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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美利坚共和国的国都正笼罩在一派辉煌的大雪之中，雪把世界变得洁净而安详。 晕淘淘地从飞机上下来，随人群朝出口处涌去，一眼就看见一位矮而结实的先生高高举着块木牌，上面大大地写着我们姓名的英语译文，忐忑不安的心顿时轻松了。我们走到那位先生面前，他惊讶极了，说：“我没想到要接的两位作家是两位小姐，而且那么漂亮！” 我们笑了，说：“这些日子要麻烦您多多关照了。”我们以为他就是新闻署派给我们的陪同兼翻译呢，谁知不是，他自我介绍说：“我叫杰弗逊，是司机，你们的陪同正在旅馆等候你们。” 杰弗逊先生领我们到候取行李的传送带前，自己远远地站到门边去了。 令我最担心的就是行李了，书与帮亲朋好友带的礼品把一只箱子与一只双层旅行袋塞得水泄不通，死沉死沉的，不知如何拖它得动。 我看见我的旅行袋在传送带上出现了，杰弗逊先生悠闲地站在远处，压根没有前来相帮的意思。我心想，美国人是讲究自力的，不要让他们小觑了中国的女作家。于是我咬咬牙，用尽吃奶的力气把旅行袋从转盘上拖了下来，差点没撞倒身边一位太太。刚想喘口气，却又紧张起来，原来东西塞得太满，簇新的旅行袋已经被撑开了一条大口子，老天，长长的旅途才刚刚开始呢！幸亏带了根绳子，胡乱地捆绑了一下。杰弗逊先生踱了过来，间：“能上车了吗？”我忙说：“还有一只箱子没到。” “这么多行李呀！”杰弗逊先生叫起来。 我想起国际访问者计划中有一条：行李简便，不觉有些尴尬，忙解释是国内的朋友托我带给国外亲人的礼物。杰弗逊先生点点头说：“可以理解。”又踱开了，远远地站着。 我们性急地站在传送带转盘边上等候箱子，忽然有一个声音在脑后响起：“我帮你们搬箱子，行吗？”十分标准的普通话！异国遇同乡了，兴奋得忙回头，不禁愕然，身旁站着的分明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青年男子！警惕与戒备油然而起：“你是……？！” “我是你们的陪同兼翻译，我姓安，叫安青云！”他微微含笑地伸出了手。 上帝，他不是在旅馆等我们的吗，怎么突然从机场钻了出来！ “你怎么认出我们的？”满腹疑虑地问。 “嘿嘿，我会看相。”他说着，也不笑，挺认真的样子。我的背脊上一丝丝地发麻，说不定他早在一旁观察我们的狼狈样子！ 我们的箱子终于来了，安先生一手提一只，轻巧地取了下来。毕竟是男子汉呀。 “Adams，你怎么也到机场来了？”杰弗逊先生问。安先生的本名叫RichardAdpams（理查德·亚当斯），安青云是他的中国名字，这个名字让人想起薛宝钗的柳絮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闲得慌，出来溜溜。”他答道。 安先生为我们拎了两只箱子，我们当然不能示弱，使劲拖着沉重的旅行袋往机场出口处走去，心里还得意得很，瞧，中国女作家还挺吃苦耐劳的吧？却听见杰弗逊先生轻声地问安先生：“为什么不替她们叫一个搬运工呢？” “大陆来的，都爱省钱！”安先生话音不高，却让我们听得清晰，浑身血呼地冲向脑门！又气又恼又羞，气的是美国佬太小看人！恼的是自己不了解他们的习惯，误以为亲手拖行李有气派呢！恨不得声辩几句，咽口气又忍下了，初次见面，不能失礼，往后日子长着呢，就装着没听见吧。 汽车在白雪织成的网中行驶了一阵，在杜邦广场旅馆门前停下。灯光通明的旋转型玻璃大门边，挺刮笔直地竖着两位着鲜红西装戴黑领结的服务员，都是英俊的小伙子。一下车，我们就招呼他们帮着搬行李，然后，轻轻松松地走进旅馆。我们朝安先生望望，他不动声色。 现在我想来描述一番安先生的外貌。他瘦高个子，窄面庞，高眉棱。金发碧眼，典型的英格兰后裔。人虽瘦然肩背却宽而厚，很结实的模样，走起路来步子大而且身体往前冲，总像有什么要紧事。他看上去不是那种风度翩翩、满腹经纶的绅士，倒像个初出茅庐、愣头愣脑的大学生。后来我们熟了，问起年龄，才知他只有三十三岁，比我们年轻了许多。 临出国前听许多有经验者介绍：在国外访问一定要和陪同搞好关系，否则要吃苦头的。当晚，我们就从所带礼品中挑了最上品送给安先生，他并不推辞，欢喜地说：“代我太太谢谢你们啦！”言词间流露出对妻子的眷恋。 “你陪我们一个月，就得让您太太孤单一个月，实在过意不去呀。”我们说着客套话。 “嗳，如果你们去旧金山参观，我就可以叫我太太来玩几天了，我家就住在旧金山附近。”他挺认真地说。 “那我们一定得上旧金山。”我们随口应着。 问起他太大的情况，安先生率直地告诉我们，他太太是台湾人，他在台北大学读了五年中文呢！ “怪不得你中文说得这么好！”我们恍然大悟，显得十分高兴。心里头却隐隐约约地存了点什么。 第二天是星期天，新闻署的官员们不办公，由我们自己活动。安先生说，带我们去参观华盛顿史密松博物院所属的各个博物馆。 在美国的第一个夜晚一点儿都睡不着，因为时差，也有点儿紧张。半夜里，大街上时而有警笛划过，天空竟不是黑的，灰白而发亮。早晨起来往街上一看，方知那天是被雪映亮的，满街上绒毯似的铺着雪。 时间尚早，博物馆还未开门。安先生便带我们踏雪逛大街，沿着冰砌雪妆的宾夕法尼亚大道漫行，眺望雪雾中的华盛顿纪念碑，犹如一根巨大的冰梭，肃穆而壮丽。景致虽好，只是刚刚飞越太平洋，还没有适应时差，只觉得头胀眼酸，十分疲倦。心里不觉埋怨。早知博物馆开门晚，何不让我们在旅馆多睡一刻呢？ 人家说要把史密松博物院的博物馆参观遍，没有一星期时间不行，而我们只花了一天时间，简直是奇迹。午饭只在博物馆的自助餐厅里吃了个汉堡包，想多坐一会，安先生就催了：走吧走吧，来不及了。两条腿就像上了发条，不停地走，到了下午，便如灌铅般地沉，有时累得够呛，看见博物馆门口的大理石台阶就想坐上去息哪怕一秒钟也好。可是一秒钟也不行，安先生又催了：时间紧，快走吧！ 待暮色悄悄地升起，笼罩了华盛顿巴罗克式的建筑群，街灯在寒冷的薄雾中抖索地闪亮。安先生终于开赦了：好了，主要的博物馆都看了，回旅馆去吧。坐上出租车，浑身上下像瘫了一般。 “累了吧？”安先生问。 “……”懒得回答，心想，这时候才想到问累不累呀！ “今天晚上你们一定会睡得很熟，”安先生笑着说，“加倍的疲劳，这是治疗时间差造成的失眠症的一帖良药。” “呵——”我们又一次恍然大悟，怪不得安先生好“狠心”，整整一天里撵着我们马不停蹄地转！ “我有经验，我经常接待来自中国的访问者。”安先生颇得意地说。他告诉我们，他从前老是接待一些政府的代表团，他觉得太枯燥了；他在计划里看见有两位中国女作家访美，猜想一定会有趣味，所以拼命要求来当我们的陪同。 “我们会给你添许多麻烦的！”我吓唬他。 “当然，首先你们的行李山便让我害怕。”他一本正经地说，从那张脸上看不出他是在说笑话还是当真的，不过不知不党中我们相处得已经很随便了。 这一晚，头挨枕头就入梦乡，睡得香甜。 具体负责安排我们访问日程的白先生对我们说：著名的印第安人女作家莫伦·西尔克小姐邀请你们上她家做客，她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桑，那是一个沙漠中的小城，你们愿意去吗？ 当然愿意！我们不假思索地回答。莫伦·西尔克到上海访间过，是老朋友了，何况那沙漠中的小城是多么让人向往呢！ 白先生说：如果要去图桑的话，你们就得延长一个星期的访问期，你们同意吗？ 我们面面相觑，一时无以对答。想起出访纪律，不得擅自推迟回国日期，只得忍痛割舍图桑之行了。于是说：哦，要延长时间？那就不麻烦了，代向西尔克小姐致谢。 白先生说：延长时间不麻烦的，西尔克小姐十分想见见你们呀！ 我们也想她呀，只是跟家人说定了X 月X 日回家的，晚了要心急的。我们婉言推脱。 那就打个电报去通知一声嘛！白先生说。 这……这……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你们究竟为什么不愿意多留一个星期？