讳刺激消费。反对高消费的声音至今仍在。记得1989年开全国人代会，我去采访，当时社会上正反对高消费，可有的人民代表说：得分清哪才是高消费，豪华进口轿车谁在坐？豪华别墅谁在住？不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勒紧裤带买个彩电冰箱那不叫高消费——他们不消费你市场还要疲软哩！后来果然不幸而言中，半年后就出现了市场疲软。1995年，我给一家报社写了一组文章，提出要解决目前企业普遍库存增加、销售不畅、效益下降的问题，也必须走贷款给最终消费者，启动消费市场，拉动经济的路子，结果文章连载了一半就被“枪毙”了，有人说你怎么能主张借钱消费？这符合中国国情吗？事过一年，借钱给消费者购房买汽车已经成为现实。中国变化之快，也由此可见。这是逼出来的。只要是对发展中国经济有用的办法，就会有人去学习，借鉴、实践。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发展的因素之一。 宋晓江：借钱消费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产生的压力机制，强化了敬业精神。借钱消费，银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银行借不借钱给你，得考察你个人的信用状况和还债能力，当你借银行的钱买了房子、车子，银行的计算机就始终盯着你的财务状况。一旦你失去了工作，或做生意破产，还不了贷，银行马上会把你的房子收回拍卖。你要赖帐，还会让你去蹲监狱。 因此，美国人从借钱购房那一天起，就有了沉重的压力：担心收入减少，害怕失业。为了维持已有的体面生活，他们不得不勤奋工作，拼命挣钱，有不少人为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要奋斗几十年。 羊慧明：我有一位朋友，在加州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他与太太孩子住在长岛一幢海滨房子里，买这幢房子他们花了40万美元，首期交付8万美元，余款本息20年付清，每月得支付3000多美元。我这位朋友是公司的技术骨干，年薪约7万美元。到了周末，他还常去加班。他对我说：“加州经济不景气，我们这个小公司已经裁减了好几个人了，我在公司算技术骨干，虽然自认为干得不错，可还是怕丢掉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我只有拼命干，挣表现，出成绩，周末到公司加班已是常事了。”他的太太也对我说“你别看我们的房子、车子不错，但几十万元债背在身上，几十年才还得清。我们总担心哪一天丢了工作付不起房债，在美国挣钱也不那么容易，得好好工作，松懈不得。好在这里大家都习惯了这种压力重、节奏快的生活。” 马平：美国有一句名言：一天停止奋斗就有生存危机。借钱消费的美国人，对这句话体会更深切。美国人要为他们所享受的相对优裕的生活付出艰辛的劳动代价和精神代价，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压力，也是生产发展的动力，它强化了敬业精神。 羊慧明：我注意到，美国决策层非常重视专家意见。有关经济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总统也常常参加，听取专家们的分析意见。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联邦政府宁愿出钱请民间智囊机构作分析论证。比如兰德公司，每年就从联邦政府那里拿到六七千万美元的合同。 马平：随着经济、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化，政府内再也不可能有精通一切的天才全才，专门从事某项研究的专家的意见就显得特别重要。美国国会曾经授权总统任命一个三人经济顾问委员会，负责研究经济情况，并就需要采取的行动向总统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很有威望，他们就经济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当他们觉得政府应当采取什么行动时，就帮助政府制定政策基调。除此之外联邦政府本身不设研究机构。这与中国不同，中国从国务院到省、市、县层层都有政府自己的研究机构，养了很多人。美国不同，联邦和州政府有什么重大问题需要分析论证，他们宁愿找民间智囊机构咨询。 羊慧明：美国政府为什么自己不设研究机构而宁愿出钱请民间智囊机构咨询呢？ 马平：一是出钱请民间智囊机构咨询比政府自己养研究机构省力省钱。政府没有必要养那么庞大的研究机构。二是民间智囊机构的论证往往比官方研究机构客观。政府本身的研究机构往往站在政府的角度，对一些问题的分析研究就不一定全面；而民间智囊机构站在第三者（旁观者）的角度看问题，不带偏见，看问题也比较客观一些，而且，民间智囊机构之间有竞争，因此要千方百计保证分析报告的质量，力求准确，有可操作性。否则，要是某家公司作的分析预测不准确，他们以后就可能失去政府的合同。美国有许多著名的智囊公司，你刚才提到的兰德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仅为企业、私人提供咨询，还为政府机构提供咨询。兰德公司的客户中不仅有美国联邦政府，还有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的政府机构，世界上的许多大公司、大学、研究机构也是兰德公司的客户。 羊慧明：我曾经到兰德公司在洛杉矶的总部访问过。在那里就有500多名博士和他们的1000多名助手。这些咨询专家的分工非常细，每个人只负责一个小的领域的专门研究，他们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和权威。这也体现了专业分工的优势。比如，他们有专人研究印度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果有大公司要向他们咨询在印度投资的问题，他们可以马上集中从各个侧面研究印度的专家的意见。克林顿政府曾经提出要在军队对同性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事前也是由兰德公司作分析论证。联邦政府为这份报告花了100万美元。 马平：在美国，靠出主意、卖点子的智囊公司、咨询机构成千上万，相当赚钱。这种机构不需要多少投资，关键是专门人才，可资利用的是专门知识和聪慧的头脑及信息。一些政要显贵如基辛格等，离开政府以后摇身一变也成了咨询公司的老板。不过，基辛格的公司并不那么有名，这个市场只认智慧不认头衔。 