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访苏笔记(王小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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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苏笔记

　　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深奥的谜。
　　从《猎人笔记》、《叶甫盖尼·奥涅金》、《白夜》、《战争与和平》中认识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从《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铁流》、《毁灭》中认识了一群不屈的人民；从《青年近卫军》到《一个人的遭遇》，从《金星英雄》到《这儿的黎明静悄悄》，直至《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种种印象的重叠与不重叠，织成了一张扑朔迷离的网。
　　我们的团长朱于奇先生每每说：我们是喝过苏联文学的乳汁的。我以为这话毫不过分。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经在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中亮起了的目的火炬，而安娜·卡列尼娜的遭际又为我单调而纯洁的少女的心田抹上了一笔忧伤而美丽的色彩。
　　对于那个曾经称它为“老大哥”后来又被斥之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家，对于那片广袤绵延横跨欧亚大陆的土地，近两年我们报纸上的报道渐次增多：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骇人听闻的爆炸，波罗的海沿岸此起彼伏的民族纷争……
　　当我获得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访问的机会时，我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愚笨与惜懂。

　　神秘而叵测的电话

　　怎么也没想到，堂堂皇皇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会在莫斯科乌克兰饭店宽敞而拥挤的大厅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大厅里尽是候房的旅客，有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作家等候多时，最终悻悻而去。正担心我们会不会落此下场，托尼雅女士终于从总服务台前挤出来了，手里捏着三把钥匙。托尼雅是苏联作协中专门搞外事工作的，她告诉我们：她接待了许许多多代表团，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又解释说，现在苏联对外开放了，参观访问的蜂拥而至，一下子来不及应付。（这原本是一个深奥的谜，便有了许多解谜者。）
　　乌克兰饭店的主楼共二十九层，四角有四座钟楼，钟楼下也设有客房。我的房间便在其中的一座钟楼里。乘电梯到九楼，穿过七拐八弯的过道，再登两层狭狭的楼梯，走廊尽处，小小的房间让我想起了巴黎圣母院，尽管两者从时间到距离都相差甚远，于是心里便长出一丝惶惶。在我踏进房间五分钟以后，电话铃响了，从话筒那十三只小孔中挤出的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用生硬的英语说：“哈啰！”我外语不行，便把话筒递给送我上钟楼的吴教授，吴教授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精通俄语，他捏着话筒叽叽咕咕地说了几句，便搁断了，对我说，小王，别理它就是了。我蓦地醒悟过来，浑身耸起鸡皮疙瘩。这一夜，那个陌生的男人接二连三地来电话，一听那声滑稽的“哈啰”，我就摔下话筒；若不接电话，那铃便誓不罢休地响下去。令人生疑的是他如何得知这个房间里住的是女士而且不是苏联人？！这么一想，毛骨悚然，只觉得那扇遮着布幔的高高的窗户外有一双神秘的眼睛在盯着我，我慌慌地把床底下、壁橱里、墙旮旯都查看了一遍，又用两把沉重的靠背椅抵住了门，方才敢钻进被窝，自然是一夜无眠。访苏期间四进莫斯科，我都住着这间钟楼下的小房间，每次都要接到那个陌生男人的电话，惯了也就不再心慌，把话筒搁在一旁切断线路，只是着实佩服那位先生的耐心与恒心。
　　我习惯上海的衣食住行却腻烦它蛛网似的马路的嘈杂与拥挤，我叹服纽约的摩天大楼却不喜欢它们把天空切割得那样狭窄，而莫斯科虽不乏雄伟的建筑，只因街道的宽阔，天空便显得特别明净开朗。大街上行人不多，因为有四通八达的地铁，人们在地下行走。街面上没见有一辆自行车，只有成群的汽车安静地流星般地驶过。正值深秋，满街高大的树木呈红褐棕绿的五彩缤纷。傍晚，在夕晖中沿街散步是一个美妙的享受。小白桦林前一片绿茵草坪，白漆的木条椅纤尘不染，有亲昵的母子或相依的老人在其间歇息。没有蛊惑人心的霓虹灯，商店橱窗的布置极简陋，让人分不出是卖什么商品。走进几处食品店，柜架上货物单调，大都是盒装牛奶或鱼罐头，价格便宜，包装朴素，丝毫不具备诱惑人的魅力。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那些石墙上镌着的浮雕，都是一些著名的作家或戏剧家的头像，有几处墙脚下摆设着个体书摊，小小一方油布上叠着几十套书，并无袒胸露臂的封面和耸人听闻的书名招徕人，多的竟是成套的世界名著，时而有行人停下翻阅并购买。我想说莫斯科的街道比我们少了许多商业味而多了几层历史与艺术的气氛，有人劝我莫遽下定论，应该去看看莫斯科的文化自由市场——阿尔巴特街。于是一天下午我们寻到了那条因《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一书而闻名的街道。果然是人群熙攘、生意兴隆的模样。街中央不行车辆，隔一段便有大型电动玩具的儿童游乐场，街两旁栉比鳞次的个体商摊，老板尽是容貌姣好的男女青年，面带迎人的微笑，推销他们同样美丽的商品——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美术作品，木雕的娃娃、线织的围巾及裸体人物像。亦有许多无固定职业的画家，留着卷曲的鬓角，含着忧郁的眼神，有七八分普希金的风度（这条街上有普希金度蜜月住的房子）；为来往游客当场作肖像画，只收三、五、七、八个卢布不等。从街这头走至那头，匆匆走马观花，也花了一个多小时，我一边感叹说虽是市场街却仍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识，一边埋怨说既是市场街却找不到一处舒舒坦坦填饱肚子的地方。公家的饮食店都排着游龙走蛇般的长队，个体的餐厅又昂贵得吓人。