你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还要征得谁的同意？！一直听着的安先生突然大声地问我们，显得十分激动。 我把心一横，说：那就谢谢你们的盛情了，我们是极愿意去图桑见西尔克小姐的，只是怕你们安排不过来呀！ 白先生非常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就替你们预定去图桑的机票与旅馆啦！ 同伴焦虑地朝我使眼色，我悄悄说：顾不得许多了，若坚持不去，人家要误会许多的。 当晚便写了长长一信回国汇报，申诉不得已先斩后奏、延迟归期的情由。 日后倒要感激安先生了，若不是他发火，我们可能下不了决心去图桑，那座迷人的城！这是会后悔一辈子的。 接着白先生又与我们磋商去西海岸究竟参观哪几座大城市。我们哪儿都想去，洛杉矾有闻名全球的好莱坞（何况同伴还想会见大影星派克）！旧金山是不夜城（那儿有世界上桥墩跨度最大的金门大桥）；西雅图有终年白雪覆盖的雷尼尔国家公园（同伴有舅舅居住那儿）……白先生说，你们若还准备去夏威夷的活，必须放弃西海岸的一个大城市。神话般的夏威夷无论如何得去，犹豫了半天，决定放弃旧金山了。这时我感觉到安先生的脸色黯淡了一层，记起我们曾答应他去旧金山与他妻子见面的。我不无歉意地说：“安先生，让你太太到洛杉矾来玩嘛。”他十分遗憾地摇了摇头：“太远了。算啦，我不去夏威夷，把你们送到西雅图，我就好回家了。” 华盛顿的访问活动十分丰富多采。有一天上午活动结束早，离午餐还有些时间，我们想去中国大使馆汇报一下工作。 到了使馆门口，我们向门卫道明来意，门卫示意我们先打个电话给文化处联系一下。一位女同志说：“文化参赞不在，你们有什么事呀？”我说：“我们是上海来的作家，是否要向你们汇报一下情况呀？”对方说，“不用了吧，你们把旅馆电话号码留下，有事再找你们，没事就祝你们一路顺风啦！”电话扑通挂断了。 走出使馆门，我们自觉没趣，怏怏地回旅馆。安先生拖长声音说：“我还以为你们的同志会请你们吃午饭呢，怎么连茶也不泡一杯？”气得我们一路上都不跟他搭腔，心里怨使馆不给自家人一点面子，连楼梯都没让我们踏上一步，让安先生看笑话。这个安青云呀，恐怕从骨子里就瞧不起我们大陆人，他可是在台湾受了五年熏陶的。隐隐约约存在心里的东西似乎又大了一些。 这天晚上，国会图书馆举办一个诗歌朗诵会，邀请我们参加。我们去时会己开始，便在后排随意找了个位子坐下了，台上有位穿红裙的黑人女诗人在朗诵，台下不断有掌声与笑声并起。我听不懂，请安先生替我翻译，他食指按住嘴唇，轻轻说：“Quiet（安静）！”场子里十分安静，只有朗诵者的声音在回荡，安先生是有道理的。我只得“看”朗诵了，总觉不甘心，于是悄悄打开了照相机的皮套…… “不能拍照！”安先生扯扯我的衣袖。 我无奈只得恨恨地收起照相机，心里老大不高兴，这么多规矩，难道对远道而来的“外宾”也不能破破格吗？为了表示“抗议”，我故意闭起双眼养养神。 大约有四五个诗人上台朗诵作品，接着就散了会，人们拥向剧场后面的休息厅，那儿有个文学沙龙，作家与学生们自由臼在地交谈，备有简单的饮料与花生米、土豆片之类的零食。我不太懂英语，参加交谈非常麻烦，于是又动了拍照的念头，记录些美国社会生活的素材。此时不是严肃的会议，总可随便照相了吧？谁料安先生又来干涉我了：“你没跟人家打招呼，就对着人家拍照，是不礼貌的！” “那你今天带我来参加这个会有什么意思？”我实在忍不住，发火了。 安先生耸了耸肩：“好吧，你站到人群中去，我来替你照相，顺便就把你周围的人们照进去啦，这样两全其美，你看如何？” 我只得听他安排。他把相机挂在胸前，也不对镜头，飞快地卡嚓卡嚓揿了两张，人们专注着自己的交谈，谁也没在意。我真不懂他为何这般谨慎，不是说美国人挺随便的吗， “你别把人都拍到照片外面去了！”我不放心地说。 “保险照得你满意！”安先生又得意起来，“告诉你吧，我是个业余的摄影师呢！” 我们的访问计划相当伟大，一个多月时间要跑十座城市，华盛顿——波士顿——纽约——奥克拉荷马市——圣菲——一图桑一—拉斯维加斯——一洛杉矾——西雅图——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得整点行装赶飞机场。原以为替人带的礼物——送到，行李会越来越轻，谁知又不断有托带回中国的礼品，箱子与旅行袋反而更满了。安先生看着我们的行李山不说话，老板着脸。我们也摸出规律了，上下飞机都招呼搬运工，这两三元的小费千万不能省。 我发现安先生乘飞机老是把他那只装衣服的大皮袋随身挎着，有一回我替他拎了一下，沉得很呢！于是我们找着机会回击他了，一个说：“安先生，你这皮袋为啥不托运呀？”另一个说：“安先生你是怕把你的礼服弄皱啦？”其实安先生穿着极随便，老是牛仔裤加件简易西装，衬衣也不是天天换的。安先生听我们笑话他，不响，摆出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们心里乐了一阵。 上飞机进检票民安先生总叫我们紧跟着他，好像生怕我们会失踪。有一次，一位检票员看看票，又看看我们俩，笑着对安先生说：“啊哈，您一个人陪两位小姐，好运气！”安先生朝他点点头，不作任何解释。 在候机室里，我们又想跟安先生开玩笑了，说：“安先生，你就是洪常青呀！” 他一时没听懂，愣了一下，问：“什么？” “你没听说过中国有个红色娘子军吗？一式的女兵，唯有党代表是男的，叫洪常青。”我们说完忍不住笑得喘不过气。 安先生明白过来，也尴尬地笑了。 安先生的确有点像“党代表”，严厉起来竟一点不讲情面。在纽约的一个早晨，我们去哥伦比亚大学与周文中教授会面。下了地铁还得走一长段路，安先生一边看表一边催我们：“请走快点，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那天天气睛朗，出门前我脱了棉靴，穿了双高跟皮鞋，想不到大街上还是冷得很，热胀冷缩嘛，那鞋紧得卡脚，每走一步都让我痛得咧嘴。我是无论如何走不快了。 安先生见我老落后，猛停住脚，不问情由地瞪住我喊：“你不要老是这样慢吞吞的好吗？迟到是不礼貌的懂吗？” 我当时真想一屁股赖在地上不走了！我说：“我脚痛……” “谁叫你穿高跟鞋出门的？！” 我狠狠地咬了咬牙，忍住痛拼命走起来。 我们非常准时地赶到周文中教授的办公室。 周文中教授对安先生说：“我要请这两位女士吃午饭的，您下午两点来接她们吧。” 安先生应了声，便告辞了。我不知道他如何去消磨这四五个小时的辰光。 我们与周文中教授作了愉快的交谈，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俱乐部用了丰盛的午餐，两点光景，我们回到办公室，安先生已在那儿等候我们了。 此刻积在肚子里对安先生的气已经消释，想象他在大街上溜达，在小饭馆里啃汉堡包，不禁有些歉意，转念一想这恐怕也是他的职责了。 在华盛顿时，安先生就叫我们把到各城市要会见的亲朋的地址统统抄给他，他说便于安排活动时间。 我的四妹在临近加拿大的波茨但读书，离纽约有九个小时的汽车路，我们通了长途，她说她可以在周末开车来纽约会我。我们姐妹分别两年多了，岂可不见？可是，活动计划上安排我们在纽约只呆到星期五。我硬着头皮去与安先生商量，我说我是非见四妹不可的，我可以不参加纽约的访问活动，乘长途汽车去波茨坦。 “不行，你不能一个人去波茨坦！”安先生阴沉着脸说。 “那怎么办？要不我就留在纽约不走了！” 安先生不响，跑回他的房间去跟白先生打电话了。当天晚上他通知我们：“决定了，在纽约的时间延长两天，过了周未再去奥克拉荷马！” “万岁！”我欢呼起来，“谢谢你，安先生。” “纽约该参观的地方太多，是应该多留两天的。”安先生不动声色地说，大概他跟白先生就这么说的。 周未中午，四妹赶到。安先生说，下午自由活动！我们姐妹俩痛痛快快说了一个下午的话。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要离开纽约，四妹说，她开车送我去机场。