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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门——社会活动的特殊空间



               1.巍巍城门楼

  朱元璋打天下,谋士朱弁献计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指城墙。中国古代城市,周边围以厚厚的高墙,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若是都城,城中又有森严的宫墙,将君王宫殿建筑群围成更为封闭的空间。城墙是阻隔,宫墙是阻隔。居于墙内的人需要以墙体做为屏障,对城墙或宫墙之外表现出一种戒备。然而,这并非作茧自缚。城中的居民,宫里的帝王,并不圃于墙的封闭,因为墙体还有门。城门对外开放,实现着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的交通往来。城墙加城门,它们分割与通联空间的意义之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城郭之郭,象形文字写做“囗”或“囗”。两字中部的圆形部分,表示城墙围起,如城的平面图;两字上、下部分,表示城门上加筑的楼台,如城门的立面图。城门建楼,对于城池守备具有实用价值,可驻兵卒,可供瞭望。同时,门楼高高,也壮观瞻。
  据《周礼·考工记》,周朝制度,都城要辟十二座城门: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十二”,被古人视为“天之大数”。城门取数十二,正应十二辰之数,而十二辰是具有神秘意义的。
  
  城市的平面为正方形,四面各设三座城门,每座城门又有三个门洞。城里的主要街道或东西向,或南北向,直通这些城门洞,形成经纬交叉状。这样一来,城中干线道路与城市的出入口衔接一体,城门不仅同城墙互为依存,还做了道路塞、行的卡口。这成为历代尊崇的古制。宋代聂崇义《三礼图》将这一形制描画得规整匀称(图55)。
  古代的城墙,不管是夯土筑成,还是包砌砖石,通常都很厚实,以求固若金汤。与城垣的浑厚体量相适应,城门自然也是高大的。汉代长安城,每面设三个城门,每个城门开三个门道。《水经注·渭水》:“凡此请门,皆通逵九达,三途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考古发掘汉长安霸城、宣平等四个城门,每门三个门道,居中门道宽7.7米,两侧的门道宽81米,门道之间相隔4.2米。城门之上建有重楼,城门整体巍峨壮观。汉代班固《西都赋》写长安“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是计数准确的写实之笔。
  城门,俗称“城门楼子”,其重楼高耸,体量庞大,确是一座楼。城门上的高楼可以望远,称为谯楼。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十八回,描写区超人晚上点起灯来,“批了五十篇,听听那谯楼上,才交四鼓”。计时的鼓角、更点也在谯楼上吹打。
  城门既用来御敌于城外,也用来辖制城内,那笨重的大门,开开阖阖,伴着几千年的朝代兴衰,载负着多少升平与战乱、平淡与离奇的故事。