　　令人感叹的几件事

　　临出访前我曾问过一位到过苏联的朋友，我要他以一两句话概括对苏联的印象，他沉思良久，说：“苏联比我们更像社会主义。”我初听不解其意，事后细细琢磨，又像是意味了什么。
　　主人安排我们乘晚间的火车去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城，在火车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一到基辅便可开始参观访问。软卧车厢两人一间，我与翻译嘉娃姐妹般地聊了大半夜，又在沉重的车辆撞击声中迷糊了一会，天便亮了。基输人称绿色的城，我们向往它的美丽，早早地聚在走廊的窗前观看。只见那胖胖的甜甜的女列车员走过来，一手举着一只黑色的串珠小包，问：“谁丢了东西？”我定睛一看，差点没昏过去，那不正是我的钱包吗？里面有我的护照和全部钱款，什么时候丢失的我竟浑然不知。女列车员说，她在整理被单时发现的，她记得那床被单是从我们车厢里取出的。我惊魂未定地接过钱包捧在怀里，竟忘了说声“萨巴希巴”（谢谢）。还是女列车员提醒我：请点一下东西，看少了什么？我忙说：不会少的，不会少的。她便笑着扭着胖胖的身体在狭窄的过道里轻快地走去。经同伴们指点，我抓起一把香木小扇追上去塞给她，她当即打开了，凑到鼻尖下闻闻，十分喜欢的样子。此事令我们大大感叹了一番苏联社会公德的高尚。
　　我们十五天内访问了四座城市，搞不懂为什么每去一座城市后必定重返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出发去另一座城市，而不能从一座城直接去往另一座城？客随主便，于是我们四进四出莫斯科。最后一次从普斯科夫坐晚间火车回莫斯科，正值休息天，早晨到达时苏联作协没有派车来接我们，火车站离乌克兰饭店不远，只是我们都有行李，便决定自己叫辆出租。火车站外公家出租车站上排队排得很长，估计起码得等一个小时，为了省时间只得去与个体的出租车司机周旋。其实我们刚出车站就有一个大块头的出租司机盯上我们了，他要价五美元，嘉娃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能付美元。车站外停着许多出租车，我们欲另找户头，然而连问几个，都要美元，也有些司机模样的人想与我们洽商，见那大块头就在我们身边转悠，又缩回去了。百般无奈，我们便努力说服了嘉娃，这美元由我们自己出，不须她回作协报帐，于是就应了那大块头的生意。大块头连忙扯开嗓门吆喝来一位瘦条个的司机，把我们塞进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里。此刻我们总算闹清楚，那大块头像是个把头模样的人，在这车站必定是有势力的，因而他开了五美元的价，是没有人敢与他夺这桩生意的了。没过几条马路我们便看见乌克兰饭店大厦的尖顶了，已是熟路，我们知道如何走最近，那瘦条个司机却开着车绕道而行。令人疑惑的是既已定下价钱，何必绕路费油呢？七拐八拐车行至乌克兰饭店的背后，瘦条个煞住车，示意我们可下去了。这儿至饭店大门还得走一段路，难道他存心开我们玩笑？小刘几次随团访苏，有经验了，他说，那司机怕在饭店门口被警察撞见罚款。
　　普斯科夫是俄罗斯的一座宁静而优美的小城，它因为与普希金的名字相联而更具迷人的风度。那是我到苏联最难忘的日子，天阴着，有薄雾，在米哈伊洛夫斯村普希金父母的庄园内，我们寻觅着诗人流放时的踪迹，并感受了达吉雅娜初遇奥涅金时的气氛。那天先是去圣山寺院拜谒普希金的墓碑，随后将去米哈伊洛夫斯村。导游是位女士，大学毕业生，金色的短发，金丝边眼镜，很有文化的样子，细腻而且善解人意，她让车停在一座豪华的饭店门前，说去米哈伊洛夫斯村路较远，让我们在这里解个手再上路。她常带旅游团上这饭店用餐，知道这里有设备完善的公厕。她与嘉娃先去与饭店服务员打招呼，我们在饭店门口等着，半天还不见她们出来，有几个倒真是有点憋不住了，过去一看，导游小姐正与饭店服务员争论什么，嘉娃气呼呼地告诉我们，这服务员真是岂有此理，不准我们进饭店公厕，说是那套设备是荷兰进口的，用坏了怎么办，除非你们进饭店用餐。导游小姐与她疏通了半天，从友谊说到人道主义，仍不准。嘉娃说非得找她的领导说理去。我们连忙说算了算了，赶路要紧。于是在附近找了个普通的公厕行了方便，继续赶路。一路上嘉娃仍是气愤并连连道歉，我笑笑说这实在不算什么，这种事我们经得多了，切不可为此扫了去米哈伊洛夫斯村的兴致。