在旅馆门民我把自己的行李搬上四妹的车，安先生却叫了起来：“不行，你得和我们坐一辆车去机场。万一失散了怎么办？” “我认得机场的路。”四妹说。 “你们到机场再告别也来得及呀。”安先生还是盯住我。莫名奇妙，难道怕我跟四妹跑了？我不理他，自顾坐上四妹的车，他愣了一下，不能来拖我呀，只好对四妹说：“那好，你得紧跟着我们的车，可别跑丢了。” 一路上，我总怀疑安先生一直背转身从后窗口窥测我们，四妹说没有，可我总感觉到他那双浅蓝的眼睛的注视。 四妹对我说：“我看安先生，人瘦肩宽，像是练过拳击的人。他那么不放心，肯定是负有保护你们的责任。” 我想想也对，倘若他陪同的女作家少了一位，他该如何向上级交待。 四妹的车是衔着安先生的车屁股进机场的，于是安先生的脸色又晴朗起来。 在飞机上，安先生突然问我：“你妹妹读完书准备在美国居住下去吗？” 我瞟了他一眼，心想；难道这也是你的职责范围？别太小看人了，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稀罕留在美国的！我答：“她拿到学位就回家，儿子在家盼着她呢1” 说实在的，安先生是个非常称职的陪同兼翻译。每到一个城市，他总要向我们介绍尽量多的参观项目，他像是到处都熟悉。同伴在美国有许多亲戚，常常不得不放弃一些活动，安先生便代她可惜：“哎呀，不看这些地方，你就等于没来过这城呀！”同伴会说英语，安先生使多顾我，每次座谈或参观，他总叮嘱：“王小姐，你坐我边上，我替你翻译。”他常常是一句不漏地把对方说的话翻给我听，而且还要问一句：“懂了呢？”在奥克拉荷马，遇上一位热情的导游太太，她见同伴能说英语，便滔滔不绝地一路说去了，我不好意思打断她，只好“看”她说。过了一会，我见安先生拍拍她的肩，对她讲了几句什么，她赶紧向我说“Sorry！”于是介绍一段，便收住，等安先生替我翻译。我惊讶平日里看去冲头冲脑的安先生却也有这般体察人情的细腻！ 有一回我们对安先生说：“你后悔了吧？抢着要来陪我们，烦死了，是吗！”女士们的事情总归多点的。 安先生说：“哪里，这回比以往轻松多了，像度假一般。我陪那些政府代表团，老是开会，老是讨论，什么都要一起研究研究，累得要命。其实，我对文学是很感兴趣的。”我看他的蓝眼睛是真诚的。 我们把自己的书赠送给他，他十分高兴。 第一次目睹“洋乞丐”，是在华盛顿大教堂门口，那是一幅庄重与委琐并立的画面。肃穆的大教堂宁静地躺在白雪蓝天之间，圆浑的虔诚的圣歌袅袅地飘荡，一列披着黑纱的修女从镀金边的紫红的大门中鱼贯而入像从天上来又像到天上去。就在那光可鉴人的大理石门柱边上，毕恭毕敬地站着两位男子，都穿着呢的大衣，戴着陈旧的礼帽。我们刚想步入教堂，他们便一步横到面前，伸出手掌，嘴中念念有词。我们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怔怔地呆着，安先生连忙从兜里摸出几枚铜板掼在他们的手掌中，然后推着他们的肩叫他们走开。当我和他们的眼光相对的时候，我突然醒悟过来：讨钱的！他们似乎并不衣衫褴楼，然而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的企怜与卑微，让人窥探到他们精神的彻底摧灭，我心中不免一震，随即又注意到他们大衣上的龌龊与皱褶，那呢已经磨损而斑驳陆离的了。我们到教堂内逛了一圈出来，他们仍站在那里，拦住每一个进教堂的圣徒讨钱。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绝顶聪明，哪个想向上帝表明虔诚心迹的人能拒绝救济苦难呢？ 有一天，我们在一家自助餐馆就餐，餐馆生意并不兴隆，客人寥寥无几，因此我们便注意到邻桌的一位老太太，穿一条大裙子，外套大衣，披条大围巾，脸上涂脂抹粉，身边放着只旅行袋，像是个远途跋涉的游客。她买了一块三明治狼吞虎咽地啃着，同时那双被皱纹与白粉裹着的眼睛鹰一般地四处睃巡，瞄准其他桌上有别人喝剩的咖啡，便一步窜上捧起往自己喉咙里倒。 “她……干啥的？”我们问安先生。 “流浪汉。”安先生不看她，也不看我们，垂下眼看自己盆里的菜，沉着嗓子说。 我曾经为一个“洋乞丐”拍了一张照，那天晚上，我们在灯海般的霓虹灯中逛纽约的百老汇大街，忽然看见路边的暖气箱上盘坐着一位衣衫单薄的男人，暖气箱为他驱赶了寒冷，他点着烟抽着，悠悠然望着来往的行人，倒也自得其乐。我举起照相机把他与背景中的霓虹灯海一起照了下来，他也不躲避，直视着镜头。安先生这回没有阻止我，走了一程，他像是很随意地对我们说：“这些人大都是失业者，也有的是和家里人闹别扭，离家出走的，还有一些是精神病患者。”说完了，安先生也就很但然了。后来还陆续遇到讨钱的，安先生不再显得尴尬。在洛杉矾海滨停车场，我们坐上车，安先生刚要启动，车窗外猛地探进一张络腮胡子的脸与一只筋脉凸出的大手，安先生四下摸口袋，没找到铜板，便回头问我们：“有零钱吗？”我忙递给他几枚，他塞到那大手中。 “停车时间超过了？讨罚钱吗？”我问。 “哪里，一个流浪汉！”安先生耸耸肩，笑了。我们也笑了。想想那汉子的脸上理直气壮的神情。真被他唬住了。 早就听说纽约四十二街和百老汇大道的夜晚是极热闹的，向安先生提出要去看看，旅馆离那儿不很远，走着去就行了。安先生想了想，同意了。吃了晚餐，兴致勃勃地赶去，果然名不虚传，灯火照耀如同白昼，行人车辆往来如梭，令我们触目惊心的是那一家接一家的“三X ”级电影广告，用彩色霓虹灯勾勒出女人的大腿与乳房，赫赫然地立在街头门楼，此隐彼显地闪亮着。 我们与安先生已经熟了，所谈所论逐渐深入。我问：“既然这种性与暴力的电影打上了三X 的记号，禁止孩子观看，为什么还要允许它们做那么大的广告呢？” 安先生答日：“因为宪法上规定有言论自由嘛，就不能禁止他们做宣传呀。” 有几个帽沿压得低低的男人迎面走来，擦肩而过时低低地问：“Smokiing？”我不懂，安先生说，“别理他们！” 有一些店的角门里，倚着浓妆艳抹的女人，见有孤身男人走过，便凑上去搭讪。我问安先生：“是妓女吗？”安先生点点头。 “美国的法律允许妓女存在？” “不，卖淫是犯法的。” “那怎么没有警察来干涉这些妓女？” “这些事都要管，警察怎么忙得过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只要不因为卖淫引起暴力，你就干得了！”安先生说着摇了摇头，似乎对这种现象也甚是不满。 奥克拉荷马市里有一片美丽的人造湖，叫Hefner Lake（赫夫纳湖），坐在湖畔的石堤上，眺望雪片般飞翔的水鸟，实在心旷神怡。 湖畔，立着一座梯形纪念碑，衬着红砖的围墙，简朴而庄重。啊，这儿又在纪念哪位历史名人呀？美国大小城市总有许多塑像和纪念碑，二百年历史都是光荣与自豪。我们好奇地踏上红砖石阶…… “这是艾森豪威尔纪念碑，这个广场就叫艾森豪威尔广场。”安先生介绍。 我的脚步稍稍迟疑了一下，艾森豪威尔，这个名字使我回忆起一张漫画了的面孔，五十年代，“冷战”时期，报上常出现这张面孔，那时我还在小学读书。可是，眼前，站在这纪念碑上的石头半身像，却是一位微笑着的慈祥的老头，他是艾森豪威尔吗？！ 安先生对我说：“你站到纪念碑前，我替你与艾克一块儿照张相。” 与艾森豪威尔一块儿照相？头脑中又浮现出小时候看到的那张漫画了的面孔，心理上的别扭一时憋不过弯，我轻轻摇了摇头。却自己举起了照相机，摄下了眼前这尊微笑着的慈祥的石像。 安先生浅蓝的眼睛盯着我看了一刻，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可是个好人，人们都很喜欢他，是他创办了民间外交，他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地互相了解。” 到奥克拉荷马的第二天，我们与州参议会议长进行了家常般的谈话，然后，又参观了州政府大楼与州最高法院，我们接受了参议会议长赠予我们的“奥克拉荷马州荣誉公民证书”；我们坐在州长的办公桌前拍了照；我们还站在高级法庭的法官席上，模拟着宣判的姿态。