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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我一向怕写定题定时的文章，唯独这一回，我一点也没迟疑，而且拿起笔来就感到好像有个信息应传达给当代以及后世的读者，告诉他们我认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巴金是怎样一个人。我立刻把手头的一切工作（包括正在编著的《杨刚文集》）全都放下，腾清书桌，摊开了稿纸。 从哪里开始呢？首先想谈的，还不是我们之间漫长的友谊，而是近两年来由于偶然机会才得知的他的一桩感人事迹。 1947年，巴金的一位老友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当学生开展反饥饿运动时，学校当局竟然纵容国民党军警开进校园，野蛮地把几十名学生从宿舍里抓走。在校务会议上，他这位老友就愤然拍案怒斥，因而遭到解聘。他只好去台湾教书了。1949年，眼看要解放，他又奔回大陆。不幸，这位向往革命已久的朋友，却在人民政权建立的前夕与世长辞了，遗下幼小的子女各一人——他们的母亲早于1938年就去世了。前年我见到了这两个已进入中年的“孩子”，他们今天正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工作着。听说这一对孤苦伶什的孩子当年曾受过巴金一家的照顾。 我想，文章最好从这里开头，就写信给同我较熟的那个“女孩”（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讲了我的意图，希望从她那里了解一些此事的细节。万没料到，我碰到个硬钉子。她回信说： 萧叔叔：对于您的要求，我实在难以从命。我爱李伯伯，就像爱自己 父亲一样。他的话我是要听的。他不喜欢我们谈他写他，也不喜欢我们对 报刊杂志谈及我们和他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是很严格的。我一定要尊重 他的意见，不写他，也不乱说他…… 接着，还说到巴金对自己的侄子以及其他家属，也同样这样约束。 看完这封短信，我身子凉了半截。因为以此类推，还有几件事估计也属于“禁区”。唉，写一个不许人谈他的事迹的好人，可太困难了。继而又想，我碰的这个硬钉子本身不正可以用来说明巴金的为人吗？ 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时，编者记起我在咸宁干校沼泽地的稻田里，讲过巴金发现《雷雨》的轶事，就要我把它写出来。我当时说“发现”，这个动词我是经过掂量的，没有夸张。这件事多少是个历史见证人。因为1933年至1935年间，每次我从海甸进城，总在三座门歇脚，《文学季刊》和《水星》编辑部就在那儿。我也认为重温一下新文学史上这段掌故很有现实意义。然而我晓得巴金不愿人提及这件事（下到干校，以为此生与文艺不会再有关系了，我才放松的），他自己更从不提它。要写，需要打通他这一关。于是就写信给巴金，反复强调我的出发点不是褒谁贬谁，只不过希望新的一代编辑们能更及时并认真地看一切来稿。这样，他终于才勉强回信说： 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 了。事实是：一次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好一些，怎样组 织新的稿件。他说，家宝写了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 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件拿来看了。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 街十四号的南屋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 这里，看巴金对自己所做的多么轻描淡写啊！然而如果不是巴金作出立即发表的决定，曹禺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时日。 不居功，不矜功，厚人薄己，这在旧社会是少见的品德，在今天，也依然是不可多得的。 二 1977年初，天色开始转晴，我就同洁若商量托人代表我们去看望巴金一趟。我们托的是上海青年音乐家谢天吉，他那时正在歌剧院工作。由于都是惊弓之鸟，怕我这个摘帽右派会给巴金带来新的灾难，信还是由洁若出面来写。天吉带回巴金写给洁若的信说：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念你们。你说萧乾已六十八岁了。我还记得一九三 三年底他几次到燕京大学蔚秀园来看我的情景。那时他才二十四岁……想 不到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头。我还好，十年只是一瞬间。为自己，毫无所谓。 不过想到一些朋友的遭遇，心里有点不好受。 这段话使我想起1938年当他在上海孤岛（在敌人的鼻子下）坚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时，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远地写信给他，关心他的安全。