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道旁(萧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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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旁

作者：萧乾
　　在一条漫长的路上，我的影子愈显得孤单了。
　　这里，我挺直了伏案办公的腰节，苏醒了为产煤吨数窒息住的心灵，呼出一口生活的郁气来。虽然稍一回身，矿务局红砖大楼的屋顶就威胁般地遥遥在望，但只要背着它走，而且知道是离它远了，我毕竟就感到逃遁者的松释。记起那屋顶下盖着怎样令人头晕的一叠叠账本，我的脚在这满目黛绿的原野上更极自然地向前迈进了。
　　由矿务局门口坐上十分钟的公共汽车，便可以到赖飞路的北端。每天吃过晚饭我就锁上房门，兀自走出局里专为单身汉雇员设的宿舍，站在一个钉有红牌的墙角下等候汽车了。
　　都市像一个疲倦的舞客，在午夜酒意阑珊时，由窗口伸出一只胳膊，想探试一下微凉的太空。这路便是都市的一只胳膊。它由繁华的街市直通到绿色的田野。虽然往来车辆还免不了带些俗尘，它却仍能保持整洁和肃穆。在宽敞平舒的沥青路中心，栽有一列短矮针松；和路一样，也那么齐整，那么漫长。耸立在短松丛中的是一列水门汀的路灯杆，每根细长的杆顶各垂着四只白色圆灯，看去也那么齐整，那么漫长。每晚它们都眨着眼，俯视着我孤单的影子，倾听我踟蹰的脚步。
　　这路衔接着城里最华贵的住宅区，又是全市居民散步的地方。道旁散栽着硕长多言的白杨，地上蔓长着各种无名野草。远远地，东面剪平的一块草坪是洋商自建的跑马场，白栏杆上涂着距离的标志。邻近看台一带的花墙是万寿公墓，里面依次睡着生存疲倦了的陈人：有患肺痨的小学教师，得心脏病的银行行员，或惨遭没顶的轮船二副。嵌在原野西边的是一家毛织厂，摩托转动如大地的心脏，高大的烟囱日夜冒着黑雾。它染暗了晨曦，染暗了晚霞，也染暗了人们的脸。学校的罗马式建筑如一个胖子的肚囊，心满意足的仰卧着。介于这中间的是全市规模最大的一家洗染公司，和教堂峨特式尖尖的钟楼：它的职务是黄昏时分敲出铿铿的晚祷钟声。但毗邻教堂却是一座兵营。于是，好像是要镇吓住和平祈祷者的幻梦，不时又传来雄纠纠的军号声。
　　赖飞路却永如一条巨蛇，蜿蜒，漫长，平静地趟在中央。
　　我曾看见过许多种晚霞，渤海的，鼓岭的，但朱红霞晖上面渲染着一层灰色煤烟，又反映出原野黛绿的，却只有这里才见到。我没法形容那颜色的奇妙，因为那是大自然之美与工业文明的混合物。我也说不清那些衣裳的名目：也许是什么教授的衬衫，或是某舞女的睡衣，恐怕还短不了商人的长褂，或小孩的围嘴。但想想看，每一排晾衣架都飘起十几种颜色不同的衣衫，像千军列阵的旌旗，数十排衣架一起分布在绿野上，受着晚风的抚弄，雪白的，粉红的，豆青的，浅紫的，迎风飘动，啪啪作响，谁能捺住那欣喜呢！
　　于是，每天下午约莫五点以后，这条路就用稀有的景色吸引许多游人。时常当我习惯地低着头用手撩触着松叶，感受着那刺痛的愉快，或痴望着远方一匹棕色骏马的奔腾姿势时，就有一阵冷风飕地由我肩头擦过。等到我迅速地掉过头来时，一辆姜黄色的汽车早已剩个尾影了。车里少不了无线电放送的爵士音乐，间或敞着的车窗里还露着一只粗大多毛的胳膊，围拢在细白肌肤上，金黄的丝发，如春郊麦穗，迎风飘拂着，这里也常有衣饰富古曲风味的西人夫妇，牵着长鼻狼犬，用极潇洒的派头漫步着。高贵人说话照例声音很低，才显得安闲。黄昏为大地普遍加了层灰罩，贵妇人的脸上却另外带一具珠纱面罩。那高贵的畜生，在男主人的驾驭下，也越显得骄傲了。
