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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杏花营（一）

　　高红结束了慰问工作，回到专区妇救会；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被找去参加地委书记召集的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复查减租工作。地委书记神色严峻地说，现在边区的减租减息工作，虽然早已实行，但是有些地方水过地皮湿，贯彻得并不彻底。尤其是封建势力大的地方，还存在着明减暗不减的问题，贫苦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这样，广大农民群众就不能发动起来，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敌后抗战就不能坚持下去。因此要立即展开减租减息的复查工作。
　　会后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进行了分工。高红被分到一个叫杏花营的村庄。
　　杏花营是贴近山边的一个村庄，约有五六百户。高红虽然去过几次，但还不大熟悉。临走她特别请教了农会主席老常。老常嘱告她：那村子地主势力颇大，过去政权一直把持在地主手里；现在几经改选，村干部虽是中农出身，但看风使舵，常常看地主的眼色行事。要她到那里特别当心。
　　一切准备妥当，高红就煞上她的皮腰带，背上小背包，挎着小挎包出发了。她现在穿的是便装，但是仍保持着洒脱的军人风度。走起路来，步伐轻捷，二三十里路像玩儿似的就赶到了。
　　杏花营从房舍看，是一个阶级相当分明的村庄。村东头是地主李大官人家的庄园，高大的院墙，清堂瓦舍，几乎占了小半道街。再往西来，则是较一般的房舍，多半是中农和富裕中农，最西头边边沿沿，房舍低矮而破败，那自然是贫农和佃户们的穷窝窝了。高红一面走一面盘算：这次的任务不同寻常；如果住到富裕农民的家里，那就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了。她这样想着，就在村西头一家柴门前停住了脚步。
　　她手攀柴门一望，院子里有棵大枣树，树底下坐着一个驼背老人，正守着一大堆荆条子，在那里低着头编制筐篓。她知道这人名叫周二，是这村最穷苦的人家之一，家里只有两间北房，一间小东屋，全歪歪扭扭，破旧得不像样子。高红轻轻地叫了一声：“周大伯，您在家呀！”那老人这才抬起头来，向这边望了一望，接着站起身咯咯吱吱地开了柴门，柴门上挂着的小铜铃，也丁丁零零地响了一阵。
　　“大伯，您认识我吧？”高红带着笑和蔼地问。
　　“啊？面熟熟的，您是区里来的吧？”那老人猜度着，一面把她让了进来。
　　高红打量这老人，实际并不太老；因为背驼得厉害，同高红说话还得仰着脸儿。他穿着一件破布衫，露着半个肩头。两只老山鞋踢里踏拉也破得不像样子。高红从心底里腾起一种怜悯之情。
　　听见院子里有人讲话，女主人也从小北屋里走出来。她看去有四十多岁，人长得很清爽，一只手端着簸箕，一只手握着一把新掐下来的还在发青的麦穗在簸箕里揉搓着。
　　“大娘，您还认识我吗？”
　　“咋不认识？”她笑盈盈地说，“我还听你在戏楼前面讲过话哩！”
　　“大娘，您看我在您这儿住几天行吗？”
　　“啊哟！在我这儿？”大娘有点意外，以为是玩笑话，也笑着说，“你看我这个老鸹窝能住得下你这个金凤凰吗？”
　　“金窝，银窝，我都不住，我就是要住在你这个穷窝儿。”高红呲着一口白牙笑着。
　　“你只要说行，那就行。”大娘说着，就帮着她取下背包，然后拎到屋里放在炕上。一边唠叨着说，“你看我这穷窝脏的！我这家只有八路军住过两次，地方干部一次也没有来过，一到村里就到高门大户去了。”
