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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诸葛亮是个治国有方而能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政治家。不管你信不信，《三国演义》上写着呢。他是古典文学创造的智商超常者。隆中对，说三分，神；草船借箭，祭坛借风，神；写他治蜀，也神。八十七回书上讲，诸葛亮在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结果是，“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请勿小看这句话的分量。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古人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提出“大同”与“小康”两概念，所设想的大同社会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幅天下为公的太平治世图，描绘出方方面面，比如人们自觉地为社会尽力，各种人都会得到社会的保障，无不足不赡之忧，广泛和睦而无盗窃乱贼。如此太平盛世，反映于门户：“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关门时，掩上门扇即可，不必横闩上键，因为世无“盗窃乱贼”，不需设防。
《礼记》的这番理想谈，后来凝为四个字：夜不闭户。
这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理想。
“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史记·循吏列传》以此赞扬子产的政绩。说的是，春秋时代，子产治理郑国，一年一个变化，第三年已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
子产何以成功？从《史记·郑世家》看，“子产仁人”，相信为政以礼，又讲“为政必以德”。他还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诸于众。看来，“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好世风的形成不仅靠“礼”，也需要其它——例如，实行法制。《后汉书·东夷传》有论：“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肩”。门不夜扁，同如夜不闭户，这是“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的结果。
晋代《华阳国志》中有个王涣，字稚子，曾作地方官，政绩斐然。书中写其政绩只八个字“路不拾遗，卧不闭门”。这已是极高境界，从所录民歌可证之：“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敦煌遗书中有篇说唱伍子胥故事的变文，歌颂他“治国四年，感得景龙应瑞，赤雀咸（衔）书，芝草并生，嘉和（禾）合秀。耕者让畔，路不拾遗。三教并兴，城门不闭。”夜不闭户，城门也可大开了。说的是春秋故事，但这显然是唐代人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唐代有过社会安定、民众舒心的日子。“贞观四载，天下康安，断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户不夜闭，行旅不赍粮”，《隋唐嘉话》这样称颂唐太宗的太平天下。
清代袁枚志怪小说《子不语》有无门国故事，讲常州商贩航海舟没，漂至一国。小说的描写，宛如“海市”景象：“人民皆居楼，……有出入之户，无遮闹之门。国人甚富，无盗窃事”。真是高妙的设计。有出入之户，门户的出入口功能并不扔掉；无遮挡之门，门户的保卫功能则要摒弃。随园先生所语，其实是一种理想中的境界。对此，他缀以两个条件，一是国人富，二是无盗窃，似乎意识到据此两条，前者做社会物质基础，后者为社会道德风尚，才可望宇内无大门。
这样的两条，有很重的分量。
2.锁门闭户
夜不闭户固然好，可是那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道德的，风尚的，治安的，等等。唐代的贾岛写了句“僧敲月下门”，拿不准这月下门，该是敲好，还是推好。这样在驴上苦苦琢磨着，不觉冲撞了韩愈出行的仪仗队，被左有拿下。贾岛对韩愈讲自己正“推”“敲”不定，韩愈说：“用‘敲’字佳。”
推、敲之间，推门而入总有点唐突，而敲则温文尔雅礼貌些。同时，月下门可推，那必是夜不闭户的；而敲呢，是不是锁门闭户了，所以要叩门？韩愈时为“吏部权京兆”的官员，也许他选择“敲”，还考虑到了治安的状况。
另有一段诗话，道士李伯祥诗句“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被苏东坡称赞为可爱的奇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醉态里还是在打门，而没有破门而入，这大概已不是出于礼貌的原因吧。
“柴扉夜未掩”，这不是夜不闭户吗？就请读全诗。明代张岱《西湖寻梦》录宋时杭州梵天寺的题壁诗：“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履。惟闻犬吠声，又入青萝去。”蝉鸣于树，月淡风清，归人独行，寺门来掩，自是幽静氛围；然而，狗叫了，在这夜静时分。人们养狗于什么呢？看家护院守门户。这首题壁诗没有漏掉这一笔，该算是写实之作。
