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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当红一军团佯攻贵阳,蒋介石手忙脚乱的时候,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已经越过湘黔路,迤逦西南,连克惠水、广顺、紫云,越过北盘江,向云南大踏步前进。这时红军前进的方向,与驰援贵阳的滇军,正好相背而行。毛泽东佯攻贵阳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调出滇军,他说,“调出滇军就是胜利,”这一着是完全实现了。这样就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围剿军,远远抛在后面。比起前几天,部队在精神上显得轻松多了。再加上遵义大捷所激发起来的欢乐情绪,也还没有过去,那些兴国老表们,在行军途中,总是不断地要亮亮他们的歌喉。
  从贵阳向云南走,一路都是上坡。那些圆圆的馒头山,尖尖的草帽山,以及那些瘦瘦的桂林风味的小山渐渐看不见了,山势渐渐高耸起来。
  这天,大军进入盘县县境,再往西去就是云南省界了。董必武率领的休养连来到一个小小的山村,村庄平淡无奇,却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名叫猪场。这时,夕阳已经衔山,霞光还很明亮。设营人员进村号房子去了,大家就在村边,靠着山边田坎休息起来。因为大家觉得天已薄暮,不会再有什么事了,人马的防空伪装就统统揭去。那时,由于敌人空军镇日价穷追不舍,对红军威胁很大,部队对伪装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每个人都扎有用草或树枝编成的伪装盔,骡马和担子也不例外。
  休养连的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樱桃,还有一些青年人围着董老说说笑笑。大家对猪场这个村名兴趣很浓,都说,贵州这地方真怪,已经到过两个猪场了,也没有看见有多少猪;羊场、牛场也是这样,虽然不多却总是有;至于猴场那是一只猴子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樱桃就笑着说:
  “董老,你学问大,你来给大家讲讲。”
  董老捋捋他的胡子,笑道:
  “我学问不大,可我注意调查研究。你问问老百姓就知道了嘛!这里讲的猪场、牛场、猴场,都是讲的赶集的日子,是用十二个属相来命名的。并不是讲猴场,就是猴子很多。”
  樱桃听了,又笑着问:
  “还有那个懒板凳呢,咱们部队在那里抓了不少俘虏,咱们也走过几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叫懒板凳。”
  “这个还亏我问了一下,不然真叫你考住了。”董老笑着说,“懒板凳就是那种又长又宽的大条凳,也叫春凳,摆在那里是成年不动的,所以贵州人就这样叫它。那个街上我见有几家客店,大概是有这种懒板凳的。”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董老见时光尚早,就说:
  “樱桃,你的山歌唱得好,你给大家唱个歌吧!”
  董老一提,大家就立刻起哄。因为樱桃是个歌篓子,不单在江西、福建跟那些疯丫头们学了许多山歌,还常常能触景生情地编一些,所以大家很喜欢听她唱歌。樱桃见大家催她,也不太推辞,就掠了掠额上的短发,站了起来,手里托着一顶红星军帽唱道:
    哎呀嘞——
  十月里来秋风凉哟,
  中央红军远征忙哟,
  星夜渡过于都河哟,
  古陂新田打胜仗哟。
  她的歌声还没落地,大家便一片声喊起来:
  “不行,不行,这歌老掉牙了!”
  “来个新的!”
  “来个你自己编的!”
  樱桃用她那滴溜溜的眼睛向大家一转,笑着说:
  “嗬,你们的要求很不低呀!”
  说着,略一思索,又唱起来:
    哎呀嘞,
  三月里打回贵州省哟,
  二次占领遵义城哟;
  打垮王家烈八个团哟,
  消灭薛吴两师兵哟。
  歌声一停,大家便热烈地鼓起掌来。她的歌不同于演员的歌,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妩媚,何况歌词也符合大家的心意呢!大家刚要掀起那个“好不好,妙不妙”的波澜,她眼珠一转,说:
  “有一个女同志唱得好极了,你们请她唱个好不好?”
  “你说的是谁?”人们问。
  樱桃笑着冲贺子珍一指:
  “你们没有听她唱过吧,她唱得比我好听多了。”
  贺子珍这时坐在一个小坡坡上,比大家的位置稍高一些。由于生孩子尚未满月,头上还蒙着一块白毛巾,脸色依然苍白,就象白牡丹的花瓣。她正很有兴致地听樱桃唱歌,没有料到那“死丫头”突然点到自己,脸上便泛起一层浅浅的红晕。江西山歌她自然会唱,但她平时在人前就不太爱说,何况是唱歌呢!
