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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后门·公私门



            1.“走门路”和“走后门”

  北京的地安门又称北安门、玄武门,而更广为人知的俗称叫“后门”,这是相对于午门、天安门、前门楼子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帝王们讲究“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坐北朝南为正,这也就规定出了前后。由此,地安门被以“后门”呼之。
  后门总是背于正门或者说前门的。因此,后门的朝向便要由正门的坐落方向来决定。深宅大院往往开着后门。一般宅院规模小,门也少,可能没有后门,但主人要在后面开个便门,谁又能本准许他开?
  这就好似世象,总是有人“开后门”,为着些许好处些许便宜;也总有人“走后门”。于是,“走后门”传为大众熟语。
  “走后门”一语出现得很晚。它所概括的意思,原本由“走门”、“走门子”、“走门路”、“走便门”等来以表达。“走后门”成为语汇中的后起之秀,确有其自身的优势。它更富有形象性——区别于进出前门的光明磊落,后门更可容阴暗、鬼祟、见不得人的勾当。“走门路”与“走后门”虽是同义词,也还存在着差别。
  《后汉书》载入《文苑列传》的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建安初年,他初到颖川,怀里偷偷揣著名刺,也是希望求谒权势名流的。可是,又生性高傲,这一个屠夫一般,看不上眼;那一个大腹便便像是饭桶,不肯去拜。怀里的名刺揣得久了,“至于刺宇漫灭”。祢衡这样的怀刺求谒的动机,我们宁肯称之为“走门路”。
  同样,唐代时兴的于谒,我们也宁可称它为“走门路”。
  唐代有诗的鼎盛,也有诗的干谒。此二者,均与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一个途径相关,即以诗取士。诗成了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由此,公平竞争夹杂着不公平的竞争,总有些举子想走走捷径,敲前门也敲后门,拿着诗稿去走达官贵人的门路。白居易《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据,如何持此将于谒,不及公卿一字书?”其实,白居易十六岁来到京城,也曾投谒名人。那位接待干谒者的顾况,先是拿小伙子的名字开玩笑:“米价方贵,居亦不易。”待读到他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加赞赏,又说:“道得个语,居亦不难。’讲到处夸奖这个年轻人。这故事载于唐张固《幽亲鼓吹》,被历代传为文坛佳话。然而,它又是一个走门子获成功的例子,尽管白居易的诗确实不同凡响,尽管在那时这种走门路似乎并未被划入耻不可言的境界。
  以诗干谒,门路并非那么容易走。万彤云《献卢尚书》:“荷衣拭泪几回穿,欲谒朱门抵上天。”尚书家门是不大好进的。诗人杜甫的名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句》有两句:“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所言干谒,已超出掖着诗稿拜名流的特定内容,泛指各类“后门”事项。所以,也就该言耻了。
  这类并不怎么光彩的“后门”交易,后来由“走后门”一语所概括。而此前,“后门”的比喻意义,只在于后路和退路。例如,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留后门》说:“銮辂亲征,事大体重,固宜进退有据。若论兵法,则置之死地而后生矣,岂预留后门哉?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矣。”是破釜沉舟,还是进退有据?罗大经认为,后者“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留后门即留退路。

           2.孔—拱—公:公生门的失落

  明万历时蒋—葵《长安客话》说:“东西长安门外有通五府各部处总门,京师市井人谓之孔圣门。或以为本名公生门,并无意义。其有识者则曰拱辰门之误,近是。”孔圣、公生、拱辰,三个名目哪个为是?《长安客话》选“拱辰”,有误。
  大约此前百年,明成化年间进士陆容,在其所著《菽园杂记》中就曾说到这个有关门名的问题:

  东西长安门,通五府各部处总门。京师市井人谓之孔圣门,其有识者则日拱辰门。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门,子宫南京时,于一铺额见之。近语兵部同僚,以为无意义,多哗之。问之工部官,以予为然。众乃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绘制的《明北京复原图》,标出了两座公生门的位置。在明宫承天门外,长安左门之东,有东公生门,通向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等机构;长安右门之西,设西公生门,通往五军都护府和太常寺、锦衣卫等机构。东文西武,各有一座“公生”之门。
  通向官署重地的公生门,被以讹传讹叫走了音。市井百姓错着叫,文武百官也不晓正误。陆容对兵部同僚讲,应为“公生”,人家说“无意义”。去请工部官员证实,才算找到正根。工部是主管工役营造的部门,在认定门名方面具有权威性。
  公、拱、孔,音相近,义相异。“公生”语出《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其中前两句,在封建时代是被当做官场箴规的。尽管如此,门名的“公生”也还是失落了。陆容“较真”,有了结论,写进书里;可是,到万历年间,官员们仍在把“公生”误为“拱辰”。
  公生门之名目,直接来源是宋朝的戒石。清代朱象贤《闻见偶录》说:

  今凡府、州、县衙署,于大堂之前正中立一石,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宫每升堂,即对此石也。予考旧典,此名戒石。所刻十六字,乃宋太宗赐郡国以戒官吏,立石堂前,欲令时时在目,不敢忽忘之意。先是后蜀孟昶撰戒官僚二十四句,至宋太宗表出四句,元明以至国朝,未有更易。

  戒石碑两面刻字,一面为“尔俸尔禄”等16字,一面为“公生明”三个大字。对此,宋代古籍确有记载。张端义《贵耳集》记:宋哲宗“书《戒石铭》赐郡国曰:‘尔漆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用《蜀祷机》中所载孟王昶文”。据《容斋续笔》载,孟昶的二十四句是:“腾念赤子,吁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意,道在七丝。驱蝗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宋太宗从中摘出四句十六字,以戒官僚,刻为“戒石”。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颁黄庭坚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这是戒石碑镌字多的那一面。
  至于“公生明”的铭字,清代学者俞樾《茶香室丛抄》引宋代马永卿《懒真子》说,“温公私第,在县宇之西北数十里,诸处榜额皆公染指。书字亦尺许大,如世所见‘公生明’字”。这显然讲的是戒石碑的另一面。
  戒石碑演变为牌坊门,俞樾分析了其中原委。他写道:碑石立在那里多有不便,官员们“或恶其中立,出入必须旁行,意欲去之而不敢擅动,欲驾言禀于上台,又难措词。曾见易以牌坊者,南北两向照依石刻字样书写以代立石。按此知‘公生明坊’旧时本是立石,犹有古人中庭立碑之遗制,今则无不易以牌坊,无复有立石者”。建一座牌坊门,两面分别榜书戒石上的字句,既方便,也壮观瞻。这就是清代的公生明牌坊。保存较好的保定府街被称为“清代第一衙”,其大门上立匾“直隶总督部院”,门内大堂前建有公生明坊,牌坊前面书“公生明”,背面书十六字戒语。这是如今能够见到的公生明牌坊。
  采用牌坊门的形式,明代紫禁城前的两座公生门也属此类。
  明朝以“明”为国号,慎用“明”字,所以立门称“公生”。明代田艺蘅《留青日札》说:“我朝立石于府州县两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青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明代的刻石,将宋时的“公生明”三字,易为“戒石”二字。这使得人们淡忘了“公生明”的箴规。京城里的公生门,也只是口头上叫,并没有门名匾额,人们以同音讹传,把“公生”传丢了。

               3.公门与私门

  接着“公生门”的话题,再来说“公门”。
  《荀子》里有一篇文以《强国》名题。篇中记述秦国见闻:“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秦的官吏有一种敬业精神,每天里只出入于公门,闲事少,效率高。这也是“秦王扫六合”的实力来源之一。
  《礼记·玉藻》:“宾入不中门,不履阈,公事自囗西,私事自囗东。”囗是立在门中的短木桩。进门由左还是由右跨越门槛,都有公私之别——为何事能来?
  走后门的浊风恶习,比“走后门”这个词的历史还要长。即使在封建时代,社会也需要有措施来抑制它。这就是所谓“谒禁”和“禁谒”。
  宋代赵升《朝野类要·杂制》说:“百司门首谒禁者,不许接客也。若大理寺官,则又加禁谒,及亦不许出谒也。”清代《茶香室丛抄》卷六引录这条材料,并说:“按此条,似谒禁、禁谒有别。谒禁者,人来谒见则有禁;禁谒者,禁其谒人也。今京官官都察院,辄署门曰:‘文武官员私宅免见。’似即谒禁之遗制。”
  谒禁和禁谒,其核心都是公事公办,避免将私人感情牵扯其间,杜绝询私枉法。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

