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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


  当腊子口枪声激烈的时候,在包座、班佑地区停留的右路军,已经遵奉张国焘的命令掉头南下,再一次回返到草地上了。此时已是九月中旬,与上次过草地有很大不同。上次主要是夜间苦寒,难以抵挡,白天的太阳还颇为燥热;如今却是西风凛冽,太阳挂在天空只是一个银色的圆饼,连点热气也没有。草原的景色已不再是望不到边的滚滚绿海,而是黄草漫漫,草花俱已凋零,整个草地变得枯索、单调而严厉了。衣单被薄的红色战士们,在这种境遇中如何能够承受得住?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上次过草地宿营的遗迹还宛然在目,不少的“人”字棚中还停留着冻饿而死的同志们的遗体,这些遗址既无法利用,遗体也无法掩埋。再加上这时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一、四方面军分开了?”“为什么刚说北进忽而南下?”这些问题得不到解释,整个部队在南进途中笼罩在一片迷惘之中。缺粮自然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上次可食用的草和野菜,已被摘采过了,现在寻觅起来已很费事。在这种绝境中,不消说更多的红色战士默默无言地倒下了,永远留在荒烟漠漠的草地上。
  与此同时,张国焘亲自率领的左路军,也从阿坝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转移。至月底两路军会合于松冈地区。总司令部驻在一个名叫脚木足(卓木碉)的藏族寨子里。这天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
  这个脚木足寨子位于马尔康以西四十公里处。整个寨子在接近山顶的高崖上,散散落落不过几十户人家。大金川在山下打了一个圆圆的弯儿,寨子左首山涧还有一条小小的溪水倾注在大金川里。这个村寨最惹眼的就是那座六棱形的碉堡。它与常见的碉堡颇不相同,下粗上细,高约五六十公尺,颇象一个高高的烟囱。离碉堡不远,就是相当大的喇嘛寺。这天喇嘛寺外插满了红旗,布满了岗哨,有一种与素常不同的热烈气氛。
  但是,如果进入殿堂内部,就使人感到异常沉闷。虽然祭神的长案上点了几盏酥油灯,对这个高大的殿堂来说还是太幽暗了。桌案前面喇嘛们跪着念经的蒲团上,坐满了五、六十名高级干部,奇怪的是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会议前那种活泼的窃窃私语。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下面坐的这些干部,由于雪山草地以及几个月来情绪上的折磨,一个个都瘦鬼似的;而唯独在桌子后面高高坐着的张国焘白白胖胖,堪与那些正襟危坐慈眉善目的神像比美。会场上唯一活跃的,怕就是年轻英俊的黄超了,他作为秘书长不时地跑到张国焘身边,咬着耳朵咕哝几句,随后又跑到这里那里指示一些什么。
  会议总算开始了。张国焘干咳了两声,随后发表讲话。他仪态端庄,严肃,心事重重。他讲话本来就慢吞吞的,今天更慢,仿佛他自己充分意识到今天是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必须使每字每句都送到他面前的高级干部耳中。在他看来,这篇演说将来会留在中共的历史上而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
  他的话是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开始的。他说,中央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不仅是军事路线的问题,而且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才终止了这种退却。但是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说到这里,他提高嗓门说:“南下是逃跑吗?不,南下才是终止战略撤退的反攻,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而那些中央领导人才是被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的所谓北进的方针,才是名符其实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他们最后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的罪恶行为!”说到这里他打着手势,以演说家的雄辩姿态说道:“我实话告诉同志们吧,那伙所谓的中央领导人,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他们不过是一些吹牛皮的大家,一些不可救药的‘左’倾空谈主义者。他们是因为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革命的;一旦革命发生了困难,他们就要悲观,逃跑,这是毫不奇怪的,我想同志们是完全理解的。
  这时会场鸦雀无声,坐在蒲团上的高级干部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竟象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都愣住了。
  “同志们!”张国焘扫视了大家一眼,用一种震聋发聩的声音吼道,“大家都会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名字叫考茨基。他曾经是第二国际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可惜后来他叛变了。他和他领导的第二国际叛变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这时怎么办呢?能够放弃革命吗?能够不革命吗?不,革命是不能因个别人的叛变而止步的。大家知道,这时,伟大的列宁及时地、义无返顾地成立了第三国际,肩负起革命的重任,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前进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在全世界又高高地飘扬起来了!……”
  说到这里,张国焘显得双颊红润,眉飞色舞,望了大家一眼,说道:
  “我想,这一段历史经验是我们应该好好领会的。大家看到,现在我们的中央,已经威信扫地了,已经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想同志们比我更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当仁不让,应该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榜样,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在蒲团上坐着的人们,一听要成立“临时中央”这几个字,不禁面面相觑。本来已经十分沉闷的气氛,立刻又增加了紧张的因素。尽管有的军级干部不一定弄清考茨基是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考茨基与中央领导人有什么关系,但“临时中央”他们是懂得的。由于问题来得如此突然,多数人都无思想准备,有的徬徨四顾,有的低下头闷声不响。整个会场,只有那几盏酥油灯在流动的空气中微微摇晃。
  对于张国焘,这种场面的出现也使他感到意外。一个自以为可与列宁相比的人物,经过多日苦思的动人的演说,竟无一人响应,也无一人表态,未免太使人难堪了。他不安地在椅子上变换着姿势,观察着人们的表情,黄超不断地和他交换着眼色,显出难忍的焦躁。
  “哪一位发言呵?”张国焘脸上显出做作的笑容,扫视着下面的人们。
  没有应声。
  “哪位打头一炮呵?”他又问了一句。
  还是没人应声。
  “难道这样重大的事情,对全党全军命运攸关的大事,没有人发言?”