我无意地说了句：“这法庭重地怎么也没有门卫站岗，竟由人随意进出呢？” “为什么要人站岗？为什么不能随意进出？”安先生立即反问我，他用手指顺着大庭划了个大大的弧形，激动地说：“政府是我们人民选出来的，这儿是我们人民的共同财产，这就是我们的共产。能阻止我们进来吗？”他哼了一声，满脸的不可思议！ 我被他冲得有点尴尬，这人可真敏感，有点神经质了，不过他倒是挺维护他的国家的尊严的，爱自己祖国的人是值得尊敬的，我不计较他的态度。 然而安先生还没有完，他又指着审判席背后的一排位置说。“看，这儿是陪审团的席位，你们有陪审团吗？” “我们有人民陪审员！”我自豪地回答他。 “哦，你们那个陪审员哪……我接待过你们的法律代表团！”他耸耸肩，表示出不屑一顾。 我生气了，狠狠瞪了他一眼：你可以天花乱坠地夸你的祖国，可你没有权利讥笑我的祖国！ 我们终于到了图桑，午后下了飞机，便心急火燎地催安先生带我们去大沙漠。 万里晴空下的大沙漠呈现出一派惊心动魄的奇异景象，那一望无垠的仙人掌林如汹涌澎湃的绿浪迎面扑来，当我们穿行在那一株株巨大无比的仙人掌之间的时候，只觉得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浪冲击着身躯与神经，你不想说话，只想默默地瞻仰仙人掌的雄风，沙砾在脚下卡卡地作响，烈日在头顶燃烧。 “嗳，你们知道仙人掌为什么浑身长刺吗？”安先生偏要打破令人震撼的沉默，他发问。 “不知道，我们没钻研过植物学。” 安先生很高兴有“教导”我们的机会：“因为沙漠中干旱，少有落雨天，鸟儿和各种小动物都想到仙人掌身上觅水喝，仙人掌便长出了满身的刺，保护自己在沙漠中顽强地生长。” “哦——”我们以为他说的合乎情理。 看到我们听得仔细，安先生便意犹未尽了。“前两个月，台湾来了一位植物学家，我陪他到这沙漠中来看仙人掌，他要研究如何将仙人掌移植到台湾去。台湾人喜欢这种仙人掌，喜欢就喜欢它象征着独立精神……” “你是什么意思？那不就是台独了吗？”我也变得神经兮兮地敏感了，马上联想起他的从台湾娶来的太太，便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的话，毫不客气地质问。 “是的。”安先生冷冷地答道。 我大吃一惊，先生，您也太不含蓄了！您是联邦政府派出的官员，能这样说话吗？ 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生活在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度，我们的立场、情感、观念等等当然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安先生倔强直率，不工于掩饰真情，毕竟年少气盛哪！ 作为沙漠的主人的莫伦·西尔克小姐热情犹如满目的仙人掌，以她的豪爽、真诚在她美妙而神秘的沙漠小屋中招待我们，那一晚，是我们在美国度过的最难忘之夜。 没有琼浆玉液，没有虚辞巧令，西尔克小姐一见我们便畅开胸怀，倾谈纵横。西尔克小姐有印第安血统，她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使我们感动的是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敬慕与赞扬。 “中国好，我喜欢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种安全感，女人半夜里走路不用担心有人用枪对着你。”西尔克小姐热情洋溢地说着，并与我们探讨文学、艺术诸问题，她认为在美国艺术家过多地看见钱，把艺术的真正价值忘了，她甚至于说，“中国现在虽然穷，叵她在一步步走向前，而美国呢，却在走向衰弱……” 安先生起先与我们坐在一起，为我们作翻译，不久，他便沉默起来，不作声了，一杯接一杯喝啤酒，一块接一块吃巧克力。我们以为他累了，同伴一边与西尔克小姐交谈，一边翻几句给我听。过一会，我们发现安先生不知何时已离开客厅，跑到餐室里独自喝酒去了。同伴又说话又当翻译，很累。我便招呼安先生，你来替我翻泽呀！心中不免疑惑：以往安先生翻译总是相当卖力的，今天许是老酒喝多了吧， 安先生勉强走过来，脸上神情极不舒坦。这时，西尔克小姐正在说出版书的问题，她说在美国讲政府坏话的书也是不能出版的。安先生听了，马上对我们说，“能出的，都能出，只是不一定有人要看。当然。不能倡导推翻政府，不能造反。共产党在美国也是合法的嘛！”西尔克小姐一定不同意他的话，他们俩争论起来，可惜我没听懂。 我们与西尔克小姐谈了许久许久，离开她家时，已经是星垂大漠、月照群林了。 坐在疾驶的汽车里，安先生趁着酒意，对我们说：“今天你们该满意了吧？西尔克小姐是真正的美国人，你们应该多接触这种人！”我们愕然，不知他是真情抑或假意？ 安先生年轻力壮，胃口极好，而且似乎很精通食道。每到一座城市，他总要介绍我们去品尝几种特色菜，然而我们吃上去，西菜都是一个味。 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安先生劲头十足地领我们去吃墨西哥菜，那家餐馆给我印象很深，极典雅，一式暗红的台布，壁灯幽明隐约，顾客却少，充满餐厅的只是流水般的轻音乐。 菜是摆得考究，先有冰水、芋片等让你开开胃，盆子是椭圆的镶镀金边的盆，横一条银白的蹲鱼，鱼背上有一线淡墨；斜两筒金黄的玉米饼，饼内卷着绿色的不知什么莱；一角还堆着一蛇胡萝卜丁拌的米饭，另外还有一些红红绿绿什么东西，整只盆子装点得像件精巧的艺术品，叫人舍不得动叉，说是要二十多美元一客，又惹人嘴馋。谁知一上口，大失所望，一种古怪的味道实在恭维不得，况且那鱼肉与饼都很粗糙，我们吃了几口就腻了。看安先生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道好，却苦于无法领会。只是想想待会要付二十几美元的，硬硬头皮又咽了几民最后还是把三分之二的都剩下了。事后想想，实在划不来，吃饭是吃口味，哪能听名声呢？决计往后不再上当了。 以后凡安先生向我们推荐什么风味菜肴，我们都一概拒绝。我们喜爱美国的冰淇淋，那品种繁多的ice cream是我们百吃不厌的；我们还喜爱美国的水果，那些摆在橱窗里硕大新鲜的苹果、梨、葡萄、香蕉常常吸引着我们的视线。买一客冰淇淋，外加一只大苹果，然后随便就一只松软的面包，这种简便的快餐既经济实惠又美味可口。我们经常去吃的另一种餐食是自助餐，付四至五左右美元，任你喜爱吃什么、吃多少，有水果什拉、通心粉汤、甜食等等。此外，便是尽可能地进中国餐馆。 我们和安先生口味不对，渐渐不常在一起吃饭，安先生见我们进冰淇淋店，脸上便挂上一副不无讥讽的笑，有一次，他忍不住对我们说：“联邦政府给你们的钱是够用的！”我们受美国新闻总署的邀请到美国访问，一切费用由美方负担。看安先生那神色，似乎钱就是他的！他以为我们吃快餐是为了省钱攒钱哪，那挂在嘴角的嘲笑使我们难以容忍，不过我们还是忍住了。 沿太平洋的西雅图盛产丰富的鱼鲜，安先生问我：“你喜欢吃海味吗？” “当然！爱吃鱼的人聪明。”我说。 “那我们去吃海鲜！”安先生说。 “去！”我毫不犹豫。 安先生带我进了一家豪华的海味餐馆，笑容可掬的招待都是年轻而面容姣好的女大学生，秀色可餐，叫人感到心情愉快。 “你喜欢吃蛤蜊吗？”安先生问我。 “太喜欢了。”我说。 我料想安先生一定会替我点昂贵的烙蛤蜊的，我不动声色，心想这回可不能让他小觑了我这个中国女作家，但然地与他聊天说地。 过了一会，上菜了，我吓了一大跳：放在我面前的是小山似的一锅烙蛤蜊！这份量的菜一定是几个人一起吃的，我看一眼安先生，好哇，他自己叫了一份什么鱼，笃悠悠地吃起来了。我想他今天是存心叫我好看的了，我稳住气，笑着说：“安先生，我一个人哪吃得下这许多，喏，你也尝尝吧。”动手拨给他一半蛤蜊。安先生浅浅一笑，就吃了。 