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吴裕成-->中国的门文化-->第二节　对联和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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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联和匾额

　　　　　　　　　　　　　　1．从桃符到春联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王安石为宋代诗歌添此名句之时，桃符已在向春联过渡。
　　桃符，顾名思义，以挑木为材料。在古代，桃木有“鬼怖木”之称，桃木驱鬼辟邪的信仰由来已久，并且从来都关乎于门户。《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庄子》佚文：“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近年考古发现了证明这一古俗的宝贵史料，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有一条：“囗：禹步三，取桃东枝，中别为回回回之倡而门户上各一。”囗，小鬼。药方的内容是驱鬼，门上插桃枝。桃木驱鬼，也见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为今人熟知的神荼和郁垒这一对门神，同桃木有着割不断的联系。门神的本源神话，说他们“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这桃树，别把它只看做是环境或衬景。清代《癸已存稿》审究其义，指出神荼郁垒是“由桃椎展转生故事”。人们所以能够创造出神荼郁垒的神话，其生活依据，是汉代《风俗通义》所说“腊除夕饰桃人……冀以卫凶”的风俗。这就是说，神荼郁垒神话故事，其实是对于门户前立桃木人风俗的解说。
　　削刻桃木人以驱鬼辟邪的风俗，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化。一是直接在门上画门神户尉；另一则是桃符。用桃木板代替桃木人，桃板之上可画神荼郁垒，也可径写门神神名，悬于门左的一块写“神荼”，右边一块写“郁垒”。这桃板，就叫桃符又称门符——清代尤侗《艮斋续说》：“人家门符，左神荼，右郁垒。张衡赋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
　　总之，这是辟鬼祛邪的“符”。
　　唐代《朝野金史》卷三说，正谏大夫明崇俨有法术，他曾“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在地窖上钉桃符，止住了地窖下乐妓的演奏。钉上桃符真会有这种法力吗？不会的。所以特别说明一个前提，书桃符的人“有法术”。敦煌遗书中唐代通俗诗人王梵志的《父子相怜爱》：“东家打桃符，西家悬赤索。”桃符与赤索都是置于门前的辟邪物。
　　宋代洪迈《夷坚乙志》“司命真君”条写福州人余嗣的梦，涉及以桃符厌胜之说：“辄有压禳之术，公到家日，取门上桃符，亲用利刃所碎，以净篮贮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于东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静坐，冥心咒曰：‘天皇地皇，三纲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还，乃止。”
　　以上两条材料这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桃符的迷信心理。
　　元杂剧《后庭花》，包公智断杀人案的故事，破案的重要线索即是一片桃符。剧情讲，汴梁城里，开“狮子店”的小二哥，一天晚上要对独自投宿的年轻女子翠弯施无礼，女子不从，小二哥举斧威胁，吓死了翠驾。小二哥道：“这暴死的必定作怪。我门首定的桃符，拿一片来插在他鬓角头，将一个口袋装了，丢在这井里。”“门首定的”，定即钉。桃符钉在门上，可取下，可以簪在鬓发上，这桃符当是木制。“暴死的必定作怪”，因此要拿一片桃符镇住冤魂，所借助的正是桃符的神秘符号意义。
　　接下来，《后庭花》以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表现殒命翠鸾的魂魄来会住店的秀才刘天义，后来又将那片桃符给了刘秀才。桃符上写着“长命富贵”。包拯看到后，有唱词：“他们定（钉）桃符辟邪祟，增福禄，画钟馗，知他甚娘报门神户尉。”桃符、钟馗、门神户尉相提并论，可见它仍具有浓厚的辟邪驱祟的意义。
　　然而，元代人的桃符毕竟不同于汉代人的桃板了。请听包拯的唱词：“你排门儿则寻那‘长命富贵’，我手里现放着‘宜入新年’。”桃符双双成对，一片写“宜人新年”，而断定另一必写“长命富贵”，当是以那时的惯例为依据。剧中包公吩咐寻找门上单钉“宜入新年”一片桃符的人家。再看杂剧的描写：“我出的这门来，转过隅头，抹过里角，来到这饭店门首，桃符都有。来的狮子店门首，我试看咱，可怎生则有‘宜入新年’一个，无那‘长命富贵’？我将这一根比则，正是一对儿。”
　　杂剧保留的这一条民俗材料很珍贵，它记录了由桃符到春联的演变过程。这是演变的中间环节，很典型：一方面，仍为木质，是桃符；一方面，四字相对，已近对联；重要的是，处于转变中的桃符虽存“辟邪祟”的古义，但“宜入新年”和“长命富贵”已是更具节日喜气的春联内容了。