　　高红眼往四下一扫，屋子里确实又脏又乱。土炕上放着的两床破印花被，说蓝不蓝，说黑不黑，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拆洗了。屋里除了一张小木桌，一张条凳，墙角里一口破缸，几个破旧瓦罐，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真是一贫如洗啊！高红到这样的人家并不多，今天看到这些，不禁惊叹中国农村的贫穷。
　　大娘是个热心肠，见高红决意留下，就立时上了炕。她习惯地跪在炕沿上把两只半大脚一磕，然后把一些杂七麻八的杂物和自家的脏被窝归拢在一头；接着抄起笤帚扫起炕来。高红也连忙下手，打扫屋子，归拢东西，不一时就把一间小屋子拾掇得干干净净。大娘把高红的背包打开，铺在一边，亲热地说：“闺女，你跟我就伴吧，到晚上我把那老东西还有我那小子都赶到小东屋去。晚上睡不着了，咱们娘俩还可以拉个闲篇儿呢！”
　　这时，柴门上的小铜铃响了两声，院子里走进两个人来。高红走到院子里一看，原来是本村的村长，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
　　“哎呀，高同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四十多岁，略略有些秃顶的汉子一脸埋怨地说。
　　“我随便找个宿儿。”高红笑着说。
　　“快跟我走吧，房子我早就给您找好了，那地方儿宽敞，吃喝、找人谈话也方便。”村长一边说，一边跟那小伙子丢眼色，“你还不快去，把高同志的东西拿上！”
　　“不，不，我就在这儿住了。”高红连忙拦住，口气很坚定。
　　“那怎么行？”村长皱着眉头，“这个地方……”下面的话村长没有说出来，停顿一会儿才接上说，“过去，上面下来的人，不是住在东头，就是住在街中间，那里离村公所也近。”
　　“村长，你就不要说了。”高红脸色严肃了，一面从口袋里取出十天的粮票，“请你帮我领出十天的粮食送到这里。有事我再找你。”
　　村长只好接过粮票，涨红着脸敷衍了几句，走出去了。
　　说实在话，现在最令这个农家主妇犯难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她不时地抬起头望望太阳，太阳已经转到正南方去了，是该做饭的时候。可是做什么饭呢？能让上边下来的人吃自家那种不像样的饭食吗？别说违背待客之道，自己心里也过不去。可是，现在正值春荒季节，瓦罐里的米只剩下不多几把，穷人赖以为生的瓜菜也没有下来。她望望墙头的北瓜，正开着一片黄花，结出的小瓜还不如小孩的拳头大。又怕客人看出自己为难的样子，只在心里叹气。
　　这妇女盘算了一阵，假托有事就拿起一个小簸箕走出去了。待了好大一阵子，才见她借来了二斤白面端了回来。
　　“大娘，你弄这个干什么？”高红惊愕地问。
　　“这个你就不要管啦！”大娘说着喜滋滋地做饭去了。
　　正午时分，饭做好了，周二的儿子也回来了。这孩子看去已有十七八岁，蒙着一块白毛巾，显得甚是英俊。原来他一大早起就背着几个筐篓前去赶集，也是为了换几个钱度过春荒。
　　开饭时，大娘给高红搬了一个小炕桌放到里间屋炕上，两张圆圆的白面饼放在算帘里。不一时又打了两个鸡蛋放在小铜勺里炒了炒也端上来。高红一看，周二一家则每个人捧着一大碗黑糊糊的东西蹲在外屋里。看见这情景，高红立时涨红了脸，说：“这怎么行？”一面说，一面跳下炕来，把两张白面饼掰成四份，一人一份放在他们的碗里，一小盘鸡蛋也强行给他们分了。大家争争让让，还掉到地上很大一块。
　　“闺女，你怎么能这样？这是待客，怎么能每个人都一样呢？”大娘显然带着不满责备地说。
　　“我不是客，”高红带着笑说，“你就把我当成你的闺女看吧！”
　　高红说着就抄起一个大黑碗，从锅里盛了满满一碗吃起来。说实在话，开头儿只看见碗里黑糊糊的，并没有看出是什么东西。吃了一阵儿，才辨出是山药干、萝卜干、胡萝卜缨子和玉米面搀和成的糊糊。那种味道和气息都是令人难以下咽的。高红生来并没有吃过这样的饭食，甚至觉得难以承受。但是在群众面前，她还必须装作乐呵呵的样子，使人觉得她吃得很香甜。而在这同时，这一家贫农，尤其是家庭主妇则怀着一种深深的负疚的心情。
　　“我不过偶尔吃了一顿这样的饭食，而他们，长年累月不就是吃这样的‘饭’吗？他们是怎样忍受的呢？”高红边吃边默默地想，油然生出一种深深的同情。
　　她一边嚼着那涩巴巴的萝卜干，一面偷眼望着周二，望着他那满是粗茧的大手，那苍老的面颜和深深的驼背，问道：