  张国焘的脸上出现愠色。当他的目光扫视到陈昌浩时,显得更明显了。看来陈昌浩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想过分突出。当张国焘威严的视线扫过来时,他却把头低下去了。徐向前从会议一开始,就坐在蒲团上闷声不响,甚至闭起眼睛来打瞌睡。
  “这帮家伙到叫劲儿的时候就没有用了。”张国焘在心里骂了一句。正在这令全场人窒息的,也令会议主持人承受着难忍的压力的时候,张国焘忽然从一张大脸盘上看出一个人跃跃欲试,就满脸堆下笑说:
  “那就请这位军长先讲吧!”
  这位军长身材高大,状貌魁伟,是一位慓悍善战但又没有多少政治头脑的将军。自从江西出发以来,他一直担任后卫,吃了不少苦头,也有不少牢骚。他见张主席点名请他,觉得脸上有些光彩,就立刻站起来,做了一个发言。这位将军从江西出发谈起,一直到一、四方面军会合为止,把一路上为保卫中央受到的苦楚,遭到的损失,满肚子的委屈,既不分是哪个领导,也不分遵义会前还是遵义会后,完全混成一锅粥了。因为他的话有不少生动事例,引得会场上发出一阵阵笑声。
  这位将军的发言,虽没有多少内容,却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会议的僵死局面。张国焘高兴了,脸上出现了笑容,在一旁鼓动说:
  “讲得好嘛!这都是实际情况嘛!这样的中央领导怎么能叫人心服嘛!”
  可是,会场经过这短暂的一度活跃之后,又出现了沉默。张国焘张着两只大眼,在每张脸上搜索着发言的信号。这时如果再有一两个人,哪怕是一个人再说上几句,说不定就会顺流而下,打开局面。但是他失望了,会场上依然鸦雀无声。人们为了躲避张国焘来回搜索、反复催逼的视线,有的低下头去,有的仰起脸来,还有人给闭目静思的观音菩萨相起面来。
  张国焘真的急了。他不得不把目光注视着一张他有些畏惧的脸。这是一张红军战士最熟悉、最亲切也是中国人民中最朴实的脸。这张脸平时是那样慈祥,现在却充满了严厉和威严。由于风吹日晒,生活困苦,这张脸又黑又瘦,简直象长方形的铁块,唯独那两只穿透一切的眼睛炯炯有神。
  “还是朱总司令讲一讲吧!”张国焘带着笑说。
  朱德坐在黑影里哼了一声,没有立刻回答。二十天之前,他就受过一次围攻了。那是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之后,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也是在一座喇嘛庙里。会场上挂着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以壮声势。张国焘在会上大肆谩骂攻击了一顿“右倾机会主义者”之后,一些受蒙蔽者就吵吵嚷嚷,迫使朱德表态。因为是面对群众,朱德还是很和蔼很从容地说:“同志们,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我是举过手的,我是赞成的,拥护的,现在我怎么能反对呢!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接着刘伯承也表态,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说:“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回来。”朱、刘这样一讲,会场气氛更紧张了,有的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慢条斯理地笑着说:“我是赞成北上方针的,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只好跟着你们去。”有人又大声说:“你既赞成北上,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你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又有人叫:“不让他当总司令!”刘伯承一见大家把火力集中到总司令身上,有意分散一下火力,就大声喊:“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斗争的矛头一下转到刘伯承身上来了,又是一阵狂呼乱叫。最后,会议终于通过一个“决议”,说北上是“退却逃跑”,南下是“进攻路线”。……
  “朱总司令,你就先讲吧!”张国焘又催了一句。会议开始,张国焘本来想让众多的高级干部发言,以便造成优势后再压朱德、刘伯承发言,现在一看大家都不敢出头,只好转过来先从大头开始。
  经过张国焘一再催促,朱德站起来了。由于他在全党全军的崇高威望,人们齐刷刷地注视着他。人们看到这个肚量如海的人,两个深眼窝里射出了火星般的光芒。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把那股怒火压了压,仍旧以宽厚的长者的口吻说:
