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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遗书中的门符
1900年发现的敦煌莫高窟石室遗书，主要为唐及五代人的写本。当时民间挂门符的习俗，连同那符，一并记录在敦煌的文献中。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对此做过介绍。
说来也怪，门上贴符一纸，除病迎吉，还管“夫妻相爱”，真有如此法力？古代偏就有人相信。这种贴门之符，见伯三三五八《护宅神历卷》（图44）。
写于唐咸通三年的《发病书》，反映了唐代民间兼用吞符、挂门符驱病的习俗。其中《推初得病日鬼法》说：“卜男女初得病日鬼各是谁，若患状相当者，即作此鬼形并书符藏之，并吞及著门户上，皆大吉。书符法用朱砂(外门内下)气作之。”
这里，不是对症下药，而是卜鬼画符；至于“初得病日鬼各是谁”，同十二地支纪日相对应，鬼的名目列为十二，如：
卯日病者，鬼名老目离，青头赤身，各乐，使人狂病，令人多涕，藏头掩口入人家失火，狂语恍惚不安，以其形废之，即吉。此符朱书，病人吞之，并书著门户上，急急如律令。
如此子丑寅、辰巳午，至戌亥，十二种鬼，十二种符。看来，“卜”不过是虚幌一招，子日画子符、丑日画丑符而已。十二鬼形象的来源，如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所言，“与中古时代的假面舞、驱傩舞角抵戏等颇有关系”。那符，形若汉字与一些笔画的叠加，大都含“鬼”的基本字形，甚至不一而足。例如“卯日病者，鬼名老目离”，符上含三“鬼”字形。吞符挂符的人相信，用朱砂画出的符箓具有法力，可使关涉子日病之鬼、丑日病之鬼等十二鬼，“急急如律令”，快去将病患驱除。符的处置，吞，缘自于服药的联想；挂门前，则是借用门户的意义以表威慑。
2.书“(上渐下耳)”
同是唐代，门上书字符以辟邪驱疫的风俗，段成式《酉阳杂俎》有“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囗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疟疠”的记述，并认为囗字“合沧耳也”，是《汉旧仪》所说傩逐疫鬼“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之中“沧耳”的合写。
门上书囗之俗流传下来。金朝韩道昭《五音集韵》对此的解释更进一步：
人死作鬼，人见惧之；鬼死作囗，鬼见怕之。若篆书此字贴于门上，一切鬼祟，远离千里。
蒲松龄《聊斋志异·章阿端》写到了囗。这段人、鬼相处的故事讲，戚某不怕鬼，与鬼女章阿端交往。鬼女病，“恍惚如见鬼状”。戚某不解：端娘已是鬼了，还有什么鬼能害她？书中的答复是：“人死为鬼，鬼死为囗。鬼之畏囗，犹人之畏鬼也。”这同《五音集韵》的说法正合拍。
小说《章阿端》接下去的情节是，章阿端终于一病而去，戚某的亡而复来的鬼妻对戚某说：“适梦端娘来，言其夫为囗鬼，怒其改节泉下，衔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场。”蒲松龄的构思挺奇妙：原来，章阿端的鬼丈夫就是囗，不能容忍她与戚的暧昧关系，而鬼妻自然惧怕囗夫……从小说看，囗似乎只盯着冥间的鬼，不怎么危害世间的人。
由此，这囗便与死后专以吃鬼为能事的钟馗、与在度朔山鬼门口阅领众鬼的神荼郁垒，有了相似之处。古人相信门上贴囗保平安，正是视若门神的。清代山西《晋县志》：
除日，图镇殿将军像，或书神荼、郁垒，或书“囗”，驱魑魅。
“囗”和诸色门神相提并论，被人们寄以相同的角色期待。
云南彝族民间的驱疫神灵（图45），被画为三目圆睁，赤臂赤足，踏“罡”“煞”，头顶“囗”符。
尽管这个“囗”字远播四方，其来历却大约出自讹传。宋代《事物纪原》引唐代《宣室志》：