　　　　　　　　　　　　　　　2.最早的春联

　　元杂剧《后庭花哩，那一对“宜入新年”、“长命富贵”，从内容上说，是春联。杂剧称它是桃符也无错，因为它写在桃板上。如果抛开书写材料，仅就文句内容而言，可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古人以“桃符”称谓春联。
　　春联之始的题目，颇使五代时的后蜀主孟昶出了点小风头。只因《宋史·蜀世家》有记，孟昶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清代人认为这是最早的春联。此说影响很广。
　　近年人们论证先于孟昶的春联，有的甚至找出《尚书》里的对偶句，找到古器物上题为“书户”的六字铭文。在众多文章中，1994年4期《文史知识》所载谭蝉雪《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引敦煌遗书斯坦因0610卷联句，以证唐代春联，值得重视。敦煌遗书所录如下：

　　　　岁日：三阳始布，四秩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回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曰：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回（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邪，瑞燕解呈祥。
　　　　立春回（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回回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回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敦煌卷子的这些联句分为两束，分别录于“岁日”和“立春日”下。这恰合于春联的岁时特点。一句“书门左右，吾傥康哉”，更是点明要旨——录这些联句为哪般？它是书写桃符即春联的稿本。联句里又多有至今仍为春联所习用的词句，如“三阳”、“四秩”、“始调阳”，在新春新岁到来之际，人们愿意表达对于岁月四季的关注；“五福”、“富贵”、“庆寿”、“呈祥”，如今仍不乏民俗生命力。历来的春联体现古代年俗的主题，可概括为两方面：驱邪与纳祥。敦煌遗书所录联句，也正是辟邪除祸和福庆呈祥。
　　敦煌遗书斯坦因0610卷为《启颜录》抄本，抄于唐开元十一年。我们称为挑符即春联稿本的联句，抄于录在卷子背面。其抄录年代无疑大大早于后蜀孟昶，证明最迟到唐代时已开始在桃板上书写春联了。
　　从桃符到春联，不止是名称问题，也不单单是写上个“春”字的问题。这实际上表现了变革桃符旧有内容的一种革新。旧的桃符，脱胎于木刻神荼郁垒像，那桃木板上也曾画门神，也曾题写“神荼”“郁垒”字样，总之，就如同桃木本身的符号意义一样，桃符的意义全在于驱鬼辟邪。这是对于保护自身、求得生存的渴望，它比起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来，是更基本的，然而又是低一个层次的。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表现为年俗意识，就是：不但求辟邪，还求纳祥。桃符旧有的内容再也不能满足这新的心理需求。于是，桃符写门神名的老章程就被打破了，让位给“福庆初新”、“寿禄延长”之类祈福纳祥的字样。
　　经此一番革新，桃符原有的符号意义没有丢，——桃木辟邪，并不在于写上门神名；而新的意义，随着祈福纳吉的字句，叠加了上去。这叠加，其实标志着一种质的飞跃。它已区别于旧桃符。同时桃符辟邪的功用，也没有被遗忘。
　　至于名称，唐自不必说，宋王安石的诗句、元杂剧的台词，仍都称桃符。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东坡在黄州，而王文甫家在东湖，公每乘兴必访之。一日逼岁除，至其家，见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请看，“治桃符”、“书一联”相照应；苏东坡所为，确是除夕写春联——可是，宋代人说这是“治桃符”。
　　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一书，“桃符获罪”条：

　　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去。

　　这位黄谦之兴致所至，戏题桃符，大概是将“宜入新年”、“百事大吉”的通常句子续了几个字，不料却有人打“小报告”，害得他丢了饭碗。从这条材料看，南宋之时“桃符”之称仍流行，题于“桃符”之上的文字，早已是“春联”了。

　　春联之名，据说出自明初。《簪云搂杂说》记朱元璋故事：
　　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帝都金陵，于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帝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询知为腌（阉）永苗者，尚未倩（请）人耳。帝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征出，校尉等一拥而去。嗣帝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帝大喜，资银五十两，俾迁业焉。