　　因为阔人来得多，道旁就难免有乞丐出现。他们多半是赤着污黑胸脯的中年妇人，怀里喂着个泥鳅似的婴儿，地下又跑着一个十岁左右面色焦黄的孩子。看到洋人走近，就徒然地伸出一只肮脏的手来嚷着“孟内！孟内！”
　　在这条路上我还有个熟人，便是黄昏时分，那推一车红马蹄灯的老人。每天散步都有机会遇到他。多么可羡慕的差使阿！天将黑时，他便把三十几盏红灯燃亮，轻轻放在一辆小手车上，沿着赖飞路缓缓推来。好似造物者散布星辰，他把满车红灯按照上峰交通计划，——分配到路旁各个须要驶车人注意的地方。我时常跟在他后面，守着他把一盏盏的红灯安置妥当。小手车空了后，回身一望，顺着暗绿的矮松，遍布着星星点点的红光，我仿佛也分享了那欣悦。
　　路的北端，贴近住宅区，还有些建筑，排列得疏疏朗朗，以免遮去邻合的阳光，使人观赏不到原野。它们多是洋人、买办、在野政客的公馆或别墅，都是很讲究的房子。我每天必擦着它们跟前走过。面着那些堡垒式的建筑，我追忆起阿瑟王及许多中古骑士的轰烈事迹了。我也不讨厌那些坚实齐整的立体建筑。但我极讨厌有些立体方屋里无线电放送的古怪声音。那活像一只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在我神经上反复搓揉。我虽然从没见过发那怪声音的女人，但那尖到使人昏晕的声音每次都给我一种极为难堪的反感。何必要枪毙人呢，我自己想，用这样不愉快的声音堵满一个人的耳朵不是文明对我们更残酷的刑具吗？何况夹杂在那中间的还有哗哗的骨牌碰撞声。
　　因此，由于趣味的不同，有些住宅我是用毫不迟疑的步子快快走开的。我不稀罕那尖尖的高跟鞋和那些寄托私心的骨牌！我赶快逃到另一住宅的屋角。在那里，除了门环，虽没有人理会我的存在，我却感到“家”的亲切味了。
　　我爱那晚餐时柔和的灯光，纵使隔着窗帘，我也感觉到他们谈笑的欢畅。我踮起脚尖朝里望，想法不遗落室里任何一个犄角。熏鸡咽到他们肚里，那没有关系；我却闻到那油香味了。宝蓝色的胖胖沙发他们坐着，也不碍事，那松软舒适我感觉着了。我引颈端详悬在壁炉上的油画，我断定那白须老人一定是男主人的祖父。他的坟墓也许就在道旁，他的灵魂却守护着围在桌边的儿孙了。
　　我听着他们念完祷词（壁炉上摆设中央有一座金属锃亮的十字架），望着他们打开折叠的洁白餐巾，望着他们欣喜地活动起嘴部来，我感到满意了，因为我知道，这样明天他们又可以生气勃勃。我守着，守着，直到女主人催促孩子们上楼预备睡觉。在最末一个孩子闪出饭厅之后，向我这面的灯光突然关灭了。顿时，黑暗使我感到冰冷。适才的幻景随即迅速地消失不见了。我还听到孩子们在甬道跳跃的节拍，吹着细锐的哨子。那曲调必是他们新由学堂里学来的。
　　黑暗使我重新感到孤单。我方明白那温暖柔和原设我的分，就垂丧着头，摸索着向前走去。
　　远方有叮当沉重的金属声穿过黑色天空。它像敲着了我的灵魂。这引起我的好奇。我抬头，一只类乎袅鸟的飞禽在怪啸着。白杨响亮地抖擞着它的闪光战衣。瞥见短松，我担心果有仙魔隐在这宽平绿野。蝙蝠用极轻薄的姿势倏忽环着我身畔飘舞着。我的脚不由得向着叮当的声音走去，像是着了魔，盲目地迈着脚步，寻着什么灾祸。
