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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情调：被滥用的社会意识 如同我们早就看到的那样，情调主义不仅继续收割着它的胜利果实，它还在继续地扩张着它的地盘，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通过“速递”、“上门服务”而如期而至的鲜花、水果花篮以及其他与情调有关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作是“送上门的情调”。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情调主义在这座城市的蔓延和扩张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从历史传统而言，情调主义早就是城市的主流意识之一。我们不是早就听说了发生在和平饭店底楼爵士乐队中的故事吗？我们不也早就耳闻了流传在红房子之中的传奇吗？今天的上海人更是将情调辅展于生活的每个领域中，他们将带着充分怀旧意味的壁炉放进了家中（虽说这壁炉永远不会冒烟），他们使屋子的每一处都带上了浓郁的原木风格（虽说水曲柳的贴面本身也是现代工业的产物），他们还把家中的大阳台做成了一个荟集着海水鱼、人工草地和白色座椅的阳光屋（虽说这种阳光屋以迈阿密的标准来看显得十二分的牵强附会）。城市生活日益地显出它精雅的特点，也显出上海的特点，它传承了自上一世纪就逐渐发展起来的这座城市生活方式中的若干魂魄，它又汲取了这个世纪末期域外的生活模式中的若干精粹，可以这么说，它正表达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那种“形而下”层面里的意义。这一切非常正常，这一切有着它存在的充分理由，要小心的只是情调主义的滥用以及这样的滥用最终将导致它不幸地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导意识。 我在这么言说时有着充分的根据。翻开每一份杂志，你都不难看到情调主义信徒的热狂宣扬；打开每一份报纸，你都不难读到情调主义自我的“恋人絮语”，当然在电子媒体里你同样将“声情并茂”地接受著有关情调主义的无数说法和多种演绎。与此同时，在“情调的生活”和“生活中的情调”等等的聒噪声中，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非常重要东西却被悄悄地置换了。换言之，我们生活中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变成了对情调的把玩或者对情调的品赏，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似乎就是在阳光灿烂的下午坐在原木铺就的空间里，以“卡巴基诺”的名义追怀那个含糊不清的三十年代，要不便是在暮色四起的黄昏斜对着人工的壁炉，以“卡鲁娜”的方式沉醉于更影影绰绰的十九世纪，两个人的心灵怎样抵抗日常生活的腐蚀这个重大的命题，则被弃置一边。 而这个命题是无法忽略的，只要我们并不麻木不仁，并且对生活的意义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情调生活无法替代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积极的探索、紧张的思考、富有意义的遐想——也不可能在情调生活里获得。小情调永远只能点缀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角落或者一个层面，对它的滥用将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悲剧。 指向空洞的“咖啡文化” 在我们言说了不断地被滥用的社会意识“情调主义”之后，现在，我们有必要来言说“情调主义”的物化对象——那四处泛滥的“咖啡文化”。 当这座城市开始了它的极具意义的开放历程，我们同时也看见了“咖啡文化”的滥觞。在这之中，一种叫做“雀巢”的咖啡以其无以伦比的推介力度而使得中国的每一座城市的子民深刻地认识了它（尽管不一定是深刻地认同着它），有关“雀巢”咖啡的广告语成了这个时期的城市文化标志之一。