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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百惠开了餐馆以后有时就喜欢琢磨这样的问题：假如一个农村女孩子来到北京之后，发现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去从事以餐厅服务员为代表的所谓正当职业，每月挣四百块；二是去作以歌厅小姐，按摩小姐为代表的所谓”三陪小姐”，每月挣一千块，那么她会选择哪一种呢？ 林百惠考虑这个问题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她担心工资上涨。她的餐厅里经常会有一些三陪小姐光顾。她们涂脂抹粉，大模大样，毫无愧意。林百惠和大多数北京人一样，认为三陪既是美差又是可耻的。之所以说它是美差，是因为据说她们只要唱两只歌跳两段舞就能挣到钞票。但既然是美差，林百惠自己为什么不去兼个职呢？很简单，因为它是可耻的。究竟可耻在哪儿？林百惠也说不上来，但她坚信自己情操高尚，喜欢自食其力。 她虽然对自己有信心，但对她手下的服务员却没有信心，因为服务员背井离乡到北京来，为的就是挣钱，而且服务员普遍没有受过教育，想必道德水准较低。也就是说，她们没有能力看到三陪可耻的一面，只能看到美差的一面。她们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去三陪，很可能仅仅是因为压根儿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美差存在。基于这种担心，林百惠很想在餐厅门口立个牌子：“三陪小姐和宠物不得入内。”但作餐厅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赚谁的钱不是赚呢？ 唉，小小一个餐厅，都有这么多道德困惑。真是一行有一行的难处。不仅有道德困惑，还有经济学困惑呢。设想从农村来北京的全体适龄女子都去三陪，那会不会造成工资水平急剧上涨呢？也许到那时她林百惠必须付一千一百块钱一个月才能雇到一个服务员？(之所以比三陪还要高一百，是因为服务员工作辛苦，不象三陪，一边娱乐着一边就挣了钱) 。可是还有另一种相反的可能，即：如果大家蜂拥着去三陪，说不定会使娱乐业的竞争激烈起来，导致三陪的工资水平回落。到那时一个三陪小姐一个月只能挣到三百块，致使三陪业被迫制定”行业自律价”也未可知。要想弄清究竟出现哪种前景，就非得建立个精确的数学模型，进行动量分析不可。林百惠对这个倒是挺在行的，她在美国学过MBA。 学过MBA的林百惠怎么开起了餐馆？ 这是因为她的丈夫丰收是开餐馆的。林百惠嫁给丰收后，她的好朋友听说她嫁了个开餐馆的，都乐得东倒西歪，说：“哈哈，你成了老板娘了。”林百惠就非要自己也开一个餐馆不可，以便证明她是老板，不是老板娘。丰收说：“你找事作我不反对，你干嘛非要开餐馆呀？我建议你开个影楼，你看北京的哪个影楼是影楼？简直都是银行。”他们结婚时照过一套婚纱照，从此丰收对影楼耿耿于怀。 可林百惠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开餐馆比较保险。因为她对别的行业都没有信心。万一遇到困难呢？万一需要付出特别大的努力呢？万一每天要工作十六个小时呢？万一林百惠真地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结果还是赔了呢？林百惠倒不在乎钱，因为反正开餐馆也是用丰收的钱， 她在乎的是面子。堂堂一个MBA，连个小买卖都管不了，说出去脸上无光。开餐馆就没有这个问题，真到她干不了的时候，丰收肯定会给她托着。 也就是说，林百惠嘴上说要自食其力，其实上自食其力的决心并不大。还没开始，退路都找好了。不过，以这个标准衡量，她开餐馆的选择还是对的，因为开餐馆的确是省心省力。就拿人员来说吧，她就从来没有为缺人操过心。只要向丰收借个经理就行。每个经理都有自己的关系网，经理一上任，就能迅速地召集来两部分人：被丰收的餐馆辞退的和自己辞职离开丰收的餐馆的。丰收一开始还以为她这个MBA有什么新鲜的招术， 后来发现她不过尔尔。丰收转而同情她的处境，以致后来经常主动问她：“有个面条师傅挺不错的，半年前被公司辞了，现在又想回来，你那儿要不要？” 丰收开的是连锁店，这些连锁店统一由公司管理。公司是股份制，并不是丰收一个人的。前面总说”丰收的餐馆”，实际上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准确地说，应该是”丰收拥有一部分股份的那个公司所拥有的餐馆。”这些概念林百惠分得清，林百惠的员工可分不清。老员工经常对新招来的员工说：“我在公司是铬饼的”。他的意思是：他以前在丰收拥有一部分股份的那个公司所拥有的某一个餐馆里铬过饼。也就是说，他来头很大，新员工得尊重他。 就这样，林百惠的餐馆各方面都和”公司”的差不多，但各方面都比”公司”的差一截。好在”公司”不断进步，她也跟着水涨船高。”公司”不断筛选人员，林百惠这儿也就能不断地以旧换新——从被”公司”淘汰的人中择优录取。 餐馆开了半年，林百惠遇到一个问题：借来的经理得还。倒不是丰收不肯借，而是经理闹着要走。这是因为丰收在”公司”里实行了”特许经营”，老经理们都有希望”特许经营”。一旦”特许经营”，身份就不一样了，收入也不一样了。 “ 特许经营”是什么呢？”特许经营”这个词儿是从Franchise来的，它的意思很明确，满大街的麦当劳、肯德鸡都是按照这种方法管理的。但丰收的”特许经营”又和它的本意不太一样，不一样的原因主要是国情不同。林百惠是在美国学管理的，对这一套挺熟悉，可是丰收把”特许经营”弄成了这个样子，让她这个学院派摸不着头脑。 林百惠说：“你那个‘特许经营’如果不是‘特许经营’就别叫‘特许经营’，既然叫‘特许经营’为什么又和‘特许经营’不一样？”现在有很多人都象丰收那样，只顾自己作事痛快，完全不考虑别人在概念理解上的困难。丰收听了这样的责问之后，就笑眯眯地说：“你的经理留不住了吧？” 因为公司特许经营了，林百惠的餐厅就闹了两天经理荒，直到有个叫张辉的主动来找林百惠。张辉也是公司的老员工。他几年前辞了职，自己去开餐厅，但与合伙人意见不统一，赔了。张辉正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听说公司特许经营了。这个消息对张辉震动很大，他是否有点儿后悔呢？林百惠也不得而知。不过很明显，他知道现在回公司还得重新排队，排上个三年五载也说不定，所以就投到林百惠门下了。那几天林百惠正兀自发愁，忽然间张辉来到，于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尽管这再一次证明了林百惠的餐馆的寄生性，但只要问题一解决，林百惠才不在乎这些。她跟张辉谈了一会儿，发现张辉对餐厅的管理确实是个内行，于是愉快地把餐馆的工作交待给张辉，自己就开着车出去会朋友。人家问她最近忙些什么，她就说：“开餐馆呢，自食其力呢。” 也就是说，林百惠对挣钱与否并不特别在意。因为投资的钱并不是自己一分一分挣来的。因为对挣钱不在意，所以她关心的总是餐厅里的家长里短，男女关系。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个面条师傅。这个师傅一向工作挺好，但是有一次他的女朋友要去泰山，非让他陪着去。他没经受住考验，为了陪女朋友旅游就旷了工。等他回来后，经理就把他辞了。这个师傅在外面干了半年之后，又回来找丰收，问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个工作。丰收就问林百惠：你的餐厅需要面条师傅吗？林百惠却问丰收：“他女朋友还跟着他吗？”丰收说：“我哪儿知道。” 林百惠埋怨丰收：“你怎么不问问？”她认为丰收应该在与那个师傅谈话时捎带问一句：“你女朋友现在还跟你好吗？”如果换了她，一定不会放过这个问题：一个男孩子为了爱情而放弃工作的结果是什么，他守住他的爱情了吗？在林百惠看来，这个问题多么迷人啊！丰收却感到奇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逢到这种时候，丰收经常批评林百惠：“你呀，一点儿都不象个老板。”林百惠就有点儿沮丧：“唉，我又不象老板了。”虽然林百惠对生意并不上心，但这种漠不关心有个限度，一方面那终究是自己名下的买卖，她当然不愿意赔。另一方面她不愿意让丰收笑话她这个MBA一点儿用也没有。丰收总说：“MBA是培养雇员的，不是培养老板的。因为老板不是能被别人培养出来的。”综合这两方面的原因，林百惠闲着没事儿也努力自我培养，使自己向老板靠拢。 林百惠经常想：怎么才能蒙蔽服务员，不让她们知道世界上有三陪这种美差的存在呢？要是服务员都知道干三陪挣钱很容易，都辞职去三陪可怎么办呢？她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切实可行的好办法，但却对自己很满意了：“是不是我的思维方式有点儿象老板了呢？” 进入六月份，随着”特许经营”在公司全面铺开，被公司经理辞下来的人越来越多。林百惠每天接待这些”前朝遗老”，忙得不亦乐乎。虽然可供挑选的人很多，但这些人无非两类：技术不精的和脾气不好的。林百惠现在才切实地明白：原来的确有一种选择，叫”两难选择”。开餐馆前她一向以为凡选择都是在”鱼”和”熊掌”之间进行的选择呢。想当年她学英文的时候曾经背过”两难选择”这个单词，现在还能记得例句：“雪儿今晚的两难选择在于：是呆在家里不去参加晚会还是穿着旧衣服参加晚会。”当时没理解这个例句的精妙之处，现在才明白：这两种选择都够让人堵心的。 