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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辈人中间，有的已经四世同堂了，一般也多是儿孙满堂。逢年过节，总会热闹一番。像我和洁若这样三个子女都远走高飞的，寥寥无几。而且，从四十开外的老大到已过而立之年的老三，都还是单身，像这样的情况，恐怕就更少了。这实在有违孔孟之道。中秋也好，大年初一也好，我们家都冷清如常。没有娃娃朝我们身上扑，偶尔逛一趟百货公司，也从不去玩具柜转悠。 生活的安排只能顺其自然。我们既无意夸耀这种冷清的晚年，当然也没有丝毫怨气。我同洁若之间有一种共识：儿女应根据自己的抱负及条件，各奔前程。我们绝不驮在他们背上当包袱。另一方面，我们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扯大了，现在他们也不应再给我们添麻烦，让我们为他们的工作、住房去到处奔走。他们该自理了。 我们还有一种共识——更重要的共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如工作。听起来倒蛮吓人的，好像我们两个都是苦行僧。其实不然。我们有许多乐趣。楼下一个读小学的姑娘每周上来跟我学点英语。我爱听她那娇滴滴的发音，爱看她翻翻眼皮若有所悟的憨态。我还经常听音乐和相声，种花，搜集小摆设，饲养乌龟，揣着小半导体去湖边林间散步。洁若抽不出空来散步。她帮助三姐常韦做些家务（如扫地，倒垃圾，收拾卫生间），借此活动一下筋骨，运动量足够了——连锻炼身体也是生产性的。今年我又添了个腰痛的毛病。于是洁若把为三只乌龟喂食换水的活儿也接过去了。别看它们是宠物当中最省事的，三天两头儿的也闹些花样。一次，为了抢饵食，大乌龟把小乌龟的前爪咬得鲜血直流。洁若把它隔离在一只纸匣里，为它上了几天紫药水。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事，她干脆分开来喂它们了。她嘟囔说：“别提什么阿猫阿狗了。这乌龟算是最省事的了，每天也得为它们分不少神。” 我们都庆幸搞的是文字工作。干这行当，无所谓离退休。只要有纸笔，随处都可以出活儿。这不但矿工瓦匠办不到，就连搞科研的，也未必能如此便当。 洁若常说，退下来四年了，如今反而比在班上还忙多了。她又编，又写，又译。忽而是是。《小说神髓》，忽而是《万叶集》，忽而是《天人五衰》。有时电话铃响个不停——好在电话机就在她椅后。然而今后几年她的主要工作是完成那部八十万字的英语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翻译。我最佩服她那摘“定额”的办法（据她说，是小时她父亲训练出来的）。不论多么艰巨的工作，都能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去完成。 相形之下，我就疏懒多了。我从来也不是个“拼命三郎”。1954年同洁若结璃后，我变得勤快点了。1955年当上了专业作家后，就碰上审干，未能下去写作。然而三年之内，我一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选》、《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我手中的笔就被夺走了。 1978年以后，我又连写带译了近百万字。八十年代主要是完成了关于我一生经历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当然，还花了不少时间去整理旧着译。九十年代，我着手写起文学生涯的回忆录，并已开始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 洁若的书桌放在卧室，挤在我们那张大床旁边。由于搞翻译，她整个被英、日文工具书包围起来了，她是能坐下来就干上几个钟头的。 我的书房兼会客室，空间比她的大，设备也比她的齐全。我们两个就分头搞着各自的工作。有时她会探进头来问我要点什么。当然，我也短不了打搅她。我的“手稿”称得起是“天书”，而且经常长得像蜈蚣。我总是利用一些废纸的反面写，并且随写随接。每完成一篇，洁若不论手头有什么工作，都立即放下，替我誊成在编辑部够得上是甲级（指工整程度）的稿子。誉清时，凡她读来不顺口的地方，必然提出。有时我马上首肯，有时商榷，有时难兔争执不下。 1987年洁若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那里日文系把大学所藏她历年所译的书陈列在讲坛下的长桌上：十几本（那还不到她的全部译本的半数）。但是她从来不想躺在已有的成绩上享清福。她闲不下来。为了争取空间，我替她设计的书架有的几乎挨着天花板了。每逢为了写注或弄清某个词的含义，她就爬上爬下地翻阅参考书或字典。 我和洁若都没有老迈感，因为我们的思维都还清楚，而且效率也不减当年。工作最大的报偿，是从完成了它而得到的快慰。等它变成铅字，能与广大读者见面时，所感到的幸福就更大了。 我们对眼下这种“车间生活”十分满意，不论拿什么阔绰舒适的生活来换，我们也不干。 一九九一年七月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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