　　秋天的星空是和地上的森林一般神秘不测啊。流星如顽童在青石板上任意抹画似地在深蓝色的天空乱划出银亮的线条。一瞬间，便坠往不可知的所在了。远处跑马场似有马在嘶嘶长鸣。我镇定耳朵去搜索，又像是销沉了。似是而非的荒唐的夜啊！毛织厂这时正赶着工，轧轧的机声像是夹杂着“要活下去啊”的呼喊。那细高的烟囱正向深蓝色天空吐着乌黑的气。是生存的郁闷之气啊！一阵钟声响后，我仿佛听见了低微的诵经声。黑袍僧侣用中古的拉丁语为人类祈求着幸福哪。这时，夜掩起学堂罗马式建筑的秃亮脑瓜，方方小窗户里正点着黄澄澄的灯光。那必是自修室，多少勤读的脑袋借着灯光在装载着各世纪学究遗留下来的智慧了。
　　我终于摸索到那叮当响声的跟前。那是靠路中腰的左边。道旁的草地已被挖成沟渠，旁边横竖躺着许多木料。在一盏明亮眩目的水月电灯下，几十只筋条高耸的手在忙碌着。
　　我蹑着脚步走近圆滚的木料。忽然，一声警告的咳嗽，一个黑影半支起身子向我望过来了。细一端详，他穿着一套不齐整的西装，嘴里叼着一只烟斗。身子掉到闪亮的方向，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很红润，可是看年纪他总有四十了。
　　“喂，来干么？”他突然提防地问。
　　“我是个过路的人。”我索性走近他身边，环视片刻，便猜问着：“忙着盖房吧？”
　　我看着他的动静。毛茸茸耳朵上夹了一管铅笔，两只细小如鼠的眼睛总凝视着前方出神。两个赤背汉子各挥着一柄巨锤，在轮流敲打一根钢筋。火花迸发得那样灿烂，我竟凑近他身边坐了。
　　他拔出烟斗，搔搔耳腮，又瞅了瞅我，就仍掉过头去了。
　　我为他这点冷漠所窘。我守着由烟斗里枭枭飘起的白烟，在灯光下变成连环套，团团盘绕着。这监工好像只关心一只钉子可曾锤到尽头，或一块木料有没有铝错了尺寸。他并不曾觉得身畔有我这人的存在。为了这个，我不舒服。我拽着他的袖子说：“唉，告诉我呀，干么这么忙哇？”
　　“喏，你这人！”似乎怕我会扯碎他的袖头，赶忙抽回胳膊说。“新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么——快到了，一对——哼，年轻的。”话语间，他似乎有点鄙夷这房子未来的主人，又似乎是厌烦我再问下去，索性一气说个干净。随后，干巴巴地吐了口唾沫，就又用烟斗堵上嘴巴了。
　　从那以后，我把散步的距离拖长了。我每天黄昏都到这房子跟前，好像那就是我的房子。我守着他们砸地基，守着他们立梁柱，还守到他们把赭色的方砖一块块地垒起来。那监工的可老那么缄默。他抽着烟斗，搔着耳腮，肚里时刻老那么盘算着：卧房的门应朝哪方，厨房怎样和客厅打通，将来待客时递菜好方便。谁也不知道明天该干么，可是到明天，经他一指点，一层洁白石阶平地而起，那道短墙拐了一个角。
　　这中间，有一个时期局里派我到六十里外的矿山去调查工人生活状况。这是我就任后第一次出差。在那里，我过着极为异样的生活。天天矗立在我面前的不再是摩天大楼了，却是比那个更巍峨的矿山。我是住在一座山坳里，门前便是纵横细窄的铁轨，上面日夜狂奔着运煤车。虽然是躺在一张极其难得的铁床上，我却不曾安宁地睡过一夜。我像进了一个古怪偏僻的国度，比非洲莽丛都还奇异。矿工的脸似乎涂满了炭，上面滴着液体的黑珠。他们终日瞪着狰狞的眼，总像是天将坠下来那么紧张。很少听到他们说一句安稳的话。不是缄口沉默，就是大声嚷叫。为我们所习惯的文明从未吹到这里，他们似乎把文明和礼貌一并遗失在漆黑的矿井里了。在我初到的那一晚，我始终没阖上眼。我总担心门口会钻进一张黑脸。出人矿务局的每一个人，硬领都是那么洁白，说着那样恭逊的绅士用语，谁想矿务局的生产者是这样迥乎不同的人呢！