就在林百惠忙得不亦乐乎又闷闷不乐的时候，丰收主动给她送来一个人。这个人叫童小芳，曾先后被公司的两个餐厅的经理辞退。丰收给林百惠介绍员工是常有的事儿，但象这样亲自开着自己的车把员工送来却是第一次。林百惠顿时警惕起来：这个童小芳有什么好的？ 其实昨天晚上在家里，丰收已经给她讲过了童小芳好在哪儿。他觉得童小芳挺有思想的。他举了个例子，童小芳对他说：“给自己干和给别人干就是不一样。没取得特许经营权之前， 客人晚上11：50进门，餐厅经理已经结帐了，连头都不抬，一旦取得了经营权，都半夜12：10了，经理还说：‘快叫后厅师傅晚点儿封火’。” 当时林百惠就觉得不对劲儿。能对生活观察到这一步，的确是胜过一般服务员。因为即使是经理本人，也未必能反省到这一点，他们的前后变化是出自于本能。这也是”特许经营”所以能有效的原因：它符合人性。但童小芳的聪明似乎过了，她居然站在丰收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由于”特许经营”是丰收的得意之作，所以林百惠可以想象丰收听到她的话非常高兴。 现在丰收居然还亲自开车把她送来，林百惠立刻就把脸拉了下来。丰收看她不高兴，就说：“你不要她就算了，你有这个权力。”他的意思是说：你是你的餐厅的老板，你有人事权。但林百惠看到那个叫童小芳的已经在从丰收的车上往下搬行李了，她虽然心里别扭，但昨天已经答应过的事，总不能今天无故翻脸不认账。那还象个老板吗？ 林百惠说：“好吧，就让她留下吧。” 这时童小芳已经走了进来，笑着问丰收：“赵老师，这就是林姐吧？” 林百惠阴阳怪气地说：“甭管赵老师还是赵师母，你要想在这儿呆下去，还是得和经理搞好关系。” 公司里的员工都管丰收叫”赵老师”。这是因为第一，他姓赵；第二，他曾经当过老师。丰收当年领着几个学生开餐厅的时候，学生们感觉是在跟着丰收参加社会实践，所以仍管丰收叫”赵老师”。后来公司大了，创业的学生们都成了元老，新员工就随着元老的口吻，管丰收叫”赵老师”。 丰收反复听到员工叫他”赵老师”，有时就自觉仍是老师，当公司开会的时候，一高兴就问下面的四百多人：“邹忌讽齐王纳谏，我给你们讲过吧？”但这时公司里已是外地员工的天下，他当年的学生与全体员工的比例是1：100，也就是说，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没听过他讲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丰收就有点儿扫兴，回家跟林百惠说：“他们”，即那些外地员工，”可都是初中毕业呀，我又没超纲。”所谓”超纲”，即”超出教学大纲”的意思。丰收教过中学语文。 丰收在员工中很有威信，这是因为他不直接管理。只有当员工对经理有意见的时候才会投诉到丰收那儿。林百惠也想学丰收的风度，不直接管理。可她一旦不直接管理，她的餐厅的员工就忘了她的存在，也直接投诉到丰收那儿。林百惠有时候就嫉妒丰收。张辉是丰收的祟拜者。张辉离开公司的时候，公司还只有三个餐厅。公司的发展对张辉震动很大，他经常琢磨丰收，学丰收讲话的词句。他最羡慕丰收的是丰收能和朋友们合作，至于他们为什么能合作呢？他总结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学文学的，带有文人的浪漫气质，所以彼此之间不斤斤计较。”林百惠认为这是夸赞不实之词。餐厅里的员工对词藻的使用普遍不怎么讲究。以张辉来说，他喜欢丰收，又觉得”浪漫”是个好词儿，所以就把这个好词儿安在丰收身上了。林百惠觉得她自己才浪漫呢，可是张辉不喜欢她，就不肯把这个好词儿给她。但是林百惠不计较，因为张辉是男的，她不怕男的喜欢丰收。 童小芳上班第一天，林百惠就想挑她的毛病。 林百惠到餐厅的时候，童小芳正站在柜台里面，给客人递酒水。林百惠则站在那几个客人身后。那几个客人已经开了票，正在等着拿酒水和凉菜。他们一边等一边看着墙上的价目表，随口问童小芳：“砂锅白菜套餐里面都有什么？”童小芳不知道，但她不说自己不知道，而是冲着开票员说：“小刘，客人问你呢。”小刘连头都不肯扭过来，只是把眼珠往这边斜了斜，但是一斜之下看到了林百惠，急忙说：“一个砂锅白菜，两个肉烧饼，一碟咸菜。” 小刘的态度表明童小芳刚一上班就能和别人把关系搞坏，这与她先后被公司的两个经理辞退的经历是一致的。砂锅白菜套餐公司没有。公司的餐厅里有砂锅白菜，有肉烧饼，但是没有把它们组合成砂锅白菜套餐，倘若林百惠的餐厅里还有一点儿新意的话，那就是这几个套餐了。童小芳刚上班，不知道也很正常，但她应该向小刘请教，而不是命令小刘回答问题。 但是童小芳十分机灵，顺着小刘的目光发现了林百惠的存在，于是就冲她一笑，笑过之后赶紧从柜台下找出一块抹布，低着头擦柜台，象演戏一样。 那几个客人取到酒水和凉菜之后就离开了柜台，找了个座位坐下。林百惠看餐厅里客人不多，就对童小芳说：“到这边儿来，我跟你谈谈。” 她们谈了十多分钟，主要是听童小芳说。林百惠知道她从哪儿来，也知道她被辞退的原因，但她想听听童小芳自己怎么叙述这一过程。 童小芳告诉林百惠：她在公司的两个餐厅都干过，每次被辞退都是因为与经理不和。之所以跟经理不合，主要是因为自己过于正直了。 她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正直和无辜。一个例子就是丰收已经介绍过的，但是她又加了一些情节，因为只有具备这些情节她才能在行动上得罪经理，否则就只是一个思想者而已。据她说：那天晚上，当经理让师傅慢点儿封火的时候，她上前指责经理：“你现在也知道慢点儿封火了，当初没特许经营的时候，你怎么11：50就不理客人呢？”另一个例子是餐厅的女经理在餐厅里留宿自己的男朋友，她上前敲门，把经理叫出来，跟经理谈心并顺便指出经理行为不端。 这两个例子林百惠都觉得怪里怪气，不象真的。即使是真的，也象是神经病人干的。 从农村来的员工都很小心翼翼，不会多管闲事。他/她如果跟经理争执，肯定是自己的实际利益受到了损害， 比如他/她加了班，但经理算加班费时把这事儿忘了等等。象童小芳这样爱护经理，诲经理不倦的例子林百惠从未遇到过。林百惠没从她的经历里挑到毛病，反倒发现她象个见义勇为好青年，勇于与不良现象作斗争。但林百惠又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她在说谎，所以就只针对她的第二个例子说：“遇到这种事儿，你应该向公司反映，没必要直接和经理冲突。” 童小芳听后笑得眼睛都没了，说：“赵老师就是这么说的。赵老师还在公司的制度里把不许外人留宿这一条加上了。”怪不得丰收喜欢她，她言必称赵老师。 对农村人，林百惠认为自己充满了同情。这种道德上的清醒全北京没几个人比得上林百惠。凭什么一个人生在农村就是农村人，生在北京就是北京人？林百惠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过对这一点的不满。她认为北京人全都麻木不仁，出于偶然的原因，窃取了不公正制度下的胜利果实，这本来也没什么错。但从此就把这个果实揣起来，闷得儿蜜，不再追究它在道德上的缺陷，就是一种虚伪。她的朋友们都挺纳闷：你到底有没有北京户口？难道你是外地人？林百惠就不好意思了，急忙解释说：她当然也不是有什么道德勇气，她是因为要给这些外地人办什么暂住证啦、作工证啦，每年要在工资之外多花几千块钱，所以对户口制度有看法。朋友们就把大手一挥，给她指出了方向：“好啊，民主的进步就要靠你们这些私营企业家了”。林百惠说：“毁我？”心里其实挺高兴。但是现在，她认为童小芳超越了她的身份，多管闲事了。多管闲事似乎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不应属于来自农村的童小芳。 童小芳到店里一个星期，张辉就要提童小芳作前厅领班。林百惠说：“是不是再慎重考察一下？”张辉说：“没办法，咱们缺人。童小芳是从公司来的，对工作很熟悉。”林百惠说：“公司来的未必都能迅速熟悉咱们的工作。”她举了童小芳不知道砂锅白菜套餐的例子，但张辉说：“这才说明她反应快。再说，她又是高中毕业，我相信她能行。”林百惠一听童小芳是高中毕业，心里更别扭了。餐厅服务员大多都是初中毕业，个别的还是小学毕业，这个童小芳居然上过高中，怪不得她有点儿与众不同。不过既然张辉坚持，林百惠也不好说什么，因为如果她坚决反对的话，张辉就会说：“那您给我找个合适的来吧。”林百惠可没有大变活人的本事。 童小芳新官上任，处处都想显得比别人强。她倒是确有一股风风火火的劲头儿，不象餐厅里大多数服务员那样慢条斯理。有一次她嫌一个服务员从冰箱里拿啤酒的动作太慢，就上前去示范。林百惠承认她的动作确实麻利。可是她把啤酒拿出来就不再管冰箱盖儿了，于是冰箱盖儿在她身后自然下落，撞到冰箱上时发出巨大的声响。中午高峰时一般需要三个人下桌，童小芳却说两个就够了。她还主动承揽了半个大厅的下桌工作，她说：“我要是能干得了，你们也就应该干得了。”她也的确有办法，先把一个塑料屉放在椅子上，然后就象抹桌子一样，把桌上的杯盘碗碟有什么算什么一律向塑料屉里一抹。等到把这屉餐具端到洗碗间一数，三分之一已经摔碎了。 由于童小芳的到来，餐厅里变得热闹起来，林百惠耳畔全是冰箱盖儿猛扣在冰箱上发出的闷响和杯盘碗碟摔到屉里发出的脆响。要是别人弄出的声响也就罢了，偏是童小芳弄出来的，林百惠为自己的冰箱和餐具感到心疼。 要是那时林百惠就能预见到童小芳有朝一日会去三陪，她一定会多多注意她和客人接触时的表情。但是林百惠没注意过。张辉倒是夸过童小芳：“童小芳善于和客人打交道”，现在想来，这大概就是蛛丝马迹，可是在当时，张辉所赞赏的童小芳的那些言行举止，林百惠都觉得不过是笑料而已。每次出去和朋友吃饭，赶上大家问她开餐厅有意思吗，她就讲讲童小芳的笑话。 林百惠最常给朋友们讲的是下面两件事： 有一次，一个客人向童小芳抱怨：“你们餐厅最近越来越差。