巴金在《一点感想》一文中说： 我固然感激他的关怀，但是我更惭愧我没有力量去安慰他那渴望着温 暖的年青的心。我没有权利叫人为我的安全担心。……我绝不是一个失败 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派，真正相信着最后胜利的极少数人中间，我应该 算一个。 这两段话相距约40年，然而精神却是一致的：悲天悯人，关心同类，同情弱者和不幸者；为自己，毫无所谓；对世界，只有责任感，没有权利感；在敌人面前不低头，苦难面前不自怨自艾；对前途，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认为这是了解巴金的人格、作品和人生哲学的一把钥匙。 30年代初期，北方知识界（尤其文艺青年）曾十分苦闷过。那时，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到了冀东，而掌权者仍不许谈抗战。一些后来当了汉奸的士大夫却在书斋里振笔大谈明清小品，提倡清静无为。1932年鲁迅先生到了北平，那就像窒息的暗室里射进一线曙光。1933年，从上海又来了巴金和郑振铎两位，死气沉沉的北平文艺界顿时活跃起来。他们通过办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同青年们广泛交起朋友。很幸运，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写作的。 在见到巴金之前，我已经在《文学》、《现代》上读到他不少的作品了。我觉得他是用心灵蘸着血泪直接同读者对话的一个作家，不是用华丽的词藻而是用真挚的感情来直扑人心的。那时，我自己的头脑可是个大杂烩。有早期接受的一点点进步思想，有从大学课堂里趸来的大量糊涂观念，首先是唯美主义思想。我就是带着那些到蔚秀园去找他的。 记得谈起我对华林的新英雄主义的倾倒时，曾引起他的共鸣。他总是耐心地听，透过那深度近视眼镜注视着对方，然后寥寥几句坦率地说出他的意见。后来我在为《我与文学泻的一文中说：‘’一个由刻苦走上创作道路的先辈近来曾作文否认灵感与天才的存在 这不仅是破除了一件寒人心的、帮人偷懒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踌躇的人的勇气。”①这位先辈就是在年龄上其实仅大我五岁的巴金。他对我更重要的叮嘱是“一个对人性、对现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②从他那里，我还懂得了“伟大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想像的工作只在于修剪、弥补、调布和转换已有的材料，以解释人生的某一方面”。③ ①见《我与文学》，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237页（上海书店1981年重印）。 ②同上第236页。 ③同上第237页。 但是他反复对我说的一句是：“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记得我的小说《邮票》发表后，巴金读罢曾告诉我，作品中那个无知的孩子说的“我不小。瞧，我也流泪了。”那句话，使他受了感动。他就是这样给一个初学写作者以鼓励的。 巴金和郑振铎的北来打破了那时存在过的京、海二派的畛域。一时，北平青年的文章在上海的报刊上出现了，而上海的作家也支援起北方的同行。1935年，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手编天津《大公报·文艺》的。不，我最初编的是《小公园》，一个本由“马二先生”主持的货真价实的“报屁股”。然而上海的作家们个计刊物的大小，一时张天翼、艾芜、丽尼等几位的作品就经常在《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甚至那个《小公园》上出现了。这个渠道主要是巴金和靳以帮我打通的。我也因而可以预先编出二三十期刊物，然后去踏访鲁西、苏北的灾区了。 三 同巴金过从最密切，还要算1936和1937两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道。当时我在《大公报》编《文艺》，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隔几个门就是黄源。巴金那时也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个弄堂里，正在写着他的三部曲。他主要在夜晚写，所以总睡得很迟。有时我推门进去，他还没有起床。那是很热闹的两年：孟十还编著《作家》；靳以先后编著《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则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人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如对《译文》）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那时上海小报上，真是文坛花絮满天飞，但我们从不在自己的刊物上搞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包括不对某些谰言加以反击。对于两个口号，我们都认为是进步方面内部的分歧，没参加过论战。