裴渐隐居伊水，时有道士李君善视鬼，尝见渐于伊上。大历中，寄书博陵崔公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时朝士成书渐耳字题其门，自此始。盖渐谓裴渐，耳本助辞，后人因李君之书，误作一字也。
这真是和门上书“囗”开了个玩笑。就像如下一问：“触龙言说赵太后”，还是“触囗说赵太后”？那位赵国的左师应是名叫触龙的，《战国策》讹传为“触囗”，全怪简书竖写。唐代崔公的信也是竖写的，结果读者将“渐”与“耳”视为一体，以为是法力首屈一指的驱鬼之符。可叹的是，段成式出来予以解说，“合沧耳”云云，居然引经据典；可感叹的是，这个源自“合二而一”的讹读字，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地被请上门扇，本没有的，硬是有了——“心诚则灵”所赋予这“囗”字的功能：辟邪。
不过，这功能只是作用于心理的。好在天地间并无邪鬼凶煞，自己吓唬自己的人们，书个“囗”作为心理的门户，也就又实现了自己抚慰自己。
以门户上的古怪的字符，作为庇护心理的镇物，不止“囗”字一端。清代康、乾年间，龚伟《巢林笔谈续编》载：
吴中大疫，民居多粘“囗囗囗”三字于门首，云驱邪也。不知创自何人？按大事记：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马祖，剪楮为兵以骇众，各户多悬“囗囗囗囗”四字厌之，字形相似，出道藏，亦未详音义。此等字，大约如《酉阳杂俎》所载“囗”之类。
乾隆年间，袁枚《续子不语》有篇《驱狐四字》。篇中讲，黄纸两方，朱砂为墨，分别写“右户”、“右夜”，贴门上，驱狐怪。
瘟疫流行之时，门上贴经文，以求摆脱瘟疫的搅扰。见清代褚人获《坚瓠集》：
天启中，蜀明时举庐陵令，值邑中疫大作，明刻一经条似封条样，上写《玉青文昌大洞经》，取道士印钤于上，散病人家，贴门上，病者即愈，未病者不染。人成异之，问于明。明曰：“文昌父母皆死于疫，及得道，乃法治疫鬼。鬼名元伯，愿听约束，但有经号在门，即不敢入，已入即出。”
把刻有经文、铃道士印的纸条，贴在人家门上。希望此举既可以起到治病作用，又能有防病功能。据说，疫鬼名叫元伯，见门上贴的纸条“即不敢入，已入即出”。
此种迷信的办法，敦煌遗书里即有涉及。其中劝善经一卷，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其言：今年大熟，无从收刈，有数种病死，举出疟病、赤白痢、赤眼病、风病等七种疾病致命。并说：“今劝众生写此经一本，免一门难，写两本免六亲难。……门上榜之，得过此难。”这是唐朝写本，记有“贞元十九年”字样。
所有这些能有功效吗？答案是否定的。它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为迷信这些做法的人提供心理慰藉罢了。
3.贴“酉”
贴“酉”的传说，曾伴着习俗在山东一些地方流传。
除旧布新之际，“酉”字贴在门框上；建房、改门之时，大梁、门框贴“酉”。这传说同姜子牙有关：姜子牙是白熊投生，出生时带着封神榜。姜子牙封诸神，天地间的神都敬畏他。神仙鬼怪唯恐避之而不及，于是，便有了“姜太公在此，诸神让位”之说。传说姜太公西时落生，爹娘给他取名“酉”，以为纪念。“酉”又与“有”谐音，不受穷。根据这一传说，贴“酉”也是双重含义——代表“姜太公在此”，辟邪；“酉”也是“有”，祈福。
此俗先是新年习俗，除夕夜据说是神鬼纷纷出动的时候，需要“酉”来把守时间的关口；后被建房、改门所移用，着眼大约在于空间的关口——邪别进门，福请进来。
有时也径直请姜太公上门。1927年《绥阳县志》载，迎娶之日，“门首大书‘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这是请姜太公在新娘过门之时，把门镇邪。
吉林西部蒙古族民居，住房门楣贴纸条，上面写“过此门万恶消除”。门户是入口，“进此门万恶消除”，门内也就诸事合顺，吉祥平安了。这采用的是表意明了的形式。
军营门上写“慎火停水”字样，有段故事载于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