　　“周大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四十三了。”周二说。
　　“四十三？”高红不禁眉毛一扬，吃惊地说，“你的背怎么驼成这样了？”
　　“你不知道，同志。”周二停住筷子缓缓地说，“我从小就受苦。租种李大官人家几亩地，到我是第五辈了。年年都不够吃。我从十岁起，就腰里捆着绳子上山割荆条子。天不亮就动身，到晚上才回来。荆条子这东西沉哪，我一背就是五六十斤，走的又是山道。还不到二十岁，我这背就开始驼了。以后一背就是一二百斤，我这背就压得再也直不起来了。”
　　高红叹息了一声，又问：
　　“你家祖种了李大官人家多少土地？”
　　“就算二十亩吧！”
　　“每年出产多少？”
　　“碰上好年头儿，能打十三石五斗谷子。”
　　“要拿多少租子呢？”
　　“要拿十石五斗。”
　　“咦！要是坏年头儿呢？”
　　“坏年头也不能少。你当了裤子，卖了儿女也得缴租。”
　　高红愣住，不言语了。停了半晌，才问：
　　“八路军来了以后，不是实行二五减租了吗？就是说从原有的地租中减去百分之二十五，你们按规定减了吗？”
　　“这个……减了吧。”周二神情惶惑，支支吾吾地说。
　　高红看见他这个样子，忙追问了一句：
　　“是按规定减了吗？”
　　“是，是，按规定减了……”
　　“减了多少？”
　　“我记不大清楚了。”
　　周二刚说到这里，儿子瞪了他一眼，把筷子往碗沿上乓地一摔，说：
　　“爹，你怎么不说实话？谁给我们减了？”
　　周二当场红着脸，嗫嗫嚅嚅地说：
　　“是他们要我这样说嘛！”
　　“大伯，是谁让你这样说呢？”
　　“是李大官人家传下了话：上面如果来问，就说按规定减了；要是谁说露了嘴，就把地立时收回……”
　　高红听到这里，才知道问题果然严重。心里想道：我们的基本群众，如果仍然呻吟在封建剥削的重压之下，怎么能抬起头来抗战呢？她沉吟了一会儿，接着问周二的儿子：
　　“其他佃户也都是这样的吗？”
　　“国强，你知道你就给高同志说说。”大娘发言了。
　　这个青年人没有接触过女人，一直低着头抱着大黑碗吃饭。听见高红问他，才略略抬起眼望了望她，温顺地答道：
　　“是的。”
　　“你能找三五家佃户，到我这里谈一谈吗？”
　　“行。”国强说。
　　晚上，周二把小东屋的柴草、杂物收拾到一边，露出一铺小炕，父儿俩睡在小东屋里。高红就在大娘身边睡了。两个人越拉越亲热，大娘就把自己一切不便告人的家世都对高红说了。她说，她原来是外乡人，因为年景荒旱，丈夫活活地饿死了。从此自己无依无靠，不得不㧟着要饭的篮子外出逃荒。有一天晚上，就住在本村的破庙里。周二见她十分可怜，就把她领回家，两个人跪到地上磕了三个头，就算成了亲。她给他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因为荒年交不上租子，就把两个女儿卖了。大娘说到这里，抽抽搭搭哭了好大一阵子才渐渐睡去。
　　高红却一直没有睡着。想起自己生活在人世间这么多年，对于穷苦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深的感受。她想起自己的地主家庭，想起自己每年暑假回到家里，过的是何等富裕的生活！虽然也到穷人家去过，看的却比较表面，哪里会想到挨饿是什么滋味？卖儿卖女又是什么滋味呢？即如今天吃的饭食，简直还比不上自己家里喂猪喂狗的饭食！而他们这些朴实可敬的人，却是真正为这世界生产财富的人，流血流汗维系这个世界得以生存发展的人！自己能够活得这么大，不正是靠了他们的血汗吗！她想到这里，从内心深处感到深深的愧疚。直到今天的夜晚，她觉得自己在延安学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算真正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裹扎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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