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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教授

　　1995年3月间，邵燕祥先生来太原参加一个会议，我前去拜访。记得邵先生曾和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极少谈起十年以前的事情，邵先生说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回到家后，我一直没忘邵先生的话，想来想去是过去比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今天的年轻人，的确容易怀旧，这可能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评价，也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望，过去的事总能唤起他们的另一种情感。
　　我是本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曾经对现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每每失望。我有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倾注于当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但很快我就发现，我所了解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与我理想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很不同的。在这样的判断下，我终于放弃了研究报告文学，甚至放弃了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我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兴趣而言，我是想从事一切有关当代作家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品格和作品的内涵，总让我提不起精神来。无奈之下，我才选择了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正是在回到过去的知识分子中，我才发现今日所谓的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太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今日的不少教授、作家、诗人都远赶不上他们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的前辈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最初留意《观察》周刊时，就是因为印在《观察》封面下方的“撰稿人”中几乎都是教授，再看他们的言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都极有个性，都有一股“士”气。当时我就想，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就其精神状态而言，可能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极少有知识分子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敢说话，敢主持公道。当《观察》研究做完以后，我选择了西南联大，我想进一步了解那一批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我想从故纸堆中重温他们州日梦。
　　对于大学教授，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主要力量。做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都是民族的楷模，很难想象，在一个大学教授普遍丧失了为社会正义鼓与呼的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状态会是怎样一回事。道理其实极简单，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大学教授不能主持公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靠官员、商人、工人、农民来主持公道吗！显然不可能。
　　今日的大学教授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赖单位，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佳，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是时代的普遍精神。我研究西南联大的教授时，最留意大学教授的自由流动问题，我觉得这是使旧日大学教授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最佳的一个基本前提。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我把它理解成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徒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在过去是得到实现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100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已比较理想的大学内。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种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呆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想，当一个教授本来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环境，那么他们的才华只会日益枯萎。大学教授是个性极强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呆下去的，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1926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可第二年3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请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很快就离开了，以鲁迅的性格，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又不能随意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因为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当年的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时情况很少。
　　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它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还有一个教授的经济地位，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授同日而语。我说一个梅贻琦执掌清华后的例子。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教授的收入为300至400元，最高可达500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至200元；助教为80至140元；一般职员30至100元；工人9至25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20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个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10倍以上，她很难管理好这个保姆。想到今日的教授，想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再想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自有他们的苦楚。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扯淡，我就不入。”也没人敢把他怎样。
　　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后来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个性的时候。过去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连署宣言，批评不合理的规定。1942年5月17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联名发表了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联名对物价问题发表意见，是因为当时“由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他们认为：“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还是这批教授，在40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联名发表这类文章，畅谈自己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过去的教授也不光是敢说话，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其道德水准也让人肃然起敬。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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