当时我在编著天津和上海两地《大公报》的《文艺》版，我不记得曾发过一篇这方面的论争的文章，虽然我们都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下面签的名。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在外，回来看到郑振铎提倡“手头字”运动的宣言也签上了我的名字。料必是我不在时，朋友们认为不能把我漏掉，就替我签上的，我也因而深深感激。 那时在饭桌上，朋友们有时戏称巴金为我的“家长”。家长不家长，那两年我没大迷失方向，不能不感激他那潜移默化的指引。 巴金平素态度安详，很少激动。但是遇到重大问题，他也会头上青筋凸起，满脸通红，疾言厉色地拍案大叫。这就发生在鲁迅先生逝世的次晨，当时《大公报》在第三版上以“短评”方式向鲁迅先生遗体戳了一刀。①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声音大得把房东太太都吓坏了。也就是那天，当他一听说我已经找报馆老板抗议并且提出辞职的时候，他立刻给了我有力而具体的支持，要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 ①详《鱼饵·论坛·阵地》，见《一本褪色的相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21-150页。 “八·一三”全面抗战的局面打开后，我很快失了业，决定经海路转赴内地。临行，我去看了他。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败溃，上海早为战火包围，租界上空飞着炸弹，大世界、先施公司一带也挨炸了。人们纷纷离去或准备撤离。巴金像个哨兵似地镇定自若，说你们走吧，到内地一定有许多事可做。我得守在这里，守着出版社，尽我的职责 1939年我出国前，我们又在香港相聚了一阵子。那时，我正陷入一场感情的旋涡中。他和杨刚都曾责备过我，我还狡辩。1978年后，我曾两次在文章中表示过自己的忏悔。1980年在病塌上写《终身大事》，也是希望年轻的朋友不要在这样问题上走入歧途。 太平洋事变前，我们还有书信往来。我也从杨刚按期寄给我的《大公报·文艺》上，知道巴金对她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后来邮路不通了，我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在朝不保夕的英伦三岛。 我患了几年神经衰弱，有半年几乎连记忆力都丧失了。我深切地尝到游子之苦。也许正由于这样，1979年当我在国外遇到入了美籍的故人时，我能理解他们灵魂深处的痛楚，因为我几乎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 1946年回到上海后，巴金住在市内偏西区的霞飞坊，我住在北郊的复旦。他抱了他的国烦（就是今天的小林）来过江湾，我有时也去看他，但那两年我们见面不多。那也是我平生最迷茫的一段日子。同祖国脱节了七年之久，又是在那样重要的七年，真是十分可怕的事。我对一切变为陌生了，而自己又不虚心向人讨教，就提笔乱写。我在给《观察泻的《拟玛萨里克遗书》里，曾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心境。有一天我将重新回忆那段混沌的日子。 家庭发生悲剧后，我就更像匹尾巴绑了火把的野兽，横冲直撞起来。幸而那时杨刚从美国赶了回来。我终于还是冷静下来，摆脱了羁绊，投奔了香港进步文化界。在我痛苦时，巴金给过我慰藉；在我迷茫时，他曾鼓励我重新找到航道。 这些年来，我时常闭上眼睛像逛画廊似的回忆一生所接触过的熟人，真是感触万千。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它不应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善意，即是说，它时时刻刻鼓励着你向上，总怕你跌跟头；当你跌了跟头时，它不是称快，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而是感到痛，深深的痛。这种痛里，闪着金子般的光辉，把人间（即便是没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 四 解放后，不少朋友由于地位悬殊了，就由疏远而陌生了。这是很自然的，甚至也许是应该的。我自己一向也不知趣。唯独同巴金，我们的往来没间断过。50年代的每次来京——往往是为了开会或出国，总想方设法把他的老朋友们都找到一起，去马神庙或西单背后什么四川人开的小馆子，像30年代在大东茶室那样畅聚一下。巴金一向是眼睛朝下望的，好像他越是受到党的重视，越感到有责任协助党团结其他知识分子。他出国时外汇零用是很紧的，还为我带回《好兵帅克》的各种版本（可惜全都毁于1966年8月的那场大火）。他慷慨地从他的藏书中为我译的书提供插图，有的还是沙俄时代的珍本。书的部头既大且笨，千里迢迢从上海带来。他总依然像30年代那么亲切，热情。记得我们两个在北海举行过一次划船比赛。我们各租了一条小船，从漪澜堂出发，看谁先划到五龙亭。我满以为自己年轻几岁，可以把他这个四川佬远远落在后面，但他一点也不示弱。结果我们划了个平手，两个浑身汗湿的程度也不相上下。 使我永难忘怀的是1957年7月10日那天。当时《人民日报》前不久已经在第一版上点了我的名，旧时的朋友有的见了面赶忙偏过头去，如果会场上碰巧坐在一起，就立刻像躲麻风或鼠疫患者那样远远避开。