经济舞台上的激烈竞争，越来越突显出专门知识的优势。美国的公司和企业，其内部机构多很精干，而无须“肝胆俱全”，他们宁愿把一部分工作交由专门公司去做，这样既省事又少花钱。这些咨询公司、智囊机构有专门知识优势，掌握信息全面，又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旁观者”清，提出的建议往往有独到之处。咨询机构之间竞争激烈，要生存发展就要有名誉讲信誉，甚至还会把自己的利益与客户利益拴在一起，如果客户照他们的建议做了不但未产生好的效果，还给客户带来损失的话，他们也要负责任。 美国一些公司，包括许多大公司，都要依赖一些有名的市场调查机构和战略发展研究机构。当公司打算开拓某国市场时，他们会先找相关的咨询机构，了解该国的政策和人文环境、投资环境，并请咨询机构提出一份实施的计划报告。公司付给咨询机构一笔费用。 羊慧明：在中国，几十名员工的小公司往往也有个公关部，而美国许多公司的公关工作是交由专门公司去做。世界最大的啤酒厂安海斯·布希在洛杉矶的分厂，厂部办公室只有一二个工作人员。我们到那里去采访时，为我们安排采访的一位小姐居然不认识厂长，原来她不是公司职员，而是负责该厂公关事务的一家公关公司的职员。 在旧金山市郊，有一幢绿茵环抱的漂亮的大楼，它的拥有者的名称可能会让中国读者感到稀奇——失败分析公司。世界上哪个角落发生了建筑坍塌、工厂爆炸、火车相撞、大公司破产之类的失败的事故，他们都会派最得力的调查分析人员火速感到现场，他们提供的分析报告也最有权威，仲裁机构和保险公司就认他们的。公司的效益也相当不错。 羊慧明：美国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在美国的购物中心里人们可以买到世界任何地方生产的产品。近几年美国每年要从海外进口5000多亿美元的商品。美国人穿的旅游鞋，有60％是中国生产的。美国人穿的衣服、T恤衫等也大部分是亚洲生产的。美国人也购买欧洲的飞机、日本的汽车、彩电。在美国的商场里从非洲部落的古老玩具，到中国产的风筝。榨菜，到韩国人的泡菜，你都能买到。美国人用他们的飞机、汽车、电脑、通信产品、谷物等换取外国的石油和廉价日常用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进口，美国人的日子咋过。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相当严重。尤其是近几年，美国不断与其它国家发生贸易摩擦。 宋晓江：冷战结束后，大国忙于瓜分“和平红利”，开始把注意力从防务安全转向经济，谁都明白，在这个时代，真正的国家安全依赖于经济的强盛，谁能为本国产品争到更多的海外市场份额，谁就能为本国解决更多的就业、福利而使社会安定，谁就能以其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挺直腰杆。 1995年，全球贸易总额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值的18％。预计到2000年，世界贸易总额将达到6万亿美元。 美国近30年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江河日下，但1995年美国出口仍达5000亿美元，仍然雄踞世界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贸易增长的顶峰，军火输出使美国人大发战争财，在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出口占了世界出口的一半以上。此时美国不可一世，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冷战中，为了援助西方阵营中的“小兄弟”，即便是对日本这样的战败对手，也允许他们实行“奖出限入”的贸易保护政策。哪知往日的“宽容”留下了隐患。日本喘过气来羽翼渐丰，产品很快在世界各地市场向美国产品发起挑战。从汽车、电视机、纺织品、半导体、录相机到钢材，美国曾经固有的市场被吞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一度高达六七百亿美元，外汇储备也超过美国。 1993年，美国出口为4480亿美元，而德国已达到4220亿美元，日本是3590亿美元，离美国只有一步之遥。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的地位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美国的贸易赤字更是扶摇直上。到1994年美国的累计贸易赤字已达1.3万多亿美元。巨大的贸易赤字反映了美国产品竞争力下降。为此，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开始高涨。 羊慧明：在日本咄咄逼人的经济攻势面前，美国不得不丢掉君子风度，板起面孔同日本谈判，要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更多地进口美国产品。但昔日的“小兄弟”腰杆硬了，敢对“山姆大叔”说“不”了。美日贸易纠纷旷日持久，摩擦日益升级，美国不得不动辄搬出“超级三○一”贸易制裁条款，向日本挥舞“制裁”的大棒。比如，1995年的日美汽车贸易谈判，虽然迫使日本表示让步，但最终未解决美日贸易纠纷的根本问题。1995年美国汽车出口略有增加，但到了1996年夏天，日本汽车在美国的销量又大幅度增加。还有韩国汽车也冲击美国汽车市场。日、韩汽车价廉省油，有人要买，美国贸易当局有什么办法？他们同样只有搬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宝。 马平：事实上，美国工业的发展也得益于贸易保护。美国工业曾经落后于英国100年，汉弥尔顿认为，在英国强大竞争压力下，只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才能使美国新工业发展起来。尔后美国曾经数次提高关税，甚至制定了非常苛刻的关税政策，这也使美国自己受害。直到罗斯福推行新政时，才主张摒弃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美、英、法等国于1947年发起签署了关税贸易总决定。 美国早就制定了“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规定对低于“公平价格”进口对国内企业造成损失的外国产品，增收反倾销附加税；对运往美国的任何产品的生产、制造或出口提供补贴者，要另外增收相当于补贴额的关税。