肉饼不如以前的香，粥不如以前的烫，面条不如以前的斤斗，总而言之，比不上刚开业那会儿。”童小芳耐心地等客人说完，然后款款解释道： “ 我们和您一样，对过去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还有一次，一个客人让童小芳到外面的烟摊儿去替他买包烟。童小芳说：我们餐厅不提供这种服务。那个客人很恼火，说：你们有什么了不起？老子去过美国，美国的餐厅都提供这种服务。童小芳严肃地说： “ 在我们这块热土上，我只能说不！” 林百惠在旁边听到童小芳的应答，每每乐不可支，而客人的反应呢，基本上可以用”呆若木鸡”这个词来形容。在第二个例子里，如果她坚持说我们餐厅不提供这种服务，很可能客人就会拍着桌子打架，但是童小芳这么一表达，客人就摸不清这是哪套路数，因此也就不知道该发哪种脾气。听了童小芳华丽的语言之后，客人通常都是先发上几秒钟的愣，然后就锐气大减，低头吃饭。 张辉说：“您瞧，童小芳的文化素质就是高。” 童小芳跑到歌厅去当”小姐”的事儿还是张辉告诉童小芳的，听到这个消息后林百惠就想起了童小芳说过的”在我们这块热土上，我只能说不”。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在记忆中总也无法重合、叠加。林百惠努力在记忆中搜索：童小芳在接待客人时是不是有过不正经的表情，是不是有过暧昧的笑容？想来想去，只记得她比一般服务员胆子要大。餐厅里经常有客人闹事儿，一般服务员都会吓得躲起来，童小芳就从来不怵。不光客人与餐厅之间发生矛盾她勇于上前解决危机，就是客人和客人之间打架她也乐于上前调解。 童小芳既然是高中毕业，就比一般服务员爱看书。普通服务员都爱看席绢，童小芳的床头上偶尔也有席绢，但那可能是别人看完后随手丢在她床上的，不说明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几本书肯定是童小芳自己的，林百惠相信那几本书只有高中毕业的童小芳肯掏钱去买，它们是：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还有林百惠也记不得出自谁手的《哈佛学不到》。 令林百惠高兴的是，童小芳很快就开始挑战张辉的权威了。张辉这个人有点儿大男子主义，同时他还很注意和女服务员之间的界限。他从来不把服务员单独叫到办公室去谈话，总是坐在大厅的一角和服务员谈。但这样一来，服务员普遍感到有压力，因为她们觉得这是当众丢脸，尽管事实上由于餐厅很大，他们谈话又是坐在角落里，别人谁都听不到谈话的内容，只能看到张辉正襟危坐，嘴唇歙动，而坐在他对面的服务员则低垂着头，盯着自己膝盖上的围裙。 童小芳就不然，她直视着张辉。所以远远一看，大家都认为那是两个领导在平等地探讨工作。偶尔还会有一句童小芳的话飘过来，因为谁都没听清前因后果，所以这从上下文中截取的一句往往让人莫名其妙。比如有一次她冲着张辉嚷：“我是河北人，tā怎么听不清？”那时林百惠既不知道tā是指”他”还是”她”，更不知道是哪一个他/她听错了童小芳的祖籍。 过了一段时间林百惠才弄清，那天张辉批评童小芳是因为在上票的过程中她和另一个服务员配合得不好，而张辉认为这是由于她们两人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童小芳赞同缺乏沟通的说法，但认为缺乏沟通的责任不在她自己。她的发音从来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倘若对方没听清，那一定是对方的错。张辉就说：每个人都得检讨自己，尤其注意要在工作中说普通话。童小芳就急了。了解到这个背景之后，上面那句话就可以被补充完整。童小芳是在说：“我是河北人，离北京很近，说的话和普通话一样，她凭什么听不清？” 这个例子暴露出两个问题：第一，童小芳觉得自己和北京人差不多。林百惠对此感到很可笑，外地人和北京人的区别，是质的区别，不是量的区别。河北人怎么了？尽管离北京近，但也得和贵州人一样办暂住证。来自河北的人难道就有资格歧视来自偏远山区的人吗？第二，童小芳永远觉得自己有理。这可是个大隐患。林百惠学过心理学，知道不顾客观公理总觉得自己有理的人都有暴力倾向。当然这里得澄清一下：很多人都爱巧言令色，百般开脱责任，但并不是说一切有这种爱好的人都有暴力倾向。这里有个区别：有的人虽然嘴上从不认错，但心里明白自己有错；有的人却是怎么也看不到自己的错误，总是真诚地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这后一种人才有暴力倾向。因为他心里没有愧，而对方又总是不能接受他的解释，所以他就认为对方是小人。既然不能跟小人讲理，也就只好揍对方一顿。 不过，林百惠也是个事后诸葛亮。在当时她并没有把童小芳往暴力那儿想。这是因为她自己也无法分辩出童小芳仅仅是在嘴上”说”自己有理还是在心里”认为”自己有理。林百惠总是在事情发生后才向上逆推，找出原因。更何况童小芳也不能让人联想到暴力，她毕竟是个二十才出头的年轻姑娘，相貌清秀，身材中等。林百惠那时最担心的是她会去勾引丰收。 丰收的公司里有女服务员三百多个，林百惠要担心也担心不过来，更何况丰收要是真想勾引童小芳，怎么也不会主动把童小芳送到林百惠这儿来。因此林百惠自己也明白这是庸人自扰。真正的原因是丰收不想错过人材，这点她明白。 但是担心总是难免的，况且恰恰因为童小芳有可能是人才，林百惠才猜忌她。而童小芳呢，显然也是一个丰收的崇拜者，并且还不肯一个人默默地崇拜，总是有事儿没事儿就对林百惠说：“赵老师的讲话很有魅力”，”赵老师很有洞察力”，”赵老师这，赵老师那”。就跟成心气林百惠似的。林百惠问：“给赵老师打工，不要工资行吗？”童小芳说：“那怎么不行？”似乎只要赵老师一句话，林百惠真可以把她的工资给免了。 等到林百惠知道童小芳当了小姐，就不由得想起童小芳说：“那怎么不行？”时的表情。林百惠觉得童小芳当小姐百分之百地不是为了钱。那么如果不是为了钱，她这个小姐能否当得下去？所以林百惠的判断是：以童小芳混乱的价值观，她在小姐这一行里也站不住脚。 林百惠担心餐厅服务员纷纷堕落成小姐，这种担心在外人看来有点儿匪夷所思。一般人都认为：小姐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起码得有资本。这种观点十分不对，小姐有各种层次，低层次的小姐能够比常人难看一百倍，象鬼一样。所以那些说”当小姐得有资本的人”其实不了解”小姐”这一行的全貌，林百惠则起码窥到了一斑。 餐厅服务员中的确有一些人长得不错。除去这部分天生丽质的人不谈，绝大多数人都能作到相貌平平。当她们在街头闲逛的时候，你甚至无法一眼就判断出她们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这恐怕和她们善于选择服装有关。在林百惠以往的印象里，来自农村的姑娘都是土里土气，即使追求美也是一味地大红大绿。这一代农村青年则不同，她们对时尚既在意也内行。童小芳在她们中间，身材相貌都属中等，但她有个城市人的心理障碍：老觉得自己胖。由于她自以为胖，所以她总穿黑色的或者深蓝色的衣服。她还很会搭配，如果选择黑衣服，必选择有红色镶边的；如果穿蓝制服，里面一定要有尖领的白衬衫。 当她们穿着自己日常的衣服时，她们在外表上和北京人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她们一回到餐厅，一穿上餐厅那身工作服：花边围裙、三角巾，立刻就会暴露出身。林百惠早就觉察出了这一点，她曾经以为那应归疚于自己餐厅的工作服设计陈旧，后来每次去兄弟餐厅吃饭都刻意观察工作服与人的关系，结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工作服都能凸显出服务员的农村身份。 林百惠记得她的一个朋友曾到日本工作过半年，他发表感想说：“单看某一个日本同事，不仅相貌平常，还会给人留下不太聪明的印象，可是每天晨会的时候，所有的日本人都穿上同样的制服，就让你觉得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平凡的甚至是笨拙的面孔后面潜伏着巨大的能量。”她当时对他的感想颇不以为然，认为那是他受到了某种心理暗示，现在想来，没准儿还真是心理暗示。就拿服务员们来说吧，单看某一个服务员，和北京人没什么区别，可是一旦大家都穿上工作服，你就立刻看出她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自于农村。怎么看出来的？童小芳被提为前厅领班之后经常忘记穿工作服。她总是离上班时间还差一分钟的时候，穿着便装匆匆来到前台。张辉看见她就问：“为什么没穿工作服？”她就说忘了，或者来不及了。张辉就说：“回去换”。童小芳站在那儿，磨磨蹭蹭地不愿动身。张辉就说：“别费话，没穿工作服不算上班。”童小芳只好回去换。因为换工作服而被侵占的五分钟工作时间被张辉统统算作迟到。 林百惠想：倘若童小芳因为不想被看作农村人而憎恨工作服，那她当了”小姐”之后还是不能摆脱这一桎梏。据她的观察，”小姐”们虽没有统一的工作服，但她们自觉地在着装上保持一致的风格。比如说，在98年的夏天她们一律穿着黑色吊带裙，区别只在于有人穿的是连衣裙，有人穿的是上下两截的套裙。凡”小姐”就穿黑衣，就象凡男画家都留长发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凡”小姐”都是农村人呢？这倒不敢断言，但起码都是外地人，这是没错的。 童小芳在餐厅干满了第一个月，张辉就要给她涨两级工资，但她表示：她还有很多缺点，不值得给她涨两级。把张辉气得够呛。这时童小芳和张辉已经有些不和谐了，因为童小芳要么在张辉批评她时拒不认错，要么在张辉表扬她时不识抬举。 