  “对对,欢迎贺子珍唱一个!”大家纷纷地嚷。
  贺子珍有几分害羞地推辞着。但是,她终于抵不过那热情的波浪,还是勉勉强强地站起来了。
  当贺子珍刚唱了一句“哎呀嘞——”,董老便摆手让她停住,因为隆隆的飞机声已经传到耳际。大家抬头一看,一架又黑又大的敌机,突然从山后哇的一声象贼一样地窜了过来。由于它飞得过低,地面上人和马都揭去了伪装,药箱子上的铁皮闪闪发光,自然,这一切它看得清清楚楚。尽管董必武、侯政、樱桃喊着叫大家隐蔽,已经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有跑出几步,那架飞机张着宽大的黑翼已经俯冲下来,咕咕咕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又扔下几个炸弹,才扬长而去。休养连刚才休息的地方,已为几支粗黑的烟柱所笼罩。
  侯政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等烟气消散,才发现不见董老哪里去了。原来一颗炸弹正落在他们上面的田坎上,他仔细一看,才看见董老的大半截身子全部埋住,只露出头和胸部,帽子和两肩也全是土了。侯政和众人急切地跑上去扒土,才把董老扒了出来。董老还一边拍土,一边笑着说:
  “他们想提前活埋我呀!”
  这时,只听樱桃在那边喊:
  “快来吧,贺子珍负伤了!”
  董必武一惊,挥挥手说:
  “快,到那边去!”
  说着,董必武和侯政等人立刻向一个小山坡跑去。只见贺子珍修长瘦弱的身子软软地躺在小土坡上。她头上包着的那块白毛巾,早被炸弹的巨风吹到一旁。樱桃正俯下身子看她的伤势。董老他们走近细看,见贺子珍的头上、胸脯上、膀臂上,全是鲜血涔涔,一身灰军衣已有多处被弹片撕破。她两眼闭着,已经昏迷不醒。毛泽东派来照顾她的警卫员吴吉清,眼泪滴滴达达地说: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侯政和樱桃粗粗地检查了一下,除腿部不曾负伤外,上身共负伤八处,其中头部和胸部负伤最重。
  董必武想到贺子珍生孩子还不到一个月,刚刚能够骑马,现在又出了这事,心中甚为难过。同时,自己作为休养连的支部书记,一时疏于防范,愈感心中不安。为今之计,只有迅速采取措施,挽救她的生命。想到这里,他立刻果断地说:
  “快抬到村子里手术!天黑了,就更不好办了!”
  “要不要通知毛主席呢?”侯政问。
  “当然要,派个骑兵通讯员去。”
  侯政一面派通讯员,一面叫了一副担架。樱桃和吴吉清小心地把贺子珍抱到担架上,在模糊的夜色中送往村子里去了。
  这次突然而来的空袭,使休养连损失不小:除贺子珍外,还有两人受伤,两人牺牲。侯政让董必武带队先进村休息,自己带了几个人在后面掩埋牺牲的同志。等到诸事完毕,已经七八点钟了。
  这里离村庄还隔着一大片稻田。夜色很浓,侯政就叫通讯员点起马灯,沿着田埂向村子里走去。刚刚来到村边,就听到村西大道上卷来一阵急雨般的马蹄声。说话间,约有五六匹马来到村前。首先跳下一个人来,跑过来问:
  “这里住的是休养连吗?”
  侯政借着灯光一看,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小沈,就说:
  “毛主席来了吗?”
  警卫员看出是侯政,就说:
  “来了,傅连暲医生也来了。”
  说着,身披大衣的毛泽东已经下马,大步跨了过来,声音急促地问:
  “侯政,你们遭到空袭了吗?”
  “是,我们太大意了。”侯政深感歉意地说。
  “伤亡怎么样?”
  侯政简要汇报了伤亡情况,最后迟迟疑疑地说:
  “就是子珍同志的伤比较重些。”
  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夜色里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出他的感情十分沉重。
  傅连暲在旁边以行家的口气问:
  “手术了吗?”
  侯政回答说,已经派李治医生去了,也许正在手术。
  说过,侯政领着毛泽东一行向街里走去。一个警卫员留在后面遛马,因为每一匹马都跑得象水洗过似的。
  由于董必武事先得到讯息,这时,正提着马灯从一个院子迎出来。毛泽东上前握住他的手说:
  “董老,你这次很危险呵,没有事吧!”
  “没有事,没有事。”董必武笑着说,“它想要活埋我,我不接受。”
  说着,他指指前面一个小院:
  “子珍正在作手术呢!”
  董老提着马灯,在前面引路,很快进了一个院子。看来这是一个中等人家,院子不大,房舍倒还整齐。上房屋里正亮着灯光。窗子上晃动着几个人影。
  董老轻轻打开房门,毛泽东走了进去。贺子珍正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担架下面铺着很厚一层稻草。桌子上点着一盏带罩的煤油灯,女护士手里还举着一盖马灯,戴眼镜的一向很有自信力的李治,手里拿着一把镊子,正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往外夹取弹片。他发现是毛泽东、董必武和傅连暲走了进来,慢慢地直起身,耸了耸肩,苦笑着说:
  “很难搞哇!什么也没有,麻药也没有,这样重的伤真受罪呀!”
