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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


  从阿西到俄界是一天多的路程,其中一多半还要经过草原。不过今天阳光灿烂,草原上的花一部分谢了,还有一些仍然十分耀眼。特别是黄金莲,一片一片,简直象黄金似的。就人们的心情说,也许高层干部们留下了分裂的伤痛,而就多数指战员,却象从一个死谷跨向广阔无垠的原野,连呼吸都觉得大为舒畅。因为自六月十二日会师以来,在这个死谷里竟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不论是身体或精神都折磨得欲哭无泪,有苦难诉。那个倾注着热情的北上抗日的口号,只有今天才真正实现有望了。衣服褴褛、枯瘦憔悴的战士们,脸上又出现了笑意,队伍中又飘起了南国各省的山歌声。
  毛泽东骑在马上,心情是矛盾的。他既有摆脱沉重包袱的轻快之感,又有一种分裂的伤痛。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他仍然在内心里探讨着这件事情的含义。正在他沉思默想的时候,忽听前面有人叫他。他抬头望去,前面路边站着两个人:一个人瘦长脸,身躯虽不甚高,却穿了一件很长的军衣,显得腿更加短了,毛泽东认出那是红军的文学家成仿吾;另一个却不认识,那人生得精明干练,身躯瘦而且高,戴着四方面军的大八角帽,两只眼乌黑有神。毛泽东立刻下马,笑着说:
  “仿吾,你这位文学家最近可写了诗么?”
  成仿吾赶快迎过来,笑着说:
  “毛主席,你是戎马倥偬,兴致高雅,我是连命都顾不住了。”
  说着,他指了指身后那个瘦高个子,介绍说:
  “这是四方面军保卫局的祁德林同志,在红大学习,今天早晨和我们一起来了。他说有事要找您谈谈,不知您可有时间?”
  “好好,”毛泽东点头说,“那我们就走着谈吧。”
  说着,毛泽东居中,三人一起并肩而行。
  “毛主席,”那个瘦高个子说,“我是受人之托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总也没有找到机会。现在已经晚了,人也死了,我真觉着对不起他。”
  祁德林勉强抑制着自己的情感,难过地低下头去。
  “你说的是谁?”毛泽东问。
  “曾中生同志。”
  “什么?曾中生?”毛泽东大吃一惊。“他怎么死的?”“是在卓克基秘密处死的。”祁德林说,“本来是弄到树林里用绳子勒死的,过后反说他逃跑投敌了。”
  毛泽东震惊异常,夹着纸烟的手指不住地抖动。曾中生也是湖南人,一九二五年入党,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常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讲课,所以两人很熟。此人能文能武,才华出众,北伐军进抵武汉时,还当过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一九二七年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年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党的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他和徐向前、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等人一起,积极领导武装斗争,迅速打开了局面,红军发展到四个师近两万人,全区人口近二百五十万人。但是,自次年四月张国焘这位钦差大臣去了以后,党的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一职,就由张国焘取而代之。曾中生的职务则每况愈下。其时毛泽东也正受排挤,加上山川阻隔,有些事只能知道个大概。在毛儿盖与张国焘相见时,毛泽东曾问及曾中生,张国焘含糊其词,说他身体不好,正在后方休养。因为关系复杂,毛也未再动问。今天一听这位优秀人物已经被害,怎能不震惊呢!
  “为什么要处死他?”毛泽东沉默了一阵之后又问。
  祁德林叹了口气,说:
  “曾中生早就被关在监狱了,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他觉得到了中央身边,自然非常兴奋。有人看见,他屋子里夜深时还亮着灯,就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心虚了,以为曾中生要写材料向中央告他,就先下了手了……”
  “监狱?你说的是什么监狱?”
  “对了,我忘了说,在川陕苏区,张国焘就说他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领袖’把他抓起来了。行军的时候也捆绑着双手。”
  “这不稀罕,”成仿吾插进来说,“廖承志同志和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都是捆绑着行军的。因为廖承志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讲到了川陕苏区的真实情况,张国焘就把他送到保卫局关起来了。”
  毛泽东惊讶地“唔”了一声,又接着问:
  “他们为什么要把曾中生关起来?”
  “主要是因为小河口会议。”
  “什么小河口会议?”