　　从这条材料看，朱元璋不仅提倡除夕挂春联，还微服出宫，去看户户门上有对联的盛况；当他见到阉猪户门上无联，竟能即兴创作，一副具有行业特色的联语，对仗工稳，落墨成对。
　　明代开国皇帝的提倡，无疑推动了春联的普及。然而，旧的称谓——桃符这名称，还是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明末遗民李中馥《原李耳载》中奇闻一段：迁安郭金溪好扶鸾之术，因此中了邪，只得求助于“姜、蒜、犬胆、鹰脯药之，桃符、鬼箭、雄黄、朱砂镇之，巳针灸鬼眼穴诸络”。桃符被从门上取下，用来镇魔驱邪。不仅旧的名称仍在用，原本的神秘意义也没丢。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宋时，对于写有联语的桃符，已经开始有了别种叫法。宋代《名臣言行录》载：宋仁宗一日见御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说是欧阳修措词。于是，悉取宫中请贴阅之，见篇篇有立意，宋仁宗说：“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宫里门多，春联也多。宋人叫它什么？叫它“御春帖子”。不言而喻，在“桃符”与“春联”之间，“御春帖子”是一种过渡。
　　带着新的内容，春联由桃符的形式中生发出来。从桃符到春联，民风民俗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3．楹联：春联演化为四季对联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宁荣二府辞旧迎新过大年的景象，门饰一一点到：“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还写到从大门、仪门，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朱红大高烛，点的两条金龙一般。
　　这里要特别着墨的是，曹雪芹笔下，联对、桃符并用。
　　联对即对联。如《儒林外史》第七回，“堂屋中间墙上还是周先生写的联对，红纸都久已贴由了”。所言是红纸已褪色的对联。曹雪芹描写，贾府大门在“换了门神”的同时，换了联对。可是，何以又道“新油了桃符”？联对——即对联，写在纸上，同门神画一样，以新换旧；桃符——写木质材料上联语，它不必年年换新的，只需油一下，便焕然如新了。
　　桃符到了清代时，其使命已经完结，因为对联代替桃符已成风气——既然前人已发现可以在桃板上多写几个字，表达一些意思，后人自然不会拒绝这一形式。特别是诗书风雅之家，谁会放弃借桃板显示文思才气的机会？只是“桃符”的名称未泯。人们还没有完全忘记挂在门首的桃木板，并且由彼及此，写在木板上的对联，仍叫“桃符”，以区别写在纸张上的“联对”。
　　纸上的联语，辞岁时贴到门上，语句可以岁岁出新，为新年应景；木上写的或刻的对联，一油即新，语句呢，年年不变，大约已超越除旧迎新的内容——严格地讲，它是楹联而非春联。它既适于迎春的喜庆，又是面向四季的。
　　且将春联之外的对联称为楹联或门联。明代万历年间《长安客话》记，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大明门与正阳门相峙”，曾有门联：
　　既成，成祖命学士解缙题门联。缙书古诗以进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成祖大喜，赐赉甚厚。
　　解缙所书，上句歌颂大明王朝的功德，下旬描绘皇城巍峨。制成门联挂出去，正合于特定场合，烘托气氛。
　　这副对联不是春联。它与如今人们游名胜古迹所见的对联同属一类，通常称其为楹联，以避开春联之名。当然，这也不够严密，因为“楹联”的概念，往往是包含着“春联”的。
　　桃符演变为春联，两者间至少还保持着一种脱胎而来的痕迹。那痕迹印在时间上，就是说，腊月里迎年贴对子的时节，依旧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时节。由春联发展为超越了春的楹联，这种岁时的痕迹也被模糊了。
　　楹联走出桃符辟邪、春联纳吉的题材局限，赢得异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中华门文化的绚烂花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从道德理想、审美情趣，到方块汉字、骄文偶句的书写效果、朗读效果……一并来为门户之饰增色彩添趣味，无限的情调、绵长的韵味，于左右门楹、上下联句间沁溢着芳馨。楹联还走进门户，登堂入室，装点于屋壁殿柱，从而彻底摆脱了门首桃板的影子。
　　安徽霍山县韩信词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上联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下联两典故，漂母救命，吕后索命。寥寥十字，生动地概括了韩信的一生，也展示了汉语言文字技巧的奥妙。
　　扬州史可法词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史可法不降清兵，舍身取义，衣冠葬于梅花岭。联语情景交融，既悼故人品格也写来者情怀，兼借唐诗《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名句，表现出古典诗歌的修辞美和意境美。
　　成都武侯词联，“能攻心，则反侧处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浓缩了一部蜀地政治史，一副对子如一篇论文。
　　北京潭拓寺弥勒殿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亦庄亦谐，令人回味，也就广为流传。
　　山海关孟姜女庙正殿门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巧用多音字，其妙天成。读此联，“朝”字有的可读为早晨之朝，有的则读为朝拜之朝；“长”字有的读为长年累月之长，有的读为生长之长。据清代《浪迹续谈》，浙江温州江心寺外门旧有对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该书作者还亲见福建罗星塔对联：“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长消”。它们可归入同一类型。
　　仅从以上几副名胜楹联，就可得砚那种与桃符迥异的风貌。由为了辟邪的门前饰物，桃人、桃梗、桃符，经兼为迎占纳祥的桃符（增写了吉语）、春联（其喜庆气氛不断地挤掉辟邪气氛，后来变得充满了新春之禧），直至同辟邪已无必然联系的楹联，这一漫长的过程，反映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带给人类心理的巨大变化：先民放眼四望，看到的是恐怖的世界，大灾人祸，到处是对自身生存的威胁，门前的桃人寄托着太多的生存渴望；后来，生存环境不那么险恶了，人们便本能地追求生活的质量，辟邪的桃符不肯丢，却已有吉语书写其上；再后来，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认识更为理智的人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自身的发展、生活的幸福，他们终于扔掉辟邪的桃符，运用联语的形式，来为自己祝福。
　　门前饰物的变革，不仅是一部风俗史，也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史。

