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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开始群居以来，就出现了一种权威的引导。有时候是为了群体的福祉，有时候却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无论出发点是善意还是恶意的，最后总是要以完全消除了个人的自我意识为终结。 为了要群众接受训练，并且深信不移，因此，这种价值导向必须出现在一切事物上，当然也包括了文学，包括了诗。 于是，几千年来，把高亢的、阳性的、关于国族、关于群体的作品，都定位在最高点，并且以此来评断诗人和选择诗人。这种引导，在中国的控制阶层里做得最为成功，竟然变成了历代文人的传统思想和标准。 在太平岁月，这样的标准并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反对。但是，在长年征战的时代里，因为战争、因为混乱、因为群体和个人的创伤所导致的痛苦与不安，终于让信仰崩溃，价值幻灭，让群众在伤痛与怀疑之中，有了重新反省的机会，个人的自我意识因此而得以重新出现。 这种反省，有时候是自觉的，有时候却是不自觉的。而两千年前，东汉末年一群流离伤乱的中国人，却都把它们写进《古诗十九首》里面去了。 少年之时，初读《古诗十九首》，真是心灵震动。那时候太年轻，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只觉得有许多首仿佛都早已相识，仿佛等待已久的就是这些感觉，这些诗句。 其实那就是在僵硬的国文课本之外，少年的我，第一次接触到人性深处的呼唤。 从此，诗，成为我与外在世界抗衡的一种力量。 不过，真正开始持续不断地写诗，是在离家到欧洲读书之后。布鲁塞尔四季分明，一个人行走在霏霏雨雪或者依依杨柳之间，感觉到古诗里的字句和两千年之后的此刻并没有什么差别，感觉到时光其实就在身边和心中匆匆转换，不禁想要提笔去捕捉一些什么。 二十多年了，这样的心情时隐时现。在混乱与琐碎的日常生活里，我常常会渴望有个安静的夜晚，好能摊开稿纸，离开一切世俗的标准，用静观的角度来测量距离，看那隐藏在变幻与流动之后的时光不变的面容，看漫长岁月中的踟蹰与犹疑如何游走在短短的字里行间，最后一一显现。 在这样的时刻里，所有的感觉都变得非常安静与透明，我终于得以与自己共处，一无所争，也一无所获。 在写诗的当时，并不能够很清楚地去反省，如今再来回想，才发觉这其实就是我的心灵，在长年离乱的不安与无奈里，给自己找到的最后的平衡点罢。 还记得十一年前，《七里香》刚刚出版的时候，有了许多反应，更有人认为像我这样生活幸福的人，应该是无忧无虑的，怎么可以写出这些诗来？ 只有痖弦，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 “什么叫做无忧无虑？一个远离族群的蒙古人生活在汉族的世界里，没见过自己的家乡，不认识自己的语文，这生存的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啊！” 那天，忠孝东路上阳光灿烂，人群熙来攘往，仿佛是太来盛世，然而，终于有诗人了解我，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事。 在这个流离伤乱的时代里，不只是我而已，只要站在街头试问一下，有哪一个中国人心里没有伤痛？有哪一个中国人可以被称得上是“幸福”的呢？ 不幸生逢乱世的我们，无论是写诗的人还是读诗的人，都不过只是想要在这种混乱不安的日子里，在外界与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之下，努力为自己求得一点点心灵上的清明罢了。 我原来以为，也许生活能如一条河流，尽管曲折，还是可以迂迂回回地流下去。 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初见蒙古高原，我心中多年维持的平衡又被推翻了。距离完全消失，一如蒋勋所说，我陷入了喜悦、愤怒和痛苦种种情绪互相冲击的漩涡里。 蒋勋对我说，我在《高高的腾格里》那首诗所遇到的困难，是因为原来习惯的语句无法表达出现在的心境，所以才觉得写不下去了。他说，只要能冲破这种文字上的障碍，以后应该可以进入一个更为开阔的世界。 我很感激他的鼓励。可是，我依旧认为，在诗的创作生命里，那曾经属于我的最美好的一部分，如今已经消失了。 即或在将来，我也许能把《高高的腾格里》那首诗写完，也许还可以再多写几首，但是，我想，最为我所珍惜的那种安静与透明的感觉，恐怕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生命果真如一条河流，如今终于来到了我的出海口，眼前烟波浩瀚，无边无际，还无从辨识方向，只有血脉深处那强烈的呼唤在导引着我。初识高原故土，想要去探寻想要去了解的渴望令我沸腾，诗，终于被远远地遗留在那沙岸上了。 当然，也由不得我去后悔，只是心里总有些牵挂，所以才会想出版这样一本诗集，给自己，也给朋友，说： “这是二十五年来的一些成绩，希望你能喜欢。” 同时要再一次感谢引导我进入诗的世界里的许多位诗人。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地提醒我，诗，其实无所谓“广大”与“狭小”，一首诗的真正可贵之处只在于它能否触动人心。 在平日，我们用语言将自己禁锢起来，然而我深爱的诗人在他的诗里将我的心灵释放。 这就是我对诗的坚持与信仰。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写于新竹风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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