  “小河口是陕南城固县的一个村子。”
  祁德林接着解释说,自从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就一直向西漫无目标地流动,部队走得苦极了。张国焘以保密为由,既不在领导干部中商讨,也不在战士中解释,只是一味地向西走呀,走呀,不知道张国焘到底藏着什么鬼心思。从上到下,是一片埋怨声。有的说,我们一天到晚走,走,走,究竟要走到哪里去?有的说,鬼才知道!甚至有人偷偷地说,我看总部那个头是逃跑主义吧!这时候,象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朱光、张琴秋、刘杞、王振华这些领导人,当然更为不满,认为这样盲目流动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就在一起商议,准备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后来又觉得远水不解近渴,就决定由曾中生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提出,立即停止无限制的退却,在陕鄂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张国焘感到众怒难犯,处境孤立,遂被迫在小河口村举行了一个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这就是那个小河口会议。
  “曾中生同志在会议上发言了吗?”
  “不单发言了,还是头一个。”祁德林带着兴奋和自豪的口吻说,“那天曾中生真是勇敢极了。他面对着张国焘这个谁也不敢惹的党内霸王,列举种种事实,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批评。”祁德林叙述说,随后,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王振华、朱光、刘杞等同志都发了言。对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他在土改、肃反中的错误;他在第四次围剿中由盲目轻敌到仓皇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特别是他在西进途中无止境的退却,不打算建立根据地的错误;还批评了他一贯的毫无民主的家长制作风。这种批评一下使唯我独尊的张国焘惊呆了,他涨红着脸、眯细着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毛泽东听得入了神,眯细着眼问:
  “张国焘接受了这些意见吗?”
  “张国焘这家伙真有一手。”祁德林撇撇嘴说,“他一看自己处境太孤立了,立刻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声称此后一定要加强集体领导。并且就在这个会议上宣布: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委任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一下子把大家的情绪缓和下来了。大家觉得这个张主席还不错,真是有点虚怀若谷的样子,把大家的意见全接受了。而且立即有了改正。”说到这里,祁德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的群众真太容易欺骗了,他们都相信了。刚才烧得红红的火焰一下子就扑灭了。……”
  “因为他们的心太善良了!”毛泽东慨叹道,“但是归根结底,欺骗群众是不行的。”
  祁德林继续叙述道,不用说,曾中生怀着一颗善良之心也相信了。在开辟川陕根据地的过程里,在粉碎敌人三路围攻中,他的伤腿还没有好,就拄着一根拐杖,这里跑到那里,那里跑到这里。可是当根据地刚刚稳定了一点,张国焘觉得屁股坐稳了,脸就变了。实际上他一直对小河口会议怀恨在心,不过他滴水不漏。直到他看时机成熟,才开始动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在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指责曾中生等同志说:“这些同志就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艰苦斗争中,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他们“在紧急关头,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的心理。”“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我们党再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后来,就以“右派首领”的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同一天还逮捕了徐以新。先后杀害了红十师参谋主任吴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原红四军第一任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原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余笃三、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川陕独立师师长任玮璋、参谋长张逸民等许多好同志。还有许多下层干部受到迫害。曾中生因为威信很高,影响太大,张国焘没敢立刻动手,可是也活了没有多长时间。……
  祁德林的声音里流露出悲哽,停了一阵才又讲下去。
  “提起曾中生同志,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不佩服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典型。”
  祁德林以热烈的口吻,赞扬曾中生有胆有识,目光远大,工作中很讲民主,待同志亲如兄弟,尤其是骨头很硬。张国焘把他关在监狱里,强令他写“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的“错误”,他都据理驳斥。令人惊讶的是,在关押期间,他写了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名叫《与“剿赤军”作战要决》。这部书受到许多同志的赞扬。
  “他给中央写材料了没有?”毛泽东问。
  “写了,确实写了。”祁德林说,“在杂谷脑的时候,我把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消息告诉了他,这个宁折不弯的汉子,流下了大把的眼泪。他确实晚上点着灯写信揭发张国焘的错误。因为他和我关系很好,他是不瞒我的。他还说:‘我把这封信写好,你替我交给党中央吧!’谁知道信没有写完,他就被绑到树林子里去了……”
  祁德林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毛泽东和成仿吾都深深地垂下头去。……
  他们默然走了一段,忽听前面一片嘁嘁喳喳的欢跃声,抬头一看,原来是人们最终地走出了草地,进抵白龙江畔的山谷中了。
  “说到曾中生同志的事,其实老根子还在以前。”