接着，当“雀巢”咖啡失去了它的霸主地位之后，咖啡文化并没有失去它泛滥的势头，我们在大众传媒上目击了“卡巴基诺”咖啡的盛行，目击了“哥伦比亚”咖啡的风靡，目击了“摩卡”咖啡的崛起和瘐澄庆对它的“让我一次爱个够”的推介；与此同时，各种风格的咖啡馆如同雨后春笋般遍布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它们以空间的形式对咖啡文化似乎正作着强烈的呼应。现在，一切都已具备：回味不同的咖啡，形态不一的咖啡馆，而走入咖啡馆品尝咖啡的人想来也比比皆是，他们正一同注释着今日的咖啡文化。这种文化最关键的内涵是：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已有着固定的节奏，他们早已超越了“温饱阶段”，更不用谈“生存阶段”，悠闲地品尝各种咖啡从而悠闲地品尝生活中的万般滋味，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主题，与此同时，它也逐渐地成为广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且绝对不是这样。 在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人群中，我们看见的是庞大的下岗人群和准下岗人群，正为了他们的“生存”而不是闲情逸致拼命地奔走着；我们又看见的是日益壮观的白领人士和他们的边缘同盟军正为了他们的“发展”而不是散淡心情着力地忙乎着；我们还看见的是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正为f他们的进一步成功而短兵相接而图穷匕见着……社会中的主要人群在今日的时代里都处于一种“逼迫”或反逼迫的状态中，他们没有多少可能以冲淡的心情在搪懒的秋阳之中品尝“卡巴基诺”和“哥伦比亚”咖啡，更不用说去把玩这之中在文化匕的细微差别。 今天，小部分热衷于咖啡馆麇集的男女，他们决不是为了自己骄傲的口感而来，他们心不在焉地喝着咖啡的同时，那全部的精神都集中于所捕猎、所发泄的对象上，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越轨者情感；而广大男女举起咖啡杯的时候，他们也无暇细品，他们将咖啡当作“提神剂”，在今天的生活里他们不得不时时刻刻打点起精神。 泛滥于世的“咖啡文化”就这样地指向了空洞，它不仅没有反映出我们生活的真实状况，而且还将这种状况作了严重的歪曲：一种绝对是未来社会的图景被提前移置到了我们的身边，肚界仿佛真的只剩一下各式各样咖啡飘散的浓香、清香和幽香，人们仿佛真的个个在品尝咖啡，个个进入了新时代的伊甸园，而我们生活中的全部严酷、沉重和悲凉，已经微不足道，已经烟消云散。 我们不知是谁在有意地炮制指向空洞的咖啡文化，我们只知这种空洞的咖啡文化的第一受益者——打着咖啡文化的旗号、拨着个人算盘的中外商业主义者。阳光下的共享空间 多年以前，天才的约翰·波特曼便以他对建筑的独特思考为这个世界也为我们这座城市带来了“共享空间”的超凡理念，稍后，我们先在崛起于上海四方的宾馆、后在遍布于城市四周的购物广场中感受着这种理念的物质化呈现，其中的上海商城堪称“共享空间”的最为成功的范例。在所有这些空间中，我们充分地享受着优美环境中的人文气息，也扩张、加深着我们对空间在这个时代里的理解。 然而，一种遗憾始终存在，所有的“共享空间”都只存在于建筑的内部，严格地说，它们都是一些与阳光、地气和土壤隔绝的所在，都是人工制作从而反自然的所在，它们远离了人的本真状态，生命的真实处境。于是，某种意义上说，“共享空间”成了这个时代建筑思想的傲慢反映，在城市新兴开发区——虹桥或者陆家嘴——我们看见了这个时代的不屈不挠的努力，那一幢幢摩天大厦争相比拼着各自的高度，比拼着远离土地的技巧，仿佛在这种比拼中显示着人类的真实欲望：只要努力，我们一定可以达到与太阳一样的高度。与此同时，土地上的一切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托付着我们生命的大地与我们的关系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人们不再向自然学习，更不用说膜拜了，人们在远离土地的空间里自鸣得意，人们与自然的关系至多是在自己的空间里放上一些人工的、复制的、用化学方式处理过的各类花卉，从而表示他们与自然的接近，但他们的灵魂其实是悬在高高的空中的。 已有种种迹象表明远离土地因而远离自然的趋势正方兴未艾，在城市中偶尔出现的一些与自然更为和谐的“共享空间”——比如开放式的淮海公园、放飞信鸽的人民广场——在总量上还不能说明更多的东西，而远离土地的高密度建筑在这座城市的反复推出，依然在不断地粉碎着我们对生成于阳光下、大地匕的“共享空间”的渴望。 