　　我们矿务局一共有五个井口，可是实际开采的只有四口，另一口封起来了，在休息着。只有乍人地狱的恐怖可以形容我第一次随同工头下井时的心情。在黑洞洞、阴森森的地狱里，人的额头上各伸着一盏如鹤颈的油灯，一辆辆的煤车在铁轨上滚着，隆隆地震响。那些被巴比塞称为“马”的拉煤车者用吓人的声音嚷着，曳着一辆辆堆满煤块的铁车。工钱既是按着车数计算，他们只拼命地喊着向前拖，直到工头手里的电筒一晃，并随口骂了一句，为首的才缓慢下来，嘴里嚷着难懂的话。
　　我们是按照一张有着白线的蓝图走着。工头每过一拐角必说一声：“离井口八十呎了！”走到一百七十几呎的一个垛口时，几个矿工正用巨斧敲着一面黑壁。每敲一下，必有一大片坚硬物体轰然坠下，落在矿工赤裸的肩背上，然后滚到地上。我们走近，工头似乎也有点怕，喝道：“嗨，孙子，等等开！”
　　那举着斧头的工人听到这声音，即刻松缓了腕力，喘嘘着，可还规规矩矩地站到一旁。
　　工头解释给我说：这里采不得了，再有半哩就是水道，而且，因为采得太苦，上面随时可以陷落的。他叮嘱我回去据情报告上司，请他们快筹个妥善办法。
　　两个星期后，我又乘着局里特派的那辆汽车回到都市来了。乍离开山地，来到平坦坦的城里，我还有些不惯呢。我耳边时刻还有隆隆隆的震响，梦中高峨的矿山常巍立在我的床前。朋友们说我脸色黝黑，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人能把自己染得比一个矿工更黑的了。我似乎还留恋那些粗黑的脸，因为那是十足诚实的脸。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我又挥着钢笔登录起产煤的吨数了。不同的是，那些圈儿都变成狰狞的眼珠。时常我好像觉得那面黑壁轰然塌陷了，掩埋了那些举着斧头的矿工，掩埋了工头和我自己。即刻，我的肩膀耸起，浑身颤栗，直着眼睛，掌心冒着湿禄禄的虚汗。
　　坐在对面的同事看到我那呆呆的神气，便开玩笑地说：“怎么，思凡了吧？”（“思凡”是局里为“想女人”公拟的一个术语。）我惨然一笑，像是推开了压在背脊上的一堆厚土，又回到现实中来。
　　我喘出一口闷窒的气，顿时感觉清醒了许多。我扶着桌沿，想往外走。我一点没察觉同事皆在注目望着我。他们觉得我这呆像有点异常。
　　“干么去？”一位同事好意地扶着我的肩膀问。
　　“不行，我得去见经理。第三矿井险得很！”我挣扎着往外走。
　　“得了，规规矩矩记你的账吧！”另外一个叫常克明的同事用巧妙的姿势捏着烟卷，耸了耸肩膀，徐徐吐出口烟雾，轻率地拦住我。我不知道他是同情还是解恨。只听他说：“矿井的事早请好人了，用不着你来操心。刚由伦敦回来的。哼，蜜月！甜不上几天就得乖乖下苦井。”
　　黄昏时分，好像温习一种快忘却的课程，或寻找遗失了的物件似的，我搭上了汽车，怀着无限新奇，又来到赖飞路，这都市的一只胳膊。
　　方块房子里仍有着那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在搓揉着。我赶忙避开了。毛织厂的高大烟囱还安分地冒着那永冒不尽的黑烟。大学的楼已燃起灯光了，可是我最关切的是“我”那所房子。我踉跄地向前扑奔。
　　呵，伟大，玄妙的劳动！仅仅才两个礼拜么，立在我眼前的已不是一些横竖的木架，半堵短墙了，却是一座西洋风景画里常见到的那种平屋，尖尖的屋顶上面铺着齐整的青色薄石片，那扇玲珑的窗户已透出微微的灯光了。如果再有些蔓生植物攀在上面，我们简直会以为它是某诗人的故居。我遥遥地感到莫名的骄傲，因我曾眼看着这雅致房屋的成长。