  毛泽东弯下腰,仔细端详贺子珍,见她仍然处于昏迷状态,眼睛紧紧闭着。脸色惨白得象一张白纸。脸上的血虽已洗净,又有一股血从她的秀发中渗了出来。一身灰军衣血迹斑斑,被弹片撕裂了数处。毛泽东摸了摸她的手腕,觉得脉息十分微弱。尽管他以强大的意志力控制着自己,人们还是发现,这位在千军万马中从容镇定的统帅,脸色渐渐变得苍白。
  “按道理应当先把头上这块弹皮取出来,”李治用镊子指了指犯愁地说,“可是太深了,不好办哪!”
  李治说过,还特意看了看傅连暲。傅连暲点点头,郑重说道:
  “先处理好取的也行。一次取不完,下次再取也行。总是要保持病人稳定。”
  李治犹豫了一下,轻轻地解开贺子珍胸前的扣子,那里正嵌着一块较大的弹片。他用镊子夹着棉花球擦了又擦,最后夹着弹片一狠心猛地夹了出来。只见贺子珍眉头一耸,猛地哎哟了一声。
  “子珍!子珍!”毛泽东拉着她的手叫着,贺子珍没有回应。刚才她的叫声不过是过度疼痛引起的反应,并不是真的醒转来了。毛泽东轻轻地咬着嘴唇,额头上已经渗出几粒细小的汗珠。
  董必武望望毛泽东,又望望众人,说:
  “润之,我看你还是回去歇歇吧!这里一切由我们负责好了。我想,只要把弹片取出来,情况就会好转的。”
  李治把夹出的弹片呛啷一声扔到搪瓷盘里,笑着说:
  “毛主席放心吧,都包在我们身上好了。”
  毛泽东又深深地望了他的爱妻贺子珍一眼,才退出门外。他是一个坚强的人。据熟悉他的人说,他一生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他最听不得穷苦人的哭诉,每每流下眼泪;一是跟他的警卫员、通讯员牺牲时,他止不住流了眼泪;再就是今晚为爱妻的生死未卜流下的眼泪了。但是因为夜色的掩护,随行的人都没有看出来。
  董必武、侯政等一直送他到村头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毛泽东平日雍容大度,潇洒自若,他不大发脾气,也不常激动,但是发起脾气,激动起来,有时也很厉害。他平时更象一湾宽阔的、幽深的江水,有时也会象大海的狂涛。他有哲学家的冷静,也有诗人的热烈。今天,他见到自己年轻的妻子,在那样难堪的生育之后,又连遭大难,心里的绞痛,真是难以形容,而对敌人的仇恨,却象烈火一般蒸腾起来。他在上马前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充溢着强烈的情感,十分激动地说:
  “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红军北进!”
  伴随这句话,他打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手势,指着北方。
  说过,他立刻翻身上马。傅连暲和警卫员也纷纷跨上马去。顷刻间,大道上就响起一片马蹄声。这马蹄声今晚听去是这样激越,不同寻常。它几乎使董必武和侯政的心都颤动起来。然而不一刻就渐渐远了。
  第二天早晨,担架班长丁良祥接到了一个条子:
  老丁同志:
  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今天傍晚敌机轰炸,她受了伤,带了好几处花,不能走路。
  毛泽东即日
  丁良祥,江西人,是南方人中少见的大个子,体魄魁伟,和毛泽东的个子不相上下。他接到这个条子犹豫了。因为毛泽东从江西出发,就以病弱之身踏上征途,加上一贯夜间工作,早晨难以乘马,这样就给他配了一副担架。如果离开怎么行呢?想到这里,他就来找毛泽东。
  “毛主席,我走了你怎么办?”
  “我骑马嘛!”
  “你夜间不睡,骑在马上又爱看书,还不摔下来?”
  “我不看书也就是了。”
  丁良祥眨巴眨巴眼,迟迟疑疑地说:
  “休养连也有担架嘛!”
  “老丁呀,”毛泽东拍拍他厚实的肩头,“你不知道,后方困难哪!你去了,她那副担架就可以腾给别人了。”
  丁良祥点点头,不言语了。临走又说:
  “好,那你骑马可要注意一点!”
  说过,跨出门外。
  “老丁,你等一等。”毛泽东提着一个小包追出来,“这里有十几个鸡蛋,你带给她吧。”
  丁良祥接过小包,笑了一笑,走出大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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