1974年国会还通过了《贸易法》第三○一款（即“超级三○一条款”），授权总统对贸易伙伴的不公正行为实施报复。 羊慧明：然而，美国的制裁手段常常失灵。你制裁别人，对方也马上以牙还牙，本国企业也跟着受害，商界和民间压力就接踵而来。比如。美国采取冻结外国资金的办法，金融界怨声载道，如果动辄冻结资金，谁还敢到美国银行存款？美国以不扩散武器为由，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又使其最具活力的新兴工业发展受限。 再说，世界市场大得很，你美国不跟人家做生意，人家可以到别处去做。涉及到贸易利益，谁都会全力力争，甚至寸步不让。 美国有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贸易逆差根本原因在于消费大大超过生产，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大幅度缩小贸易赤字的。另外，进口产品价格比美国生产的便宜得多，美国人乐意买，谁也挡不住。 宋晓江：市场不认国界。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势所必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也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冲击。 羊慧明：在全球竞争的大舞台上，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处于既竞争又合作，共求发展的经济环境中。 竞争是永恒的，但世界将更加走向合作，自由贸易将把各国各族人民和各种文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21世纪的经济将没有国界。资金、技术和产品很容易越过边界在国家、地区之间流动。正如美国劳工部长赖克在他的《各国的劳动》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的基本资源不再是它的物质财富，而是其公民的素质、能力和思想”。 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国家的基本财富将只能用其公民的素质、能力与智慧来衡量。用不了许多年，除了货币兑换率之外，没有其它办法可以把一个国家同其它国家区别开来，即使这种区别本身，也越来越不明显了。世界各国今后的真正挑战和竞争战略是提高公民的智慧与能力。 羊慧明：在美国，只要有足够的钱，谁都可以申办银行。全美大大小小的银行就有1.5万多家，也就是说在美国每1.6万人就有一家银行机构。其中有1／3是联邦储备系统的成员——国民银行，其余的都是受各州政府管理。美国的银行多为私人银行，数量是如此之多，政府对金融业是如何管理的呢？ 宋晓江：在70年代以前，开设银行一直是相当容易的。由于没有什么管制，那时不少银行有时作不明智放款，后来无法收回，许多银行倒闭，使银行的存户遭受损失。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时期，大约有650家银行倒闭。此后，联邦政府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管理，一是对申办银行的条件的审查，要有足够法定的保证金。同时，几乎所有商业银行接受的存款都受到联邦储备保险公司的保险，每个存户的保险额最初为2万美元。后来为10万美元。自从成立联邦储备保险公司（FDIC）之后，银行倒闭的现象就大大减少了，倒闭的银行的存款户都通过保险得到了补偿。 因此，在美国生活的人大都知道，到银行存款，先得看这家银行有没有FDIC认可的牌子，有FDIC的牌子，就表示这家银行的存款可受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保险，比较安全。FDIC从自身利益出发，会严密监管银行的业务和财务状况，一般在每家银行都派有一二名FDIC的长驻监督人员，一旦发现有经营不善或不妙的情况，立即报告FDIC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存户的利益。 在美国，也同样存在金融欺诈的活动。由于美国存款利率低，年息不到3％，而一些投资者又指望获得较高回报。于是，一些“影子银行”趁机行骗，它们宣称自己通过外国银行或海外帐户开办证券和银行票据业务，为客户争取到更高利润。他们常以25％以上的利率引诱顾客。等到投资者该领取利息的时候，银行和钱都无影无踪。 联邦储备银行并不负责存款的安全。它采取的是一种经济的手段——即通过联邦储备保险公司来约束银行，保险公司与银行互为依存。 马平：美国当局管理银行，并不审批、于预银行贷款的发放；那是银行与贷款者自己协商的事情，是一种信用约束关系。 宋晓江：是的。在一般情况下美国政府及其调节金融的联邦储备银行并不是直接插手和干预银行的存贷业务。联邦储备银行只是通过降低或提高存贷利率，提高或降低准备金率来调控金融。当需求过旺经济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联储就提高存贷利率，同时提高准备金率。相反，当经济发展停滞，失业增多时，联储则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刺激投资和经济发展。 中国的金融制度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异。中国的银行是国家的，政府就要直接管银行。同时，对待银行的观念也不一样。在中国有人仅仅把银行理解为一个经营资金存贷进出的机构，由于它关系国计民生，自然要由政府来严加管制。而美国人则认为，自由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灵活的金融工具。银行不仅仅是一个资金的“仓库”，它还有创造货币的功能。银行可以从“银行存款的多倍扩张”中创造货币。这个过程可使储备中的每一美元大约增生五个新美元。假定有人将100美元存入一家银行，按规定银行须留20％作为储备，这家银行就可以用不必存入联邦储备银行的80美元购买政府债券或将之贷给他人，以此来帮助企业扩展业务，提供以财产作为抵押的借款等等。要注意的是，存款者在银行里仍然存有100美元，而这家银行通过放贷却另行创造了80美元的货币，而借入这80美元的人可能把这80美元全部或部分存入同一家银行或别的银行，没有存入银行的部分可能被花掉，因而终于还会被别人存入另一家银行。正如第一种情况一样，另外一家银行，或称为第二代银行，也只须保留这80美元存款的20％，即16美元，而将其余64美元贷出，以此类推，每次银行都保留20％，而将80％的新货币作为贷款放出。