　　我用极羞怯迟疑的步子趋近，生怕这熟悉的影子会惊动平屋幽静的灵魂。我撩触着道旁的针松，嗅着周遭的草香。我亲眼看着叠起的那四碰洁白石阶上面，这里已有一个铁纱门了，门里透出被绢罩滤成淡绿色的灯光。我倚着离门五六码的一株白杨，静观着灯下的动作。
　　咦，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张小圆桌，桌上齐整地摆着金属和磁质的餐具，中间放着一只细长的绿花瓶。但主人呢？没有影儿了！前些日子我眼看砌成的墙，这时已涂上了淡咖啡色的漆。主人似乎对这颜色有特殊的爱好，连那些新制木器也无一不是这颜色的。镶在壁上的是两幅油画，我依稀在辨识着上面的景物。
　　忽然有咯咯的脚步声由身后传来，夹杂着还有口哨和笑声。一对青年男女向我这边走过来了，我忙闪过身去。黄昏盖住了一切细节，但那窈窕的身腰，那臂挽臂的亲昵我还是可以辨认得出的。我想，他们必是一对走路的人。
　　但是突然他们驻足了，男的打了一声颇悦耳的呼哨，就向房里喊道：“老王！”
　　——啊，幸福的人们！
　　男的轻轻地推开了门，扶着女的肩让她先走进去。然后，一个白衣侍者由里面迎了出来。女的随手把一束小野花插到桌上的花瓶里，返过身来；我猜得出，那是一个适意的微笑。
　　侍者手托的盘子上腾起热气时，纤细的手指忙用黄油果酱涂抹面包。好像那片黄油便是爱情的醴泉似的，两个争举着自己抹好的递给对方。两颗金晃晃的戒指闪亮着。结果是微笑地互相交换了面包，两个都似乎成就了一件惬意事。
　　我看到了女人的脸，椭圆白皙，好象生来就是为笑的。她有一头乌黑的美发。她时常把闪亮的叉子横在后边，眼睛便凝看着对面的丈夫妩媚地笑。
　　饭后，在侍者收拾餐具时，忽然有了留声机的声音。那调子我极熟悉，那是最富青春梦幻的《丁香花季》。随后，留在窗口的只剩一对头颅了。靠墙的准是一张只容得下两人的沙发，我猜得出。留声机放出男女低微的合唱声，唱到“我俩携手遁迹人间，躲避到谁也寻不见的地方”时，女的头颅由窗口沉没下去了。我知道它该贴近一副坚硬的胸脯，领受一番温情抚眷了。然后，男的用极柔和的中音低唱：
　　你我偕老终生，爱情美梦永不沉沦。
　　室内过分的温暖却变成一股冷气扑向我来。我没有勇气再听下去了。我转过身，垂着头，撩触着松针，兀自踱了回来。
　　可是次日黄昏，我又立在那棵杨树旁边了。我有一种病，我喜欢让别人享受幸福的实体，我贪爱那感觉。于是，无形中我把这平屋当作我精神的家了。仆仆风尘地由闹市里走过一条漫长的路，来看“我”这新家。我知道，走过每根灯柱，上面都有四颗白眼睛讥笑我的痴愚。它们散乱地摇曳着我那孤单的影子，要我省悟。远处一阵阵传来闹市喧嚣，起伏如波涛，也似在指指点点地讽刺我。但我仍梗着脖颈，情不自禁地走近了那平屋。
　　平屋阶下有一个人在修剪适才为暮雹抚摸过的草。他伛偻着腰，象是多吃了两盅，嘴里低哼着不三不四的调子。他也许为我的脚步声所惊动，忽然抬起了头。在暮色苍茫中我似乎看出那不是一张生疏的脸。
　　“哦，先生。”他直起腰来。那张黄瘦高颧骨的脸即刻使我联想起热腾腾的茶碗和手巾把，随后才记起这是矿务局里的一个听差。
　　“怎么，老冯，你来这儿干么？”
　　“是——总务司派我过来的。您不知道这是新来的工程师，李先生的家？”
