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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的阅读上，这几年，觉得自己有一点懒。象《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这种大书，高中大学时候发狠读过，这些年，却很少再碰。甚至连屠格涅夫，契可夫一类不算太庞大的书籍，也很少读了。 少年时候的爱文学，有点象走进了一个搜藏丰富、伟大壮观的博物馆，在每一幅巨作前冽览伫足，真的是如履薄冰，不敢一点松懈。如今重新翻阅以前读过的文学名著，看到上面圈圈点点、密密麻麻的批记，可见那时对文学的用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每当从伟大的博物馆出来，都有点累。倒是随身坐下来，靠着柱子休息，不经意看到柱脚下一朵正绽放的小花——不知道是哪里吹来的种籽，在这用生了根，发了芽，那样愉悦自在，使我心中一惊，仿佛似曾相识，只是那种可亲的感觉，便解脱了博物馆中所有伟大壮观的负累。 伟大使人正襟危坐，那种庄肃的巨力，排山倒海，可以使生命昂扬向前，好象哥特式的教堂，所有的线都往上飞升；好象贝多芬的交响乐；好象米开朗基罗创世纪的壁画，那种伟大，使人不敢随意。这样的感觉，在中国的文学中却比较少。中国的文学好象一开始就是斜倚在田垅上，忽然看见了那在风中摆荡，愉悦自在的花。 我很自欢诗经国风中“女曰鸡鸣”的开头：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这分明是说男女的悦爱。两人挤在床上，可以那么耽溺纵乐，却使人觉得，好的情感，可以一点也不污浊，而是一清如水。 相亲爱，可以是不相纠缠，可以是丝毫不粘滞。而情爱的伟大，也并不一定是激情颤栗，却可以那么自然空阔，如满天的繁星。我们抬头观望，既无欲望，也无贪婪，只是那饱满而空阔的人之喜悦罢。 中国便以这种愉悦自在、可亲的人之常情建立了它文学传统的重心。 流传个民间的诗歌，既没何希腊史诗中神勇伟大的英雄，也不多见倾国倾城的大战争与大爱情，常常只是寻常街巷中的男女，然而他们的悲欢也一样惊动天地，如江河丽地，日月丽天，虽然余韵无限，却不必正襟危坐。这种伟大，如果也是一种伟大，却是在平凡普遍中透彻了人情之常，所以可以不做态，那伟大也只是因为自然，浮华都尽，直以生命的真相相见了。 博物馆中的巨作，无论多么伟大，毕竟只是假象。那伟大便要人做态，而柱脚田垅上的小花，即使再微小，却是生命的真相，怎样都是好的。 这些年，我就爱读这些看来并不伟大的篇章。象《桃花源记》、《岳阳楼记》、《陈情表》、《赤壁赋》、《报任少卿书》、《滕王阁序》、《祭十二郎文》、《种树郭橐驼传》……这些古文，以前背诵过，并不在意。重新拣起来读，啊，真是要惊讶，怎么时以那么简单，真是以性命相见啊。丝毫没有一点作态，却自身已是天上的日月，大地上的江河，生息不断，普照万方，却又只是本性，所以一点也不吃力烦难。 中国的文学，更好的意思，仿佛象南宋画里的空白，原在文字之外。 好象是爱生命本身远超过了爱艺术，才使艺术中用力的形迹全部解化了。中国的好文章，因此几乎全是简短而自在的散文。甚至连庄严伟大的政论、史册也都沾染了这种余韵风流。所以《尚书》可以一点也不象《政论》那么一本正经地做假，而《史记》写帝王将相，简直就象在写渔樵于江渚上的贩夫走卒。这里面有种彻悟了人之常情的平稳与安静，知道什么是政治，也知道什么是历史，知道了政治和历史都无非是人之常情，而不是远离了人的夸张的作态，也不是主义或道理的振振有辞。好象“女曰鸡鸣”中那相悦爱的男女，女的说：鸡叫了，男的却说：还早呢！两人一起来到户外，满天都是星光。因为情爱的喜悦空阔如同宇宙的生息，所以接下来可以变得这么平稳简单：“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好象是离开了自身来观看自身，所以喜悦可以那么不浮夸。这样的文章才是中国文学的本根，可以伟大到平凡，丰富到简单，艰辛深邃到这么平易，汉文明因此才有了它的魅力。 “五四”以后的散文，有点刻意分类成散文，文章落到要散文家才能写，也已失掉了文章锦绣的华彩。我倒宁愿去看《尚书》或《史记》，是政治也可以成文章，历史也可以成文章。人生中的贪嗔痴爱，离合悲欢，就仿佛是织机上的经纬，横来直去，牵连而成锦绣，这样的散文才是散文之正吧！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比“五四”以来任何散文家的散文更好，还是因为它不是刻意。文章到了直见性命，使真是好文章了。 “五四”以后，有两家的文章我是喜欢的。一是鲁迅，一是沈从文。鲁迅沉郁苍凉，他的《范爱农》、《藤野先生》，我百读不厌，这么平实清净地去写自己的心痛，真使人落泪。沈从文有种清淡的喜悦，好象山村风景，虽然不比鲁迅的落日长河，却自有一种跌宕，如民讴山歌，悠扬婉媚。鲁迅象《史记》，他写的人，是历史中的人，因为有兴亡之感，所以沉重悲凉；沈从文象《诗经》，他的人是岁月中的人，生死荣枯只是时序，所以可以不忧。 许多人喜欢周作人。比起周作人的才情，我宁愿要朱自清的平实。平实至少是不作态，即使生活再平凡，也不落到为散文而散文，才会有《背影》这样的文章。 近三十年，台湾的散文作者，许多是女性作家。女性善于写身边之事，虽然有人认为琐碎，但是，大致还是中国古文一脉相承的习惯。文章本来是此身，离开此身并无文章，细小可以扩大，琐碎可以整合，《陈情表》、《赤壁赋》也都只是身边之事，却可以抗怀千古。人情之常，只绕在己身，使容易琐碎，一旦扩大了，也可以是“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包容与阔大。 张晓风、席慕蓉、爱亚三位女作家，把她们的文章集为一集，名为《三弦》，嘱我为序。我于三位皆只是慕名，读晓风的文章时，白己还是学生，慕蓉是最近才熟起来，爱亚连面也没见过，真怕这样写序要糟蹋了这些好文章。从“尔雅”送来的校对搞，我细细读了一遍，想到中国的散文传统，想到这传统在“五四”以后的发展，这本《三弦》中许多简短而寓意深长的片段触动了我。晓凤的许多篇使我想到段成式的“酉阳来记”，记事与哲理之间，似断似连，很耐人思索；席慕蓉则近于散文诗，有趣的是她以一种快捷的方法说委婉的感受，似乎是细致，又别有一种一无隐晦的爽直之风；爱亚则最为平直，没有词藻的装饰，小说回复成了故事，另有一种趣味。 读完全书，心中对三位作家有一种敬重。如今“三弦”合奏，能有此好音，我只是有聆听之福的人罢了。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端午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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