通过这一连锁过程，最终使银行系统的存款总数达到原来那100美元的5倍。也就是互美元大约可以发挥5美元的效用。 羊慧明：美国人身上和家里是很少有现金的。每个成年人大约平均持有八种信用卡。信用卡可以有一定额度的透支，也有人超额透支，不过，这会影响他个人的信用，往后在与银行、商家打交道时别人就会有所防备，甚至受雇也会受影响。这对每个公民是一种信用约束。 宋晓江：信用卡是信用制度较完善的产物。以往，在美国买信用卡要付较多手续和利率，这一直是许多申请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近两年，非金融性公司推出的低利率和免收手续费信用卡，颇受消费者青睐。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和万事达信用公司联合推出的“通用万事达卡”，不收手续费，持卡人在买车时还享受5％的折扣。壳牌石油公司与化学银行于1993年底联合推出的一种信用卡，保证每年给每个持卡人70美元的折扣，持卡人加油时若使用壳牌产品，还可享受1％的折扣。 在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性公司与信用卡公司联手竞争中，手续费高的银行信用卡一落千丈，花旗银行有一个月便失去了10万名信用卡客户。相比之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QT）的“宇宙卡”，自1990年发行以来已拥有持卡人1200万。 金融业的竞争与演变，使金融机构的业务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存款范围，而开展日益丰富的多样化服务，以满足资金拥有者更多的愿望。 马平：手中有余钱的美国人，投资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把钱存在银行得点利息。在美国，个人投资小打小闹做点小买卖什么的似乎也很难赚钱，个人赚钱也要依赖实力强大的机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把钱投给共同基金。这些共同基金掌握着数以百万计人们的投资，利用他们的专业优势，投资于证券市场，为投资人争取更高的回报。因此，近些年美国的共同基金迅速发展，实力惊人。 宋晓江：美国有5000多万人拥有股票，也有几千万人参予交易股票和债权期货、期权等。由于许多人没有这方面的精力，越来越多的人就干脆把资金交由专家机构帮助操作。这些共同基金便迅速发展起来，对银行构成挑战。 到1994年初，美国已有4500多家共同基金，控制着约2万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美国所有银行存款的85％。 共同基金发展如此迅速，根本原因是90年代初美国存款利率跌到历史最低水平，年息不到3％，存款者于是纷纷将资金转向共同基金。1994年共同基金的平均回报为12.54％，高于银行利息。在作为家庭财产储备手段和向企业提供借贷方面，共同基金都比商业银行有效而方便。因此，共同基金在美国金融市场上已成为商业银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共同基金带来的这种变化有利于美国经济，也为许多家庭带来了好处。一些美国金融专家称这种变化“是一个伟大的试验”。 但也有人担心其风险。美国商业银行存款有联邦储备保险公司提供一定保险，而共同基金却没有这种保险，一切要靠公众的信任。与之相关的，就是共同基金经理人员的可靠性。虽然对经理人员有严格的管理条例，对他们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也有一定要求，但有些问题也很难作出具体规定。例如有的经理人员自身也有金融证券市场投资，他可以利用基金探路，看到有利可图，就用自己的资金大量购进；如无利可图，受损失的却是基金。为此，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正在制定对他们更严格的监管条例。 另外，如果美国短期利率提高，人们有可能把资金从共同基金抽回，导致股市大跌和金融风暴，从而引起经济波动。 羊慧明：你刚才提到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金融监管机构。我正好到这个机构去访问过两次。他们对银行、证券机构、期货市场和共同基金都具有监管的权利。伦敦权威的商业周刊《经济学家》曾如此评说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是“世界上最严厉和效率最高的金融警察”。 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成立于1934年。此前，1924年股市大崩溃引发了持续数年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国会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以约束、规范经济生活。为了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平交易，以及保障小投资者的利益，国会便根据联邦证券法成立了证券与交易委员会。 SEC的成立宣告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和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也象征着经济的权力从曼哈顿转移到了华盛顿。 SEC成立之初，也曾经遭到证券商和一些经纪人的激烈反对。他们担心政府干预太多，还悲观地预言“华尔街将杂草丛生”。今天，许多证券从业人士承认，证券业得到许多公众的认可，部分要归功于SEC监管带来的信心：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证券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整顿。 有的学者把美国的证券法规统称为“蓝天法”，也就是股票的发行交易必须像蓝天一样透明，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不允许有内幕交易存在。因为股市上少数人作弊就意味着对多数人的掠夺，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是相当可怕的。 SEC负责对上市公司的申请和财务报告的审查。