也许，还要再过若干时候，人们方会理解他们在远离土地的现代史长征中走得过远了，他们在离开自己的游牧生活、田园生活之后，在远离地气、土壤和阳光的钢筋树林里的逗留，已提早耗尽了他们的精魂，使得他们只剩一具干瘪的躯壳。 豪华游艇与超消费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豪华游艇被推介到我们这座城市已有若干的年头，在最初的时候，它着实地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因为作为居住在一座处十发展中时期城市的市民，通过“西端”和其他牌号游艇的形象，他们无疑惑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强劲实力、第一第二世界具有示范性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常常只能在“好莱坞”影片里方能领会其神髓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豪华。 媒体的强烈鼓吹，商业集团的努力运作，广大男女的不由自主的迷恋，这一切都成了那个时期情感的必然反映，人们也因此记住了“福克”、“皇朝”以及稍后的“格兰特”等游艇俱乐部，也记住了那些疯狂一时的“金卡”、“银卡”的炒手。 今天，豪华游艇在我们这座城市的现实情境使人们较以前更清晰地认清了一些问题，不少游艇俱乐部开始将目光投向中消费层，同时不再将“金、银卡”的推介作为唯一的销售方法；而广大的人们也不再简单地想象豪华游艇与自己的关系，不再将幻想错误地置放于一个其实与自己无关的休闲空间，这所有的一切部说明了以豪华游艇为象征的超消费目下受到的阻击局面。 当然，如果有人因此将这一切看作是高消费全面崩溃的象征，那就过于简单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消费是这个时代的男女所梦想的东西，也是这个社会的人们所追求的东西。由于时代的急遽变化和社会的严酷分层，在今日的生活里是有着被叫作成功人士的那些人们的，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能够占据高消费的领地，在他们那里，高消费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词语，我们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国为今天的生活中还存在着低消费层面而将高消费看作是一个邪恶的咒语。然而，超消费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它是对高消费的超越，它完全无法对应我们的社会、我们今天的消费现状，即使以那些成功人士的标准来看，超消费也无法完全地符合他们的消费现状，更不用说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们，超消费因此便成了一个极其空洞的词语，成了一个在本质的意义上暂时还无法实现的神话，一个如果你不加以警惕便会腐蚀你心灵的怪物。 只是，一切并不那么令人沮丧，因为我们的城市正在迅猛地发展，分离的各个阶层中自会产生出能够对应超消费的人们，那时，豪华游艇便不会只是一个远离人们、远离生活的西方化的尤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切的到来不会太远。 “天价消费”的崩溃及其他 一度甚嚣尘上的“天价消费”在99年2月彻底复归于平静。昔日需用数万美金换得一张VIP卡方能消费的游艇俱乐部而今关门大吉；过去要用25万乃至更多的人民币方能购得其中一件的福吉尼家俱而今风流云散；而对我们这篇文字有着特别意义的杰尼亚服装依然在它过去的高价位上孤独地守候到了今天，仿佛就是那个永远寂寞的麦田守望者。 有人禁不住会拍手称快。崩溃的“天价消费”完成的不就是平民们的内心暴动吗？过去，他们将高高在上的价位和它所象征、隐喻的生活方式视作为对自己的冷酷挑衅，视作对他们捉襟见肘的生活的藐视和践踏。如今一切颠倒了过来：在99年2月温暖如春的冬日里，人们并无多少困难就在左膀右臂上背起一只200元上下的“路易·威登”，走过“美美”、“锦江迪生”以及“梅陇镇广场”时他们可以尽情地嘲笑那些寒冷地垂挂在玻璃橱窗中的世界品牌，在这个年份，他们的内心获得了平衡和平静。 我也有类似的同感，但不免还有些疑问。 我想说，对这个时代而言，“天价消费”成为主流那将是一种真正的灾难，因为这不仅将混淆社会的不同等级，还将百倍地助长人们内心中攫取财富的欲望，最终导致罪恶、贪婪的产生。