这原是极自然、也许还是极应该的。如果掉个位置，我自己很可能也会那样。 7月10日那天早晨，我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要我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一个会。我感到惶恐，没有勇气去赴会，就去向作协刘白羽书记请假。他说，这是周总理召集文艺界的会，你怎么能不去。那天我是垂了头，哆哆嗦嗦进的紫光阁，思想上准备坐在一个防疫圈当中。 谁知还没跨进大厅，巴金老远跑过来了。他坚持要同我坐在一起。我举目一望，大厅里是两种人：一种是正在主持斗争的左派，个个挺胸直背，兴致勃勃；另一种是同我一样正在文联受批判的，像雪峰和丁玲。后一种很自然地都垂了头坐在后排。因此，我的前后左右大都是出了问题的。巴金却坐在我旁边。我内心可紧张了，几次悄悄对他说：“你不应该坐在这里，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好像根本没听见我说的话，更没理会周围的情况。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小声对我说：“你不要这么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 正说着，大厅里一阵掌声，周总理进来了。他目光炯炯地环视着座位上的大家。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大声问：“巴金呢？”这时，大家的视线都朝这边射来。我赶紧推他：“总理叫你呢，快坐到前排去吧。”这样，他才缓缓地站起来，一面向总理点首致意，一面弯下身来再一次小声对我说：“要虚心，要冷静……”然后，他就坐到前面去了。 那一别，就是20载。接着，我就变成了黑人。不料九年后，他自己也坠入了深渊。 总理逝世时，我也曾记起紫光阁的那个下午。记得总理现身说法，在那次使我永难忘怀的讲话中，曾先后两次问到吴祖光和我来了没有，并且继续称我们为“同志”，然后热情地嘱咐我们要“认真检查，积极投入战斗”。他并没把我们列为敌人。后来洁若听录音时，这些地方自然早已洗掉了。 在柏各庄农场劳动时，每当我感到沮丧绝望，就不禁回忆1957年夏天那个下午的情景。顿时，一股暖流就涓涓淌入心窝。 1961年我调到出版社工作时，巴金还来信要我好好接受教训，恢复工作后，也绝不可以放松改造。1964年摘“帽”后，他又来重复这一叮嘱。那时我已从创作调到翻译岗位上了。他在信中还说等着看我的译品问世呢。我懂得，在任何境遇中，他都要我保持信心——首先是对自己的信心。 在收到他这些信时，我很担心万一检查出来对他将多么不利。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他这些冒了风险写来的信，都被我在1966年以前就含着泪水销毁了。我感到他虽不是党员，却能用行动体现党的精神和政策。难怪张春桥一伙要把他当作“死敌”来整。 1968年夏天，上海作协两次派人来出版社向冯雪峰和我外调巴金。那位“响当当”看完我的交代，态度可凶了，斜叼着烟卷，拍着奥子，瞪圆了眼睛，说我美化了“死敌”。第二次另外一个家伙一脸阴险的表情，威胁我要“后果自负”。夏天当我翻译易卜生的《培尔·金特》①时，译到妖宫那一幕，我不禁联想到“四人帮”那段统治。他们也是要用刀在人们的眼睛上划一下，这样好把一切是非都颠倒过来。 ①见《外国戏剧》1981年12月号。 在咸宁干校，每当露天放映影片《英雄儿女》时，我心里就暗自抗议：这是什么世道啊！这么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英雄、写出这么撼人心魄的作品的人，凭什么遭到那么残酷的（包括电视批斗）的折磨呢？ 这几年，讲起来我们的日子都好了，又都已年过古稀，本应该多通通信，多见见面。他常来北京，但我们仿佛只见过三四次面。第一次去看他时，洁若和我还把三个子女都带上，好让他知道，尽管经过这么猛烈、这么旷日持久的一场风暴，我们一家老少都还安然无恙。这一天，当他从宾馆走出来迎接我们时，我看到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再也不是当年在北海比赛划船的巴金了。那次我注意到他讲话气力很差。近两年两次他来京，我们总是只通个电话。我愿意他多活些年，不忍再增添他的负担。至于托我写信介绍去看他的，我都一概婉言谢绝。今秋他去巴黎前，曾在上海对王辛笛说，要来医院看望我。听到这话，我立即给他往京沪两地都去了信，坚决阻拦。我不愿他为我多跑一步路。至于通信，他向来事必躬亲，不肯让身边人代笔。以前他写信走笔如飞，如今字体越来越小，而且可以看出手在哆嗦。所以我无事不写信，有事也尽量写给他弟弟李济生，这样他就不会感到非亲自动笔不可了。就这样，从1977年到现在，他还给我和洁若写了不下四十封。 这些信，好几封是关心我的住房落实问题的，有几封是看了我发表的文章提出批评的。还有两封是责备我在《开卷》上写的一篇文章，认为过去的事不应再去计较。我虽然由于确实有个客观上的原因才写了那篇东西，从而感到委屈，但我并没像过去那样同他死死纠缠。我还是把那篇东西从正在编著的一个集子里抽掉了。并自认没有他那样不与人争一日之短长的胸襟和气度。 1979年初，我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朋友中间他是最早来信向我祝贺的。