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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发疟疾，马上就又黄又瘦，如果一连发上七八次，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这时母亲才想办法。一种办法是叫我躺下，她拿几张纸在我身上拍打几下，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出去把纸烧了。如果还不见好，她就叫我躲疟疾，把我送到姥姥家去。这使我很高兴。我怕走亲戚，但特别想去姥姥家。姥姥家在旦彰街，那里有非常美丽的汤河，有许多小树林，姥姥在村上的辈分很高，我虽然是个孩子，却有很多成年人喊我表叔表爷爷之类，叫得很认真。姥爷，姥姥，舅舅对我都很好。而且我每次到了旦彰街，病就好了。 我和母亲一样，怕吃药。但母亲不怕吃中药，大半碗汤剂，她能喝下去，我却一口也喝不下。但母亲咽不下西药丸子。她生病就不吃饭，总那样躺着，最多是喝点开水。她的名言是：“靠靠就会好的。”我放学回家，只要一看见母亲病了，马上就哭。两天过去，如果还不见母亲起来，就去找我二姥爷，母亲不知病过多少次，几乎每次都是他老人家来，为此，我对二姥爷有着特殊的感情。 母亲怕吃药，父亲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劝她，劝药就成了我的事。我过一会劝一阵，母亲就极柔弱地应着。喝几口水，看看那药丸，又躺下了。我就再倒一碗水。她还是没把药丸吃下去。只有父亲发点脾气，说那药丸是许多钱买的，她才决心吃下去。她病好了，我们就高兴。 有时她也是非常严厉的。大概是六○年，东街上象我一般大的十几岁的孩子有十好几个。那时大食堂已经把许多人饿死了。村子里人少吃缺烧。没有柴草，村上就发动整半劳力晚上去邻近小村偷秫秸。我们村两千多人，四周的村子都小，就欺负人家。食堂按偷（其实是抢）的秫秸多少发给报酬。多的给二斤胡萝卜，少的半斤或一斤。母亲见别人都去挣胡萝卜，也让我去。我去过一次，扛了一个秫秸个子，把脚扎了，得不偿失。 夏天，我们七八个孩子去割草，却窜到人家张黑墩的瓜地里去偷瓜。那次偷得很艺术，两个孩子去找看瓜的老头说话，我们这边几个人就进瓜地偷，生的熟的都摘，然后一人分了半提蓝，用草盖着，背回了家。父亲一看，便勃然大怒，提起蓝子就要朝外面扔，说我不学好，当贼，不成器等等。我胆怯地看着母亲，希望她能说说好话。因为平常父亲发火时，她总是向着我的，有时甚至反使他们之间互相争吵起来。可是，这一次母亲不仅不讲情，还气得吃不下饭，说干这种事的孩子该狠揍才行。我是第一次看见母亲那么严厉，于是我只好认错，也不好意思吃饭，就跑了。但那一次给我的印象很深，自那以後，就没再偷人家的东西了。 我们村只有小学，没有中学。我自打上初中就出村，到十二里地外地相公庄去上学。那里的学校叫临沂第四中学。我一星期回家一次，带着六天的干粮返校。那是六○到六三年，正是最困难的时期。我几乎每天每时都被饥饿所困扰。 一个星期拿三十来张又小又薄的煎饼，用平均一天六张，不够。稍微放开一点，六张煎饼一顿就吃了。于是只好多喝开水，多吃咸菜。一过了星期三，就开始把下一天的煎饼一点点地挪到头一天吃。总是想：明天少吃半个就行了。可是明天又把后天的挪上来吃了。这样寅吃卯粮，到星欺六，就只好饿肚子了。上完课就往家跑，路上，还时不时地拔些野菜，如酸柳子呀，茅草根呀，野芹菜什么的，放在嘴里嚼。 时间长了，我饿得面黄肌瘦，一点劲儿都没有。母亲看见我回家狼吞虎咽地吃野菜，就叹气。第二天早上推磨，准备下一星期的煎饼时，母亲叫我起床推磨，声音总是轻轻的，好象很不忍心。