然而，我深深地怀疑某些人对“天价消费”的仇恨心理。因为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平民主义者”的内心深处较之其他人更渴望着“天价消费”，如果有朝一日他们真的能够占有“天价消费”的话，他们会以其他阶层的人们所不可比拟的激情来炫耀和鼓吹“大价消费”。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这些人们在今天对“天价消费”的崩溃所表现的欢天喜地的心情，其实说明的不过是他们在“向上爬”时那种插琐的内心挣扎，而他们昔日对“天价消费”的仇恨，也不过是说明了他们内心中对“天价消费”的又爱又恨的卑微心理。 在昨天，我们不必去羡慕所谓的“天价消费”；而在今天，我们也不必去诅咒“大价消费”。 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现实的意义上，这座城市依然需要绅士般的“杰尼亚”，在平民生活之外的某一个角落，在寻常区域之外的某一个处所。 让我们选择甲A 在相当的时候，言说表现为一种冒犯，甚至表现为一种挑衅。 譬如此刻。 当甲A联赛似乎又像模像样地开始它的99年这一轮竞赛时，我想说的是，假如我们有足够理性的话，我们应该“选择甲A”，并不是每一场甲A足球赛我们都非看不可。 我明白这种说法就是冒犯，就是挑衅。 让我更为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 我十二分地同情“球迷族”的行径。这些年轻的男女们，他们既然狂热得宁可挨耳光也要去乞讨某些球星的签名，他们当然不可能去选择甲A； 我十二分地理解我的同事们的举动，我指的是从事体育报道，更准确点说是从事足球报道的记者们的举动，他们才华出众、热情洋溢、极其敬业，但受制于媒体这一基本事实使得他们没有多少自由空间，而他们对甲A的超常情感使得他们夸张了甲A的真实情景，他们因此也不可能去选择甲A； 我同样十二分地心领神会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之外的商业集团的心情，出于他们无与伦比的嗅觉能力，他们把球场直截了当地理解为新利润的增长点，而刚刚开始的99甲A联赛显然将满足他们对新一轮财富聚集的想象。 然而，我坚持“选择甲A”。 我们有多少理由每场必看甲A呢？说句不那么中听的话，与去年相比，他们依然故我、如出一辙，与我们每天在电视媒体上所看到的国外球队相比，他们更显得捉襟见肘、干孔百疮；而说句真实的话，当那些铁杆球迷在热火朝天地起哄时，他们心里明白这场球赛其实并不精彩，当他们在苦心孤诣地评点时，他们内心里同样一清二楚这个人球其实极其勉强，以至于最后，当他们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只能反复地谈论那个不走运的徐根宝和相对走运的塔瓦雷斯，这情景实在过于“卡拉OK”了一点。 “选择甲A”因此就极其自然，即使“拒绝甲A”也属题中之义，只要我们的甲A联赛没有始终如一地表现出近似于英格兰超级联赛的速度，只要我们的甲A队员没有全力以赴地展现出接近于巴西足球选手的水平，我们就有十二分的理由去选择和拒绝。 我相信，即使这是十足的冒犯，我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询问：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我们的甲A能够真正地脱胎换骨？ 足球让我们英雄气长 生活中常有的乏味已经为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一些人深刻地觉察和感受到。 英雄虽未遁迹，但似乎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而今充塞在我们视网膜上的是涂着“巴勃里”或者“乔其·阿马尼”香水的城市时尚男人，他们为我们这个日益柔软化的年代作出了同样柔软化的注解；要不便是拎着“帕里”或者“尼娜·瑞区”皮包的城市白领女性，她们亦为我们这座日渐摩登的城市作着同样摩登的象征。在洋溢着足够泡沫气息的红茶坊中，你能够一目了然的是对“品位”、“情调”之类东西穷追不舍的X世代，但你永远不用奢望会遇上一个古龙小说中玉树临风的大侠，或者干多年以前在古驿道边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的豪杰；在轰然作响的迪斯科广场里，你可以感同身受把玩、表现“酷”的意味的新新人类，但你同样难以邂逅金庸大师笔下骨格清奇的异士，或者就在三十年前还让世界为之震惊的格瓦拉之辈……城市生活在变得似乎十分丰富多彩的时候，却同时变得十分地平庸无奇，弥散着浓郁脂粉气的大街，它的玻璃幕墙反射的只能是脂粉的颗粒状，行走在《心太软》节奏中的人们，他们的内心拥有的也只能是柔软的思想。 