饭毕，招待送来了帐单，我一看，蛤蜊要近三十美元了，我如数摸出钱搁在帐单上。安先生看了我一眼，“哦，我吃了你的蛤蜊，该还你钱。” “不用了，安先生，”我仍笑着，口气淡淡的，“中国人并非如你所想那般着重美元的。” 安先生一愣，随即解嘲似的耸耸肩，笑笑。 安先生自诩自己对美国多数城市了如指掌，的确，我们沿途所到各地他都能确认无误地带路游览，可是，在图桑，却迷失了方向。 我们的汽车在图桑城中兜了好几圈，仍找不到下榻的旅馆，安先生有点急。天色已一片厚重的黑，周围不像在纽约那般灯火辉煌，每条岔路口都很像我们旅馆所在的街，但是开进去一看总归不对。我们钻进迷魂阵了。 突然，我们发觉车灯照亮的路渐渐陡了起来，啊，好险，前面有个急转弯的指路牌。原来我们的车不知怎么的开上了一座小山丘。车灯扇形地扫着路面，时常有一对对的青年男女拥抱的身影在光柱中闪过。不多时车已开到了山顶，从车窗望出去，四下里远远地飘着一簇一簇的萤火，那就是整个图桑城了。 “风景挺不错吧？”安先生为了安慰我们也安慰自己，说：“这么好的夜晚，何必急着回旅馆，兜兜图桑城吧。” “好嘞！”我们喜欢这沙漠中开阔而幽远的夜，兴奋地说。 安先生把车速打到最低档，小车在公路上无目的地缓行。一旦决定了不去寻路，路边的景致倒也迷人起来。看看街景，我们便海阔天空地闲谈起来。 安先生今晚心情特别平和，他向我们叙述了他的身世。他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们是在欧洲旅行途中结识的。 安先生说，他高中毕业，没有立即上大学，他想做工，为母亲分担一些生活。那时他母亲没有工作，在家照看三个孩子。美国法律规定，孩子九岁以前，家中必得有人照顾。于是他就到墨西哥去了，一边找工作一边自己读书，过看流浪汉的生活。1976年，他考上台北大学，他对古老的文化感兴趣。“我原想到北京念书的，可那时候不能去，所以才考了台北大学的。”他郑重其事地向我们解释。 “没想到安先生你也在生活的底层磨练过呀，你大学毕业后就进国务院工作了吗？” 他摇摇头：“从台湾回来后，开始没找到工作，一直打短工，后来国务院招翻译，我去应考的。” “一考就考上？中状元啦。” “因为懂中文的人少嘛，现在来自中国的客人越来越多了。” “嗳，安先生，谈谈你的恋爱史吧，你怎么会喜欢上中国的姑娘的？”我们问着哈哈地笑起来。 安先生笑笑说：“我喜欢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嘛。在台北大学念书时，与同学一块出去玩，人家就介绍我认识了她，她不是大学生，在做工。” “后来呢？”作家喜欢盘根究底。 “后来她父亲不同意，不准我去她家找她。” “后来呢？”想不到还有波折。 “后来我们就结婚了，生了孩子，她父亲不得不承认我们了。” “哦——”有点遗憾，解决得太顺利。 “我以前恨他父亲，听他说中国活，一点听不懂；后来他认了我这个女婿，我听他说话，句句都懂了，怪不怪？” “心通了，话也通了。”作家的警句。 也许是沙漠之夜清朗之气的熏陶，广漠的宇宙间一切是那么宁静沉着，安先生但然地为我们畅开了心扉，他告诉我们，他的老丈人曾是国民党特工人员，1949年，大陆解放，老丈人奉命潜伏在天津，伺机配合反攻大陆。后来大陆上肃反运动风声很紧，他几经周折，经越南跑到了台湾，因为他会几笔书法，便在国民党里当了个书记官。他的原配妻子带着两个儿子留在大陆，大儿子“文革”中死在劳改农场了，妻子前两年也病故了，现在只有一个小儿子在大陆，生活得蛮不错。 “老丈人对共产党成见很深，可是，现在上了年纪，却天天想着回大陆老家定居，写信来总是托我一旦有去大陆访问的机会，一定要代他打听打听大陆的情况。”安先生轻轻地吐口气，“中国人就是忘不了老祖宗呀。” 这是一个悱恻曲折的人生故事，许许多多这般故事中的一个，闻之令人唏嘘。 汽车沙沙地行驶了一阵。安先生忽然很遗憾地说：“可惜你们不去旧金山了，我真想让你们见见我的妻子和女儿。我的女儿很漂亮……” “像你还是像妈妈？” “说不准，但是比我们俩都漂亮，又非常乖巧，我们替她取了个名字，叫安巧怡，怎么样？美不美？”谈起女儿，安先生一改常态，眉飞色舞，脸部轮廓的棱棱角角都变得温柔圆滑了。他说了许多女儿的趣事，那种深沉的父爱丝丝缕缕溢于言表，令我们十分感动。我们突然发觉安先生原来还是个随和、温柔而可亲近的男人！怜子如何不丈夫？ “哈，前面不就是旅馆吗？”安先生朝车灯投到处指去，大声地喊。 果然，先头兜了几个小时没找到的旅馆，此刻突然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夜已经深了，晚风送来沙漠博大而温厚的呼吸。 也许，老天存心安排了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与安先生开怀畅谈，增进理解，融洽情感？ 我们和安先生像老朋友一般痛快地笑起来。 安先生早早地唤我们起来，说：“今天上午没有安排活动，我带你们去墨西哥逛逛，如何？” “太棒了！”我们欢呼。 从图桑到墨西哥边境的Nogales（诺加莱斯）城，只需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路。因为我们在下午一点前必须赶回旅馆与莫伦·西尔克小姐会面，所以时间还是很紧的。早餐来不及吃了，汽车经过一家食品店，安先生煞住车，我们一起去店里买了面包和饮料，继续赶路。 安先生买了两纸杯咖啡，先喝了一杯，还有一杯准备留在半路上喝，他要开车，腾不出手，便回头对我们说：“替我拿着这杯咖啡。”我接过了纸杯，把它放在座椅的一角。这类纸杯饮料专门供旅行喝的，杯上有紧合的盖，盖中央有刀划开的十字，要喝时不用启盖，只需把吸管从十字口里塞进杯中吮吸即可，若车子微有颠簸，杯中饮料绝然不会泼出来的。 “你们系好安全带。”安先生嘱咐。美国交通规则中有一条，高速公路上行车，乘客必须系上安全带，万一发生撞车事故，人也不至于跌倒，避免许多伤害。 车子上了高速公路，飞快地行驶着，我们快活他说东说西。猛然间，车身狠狠地弹了起来，又狠狠地摔了下去——也许是越过了什么障碍物？我只觉得大腿上一阵的烫，啊，放在角落里的咖啡杯也被弹起，整个儿地翻倒在我的身上，杯盖上的十字豁裂开了，大半杯咖啡泼在我腿上。那咖啡灌进纸杯时是烧得滚开滚开的，只隔了几分钟时间，几乎一点都没冷却。早上出门时，我刚换了身合体的旗袍，袍裙紧贴在腿上，那烫咖啡透过薄薄一层布灼烧着皮肤，再则缚紧了安全带，人动弹不得，直挺着让它烫了。一阵麻木过后，火辣辣地痛起来，我忍不住了慌忙解安全带，一边叫；“安先生，停停车吧，咖啡倒翻了。” 车煞住了，安先生扭过头，皱着眉说：“怎么回事？” “咖啡翻了。衣服全湿了，烫得很。”我已解开了安全带，推开车门一步跨到公路上，让凉风吹拂湿透的旗袍。 “快上车，高速公路上不能停车的。唉！”安先生重重叹口气，像是在可惜他那杯没喝上一口的咖啡。 “回旅馆换件衣服吧，湿透了怎么行？”同伴提议。 “过一会就会干的，不用换了吧？”安先生看看我。 “还是换……换换好。”我说，衣服湿倒不要紧，关键是腿上烫得灼痛，旗袍紧身，如何走路？ 安先生一言不发，重重地关上车门，那脸又板了起来。他调转车头往回开。 到了旅馆，安先生说：“你快上去，我们在车里等你。给你十分钟时间换衣服！” 我勿匆上楼进屋，脱下旗袍，自己也吓了一跳，两条大腿上烫起了一长串燎泡，足有一尺多长，周围的皮肤都烫得通红。我痛，眼泪就蓄在眼眶里了，真想放声哭，可是没有哭的时间了，安先生只给我十分钟换衣服！我慌忙用凉水洗了洗伤口，轻轻拭干了，找了件宽大的裙子换上，匆匆地下楼去。 汽车里，安先生的脸上没一丝笑纹，我上了车，还没坐稳，他就嘟地把车开跑了。 汽车跑得飞快，公路两旁的树木联成一线地掠过。安先生神气不对，我们也不便说话，我弄不懂他生谁的气，难道怪我把他的咖啡倒了？可你的咖啡还烫了我呢！我心想。 汽车越开越快，安先生像是发疯了！ 远远的，传来警车警铃尖利的叫唤，越来越近地揪心。