  成仿吾以亲身经历者的口吻说,张国焘奉王明之命到鄂豫皖夺权的时候,鄂豫皖的局面早已打开,根据地已经很不小了。这主要是曾中生等人的功劳。张一下就代替了曾,把曾中生贬为红四军政委,曾对此并没有怨言。可是不久就发生了分歧。分歧是由军事上发生的。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开始第三次围剿的时候,曾中生和徐向前建议,部队应该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广济等地,进而威逼长江,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而张国焘军事上一窍不通,却专横跋扈,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后来他从右倾保守一下转为“左”倾冒险,要求占领英山后,去进攻安庆威胁南京。他就不想想进攻安庆要通过四百多里的敌占区,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曾中生自然不能接受,就在占领英山后,连续南下占领了浠水、广济、罗田等城,消灭了敌人七个多团,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斗争。可是,这个胜仗反而使曾中生犯了罪,因为它是否定了东打安庆的方针而获得的。张国焘正是从此怀恨在心,这个人是触犯一点都不行的。他立刻命令部队北返,说曾中生是“在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苏区”,“违抗分局命令”。接着就把曾中生的军政委撤了,由陈昌浩接替了他的职务。接着,那个著名的“白雀园大肃反”就开始了。
  “那场‘大肃反’真是可怕极了!”成仿吾沉重地叹了口气。他说,由张国焘一手操纵的“肃反”,实际上不过是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曾中生撤职不久,紧接着就把红四军两个最有名的师长许继慎、周维炯抓起来了。在行军途中,把他们捆在担架上,用白被单蒙着。因为这两个人在南下和东征的争论中都是站在曾中生这一边的。许继慎平时常骂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更使张国焘恼恨在心。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北伐时是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在汀泗桥战功赫赫。他在国民党方面也很有名。蒋介石的特务很想剪除他,就用了一个反间计,派了一个姓钟的特务来给许继慎下书。这封信的具名是蒋介石,里面还有这样的话:“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许继慎看了信,立即将特务逮捕起来,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这种事本来很容易判断,如果许真的有问题,怎么能把信和人交出来呢!同时根据许的长期表现看,也决不会有这类事情。可是到了张国焘那里,却是一个剪除异己的最好机会。张还把这个问题同南进联系起来,说许主张南进,正是企图带部队过江。不久,这位好同志就被杀掉了。在这同时,周维炯、戴克敏、徐朋人等鄂豫皖苏区的开辟者以及大批团以上的干部都被杀害。这股风又吹到了地方,把大批有斗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也杀掉了。张国焘一贯歧视知识分子,他常说:“工农干部犯错误要减轻三分,知识分子犯错误要加重三分,”这次“肃反”知识分子当然也难以逃过。由于大批知识分子被“肃”掉,使红四军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大为削弱,部队的文化程度一落千丈,在部队中还造成了一种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者的恶劣倾向。有人就说,在撤离鄂豫皖苏区的西征路上,全军只有两个戴眼镜的,其中一个就是张国焘自己。这次肃反使整个鄂豫皖苏区元气大伤,实际上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们最后是怎样离开鄂豫皖苏区的呢?”毛泽东问。
  “我刚才说过,张国焘在军事上是一窍不通,政治上、思想上又是忽‘左’忽右。”成仿吾说,四次围剿前,四方面军接连打了许多胜仗,张国焘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敌人的四次“围剿”开始了,这时本来该好好准备一下,徐向前就是这样建议的,可是他硬是不听,还命令部队继续进攻。敌人围剿开始了,他又不懂得诱敌深入,只是一味硬顶。这样很快就陷入了被动,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这时,张国焘吓坏了,又从极左一下跳到极右。张国焘这人有一个特点,他的鬼心思总是藏在心里,从不是一下就拿出来。他这时本来就有西逃的意思,却秘而不宣。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会议上,他一再表示,为了保卫苏区,他要打到外线去消灭敌人,是决不会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说到这里,成仿吾不由得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发誓的样子。他盘着双腿,坐在高处的椅子上,两眼半睁半闭,双手比划着大声说:‘我发誓,发誓,我绝不离开你们,绝不离开苏区!’谁知道他那信誓旦旦的样子包藏着祸心呢!河口会议以后,他就带着部队走了。过了几天,陆续有掉队的人回来,都说:‘张主席带着部队一直往西去了。’我们还以为他可能带着部队和鄂豫边的红军会合。我们仍然等待着他们,根据地的群众,还做了糍粑、打了草鞋,准备迎接他们。又过了好些天,一些掉队的伤病员回来,才说:‘别等他们了,张主席带着队伍一直向西去了。’我们开始还不信,后来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才看到他们确实到了陕西。对张国焘这种口是心非的作法,从省委到一般干部和群众都是非常愤慨的。”
  成仿吾接着叙说了省委的困境。当时四部电台全被带走,弄得省委无法和中央联系。这才派成仿吾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临行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在他的衬衣上写了一封介绍信。他好不容易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了上海,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因为党中央的联络点已经转移,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接头的人。这时他的疟疾还没有好,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真是贫病交加。幸亏这时他找到了鲁迅,彼此虽然打过笔仗,这时相见,却比亲人还亲。鲁迅找到瞿秋白,才联系上了。这以后他才到了中央苏区。
  毛泽东叹了口气,又望着祁德林问道:
  “鄂豫皖的撤出,是由于打了败仗,陷于被动,这犹可说;
  川陕苏区发展很快,打了很多胜仗,为什么撤出了呢?”