　　　　　　　　　　　　　　　4．“偷红”

　　春节少不了贴春联，大红对子火爆热烈，点缀着节日气氛。台湾《彰化县志稿》讲到在红色纸条写上“文字吉祥，尤富诗情雅意，最能象征新春气象”的春联，同时又记：“丧家未满三年，旧俗丧男者须贴青纸联，死女者须贴黄纸联示之。”这与人们习见大红对联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办丧事的人家，门户上贴丧联，白纸黑字，如“终日惟有思亲泪，寸草痛无慈母心”。这区别于大红的纸色，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
　　这些关于纸色的讲究，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一项民俗，即春联必须用红纸。于是民俗中也就有了一个名目，叫“偷红”。这“红”，指春联。1925年广东肇庆《四会县志》记载这一民俗：

　　“元夜”，妇女步月至人家，撷菜少许，曰“偷青”；或撕取人家门前春联，曰“偷红”；或到神庙摘灯带怀，归置床箦下，云“宜男”

　　正月十五夜晚，妇女踩着月光，至人家摘采一点蔬菜，叫“偷青”。偷偷到别人家的大门前，撕下一些春联，带回家，称为“偷红”。这一青一红，都称为偷，并不是作贼的事，所以人们不必以此为耻。但还是要以“偷”称之，日为做这些事时是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干？只因这是妇女希望“宜男”的事，婚后不育的媳妇盼娃娃，心事无可非议，但总不好大事张扬。
　　月圆之夜，是妇女的好时光。比如八月的十五，“男不拜月”，妇女便有了专享的权利。正月十五为上无节，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妇女们出门来，也是为了“宜男”，去偷偷地摸城门上的门钉，摸钉即摸了——丁，男子。摸钉，丝毫无损于那铜皮门钉，但也得偷偷地去摸。这有助于理解“偷青”“偷红”的那个“偷”字，其主要是指女人们做这事时的情态，至于“偷”——盗窃意义上的偷，则是极为不重要的。
　　上元节夜晚，妇女出门的“偷”俗，是各地较为普遍的风俗。清乾隆年间台湾《澎湖纪略》载，未字之女是夜出游，必偷他人葱菜，谚云：“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妇人窃得别人家喂猪盆，被人咒骂，则为生男之兆。清嘉庆年间《重修扬州府志》，“更阑人静，女伴相携出行，曰‘走桥’，有乞子者取砖密藏以归”。所有这些，涉及物品虽不尽相同，但实质内容是相同的——“偷”，其实是“乞”，是一种偷偷的“乞”。
　　“偷红”也是如此。

　　　　　　　　　　　 5．门匾：建筑物的文字点缀

　　中国古典建筑与文化珠联壁合的范例之一，是匾额。从形式上讲，匾额是书法美的载体，又是同章美的载体。匾额所标识的名称，言简而意赅地浓缩了蔚蔚大观文化内容，使建筑物大增光彩，甚至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符号。有关匾额的内在容量，本书专设“门名的文化含蕴”一节。
　　这里只说匾额这一独特的门饰形式。《邵氏闻见录》说，赵匡胤登明德门，指着匾额问：“明德之（，安用之字？”赵普应答：“语助。”同为宋代，文莹《湘山野录》则将此事的场景记为朱雀门：

　　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大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赵匡胤是个马上得天下的君王。他大约不喜欢文绉绉习气，所以有对门额“之”字那一番评论。
　　门匾上“之”并没有因此而绝迹。若不然，便不会有元代张(羽中)《日闻录》的再谈“之”字：

　　匾题字数奇而不偶者，古今往往皆增一“之”字，如大成殿则曰“大成之殿”，不知起于何时。

　　“之”字以外，匾额上的“门”字的说法也颇有趣。清代《坚瓠壬集》引马愈《马氏日抄》：

　　门字两户相向，本地勾踢。宋都临安，玉牒殿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字有勾脚带火笔，故招火厄，遂撤额投火中乃息。后书门额者，多不勾脚。我朝南京宫城门额皆朱孔易所书，门字俱无勾脚。