                2.出入交通

  华夏早期城市的空间布局,可以举为三大构件,即宫、市、门,后者为城门。先秦名著《管子·大匡》说:“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
  《周礼·地官·司门》,城门守卫者要负责启闭城门、检查携带物、征税、应时到节地祭门、迎宾,等等。
  城门最主要的功能是出入交通。人来车往,城门下辙印深深。《孟子·尽心》说,这难道只是几匹马拉车轧出的吗?
  倡导“兼爱”、“非攻”的墨翟,对于城门功用多有研究。《墨子》一书存“备城门”等篇章,除了战时退敌守卫城门外,还讲到了平时的城门治安防范。《墨子·号令》说,城门黄昏关闭、清晨开启,应击鼓为号令。大鼓设在守城主将的大门里。黄昏击鼓十声,各个城门一律关闭。犯禁的行路人,要抓起来审问。“有符节者不用此令”,符节是特别通行证。晨鼓响时,各个城门的守门吏自官署取出钥匙,打开城门,再将钥匙交还。城门打开了,“诸城门著亭,谨候视往来行者符”,查验往来行人的凭证。
  城门之禁是冒犯不得的,比如讲,曹操的五色棒就煞是威严。《三国志》开卷说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初试锋芒就是管理四个城门。你看他,“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汉灵帝宠幸宦官蹇硕的叔叔夜行犯禁,在五色棒下丢了性命。结果如何?“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顿匠令”。宠臣们虽不舒服,却奈何不得。可见城门那些五色棒,悬得在理,犯禁棒杀也是没有可什么也挑剔的。当时城门之禁的力度有多强,这个例证可以让人触得到软硬的。
  当然,曹操悬棒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后世效法,未必成功。《隋书·刑法志》记,北齐文宣帝曾“令守宰各设棒”,后都官郎中宋轨上奏:“昔曹操悬棒,威于乱时,今施之太平,未见其可。”于是此事废止,撤了棒。
  古代的都市生活,是圈在城垣里的。城门控制出入,像是阀门,制约城里的,同时也就影响了城外的居民。城门开开关关,令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成为城乡生活节奏的调节器。为了在同一时刻开启城门,通常击鼓为号。因此,我国的许多古城里建有鼓楼。如《水经注·湿水》记:北魏神瑞三年,平城内建白楼,楼甚高竦,加观榭于其上,表里饰以石粉,世谓之“白楼”,“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这包括城门的开关。
  《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城“南门置鼓,东门置梆,北门置锣,西门置钟,有警则击之”。鼓、梆、锣、钟,四门各异,便于区别,这是为了在兵临城下之时报警所用,与晨开昏闭的鼓作用不同。
  城门的启闭闻鼓为号,在平常是守时的。但一遇变故,城门便不再守常。唐传奇《无双传》描写当时一次政变,有些场景着笔于城门:

  一日,(刘)震趋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锁却大门,锁却大门!”……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门”……谓(王)他客曰:“汝易衣服,押领此物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门自午后扃锁,南望目断。遂乘(马忽),秉烛绕城至启夏门。门亦锁。守门者不一,持白囗,或立,或坐。仙客下马,徐问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问:“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骑至,一时驱向北去矣。”仙客失声恸哭,却归店。三更向尽,城门忽开,见火矩如昼。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

  因发生了变乱,运财物出长安西门——开远门的王仙客要换一身衣服,混出门去。长安各城门午后便提前关闭了。当时,朝官刘震想从南门——启夏门出城,被人识出,滞留在城门。到晚间,被叛乱者的兵卒追获。半夜三更,城门忽然打开,手持刀枪的兵士呼叫着出城门,去搜捕逃官。总之,时局动乱,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此时,城门这一特殊的场所,真的充当了反映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城郭有门,门设卫兵把守,这就具备了关门抓人的条件。《淮南子·人间训》,“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阳虎眼看自己出城无门,欲举剑自刎,有个守门人放他逃出城门。自然,事后要追究所守门人的责任。
  明嘉靖年间,洛阳的伊王典模为了强夺民女,竟“将河南府城四门尽闭,遍索人家子女十二岁以上者七百有余,尽纳府中,留其妹丽九十人,其余悉令具金取赎”。这简直胜过剪径的强人、砸明火的土匪、绑票的歹徒。他可以令城门四闭,肆意抓人。此事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三○。
  如此黑暗腐朽的统治,该来结束它。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势如破竹之际,“李岩复造童谣,唱云:‘开门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穷民云霓亻奚后。”这个著名的农民起义军口号,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开门,打开城门。当兵临城下的时候,城内人可以有几种选择:或闭城拒守,或开门迎降,或开门遁去。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进军中,这几种情况都遇到了。“开门迎闯王”的情形很是不少。
  说过非常时期,再来说日常出入城门的规矩。明代陆容《寂园杂记》谈及出丧过城门和空棺进城门:

  南京洪武门、朝阳门、通济门、旱西门,皆不许出丧。北京正阳门无敢出丧者,余皆不禁。大明门前,虽空棺亦不许过,各门空棺亦不许异入。尝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阙西,买棺阙东,已而不得过,乃从北上门过,绕宫墙而至其家。亦有带寿梓上京,知有禁,寄门外而止。古人入国问禁,良有以也。