从反光镜里看到，我们车后追上来一部白色的小车，车顶上红色的警铃闪亮地急转。 安先生脸上掠过一丝慌张，他把车速渐渐放慢了。待那辆白色警车跟上，安先生便按了煞车。 安先生钻出车门，我们伏在后窗上看。白警车里出来一位威风凛凛的女警官，她向安先生叽哩咕嗜地说了一通，安先生只是诺诺地点头。女警官往记事本上写了些什么，就上了车，白警车调过头往来路上去了。 安先生回来了，我们问：“什么事？” “超速了，要罚款。”安先生瓮声瓮气地答。 “罚多少？” “不知道，她记下了我的家庭地址，会写信到家里去要的。” “一般要罚多少？” “二十五美元左右。” “哟，这么贵呀。我们三个人平分吧。” 他闷闷地摇摇头，又启动了车。 “你刚才干吗要把车开那么快呀？”我忍不住说。 安先生扭过头大声说：“都是为了你呀，你耽搁了时间，我们要来不及了！” 我还不是替你拿咖啡的吗？我委屈地想，但克制了没与他论理，他终究还是为了带我们去看看墨西哥呀，抑或他自己也想重返旧地，追忆那流浪汉的足迹？ 总算还顺利，我们在十点钟光景过境进了诺加莱斯城，安先生关照我们：只能逛两个小时，十二点前必需离开墨西哥，才能及时赶回旅馆。 安先生显然对这座墨西哥小城相当熟悉，边走边就介绍开了，他走得很快，说得也很快，他说，走快点，能多看几处。 我虽换了宽大的裙子，可是一迈步，那裙据擦着大腿上的伤口，疼痛难当，只得慢慢地迈步，不久便与安先生脱开了距离。安先生好几次回头催我走快点，可我哪儿还走得快呢？安先生恼了，噌噌噌跨到我面前，拔响喉咙说：“小姐，请你跟上我们，这儿并不安全，懂吗？！” 我气极了，对我烫伤的情况他一句也不过问，还这样穷催着快走，真是不通人情！别看我平日里温和气顺的，真上火了也有犟脾气，我偏偏不跟上他，偏偏走得慢，与他拉开距离，自顾自东张西望。 安先生走几步就回头望望我，他不敢与我拉得太远，也放慢了速度，但总与我间距着一段。我和安先生就这样憋着气逛墨西哥诺加莱斯城，沿途几多奇妙景象，我不愿求安先生帮忙，只得自己拍下一连串的空景。在墨西哥，我没留下自己的身影。日后看相本，不免有些懊丧。想想当日之事，笑自己老大的人未免孩子气了。安先生确实是为我们好的，何况我也没告诉他我烫伤的严重度呀。只是他这个人犟头犟脑，往往做了好事也不讨好。 那日下午去西尔克小姐家做客，我给西尔克小姐看了伤处，她大加渲染地告诉了安先生，安先生才知我真是烫得不轻，他有些尴尬地对我说：“在华盛顿发给你们的医疗卡呢？去医院看看吧。”我与同伴面面相觑，总想不会有病的，疏忽而把医疗卡与其他材料一起寄回国了！安先生望着我们苦笑，在美国看病得化许多钱的！幸亏西尔克小姐送了一罐治烫伤的植物油。 “西尔克小姐祝你的伤快点治愈。”安先生对我说，他的浅蓝的眼睛里露出一丝歉意。 洛杉矾（Los Angeles）这一名称来源于西班牙语，是“天使城”（the city ofangels）的意思。 洛杉矶有好莱坞和迪斯尼的魅力。可我到洛杉矾最心切的是与我的小妹见面。小妹过几日便要赶到乔治亚大学读戏剧，她在洛杉矾逗留就是为了等我。 飞机是近午十一点到洛杉矶的，我立即给亲戚家挂电话，我对小妹说：“你等着，我马上来看你。” 拿着地址，对着洛杉矾的地图看了半天，不知如何去得。洛杉矾没有中心城，由许多独立市组成。亲戚家在蒙特里（Monterey），从旅馆到那儿要对角线横穿整座天使城。洛杉矾又没有纽约般四通八达的地铁，我更不敢独自叫部出租车，侦探惊险小说里常常有出租车司机行凶打劫的。唯有去请求安先生了。 安先生一到旅馆便躲进房间不出来了，在门外只听他得拉——得拉——地拨电话。敲开房门，隐约觉得安先生神情有些沮丧，没时间探究了，我道了来意，求助地望着他。他又皱了下眉，我知道他在烦我事多，现在我已摸透他的脾性，尽量别去计较他的表情，他往往喜欢摆出不屑一顾的傲气，然而又往往是有求必应的。 “现在我在等华盛顿的一个电话，然后，我得去出租汽车站领取我们预定的车……”他沉吟片刻，“好吧，你跟我去领车，从那儿直接送你去蒙特里。” “谢谢，安先生。”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他冷漠地看看我。 等他接了电话，我们来不及去吃午饭了，叫了部出租车去汽车站。我以为花不了一小时便会到蒙特里的，谁知到汽车站就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看看地图，去蒙特里还有一大半的路，我差点没昏过去。 仅从旅馆到汽车站的出租车费就要二十二美元，我抢着付了。安先生说，这车费他可以报销的。我坚持不要他还，心想，倘若我自己叫出租车去蒙特里，化三倍钱还不够。 “快走吧！”安先生坐进了我们预定的车。 “你……不饿吗”？我看看表，快一点了。 “来不及了，再晚，公路上车辆堵塞，半夜也到不了蒙特里。”他说。 洛杉矶有一个庞大的快速和超级公路网，汽车就像在蛛网中穿行，在每个岔路口都得停车研究一番地图。沿途的景色瞬息万变，时而是高楼耸集的都市，时而是树丛苗蔽的山野，我惦着小妹一定倚门引颈地等我，没心思欣赏。我不好意思再催促安先生，在这一路上，他几乎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我想到他是饿着肚子开车，实在有些内疚。 日头随着车行渐渐地西移，街尽头的天际涌现出五彩缤纷的晚霞。我们终于看到蒙特里的路牌了，我擦擦额上的冷汗。 安先生叫我把地址再让他看一遍，是蒙特里市的一条名称古怪的小巷：Orange（奥朗吉）。蒙特里有多多少少这样的街巷呀，还得一条一条地去寻。 “你就把我撂在哪个大点的商店门口，我给亲戚挂个电话，让他们来接我。反正总在蒙特里了。”我想到安先生回旅馆还要二三个小时，忙对他说。 他不以为然地瞟了我一眼，去饮料摊买了两罐杨梅汁，掷给我一罐，仰起脖子咕咕地喝干了，便又开起了车。 我们到底找到了奥朗吉街，安先生把车停好，与我一起挨门挨户地查号。我心想到了亲戚家，一定要拉安先生进去坐坐，并请他吃顿丰盛的晚餐。 听得有人唤我的名字，是亲戚站在门口等我呢！哦，总算找到了。小妹手舞足蹈地从门里扑出来与我亲热。我忙介绍安先生。亲戚与我一起拉安先生进门，可安先生执意不肯。 “那怎么行，你到现在还没吃午饭呢！”我说。 “我会自己解决的，今晚你一定得赶回旅馆，无论何时到，给我挂个电话！”安先生一脸的公事公办，我意识到这是他工作的规矩，便千谢万谢地道别。 晚上亲戚请我与小妹上馆子吃了一顿，又谈了一会，小妹舍不得分手，我说，就搬到旅馆去住吧，和我挤一张床，跟安先生打个招呼，没关系。不知怎么，我已十分信任安先生了。 亲戚开车送我们去旅馆，夜晚，车行得快，十点多钟，我们回到旅馆，我即给安先生房中挂电话，他果真没睡。 “安先生，我把小妹接来住几天，行吗？” 他迟疑一下，说：“好吧，明天跟账台上打个招呼。” 小妹说：“你们这个安先生真好。”为了表达谢意，小妹要送给安先生礼品。我关照她：“说送给他太太，他会更高兴。”小妹真这么说了：“安先生，这点礼物送给你太太呀。”安先生尽管还想保持严肃的模样，可嘴角抑不往往上翘了。 笃笃笃，有人敲门。“请进！”我们叫，原来是安先生，真怪，安先生今天的神情有点古怪，好像有什么心事。 “安先生，请坐请坐，什么事？” 安先生坐下，干咳了一声：“是这样的，我接到从华盛顿来的长途，那儿有个新任务等着我，我不能陪你们去西雅图了。” 我们怔住了，这消息来得太突然。“让我们自己去西雅图吗？”我们紧张地问。 “不，新闻署将再派一位翻译来陪你们，是位女士，这下你们可满意啦。她这两天就到，等她一到我就走。” 按理说我们是该放心了，可不知怎的，心里像突然被挖空了一块，满不是滋味。 安先生话说完了，似乎该起身走了，可他仍坐着，心不在焉地东看看西看看。他的蓝眼睛里盛着什么？像是期待，又像惆怅。 我们似乎是应该表示些什么的，可又像有什么东西阻止着我们。 大家都沉默了。 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同伴故作轻松地说：“哈，走了个‘党代表’，来了个‘女连长’。” 