陈希夷将终，密封一缄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献，真宗发视无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为道家养生之言，而当时皆以为意在国家，无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间禁中诸处数有大火，遂以为先告之验。上以军营人所聚居，尤所当戒，乃命诸校悉书之门，故今军营皆揭此四字。
因仅“慎火停水”四字，颇费猜度，有了不同的理解。后因大中祥符年间宫中屡发火灾，便把那四字遗言释为防火之义。宋真宗认为军营人多，尤其应注意防止火患，下令军营门上书此四字。从那时到《石林燕语》成书，时间过了百余年，军营门上书写“慎火停水”四字，一直沿袭下来。
将“慎火停水’懈释为谨慎防火，提醒人们注意消防安全，大概要比贴“酉”更能保平安的。
4．门挂“照长镜”
《今晚报》1995年3月13日报道，天津市一些居民区内居民悬挂“照妖镜”现象增多，影响邻里团结，这种迷信现象，实不可取。消息说，一些居民将小镜子挂在自家的窗前或门前，用来驱邪，图吉利。对过的居民见自己家被镜子照，也挂起镜子照对方，从而使“照妖镜”越挂越多。
有种说法，门对富、窗对门不吉利，在自家门前窗上挂面小镜子，可以破掉那不吉利。
“镇宅神以埋石，厌山精而照镜。”语出北周瘐信《小园赋》。前一句说的是埋石辟邪，后来有了“石敢当”；后一句反映了镜子照妖的民俗观念。
古代以钢为镜。距今约4000年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铜镜，那是原始社会末期铸件。先秦时代的一些铜镜饰以饕餐纹、怪兽纹，这除了造型装饰意义外，更具有符号意义。汉代铜镜出现铭文，如“左龙右虎辟不羊，朱乌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辟不羊即辟不祥。汉代铜镜还常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图形，有的铸十二地支，这都为镜增添了神秘色彩。
晋代道教理论家葛洪《抱朴子·登涉》推崇镜的法力。书中写道，有谚曰“太华之下，白骨狼藉”。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因此，要带镜以却鬼魅：
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
葛洪所说的照妖镜，主要神威在于令妖怪现出原形。《太平御览》引《洞冥记》说，铜镜四尺，“照见魑魅，百鬼不能隐形”，与此同。
元代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写了三种具有法力的神镜：
那里是天狱，有三面镜子，一面是照妖镜，一面是锁魔镜，一面是驱邪镜。三面镜子，镇着数洞魔君。不知射破那一面镜子，走了那一洞妖魔，倘或驱邪院主见罪，如之奈何。
这出杂剧的故事说，那吒神与二郎神在天上饮酒，比试武艺，二郎神一箭射破锁魔镜，使因犯天条，被罚在锁魔镜里受罪的九首牛魔罗王、金睛百眼鬼得以逃逸。天狱有三镜，照妖镜、锁魔镜和驱邪镜。值得注意的是两条：其一，“三面镜子，镇着数洞魔君”，镇魔——其法力之所在；其二，统管三镜的神祗名叫“驱邪院主”。剧中交代：“太极初分天地中，驱神使将显神通，金阙书名朝上帝，掌判驱邪镇北宫。贫道乃驱邪院主是也。”太极初分的资历，金阙书名的名分都可视为渲染其事的虚文，而实在的意思，惟“驱邪”二字而已。
一是镇魔，二为驱邪，连同三镜名称，元代人心目中镜子的法力，被记录在杂剧里。这无疑对后世有所影响，为民俗中门前悬镜这一事项，提供了说词。