　　南宋宫殿发生火灾，有人将此归咎于门匾上“门”字最末一笔挑了钩，“门字有钩脚带火笔，故招火厄”云云。把门匾摘下扔到火里，火被扑灭了。于是，门匾上的门字再不敢信笔落墨，未一笔只可直直地坚在那。
　　除火厄之说外，“门”字挑钩另有一说。据《骨董琐记》，明初年，詹希原写太学集贤门匾，门字有钩。朱元璋见后大怒：“吾方欲集贤，乃欲闭门塞贤路耶？”这位明太祖读字，充分调动想象力，“门”一挑钩，如同大门关闭，堵塞广进贤之路。其实，有此“集贤”之心，还愁网罗人才无门路？倒不在门字笔画如何。
　　北京前门的匾额“正阳门”，“门”字最末一笔为怪，不挑钩。民间就此编出故事，说是皇帝不让写匾的人挑钩，为什么呢？说是皇帝想：我去天坛祭天，要走正阳门，门若带钩，不是把我剐了吗？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檐下有块蓝地鎏金字匾，匾为立形，上题“观音之阁”，落款“太白”。学者史树青认为此匾应是大诗人李白所题，其论据是唐代建筑匾额多为立形，现存唐代匾额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佛光真容禅寺”是立额，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门额也是立形。
　　其实，唐以后也仍有竖写的匾额。如宋代《鸡肋编》记，有人喜欢苏轼“亭下殿余春”诗句，以名亭，“榜曰‘殿春亭’，作横牌书之。同列有恶之者，乃谓其家有‘亭春殿’”。《鸡肋编》特意表出“作横牌书之”，可见宋时匾额并非一律为横匾。
　　匾额的形状，状如书卷者叫手卷额，形似册页者叫册页额。园林匾额为避免呆板，还用秋叶匾，形状如飘落的叶子。
　　匾额的字体，真草隶篆，丰富多彩。匾额的色彩也丰。在甘肃武威的文庙，大殿门前和回廊上挂满了清代牌匾，蔚成景观。这些匾分别为蓝地、紫地、黄地、绿地、黑地，匾上铭字分别涂金色、银色、蓝色、绿色，每匾上四大字，如“经天纬地”、“斡旋文运”、“天下文明”、“为斯文宰”、“孝友文章”、“文以载道”、“化峻天枢”、“人文化成”、“贵相太常”、“德盛化神”、“书城不夜”等等，以壮观的形式渲染着义庙的气氛。
　　台南二大名匾之一的“一”字匾，匾额很宽，蓝地，通匾书硕大的“一”字，字金色，若碧海蓝大一金龙。匾四周围以楷书，所书为：“世人枉费用心机，天理昭彰不可欺……”共77字，形如花边。
　　一块横书“立雪堂”的游姓人家的匾额，四边框浮雕四个历史故事，下方为“程门立雪”，道出取“立雪”为堂名的缘由；左方为“载道南来”，宋代人游酢与杨时为程门弟子，学成后到福建传播理学；上方为“惠政于民”，表现游酢的政绩；右方“兴学授业”，游酢收徒讲学。匾额上既铭字，又雕图，其文化内涵也就益发丰富。

　　　　　　　　　　　　 6．姓氏的匾额——堂号

　　上一节刚刚说过“立雪堂”匾额。游姓铭以“立雪堂”，出于立雪程门的宋代故事。游酢与杨时一起拜师理学大儒程颐，程颐瞑目而坐，游酢和杨时侍立等待，等到程颐醒来，门外降雪盈尺。游姓人家以“立雪”为堂号，表示要世代弘扬尊师好学的传统美德。
　　民居门枪上方嵌挂匾额，其匾往往为堂号。堂号是用来表示姓氏、发扬祖风的匾额，通常选用与自家姓氏相关的成语或典故，镌刻在匾上。例如，“忠厚传家”、“三槐毓秀”、“香山遗派”、“百忍遗风”、“槐荫启秀”等，并且“约定俗成”，各姓人家不会混用的。
　　有时直接名“堂”，像游姓“立雪堂”、周姓“爱莲堂”、张姓“百忍堂”、王姓“三槐堂”，等等。
　　一姓几支，各有堂号的例子也是有的。山东章邱的孟家是经商的巨贾。孟氏兄弟分立门户后，各建本支堂号，于是绸缎布料店，便有了开“瑞增祥”的“容恕堂”，开“瑞蚨祥”的“矜恕堂”，开“瑞林祥”的“慎思堂”。孟姓的这些堂号给人的感觉是，均选自孟子言论。
　　堂号通常都取诸同本姓有关的典故。王姓书“三槐堂”，或匾以“槐荫启秀”。其故事出自《宋史·王旦传》：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书兵部侍郎，以文章显于汉、周之际，事太祖、太宗为名臣。尝谕杜重威使无反汉，拒卢多逊害赵普之谋，以百口明符彦卿无罪，世多称其阴德。枯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北宋初年，尚书兵部侍郎王祐文章写得好，做官有政绩。他相信三家后代必出公相，并在院子里种下三棵槐树，做为标志。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在开封建有王家的三槐堂。
　　王祐植三槐，是借用三槐喻三公典故。《周礼·秋官·朝士》有“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记载，说是周朝宫廷外种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而三公，朝廷中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周代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文学家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曾应王巩的请求写了一篇《三槐堂铭》。此文被编入《古文观上》书中，广为流传。
　　张姓门前夸耀的，是“百忍遗风”，他们常以“百忍”为堂号。有言道“百忍成金”，这中间包含着累世同居的故事。《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

