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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四人帮”的覆灭，那种粉饰现实、回避和掩盖现实矛盾的说谎文艺，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民的唾弃。正视现实、接触生活矛盾的作品逐渐增多。文艺开始出现繁荣景象，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多年来，我们的文艺被剥夺了揭露社会弊病的权利，其结果，反而在客观上起了保护丑恶事物的作用。三年多来，随着党的“双百”方针的逐步贯彻，一批文学作品冲破禁区，对现实生活中的反面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鞭挞，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和欢迎。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个别作品色调晦暗，调子低沉，充满惆怅与迷惘，缺乏希望和信心。有的着力刻化“四害”横行时插队青年绝望、颓唐的情绪与精神崩溃的变态心理；有的渲染文化大革命中备受迫害、摧残和人格侮辱的知识分子，走向精神幻灭，只能以死来求得解脱；有的追求情节的离奇和刺激性，以骇人听闻取胜。这些作品已经引起各种议论，中要认真执行“双百”方针，努力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争鸣和讨论，我们的文艺一定会克服缺点，更加健康地发展。本着这样的想法，我愿对《清明》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的中篇小说《调动》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可能是粗浅甚至错误的，希望得到教正。 我们反对说谎文艺，认为粉饰太平的文学作品是不可取的。我们要求文艺无论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都应当准确地反映生活，但并不认为凡歌颂光明者均属说谎；凡暴露黑暗者必定真实。象《调动》这篇说，我以为就有不真实的问题存在。 小说《调动》以李乔林为调动工作而奔竞钻营的全过程作为线索，把远西县的一群丑类串联起来，让他们逐一登场，各个显示了自己的丑恶的嘴脸。他们当中，除工业局长陈亮权尚可谓“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人物而外，其余诸公，全属败类，或则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或则骄奢淫逸，男盗女娼；或则残害无辜、作恶多端。在这群败类的糟践之下，远西社会已经成为腐败、糜烂、暗无天日的鬼魅世界。 《调动》中把罗列的远西群丑们的种种秽行丑事，除个别情节外，大抵可说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文学作品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东西，是否就一定能够达到艺术真实呢？不一定。文艺反映生活，总要借助集中概括的方法，以个别显现一般。至于篇幅有限的中、短篇作品，更是——也不能不是从纷繁浩瀚的生活现象中截取一技一节，力求以一斑窥全豹，借以揭示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发掘社会现象的本质意义。《调动》着重写了远西一地，但它的本意当然不是有展示远西独有、他处全无的特殊事件，《调动》中多次提出“远西社会”如何如何，这“远西”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调动》里还有一个与远西遥相映衬的苏南县，虽然着墨不多，但已足以透露苏南社会风气之恶浊。远西与苏南，有黑暗、腐败这一点上，可说是浑似同胎的孪生兄弟。因此，读者把《调动》中的远西看作我们社会生活的缩影，无疑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小说中的远西，究竟能不能成为我们今日社会面貌的典型概括呢？我以为不能。 文艺无论是揭露和鞭挞各种危害人民的邪恶势力，或者赞美光明，都不能不把各种社会现象同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离开社会整体去评价各种生活现象的本质意义，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 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新生的、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成长的制度，它确也存在着不完善的方面和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加上历时甚久的封建社会的深重影响，以及林彪、“四人帮”长达十年的大破坏，我们的社会风气、社会道德以及人和人的关系等等方面存在着种种消极影响和消极现象。文学捕捉到这些现象，以典型化的方式揭示它们，促人惊觉，发人猛省，引起疗救的注意，进而消除它们，这无疑是光明的事业。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先后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领导全国人民，不断解决着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逐步扫除着存在于党内外以及社会生活中的恶风邪气。尽管任务艰巨，彻底清除污垢尚须时日，但决心已定，工作已在进行，局面己开始改观，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说今日中国的黑暗事物同“四人帮”横行时期、同解放前的旧中国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区别之一就在于它们己开始面临被清除的命运，己丧失主宰历史的权柄，人民和它们的斗争总归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上述这些如果还不无道理，那么，我以为《调动》所设计的特定环境，是缺乏文学作品所要求的典型性的。