  祁德林笑了笑,说:
  “张国焘说,川陕苏区是挤掉了汁的柠檬。”
  “挤掉汁的柠檬?”毛泽东笑着说,“那么再新建一个根据地,又成了挤掉了汁的柠檬怎么办?也扔掉吗?”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主要是因为他害怕敌人。”祁德林笑着说。“我们红四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歼敌八万多人,确实打出威风来了,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张国焘胆小如鼠的毛病。他一听蒋介石要调兵遣将,组织‘川陕会剿’就胆寒了。他尤其害怕胡宗南。加上他听到中央根据地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就认为革命走向低潮,难以再坚持斗争了。这才是根本原因。后来他就提出退出川陕苏区向甘南发展,这个主张没有得到支持,他就变了一个花招。”
  “什么花招?”
  “他乘嘉陵江战役的机会,以前方需要补充兵力为名,不断把主力和游击队向西调动,实际上是要收摊子了。”祁德林说,强渡嘉陵江成功之后,张国焘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就把根据地的所有游击队集中起来,编成了两个妇女独立团,连同地方机关和乡以上的干部,都由他带着撤离了川陕根据地,随着主力往西去了。张国焘还借口坚壁清野,沿途烧了不少房子。等到这些部队和后方机关渡过嘉陵江的时候,在前方作战的广大指战员,才吃惊地发现经过两年浴血奋战的这块根据地已经放弃,自己的家乡已经扔给敌人了。即使高级指挥员也不例外。张国焘确实擅长这一手,他不声不响,就把生米做成熟饭,等到你察觉时,已经晚了。
  毛泽东听到这里,若有所悟,长长地“噢”了一声,一面回忆着,一面喃喃自语:
  “确实如此!……从毛儿盖北上,兵分左右两路,就是张国焘提的,我们当时都同意了。现在看来,这里面恐怕就有文章。”
  “什么文章?”成仿吾和祁德林不解地问。
  “你们想想嘛!”毛泽东笑着说,“这同撤离川陕不是一样吗!?他是到了阿坝才变的卦吗?恐怕他提出兵分两路的时候,已经心中有数了。”
  成仿吾和祁德林都会意地笑起来。祁德林说:
  “咱们在这地区呆了三个月,谁也觉得苦不堪言,西康恐怕更苦,为什么张国焘倒对这样的地方感兴趣呢?你看他的眼睛总是盯着西面,不是川康,就是西康,青海、新疆、西藏,简直就是一条向西的路线。”
  “你们听说过唐朝虬髯客的故事吧?”毛泽东笑着说,“这人的思想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中国地面这样大,你李世民是真天子,我同你李世民争不赢,我到偏僻的地方去当皇帝。他真的就把家产送了朋友,自己带着部队到了东南海边,一个突然袭击,杀了一个小国的皇帝,成功了。横竖是要当皇帝,当不了大皇帝就当个小皇帝,在大地方当不了皇帝,到角角边上也可以当皇帝嘛!”
  一句话说得两个人哈哈大笑,连连点头。
  前面又是一片欢跃声,原来红色战士们已经看到一个颇大的村庄,那就是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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