他的第一封信说：“你和黄源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是我很高兴的事。正义终于伸张了。”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你、黄源和黄裳几位错案得到纠正，是我高兴的事情。连我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才是伸张正义。” 然而他不仅仅祝贺，更重要还是督促，要我“对有限的珍贵的时光，要好好地、合理的使用。不要再浪费。做你最擅长的事情，做你最想做的事情”。他告诫我：“来日无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浪费得太多，太多了。”关于《大公报·文艺》那篇东西，由于涉及到他，我是在发表之前先请他通读的，他还纠正了我在《大公报》文艺奖金名单上闹的错误。其余的几篇他都是在报刊上看了后才写信给我的。他大概看出我久不拿笔，乍写起来有些拘谨。我也确实总感到有位梁效先生叉着腰瞪着眼就站在我背后。读了我最早给《新文学史料》写的那两篇回忆录，他立即写信告诉我“写得不精彩”，“你的文章应当写得更好一点”，要我“拿出才华和文采来”。然而像往常一样，他在信中总是以鼓励为主，要我“写吧，把你自己心灵中美的东西贡献出来”。 巴金在恢复了艺术生命之后，就公开宣布了他对余生做出的安排，提出了他的写作计划。他是毅力极强、善于集中精力工作的人，我相信他能完成。他不但自己做计划，他在信中也不断帮我计划，说： 我们大家都老了。虽然前面的日子不太多，但还是应当向前看。我希 望你：（一）保重身体。（二）译两部世界名著。（三）写一部作品，小 说或回忆录。我们都得走到火化场，不要紧。 1979年夏，在我赴美之前，他又来信说： 你出去一趟很好。要记住，不要多表现自己，谦虚点有好处。对你， 我的要求是：八十岁以前得写出三四本书，小说或散文都行。应该发挥你 的特长。你已经浪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我也一样，我只好抓紧最后的 五年。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为后世留下一点东西。名利、地位等等，应 当看穿了吧。 每逢我一疏懒，我就想到这位老友对我的督促和殷切的期望。友情，像巴金这样真挚的友情，有如宇航的火箭，几十年来它推动着我，也推动着一切接近他的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进。 五 看到巴金的文集长达14卷，有人称他为“多产”。可是倘若他没从1935年的夏天就办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50年代初期的平明出版社），倘若他没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20年献给进步的文学出版事业，他的文集也许应该是40卷。 尽管我最初的三本书（包括《篱下集》）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在文艺上，我自认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下简称“文生”）拉扯起来的。在我刚刚迈步学走的时候，它对我不仅是一个出版社，而是个精神上的“家”，是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谈巴金而不谈他惨淡经营的文学出版事业，那是极不完整的。如果编巴金的《言行录》，那么那14卷以及他以后写的作品，是他的“言”，他主持的文学出版工作则是他主要的“行”。因为巴金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不仅自己写，自己译，也要促使别人写和译；而且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他不是拿着个装了五号电池小手电筒只顾为自己照路的人，他是双手高举着一盏大马灯，为周围所有的人们照路的人。 1957年7月，我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谈出版工作的文章，有些话说得偏颇，惹了祸。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就经营管理方面称许过旧日的商务印书馆两句，因而犯了“今不如昔”的大忌。然而“商务”同我的关系，仅仅是商务而已。书稿和酬金（我生平第一次拿那么多钱！）都是郑振铎经手的。我不认识“商务”一个人，它也丝毫不管我正在写什么，应写什么，以及我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对我来说，它只是个大店铺而已，公平交易，童望无欺。我卖稿，它买稿。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1936年刚到上海，巴金读了我的《矮檐》之后，就启发我走出童年回忆那个狭窄的主题，写点更有时代感的东西。我不是东北人，对抗日题材没有切身体验；对农村以及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生活，我也是个阿木林。