安先生站起来，像是有些失望，不再说什么就告辞了。安先生一出房门，我们就商讨起来，应该请安先生吃一顿饭呀。人到别离之际，便想起了他的许多好处，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这一路上还多亏有他在呢！ 我们立即拿起话筒，把这个决定告诉安先生：我们要为你饯行。安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我们让安先生自己挑个他喜爱的饭馆，他却挑了家简陋的中国饭馆。我们想照中国人的习惯点许多莱，安先生却坚持说不要，每个人自己点一个自己爱吃的莱。入乡随俗，我们还是顺了他。这餐饭吃得有些沉闷，安先生更是不吭一声。我打破僵局，问安先生：“那位女士何日到呢？” 安先生望望我们，“还没一定。” 又沉闷了一会。 “安先生，其实让她去接新的任务，何必换来换去呢？” “是嘛，安先生，我们都熟了，就剩西雅图，你就送佛送到西天嘛。” 我们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安先生的脸忽地光彩起来，我们知道，他一直是在等待着我们的挽留。 “噢，恐怕不行呐，来了几位台湾客人，上面指定要我去陪。”他半是得意，半是为难地说。 “噢，原来是你想去陪台湾客人呀！”我们说。 “不不不，”他连忙否认，“我也不想去的，和你们在一起，我觉得很愉快。我再跟华盛顿打电话，商量商量。” “你可要尽量争取呀。”我们叮嘱。 安先生十分高兴地点点头。 第二天傍晚，安先生兴奋地告诉我们，他不回华盛顿了，和我们一起去西雅图。 同伴一直等着与派克见面，白先生为她四下联系，都没着落，听说派克是隐居着，谁也找不着的。同伴灰心了，日程安排了我门去西雅图的各项活动。 然而就在我们到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参观的时候，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中国交流处联络主任吴甦女士告诉同伴，她与派克联系上了，派克非常高兴与中国女作家见面，只是正碰上奥斯卡颁奖大会，太忙，要拖迟两天。 同伴喜出望外，高兴得欢呼起来。可安先生说：“不行呀，我们必须准时赶到西雅图，那里的活动都安排定了，一个妇女出版社和一个书店为你们召开作品朗读会，通知都发出去了。” 同伴连连说：“安先生，你想想办法嘛，是不是给西雅图打个电话？” “不行！”安先生决然地说：“定了的计划随意更改，往后谁还愿意接待国际访问者？” 同伴显得十分沮丧，盼了许久的事顿成泡影，岂不可惜。我提出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安先生，要不我跟你先去西雅图，让她留在洛杉矶等派克。” “让她一个人留在洛杉矾？”安先生摇了摇头，“不行。” “怕什么，你把她交给我，我保证过两天让她平平安安到达西雅图。”吴甦女士出面为同伴求情了，还拍胸脯打保票。安先生碍着吴女士的面于，迟疑半天，只得答应了。 为同伴换机票什么的，安先生着实又忙了一阵，临去西雅图前，他盯着同伴千叮嘱万叮嘱：“看清飞机票的时间，到时候我们在西雅图等你呀。” 安排停当同伴的事，安先生回头对我说：“我们下午三点出发去机场。” 我想起洛杉矶密如蛛网的公路，担心地问：“三点出发？来得及吗，不要误了飞机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别开什么玩笑了！”安先生莫名奇妙地朝我发火、他心情一定不舒畅，也许，让同伴独自留在洛杉矾，是他的失职吧？ 从洛衫矾到西雅图，安先生一路上心事重重，一言不发。 西雅图迎接我们的是细雨绵绵的阴霾天，安先生的脸也一直不放晴。 第二天，我们上午参观一所日侨办的养老院，下午与妇女出版社的女经理座谈，晚上出席了专为我们举办的作品朗读会，会开得很圆满。安先生对我说，同伴不来参加这些活动太可惜了，跟派克见见面有什么大意思？我说，都很有意思。 第二天，应该是同伴到达西雅图的日子，可是却接到洛杉矾的来电，派克会见同伴的日子还要推晚一天，所以同伴也要再延晚一天来西雅图了。偏偏华盛顿方面听说了只有一位女作家去了西雅图，以为出了什么事，连连打电话查间，电话追踪着我们的参观点，找安先生究问情由。安先生的脸阴沉得像暴雨来临前的天空。 活动计划里原本有一项安排，由同伴在西雅图定居的舅舅出面宴请我们。同伴不到，这项活动自然也就取消了。有半天空余，安先生对我说，开车带我去雷尼尔国家公园观看终年积雪的芒特雷尼尔峰。 次日早晨，在旅馆的餐厅吃早饭，安先生像对自己又像是问我：“此刻你那位同伴不知在什么地方？”他担心着呢。 “呵，今天派克要与她见面了，或许还会让她参加奥斯卡颁奖会！”我羡慕地说。 “派克怎么会同意见她的？”他又发问。 “派克与她在通信中早就是老朋友啦！” “不见得吧……”他拖长了语调，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气，“我在想，她穿什么衣服去见派克？” “你说得穿怎样的衣服？”我也不以为然地反问。 “我们美国人会穿晚礼服，有的要一千元一套呢，你们好像没有晚礼服吧？” 我肚子里暗暗来气，说：“不穿晚礼服就不能进门？以衣取人吗？” “能进，当然能进，只是嘛——”话中有话。 “在中国，旗袍是最美的传统服装。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习惯！”我寸步不让。 安先生暂时收兵，埋下脸吃煎鸡蛋。 过了一会，他又开口了：“你的同伴回国时要取道香港探亲，可是只能逗留七天时间。” 我隐约感到安先生今朝心里憋着什么，总想挑岔衅事，便小心斟酌词句：“听说到了香港还可以申请延长签证期。她与她祖父二十多年不见了。” “不行的，香港当局对大陆去的人管得最严。” “为什么？”我脱口问。 “怕你们大陆人赖在香港不走呀。他们对日本人美国人就松了，因为日本人美国人不会留在香港的……” 一股怒气嗖地窜上脑门，我忍受不了这种挑衅的话语，我要维护人的尊严，我再也顾不得什么态度友好不友好了，不等他话音落地便大声地说：“你太小看人了，我们根本不想留在香港那弹丸之地，再说1997年后，香港就回归祖国的怀抱了。” 安先生一时无言以对，脸色十分尴尬。停了片刻，他突然说：“明天不去雷尼尔国家公园了！” “为什么？” 他沉吟一下，说：“路太远，时间来不及。” “你骗人！你不愿意带我去，就直说！”他被我点穿，气不知打哪儿出，吼道：“你别装傻！” 我弄不懂他说的“装傻”是指什么，也许他并不能确切地运用中文中“装傻”这个词意，但是他蛮横的态度把我激怒了，我正色道：“请你说话客气点！我是你们政府请来的客人！” “你为什么说我骗人？” “你昨天为什么没想到雷尼尔公园路远呢？” “你们中国人就是偏执！” “我有许多美国朋友，没见你这号的！你们美国人不是最讲Lady first吗？” “现在男女平等啦！” “尊重妇女才是男女平等呢！你必须向我道歉！”…… 我们唇枪舌剑，餐厅里其他顾客纷纷回头看我们，他们听不懂中文，不知发生了什么，惊惶得很，我冷静下来，不能让别人看笑话了，便立起身去账台付账，安先生也气呼呼地出来了。 西雅图的大街上行人很少，空气极清爽，从海上吹来的风让人安静。离约定参观的时间还早，我们逛街，隔了一段距离，像陌生人。不过走几步，安先生总是要回头看看我，他大概怕我一怒之下怎么样吧？我自管自走进一家书店，书架上有一本介绍中国名胜的游览书，封面上那块红色的地图像火一般跃入我的眼帘，心头一热，鼻根酸溜溜的。此时此刻，我忽然十分地思念起亲人，思念起家来。我忍住没让眼泪淌下来，因为我知道，安先生必定也进了书店。 那一整天，参观活动排得满满的，上午去看一所监狱，下午与自然环境研究所两位博士交谈，安先生仍然一丝不苟地为我翻译，我仍然盘根究底地向他提问。但是空余时间里我们互不理睬，互相僵持着。 