　　李先生？难道就是前天同事提起的那位工程师？不会那么巧，但老冯偏一口咬定这李先生夫妇是新打外洋回来的。我没想到这使人嫉妒的家便是他们的。幸福的人啊！我叮嘱老冯不许声张。我不愿扰动别人的安静，我要默默地守着他们领取幸福。
　　回到局里，我又后悔起还不曾报告上司矿山不稳的事。我的工作虽说是调查工人生活状况，但工人生命所系的事我怎能漠视呢？唉，我这人真不中用！补报呢，又自露马脚，找经理责备，记恨。我咬着下唇在房里用紊乱的步子量着地板。我不晓得该怎么办！隆隆的铁车又在我耳畔响起来了，那些黧黑的脸似乎龇了一排排白牙向我狠狠地咒骂：“你这人——你这该杀的人哪！”
　　——如果去呈报……
　　我这样试着想，即刻上司一张难看的脸浮现在我的幻想中了。也许是撤职，也许——横竖结果是不会好的。
　　——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你睡觉了吗？——多难听的话！
　　那天黄昏，倚着道旁的白杨，我看见淡绿的灯光下有女人在嘤嘤地哭着哪，她倚在男人的怀里。
　　“你不能去说说吗？刚到一个星期就下矿！而且是在蜜月里。”女人紧紧地抓住丈夫的领带，呜咽着，絮絮地求着。她那副玲珑的脸蛋，这时已沾满了泪渍，浑身还不时在抽搐着。
　　“丽丽，这是没办法的事。”男人把手掌沿着那柔篷的头发滑着。他仰了头，心里像在打仗。他凝视着灯光，手却仍在轻拍怀中颤栗着的肩膀，吃语似地自己嗫嚅着：“世界是一整个，我们没法脱离它去另盖一座乐园。它嫉妒。它不准，它将动手拆毁——”
　　那一夕是凄凉到令人不忍卒睹的话别。我直守到两人进房里收拾什物去，才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踱了回来。
　　走过那方方的建筑时，我听到一种节奏疾速的音乐，夹着窸窣的衣裙相触和脚步杂沓的声音。窗口露着许多只胳膊，上面闪烁着许多亮光，如流星。几个孩子堵在三楼的窗口，托着小腮帮数着来往的汽车。他们是被妈妈骗到卧房里去的吧！和一切孩子一样，跳舞会和我也是无缘的。我匆匆走开了。
　　自那天以后，我没有勇气把散步的路程延长到那平屋了，因为遥遥地，我已由楼下的漆黑，想象出楼上靠东南角那盏残灯下是一张怎样狼狈的泪面了。红灯老人感到奇怪：我常常未等他把红灯散尽就兀自折回。
　　“先生，你张望些什么？你的路比我的应该还长呢！”他扶着车把关切地问我。半车红光把他苍老的脸照得不知年轻了多少。
　　“你去吧，我不能再走。”我倚着细长灯杆，无心地拈着松针。
　　“我不懂得你们这些年轻小伙！”红灯老人似乎不愿费力去猜测，就重新扶起车把，缓缓向前推去。一盏盏红灯随着他的足迹散在道旁。
　　谁也未料到，灾难一直在不停息地酝酿着哪。星期五下午，局里连连接到矿井管理处几次紧急长途电话，报告井势不稳的消息。啊，没有人再比我那时更痛苦了！我深悔不曾报告上司。几次我抓住头发想拿出凶犯自首的勇气跑去报告一声，但另一个狡黠的声音总在我心里问：
　　——那样有什么用呢？
　　星期六黑早，我还没有起床，宿舍前道里就嘈杂地议论开了。在我们这宿舍里，这是不寻常的。平日，这时分茶役提着热水壶由门口走过都蹑着脚尖，今早，骚动替代了原有的谧静。我侧着身，听到许多扇门开了，一定有许多只脑袋由门缝里伸了出来，因为随即听到许多人问：“喂，老马，怎么回事呀？”
　　声音里都带着几分恐怖。
　　我忍不住了，就踢开被窝，裸着脚奔了出来。
　　“什么事情呀？”我一把扯着茶役的袖口，睁大了眼问。
　　“矿井出乱子了，活埋了三四十！”
　　啊，活埋了三四十，我头昏了。这些人全是我埋的！