　　庄重高尚的的昏礼

　　结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人生的里程碑，我做过新娘，那是在十四年前，记得我穿着米色两用衫藏青裤子黑布鞋，把日常用品塞在书包里，便与丈夫一路说笑着到新房去了。近几年参加亲友们的婚礼，那种浓妆艳抹花团锦簇的排场令人瞠目结舌。在美国曾有幸见识了教堂里举行的婚礼，且不讨论信仰，我喜欢那种庄重崇高的气氛。这次在苏联短短十五天里接二连三巧遇新婚夫妻，又别是一番令人神往的情趣。到莫斯科的第二大，去观赏列宁山，有蒙蒙细雨，风很大，烟雨中山色旖旎让人流连不舍。忽见朦胧中有一对新人飘然而至，新娘雪白的礼服宛如一片纤纤白云，简直美轮美奂。我们上前询问，原来是特地上列宁山举行婚礼的，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了。隔日去红场参观列宁墓，又遇到一对黑扎服白礼服的新婚夫妇在向无名烈士碑献花圈，两名武装的警卫战士捧着花圈正步前进，新郎新娘及他们的亲人列成横队随后而行，气氛庄重高尚令人感动。一星期后我们来到苏联南部的阿拉木图，这里与中国的新疆仅隔座天山山脉，在城外逶迤的山路上再次看见一对幸福的新婚伴侣，不知怎么，我们竟像遇见熟人般地上前致贺。新娘是位非常漂亮的俄罗斯姑娘，明目皓齿粉腮，热情而大方，她告诉我们，她是个理发师。新郎有点腼腆拘谨，是位哈萨克族小伙于，当警察的。问及为何上山举行婚礼？新娘笑而答日：阿拉木图是与山联在一起的。他们慷慨地拿出巧克力糖与酒招待我们，半山腰间畅饮喜酒于我们都还是人生第一次。这以后在阿拉木图的城市纪念碑前，又看见四五对新婚夫妇恭恭敬敬地向烈士的塑像和长明火炬敬献花圈。至此我已深信，此种结婚礼仪在苏联恐怕已是蔚然成风的，在叩开人生新生活大门的时候来缅怀追忆一下为创造历史而英勇献身的人们，这应该是桩很有意思的举动，其实历史不管你如何遗忘它抹杀它，历史终究是存在着并要随着人类直至永远。