　　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敕吏加旌表。鳞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嫌帛。

　　张公艺儿代同堂，出了名，几次得到旌表门闾的荣誉。此事《新唐书》也载，唐高宗把泰山，路过那州，到张家，“问本末，书‘忍’以对，大子为之流涕”。
　　“百忍”之中虽有几分辛酸在，但能感动穿龙袍的万岁，也是值得荣耀的事。中国古代推崇累世同居，几代同爨、长幼有序大家庭，历来被视为宜加褒显的好风尚。于是，张姓人家以“百忍”为堂号，铭门额，因循成为惯例。
　　周姓人家常名“爱莲堂”，是因名篇《爱莲说》出自宋代名儒周敦颐手笔。《爱莲说》通篇百余字：“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灌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周敦颐《爱莲说》情真意长，说莲喻人，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极致。周敦颐以后，爱莲者众。周姓人家以“爱莲”为堂号，不仅引《爱莲说》为自豪，还旨在以“花之君子”来自励。
　　门匾几个字，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内容。
　　由堂号匾额，再来说说姓氏楹联。就以王姓人家为例，其常用的传统楹联是：“黄槐绿竹宜新植，紫燕红鹅说旧家。”上下联分别用了两个典故。黄槐，与“三槐毓秀”匾额用典相同。绿竹，王微之爱竹，《晋书·王微之传》：“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微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紫燕，宋代《青琐高议》载，金陵人王谢，泛海至鸟国，一翁一媪皆穿黑衣，将女儿嫁他。既久，王谢乘云轩旧金陵。有燕子飞到王谢家屋梁上。王谢召时，燕子飞到王谢臂上，燕尾系着字条，上写：“误到华胥国里来，主人终日苦怜才。云轩轻去无消息，洒泪临风几百回。”第二年燕子又来，尾上系诗：“昔日相逢真数合，如今睽隔是生离。来春自有相思子，三月南天无雁飞。”红鹅，用王羲之爱鹅的典故。《晋书·王羲之传》说他“性爱鹅，……山阴有一道土，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土云：‘为写《道德经》，当泰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
　　这副对联，选择王姓名人四事，种槐喻门楣光耀，植竹寓品行节操，抚燕表和美，爱鹅见雅趣。

　　　　　　　　　　　　　 7．光耀门楣挂匾额

　　旧时，陕北民间俗语“文魁武魁，不如锅盔”，反映广安于自给自足农家经济的观念。《中部县志》解释，“文魁武魁”是匾上字，“科举时代家有文武举人，于门上悬此匾额”，而“锅盔”即面制大厚饼。本分庄稼汉绝不好高骛远的务实心态，不慕功名，淡泊自安，一句“文魁武魁，不如锅盔”表现得淋漓尽致，平头百姓的幽默感充溢其间。
　　然而，功名、荣誉毕竟不是坏东西。门额上的匾，题写着表彰字眼的匾，到底能让主人荣耀，令旁人艳羡。乡下城里，均是如此。30年代初所修辽宁《义县志》有段话，言及匾额对于地方民风方面的影响：

　　乡间之大门，或以柳条为之，或以木板为之。城中大门多以木为之，上盖板，有脊，曰“门楼”，两边问屏，小门一，曰“角门”；不盖板者，曰“光亮大门’”。世宦或富贵者多以砖为之，上盖瓦，圆脊，俗称“滚鲁门楼”。复有建二门、砌花墙，隔院为二者，二门皆用砖瓦，号曰“垂珠”。乡间多柴门，只富者有砖、木所为之门楼。吾邑世家，大门、二门概挂匾额，科第者或题拔贡，或题父子进士、父子乡魁、兄弟拔贡、兄弟同榜，武魁出仕者或题大夫第，影壁则用三台，俱置吻兽，房脊亦置之。门两旁竖单斗或双斗旗杆，视功名而用之（举人单斗，进士双斗）。民国贵或富家门额，或大总统题曰“孝义之门”，或邑令题曰“热心公益”。其节妇门额，或大总统题曰“节励松筠”，与清朝节妇门额题曰“节孝可见”及孝子门额题曰“纯孝格天”者，先后辉映，吾邑重公益及孝、节、义，亦可概见于所居矣。