那石磨大，一两个人是难推动的。我又累又乏，明明知道母亲在叫自己推磨，就是不想起。我听见母亲刷磨的声音，听见她叹息，又听见她和三婶一起推起磨来。石磨轰轰地响，妯娌俩沉重的脚步和喘息，断断续续地进入我似睡非睡的朦胧之中。她们实在推不动了，才再一次喊我。我起了床，见石磨上已经有不少糊糊了。母亲就批评我：“这又不是给别人准备干粮，为你呀！上好了学，识一些字，那是自己的。你不干，还让你婶婶吃累，怎么行。长大了可不要忘了你婶婶。”我至今也还记得清清楚楚，可我对婶婶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家起得早，推完了磨，母亲就支好鏊子烙煎饼。低低的西草棚，不出烟。四五十张煎饼要烙到太阳老高。冬天还好些，夏天，连累带热，母亲烙完煎饼后，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常常收拾完煎饼以后，就把堂屋地面扫了，铺上一片草席，就睡了。她早五更起来，烟熏火燎，已经一点劲也没有了 ...... 这些煎饼填不饱我的肚皮。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我就动摇了上学的信心。有一次，大雪天，我和邢家湖的几位同学一起去上学。路上尽是雪、水和泥。我的布鞋后跟已经磨透了一个圆眼，泥和雪就从那眼里挤进来，又没有袜子穿，赤脚在雪地上走。走过六七里地，也就不觉得怎么冷了。到了学校，班主任段元明老师叫我用雪先搓脚，然后用冷水洗，才渐渐暖和过来。但平常呢，没有袜子，穿一双漏洞的鞋，教室里连个火炉也没有，脚就冻坏了，长了疮，肿了，流清水。我冻得受不了，回家后就不想上学。 过了两个星期，父亲见我总呆在家里，就生气地问我母亲：“你光叫他呆在家里，有什么好处。不上学，他能干什么？”母亲唯唯诺诺，赶忙收拾了一点吃的，劝我再去上学。我流着类答应了。其实我也很想上学，就是那冷和饿，受不了。 那天下午，母亲为我补了一双父亲的布袜子，给我的鞋钉了块掌，把一点吃的放在一只篮子里，亲自送我去上学。她担心我半路上又跑回来；又担心两个星期没去，学校不要了。 出了村，走小路。一过周庄，天就上黑影了。母亲是小脚，路又不好，她艰难地在前边走着，我跟在后边。我要挎一会篮子，她不让。一路上，她问我功课能否赶上，人家批评不批评。我说功课一定落不下。她叫我把旷课的事都推在她身上，就说是她不让去的。我几次叫她回去，她不回，非要把我送过东南旺的那个乱岗子不行。我也真有点怕，因为平时经过那个长满荒草的“官地”时，常见有被狗撕得乱七八糟的死孩子。我怕极了。就让母亲送我到东南旺村头，她才回去。那时天已经黑定了。路也是稍微有一点白。我回到学校门口，没有马上进去，看着漆黑的夜，心想瘦弱的母亲是怎样摸到家的。那一夜，我的眼泪没有干，我蒙头在被子里哭。我惦念我的母亲...... 也许从那一夜，我立下了决心： 长大了一定要挣钱，买很多白馍给母亲吃，让她不要再受罪，报答她如山似海底养育之恩。这种念头，成为支撑我上学的最大精神力量。虽然，我也曾被灌输了许多光彩夺目的理想以及所谓更崇高的志愿，但细细想来，那一切一切，都没有超过对母亲的深情。是她激发我努力学习，使我在整整六年的中学时期，功课始终名列前茅。我是三好学生，是数学竞赛、作文竞赛的优胜者，得了不少奖状和奖品......这都是为母亲而夺得的。 当我把这些奖状拿回去给母亲看时，她就问：“人家都有吗？”我说：“没几个人有。”母亲就笑了。只有这是，我才感到幸福。 当街坊邻居夸我学习好时，母亲就说：“眼下看还不孬，谁知以後怎样。” “以後也孬不了。这孩子务书本。”邻居们奉承。 母亲就说：“咱不想他怎样，以後能挣上自己吃的就行了。”... ... 