记得当我给开明书店《十年》写了《鹏程》之后，巴金曾鼓励我抓住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个我既熟又多少有点战斗性的题材，写个长篇。 从那以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内地，在国内还是国外，我写了什么都先交给巴金。有的东西，如我还在国外时出版的《见闻》和《南德的暮秋》，还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编成的。如果不是巴金不辞辛苦，我在国外写的东西早已大都散失了。 为什么我的《落日》是“良友”出的呢？《珍珠米》和《英国版画选》是“晨光”出的呢？我提起这个，是为了说明巴金不是在开书店，而是在办出版事业。那时书商之间的竞争可凶了，然而巴金却反其生意经而行之。当巴金看到赵家壁从“良友”被排挤出来，为了生存只好另起炉灶时，他马上伸出慷慨仗义之手。作为支援，把自己掌握的书稿转让给还没站住脚的“晨光”。这种做法即使对今天有些本位主义思想的出版家，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他为总共出了10集、160种作品的《文学丛刊》所写的广告里，巴金声明他主编的这套书“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这话实际上是对当时上海滩上书商恶劣作风的一种讽刺和挑战。事实上，丛书从第一集起就得到了鲁迅（《故事新编》）和茅盾（《路》）两位的通力支持。丛刊的第一特点是以新人为主，以老带新。每一集都是把鲁迅、茅盾诸前辈同像我那样刚刚学步的青年的作品编在一起。不少人的处女作都是在这套丛刊里问世的。我自己就曾经手转给过巴金几种。另一个特点是每集品种的多样性：长短篇、诗歌、散文、戏剧、评论以至书简、报告。这两个特点都是从一个非商业性观点出发的，就是只求繁荣创作，不考虑赔赚。这是与当时的书商做法背道而驰的。也正是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文生”出过朱洗的科普读物多种，翻译方面出过弱小民族的作品集。此外，“文生”还出了丁西林、李健吾、曹禺、袁俊等人的专集。 像“五·四”以来许多先辈一样，巴金本人也是既创作又从事外国文学介绍的；在他主持下的“文生”，也是二者并重的。它翻译出版了果戈里、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河夫等俄罗斯以及其它国家的名著。以“文生”那样小规模的出版社，这么有系统有重点地介绍外国文学，是很不容易的。 同当年的商务、中华以及今天的国家出版社相比，“文生”的规模可以说是小得可怜。如今的总编辑下面大多有分门把守的副总编，副总编也不一定看一切书稿，更未必会下印刷厂。巴金作“文生”总编辑时，从组稿、审稿到校对都要干。像《人生采访》那样五六百页或更大部头的书，都是他逐字校过的。翻译书，他还得对照原文仔细校订，像许天虹译的《大卫·科柏菲尔》和孟十还译的果戈里、普希金作品的译稿，他都改得密密麻麻。有时他还设计封面，下印刷厂是经常的事。更要提一笔的是，这位包揽全过程的总编辑是不拿分文薪水的。巴金一生都是靠笔耕为生的。 仅仅是辛苦倒也罢了，20年来大部分时光他都是在帝国主义鼻子底下或国民党检查官以至警察宪兵的刀把子下面从事这项工作的。“文生”的编辑、作家陆台不就是为出版社的事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的吗！巴金自己的《萌芽》也曾被党部一禁再禁，最后还是印上了“旧金山出版”后，才委托生活书店偷偷代售的。 这不是一篇巴金论。这里我非但完全没涉及他的作品，对他的为人也只写了一鳞半爪，有些事我只能略而不谈。 我本来为这篇东西另外写了一段结束语，临了又把它拿掉了。因为考虑到巴金在世一天，他是不会允许朋友们写颂扬他的话的，不管那是多么符合事实，他一向是那么平凡朴素。他的人格和作品的光芒也正是从平凡朴素中放出来的。 写到这里，我刚好收到巴金寄来的《创作回忆录》，重读了他于1980年4月在日本东京发表的讲话：文学生活五十年》。作为讲话的结束语，他引用了他在四次文代会上讲的一段话： 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 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 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 同大家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 史负责。我现在更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日寸 光、胆小怕事的人。 从巴金身上可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我觉得首先应学习他对祖国和人民的那份炽热的爱，他对历史、对人民的负责精神。一个为了表现自我，或者为了谋求什么私己利益而写作的人，是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也不会有这种精神的。 （选自《生命从80岁开始》，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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