童小芳和普通服务员的关系也很僵，可能是跟她爱逞能有关，可她又并非毫无争议地比别人优秀，所以有时就会遭到大家的嘲笑。就拿下桌的事来说吧，后来林百惠不让她再用那种野蛮下桌法了，大家都有点儿幸灾乐祸。 但童小芳有一点显得突出，那就是她特别舍得自己。进入七月份，餐厅把晚上关门的时间向后延长了两个小时，这样就得安排人上晚班。但上晚班历来是餐厅的难题。 服务员不想上晚班的心理和她们的农村背景有关。林百惠在家里经常能接到餐厅员工打来的电话，从他们说话的口气可以判断出他们心目中正常的作息时间。当他们在晚上八点以后打电话时，他们总是诚惶诚恐，压低声音。而每当早晨六点他们把林百惠从睡梦中吵醒时，他们却高声大嗓，理直气壮。 有服务员表示不想上晚班，童小芳就主动表示她可以天天上晚班。服务员们都觉得她是狗拿耗子，多此一举，对她的态度愈发冷淡。在餐厅里，遇到象排班这样的难题，通常都是用经济手段解决：既然大家都不爱上晚班，那就给上晚班的人涨一级工资，如果还没人愿意上，就再涨一级。生活习性和经济利益之间终有一个平衡点。童小芳主动说她乐意上晚班，而且还不需要加工资，这就破坏了大家的利益，民愤极大。 与晚班事件类似的，还有一个冰块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夏天到了，餐厅里要卖酸梅汤。酸梅汤里要加冰块儿。但林百惠又不想添置制冰机，于是就用土方法：买许多家用的小冰格，放在冰箱里冻冰块。这样作有三个困难：一是餐厅里虽有八台冰箱，但只有前厅的一台能用来制冰，其余的七台都得用来存放肉馅，二是前厅的这台冰箱白天得用来冰镇啤酒饮料，所以只能在晚上不营业的时候才能用它才制冰。三是即使在这台冰箱里摞满小冰格，所制的冰也仅够全天用量的一半儿。童小芳在这时自告奋勇说：“我每天半夜起来，把制好的冰倒出来，然后再冻一批，这样就够全天用的了。”林百惠问：“那得几点起呀？”童小芳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半夜三点起就行。”林百惠想：文化程度高的人就是好，深明大义。 考勤表上，”童小芳”那一栏斑驳陆离，记录着她每天与众不同的出勤经历。普通员工如果当天上了班，就在自己那一栏上划个√。这个√或者划在”早班”那一栏里，或者划在”中班”那一栏里，或者划在”晚班”那一栏里。童小芳则把三栏全部划满，表示她一个人三班倒，从不休息。除了三个√之外，张辉还要加很多注解，比如”迟到五分钟”之类，那大多都是因为换工作服而起的纠纷。张辉看着考勤表，经常无可奈何地一笑，说：“给童小芳算工资最烦人了。” 林百惠说：对童小芳要以鼓励为主。她毕竟不象那些普通服务员，斤斤计较。 林百惠在学习当老板的过程中，反复掉进各种各样的陷阱。最常掉进去的是一个叫作”老板娘”的陷阱，也就是说，经常象老板娘那样思考问题。老板娘的生活目的就是保住老板娘的位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得找一群丑八怪来餐厅当服务员，哪怕餐厅经营不善自己的丈夫破产不再是老板也在所不惜。除了这个陷阱之外，她还喜欢掉进一个叫作”领导”的陷阱，也就是说，她常常忘了自己是老板，而是把自己想象成领导。这个陷阱比”老板娘”陷阱有更大的隐蔽性，因为领导常常能够无偿地支配人，这就使林百惠不免自满自足，觉得自己不仅象个老板，而且是个善于节约人力成本的精明的老板。 林百惠认为童小芳是个劳模，值得表彰，就是掉进了”领导”陷阱。其实国企的领导现在对劳模也不仅仅是表彰一下就完事，也得给劳模一些好处，比如出国旅游，比如调到科室当干部等等。要是劳模一味地奉献，那些没有觉悟的群众就会觉得劳模于已无关，由着劳模去尽情奉献。为纠正这种风气，领导就不能让劳模吃亏。这是因为只有让大家羡慕劳模，都向劳模学习，才能达到树立劳模的根本目的。 但林百惠开的是私营餐馆，私营餐馆里员工获得利益的规则往往很简单。也就是说，在私营餐馆里，劳动应该按照市场价值得到公平的报酬。这条规则和国营企业里的上述复杂规则形式上相距甚远，本质上也没太大差别，(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恰恰是它们之间形式上的差别构成了它们本质上的差别)。林百惠却意识不到这些，因为国企规则的全貌她没有看到，只看到了前一半。她据此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有”领导”的风采。 林百惠这个人有时聪明有时糊涂。说她糊涂吧，她又有一肚子九曲回肠；说她聪明吧，她往往不懂最简单的道理，比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等等。 天下当然没有免费的午餐。还没等一张考勤表画满，童小芳就想作经理了。但她不是直接向林百惠表示的，她是向丰收表示的。有一天晚上，丰收告诉林百惠说童小芳给他打过电话，在电话里先是给张辉扎了一针，然后毛遂自荐要当经理。这是林百惠第一次听说童小芳要当经理，非常惊讶。除了惊讶之外，还有气愤，因为她居然直接给丰收打电话。丰收说：“我已经告诉她了，这个餐厅是你个人的，不是公司的，我不管你的餐厅的事儿。”林百惠说：“她作梦。” 听说童小芳要当经理，林百惠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简直是”非份之想”。她是这么将其判定为非份之想的：首先，公司的经理95%是从后厅师傅提升起来的，只有5%是出身于前厅服务员；其次，公司的经理都得经过领班、值班经理、经理这一过程。完成这一过程，最快的也得一年。 也就是说，按公司的模式，童小芳的经验和资历都远远不够当经理的。但一方面林百惠也很清楚：公司的经验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它并不具有先验的意义。另一方面林百惠并非事事都想因循公司的模式，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她立志创新和变革。当她想在自己的餐厅里上新项目的时候，谁如果对她说：“公司里没有这个项目”，她总是非常生气。很明显，林百惠并不总是保守和反动的，之所以将童小芳当经理的愿望斥之为”非份之想”，是因为她同时掉进了两个陷阱：一方面，她讨厌童小芳给丰收打电话，这是”老板娘”陷阱，另一方面，她认为当经理是个白来的荣誉，这是”领导”陷阱。 既然童小芳有这个要求，林百惠就得给她答复。第二天她找童小芳谈，告诉童小芳：你现在当经理的时机还不成熟。她跟童小芳谈的时候感觉很荒谬，打个比方，就象中组部找林百惠谈，告诉她现在当总理的时机还不成熟。童小芳可没有这种荒谬感，直言问她为什么，林百惠就把两点原因跟她讲了。一是她不会后厅的技术，二是她到餐厅的时间还短。她问童小芳：“公司的哪一个经理不是熬了三年两载才当上的？” 针对第一个理由，童小芳解释说：她其实会后厅技术。”但是”，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只会一种”。她没说是哪一种，林百惠也没追问，因为林百惠想：如果她真会的话，我还得重新找理由阻止她当经理。她的餐厅 (连同公司的餐厅在内) ，后厅技术分四大类，这四类中只要会任何一种都有资格当经理，倒不必四种都会。至于第二个理由，童小芳说她自知资历浅，所以才加倍工作，一个人上两个人的班，因此她在餐厅工作的三个月应该相当于别人的半年。 这种算法相当新颍。林百惠脸上挂着嘲讽的笑，对她说：“你也太心急了吧？”那天林百惠系统地给童小芳讲了讲她对捷径的认识，她说：根据我的经验，生活中没有捷径。人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才会有出头之日。就拿我来说吧，别人都觉得我能开餐馆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开餐馆的，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啊？就算是这样，嫁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得付出努力。你想让谁上当谁就上你的当？再拿餐厅来说，餐厅的大事小事我虽然不管，可是哪样儿也没少操心。刮大风的晚上总是睡不好，担心餐厅失火。要是生活中还有比开餐馆更捷的捷径，我早就去走了。可惜没有。 林百惠就这么语无伦次地胡抡乱侃了十来分钟。童小芳始终认真地听着，表情相当谦恭。林百惠这番话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把自己说服了，使她越来就越相信自己是一个踏踏实实不投机取巧的人，是一个自食其力有事业心的人。 几天以后，林百惠请朋友在自己的餐厅吃饭，那是周六下午两点。她们正吃着，进来一个家庭。一共五口人，有丈夫、妻子、孩子，还有祖父母。他们看起来是想随便吃点儿什么然后去逛商场或者逛公园。他们开了票，就坐在林百惠对面不远处。也就是说，林百惠背冲着前台，他们面冲着前台，而她的朋友又面对着她。林百惠时不时地越过朋友的肩膀向他们瞄上一眼。过了一会儿，还不见食品出来，她感到那个妻子有些不耐烦，但她仍然继续和朋友聊天，不想表示出对客人的关心，这是因为林百惠想在朋友面前作出”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架势。又过了好长时间，还不见食品出来，她才觉得问题严重了。朋友说：“要不你先去看看？”林百惠只好灰溜溜地站起来，说：“没事儿，我去看一眼就回来。” 林百惠站起来向前台走去。可不得了啦，大厅里坐着十几口人，都在那儿眼巴巴地望着前台呢。怪不得朋友催自己去看，她因为面冲前台，所以早就知道出了问题。 