  “同志们!今天既然要我说,我就说几句。现在是大敌当前,我们总要讲团结嘛!我们的工农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天下红军是一家嘛!因此,不管有天大的事,也都是内部问题。大家一定要冷静,冷静,千万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他那股四川乡土味很浓的土话,是那么沉痛,唯其因为沉痛,打动了这些共产党人的心弦。由张国焘构想了多日的那番煽动性颇强的演说,象一面墙壁似地倾倒了。刘伯承是个机敏的人物,见此机会,立刻接上去大讲了一气,主要的调子是讲革命形势还相当困难,弦外之音自然是要讲团结,不能分裂。刘伯承的发言,对朱德的讲话正好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补充。刚才那位鲁莽将军的发言所冲开的一个小口口,不但得到了缝合,而且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张国焘恼怒了。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白一阵又红一阵,然而又不能失去即将出任的临时中央总书记的体态,还是按下性子,嘴角上挂着做作出来的笑容,说:
  “团结,那当然要讲团结喽!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武器嘛。可是也不能不分清路线的是非,我们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去讲团结。”说到这里,他用眼角扫着朱德,“象毛、周、张、博特别是毛泽东,这些机会主义者,我们就应当断绝同他们的一切关系。……”
  朱德听了这话,忍不住了。他那脸板得象一块铁板,立刻回道:
  “从红军创立起,大家都知道有个‘朱毛’,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对‘毛’,这是做不到的!”
  他还打了一个激烈的手势,用一只手掌从上到下猛力一劈,斩钉截铁地说:
  “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同毛泽东的关系!”
  这雷霆般的语言,在这个大殿里象霍地腾起一派火光,震得人们的心轰轰作响。人们惊呆了,人们这时所看到的朱德,再不是那个一天到晚象老妈妈那样慈祥的朱德,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叱咤风云的巨人。
  张国焘受到强有力的一击。他眯细着眼估量了一下形势:如果再逼上几句,很可能会要开嘣,那正是“小不忍则乱大谋”;马上成立起“临时中央”,那才是最最紧要的事。想到这里,他立刻和缓下来,用比较宽松的调子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等自然由他担任。此外,还提出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四个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为了表示“临时中央”的宽大,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会议以张国焘的意志形成的“决议”,并没有郑重讨论。就一哄而起地通过了。
  会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就在“临时中央”最高负责人张国焘的命令下南进了。眼下又是令人生畏的峡谷激流和高耸云际的雪山。这些路是多么艰难地一步一步地跋涉过来的,现在又要更加艰难地跋涉过去。仅仅因为一个人的意志和私欲,使数万男女红军战士不得不重新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然而这些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战略”、“策略”、“进攻路线”的名义被奉行着。人们的情绪是大大地低落了。在卓木碉会议之前,人们的疑向只是“为什么和一方面军分开?”“为什么要南进?”而现在却增加了新的疑问。这个疑问,正好是对他们信任的“张主席”本身:“他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这一点大大超出张国焘的意外:本来是要造成自己的权力和树立自己的形象,事实却恰恰相反,群众的盲目信任变成了怀疑和动摇。他想不到挖空一尊塑像基础的,正是他自己。尽管部队中有保卫局人员的暗中监视,还有一些不识大体的人来些小报告之类,但窃窃私议之声愈来愈大。这些私议开始不过象潇潇细雨,慢慢地就变成了威胁统治力量的狂涛。可惜的是,多数的统治者都不能明察这些潇潇细雨而有所自省,而总是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这正是许多自以为是者的悲剧。至于张国焘,他本来就是一个肉团团包裹起来的野心,压根儿就把群众当成玩物,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只要具有最大权威的历史老人一天不拿出答案,一切都只能处在浑浑沌沌之中。对于英勇无比的红色战士说来,眼前的道路,一切都朦胧不清,甚至迷茫难测,就跟这梦笔山、夹金山无边的雪雾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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