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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卫国 本月里广州数家报纸先后刊载了发生在广东开平市梁金山的一则小新闻：阳春市农民梁某3年前到开平种菜，菜不好卖兼养猪。他按照兽医的诊断买了60多片“敌百虫”为猪治病。最后“看看纸包还剩两片，每片两分钱，丢掉可惜”，他想自己也闹肚子，可能也是肚里有虫，便将剩下的两片“敌百虫”吞入肚中。不幸中了毒差点送命，因此花掉医药费800多元，后悔不已。 虽然一个月来国际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新闻事件，从炮火连天到柔情万种，都没有一种像这则小故事令我久久不能忘怀，以致心潮难平，浮想联翩。 我们怎忍心以此讥笑梁兄弟愚昧、吝啬、“贪图便宜”！鲁迅说“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然而，我们与农家兄弟梁某有这么大的阶级差别吗？ 4分钱，不用说，对于每天要喝数千元“蓝带”洋酒的前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常喝“路易十三”吃金钱龟延年益寿的前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这样的大贪官，提都是犯傻的；对干大多数中国人，4分钱也是无足轻重的——虽然有一些公共厕所差1分钱都不让进可能让人憋得尿湿裤脚。然而，对于我国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的4200万农村人口，对于梁某这样的艰难的谋生者，4分钱却是沉甸甸的，并不敢不当回事。 是梁某生性疲惰，信奉“我饿着，可我坐着”的懒汉哲学吗？不是。是梁某贪图享受，吃喝嫖赌当败家子了吗？更不是。他是那样地渴望摆脱贫困。才离乡背井去种菜；是那样勤劳，才种菜又养猪；是那样节俭惜物，才……须知，他也是人生父母养，他也有七情六欲乐得舒适，他也是噙齿戴发的男子汉，希望得到妻小与社会的尊敬。可是他却力不从心，为贫穷所窘。他的困境只是数千万贫困人口的一个缩影，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突出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我想提到另一则教人伤感的小新闻：据广西《防城港日报》6月23日报道，当地华石镇旱塘村农民颜老汉，卖完荔枝后从集市赶回家，为了省五毛钱的摆渡费，在下游浅水处扛着自行车越过河，不幸因年老体弱被水流冲下深潭淹死。）我们是一个农村人口占七八成的国家，中国的问题过去、现在以及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农民问题。我什1讲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势头，离开了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受贫穷困扰？外国摄影作品选《黑镜头》之七上有段话说得不无道理：“在汗水和着泪水流淌的地方，几乎总是不能催生出繁荣的果实——这可以用经济学计算，但只能用社会学解释。”贫穷的原因当然有许多条，历史的、现实的、自身的、外界的，本地小环境、全国大环境，文化传统的、制度性安排的，等等，非三言两语能说清。但从梁兄弟自大贪官严文耀当“祖师爷”的阳春市外出，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的地方官员为农民脱贫致富做了什么？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农产品的市场容量弹性小，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农民还很不适应，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机关干部为之排忧解难，提供适应市场变化的服务。可是在一些地方，当地官员却只知催粮逼款搞“三乱”。唐人高适在封丘做县尉（相当于今之政法委领导人）时，有诗纪日：“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如今有些地方官员也是只知两件事，即迎来送往搞交际、“三提五统”抓征收，比高适不同的是安之若素、甘之如饴更有甚者，如湖北囗洲湾阁镇乡党委书记张京汉侵吞国家发给灾民的救济款到县城盖私房，广西兴业县国税局长李兴生敛财数十万重修豪华祖坟，宁夏固心县超编数千人包括安排5岁干部子女吃财政补贴，至于将扶贫款买高级轿车、盖豪华宾馆供领导人享乐的地方非止一二。有这样一些贪官横行乡里，“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老百姓怎能不穷不困？ 想到中国特别是老革命根据地还有那么多人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会议上讲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为此而寝食不安”。没有扶困济贫的良心驱遣和政治责任感的压力，怎么能领导和帮助群众脱贫？像美国这样市场发育成熟的国家，农业和农民尚须政府的特别保护与支持，何况刚刚走向市场的中国农民，怎能全靠自己？如果不能帮助他们倒也罢了，何忍对他们巧取豪夺？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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