　　我草草穿上衣服，也顾不得洗脸就走出房门了。同事看我恁般慌张，以为有我什么人死在里面了。
　　“嘿，你干么着慌啊，死的都是工人，除了一个外国回来的工程师。”
　　外国回来的工程师？这是梦啊！一切我所担虑的，就全为恶运证实了吗？我直瞪着眼睛，闯进那个拦我去报告上司的同事房中。他正在安闲地刷牙，看到我，就由嘴里拔出涂满膏沫的牙刷。
　　“老常！”我嚷着，“糟了！全是我，全是我，这个凶犯！”
　　他愕然了。他仔细端详一下我颤抖着的脸，就鬼鬼祟祟地赶忙关上房门。
　　“老常，都是你，拦我，拦我。瞧，这下我拿什么险活下去，你说说——”我似乎在表白自己，又像推诿着杀人的罪名，向他抱怨着。
　　听完我这一席悔恨的话之后，他一脸的紧张倒松开了。他漱着口，甚至微微有点笑了。他告诉我矿山不稳是人所共知的。这么快会陷落虽然没有料到，可是早晚也是得陷的。一年六回，谁去调查，那边工头也那么嘱咐。这回聘请新工程师为的就是勘察新井，好补偿必然的损失。
　　这话能作为开脱的借口吗？不能。可是我也觉得肩膀轻松多了。我开始省悟到自己只不过是个小职员，把偌大惨剧的责任都拉到自己头上有些可笑。但心上总还有点什么在绞缠着。我什么都不敢想，特别怕记起赖飞道上的一切景物。
　　上午，公事房里的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工人家属殷切的打听，新闻记者好奇的探问……但经理有话：关于这事不准泄露，只准用“真相还不清楚”来搪塞。
　　但这事终于被证实了，因为三十七具尸体已经挖了出来。许多哭成泪人的家属用笨重的车辆来领取一具装殓了尸首的薄木棺材和一张五十块钱的支票。
　　年轻工程师的黑漆棺材，用扎了白绸的汽车一直载到赖飞路道旁的万寿公墓去了。
　　同事商量送花圈，我也茫然地随了一份。但追悼会和葬礼我都不曾去。我不敢去。他们一回来便学说灵柩人土前，教堂牧师祷告声多么沉痛，并连声夸说那女人多么年轻，漂亮。他们又研究起一个美丽女人呜咽时的妙态。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很关心这小姨妇，讨论了许久。
　　我不曾说什么。
　　过了好些日子，一个黄昏，我为试试自己的勇气，才又登上那停在红牌下面的公共汽车。赖飞路虽仍奔驰着载了爵士音乐的汽车，但细长电杆上的灯光可昏暗多了，象哭肿了的眼睛。沿着赖飞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撩触着松针，麻木的手指再也感不到那针尖的刺痛。烟囱那傻家伙依然喷吐着无名的怨气，浓黑，弥漫四周空际。学堂的圆形建筑仍如一尊弥勒那么仰天晾着肚皮。晚祷钟声响彻原野，水像叮嘱着路人一件事。
　　平屋已不再有那柔和的灯光，连楼角的残光也熄灭了。我好像听到远方有叮当沉重的金属声穿过这黑色天空，即刻有无数火花在我眼前迸发。班诞的夜，现实的装帧者，我再不敢向前迈一步了。
　　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又开始在搓揉起听众的神经了，许多只手又响朗地哗喇起骨牌来。我木然地呆立一下，就匆匆地逃了回来。
　　　　　　　　　　　　　　　　　　　一九三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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