这是《调动》使人感到不真实的原因之一。 在小说《调动》中，李乔林与牛朝杰一伙，似乎是不能并存的仇敌。小说对牛朝杰一帮人和对李乔林的态度，是有明显区别的。对前者，深恶痛绝；对后者则在肯定的前提下酌加针泛。小说把李乔林放在受害者的地位，把他和他的对手们区别开来，似乎他对远西，对远西当权者的憎恶，是正义的。小说经常借李乔林之口，痛骂远西的“贪官污吏”、“吸血鬼、寄生虫、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等等，似乎他是是非分明、正气凛然的。小说通过李乔林与牛朝杰的所谓“舌战”，让李乔林以远西人民的代表者的资格向牛宣布：“我要为远西人民除害！”似乎他是为人民利益而勇猛冲杀的英雄。李乔林把自己调离远西的计划称作“越狱计划”，当他一路斩关夺隘，击败他的全部对手，实现了他的“越狱计划”的时候，他眉飞色舞地向别人描绘了他和牛朝杰进行舌战的情形，“听者无不拍手称快，肃然起敬”，李乔林的形象，更增加了一层英雄的光辉。但是，细读《调动》全篇，客观地分析一下李乔林的实际行动和内心世界，我以为就人格的低下、道德的败坏、灵魂的卑污、精神的空虚以及行为的无耻而论，李乔林和他的对手们之间，并无所谓高下之分。小说可能是有意要刻划李乔林性格的复杂性，但是，客观地说，李乔林身上并无什么积极的、美好的、值得肯定的东西；他的性格也并不复杂，所谓政治斗争是没有良心的、政治斗争无道德可言之类的观点，就是他的处世准则。他的行为确也证明，他处处都是按照这样的道德信条和政治信条行事的。这一切，使我们感到他是个很可怕的人物，从他身上，隐隐散发出一种野心家、阴谋家的气味。他在政治上受过打击，但他并不把个人遭遇同国家和人民的遭遇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仅仅把它看作私人的冤仇。他把专业不对口作为调离远西的口实，但我们在《调动》中，从头到尾找不到他为专业花费过半点心思，找不到他在专业上有任何追求的抱负。他的全部精力、全部行动，都集中在他的“越狱计划”上，可以说，奔竞钻营倒真的成了他的“专业”。为此，他到处行贿，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筹划的行动，用所谓“二十响”（烟）和“手榴弹”（酒）炸翻这个，打倒那个。他背地里骂人家“贪官污吏”，当面又奉承人家是“革命老前辈”。苦闷时，他和韩小雯谈情说爱，寻求精神寄托：转眼间又弃之若敝展，抱着为调动工作寻找“跳板”的目的，到苏南去攀亲结缘，借以疏通当地的关系，打通当地的关节。定亲之后，又和人事局长的老婆姘居，双方都直言不讳地以肉体交易作为政治交易的条件，利用姘妇打通人事局长的关节。每当他的计划受到挫折时，他一面痛苦绝望，愤不欲生，一面为自己作了种种坏事，进行自我谴责，骂自己“不是人”、“恬不知耻”、“对不起未婚妻”等等，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显示他品格颇为高尚，并非自甘堕落。但这种忏悔不仅没有促使他改弦更张，反而在忏悔的同时，搬出拿破仑的马基雅弗里的话来，为自己辩解、开脱，推翻自己的忏悔，确信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从而心安理得地继续干他的黑暗勾当。他精通世故，老谋深算，连许多细微末节（如起草学大庆经验总结、买保温杯、送粮票等等）都要挖空心思，进行精心算计；他和牛朝杰的那场“舌战”，实际上是两个政治恶棍之间的互相讹诈，他历数牛朝杰的恶行劣迹，俨然一个远西人民的代言人，但从他的全部思想和行为中，看不出他和远西人民有任何感情上的联系，只不过以自封的人民战士作为政治诡诈的资本。在“舌战”中，他漫天扯谎，当面造谣，甚至不错造到中央领导同志头上去；他还引用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引用过的歌德的诗，来为自己壮胆，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是对诗人和革命家的亵渎和玷污。如果说远西天空笼罩着一片乌烟瘴气的话，那么，应该说：那里面既弥漫着牛朝杰等辈的污浊，也沸扬着李乔林的恶臭。他和他的对手，并非清浊判然的泾渭，扬此抑彼，甚至对李乔林这样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棍寄予同情，是有失公正的。 在文艺上，曾经有人把真善美奉为创作的根本法则。我们并不这样主张，但我们认为文学不论是暴露或歌颂，都应当给读者一点美好的东西，应当反映人民的审美理想。从人民所珍爱的事物中，发现真善美；从人民所憎恶的事物中，发现假恶丑；通过人民的爱和憎，去分辨和把握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通过艺术提炼，达到现实生活的升华，寓审美理想于艺术形象之中，使作品发挥认识的、感染的和审美的作用。即使是专事揭露黑暗的作品，也可以通过对丑恶事物的恨，反映出对美好事物的爱的感情折射，使暴露成为廓清黑暗、向往光明的感情催化剂，成为净化我们生活，净化人们心灵的拂尘。以上这些，如果不算对文学——包括《调动》的无理要求，那么，小说《调动》在这方面是令人失望的。文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丑恶事物的堆砌和秽闻丑事的展览，或者美丑混淆，真假杂揉，否则，就不但不能促使丑恶事物的消亡，甚至会产生消极的社会效果，或则使一些人们对生活感到迷惘、困惑，或则使一些人们感到世事一无足取、一无可为，这自然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作家所期望的。“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也造成了许多消极的影响，个人主义也罢，虚无主义也罢，混世主义也罢，都是毒害人们心灵的霉菌。顾及到这些，将会使文艺的批判发挥为“四化”扫清道路的积极作用。 （原载《文艺报》1980年第4期）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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