做为一种美好的憧憬，“夜不闭户”不绝于经史子集。可是，它似乎很少实现过。“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宋代诗人范成大《夜坐有感》写的就是别一番景象。旧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朱子治家格言》，开篇讲：“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居家过日子，每日要做好这两件事。而关锁门户，一须有时间观念，既昏便息，不是深更半夜才想起大门未闭；二须精心谨慎，要做到亲自检点。看那刊册里的附图（图52），治家主人闩门之状，确是毫不马虎的。
防闲。《旧唐书·李益传》记，进士李益，诗歌广为传诵，“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故时谓妒痴为‘李益疾’；以是久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防闲妻妾，以至于白日里门户上锁，门前撒灰，表现出一种病态心理。这是没有普遍意义的锁门闭户的事例。
再来说锁门之锁。
理想与现实，它们相互依存的前题，是两者之间由距离间隔着。自古以来，人们并不拒绝夜不闭户的理想，也不肯放弃每晚关门闭户，以此换得一觉到天亮的安全感。如果要量一量这中间，理想同现实隔着多远，可借宋代《芝田录》之说——“门钥必以鱼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义”。这反映了古人的想法：夜须闭户，、且要上锁；那锁钥仿鱼形，是希望门上铁锁像夜不闭眼的鱼一样，时刻警醒着，将门户锁闭得牢牢的。
仿鱼形锁钥，并非仅是口头说说。其在宋代以前就大量使用，如今遗存不少，成了文物。一实一虚相呼应，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描述了一个虚幻之物：“护门草，常山北，草名护门，置诸门上，夜有人过，辄叱之。”此草显然出于想象，而生发这一妙想的土壤，则是现实生活里的心理需求。
其实，护门草的神奇功能，不过是看门狗的本分而已。狗列六畜中，主要靠了看门守夜的本领，这是其它家畜不能取代的。十二生肖戌属狗，明代《七修类稿》、清代《广阳杂记》等都说，戌时方夜，而狗为司夜之物，故戌属狗。在关于十二属相的种种解释中，戌时夜、狗守夜的解说，最易被人们所接受。
司夜的狗，于关锁门户的物质、心理屏障之上，叠加了一道保平安的门闩户锁。
3．钟鼓楼与开关门
门、户的开与关之间，就是如此丰富地包含着古人的心理、古代的观念。
《南史·齐高帝诸子传》，萧道成第十子、始兴王萧鉴“性聪警”，“有高士风”。在蜀，他曾同长史虞棕谈城门的开和闭：
州城北门常闭不开，鉴问其故于虞棕，惊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时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闭之。”鉴曰：“古人云，‘善闭无关键’。且在德不在门。”即令开之。戎夷慕义，自是清谧。
“善闭无关键”是句很有哲理的话，萧鉴作了发挥：“在德不在门”。一反往常，城门大开，反倒清静无扰。原因在于城外人对此举的反映——“慕义”。城门紧闭是一种充满歧视的屏障，随着城门的打开，屏障已除，所谓“在德不在门”的“德”。城门里边取“在德”的姿态，城门外边有“慕义”的感想，于是矛盾化解，城里城外也就相安无事了。
《南史》这段故事，通过城门的启阖，反映了古代关于治、乱的思考。唐末罗衮《门铭》：“金枢玉键何足牢，止盈修德后必昌。”立意也是重修德而轻门关。
中国的古城大多是曾有钟鼓楼的。钟鼓楼辖制着全城公共大门的开关。
唐代都市里实行城坊制度，改古代的里为坊。坊之义，在于防，如《说文》所言，“防，或从土”。里门也随之称坊门。坊设坊正，由他“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治安防范之严，不但城门夜闭，坊门也要听鼓而开听鼓而关。
唐代传奇中，自行简《李娃传》，荥阳生初会李娃之日，写到了暮鼓：“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黄昏时分，鼓声响起，这是闭门鼓。唐代沈既济的《任氏传》写及闻鼓开门：“将晓，……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扈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炊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唐会要》卷八十六所载奏文，则说一些大户出入不走坊门，将大门开在街上，不受坊正制约，“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造成治安问题。
世代生活于严格门禁之中的人们，习惯成自然。因此，当唐代那么几个年份，在新年第一次月圆时，欢乐取代了门禁，给人们给历史何等强烈的新鲜感。宋代《事物纪原》“夜放”条说：
唐睿宗光天二年正月望，初弛门禁。玄宗天宝六年正月十八日，诏重门夜开，以达阳气。朱梁开平中，诏开坊门三夜。《国朝会要》曰：乾德五年，诏：“朝廷无事，区宇咸宁，况年谷屡丰，宜士民之纵乐，上元可更增十七、十八两夜。”自后至十六日，开封府以旧例奏请，皆诏放两夜也。