时代儿女情长。人们英雄气短。 幸好我们还有足球，幸好我们还有那些在足球场上纵横驰骋的好汉们。 足球场上的具体细节永远不是我所关心的焦点，换言之，我既不会十分在乎巴西队与德国队之间的差异、英国队与阿根廷队之间的不同，我也不会锱铢必较于苏克尔的星座、吉格斯的体重以及罗马里奥上个月为什么转会他的转会费又有多少，我想，那是年轻的球迷所干的事情。 对我来说，我关注的是这样一幕：几天以前，当德国队与巴西队的热身赛进行到第八十三分钟时，巴西天才罗纳尔多从前半场发动进攻，他在两名德国后卫、一名德国门将的阻击下，从容不迫地将皮球踢进了网窝之中，他冷静地击溃了一个德国；我还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在英格兰超级联赛中，当曼联队与切尔西队对垒时，他们双方都表现出来的那种欧洲气质：激情洋溢的斗志、间不容发的速度以及汪洋恣肆的气势…… 是的，感谢足球，感谢足球场上所发生的一切，因为在罗纳尔多的冷静和英国甲级队的激情背后，我解读到的是今日城市生活中已经十分罕见的英雄气息。如果说我们热爱足球运动的话，其实我们热爱的只是它带来的那种氛围。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我们难以寻觅类似的氛围，它令我们在疲软的日常生活中感到了一丝激越、几分激荡、些许激动，它让我们闻到久违了的那股豪气冲天、豪情万丈的英雄气息。 英雄正从足球场上向我们走来，乏味的日子开始有所改变，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甲A联赛还没有使我们儿女情短、英雄气长。 对巴黎我们期待什么 在98世界杯足球赛指日可待的时候，我可以肯定一点，对巴黎，我们有着许多的期待，更准确点说，在巴黎，有着满足我们全体内心期待的许多可能。 我们的期待自然各不相同。 巴黎是神奇的，自有人期待着对这个神奇的巴黎作一次漫游。借助于这个时代电视媒体的力量，他们将毫不费力地进入凡尔赛皇宫，去纸醉金迷的密窒邂逅路易十二皇帝的幽灵，或者，去抚摸骄奢淫逸的十八世纪的脚踵。 巴黎是时髦的，自有人期待着对这个时髦的巴黎作一回膜拜。通过今日社会INTERNET的帮助，他们将意乱情迷在香榭丽舍大街，看雪奈尔情调如何花枝招展于新茶花女的唇齿之间，要不，看伊夫·圣洛朗时尚怎样仪态万方于朗布依埃夫人后裔的身上。 而我，作为一个准球迷期待着在巴黎目击世界足球旧秩序的瓦解和它的新秩序的建立。 不要将我想象成是一个如痴如醉、或癫或狂的球迷，但我和部分球迷有着共同的心理感受：厌恶足球场上的平静。 这样的平静是不可容忍的：尽管火爆的场面络绎不绝，尽管耀眼的球星层出不穷，尽管四分之一决赛扣人心弦，尽管二分之一决赛惊心动魄，但到了最后，我们看见的依然是旧格局的重现：老牌照旧是老牌，新牌仍然是新牌。 美学理念毫无疑问应是足球文化的主要价值之一，我们正是在不同种族的激烈对抗、角逐、厮杀中感受生命的呼啸，感受唯有男人方能表现出来的力量美，它们将我们带回到了迦太基人在地中海沿岸攻城掠地的年代，带回到了宋江、方腊们在千百年前啸聚山林的岁月。但我还想强调推陈出新，这也是足球文化包含的重要理念。换言之，当任何一届世界杯足球赛落下其帷幕的时候，这届足球赛为人们提供了多少新鲜的东西将是人们对之作出价值判断的主要尺度。 在这样的视角中，某个天才足球运动员在巴黎的诞生就只具有“个人”的意义，某场堪称经典性的足球大战也只有“场”的含量，更为重要的是昔日足球秩序拼图版是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的生命点是否增长，旧有的势力是否消退，一句话，在倒塌的旧秩序城墙的废墟上我们是否目击了新秩序那一面让我们神不守舍的旗帜。 虽说，出于一个第三世界公民的渺小心理，我祈祷在世界足球新秩序中能够保留伟大的巴西人的一席之地。 飘渺神秘的巴黎，诞生了德加、莫奈、雷诺阿的巴黎，被雨果、左拉、司汤达具象描绘的巴黎，让波德莱尔、罗伯·葛里耶、让·保罗·萨特抽象咏叹的巴黎，集聚了二十世纪末期最为天才最为精英的足球运动员的巴黎，此刻，你使我们充满了期待的想象。 激越的球场让我们神不守舍 不必猜想，一些平庸的灵魂在上面这个标题前面有的只能是无动于衷的姿态。但我们，以男人应有的傲慢坚持着这样的原则，我们向往的就是这种在表象上不可思议的美学：球场激越、球场亢奋甚至适度的球场冲突。