别的客人一看林百惠进了后厅，以为后厅是随便进的，就也向后厅闯，嘴里嚷嚷着：“怎么回事儿？等了半小时了，这还是快餐吗？”林百惠强作笑脸，说：“您别着急，我给您看看去。您站门口儿等着。”客人就站那儿等着，都有点儿莫名其妙。 林百惠一挑门帘，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就先入为主地嚷嚷：“都半个小时了，怎么还作不出来？”后厅的师傅都抱着胳膊站在那儿，带点儿幸灾乐祸的表情，说：“都作出来了，前厅没服务员，我们不知道给谁。”林百惠一看，可不是，饼也铬好了，一牙儿一牙儿地摆在案板上，都有点儿塌了；面条也煮好了，泡在汤里，都有点儿涨发了。这明摆着是前厅的责任呀，她又嚷：“谁在前厅值班？”各个角落里的师傅七嘴八舌地喊着同一个名字：“童小芳，童小芳”。她又问：“童小芳上哪儿去了？”大伙儿冲冷荤间一努嘴：“切熟食呢。” 林百惠拉开冷荤间的小玻璃窗，童小芳果然在里面。林百惠问：“童小芳，你在这儿干嘛？”只见童小芳一手按着大块的牛肉，一手拿着刀，笑眯眯地看着她说：“林姐，你看，我在作冷荤呢。” 林百惠气急败坏：“你作什么冷荤？快去上票。” 事后童小芳向林百惠解释：平时冷荤师傅都是中午一点下班。因为一点以后客人很少，只要下班之前多切出几份儿来就够下午这段时间卖的。但那天是周六，上座持续的时间长，所以客人点的冷荤超过了冷荤间的储备。她就主动去作冷荤了。林百惠批评她：“你的工作是在前厅，前厅没有人就乱套，你作冷荤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立刻向经理汇报，让经理找人代班。” 童小芳想证明她会后厅技术，她选择了冷荤。在这个餐厅里，冷荤是看起来最不需要技术的一个部门。包包子讲究的是一个”快”字，林百惠的眼睛都跟不上师傅的手。要达到这个境界非得练上半年不可；铬饼的技术性和包包子差不多，只是在学铬饼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悖论：你越是不会，经理越舍不得让你学，怕你浪费面和馅。至于煮面条和砂锅，那是餐厅里最苦最累的工作，整天守着炉灶。童小芳想通过冷荤证明自己会后厅技术，很明显是想偷懒走捷径。 林百惠数落她：“你怎么就改不了？上星期刚跟你谈过，世界上没有捷径可走。” 林百惠每次发现了童小芳的缺点，都有一种自我满足。这次也不例外。她对自己说：怎么样，我还是挺有洞察力的吧？我说她爱取巧她就是爱取巧。 随后就没有了下文。按道理说，如果林百惠猜忌她，她应该找个机会把童小芳辞了，以绝后患。但她没有这么做。为什么没这么做呢？林百惠自己也说不清，这可能因为林百惠不是个善于行动的人，也可能因为林百惠的生活没有目的。 说林百惠的生活没有目的，是指在正常状态下，她不知道自己该向哪一个方向走。她只是在生活受到打扰的时候，才被动地作出反应。童小芳给丰收打电话，林百惠就意识到自己得保护好老板娘的位置，于是她就象个老板娘了。童小芳表示要半夜起来倒冰块，林百惠就觉得自己对别人有支配力，于是就自觉象个领导了。她从来没有象丰收那样，有条不紊地实现自己的计划，她的生活也没有计划可言。 “ 但是”，林百惠想，”我的生活目的混乱也不能全赖我，童小芳也有责任”。总的来说，除了童小芳之外的其他员工都很好管理，因为他们到北京只有一个目的：挣钱。而关于挣钱的方法，林百惠已经表述得很明确了。林百惠餐厅里的制度 (当然林百惠主要是沿袭公司的制度) 已经详细到了繁琐的程度。就拿铬饼来说吧，能把饼铬得直径达43厘米且不破不漏无死边，就算质量上合格，工资可涨一级。质量上合格了之后再提高速度，每8分钟铬5张饼就算速度上合格，工资可再涨一级。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技术比赛和奖惩条例。 如果你不遵循林百惠的制度，林百惠就会另请高明。与此同时你也可以再换一家餐厅， 到 新的餐厅去遵守新的制度。也就是说，尽管林百惠和她的员工之间是双向选择的关系，但这个挣钱的大规则不是林百惠一个人制定的，是全体北京的用人单位共同制定的。在这方面，外地人完全是弱者，基本上不存在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互动。 具体到林百惠的餐厅这个小环境来说，如果人人都遵循林百惠的规则，林百惠也就一直是个象模象样的老板，尽管她这个老板是挂名的，不干什么具体事儿。但童小芳却是个例外，她要另创规则。她时而让林百惠成为老板娘，时而让林百惠成为领导，时而让林百惠喜，时而让林百惠忧。 听说童小芳当了”小姐”之后，林百惠就想：她流动到了歌厅发廊，会守人家歌厅发廊的规则吗？假如不守，那她肯定干不下去，所以也许有一天，童小芳还会回流到餐厅。可是回到餐厅，她能踏踏实实从服务员干起吗？会不会没过两个月，她又急着要当经理？ 说到童小芳要当经理，似乎也和一般员工的心态不一样。她当经理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毫无疑问，当了经理之后，就能挣到高工资，所以童小芳想当经理的动机仍然可能是为了钱，这本是最正当不过的动机了，但是童小芳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多次表现出对钱并不在意，似乎钱是一个不当的动机。还有一点，如果仅仅是为了钱，那童小芳完全可以直接当小姐去。”小姐”又没有名额限制，不象经理，一个餐厅只能有一个，还得拼命竞争。林百惠由此推测：童小芳想当经理可能更多地是为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那么，一个雄心勃勃要竞争经理的服务员，最终却跑去干了三陪，这不更说明林百惠对他们的道德观的忧虑是有根有据的吗？农村人没有道德观，不仅不以小姐为耻，反以为小姐是经理的合理替代。 其实，成为经理的规则也很简单明确。公司里的经理有的是在铬饼比赛中得过冠军的，有的是至今保持着包包子速度记录的，总而言之，都是因为在本部门的工作中表现突出而被提升为经理。但童小芳既然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她又怎么能老老实实地走这条道呢？童小芳漠视既定的规则，这倒有点儿象丰收对他自己形象的描绘。丰收总爱说他自己是个不守常规的人，但在林百惠看来，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遵循了商业规则而成功的范例。”倒是我，”林百惠说，”总也不象个老板。” 偶尔，林百惠也乐意承认她不象个老板，这是因为当她说这话的时候，周围全是真正的老板，而她又想与众不同。 又过了几天，大概是晚上八点左右，林百惠正在逛商场。她那天想买双鞋，可是看中的一双鞋没有她这个号。售货员让她坐在试鞋的沙发凳上等一会儿，自己去库里找。正在这时，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拿出来一看显示屏上的号码，是餐厅的。一般来说，张辉晚上从不给林百惠打电话，这是因为他结了婚，不住在餐厅里，每天晚上七点一过就回家。 林百惠按了”yes”键，把电话接通。原来是童小芳。她告诉林百惠餐巾纸没有了，张经理又下班了，她找不到与送货人联系的方法。林百惠心想：“这个童小芳，又变着花招引人注意。” 林百惠虽然在心里灭了童小芳一道，但同时又有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象是接受了奉承一样。这时售货员也回来了，站在她面前，举着一只鞋盒递给她。林百惠从盒子里拿出一只鞋，放在自己脚下，她一边听童小芳诉说一边看了售货员一眼。见售货员还在那儿站着，就示意她说：“你先放那儿吧”，然后又对着话筒说：“我不是说你。” 售货员就把鞋盒放在地下，退后了一步。就听林百惠说：“你还是呼一下儿张经理吧，他的呼号在办公室的墙上。”然后就收了线。售货员急忙走上前去，这时林百惠刚把脚上的鞋脱下来，还没来得及试新鞋呢，售货员只好没话儿找话地说：“您可真够忙的”，林百惠说：“可不是，一点儿也不让人省心”。她把新鞋穿上，站起来，到镜子前走了两步，使劲儿跺跺脚。 从那以后童小芳经常在晚上七点以后给林百惠打电话，如果林百惠不开机，她就呼林百惠。她总能在晚上七点以后找出事儿来，向林百惠请示。林百惠明知道她是在自我表现，还是常常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有一天，童小芳在晚上十一点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林百惠家里，是丰收接的。丰收接电话的时候林百惠并不知道电话那端是谁，只听丰收说：“小芳，你怎么哭了？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嘛。”林百惠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听”小芳”，猛地警觉起来，一是他们的社会关系中从来没有叫”小芳”的，二是通过李春波那首歌，”小芳”这个名字成了个符号。就听丰收接着说：“噢，是这样，明天我让林姐去了解一下。”林百惠一听：嗯？是我的餐厅里的员工？又听丰收说：“希望童年的经历不要影响你的现在。”好哇，童年经历都上来了，这倒底是谁？林百惠厉声质问：“丰收？谁的电话？”丰收扭过头来说：“童小芳打来的。”然后又对着话筒说：“你要不要跟林姐直接说？”然后电话就挂上了。显然她不要跟林百惠直接说。 丰收解释说：是这么回事儿，张辉刚在餐厅宣布：员工吃工作餐不许用一次性筷子。紧接着就有两个后厅师傅用了一次性筷子。当时张辉不在，童小芳就自作主张罚了他们。