　　城、乡人家的大门有所不同，世家与平民的宅门区别很大。关涉到门面的事情，人们挺在意。这其中，匾额的因素，并不被小觑。尽管那匾额不能当饭吃——所谓“不如锅盔”，但许多人还是推崇它。门匾所张扬的，是向脸面上贴金。在过去的时代里，社会以那么一种方式，来宣扬，来提倡，来表彰，来奖励，形成社会价值取向，造成民众荣誉归属，大多数人对此不会冷漠相视，就如同社会永远不会缺乏进取心。世代与泥巴打交道的庄稼汉，当机会摆在眼前，荣耀不再遥远的时候，他们也不免会为那“文魁武魁”而动心，觉得它比果腹的“锅盔”另具一番滋味。
　　当然，“文魁武魁，不如锅盔”自有它的道理。被实实在在的庄稼汉投以轻视，这同匾的虚荣有关。请看1937年东北《海城县志》：

　　至新宅落成，或其他喜寿诸事，戚友亦多赠匾额，或称官阶，或论齿德，然声闻过情者居多，系一种粉饰门面之具，能否名副其实，则在所不计也。

　　这是功名匾的贬值，光荣匾的掉价。言过其实，溢美浮夸，甚至于阿谀奉承，对这样的门匾，人们嗤之以鼻，说一句“不如锅盔”，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就说那有皇上的时代，御赐匾额该是件很荣耀的事吧。可是，大奸臣秦桧偏偏获此殊荣。这就使得踢匾的价值大打折扣。
　　《宋史·奸臣传》记：绍兴十五年，“十月，帝亲书‘一德格天’扁其阁”。秦桧的劣迹，主和不主战，投降不抵抗，以至构冤狱，害忠良，“莫须有”，这一切难说不是秉承南宋皇帝之意，赐匾“一德格天”即是明证。秦侩不得人心，据清代《坚瓠甲集》，秦桧死后，开浚运河时，取泥堆积其府第墙外及门，有人在其门扇上题诗：“格天阁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可见“一德格人”的御匾并没能为秦桧洗刷骂名。
　　清代《啸事杂记》，记骄横一时的年羹尧：

　　年大将军赐第在宣武门内右隅，其额书“邦家之光”。及年骄汰日甚，有识之士过其第哂曰：“可改书‘败家之先’。”盖以字形相似也。未逾时，年果债事。

　　雍正能登皇帝位，有年羹尧之功。然而，年羹尧得志猖狂，目空一切，也就埋下了毁灭的种子。“邦’与繁体“败”字笔画相近，“光”、“先”字形也相似，有人故意将年羹尧的门匾读成“败家之先”，正反映了一种民心向背。雍正改元才第三个年关，年羹尧便倒霉了。当然，他的下场，祸由自身出，也与当时的朝廷政治有关，倒不在门匾之字。
　　在门匾上涂涂改改，以作讽刺挖苦，明代笑话集《喷饭录》里有这类故事：

　　有孝廉为京官，颜以“文献世家”于门。一夕，人以纸糊其两头字，曰：“献世”。孝廉怒，命仆骂于世。又一夕，糊其“文”字上一点，曰：“又献世”。孝廉怒骂如前。则再糊其“家”字上一点，曰：“献世冢”。

　　笑话里的那个京官，门上挂着“文献世家”匾。大约因为人品欠佳，人缘也差，屡屡被人取笑耍弄。那自吹自擂的匾额，还是摘掉为好。
　　悬匾额以明志向，题字寓意往往见性格。那些具有文化容量和韵味的匾额，为人们所乐道。岳珂《(木呈)史·见一堂》：

　　孝宗朝尚书郎鹿何年四十余，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惊谕宰相，使问其繇，何对曰：“臣无他，顾德不称位，欲稍矫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语奏，上曰：“姑遂其欲。”……何归，筑堂扁曰“见一”，盖取“人人尽道休官去，林下何尝见一人”之句而反之也。

　　“林下何尝见一人”的诗句，世俗相传之广，以至被认为是俚谚。它讽刺做官者的虚伪，相逢常说要辞官归隐，但大都口是心非，山林间并未见到辞官者的影子。尚书郎鹿何年纪刚过四十岁便请求致仕，他自言顾虑不称职，希望以自己的行动来纠正只盯着高官厚禄的风气。鹿何如愿后，悬挂出“见一堂”匾额，意思是：“林下何尝见一人”？我就来做那“一人”。明志之外，刺世疾俗之意，铭于匾上。
　　“见一堂”的修辞之妙，在于从广为传诵的诗句中化出，反其意而用之。元代初年画家郑思肖以“本穴世界”名匾，则利用汉字笔画结构，拆卸拼装，以诉心曲。
　　《宋遗民录》载，南宋灭亡后，郑思肖不买元朝的账，他画兰有很无上，有人问时，他说：“地为番人夺去，汝不知耶？”他字忆翁，号所南，以寓对于南宋王朝的思念。又将发愤之作命名为《大无工十空经》，“空”字去“工”加“十”，为“宋”。他还以相同的思路名匾，居所门匾书为“本穴世界”——“本”字取出“十”而留“大”，将“十”置于“穴”下，组成“宋”。郑思肖的门匾所隐的是“大宋世界”。这被传为遗民守志、不事新朝的佳话。
　　清代王应奎《柳南续笔》说，狂士归元恭“家贫甚，扉破至不可阖，椅败至不可坐，则俱以纬萧缚之，遂书其匾曰‘结绳而治’”。如此“结绳而治”，门匾上的四个字，不是活脱脱地将主人的性格凸现于门户之前了吗？