照妖之镜不照妖，写《西游记》的吴承恩有这样一番调侃。小说第五十八回故事讲，六耳猕猴以假乱真，纠缠到玉皇大帝前，玉帝传旨宣托塔李天王：“把照妖镜来照这厮谁真准假，教他假灭真存。”天王即取镜照住，请玉帝同众神观看。镜中是两个孙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发不差。玉帝也辨不出来。最后，还是如来高明，只说出六耳猕猴的本象，那猕猴便胆战心惊，现了原形。
吴承恩涉笔成趣，极言真假难辨，连照妖镜也失去神威，只是运用了文学的反衬手法，还是别出机标，要对照妖镜之说来一番讽刺的幽默？
5．门悬辟邪物
纳祥开门，辟邪闭户。门户作为出入口，旧时被人们赋予民俗信仰方面的特殊意义。许多门前饰物，其实原本并非取其装饰性意义。
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乡间人家建房盖门楼，门楣上兴挂“财角”。财角，用一尺见方的红布，叠出并缝成两个三角形袋，两袋不要剪开，袋里装五谷和硬币。建大门时，将一对财角、一双筷子、一卷古书悬挂于门楣上。这一串民俗符号的并用，周全地为新大门内的人家祝吉，包含着：五谷丰登、财源茂盛、人丁兴旺、诗书传家。
羌族崇拜羊图腾，建筑物门上悬挂羊头骨和羊角。贵州一些地方，门楣挂木头刻绘的衔剑吞口，怒目利齿，煞是吓人。蒙古可汗的大帐门前，树黑缨大矛，称为“苏鲁锭”，象征战神……所有这些，都是选取具有威力的物件，用来驱鬼辟邪。
这些物件能驱邪吗？它们既已被民俗信仰所选择，就能起到心理慰藉的作用。这就足够了。悬在门前的，往往其状可怖。以恶对恶，所谓“神鬼怕恶的”。宋代《梦溪笔谈》卷二十五：
关中无螃蟹。元丰中，予在陕西，闻秦州人家收得一干蟹，土人怖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有病虐者，则借去挂门户上，往往遂痉。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关中不产螃蟹，关中人不识螃蟹，视为可怖的怪物，结果呢？正好，挂在门上，借它的恶模样来降伏病魔。这样的一只干蟹，被人们借来借去，并且，“挂门户上，往往遂搓”，仿佛真有奇效。其实，要说能有作用，不过心理作用。《坚瓢戊集》卷四“祛虐鬼咒”也记：“悬于蟹，门画狮皆可愈疟”。
胡朴安《中华风俗志·宁古塔风俗杂谈》：“有疾病，用草一把，悬于大门，名曰忌门。虽亲友探望，只立于门外，问安而去。”该书还记洛阳风俗，“家家门中，须树夹竹桃一棵，以为能驱一切邪祟。”
台湾民俗，削木为狮头，挂在门首，视为驱邪厌煞之物。狮头模样凶恶，巨口呲牙，有的还衔着利剑。又有挂八卦牌的习俗（图46），其图形既表现八卦符号，也包括九星术符号——解说其来源的传说，为伏羲河图、大禹洛书。如将狮头同八卦牌图案合二为一，人们相信其辟邪威力会更大，八卦符号就被安排在狮子额头（图47）。
这种狮头，同我国西南地区民俗辟邪物——吞口多有相似处。下一节就来说吞口。
6．门楣挂吞日
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彝族、水族、羌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以吞口为守门辟邪的神灵。吞口多为变形的虎头，目圆睁，嘴大张，表示要尽吞世间邪恶。即便衔剑的式样（图48），也不合唇，以示厉齿。据马昌仪、彭荣德、郭振华的湘西土家族梯玛文化调查报告，士家人信仰的神鬼包括“辟邪的吞口神”。
以吞口辟邪，与“石敢当”有关联。1932年四）0（万源县志》：
石敢当……县俗人家少埋石者，多于中门钉一虎头牌，中书“泰山石敢当”，或立石刻此字，犹古意。虎头，俗名之曰“吞口”。
这一习俗也见于贵州，印行于1932年的《八寨县志稿》记：
虎头悬门，谓之“石敢当”。今人家冲道或山岭悬一虎头于门上，书“泰山石敢当”五字于虎舌，谓其能镇厌凶煞。
这样的造型图案，如今在贵州仍能见到（图49），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风俗的相互影响。1938年《麻江县志》，记门前“埋石，书石敢当”，并记：“今人家的门有当路冲或屋顶及高压，皆悬虎头匾中书‘泰山石敢当’，于门楣上。”