原因只是今天我们面对着：信息过于杂乱，生活过于有序，而世界过于平静。 让我说得更为明确一点。 我们今天的生活正在丧失掉一种激越的内容、调子和氛围，人们正毫无知觉但无可挽回地坠入死水一般的程序之中。 在世界的背景上，我们目睹着格瓦拉的骸骨以那么隆重的方式运回到了他的故乡古巴，耐人寻味的是，三十年前，强硬的格瓦拉发誓要加以粉碎的便是今天这个给予他隆重礼仪的世界；我们又看见穷途末路的红色旅在不久前通过媒体宣布了她自身的瓦解，这些一度在罗马、伦敦、巴黎到处乱扔“莫洛托夫炸弹”的理想主义者，现在终于向她绝对憎恨的既成秩序伸出了橄榄枝，以自我崩溃对它昔日的恐怖存在作了一个终结；曾令人不寒而栗的新芬党人现在每天以他们和蔼可亲的微笑频频亮相于电视媒体上，让天下不得安宁的卡扎菲先生而今也不再是日报或晚报的头版头条……现在，这个世界不用恐惧它既定的生活节奏被某个蒙面客的靴跟所踩扁；这颗星球上的男女不用恐惧自己遵从的生活方式被某一枚塑胶炸弹所炸裂，野蛮的暴力不再如同一个不祥的咒语始终悬挂在渴望平静的人们的头上，无法控制的激越情感正逐渐地退出这个时代，一同退出的还有激越的举动和行径。 但仿佛，一种获得必然将以另一种丧失作为它的代价。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突然省悟到，在文化和心灵的意义上，人们的生活里再没有出现过喧嚣不止的伍德斯托克之夜，视域中再没有闪动过诺曼·梅勒也加入其中的那一次永驻史册的“夜晚的进军”，耳膜间也再没有被约翰·列农、米格·贾克尔、鲍勃·迪伦等等撕心裂肺的吼叫所震动。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在既定秩序下复制着他们的生活，那生活里有着的是拉夫劳伦服饰的皱褶、乔其·阿马尼香水的余味、坎贝尔笑魔中的妩媚。他们不再被任何东西所惊醒，除了他们的上帝和神抵范思哲被原因不明地谋杀；与此同时，还没有进入中产阶层的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正受控于“向上爬”这个一体化的时代程序中，在今天的生活中，他们丝毫没有感觉到这种由平民到中产的程序对个性的压抑和摧残，用天才、睿智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话来说“他们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想象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型……” 在这样的情状下，重提“激越”便显得极其重要，而球场不说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一个容纳激越美学的理想场所，我指的是六月巴黎的那些球场。 我没有说当我们和皮耶罗、英札吉、博格坎普、罗纳尔多在电视上相会时，那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所鼓吹的“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真的这么认为，那只说明我们的肤浅不说明其他什么。但是，我有足够的自信这样认为，邂逅他们，邂逅生龙活虎于二十世纪最后时光中的这些天才运动员将让我们可以再次靠拢“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海浪一般起伏的人群中，在纸屑、烟火、旗帜所构成的氛围中，我们和某个来自格拉斯哥某个来自圣保罗的年轻人一样地神不守舍，但我们和他们有着明确的分野。他们要的是英国足球队在欧洲大陆的彻底胜利，或者要的是巴西足球队在施宾格勒早就预言过的“沉没的西方”中的凯旋而归。我们要的只是六月巴黎提供的那个宏大的空间，那些激越的场景，那份不同寻常的气氛。在如此开阔的广场上，人类中的精英你死我活的搏杀有力地激发着我们生命中尘封已久的情感，使我们已经十分枯萎的生命之泉获得再次的滋润。 是的，在六月巴黎那些足球场上演绎的其实是人类的一部生生不息的生命史，它无情地粉碎了规整的小市民生活所要求的平静、平淡、平衡和平庸，将我们重新召唤回伍德斯托克之夜，约翰·列农的时代，甚至更为古老的剑胆琴心、义薄云天的苍凉岁月。 激越的’98世界杯，激越的法国足球广场，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末期的人类生命在这里恢复了她的本真意义，或者说，生命超越了她寻常的意义。 为现实而哭泣 在经历了我们生命的大喜大悲和情感的大起大落之后，现在，我们终于瞭望到了新秩序的城墙，是足球的新秩序城墙。 