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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对兵法有着特别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长盛不衰。很多成年人能说出三十六计中的很多招数，如借刀杀人，如趁火打劫，如兵不厌诈，甚至连小孩都知道瞒天过海，走为上计之类的成语。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因善用兵法而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像诸葛亮，几乎成为中国人崇拜的智慧的化身。 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兵法？一是因为中国历史久远，有丰富的战争经验，这些经验经过当事人的阐述和后来者的研究，形成了一整套军事艺术。第二，近代中国长期受外国列强的侵略，传统的战争经验是指导我们取胜的武器之一，因此兵法显示出特别的价值。第三，建国以来的“全民皆兵”和“准备打仗”，以及国内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使兵法得以广泛地应用到生活中来。 这种偏爱兵法的社会现象，对建立现代社会运行系统不是一件好事。兵法就是兵法，它不同于刑法、民法、商法等任何法律法规。兵法的基本前提是：双方处于敌对状态，彼此间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武装冲突；胜负的双方仅以武力为依据，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正义的可能会输，非正义的也可能赢；战争允许双方不择手段，行为上没有什么限制；战争的目的是征服或反征服，死多少人都不当一回事。别的法就都不像兵法那样渗透着强力、诡诈和残酷。对于这一点，连兵法的作者都知道，他们曾不无遗憾地感叹：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只要稍微审视我们面前的现实，就不难发现，法制知识的普及程度远比兵法要差。有人研究厚黑学，研究借刀杀人、以逸待劳；经商的研究谋略学，作局欺骗，顺手牵羊；大学教授中居然也有偷梁换柱谋取职称的。这样一来，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风气：法律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利并不重要，倒是那些招摇撞骗、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之类诡计更有用处了。 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健全法制的社会，而不是战争时期，不是军事社会。向现代化前进的中国现在特别需要强调法制、民主和道德。这个社会所遵循的规则应当是公平、公开、公道、以理服人、以德感人和以法治国，这些都是与兵法的原则极不相同的。现代商业原则是提高质量讲究信用，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是战争中的敌对双方。现代政治讲究的是公开，而不是兵法中使用的黑幕作业；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讲究的是公平，而不是战争的强取豪夺或顺手牵羊。战争中的敌对双方不会对敌人讲人道讲公道，项羽逮到刘邦的老爹要杀要煮，刘邦说你要是煮的话请给我一碗汤；如果项羽在今天这样做就是犯绑架罪，而刘邦的做法也会遭到公众的严厉批评。那种事只能在战争中出现，而不应当在和平时期在法制社会里出现。现代人的行为都受法律的节制，不能根据权的大小、力的强弱、钱的多少决定胜负。 叫人遗憾的是，目前还有很多人在平时社会里使用战时原则。从法律到道德这一大片领域里，大量地充斥着军事经验和兵法原则，并且已经造成了很坏的后果。别的不说，就拿商业竞争来说吧，多少人用兵不厌诈的办法推销劣等产品！他们的行为严重地危害了顾客，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效果。建筑队的房子盖了一半就塌架了，假药假酒害死了成百上千的人，招摇撞骗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黑幕作业股票坑得小户寻死上吊的也有。公道、公平、公开、道德、法律、信用，全都不讲了，谁能赚到钱，谁就是胜利者。 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误将兵法运用到现代竞争中去了。只要看看这些违法犯罪者平常阅读的书，就不难发现其中奥妙。据统计，80％以上的老板都偏爱兵法，将孙子当老子，谋略是他们的必读之书。90％多的老板接受商场即战场的说法，将消费者，将同行看成征服的对象。 这不是值得夸耀的文化现象。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相应的使用范畴。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处理婆媳矛盾，不会有好效果；用逻辑推理和利益评估来认识爱情，也不合适；同样，用军事经验来处理现代社会的法制和民主建设，处理商业活动，也不对头。我们呼唤的是以法制和道德为行为准则的规范而有序的社会。那种拿什么事都当打仗来对待的现象，应当得到克服。军事对抗你死我活的技巧应当变为利益平衡的技巧，兵不厌诈不择手段的行为应当变成开诚布公的行为，胜王败寇的口号应当变为公平、公开、理性的口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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