傍晚时分，安先生打电话到我房中，说：“王小姐，请你下楼来，该去吃晚饭了。” 我下楼，看见安先生坐在大厅的沙发里等我，我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了，便走过去。 安先生说：“王小姐，关于早上的事我可以道歉，可你想控告我骗你，我不能接受！” “什么控告？”我奇怪地问。 “你不是已经暗示了吗？你要向我的上司控告我……”他小心翼翼地说。 我猛地醒悟过来，安先生担心我去华盛顿告他，得罪了政府的客人，怕要丢饭碗吧？这一整天，他内心一定如煎似熬了。我想起他的坎坷的生涯，想起他的妻子与女儿，心中不知怎地涌起一阵歉疚。我理解他，他的经历使他容易将人际关系想象得冷酷与自私。我十分平静地对他说：“我从来没想到过要向谁控告你，我只是想得到平等与尊重。” “那好，我现在就向你道歉，我说你‘装傻’，我向你道歉。”安先生马上爽快地说了，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 “我当时也不够冷静，把这场争吵忘了吧，我们仍是朋友，是吗？”他一说好话，我的气就消了。 “我们都很直率，也都很任性。”他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轻轻地笑了，这两天来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 我们去餐馆吃海鲜，像是什么也没发生。待我们转回旅馆，同伴来了电话，她已经安全抵达西雅图，一切都很顺利。安先生的脸多云转晴，阳光灿烂了。 紧接着，我们与安先生告别的日子也逼近了。 这是我们在西雅图的最府一个下午，也是我们在美国本上的最后一个下午，明天一早，我们将乘飞机去太平洋中的珍珠——夏威夷群岛，而安先生将返回旧金山，与他亲爱的妻子女儿共度假期。 安先生说：“现在还来得及，我带你们去看雪峰。” 我惊呆了，没想到安先生还时时惦着他许下的诺言，“安先生，我查过西雅图地图了，你没说错，一个下午时间去雷尼尔公园确实太紧张，明天还得赶早……” “不用到雷尼尔公园，西雅图近郊就有雪山。去，一定得去！不看到雪山，往后你们要骂我这个陪同的”。安先生点了点自己的鼻子，“我可不想再挨骂。” “你也骂得我不轻呀！”我笑着说，他也笑了。 在洁白而宁静的雪山中痛痛快快地玩了一下午，回到城里，天已墨墨黑了。同伴这晚要住在她舅舅家，我们商定了，明天早上七点钟在机场入口处碰头。我们的飞机是八点三刻起飞，而安先生搭乘的去旧金山的班机是九点起飞。安先生说，他送走了我们，正好去赶自己的班机。 “只有一刻钟的余地，太危险，安先生你别送我们上机了。” “没关系，我腿长。”安先生甩了甩腿说。我发觉，安先生情绪轻松，话多了，脸上的笑也多了，“我跟太太通了长途，她明天带着女儿到机场来接我，啊哈！” 明天早上，我们就要和安先生分道扬镳了，原本打算晚上找他话别话别的，可爬雪山爬得太累了，转念想想，明早去机场餐厅共进早餐，再话别也不晚呀，便早早地歇息了。 这一晚睡得死沉，被电话铃闹醒，是安先生催促起床了。在西雅图几日一直是阴雨的天气，临走的早上，天却放晴，碧空如洗，清丽淡远，海风载着晨雾在高搂间徘徊。 安先生和我七点差五分就到机场了，同伴还役来。安先生说等同伴来了再去签票托行李，然后去餐厅吃点快餐，时间充裕得很。 我们坐在大厅里等同伴，我心里斟酌着侍会要跟安先生说些什么告别的话。要表示对他的感谢，当然得感谢他，他的负责，他的一丝不苟，他的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使我们的旅行顺利而且充满趣味。要表示对他妻儿的衷心问候，当然要问候，我们老祖宗相同嘛。要表示欢迎他与他的一家到中国访问，真心希望他来看看中国，我们之间的某些隔阂与误解不正是因为相互的不了解而产生的吗？还要……向他表示一点歉意，请他原谅和理解我有时的任性和冲动，正如我也原谅和理解了他有时的倔犟和焦躁一样。我们有很多的差距和差别，可我们也有相同之处，我们都正直而热情，我们都爱我们自己的祖国和亲人，我们都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自强不息地奋斗，我们都在为人类的进步而努力地工作……在美国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与他相处最多，了解也最多，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青年的形象，这难道不是此番访美的最大收获吗， “哎呀，都七点二十分了，她怎么还没来？”安先生焦急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沉思。“安先生，她一定睡过头了，会来的。”我说，“要不你先去餐厅吃点早饭，我在这里等她。”一个大小伙子不吃早饭可不行呀。 “不，不行，你在这儿等，我去那扇门等。”安先生紧锁眉梢，神色十分严肃。 又过了二十分钟，同伴仍未到。 “你有她舅舅家的电话吗，快问问，他们的车几时开出的。不要出交通事故呀！”安先生额上渗出一层冷汗。 我慌忙找硬币打电话，电话铃响了半天，没人接。“安先生，家里没人，她舅舅舅妈一定都去送她了。再等一会，大概马上就会到了。” 又过了二十分钟，同伴还是未到。 安先生脸色发青，两颊的线条绷得像弓弦，手指捏得格格格的响，阴沉地说：“她不到机场，我们俩今天都不能上飞机！” 我知道安先生把情况想得很严重，我坚信同伴不会发生意外的，我以为她也许又跟舅舅舅妈逛街去了，头次见面的外甥女要返回大陆，舅舅舅妈要买些礼品也是情有可原呀。可是……同伴平日谨慎得很，怎会把时间扣得这么紧巴巴呢？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快近八点，离飞机起飞只剩半个钟头，安先生已彻底绝望打算换机票了。 突然我心头一亮，真是的，怎么早不想到，或许同伴早就进了机场，在候机室内等我们呢？我忙对安先生说了，安先生不相信：“明明约好在机场门口等的，她怎么会先进去呢？” “会的，肯定会的。”我有种预感，“安先生，我们去服务台查查嘛。” 没有别的办法，安先生不抱任何希望地去服务台询问。果真！同伴已经签了票，领了座位牌了！安先生吁了口气，轻轻摇了摇头。于是，赶紧签票、托行李，弄妥这一切，时间已是八点半多了，离起飞时间只剩十分钟了。 “安先生，你别送我了，去找自己的班机吧。”我担心他要脱班，从机场门口到候机室还有好长的一段路，上上下下许多拐弯呢。 “不，不行，我得亲眼看你们登上飞机。”安先生说。 “你要赶不上自己的飞机的。”我警告他。 “没关系，去旧金山的航班多得很。” “可你太太和女儿要空等啦，” 他叫人看不出地犹豫了一下，我是感觉到的，随即他一甩头发：“哦，我能赶上飞机，我腿长呀！” 当我们俩小跑步地奔向候机室，八点三十五分！ 候机室里没有同伴的身影！安先生怔住了。 “安先生，你走吧，她一定已经上飞机了。”我说。 安先生一步跨到入机口，对航空小姐说了一通，请她上飞机看看同伴在不在机舱里。 就在这一刻，同伴的脑袋从入机口探出来了！“哎呀，我急死了，马上要飞了，你怎么才来呀！”她埋怨我。 “说好在机场门口等的嘛，你先进来也不打个招呼，安先生急坏了！”我也埋怨她。 “好了好了，人都在就好了，祝你们一路顺风呀！”安先生乐呵呵地把我们推进入机口，朝我们一挥手。 “安先生……” 安先生已经撂开长腿跑了，去赶他的飞机了，他跑得很轻松。带着与妻儿相会的急切，带着圆满完成任务的喜悦。 我们没来得及跟安先生说一句道别的话。 飞机冲入云海，飞向辽阔而深邃的太平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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