从我记事开始，到一九七四年，饥饿于贫困就一直象魔鬼似地纠缠着我们一家，在我读高中二年级的那年春天，我因为误食有毒的粮食差点送了命。 那年，家里一点象样的粮食也没有。可我在县城上学，总要带干粮的。每个周末，我快回家了，母亲就发愁。她想法弄点红薯干，弄点榆树皮，加上些薯叶，做点煎饼。那次，队上分了几斤种子，是拌了毒药的，叫红矾，即氧化砷，也叫信石。这倒不是单为了防虫，也是怕种下去有孩子扒出来吃。那时太饿了，如果种子不拌药，种到土里也有人扒。队上剩下的种子，就按人分了，说洗一洗就能吃。我母亲把分到的几斤种子（记得是【禾＋参】子种）浸了，第二天磨成糊糊，烙了煎饼。我吃了两张，中午时就肚子疼。休息了一下，并不见好。下午和同村的同学胡玉平仍一起上路了。从家里到县城有三十多里路，我一路吐了不知多少次。好不容易到了一中。那时班主任是梁作科老师，一听说我是中毒，便立即送我去专区人民医院。医生任定是砷中毒，问我有没有阶级敌人陷害，我说明原委，他们就叹气，批评我们不懂科学云云。 第二天，我哥哥兆友来看我时，我已经昏迷了。我恍惚记得兆友坐在我的病床前。我觉得窗棂在跳，窗外的树象云一样飘进屋里来。渐渐地，人也都变了样子。 直到第二天我才醒来，觉得身上一道道地发冷。当我意识到是护士在用一种什么药水给我降温时，我为自己光溜溜的赤身裸体而害羞，我已经十七岁了啊！我听见护士对大夫说：“这地方真不文明，这么大的小伙子，连裤头也不穿。”我当时非常难过，我想：如果我以後有了钱，一定要有小裤子，而且不是一条，可那时没有钱买，有点象法国的无短裤党党员。 这天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母亲和舅舅来了。母亲见我躺在床上，精神挺好的，放了心。她那一顿饭吃了五张煎饼。我见她眼睛发红，知道她哭了。她说：自兆友哥回家说我昏迷了，我弟弟就去姥姥家对母亲说了，母亲哭了一夜。第二天一点饭也吃不下，总觉得总共两个孩子，大孩子好不容易上到高中，却要死了，而且是吃了她做的有毒的煎饼死的，她悲伤得受不了。见我好了，一块石头落了地，才吃了顿饱饭。 就在那段时间里，非常疼爱我的外祖父去世了。为了使我好好养病，母亲和姥姥没让人告诉我。父亲的死和儿子的灾难，对母亲的打击是很沉重的。当我出院回家，见到母亲时，她好象老了很多，原本就细弱的身体更加瘦小了。 那时，母亲还不足四十岁，论说正是壮年，可她已经有了白头发。除了贫苦之外，过度的劳作耗蚀了她的生命。她力气不大，可是不停地做。早晨起来就忙着做饭，又要挑水，喂猪，收干晒湿，稍有点空就去割草。晚上要补衣，纺线。每年我家都能晒一垛干草，还要织几匹小布，那都是母亲的功劳。母亲纺车的嗡嗡声，如同一支美满的夜曲。冬天，我几乎总是在纺车声里睡着的。 我和母亲也发生过矛盾。上初三的那年，我的唯一的妹妹患了感冒发烧。母亲偷着找巫婆，巫婆说是什么狐仙作怪，许了个愿。后来就好些了，但还是咳嗽。母亲便以为巫婆说得对，要给妹妹还愿。还要买香烛，纸马，买几种供品。我说这纯粹是迷信。谁知母亲发火了，她生气地说：“有没花你的钱，你管得着！ 你姥姥给我十块钱，叫还愿的。” 我没话说。母亲就买了些馓子、点心之类，用来还愿，并用以感谢巫婆。剩下地馓子，妹妹就不停地吃。乡下的馓子放的盐很多，咸，妹妹又不喜欢喝水，咳嗽反而更加重了。我和父亲都说要去看医生，母亲就说巫婆不让看，因为吃药打针会触怒狐仙，狐仙生气不保佑，孩子就不会好的。结果拖延下来，妹妹转为肺炎，并且出现脱水症状。最后，母亲见事情不好了，才让我和父亲抬着去小南庄找一位姓李的医生。医生看了，说不好治了，就给了两颗牛黄抱龙丸，五块钱。回来的路上，父亲看着已经茶水不进的妹妹，对我说：“完了，先生开出这药，大概就没治了。”果然，当天晚上，妹妹就死了。一家人哭。这是母亲的迷信造成的损失。