它要求上市的程序必须规范、公开、透明，要求上市公司如实公布自己的财务报告、风险情况，包括竞争对手的情况也要让投资者明了。上市公司就像一座“玻璃房子”，里面什么都看得见，你要公众来投资就得接受公众的选择与监督。 美国证券法的核心是保护公平交易，保护中小投资者，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散户”，因为如果有操纵股市的舞弊发生，受害的多是散户，而这些人大多不是富人，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弱，更应该受到保护。美国的许多法律都有一个原则：保护穷人。经纪人如果在投资者没有确实了解投资风险的情况下建议中等收入以下的客户投资于风险较大的股票，他们就会受到SEC的处分。 SEC对防止大户操纵股市也有一整套办法。有谁在股市兴风作浪，SEC的计算机系统马上就能查出。正常范围内的他们可以不管，一旦发现犯规者必严格处罚，直至向法庭起诉。而且，交易所的计算机程序也阻止某些违现交易。 同时，SEC还监督共同基金等大的机构投资人的活动，监察投资专业咨询人员的活动，执行司是该委员会的执法机构，负责调查舞弊指控，惩罚那些隐瞒重要投资信息、欺诈或为了操纵市场而触犯了法规的人，包括对他们进行起诉。 另外，这个机构还负责监督政府官员、证券商、上市公司老板及重要职员的股票交易活动。在美国，任何公民都可以成为投资人，交易股票。克林顿夫妇也有股票，那是他在当总统、州长以前就有。但美国没有中国前两年人人追逐的低价“原始股”，买卖只能在市场上进行，大家一视同仁。新公司上市的六个月内，证券交易所的职员不得买卖这家公司的股票。官员、证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要委托经纪人，并且须将交易过程向上司或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交易所还有计算机系统对官员、证券从业人员、上市公司的老板及高级职员、大户的交易活动进行跟踪。如有不正常交易，一按钮，便一目了然。 几十年来，美国股市基本上保持了稳定，近些年来更很少发生弊案，这与SEC的有效监管是分不开的。 SEC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不受联邦政府的管辖，连总统也干预不了。 就此，我曾经问SEC的官员：“你们这个机构既然有这么大的权利，连总统也干预不了，那么，你们怎么能保证自身严格、公正执法呢？你们怎么能防止自己的成员不搞营私舞弊呢？也就是说什么力量能够监督制约你们呢？因为权力越大，失去监督就越容易产生腐败。” SFC的官员回答说：“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事实上，我们也要受多方面的监督制约。首先是国会的监督，交易委员会五名成员，都是总统提名，参议员批准，如果我们执法不公，或有舞弊行为，会遭到国会的弹劾。五名委员中来自同一政党的不得超过三名。第二是新闻舆论的监督。不要说接受他人的行贿，就是参加一个私人公司的聚会，报纸也会猛烈攻击我们被收买。第三是公司和公众的监督。如果我们批准那些不够条件的公司上市，其它公司就会觉得不公平，就会群起投诉控告我们，受了损失的投资人也会告我们。这种监督是最有力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最终是靠公众维护的。” 目前，SEC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扩大职能，走向国际化，使美国和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在彼此的证券市场进行交易。他们特别重视与中国合作。中国已有几家公司在华尔街上市，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希望到美国去融资。但SEC的官员告戒说，中国公司要想到美国上市，一定要找对庙门，可以先找SEC咨询，以免找中间人耗费钱财又耽误时间。 羊慧明：在美国的经济生活中，搞假冒伪劣、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不是没有，但比较少见，企业、商人大多比较遵守游戏规则。这自然依赖于有效的行业管理及经济生活的法制化。在中国，行业管理主要是由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在监管。在美国，行业管理主要是谁在起作用呢？ 宋晓江：在美国，政府同样有行业监督机构。只不过它们不是像中国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管理企业，它们只是监督机构，根据有关法规来仲裁或处理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光联邦政府就有100多个由国会授权的管制机构，如前面提到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这些机构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保护公众利益的。这些管制机构的工作受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影响，由委员或委员会领导。根据规定，两大政党在这些机构中的名额应该是一样的。委员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有规定的任期，一般5至7年。这些机构做工作的程序类似法庭，当有的公司的负责人或其他人员被指控违反政策时，管制机构即举行聆讯，其程序也如同法庭审案一样，被告也由代理律师出庭。管制机构的任何裁决都须经联邦法院审查（可能被推翻），类似“二法院”，仲裁的依据也是法律。这些仲裁机构每年做出的裁决案件总数超过10万件，远比所有联邦法院的裁决多。当事人对大部分裁决都无异义。但也有人批评这些管制机构中也有官员与公司保持可疑关系，有些官员一旦任职期满，就被原来所管制的企业以高薪聘请，担任职务。后来，联邦政府已制定有关法规，规定官员离任后几年内不得到业务相关公司去任职。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管制机构不是行业主管机构，只是接受指控调查处理的监督仲裁机构。它们并不管行业业务。美国人士认为，工商业的各个行业，细可以分出成百上千，但许多行业又是相互交叉的，你很难将它们归于某一行业去管理。