　　坦诚的苏联同行

　　“希望我们像兄弟姐妹般地交谈。”一次一位苏联作家询问我对苏联的印象时这么说，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未表达头脑中复杂的感觉，我便很外交地回答：我对你们国家的印象很好。想不到对方怀疑地扬起了眉毛：“很好吗？可是我们商店里的东西远远没有你们的丰富呀。我到上海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东西，简直惊讶极了。”苏联同行的直率与坦诚使我汗颜。
　　在基辅与乌克兰的作家们座谈，我们问起比较敏感的“归来文学”的问题，他们直言不讳地说：“三十年代苏联作家中被流放的有一半是乌克兰的作家，现在差不多都平反了，我们的杂志都积极地发表流亡在外的侨民作家的文章，对我们的事业来说，敌人越少越好，不能再自己制造敌人了！”我们又问，平反有什么原则吗？他们说：“过去的原则是谁不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原则是只要不反对我们就是我们的朋友。”
　　在阿拉木图，我们去参观哈萨克民间歌手江布尔的纪念馆，陪同我们前往的纳赛姆对江布尔很不以为然，他说：“江布尔很幸运，他这么受重视是因为他写了许多歌颂列宁斯大林的诗。有的歌手比他好，却不受重视。”团长老朱是诗人，读过江布尔的许多作品，他不同意纳赛姆的看法，反驳说：“江布尔歌唱人民，歌唱人民的革命斗争，他拒绝为沙皇歌唱而遭受迫害，我觉得他不愧为伟大的诗人。”纳赛姆听了思索片刻，爽朗地大笑起来，承认老朱的看法比较全面。
　　在普斯科夫，没有安排我们与作家会面，经我们一再要求，临时来了两位作家，都是五六十岁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中年人。原以为他们说话会比较稳妥，没料到他们尖锐地提出在作家中也有官僚主义者的问题，他们直呼苏联作协一位领导人的名字，并且知道这位领导人曾经访问过中国，与中国许多作家是好朋友。他们说这个领导人在位十年，利用职权为自己出了二百本书，印数达一千四百万。而一般作家出书却很难，一部稿子在出版社一放几年。作协的领导们都有自己的评论家，一有作品就组织评论，而绝大部分作家的作品得不到重视。他们说所以作协的章程必须改革，作协的领导不能终身制，作家应该写作品而不是利用职权来出名。
　　苏联作协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全苏作协的新章程草案正在讨论之中，目前苏联的作家都关心国家的改革并投身于改革，甚至已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作品显然少了，但他认为这是桩好事。我以为，改革已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每个公民的事情了，一个事业一旦成为全体人民的事业，那么它终究会有成就的。

　　可爱的嘉娃

　　女翻译嘉姓是我们此番苏联之行接触最多的苏联人，她告诉我们，她只是经人推荐被作协临时雇用来作我们团的翻译的。“你难道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奇怪极了，嘉娃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她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这样一个人才怎么会失业？嘉娃耸了耸肩，告诉我她原本有份很不错的工作，在广播电台当文学翻译，她曾经翻译过许多历史文件，包括蒋介石的信。她工作得非常出色，受到许多赞扬，可是有一天突然通知她说电台不需要中文翻译了，于是她便失去了工作，如今只是客串给人做做临则翻译。嘉娃坦率地告诉我，她非常想到作家协会当翻译，她也知道作家协会非常需要一位中文翻译，然而她的直觉告诉她，作协的有些人并不喜欢她，也许是嫌她年龄太大了吧，我实在觉得她是个非常好的翻译，立即表示愿意向作协的有关方面反映她工作优秀的情况。嘉娃连忙说不行不行，你们是客人，去说了反而不好，人家会以为我如何贿赂你们了呢。她又说她丈夫认识一位有声望的汉学家，答应为她疏通，还不知能不能成。
　　命运不会亏待善良的人，嘉娃的事业虽不顺利，然而她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她的丈夫米沙在国际关系学院教中文，他和她是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志同道合结为夫妇。嘉娃悄悄地披露了米沙的秘密，六十年代，米沙曾和一位中国姑娘相爱过，后来因为政治的缘故，他们斩断了情丝。嘉娃说，她见过那姑娘的照片，美丽极了。嘉娃的独生女儿十五岁，叫斯维塔，中文意为“光明”，斯维塔确实神采照人，高大而丰满，受父母影响，她见了中国客人亦是欣喜若狂。
　　米沙是一名苏共党员，嘉娃不是，嘉娃说苏联的知识妇女三十五岁以上就很难入党了，不过嘉娃是很有政治主见的，谈起当前的改革，她认为知识分子都比较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而工人农民意见就比较多，因为目前苏联的经济搞不上去。又谈及民族矛盾的问题，嘉娃赞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讲话，她说那讲话是遵照了列宁的精神的，各民族应该独立自主，但不是要脱离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她不同意波罗的海三国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做法。嘉娃说，她是俄罗斯人，她爱俄罗斯，更爱整个苏联。
　　我记录了这些素材般的文字，零零碎碎的不成文章，企图在十五天时间里深刻地了解苏联，彻底解开那张谜面，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我的这段文字仅仅是沧海一粟罢了。如果要我用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对苏联的印象，我恐怕是回答不出的。此刻浮映在我脑海中的是一座奇特的墓碑，我们在莫斯科新处女公墓里看见的赫鲁晓夫的墓碑，一块漆黑的大理石与一块纯白的大理石相衔而立，中间嵌着赫鲁晓夫微笑着的头像。据说赫鲁晓夫生前曾经粗鲁地骂过这位雕塑家，待他临终前他却关照儿子，一定要请这位雕塑家为他设计墓碑。于是这位雕塑家为赫鲁晓夫立起了这块奇特的墓碑，构思巧妙而意蕴无穷，它艺术地体现了一些文字难以说清的东西。我想，人是这样的，社会是这样的，世界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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