  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故也。

  《青箱杂记》写于北宋元祐二年,距嘉祐年不过十几年,其时该是已申明“谒禁”制度。
  同历来有走门路者一样,历来有主张公事公办的官员,他们讨厌别人走门子、求私情,来敲自家的宅门。《太平广记》采录的故事说,胡(王睿)做豫州刺史,他门前写出告示:“我单门孤立,亦无亲表,恐有擅托亲故,妄索供拟,即获时申报,必当科断。”往来商旅都传说胡(王睿)清白,走后门者也就绝迹了。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题屏谢客》,所记人物更具性格:

  三宝柱,字延珪,色目人,颇以才学知名。虽湛于酒色,而能练达吏事,刚正有守。为浙省郎中日,大书于门屏之上曰:“逆刮蛟龙鳞,顺捋虎豹尾,若将二伎论,尤比干人易。”其意盖于杜绝人之求请耳,然普隘矣哉。

  为了将走门路的人拒之门外,他在大门影壁上写了四句话,语气很重,意在使来者望而却步。
  清代昭(木连)《啸亭杂录》记,乾隆年间久居相位的刘统勋“性简然,不蹈科名积习,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风”。请看他的门户事:

  有货郎昏夜叩门,公拒不见。次早到政事堂,呼其人入,责曰:“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也。”其人嗫嚅而退。薨时,上亲奠其宅,门闾湫隘,去舆盖然后入。上告近臣曰:“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汝等直法效之。”

  “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有事要说,不避大庭广众,所谓“明人不做暗事”。
  当权之际,最容易惹来干谒者,他们来送礼,来说话,民间有句夸张语,叫做客人挤破门,门庭若市,好不风光。《三垣笔记》作者在阮大铖的大门前,问守门人曰:“主人在否?”对方回答:“若主人在,车马阗咽矣,怎么会如此寂寂!”阮大铖为南明权臣。
  待到时过境迁,与门庭若市形成强烈反差:门可罗雀。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感叹世态炎凉,有段“太史公曰”:“夫以汲(黯)、郑(当时)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同马迁还举了翟公的例子:

  下囗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宋代李弥逊《春日即事》“车坐不到张罗地,宿鸟声中自掩门”,记的是门前冷落。其实,如果有一位官员,曾经着力杜绝门庭若市的麻烦,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门前冷落车马稀,也就不会有失落感生出了。

              4.从牙门到衙门

  衙门的称谓,局部代整体,是以门脸称代一组建筑,及那砖木结构所容纳的政权机构。
  在“衙门”之前,曾有“府”和“署”的名目;并且,府、署之称,一直同衙门并用,用至衙门的废止。天津旧城厢有条运署西街,设在这的清代运署,当地人们叫它衙门。如今,运署衙门旧址早改为学校和公园。周围居民称谓那公园时,仍习惯于一个非官方的名字:“衙门花园”。
  衙门,原本是牙门。牙,牙旗,旗杆上饰有象牙的大旗。古代有天子出建大牙之说,即竖牙旗为门。《宋史·仪卫志六》:

  牙门旗,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赤质,错采为神人象,中道前后各一门,左右道五门,门二旗,盖取周制“树旗表门”及“天子五门”之制。

  天子宫门巍峨;出行之时,也要有气势不凡的门,于是立牙旗以表门。这种仪仗用旗,后来为三军将帅所用。因武将牙旗立于门外,有了牙门。《南史·贼臣传》,侯景“之为丞相,居于西州,将率谋臣,朝必集行列门外,谓之牙门”。这牙门,同后来意义上的“衙门”,尚有区别。
  隋唐时,牙门之称开始宽泛起来。当时封演的《封氏闻见录》“公牙”条记:

  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称讹变,转而为衙也。

  唐代是个崇文且又尚武的时代。将帅们门前牙旗衙衙,门称牙门;文职官员也心随意附,喜欢人家称他理事的地方为牙门,赶那个时髦。重要的是,唐代掌握兵权的节度使,同时主宰一方的军政等大权,他们立着牙旗的大门,谁能说得清是文牙门还是武牙门?这在促进“衙门”成为通称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唐代李匡人《资暇集》讲到押牙、押衙,提供了衙门来源的材料:

  押牙,武职今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职名,非押其衙府也,盖押牙旗者。今又有押节者之类是也。案兵书云,牙旗者,将军之旌,故必竖牙旗于门。是以史传成作牙门字。今者押牙即作押衙,而牙门亦为衙门乎。