　　　　　　　　　　　　　　　8.店家老字号

　　老字号是宝贵的财富。商界讲：“创出金字招牌，买卖找上门来”。老字号可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形成一种营销优势。
　　旧时好面子的北京人，讲究出门有身好“行头”，所谓“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里别‘西天成’”，分别讲的是帽子、鞋子、衣服和烟袋。马聚源、内联升、西天成都是有名气的老字号，八大祥则指卖绸布的瑞蚨样、瑞林祥等八家字号。
　　商家的字号，本来说的是门上的牌匾，匾上的字写的是商店的称号。这字号太能代表商店的形象了，以至字号竟成了商店的代称，比如讲“京城老字号”、“津门老字号”，便不是单指那么几块店匾，而是对整个商店的称谓。
　　北京有句老话：“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称赞了两家老字号药店。鹤年堂匾今仍存，据说为明代奸相严嵩手书。严嵩字写得很好。有段传说故事讲，权倾一时的严嵩写了“鹤年堂”牌匾，字又不俗，一经挂出，众人皆言佳，却有一个老举子横看竖瞧，说道：“字是好字，只是笔锋转折处，时不时透出一股奸气。”严嵩所作所为，即便朝无评，野也会有议。因此那一番论字，该视为借字说人，如果把它当做确有其事的话。严嵩写的店匾，在北京还有“六必居”酱菜园，名人写匾，也是一种名人效应。天津的老字号正兴德茶庄，不仅有书法家华世奎书写的牌匾，还有军阀吴佩孚、下野总统徐世昌写的店匾。
　　当然，字号本身的含义也是重要的。以天津的一些老字号可为例，建于本世纪20年代的劝业场，牌匾为书法家华世奎所书，商场内悬匾“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是在为自家的字号注解。“正阳春鸭子楼”，取意大门朝东阳光冲照。山东人在津开的登瀛楼饭庄，字号“登瀛”典出《史记·秦始皇本纪》“海中有三神山，名为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同时又兼顾了山东特点。
　　牌匾是面向大众的招牌，出此用典应忌生僻，避免晦涩难懂。《履园丛话》记，济南有家酒店牌匾“者者居”，外地人不解其义，当地人说此语出自《论语》“近者悦，远者来”。虽须解释，尚能弄懂，也就罢了。
　　还有更令人费解的牌匾。近人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说：京城某酒肆，所悬匾额很是古旧，上面题“推潭仆远”四字。有一次，朱彭寿与在座诸人议论此匾，不知所谓。朱彭寿一心要弄个明白，曾多次询问友人，没有知晓者。偶遇某翁，告诉他说，曾听老辈人讲到那字号，四字大约出于《汉书》。朱彭寿检阅《汉书》数过，未见其语。复推而及于《后汉书》，得之于《西南夷艹作都夷传》的《乐德歌》内，是为甘美酒食注文。原来那本是夷语，当时在异域听到的，音译为此四字，并无意义可言。如果只就文字求其义，自然虽百思而不得其解。这样的店匾，就有失于艰涩了。
　　清代文人钱泳游历七八个省，所到之处很注意匾额槛贴之类，他的《履园丛话》写道：酒店匾额曰“二两居”，楹贴曰“刘伶问道谁家？李白回言此处高”，各处皆有。此地“二两居”，彼地“二两居”，匾虽雷同，但它通俗平易，能赢得平民大众，开店的人最实际，愿意把它挂在店门上。
　　牌匾与对联相呼应，是常见的形式。例如，天津达仁堂药店在门前悬店匾，两侧配对联“自选川广云贵道地药材”，“蜜制丸散膏丹汤剂饮片”。本世纪初天津八大家之一卞家开办的海货店，门旁对联一边是“隆业有基珍罗山海”，一边是“昌期即遇利取鱼盐”，门楣有“隆昌号”横匾。对联藏头，嵌着字号。
　　店家的招牌常喜欢用吉利字眼，这是容易理解的。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六：

　　市肆字号，除意主典雅或别有取意者不计外，若普通命名，则无论通都僻壤，彼此无不相同。余尝戏为一律以括之云：“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丰祥；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新春正合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诗固漫无意义，而言利字面，大抵尽此五十六字中，舍此而别立佳名，亦寥寥无几字美。

　　所列举的五十六个字，对于牌匾用字，确实囊括几尽了。然而，这些字用来交叉组合，两字的，三字甚至四字五字的，再加上甲前乙后、乙前甲后的位置变化，是可以组合出成千上万个不同字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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