后来每当父亲提到这件事，母亲都黯然不语。 我的母亲是个爱说爱笑的人，特别爱和孩子闹着玩。我快二十岁时，母亲还和我玩打手背地游戏。她还经常在院子里和我弟弟捉迷藏。对别人的孩子，她也很关心，常有邻居在赶集或下地干活时，把孩子送给她照看。她总是放下自己要干的活，悉心照顾这些孩子，或者剪些纸花，或者捏泥人，或者和孩子翻线，总不让孩子哭。她这种善良的天性和温和的脾气，赢得了所有邻居的好评。即使对讨饭的乞丐，她也总要给点什么，一勺粥，一块红薯或半张煎饼，而且多是她颠颠地送到乞丐手里。有时吃一顿饭来好几个化子，我们烦了，她不烦。她说原先冬天下地雪都是白面做的，是观音菩萨的恩德。后来观音化做一个讨饭的老太太，想试试人的心怎样，观音见一家烙了许多油饼，就要吃一点，可那家女人说：有油饼给小孩垫腚也不给你！从此就不下面粉光下雪了。 这个故事，她讲了不知多少遍。 母亲从小就受了很深的传统伦理教育，对三从四德一套崇尚备至，不敢有半点逾越。吃饭时，她总是让父亲先吃，即使父亲把菜都吃光，她也不会说什么。她乐意这样。后来我们长大了，就叫她一起吃，她不。特别是来了客人，她决不同桌吃饭，等我们吃完，自己就在灶房里吃点了事。后来我们成了家，分开过日子，有时包饺子或做点好吃的，就送一碗给母亲，她不吃，总留给父亲。父亲已经习惯了母亲的这一套，便自个儿吃了，从不大想到母亲的。为了让母亲也吃点好的，我有时就在父亲赶集时然她来我们家吃。可是她端起碗来，就怔怔地自言自语：我自己吃？你爹在集上不知吃饭了没有？ ...... 三年前，母亲终因劳累过度，腰椎间盘移位，弓了。起床以後只能干一会儿轻活，然后就疼，得躺下休息。中西医都没有好法子。她有闲不着，这腰疼症就越发难好。我常想，象母亲这一代女人最苦。她们小时，兵荒马乱，饥寒困扰。及至长大了，什么自由也没有，便遵父母之命嫁了人，还极痛苦地裹了小脚。在她们做媳妇时，要谨慎小心地侍候公婆，要终日做活，要在极艰难的生活条件下抚养子女。到子女长大了，应当享点福了，可是这时媳妇又比婆婆吃香，有的竟管着婆婆了。她们有要为媳妇服务，照看孙子、孙女。她们是几代人的奴仆，可得到些什么呢？遇难儿孙孝敬还好些；若是子孙不孝顺，她们也只好忍气吞声。这一代女人是特殊的，最值得尊敬的。 我说过，我的努力学习，曾经是专为了报答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养育之恩德。我曾想以後挣许多钱，埋两汽车白馍给母亲吃，再也别吃那又黑又酸的薯干子煎饼了。可现在呢？有钱买馍了，可父母还是自食其力：自己种地，收了很多豆麦；自己种菜，喂猪；自己做点炮仗，弄点零花钱。我远离家乡，她有了病，我也不能服待。她一生就这样，靠自己的力气生活，如同牛一样，默默地走着路。即使我能寄点钱给她，又有多大用呢？母亲听人家说写小说能挣钱，就对我说：“起早贪黑，多写点，我看人家小学生一会儿就写一片，值好几毛吧？”我说那不一样。她不信，说：“反正都是中国字，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离开乡村，离开父母，来到另一个生活天地里，于母亲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了。对社会的忠诚的效力和个人的名缰利索，将我扯进不停地忙碌之中，我大约很难再回到母亲身边去了。但是，无论怎样的生活，怎样的风云，怎样的孤独忧愁，怎样的灯红酒绿，都不能使我忘记我的母亲 － 我那牛一样不息地劳作，默默贡献自己一切的母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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