这是许多史籍都曾谈及的开了先河的事。正月的上元节期间，里坊之门通宵不闭，四面城门通宵敞开，与平日的宵禁形成对比强烈的反差。于是，在那没有公共夜生活的岁月，有了彩灯照耀、百姓同乐的夜晚。夜夜被门禁捆绑的生活，因此有了起伏，有了欢乐的小高潮，这便是张灯结彩、火树银花的节日。
松弛门禁的最初动机，着眼于“重门夜开，以达阳气”，——在寒冬已尽，新春开始之际，以此表示开门纳春，迎接春天气息的涌来。这虽然纯粹出于联想，但它却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燮理阴阳、融汇天地的大胸怀，体现了华夏传统思维方式的大视野。
由唐宋时代对于上无节期间放松门禁的记载，联系《吕氏春秋》有关仲夏之月“门闾无闭”之说——门，城门；闾，里门，可以进而推想：仲夏之夜不关闭城门里门的古风，至唐宋似已不传，所以人们对于城门坊门的三夜不闭，表现得那样的兴高采烈。
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里，元大都的钟楼和门禁制度，是一并谈及的：
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官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呜钟以后，除产妇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纵许行者，亦须携灯火而出。每城门命千人执兵把守。
每一城门守卒千人，显然是夸张之词。然而，所记元代时的宵禁制度当不是向壁虚构。
4．封门
为了保密，秦汉时代盛行封泥。例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筒，用绳捆扎着，绳结处用封泥，封泥上盖着印。若打开绳子，封泥必然被破坏。不掌握原先所铃的印章，封泥也就不可能复原了。
将此思路移植到门户上，就是封条。纸条兼具绳和泥的作用，铃印变为封条上的字，除了字之外，还可在封条上盖上大印。就像封泥要封在横绑竖捆的绳子的打结处一样，封条贴在门扇上一般都是两相交叉的。小说《水浒传》明万历年间刊本，有插图表现封门的情景（图53），两扇门板关闭，封条交叉贴于门上，封条上均有“府封”字样。
其实，在封条之前，泥封也曾被施诸门户。旧题汉代刘向所撰《列仙传》有条材料，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方回者，尧时隐人也，尧聘以为间士。炼食云母，亦与民人有病者。隐于五柞山中。夏启末为宦士，为人所劫，闭之宝中，从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泥作印，掩封其户。时人言“得回一九涂门户，终不可开”。
方回为传说里的仙人。他被人劫持，禁闭起来，却能够变化脱身。他“以泥作印，掩封其户”，这不就是将封泥用于门户吗？方回的神异之事，不足信；然而，用封泥来封闭门户的思路，还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可以设想，把原本用来封物件的封泥，移用于封门户，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由此，不妨说在封泥派生出封条之前，曾有这样一种封门方式。
门加封条，主要取其标识意义。就阻止开启的功能来说，封条并不如门锁门闩之类。封条上门扇，往往意味着不得开启的权威性警示，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同时，封条一经被毁便不可复原，它的用途不在增加关闭的强度，而在于这它能够证明这门已被打开过。并且封条的这种证明是不可掩饰的。这就如同封泥，封泥所封的物件通常可以整体移走，加封只起证明是否曾被打开的作用。
上锁加封条，门便开不得了——不是打不开，而是开不得。这通常有几种情况。
官府封门是常见的。如汤显祖《牡丹亭·仆侦》：“南安府大封条封了观门”；《水浒传》里的“府封”，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自家封门。例如明末小说《玉娇梨》第十五回故事：
不多时，到了卢家门首。只见大门上一把大锁锁了，两条封皮横竖封着，绝无一人。苏友白心下惊疑不定，只得又转到后园门首来看，只见后园门上也是一把锁、两条封皮，封得紧紧。
封皮即封条。横竖封着，当是十字交叉状。卢氏举家外出，“空宅封锁于此”，这是自家封门。
封条也为门文化增添些许花絮。
金兵攻入汴京，宋朝大臣张邦昌被迫僭位，为楚帝。“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称圣旨。……禁中诸门悉缄锁，题以‘臣邦昌谨封’。”见《大金国志》。张邦昌本不愿意做那个傀儡皇帝。他不享受皇帝的种种礼仪，并将皇宫里许多器物封存起来，封条上写的字是“臣邦昌谨封”。这样的封条，大概可以说是千古奇观了。这封条，浓缩着特定时期里的一段宫廷故事，贴在宫闱。
闹八国联军那年，慈禧光绪仓皇出京。随扈西行的吴永，后来口述《庚子西狩丛谈》，言及至太原时，行宫“略有宫廷气象”。帘帷茵褥、陈设器件，均系嘉庆年间所备行宫御用。嘉庆御驾未至，准备下的东西一直存在太原藩库。“历任藩司，均不敢启视，但于门上更加封条一道，前后重叠，殆已至数十层”。——官员换了一任又一任，启封入库的麻烦事谁也不干，因为一经启封，倘若发现毁失，对前任已无法追究，对继任还须交代说明。于是相沿不问，每任新官都在封条上再加一封条，一种躲避责任的尽职尽责。积年累月，库门上的封条重叠至数十层。这库门上封条的奇观，难道不是对封建时代为官之道的讽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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