  关于北京的城门,老话有“内九外七皇城四”的说法。这实际上说的是这座古城的三套周边系统。其中,“皇城四”指大清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这是皇城的出入口,四门连成古城的核心层次。“内九”门,即明代叶盛《水东日记》所言“九门:朝阳、东直、西直、阜成、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这九门,南面三座,其余三面各两座,围成又一四方周边。这九门,对于当年的京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时有个要职叫“九门提督”,为掌管京师警卫和九门门禁的高级武官。这九个城门名称,在如今的地名称谓中保持着极高的使用频率。“外七”,西便门、广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广渠门、东便门。这七座城门,处于与内城相连的外城。七座城门南面三座,东西各两座,形成拱北之势。
  内九门由于各自的地理位置,似乎各有了“分工”。朝阳门内多粮仓,是粮道。东直门是柴道,通行运柴炭的车辆。阜成门离京西门头沟最近,运煤车走此门。西直门是从玉泉山进城的近路,成了运水车的入城之门。自古军旅走北门,所以安定门为出征之门,班师回朝进德胜门。崇文门是酒道,当年佳酿美酒多从涿州等地运来,要走南路,运酒的车进步安门,再到崇文门上税。清代《听雨丛谈》:“都城崇文门税课司,俗称税务司,又曰务上。”那时京城卖酒的招牌写“南路烧酒”,意思是上过税了。清末杨柳青年画有幅《秋江晚渡》画面有酒幌,上写着“南路”“于酒”字样,即反映了这种情形。宣武门居西,西属金,主杀,菜市口行刑,死囚由此门押出。至于悬着“正阳门”匾额的前门,就不必说了。在那时,这一座座城门,就是这样为居住于宫里的人物、为生活在城内城外的民众,各有用途、各具特色地充当着交通往来的出入口。

               3.四门告示

  城门一开,来者熙熙,往者攘攘。人流熙攘,正是发布信息的好地方,比如,古时官府贴告示。
  《墨子·号令》:“为守备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阶若门,令往来者皆视而放。”这是说将出入城所要遵守的若干条款,制定为章程,公布于大街、高台和城门处。
  居延汉简:“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博,丞岂兼行丞事,大庚城食用者,书到令相丞候尉,明白大扁书市里门亭显见。”陈直《居延汉简解要》释,所谓大扁书者,谓大如扁额,类似于后代张贴街衢之告示。告示贴在市门,也贴在城门。
  元代杂剧《包龙图智勘后庭花》的落幕戏,案情大白,有台词:“……两个都不待秋后取决,才见的官府内王法无情。便着写榜文去四门张挂,喻知我军民……”这当是反映了古代“广而告之”的常用形式——四门告示。
  古代甚至还出现了“游门”之说,借城门的公众空间,游街示众。请听笔者慢慢道来。
  明代末年,在太和县当县令的吴世济,汇辑他在崇祯七年和八年写的公文,名曰《太和县御寇始末》。所言之寇,指从陕西挺进河南、江北地区的以闯王高迎祥为盟主的农民起义军。书中言及“游门”。
  崇祯八年正月,“寇急”,县令发《分信守城》,分兵把守县城北门、东门、小南门、大南门、西门。吴世济领亲兵一百名,往来五城门提督策应。城门的开闭,安排为“五门除南二门、西门照常垛闭外,其东北二门止开半门,以便讥察非常”。瓦片砖块,挑运上城,“以备抛打之用”。到了正月十六日“流寇伤败远去”,二月初三日连发两纸《开城申饬》。先示“北门已开,凡城内外居民人等,一切搬柴运米各项行走,通取北门出入,不许仍在各门缒程上下,违者以军法从事,并治守门人役”;又示,凡进北门者,要经东门吊桥转过北门,盘洁明白,方许赴北门奔走。四天后,再发告示:

  流寇之去无多日,开北门以便往来同薪水。值此寇患初夷之日,门禁不可以不严。如有盘诘不答应,答应不明白,指东话西者,坐门官自擒治不贷。再有倚恃势要强梗不听事者,密切报县,飞签擒拿。轻者重责枷示,重则以军法捆打,插箭游门。