张辉一回来就骂童小芳：“你找死啊！”童小芳就哭了，说张经理威胁她，让她去找死。 “ 那怎么还扯上童年经历了？ ”丰收说：“这可和我没关系，是她要说的，她说她缺乏父爱。”林百惠说”那你干嘛管她叫小芳？”丰收说：“你们不都这么叫吗？”林百惠说：“呸，我们都叫她小童。”丰收说：“那我记错了。”林百惠说：“你才没记错，你潜意识里喜欢她。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儿，一个服务员还亲自去接。”丰收说：“你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有什么根据？” 林百惠说：“根据就是心理学，我选过这门课，得了A！你管她叫‘小芳’就证明你喜欢她。‘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可惜她的辫子不长，也不善良。”丰收气急了，说：“亏你也是个快三十的人了。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让你妈评评理。” 林百惠也急了：“我妈怎么评这个理？我妈又不懂心理学。” 第二天林百惠到餐厅把张辉和童小芳叫到一块儿，给他们解决问题。童小芳有点儿不好意思，把自己昨天晚上说过的全推翻了，说什么”张经理跟我逗着玩儿呢”云云。张辉脸色很不好看，一句话也不说，那潜台词是：我就是骂你了，怎么着？林百惠说了一些浮泛的话，什么加强团结之类的。这本来也是小事一桩。 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是个转折点，从此童小芳和张辉的矛盾公开化。每个经理都有一套整人的办法，这是不言而喻的。规章制度不可能面面俱到，总会有些缝隙。童小芳不是经理，所以童小芳肯定占劣势。但童小芳又不甘心受欺负，从此频繁告状。童小芳最初爱投拆的是：我和张三李四犯同样的错误，怎么光罚我一个人？这就是说，尽管张三李四是漏网之鱼，童小芳自已被罚却是证据确凿的，因为她自己都承认了。因此她的投诉不但不能给她减去惩罚，还捎带着让张三李四一块儿恨她。 这样告了一段时间，童小芳也意识到这并不是在告张辉而是在告张三李四。后来她就不再这样投诉了，而是专门找张辉本人的茬儿。如此说来，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变化，这说明她已经不再要求公平待遇，她只想让张辉倒台。 童小芳告状从不偷偷摸摸，她总是在大厅里拉住林百惠。然后她们就近找个餐位坐下，童小芳就开始告状。这样作的时候都是在非营业高峰时间，餐厅里只有很少几个客人。服务员们有的擦桌子有的擦地，有些人擦到她们旁边时就故意多逗留一会儿，想听听她们说什么。童小芳毫不在意，高声大嗓地陈词，倒是林百惠时常提醒她小点儿声。她怕影响为数不多的就餐的客人。 有一天，童小芳告诉林百惠这样一件事：原先给餐厅送啤酒的人最近不知为什么经常送得不及时，有时营业高峰都到了，啤酒还是没送来。张辉一生气，就重新找了个送货的人。结果那两个人在林百惠的餐厅门口打起来了。林百惠说：这件事张辉处理得不够柔和，但不是他的错误，属于应该提高工作方法的范畴。童小芳不服，说：就是他的错。因为第一个送酒的人是他的老乡。林百惠说：就算那人是他老乡，但他及时地发现了老乡不能胜任，又换了一家，这毕竟说明他虽有能力犯错误，但也有能力自己改正错误吧？ 童小芳想了想，就说：“ 如果这件事不能罚他的话，那么我还有另外一件事：他和小洪(一个女服务员)两个人在经理办公室里吃桔子”。林百惠尽管对男女之事比较热心，但对这事儿也不好表示什么明确的意见，因为她并没亲见当时的场景。往轻里想：也许张辉自己在吃桔子，正巧小洪进来，于是就给她一个。往重里想：也许张辉想勾引小洪，于是给她一个桔子 (一个桔子就能勾引一个大活人，这事儿听来也比较新鲜，但我们不妨作最坏的假设。) 总之，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林百惠不能表态，她只好说：“单凭这件事儿不能下结论说张辉行为不端，不过你注意观察生活是个挺好的习惯，希望你以后继续观察。”然而童小芳瞪起眼，气愤地说：“那经理办公室是小洪进得的吗？”她说完这话，就有个服务员放下墩布，向宿舍跑去，估计是给小洪通风报信去了。过了几分钟，那服务员回来继续擦地，那个叫小洪的就出现在大厅一角，远远地观望着林百惠她们这边的动静。 童小芳告状时最常见的句式是：“如果这件事不能罚他，那么你听听另外一件。”这显示出她的不屈不挠和章法全无。她一告起状来两眼放光，兴奋异常，似乎连打击张辉的目的都不再是主要的，告状本身就是她的爱好。 林百惠也不是没被她说服过。林百惠这个人并无特别清晰的主见，再加上童小芳能言善辩，感染力强，有好几次，林百惠听着听着，已经对张辉十分不满了。但是林百惠自己既不懂餐厅，又不能找到替代张辉的人，因此林百惠纵然生了气，最后也不能把张辉撤了。再加上一旦林百惠拿童小芳的状词来责问张辉，张辉又有另一番说法，林百惠听着也挺有理。因此童小芳告状基本等于白告。别说是无理取闹的部分，就是有理的部分，最后也都只能不了了之。童小芳也知道林百惠这个老板不能决策，她家里还有个上级主管，童小芳就尽量找机会把状告到丰收那儿。但丰收很忙。本人不常来林百惠的餐厅；电话经常占线；童小芳呼他，他也不敢回话，怕林百惠闹。童小芳要满足告状欲，还是得回过头来就近找林百惠。偏这林百惠虽然不能有所作为，但每次听童小芳告状都听得津津有味，让童小芳对告状兴趣倍增，可是告完了呢，林百惠又让她失望。日复一日，正反两个方面的刺激把童小芳鞭策成了个”缠讼者”。 九月初的一天，童小芳忽然找到林百惠请假，说要回家。林百惠以为她在这儿干着没意思，要辞职。但童小芳解释说不是辞职，是回家订亲。订亲这种事儿居然发生在童小芳身上，林百惠有点儿好笑。林百惠问：“你家给你订了谁？”童小芳说：“听说是个厨师，也在北京，在展览路附近上班。”林百惠说：“那你还不如直接去展览路看看，省得回一趟老家。”童小芳连忙说：“我家离北京特近，坐汽车才三个小时。”这倒确实是挺近的，林百惠的家在石景山，她如果不开车，坐公共汽车从餐厅回家，也得差不多要花三个小时。 尽管童小芳说回家是为了订亲，林百惠还是认为这说明她意志消沉了。干得好好的人是不会急着回家订亲的，当然，能干到这种程度的人为数极少。以公司来说，挣脱了老家订亲的束缚，在北京结了婚的，只有那几个”特许经营”了的女经理。假如在公司里不能作到经理，大多数女孩子最终还是要回去嫁人。当然，回去嫁了人之后，很多人还是会再出来。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不知道是坚持留下来的人就成了经理，还是当了经理于是就留了下来。总之，除了这几个经理之外，员工早不知道换了多少茬。在这个意义上，公司有点儿象军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地点偏僻一些的餐厅门口，写着招聘启事的广告牌长年立着。林百惠这里招人的机会很少，光是接待公司淘汰下来的人就应接不暇。偶尔青黄不接，就临时用大黄纸写张启事，贴在玻璃上。但公司餐厅门口那些长年立着的广告牌都是由专业美工制作，板材是有机玻璃，字是电脑刻出来的不干胶字。牌子作得非常漂亮规整，显示出永久性。 倘若说坚持下来就能成为经理，那童小芳也太没有耐心了。当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耐心，但童小芳不一样，她很有雄心。她的问题是：耐心与雄心明显不匹配。最终，和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女孩子一样，她也是一遇到困难就退回到老家。林百惠对童小芳就是这么理解的。 这些日子，林百惠对她曾经忧虑过的那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她感到：一个农村女孩子到北京后是当服务员还是当小姐，很可能并不是在北京作出的决定，而是在没离开家乡时就有了打算。那些最终还要回家嫁人的就在外面当服务员，绝不敢在外面当小姐。当然并不是说：凡不打算回家的都是要当小姐的。童小芳显然也是不打算回家的，但她是要当经理的。 (至于公司那些经理，来北京之前并未预见到会有当经理的这一天，她们是因为先当上了经理，然后才不再回家)。 林百惠的这个观念在她半年来开餐厅的实践中得到了部分的证实。她发现：在餐厅里当服务员的女孩子，离了这家餐厅，也还是进另一家餐厅。有些人很吃苦耐劳，只是因为跟经理合不来而跳槽；另一些人心浮气燥，这山望着那山高，所以频频跳槽。即使后一种人，一个月换十家餐厅，她也还是在餐厅范围内流动。从未听说哪个服务员流动到歌厅当”小姐”去了。 反面的例子也有。那是在一个饭局上，听一个从广州回来的邮局工作人员讲的。她说：不扫黄的时候，邮局每天对外汇款几十万；一旦扫黄，每天汇款跌至几千。如果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扫黄，邮局门口每天早晨就会排上长队，都是外地的年轻女孩子在等着给家乡汇款。有一次，她看到了一则简短的汇款附言，上面说：“这里人傻、钱多。速来。”这就是说，那些被她的附言召来的家乡姐妹们，完全清楚来了之后干什么。 出乎林百惠意料的是，童小芳提前回来了。她回来之后情绪并不高。林百惠想：可能是男方没看上她。辗转地问她订亲的结果，她说：自己并不想过早地结婚。林百惠想：失恋的人通常都这么说。 童小芳提前回来是为了参加一个公司经理的婚礼。因此她回来的第二天就没有上班，而是请假参加婚礼去了。那个餐厅在海淀，那个经理就是曾经辞退过童小芳的。也就是童小芳曾经制止她留宿男友的那个经理。