而且，许多同一个企业又可生产分属于几个行业的产品，随着市场的变化，企业还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行业方向和产品结构，要将企业归于某一个行业主管部门去管辖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不利于企业根据市场变化灵敏应变，而且容易形成部门利益，政府部门直接去管理企业是最忌讳的，它会带来对企业的干预增多，限制企业自由发展，同时也容易产生钱权交易等腐败行为。 马平：那么，除了政府的这些管制机构之外，那些非政府的行业组织如行业协会，起的作用如何呢？ 宋晓江：在美国，在行业管理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的是这些行业组织而不是政府管制机构。每个小的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这些行业协会通常是本行业会员民主推选的，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信誉良好者才能担任行业协会负责人。这些行业协会一方面代表行业内大家的共同利益，与州政府乃至国会议员沟通，争取本行业的权益，希望国会在制定法规时要体现和维护本行业的利益。另一方面，行业协会也对行业内成员加以制约，如果有违反行业规范，搞不正当竞争，损害同行和消费者的利益，行业协会也可以处罚他（她），包括取消其会员资格，在报纸、电视上给他“上黑榜”，乃至向管制机构、法庭控告和起诉。这种行业约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商家如因信誉不佳不被行业协会认可，是很难在行业内立脚生存的。 美国公司、商人的权益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如果同行中有谁杀价倾销，或搞假冒伪劣，损害了其它竞争对手的利益，大家就会群起而攻之，甚至联名上告。大家在竞争中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互相监督，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自我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和秩序，也是靠大家来维护的。 比如，美国律师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律师协会。如果哪个律师事务所有违职业规范，收费不合理，或者有损当事人的利益的，“吃了原告吃被告”，律师协会可以给其亮“黄牌”甚至“红牌”——取消其会员资格和提请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与此相关的还有舆论监督。美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天天都在抓“活靶”。越是多揭露丑闻，报纸的声誉就越高。商业丑闻一经传媒曝光，万众皆知，声誉扫地，生意就很难做得下去了。而且，美国人每人都有个社会安全号码，就像我们的身份证号码，进入全美计算机联网，你要有违法犯规的记录，都永远记在你的号码上，在任何地方计算机一查你的号码，你过去干的不光彩的事就一目了然。公司、政府部门要雇用你时就得考虑考虑了，别人与你做生意也得提防着点或者敬而远之了。你在商场和社会上就不好混了。 羊慧明：行业自律机制，也体现了美国崇尚的“竞争就是最好的管理”的思想。大家在相互竞争中也互相监督制约，这比政府部门具体管理有效得多。这同中国先哲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有某种相通之处。 宋晓江：我知道中国的行业管理主要是由行业主管部门来实行的。中国层层政府都有几十甚至更多的行业主管部门，如轻工局、化工局、机械局等等。中国前些年已经开始了对这种行业管理模式的改革，我很想知道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何呢？ 羊慧明：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中国有许多国有工商企业，其资产是“全民”的，层层政府中都有几十个行业主管部门作为“二老板”——本地本行业国有企业资产的所有者代表，对行业内的企业实施直接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发挥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后，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病也就日渐暴露。一是这些部门对企业直接干预太多，不利于企业走向市场，真正按市场原则办事，因为企业没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不能够根据市场变化灵敏应变，贷款、项目、进口设备都要层层审批。其次，更严重的是这种行业管理体制导致“条块”分割。“条条”之间、“条块”之间，为了争夺本部门本地的利益而没完没了“打仗”。从名义上讲，每个行业部门管辖的企业资产都是国家的、全民的，但要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官员真正为“全民”的利益负责，那只是一种理想的预期。对部门官员来讲，部门利益实实在在高于“全民”利益。“全民所有”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部门所有”便成了货真价实。在这种现实中，“所有权”已经不重要了，“使用权”才是实的。哪个部门控制的企业多，收费、摊派的机会也多，部门“小金库”来源就丰富，官员、职员的华宅、豪华轿车什么都有了，下面“上贡”的也多。因此，为了扩大部门利益就要千方百计去控制下属企业，甚至交叉管理，多头控制，有油水的企业，这个部门也要插手管，那个部门也要插手管，结果受害的是企业。经营动辄受干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三乱”愈演愈烈，企业交了税还要向部门交杂七杂八的费用，骨髓都被敲干了。而且，企业要跨行业、跨地区搞个合作、兼并什么的，很难获得批准。因为资产是“二老板”在管理，谁愿意肥水流向他人田？肉烂了也烂到自己锅里。 “条块”分割、“条块”利益问题，人们已议论了多年，也跃跃欲试进行改革，然而，每一轮改革“改”到这里就很难改得动了。只要“庙”在，罗汉金刚就要显神通。看来，应了中国老百姓一句俚语：“砍了树才免得老鸦叫”。