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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强制



                 秦晖

  改革以来,对“乌托邦”的批判已持续了十几年,从“乌托邦祭”到“走出乌托邦”、“告别乌托邦”的提法至今不衰。这一批判是有功的,但未免简单化。它给人的印象是:过去的灾难全是人们太善良太“理想主义”造成的,而如今只要“实惠”点,大家钻钱眼就好了。这种说法未免美化了过去的灾难制造者,也把改革想得太容易了。实际上历史也并非如此;如果某人“过分狂热地虔信乌托邦”而自我奉献累饿而死,那还真是“乌托邦的悲剧”。可在那个年代里,放“卫星”的“好官我自为之”,却把老百姓逼上黄泉之路。一边是昧着良心只信权势,一边是迫于权势由不得你信什么,你说谁是“乌托邦主义者”?真正有些“乌托邦”的不就是那位过分天真地为民请命而冒犯龙颜的彭大将军么?
  其实“乌托邦”无非是不能实现之事,“不能实现”不等于没有意义,更不等于灾难。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想当元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乌托邦”吗?当然那是关于个人功利的“乌托邦”,但社会进步又何尝不是如此!“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人们总是在追求尽善尽美中得到较善较美的。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并无“过分”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被认为是最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的美国思想家诺齐克也把他设想的“最弱国家”称为“一个值得追求的乌托邦”——他并没有自诩为反乌托邦主义者。
  但为什么有时在“尽善尽美”的名义下却出现了尽恶尽丑的现实?那是因为任何理想(无论它是否可以实现)作为一种信仰都只能属干具体的思想者个人。我可以为我所信的而献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么并强迫你为“我想你应该信的”东西而献身。换句话说,理想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否则,如果一个人可以以“理想”为理由不受制约地强制他人服从于己,那就会为借“理想”之名而营私者大开绿灯,到头来也糟践了“理想”本身。
  因此,“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过去的灾难并不是因为“乌托邦”太多了,而是因为强制太多了一一因而借“理想”以营私者也太多了。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这也不是因为后者是乌托邦而前者就是“现实”的。因为纯就理念而言,“纯粹的市场经济”与“纯粹的计划经济”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计划经济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而市场经济允许每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包括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因此我们认为后者不仅更有效率,而且也更人道。
  因此改革的目的也不是“告别乌托邦”,而是告别强制。不幸的是,“告别乌托邦”容易,而告别强制难,因为强制给某些人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如今“乌托邦”少了,但强制少得不多,为“理想”而强制少了,为私利而强制却不见少,倚仗权势“化私为公”的少了,倚仗权势化公为私的却多了。所以近来人们喜欢谈论自由主义,所以说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告别强制就需要制约权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今天倒是真需要有点理想主义和正义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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