对童小芳大老远地穿过半个北京去参加婚礼，林百惠有点儿不解：也许她想化干戈为玉帛？那也得人家经理拿她当个对手才行呀。在林百惠印象中，象童小芳这样被辞退的员工多得是，经理未必能一一记得。想到这一层，林百惠倒明白了：童小芳一定是因为在这里当了前厅领班，所以跑回去显摆。童小芳参加完婚礼，林百惠问她：“刘经理的新房安在哪儿啊？”童小芳说：“听说在外面租了一间平房”。林百惠说：“噢，用不着在餐厅里同居了。” 童小芳这次从老家回来还带来一个消息，这就是：赵铁柱没有回家。 赵铁柱是童小芳的同乡。童小芳上任后招了一个服务员一个后厅学徒，都是自己的同乡，赵铁柱就是其中一个。最初林百惠还有点儿担心，就问张辉：“听说童小芳招的都是同乡，这样会不会有麻烦？”张辉说”没事儿，反正有规章制度呢”，也可能那时张辉就已经对童小芳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了，于是又补充了一句说：“同乡怎么了？也不一定就受她的支配。” 因为后厅师傅们一向不买童小芳的账，所以她的脾气总是在后厅施展不开。自从招了赵铁柱后，童小芳经常闯入后厅，对赵铁柱指手画脚，或者也学张辉的样子，在大厅一角训斥赵铁柱。赵铁柱本来也是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这时低头坐在童小芳面前，一声不吭地看着自己膝盖上的围裙。 过了半个月，赵铁柱就辞职走了。赵铁柱辞职的理由是要回老家。林百惠对此没有多想。员工辞职时，一般都说自己回老家。有的是真回，有的是假回。即使是假回，当他以回老家为借口时，他也是认为只有回老家才是正当的辞职理由，别人不得干涉。其实谁也不会干涉，起码是林百惠不会干涉。但他们这种过度的自我保护未必没有道理，只是林百惠一时想不通道理何在罢了。 赵铁柱辞职后两天，林百惠在餐厅旁边的一个大商场里碰到了童小芳。她正用IC卡打电话。林百惠猜想她打的大概是长途。林百惠没有走近她，只是远远地打了个招呼。等林百惠回到餐厅，童小芳也追了上来，气呼呼地对林百惠说：“赵铁柱骗人，他根本就没回家。”林百惠这才知道，赵铁柱和她不是一般的本省同乡，而是一条街上的邻居。 童小芳说：“只要他一回家，我就赶回去当面问他。”原来她刚才是给自己家里打电话。林百惠说：“你何必呢，咱们餐厅又不缺人。”童小芳说：“我就恨他说谎。”林百惠心想：这难道不正常吗？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在这儿干，必是这个地方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你如果非让他说真话，那肯定是难听的话。比如”你这个老板是个小气鬼”之类的话。 这次童小芳回家，见到了赵铁柱的父母，她打听到赵铁柱不仅还在北京，而且并没有走远，就在东郊批发市场卖肉呢。童小芳对林百惠说：等下次轮到她休假，她就要专程赶到东郊批发市场，当面质问赵铁柱。本次休假她得用来参加婚礼。 还没等到童小芳休假，赵铁柱就来了电话。原来赵铁柱被抓起来了。这时已是九月中旬，北京城里开始清理外地人口，凡没有暂住证和作工证的一律遣返回乡。回乡之前还得先被送到昌平的一个工地，作两天义务工。赵铁柱就是在昌平给餐厅打的电话，他希望林百惠能去接他。餐厅里原本给赵铁柱办过暂住证和作工证，但因为这些证件是餐厅出钱办的，员工在辞职的时候，如果想把证件带走，就得把办证的费用给餐厅补齐。因为要花钱去买，所以有些员工就不要这些证件。赵铁柱也是如此，他以为没有证件也没什么要紧。但现在他被抓了，就想起这些证件还都在餐厅。 赵铁柱打电话时林百惠不在，电话是童小芳接的。赵铁柱并不知道童小芳对他有深仇大恨，还托童小芳向林姐美言几句。童小芳倒是挺诚实，把这事儿原原本本跟林百惠说了，说完之后又加了一句自己的意见：“绝不能把作工证给他”。林百惠正为餐厅里扣着一大堆没人要的证件而头疼呢，这时就说：“餐厅扣着她的证件也没用，不如让她把钱交了，咱们把证件给她。” 童小芳说：“不行，不能便宜了他。”那天林百惠刚进餐厅，并没打算坐下。童小芳走过来就坐在林百惠对面，跟她进行了上述对话，逼得林百惠也只好坐下。当童小芳说完”不能便宜了他”之后，林百惠以为她还有其他具体的报复计划，于是望着她，等着她向下说。但是童小芳就只坐在那里发愣，好象也没什么进一步的想法。 林百惠说：“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她想赶快站起来。 童小芳就说：“赵铁柱骗人，这绝对不能原谅。” 林百惠对童小芳的缁珠必较有点儿惊讶。想当初，童小芳给林百惠留下的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她说的那番关于餐厅经理在特许经营前后表现不一的话。这个印象太深刻了。林百惠觉得童小芳十分聪明，不仅是因为她能观察到经理的表现， (可能别的员工也能观察到这一点) ，而且是因为她知道这种变化出自于人性，丰收实行特许经营正是要顺应这种人性。林百惠认为童小芳是故意说那番话给丰收听的，这就是说，童小芳不仅了解经理的弱点，也了解丰收的弱点。当然，林百惠也许高看了童小芳，她不过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凑巧而已。但林百惠自己这三个月来被童小芳牵着鼻子走，一会儿生气一会儿高兴，总是事实吧？再说，童小芳看张辉的弱点也是一看一个准。多方事实都证明童小芳是了解人性的弱点的。 既然如此，怎么唯独看不到：赵铁柱说谎也是出自于人性呢？ 林百惠本来是想去给赵铁柱送证件，但偏偏那几天挺忙，就觉得犯不上为了把那几十块钱的证件费要回来而专门跑一趟昌平。赵铁柱和童小芳又是邻居，相必离北京也不远。就算被遣返回去，无非是坐三个小时汽车又回来呗。等他回来，他自己自会到餐厅来取证件。 林百惠把这事儿忘了。谁知过了一个星期，赵铁柱又打来了电话。电话里，赵铁柱泣不成声。原来事情并不象林百惠想得那么简单。赵铁柱的家虽然就在大兴的南边，可赵铁柱并不是直接被遣返到家里去，而是和全体河北省籍的非法打工者一起，统统被送到了涿州附近。别说你家就在大兴南边，你就是张家口的，也得给你送到涿州去，因为北京市没有那么多经费，不能一一鉴别，区别对待，只能把你往河北省的边儿上一放，然后归当地警方处理。当地警方更没有经费，就算有，也不能花在这些非法打工者身上，于是就把他们拘起来，让家属去领。拘留所又不能白住，每天收费85块。尽管收费不低，可睡的是草垫子，还是湿乎乎的。最要命的是赵铁柱家里没人去接他。现在这每日收费85元的拘留所赵铁柱已经住了三天了，走投无路之下只好还是求林百惠。赵铁柱在电话中说：只要林姐去接她，今后当牛作马也可以。林百惠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就要出发。一边往外走一边自言自语：早知这样，当初就到昌平去接他了。外地到底是缺少法制，尽胡来。 可林百惠尽管心软，也还是担心赵铁柱耍滑头，于是特意去问了问童小芳：赵铁柱真这么惨吗？童小芳说：确实是这么惨。他父母身体不好，既凑不起钱，也出不了远门，他倒有个哥哥，可惜是残疾人。林百惠说：看来赵铁柱说的是真的，我还是去一趟吧。童小芳看林百惠真要去，也没再说反对的话，就只冷嘲热讽了两句，什么”他这不是挺好吗，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污染，睡纯天然的草席，生活水准比我们还高”等等。 涿州离北京很近，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但是林百惠在找拘留所的时候颇费了些周折，除此之外，回北京的时候还被堵在城外一个多小时。听北京交通台说，这是因为今天晚上天安门前有合练，所以要进行交通管制。耽误来耽误去，林百惠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丰收也刚刚回来。两个人谁也没作饭，就只好到外面随便吃点儿。 直到吃饭的时候，丰收才知道林百惠今天下午跑了一趟长途。林百惠虽然很累，但是有一种积德行善的满足感，所以话很多，一边吃一边跟丰收讲今天的见闻。 正说着，忽然丰收的手机响了。只听丰收说：“小，小童呀，怎么了？” 林百惠一听，就皱起了眉头。电话里正是童小芳的声音，大概她打的是公用电话，音质不好，所以唯恐对方听不清，拼命地喊。林百惠坐在丰收对面听得清清楚楚。童小芳对丰收说：她今天下了班之后到西客站来接老乡，老乡没接着，西客站周围又戒严了，回不了餐厅。听说今天晚上很多地方都戒严，现在也不知道走哪条路才能回餐厅，又不知道老乡在哪儿。丰收就问：“你们约的是几号站台呀？”童小芳就问：“什么叫站台？”丰收说：“你们约好了在哪儿见？”童小芳说：“就是西客站见那。”丰收说：“西客站那么大，那你哪儿找得着呀？” 这边丰收和童小芳啰嗦起来没完没了，那边林百惠早就烦了。林百惠没好气地问：“谁的电话？” 丰收说：“小，小，小童。”他大概顺嘴就要说”小芳”，但又想起了上次的争吵。 林百惠问：“公事还是私事？” 丰收说：“私事。” 林百惠说：“私事就不要再谈了，你用的是公司的电话。” 丰收的手机费由公司报销，平时连林百惠都不敢用他的电话。丰收看了看林百惠，就对着话筒说：“那小童就这样吧，我看你别等老乡了，实在不行你打辆车回餐厅，出租司机知道哪条路能走。”他收了线后，林百惠就说：“是童小芳呀？童小芳给你打电话，即使是谈我的餐厅的事儿也不应该占用公司的电话，更别提是她个人的私事儿了。” 丰收不说话了，他没法儿反驳这么堂皇的理由。 但是这样一来，林百惠也没话说了。她本来有一肚子感慨。比如她想说：看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好，外地简直是一点儿都没有法制。