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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国家”（或“国家利益”）曾是我们社会中的“上帝”，具有不可违抗的权威和所向披靡的威慑力。但时至今日，谁若仍以国家之名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并为之无条件牺牲一切，恐怕难以那么理直气壮了。“纳粹”就是以“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行的法西斯专政：“文革”据称是以防止国家变“修”为目的而进行的践踏基本人权的浩劫。多少罪恶假国家之名而行！即令没有权势者作恶的主观动因，“国家”也难免有损伤公民利益的错失。国家（国家机关）与民众谋个人、某些人）的利益，在某些时空产生对立，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与现实，并不像中国的普里希别耶夫中士所指控的，是这些年“一些人鼓噪出来的东西”。不然，我们又何必设立《国家冤案赔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首先，应当明确国有企业电括国家垄断经营的铁路、电信等行业和国有银行等），并不等同于“国家”，它们的利益并不是国家利益即全民的利益。这一点这些年表现得是那么充分：有些国有企业全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全国人民的平均水平，大大高于全国城市职工的平均水平。一些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员资金高、福利多、住房好，但他们付出的劳动并不比别的劳动人民多。凭什么，赚到钱它们可以高开销，该它们拿出钱来弥补别的公氏损失时就要“维护国家利益”了？接连看到一些与国字号单位打官司的案子，这些“国字号”的张狂和执法部门对他们的偏袒，实在教人不平。比如，广州一位市民的汇款被邮局极不负责任地造成冒领，邮局还振振有辞；北京的消费者买了水货手机，却不能按“消法”获得双倍赔偿；长沙储户胡光荣的40万元存款被人在银行营业员的热心“帮助”下以假名、假身份证取走，一审法院竟驳回了胡的索赔请求……“国字脸”竟似拎不清，惹不起的“高行内”！ 其次，要从理论上承认，国家机关（主要是行政机关）是山有血有肉的人员执掌和运作，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通常都本能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承认人的贪欲的存在——只要有机会就会“以权谋私”，决定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权力制约和实施全方位监督的必要；放弃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幻想，就可以对国家权力的异化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觉。对凯因斯主义补弊救偏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政府对市场干预失败的原因等）这些年已传入我国，权力“寻租”等概念已逐渐为大众所常闻常见，但是久有“清官情结”的中国人还不习惯于对国家机关及政治人物从人性的根本上质疑。1月14日《人民日报》的“社会周刊”，报眼里刊出一篇“热点评述”，题为《行政职能商品化之怪》。作者列举了许多“怪”现状，说明“健全监督机制刻不容缓”。结论无疑是中肯的，但那些现象在现行体制下出现并不“怪”，倒是顺理成章的——“人”就是那个德行，“不捞白不捞”，哪怕头顶国徽或身居要职的人也会“捞”。 作为国民，我们有权利要求国家提供安全，秩序、公正等“公共物品”，但切莫指望“国家”和“公仆”们自动兑现其承诺。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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