石刻的“石敢当”，刻字之外，再加上虎头图案，是为辟邪符号双加料。吞口上写“石敢当”字样，也仍是虎头与石敢当两种符号的叠加，只不过造型形式变了，兽头由客体符号成了主体符号。
四川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族民居，大门上贴门神以驱鬼，一左一右，通常为神荼和郁垒。同时，羌族同胞又信吞口神，石雕的吞口立于门前。这石雕吞口，似乎更能说明吞口同石敢当之间有关联。1932年四川《渠县志》记录有关吞口的材料：
居室犯凶煞者，于门前立石高三四尺，圆瞪两目，张口露牙，大书“泰山石敢当”五字于胸前，或于门楣悬圆木若车轮，以五色绘太极图及八卦于其上，或贴“一善”二字与“山海镇”三字。凡以镇厌不祥也。
民宅镇厌凶煞，相提并论有三，门前立石敢当刻石、门楣悬挂绘太极八卦的圆木即吞口、门上贴字。而1921年四川《合川县志》说：
今人家有埋石者于门中，立一虎头，书曰“泰山石敢当”五字；或又门额中钉虎头，匾上书“一善”两字，谓此可以避煞。
民俗的流变，由刻石而刻木，由“石敢当”而“一善”、“山海镇”，有一个符号贯穿其间，就是虎头。这反映了老虎驱邪民间信仰习俗的生命力。
制作木刻吞口，通常用桃木或柳木。桃、柳木本身就有驱邪逐恶的民俗符号意义。白族的吞口，造型古朴，形象凶狠，一般不敷彩，用木料原色，圆圆的大眼睛或涂为黑色，或雕透。彝族崇拜葫芦为神灵之物，就在葫芦上绘制吞口。虎头怒目，虎口中画阴阳鱼（图50）。借助古代神话传说及青铜、彩陶文物，来说明吞口的文化含蕴，可将目光投向先秦或更遥远的时代。浙江河姆渡原始遗址发现有葫芦，说明早在7000年前，先民们已将葫芦作为生活资料。在陕西临渲出士的彩陶虎头葫芦瓶（图51），属于距今五六干年的仰韶文化，其造型同彝族的葫芦吞口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可以证明，吞口是保留着远古文化信息的活化石。彝族风俗，在举行祭祀大典时，由祭司画吞口，红底黑虎头，悬挂于大门门楣，表示这户人家在祭祀祖先。
1947年四川《新繁县志》，载录“悬门有吞口神者，谓能镇宅”的民俗材料，认为“吞口，即饕餮之声转”，古彝器的饕餮饰纹，就是吞口。人家门悬吞口以辟邪，“盖取《左传》浑沌、穷奇、(木寿)杌、饕餮投诸四青，以御魑魅之意”。这是借助语言发音的推溯，认为吞口是上古神话的产物。
水族同胞制做吞口，涂彩似戏曲脸谱，深蓝色的眼珠、眼圈，杏黄色的鼻子，粉红色嘴唇，雪白的牙齿横咬着一支剑。将吞口挂在房门正中，说是这样能保佑人畜健康不生病。水族民间传说，吞口是玉皇大帝的第八个儿子。故事说：玉帝第八子降生，是个畸形怪物。王母娘娘见了不高兴，玉帝便将他用竹篮装了，遗弃在天河边。竹篮里的小家伙自有神灵，冻也不怕，饿也不怕，美美地睡了一大觉，醒了，打了个哈欠，就将天河吞下了半截。这惊动了五帝。玉帝封他为吞口神，发挥他的特长，让他到人间吞食邪恶鬼怪、瘟疫孽障。
以吞口为守门之神，不是仅仅着眼于“兵来将挡”，门神守卫，大鬼小鬼进不来；而是口大尽吞邪恶，吞掉它。这略不同于一般的武士门神，倒像神话门神神荼和郁垒，捉鬼捆绑了去喂虎，像传说门神钟馗，捉鬼挖眼，再吃掉它。
吞口，形式连同内容，有一近似物，即陕西宝鸡的辟邪马勺。当地传说社火脸谱能驱邪，将舀水马勺绘上脸谱，挂在居室，企望保佑一家人的平安。
云南昆明附近乡村，人家建房，常于院门门头上垒一吞口，瓦质。其大兽头，配以小比例的身躯四肢，或坐或卧于瓦片形基座上，圆目獠牙，巨口吐长舌，虽体量不大，却具啸天之势。当地人以其为辟邪神物，吞口守院门可以守财存财，还可招财，甚至夺财——相同方向的大门，先置吞口就先占了“财源”，邻居想要与之分庭抗礼，只得远远地暗设一砂锅，对准占先的吞口，意思是：你若“吞”财过分，小心被砂锅煮化了。
这吞口，由门楣移至门头，由表示尽吞邪恶，而兼顾吸纳“财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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