她还想告诉丰收那些外地警察素质有多低，对林百惠跟他们讲理的行为，他们感觉新鲜有趣。她还想说那个叫赵铁柱的是如何感激涕零。可是现在都说不出来了。每一句话都暗暗地指向童小芳今夜的处境。林百惠心再硬，这时也禁不住偷偷想：要是碰上查暂住证的警察，也许童小芳会被抓走吧？ 餐厅从不把证件发给个人，这是因为担心员工拿了证件之后不打招呼就跳槽，所以童小芳身上肯定没有证件。想必她又从来没见过那么多警察一齐出现在街上。林百惠想：童小芳一定是害怕极了，才给丰收打这个电话，大概她希望丰收能帮她。可是谁让童小芳给丰收打电话呢？这能怪谁？只能怪她自己。林百惠从来不拒绝积德行善，如果童小芳给自己打电话，说不定她现在就开车去西客站接她一趟。所以，归根结底还得怪童小芳自己。林百惠想到这儿，有些释然。再说，她童小芳长得也不象外地人呀，她不是总觉得她的口音跟北京人差不多吗？警察不会拦她的。祝她走运。 童小芳堕落为小姐的直接原因是她要报复张辉，丰收知道这件事后提醒林百惠：“你也得小心点儿，当心她找人连你也打一顿。”林百惠认为这绝不可能，既然童小芳恨张辉，童小芳就不应该恨林百惠。反过来说，童小芳如果恨林百惠，童小芳就不应该恨张辉。二者必居其一。 林百惠怎么也不能理解童小芳对张辉的恨。童小芳把自己不能当经理的原因归结为张辉占据了经理的位置。这是天大的冤枉，因为即使没有张辉，童小芳也不可能作经理，原因很简单：她水平不够。所以尽管童小芳连林百惠也不应该恨，但如果硬要她从张辉和林百惠二者中挑一个的话，恨林百惠还稍微沾点儿边儿。因为当经理的标准是林百惠制定的，所以如果林百惠诚心想让她童小芳当经理，林百惠就会要么专为她童小芳一个人把标准重新修改一遍，要么林百惠眼花了误以为童小芳附合既定的标准。林百惠两样都没作到，所以童小芳应该恨林百惠。 但林百惠相信童小芳想不到这一层，童小芳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相信有什么当经理的标准存在，她以为一切都是偶然的，没有逻辑的。谈起老家，童小芳经常说的是：我家和北京就隔一条河。她说这话时，有时自豪，有时惆怅，有时无奈。也就是说，那个当年画地图的人，只要手腕稍微一哆嗦，她家所在的镇就很可能被画进北京去了。她就成了大兴人了。在能否成为北京人这么大的事儿上，都没有什么非得尊重的标准不可，都完全出自于偶然。何况当经理呢？所以她当不成经理，完全是张辉挡了她的道儿。 童小芳是九月二十九日从餐厅辞的职。那天上午林百惠正开着车去采购盆花，打算摆在餐厅门口的台阶上。张辉打通了她的手机，说：“我告诉您一下，童小芳辞职了。”林百惠说：“辞了就辞了呗。”张辉说：“我得告诉您原因，是因为她要请假，我本来已经准了。但是当她已经打扮好了要出门的时候，突然有个服务员病了，我又取消了她的假期。于是她就辞职了。”林百惠听到这里，心里已经有了数，这是张辉故意整人。林百惠问：“她明确表示辞职了吗？”张辉说：“明确说了。”林百惠问：“那她行李拿走了吗？”张辉说：“还没有，她说她要辞职，然后摔门就走了。”林百惠说：“好，她这种行为即使再回来也够开除的了。” 接下来就是过节。过节的时候林百惠在家休息了两天，没去餐厅。等到”十一”过完了，到餐厅一看，员工们都笑哈哈的，工作起来劲头儿也足。这是因为他们长这么大，头第一次见到放焰火，那股兴奋劲儿足足持续了一个星期。 又过了几天，林百惠一进餐厅，就看到张辉沉着脸。问他怎么了，张辉说：今天上午有两个男的到餐厅来找他，声称童小芳出了三千块钱，让他们揍张辉一顿。张辉挺纳闷：我怎么得罪她了？那两个男的说：听说你跟童小芳在餐厅同居了一个月，然后把童小芳甩了。张辉气得七窍生烟，说：第一我根本不在餐厅住，任何一个服务员都可以为我作证。第二我刚结婚，就她童小芳那个丑样子，我跟她同居？那两个男的不信，非要看看办公室。到办公室一看，果然办公室里只有一张上下床，没法儿同居。 最后那两个男的向张辉要了一百块钱，说是他们通过调查，认为张辉没问题。既然张辉没问题，他们就不打算从童小芳手里接这个活儿了。但是总不能白来一趟，起码得要个路费和吃饭钱。张辉倒有些好奇：童小芳怎么突然变得有钱了？那两个男的说：你还不知道？童小芳在我们歌厅当小姐呢。原来他们是同事。童小芳是小姐，他们两个是”看场子”的。 林百惠听了之后，又好奇又震惊，就象最近几天听到成龙绯闻时的感觉。童小芳的份量和成龙的当然不能比，可是成龙远在天边，童小芳近在眼前。她一个劲儿向张辉打听童小芳当”小姐的细节，张辉还在那儿生闷气，对林百惠的提问显然心不在焉。 林百惠在回家的路上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遍，这才想到了张辉。她有点儿后悔：刚才怎么对张辉一点儿都不关心？又不象个老板了！想来想去，她最后还是决定告诉丰收。这是因为她弄不清这里的深浅，怕万一对方不依不饶，真给张辉带来麻烦。但她又不想对丰收说全部的实话。她只打算告诉丰收：童小芳雇人打张辉。她把童小芳到歌厅当小姐的情节略去不表，这是因为她在很多小说里都看到这样的情节：男人都喜欢救风尘。 岂知丰收只听了”童小芳雇人打张辉”这一个段子，就下结论说：“童小芳要走歪道儿了。”林百惠一愣：“你，你怎么知道？”丰收说：“明摆着，童小芳不可能给他们三千块钱。一是她没有这笔钱，二是她有这笔钱她也不可能这么花，三是，如果那两个男的有希望挣到这笔钱，他们会不挣？” 丰收的判断是这样的：童小芳靠跟那两个男人睡觉来换取他们打张辉的承诺。但这两人男人嘴上答应着，实际上并不打算这么做。他们只是在占了童小芳的便宜之后来敲诈张辉，这是因为他们听了童小芳讲的她被张辉抛弃的那段故事信以为真。哪知来到餐厅一看，张辉确实是无辜的。既然张辉没毛病，张辉当然不会听任他们敲诈，于是他们才说什么”不打算接这个活儿”了云云，好象他们还是替天行道的侠义之士。丰收作这个判断的基础是：他们如果有希望从童小芳手里接到三千块钱，他们才不管张辉冤不冤。 丰收的判断合情合理。第二天林百惠把丰收的话转述给张辉，张辉听了也恍然大悟，一悟之下就回忆起了更多的细节。比如张辉记起，那两个男的挺纳闷地问他：“你到底怎么得罪了童小芳？”张辉说：就是因为工作。我罚了她好几次。那两个男人就啧啧称奇，大概是觉得不可思议吧。按他们的思路，要是张辉始乱终弃，这段故事倒是再正常不过。 林百惠一看张辉有希望回忆起更多的细节，连忙撺掇他回忆与童小芳当”小姐”有关的事情，可惜还是一无所获。林百惠回家后对丰收说：“童小芳也真是，怎么编这么缺德的一个段子。也许她暗地里喜欢张辉？” 要是童小芳喜欢张辉，那她遭受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童小芳辞职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林百惠正坐在大厅里写一份宣传品，面前铺着对开的素描纸和几瓶广告色。童小芳气鼓鼓地找到林百惠，林百惠一看她那架势，估计又得耗上一个小时，于是把颜料瓶的盖子一一拧上。林百惠反正也不着急。 原来是一个叫张小娟的服务员在宿舍里散布张辉准备撤掉童小芳的消息。童小芳有些愤怒地说：“张小娟凭什么这么说？她一个服务员有什么权利这么说？”因为张辉并没跟林百惠明确表达过要撤掉童小芳的意愿，所以林百惠也不知道这是谣言还是真的，就只好劝童小芳说：“你得跟我说明白，你是对张辉不让你当领班不满，还是对张小绢这么说不满？” 童小芳说：她根本不在乎当什么领班，她就是对张小娟不满。 这就是假话了。但她既然这样表示，林百惠也只能说：我对此无能为力。目前店里的规章制度并没有信谣传谣将受何种处罚的条款。 童小芳说：“如果这件事不能罚她，那么我再跟你说另一件事，昨天她摔了两个碗 ，可是没登记，这个应该不应该罚她？” 林百惠说：“这个应该罚。” 童小芳说：“可是我要罚她，张经理不让，你说我这个前厅领班还有威信吗？张经理要是不想让我干，就早点儿跟我说呀。” 林百惠说：“你这才说到问题的关键。你的问题不是张小绢的谣言的问题，是到底张经理要不要撤你的问题。你得告诉我一句真话，你真的对当不当领班无所谓吗？” 童小芳的头与肩之间象是安了一根弹簧，这时弹簧启动，把头向左一甩。伴随着甩头的动作，”无所谓”三个字马上就要顺理成章地从嘴里溜出来了。但是她的头突然停住，想说的话也被冻结在嘴里。 她的脸上有一种惊愕的神情，她的脸部肌肉象进行造山运动一样，通过挤压和拉伸突出了五官：眉头紧蹙，眼球突出，鼻孔张开，牙关紧闭。她本来是面对着林百惠的，都是刚才因为甩头才使头部与林百惠的视线成90度角。按理说，由于弹簧的惯性，她的头还应该再甩回来，并且在回程中吐出”无所谓”三个字。但她的动作突然中止了，这就让林百惠看到了她崎岖的侧面表情。 林百惠看着童小芳，觉得她的性格真是个谜。她既然下死功夫告张辉，那么可预测到的结果无非两个：张辉被告倒，她取而代之，或者反过来，张辉把她撤了。林百惠觉得她应该能预见到这两个结果，之所以不管不顾，只不过是认为自己的胜算比对方大罢了。但是看到她这种惊愕的表情，林百惠才知道：她从没有想过后一个结果。 童小芳坐在那儿，象泥塑木雕一样。林百惠直担心支撑她头部的那根弹簧会突然间扭断。她抬眼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猜测道：也许能坚持三分钟？可是童小芳坚持了五分钟，又坚持了五分钟，并且还在坚持。 林百惠不禁感慨：人的头脑是一个多么封闭的体系呀，我曾经苦口婆心地给她讲过那么多人生的道理，可惜她一句也没听进去。现在可好，我还得陪她在这儿耗着。 她们俩就这样相对而坐，默默无语。谁都看不到自己的局限，谁都以为自己能够影响对方的生活。 1999年11月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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