  这告诉我们,牙门变衙门,还有一副产品,即武职官名押牙变为了押衙。而它们的共同本原,都是竖于将军门前的牙旗——本初的牙门。
  到了宋代,周密《齐东野语》说衙门:

  《诗》曰:“王之爪牙。”故军将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约束,禀进退,悉趋其下。近世重武,通谓刺史治所日牙。缘是从卒为牙中兵,武吏为牙前将。俚语误转为衙。
  《珩璜论》云:“突厥畏李靖,徙牙于磺中。牙者,旗也。”《东京赋》:“竿上以牙饰之,所以自识也。太守出有门旗,其遗法也。”后人道以牙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则建旗之义。或以衙为廨舍,儿子为衙内。《唐韵》注:“衙,府也。”亦讹。

  周密谈及三点,一是尚武风俗,一是门旗变迁,一是同音讹传,使得中国古代“衙门”这一称谓,由无到有。
  同衙门之称来源相似的,是辕门。《周礼·天官》“设车宫、辕门”,汉代郑玄注:帝王出行止宿,“次车以为藩,则仰车以其辕表门”。竖牙旗以表门,传承演变而有牙门——衙门。用车围起禁地,出入口处两车相对,两车辕相向仰起,称为辕门。后来,辕门成为领兵将帅的营门。《三国演义》“吕奉先射戟辕门”,吕布的辕门离中军一百五十步;京剧有出《辕门斩子》,杨家六郎要把临阵招亲的杨宗保推出辕门,军法从事,多亏了穆桂英前来。两处辕门均是军事首领的营门。再后来,由军队转“地方”,辕门被用来指称官署大门。元杂剧《梧桐雨》“太平时世辕门静”,是说幽州节度使的官署大门。节度使统辖一方军民政务,并不仅仅是带兵的将领。节度使的辕门,已有了地方官署的色彩。这些,同所谓“近俗尚武”一样,也可以用来解释“衙门”之称的广泛使用。
  与“衙门”相关的熟语,流传最广的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或说“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40年代河北《固安县志》记为“衙门口儿向南开,有理无理拿钱来”,并加按语说:“衙门有黑大门之称,以其非使黑钱不可也。”朝南开,说明衙门坐北朝南向阳开门。这样的开门方向,是古代统治者所讲求的。
  县衙门在古代为各地所常见,那是最为百姓所知所晓的“县老爷”——旧称父母官坐衙的地方。县衙建筑通常沿南北中轴线排开。县衙大门前建影壁,大门两边八字墙,所谓“八字衙门朝南开”。置红漆大鼓,以供击鼓鸣冤。大门内设仪门,仪门两侧开有旁门。仪门开时,或是为了迎接上级官员,或是大堂审理要案,让百姓进到堂前旁听。平时仪门关闭,进出走仪门东侧的旁门。西旁门开时更少,因为此门专供押出死囚,送死刑犯上刑场,这门称为“鬼门”。以西旁门为参照物,东旁门也就被称为“人门”。仪门往里,立着“戒石坊”,一面为“公生明’《三大字,一面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戒语,这是给县官大老爷瞧的,也是做出样子给百姓看的。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是大堂。集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的知县,在这里升堂理案,也做行政长官所要办的事。大堂后边设宅门,为县官内宅的入口,里边依次建有二堂、三堂,是知县办公会客的地方。
  衙之门,向南开。向明而治,这中间的寓意其实本来并不黑暗的。
  县衙门建筑格局的种种讲究,如同京城皇宫的建筑格局一样,具有象征意义,可以说,县衙门的建筑形制就是紫禁城的缩微。当代哲学家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写到清朝末年曾跟着父亲在衙门里居住,后来将当时的观察同北京的皇城做了比较。例如,县衙大门上挂匾,上写“崇阳县”,这就如同明朝北京前门之内的大明门,大明门清时改匾大清门,清灭亡后改叫中华门。“大明”、“大清”的门匾,表示皇城的主人就是王朝的统治者,县衙大门匾额表示衙门的主人即是这个县的统治者。县衙仪门内大堂前,两侧各有一排房子,东边一排三房是吏、户、礼,西边一排三房是兵、刑、工,所谓六房办公之所;明清天安门前设六部衙门。县衙大堂,相当于皇宫里的太和殿。大堂后边是宅门,在故宫里也能找到相对应者,那便是乾清门。乾清门外是外朝,门内是皇帝的私宅,即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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