近两年，已有一些地方撤并了一些行业主管部门，将其改为公司，在这一轮政府机构精简中，一些行业主管机构将改为公司，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关键在于，这些机构能否真正改为不带行政色彩的公司。 对此，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行业自律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中国也有行业组织，但多是半官方机构，不伦不类，其成员和负责人并非行业成员大家推选，缺乏全权威性。比如消费者协会，就是工商局的一个机构。有的行业组织没有脱掉官僚机构的习气，为协会机构自身谋利而榨取行业成员的钱财，有的本身就在搞腐败。中国也需要制定行业组织方面的法规。据了解人大正在加紧有关经济立法。 马平：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作为一个消费者，对“顾客就是上帝”这句在中国也已经家喻户晓的话有了更实在的体验。“消费者就是上帝”这话不是空的，而有其实实在在的内容。我去美国几次，就采访到许多中国人听来会感到稀奇的事。在那儿，消费者这个“上帝”是不能冒犯的，谁要冒犯了这个“上帝”是要吃大亏的。在中国生产贩卖假冒伪劣产品司空见惯，在美国商人要这么干必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老本都得赔光。食品里发现一只蝇虫被告上法庭索赔动辄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美元，要是顾客买了变质的食品吃了闹了病，商家可倒了大霉，不光信誉扫地，还要赔得倾家荡产。亚利桑那州一个老太太，早上去麦当劳快餐店买一杯热咖啡，放在腿间开车，不小心咖啡打倒烫伤了腿，她及家人一状告上法庭，索赔200多万美元。快餐店认为她自己打倒了咖啡是她自己的责任，但原告律师抓住一点：咖啡温度确实超过规定的标准。法庭最后判决这位老太太胜诉，得到一笔巨额赔款。夏威夷游览区椰子树上的椰子掉下来砸伤了游客，游客状告市政府，获得赔款上百万美元，此后市府当局不得不下令将公共场所椰子树上的椰子全部摘光。加州有三个黑人去一家中餐馆吃饭，老板见他们衣衫不整怕他们付不起钱坚持要他们先付钱才上菜，结果这几个黑人告上法庭，控告餐馆老板种族歧视，每人得到5万美元的赔偿。病人因医疗事故向医生或院方索赔的金额也高得吓人。由此可见消费者“上帝”的地位不是口号喊出来的，而是法律赋予和维护的。 宋晓江：是的，无论是州议员还是联邦议员，为了选票他们也要对选民们关于加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要求给予积极响应。联邦和各州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具有代表性的就有： （1）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物法。禁止在介绍食品、酒类和药物品成份的标签和广告中弄虚作假； （2）1907年——农场生产的肉类检验法。规定联邦政府有权检查从事州际肉类运输的包装厂； （3）1938年——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加强对食品标签的规定，并扩大对广告和标签管制范围； （4）1966年——儿童保护法，根据制定玩具安全法，要求保证玩具无毒、不易燃烧并无其它潜在危险； （5）1968年——消费者信贷保护法（贷款真相法）； （6）1975年成立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各州和许多城市都设有处理消费者投诉的机构。 羊慧明：定了法仅仅是有了游戏规则，但要大家遵守游戏规则，最关键的还在于严格执法。 宋晓江：的确是这样的。美国也有许多监督机构，除了接受消费者的投诉，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也是非常认真深入的。他们常常会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自己花钱到一些餐馆、食品商店就餐购物，一旦发现变质食品或其它卫生标准不符合要求的，他们就会取样取证，把老板告上法庭。餐馆、商店根本不知道顾客中谁是这类“条子”，因此时时不敢马虎。他们一般是不敢卖变质食品的，也不敢改写食品出厂日期的标签。去过美国卖酒的餐馆的人就知道，执照规定他们卖哪几种酒，他们就只敢卖哪几种，绝不敢“通商量”，顾客要带酒进去也不行。因为他们怕“条子”发现或他人举报。 另外，美国消费者的权益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强。假如买了不洁食品或劣货，他们一般会投诉，甚至告上法院，这可不是退换了事那般轻松。比方说，某人买的红肠变了质，回家吃了闹了病，一告到法院索赔开价可高达数百万美元，还闹得沸沸扬扬，商场信誉扫地，生意也大受影响。因此，商家绝不敢做这种赔老本的买卖。稍有变质的食品，宁愿扔掉受损也不敢卖给顾客，就是可以食用的要卖，也得标明。有人认为美国告状动辄狮子开大口要巨额索赔不近情理，有关部门也正在酝酿一般索赔不得超过100万美元。但也有人认为，就是要付高额索赔。消费者才有积极性告状，违法者才不敢轻意造次。公众的监督，是维护商业信誉的强大力量。 羊慧明：我有一个朋友，在佛罗里达一所大学念财会专科，她一见到我，就对她那本消费者保护法的教材推崇备至。她像看小说那样读得津津有味，为啥？那上面全是生活中用得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规知识，写得也非常实在、生动。比如，你要去买一辆旧车，你得注意些什么技巧问题，有哪些法律问题。你要买房或租房，又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等。非常实用。 宋晓江：美国的学校从小学起就要向学生教授一些实用的消费知识。在美国，也有假冒伪劣产品，但很少能登商场的大雅之堂，通常只是在一些地摊交易，骗骗外地客。美国的商业竞争激烈，商家命运系于消费者，得罪了消费者，毁了信誉，自己就生存不下去。因此，商家是不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题的。在美国的购物中心的连锁店买的东西，不满意你可以拿到任何一家连锁店退换。当然，也有外来客钻这空子的，比如他（她）来美国旅行一月，刚到旧金山时买一台摄像机，用了一个月，临走时又可在纽约的连锁店退换。当然，打这主意占这便宜不光只有外国人，有的美国人也干。