  且不评论当年太和县的风风雨雨。只说当城外起义军兵临城下之时,城内的守城人拼死守着四面五门;当围城兵退去之际,城门张贴着严肃门禁的告示。如有冒犯门禁者,处罚的措施也在城门地带——“插箭游门”。游街是一种身心的惩罚。这里又生出个“游门”,受惩罚者被人捆绑着,押解着,背上插着箭,在城门前行走示众。
  告示和游门,前者为周知,后者要示众,两者都利用城门一带的区位特点。

             4.属于大众的“传媒”

  城门可以说是古代“大众传播媒介”之所在。因是属于大众的“传媒”,也就很难总是被“城门告示”所占领,做官府的“一言堂”。
  统治阶层的不同见解,有时会借这一特殊场合散布开来。
  春秋时,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伐楚奏凯,是大功臣。后来,吴王夫差伐越,打败越王勾践。伍子胥谏:“越王为人能吃苦,不可留后患。”吴王不听其言。其后四年,吴王将伐齐,伍子胥谏:“越国是吴王的腹心之病,不宜伐齐。”夫差不听忠言听谗言,赐剑迫伍子胥自杀。《史记》记,伍子胥死前说:“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见越寇之入灭吴也。”伍子胥所忧成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忠臣忧国,千古传诵。元代杨帧《城门曲》写越王勾践灭吴:“谍报越王兵,城门夜不扃。孤臣睛不死,门月照人青。”
  为表示对于国家的一种忧患意识,伍子胥发悬国城门之愿。他的见识,他的挣言,并没有人去而声暗,至今民俗端午吃粽子,仍存纪念伍子胥一说。
  城门挂冠,汉代人的作为,则反映了对于时局的洞察力。《后汉书·逢萌传》:王莽杀子,逢萌对友人说:“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于长安城东都门。归家,带家人泛海去辽东。这逢萌,人穷志不短,精通《春秋经》,并非等闲之辈。他挂冠于城门,以特殊的方式,向大众出示了自己的宣言。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载,盖州刘璋听从张松的话,欲迎刘备入蜀,“漳主薄黄权陈其利害,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刘璋手下的黄权向刘璋陈述利害得失,刘璋听不进去;王累为了表示忠心进谏,将自己倒挂在盖州城的大门上,希望以此促使刘璋改变主意。选择在城门上,不外乎两条,一因城门为一方安全所系,二是城门为公共活动空间,便于形成舆论。
  出入城门的平民百姓,也不总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老百姓有时也情不自禁地要借城门的区位优势,发布一些什么,那往往是不鸣则罢,一鸣甚至可以惊人的。周密《癸辛杂识》记,“束元嘉知海陵,醋禁甚严,有大书于郡门曰:‘束手无措’。”姓束的地方官严厉禁醋,引起不满,城门上出现了“束手无措”四个大字,——“措”与“醋”,你说是束老爷手中无醋呢,还是捆尽百姓手才能禁了醋?选这四字成语实在高明,书写的地方又恰如“新闻发布会”,禁醋的官老爷该品品“醋”的滋味了。
  城门处由于交通往来的环境特点,还在许多时代成为商肆聚集的地方。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京城汴梁的繁华景象,长长的画卷如摄像机拍下的长镜头,从郊外村树推移向城里街市,图卷中画了巍峨的城门楼子(图56)。出入城门的,有挑担人、骑马人,有骡马车,有骆驼队,人流熙攘。城门下沿街两旁排满了商家店铺,道边还有货摊。
  
  当代学者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引《鸿一亭笔记》:“正阳门前搭盖棚房居之为肆,其来久矣”,讲的是如今北京前门商业街的渊源。该书还谈到明时开封城角门外、大门下是摊贩集中的场所。
  这样一来,城门处不仅出入往来行人多,而且行的人还可能停下来,购物、娱乐、吃饭、住店,做为信息传播的公众空间,城门口更是锦上添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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