美国大的商场门口都有退货服务处，一到圣诞节购物高峰期过后，这些大的购物中心会增加退货服务处的柜台人员，原因之一是过节购货量大退货的也相应增多，另外有的人压根就是“买”去过节用一下过完节又拿来退。商家只有睁只眼闭只眼，高高兴兴给人家退钱。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沃玛公司有一条规定：顾客退货，是绝不能向他们问为什么的。但想穿了，合算的还是商家：他们赢得了信誉，甚至会感动顾客，再说，故意用了又去退掉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比例很小。许多人也不耻于这样干。毕竟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提高。 马平：中国人到了美国，印象最深的是：高速公路、公园大道（Park Way）两旁如画的风景林带和草坪，以及花园似的居住社区，白衬衣领不会变黑，皮鞋不用擦……有人在感叹上帝对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特别偏爱的同时，往往不会细想那里的人也为此付出多少艰辛与智慧——环境中也有人的杰作。 宋晓江：的确如此。在几百年前美洲大陆也是一片荒芜，工业革命以后美国也有过黑色污染严重的时期，工业废水污染河流所产生的化学气体曾经在中部一条河面上引起熊熊大火，这把火也点燃了全美上下呼吁加强环境保护的热望。1970年12月美国成立了环境保护局。华盛顿的总局和各地区的办事处都用奖励的办法鼓励人们搞好卫生，在必要时，靠执行法律来制止污染。该局成立20多年来，美国的环境污染情况已大有改观。目前汽车排气控制器和无铅汽油的使用，已使汽车排出的一氧化碳和碳氧化合物比1968年以前制造的汽车减少了85％。由于大量增加保护森林的国家公园（州公园）和绿化运动，自然环境也大大改善，在城市周围极少有裸露的泥地，除了水泥地便是草坪，风景树，地上、空气中灰尘较少，你到美国人家里去没有要脱鞋才能踩地毯的顾虑。 羊慧明：我在采访美国人时他们往往谈到：环境无价又有价。说它无价，是它的功用对人类乃至地球上的物种的益处是无可估量的。说它有价，是指环境好的地区地产房价也通常要贵得多。 宋晓江：美国人购房，对环境的考虑几乎是第一位的。比如，市区普通居住区一幢房子要20万美元左右，而高档区一幢房子则可能要50-60万美元。房子本身的大小档次也差不多，差就差在环境上。这里所讲的“环境”，不仅仅是指其房前屋后，而是整个社区的绿化、美化的品味、档次如何。为了有一处优雅美丽的居处，美国的一些高收人者宁愿多花几倍的钱到郊外买房子。在美国，早就有穷人住市区，富人住郊外的说法。比如在纽约，虽然曼哈顿市中心仍有昂贵的富人公寓，但也渐成遗迹。越来越多的人搬到远郊的新泽西和长岛去住。在那里，山上、海滨风景区的房子最贵。洛杉矶、夏威夷、迈阿密的著名富人区的别墅都是依山傍海而建。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在夏威夷山上那幢大白楼可以说是鹤立鸡群，据说价值数千万美元。 美国人的周末，会花相当多的时间修剪花木，把草坪剪得整整齐齐，如一块毡毯。如果哪一家的草坪不修整好，杂草丛生，周围邻居也会抗议：你影响了整个社区的形象档次，甚至可能导致该社区的房价下跌。可见居处环境在美国人心目中的份量。从这个角度讲，美国人的环境意识是建立在他们自身利益要求的基础上的。该社区的房价高，家家户户的“资产”也就升值；反之，社区的房价跌了，大家的“资产”也跟着贬值——虽然大多数人不会卖房变现，但至少心里是掂量着的。 因此，美国人在房前屋后种花养草，不仅是自身的享受，也是对社区环境的贡献。中国人的名花异草要养在室内自我欣赏，美国人是把最好看的花养在门前路边最显眼的地方，供过往行人参观。 羊慧明：较优裕的物质条件拓宽了人们对环境的视野：希望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空间而不仅仅是有一个好“窝”。这种观念的提升则是一种“大环境意识”。美国人对环境的要求不仅仅局限于社区，而且对整个城市地区的环境也开始挑剔。他们希望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绿化、美化让人愉悦自豪。他们动辄以纳税人的权利呼吁市政当局改善环境。为了环境更好一些，他们多交点税也想得通。现在许多中部、东部的人搬到洛杉矶、西雅图，就因为西部环境气候好。 我在旧金山参观时，看到海湾风景如画，保护得很好，就问导游这些风景区何以能保护得如此好，导游说，这是全市公众投票表决的，大家一致同意这些地方只能用来建公园，任何人不能在里面修房子，破坏自然景观。我到芝加哥访问时，该市拥有据说是世界最大的喷泉之一的湖滨公园一带，原来就是商人看中的黄金地皮，若干年前有人正暗中活动要买下这块地方作房地产生意，不料《芝加哥论坛报》得到消息，马上大版大版地抨击，引起了公众的反对，大家要求这地方只能作为公园供大家共享，不应该卖作私人地产。市府当局只好听从公众意见，在这里修了湖滨公园。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国内的情况。过去有句话叫“天下名山僧占多”，现在叫“天下名胜官占多”，哪个地方发现个风景区，各个部、委、厅、局、办的众多部门都争先恐后到那里盖楼建招待所、度假村，天然环境很快被破坏了。我到海南三亚大东湾游泳场看到，居然在南中国大酒店旁的公共浴场有一部分也卖作私家地，游人不得涉足。 美国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已使人和自然（包括许多动物）处于一种很和谐的关系。你在高速公路开车，也常常能看到野鹿等野生动物，它们并不怎么怕人，公路边还常有牌子提醒你这一带有野鹿开车要小心。在市区的草坪里，到处也能见到成群的松鼠、小鸟在游人身边觅食，它们甚至会到游人手上取东西吃。在夏威夷，几乎天天能见到彩虹，所以该市的汽车牌上都有一道彩虹的图案。夏威夷的海水最蓝。最令人惊讶的是恐龙湾人鱼同游的情景。站在山上远眺，就能看到碧蓝的海水中，游泳者置身于成千上万的鱼群之中。人一下到水中，马上就有成群的五彩斑斓的鱼与你嬉游，它们一点也不怕人，你还可以摸它们喂它们。 夏威夷的一位官员曾对笔者说，我们是靠蓝天和海水吃饭的。夏威夷群岛上不允许有冒烟的工厂，禁止在海里捕鱼。夏威夷吃的鱼，都是从加州或东部运来的。人不伤鱼，鱼自然不怕人，人与鱼和睦共处。 宋晓江：人类向自然环境投资，会得到加倍的回报，不仅仅是对于人们的健康与生存。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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