在这堵城墙里，我们目睹着新酋长正踱着他的方步，在他胜利者的脸庞上你依稀可见古高卢人的傲慢和现代法兰西人的骄纵，而在这个城墙之外，我们亦日击了那些落荒而走的人们，他们是条顿武士的后代、罗马斗土的后裔以及生存在巴西高原印欧混血人群的后辈。一切正如我们在这个无比奇妙的六月开始时所预言的那样，当充满了渴望、焦虑、憧憬和想象的七月过去之后，在旧秩序倒坍的城墙上飘扬的正是我们从最初便已瞭望到的这一而新的旗帜，它书写的正是新王者的名字。但我们并不愉快，更不用说狂喜了。 这是因为我们钟情的巴西人在最后的一刻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击倒了吗？ 也许。 对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或者讲得更精确一点，对每一个在1982年便通过电视媒体而初识着足球世界杯的人来说，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迷恋起巴西人的足球天赋，也都会不可遏止地产生着一种“巴西情结”。每一次世界杯上，他们最无法忍受的就是巴西人的失败。他们深刻地记住了1982年、1986年以及1990年，在这些年份里与巴西人对垒的那些家伙才是不可饶恕的，因为这些家伙令他们的天才蒙羞，令他们只能悲愤交加地发出“天应巴西”的长叹。1998年的情况或许有些不同，但他们依然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局：他们的英雄倒在夺取皇冠的最后一步的路途上，只差一步。 让我重复一遍，我们不能接受巴西人被摧毁的事实（尽管这样的事实已经不可阻挡地发生），因为巴西人被摧毁意味的其实是历史的被毁灭、记忆的被抹消和文化的被淹没，意味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里遭受到彻底的窒息。 侥幸的法国人有权利获得这个世界的恭维。尽管这支全世界公认的毫无攻击力的足球队在决赛时刻是用头而不是脚将足球送进了巴西人的网窝，尽管这种方式本身便是对足球艺术的亵渎，但功利主义的世界正如此为他们辩解着：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命运站在他们一边。 然而，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的新秩序是颇为可疑的，也是经不起多加推敲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以古典主义者的身份拒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主义者的逻辑和思想，我们固执地将目光投向巴西高原，投向下一个四年。在这个夏季酷热的夜晚，为巴西人哭泣的是我们始终如一的灵魂。 悉尼会理想一点吗 四年一度的人类大聚会已在亚特兰大划上它的休止符，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代表正陆续从新大陆这块土地回归各自的家园。已有无数个细节、无数个事实证明着这届奥运会的与众不同，仅从197个国家、地区相会在亚特兰大这个数字便足以说明人类的沟通乃至整会已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又能够面对真相的话，我们便知道还有着不少的细节和事实同样证明着这届奥运会的不尽如人意，证明着人类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仅以裁判打分为例，我们便目睹了许多天才的体操运动员被“谋杀”于不公正的判决中；不少优秀的球类运动员被“绞死”于充满着私心的裁决下，而某些才华平平的运动员则因了东道主、特殊的民族联合体以及其他等等原因，在裁判的支撑下而扶摇直上。 倘若说在巴塞罗那、在汉城人们被兴奋剂这个梦魔所困扰的话，那么，在本届奥运会困扰我们的则是另一种“兴奋剂”——狭隘、功利的民族主义，它是无法以科学的仪器和科学的手段加以分析和量化的，它是一种隐蔽的“约翰逊病毒”（假如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因此，它的毒素就来得更为厉害。 这一切让我们再一次陷于失望之中。因为自从伟大的顾拜旦在百多年以前重新阐述了古希腊人有关体育、竞技、运动的诸种理念以后，人类在她已有的二十六届奥运会中，不仅没有彻底恢复古希腊人那份明净的天空，不仅没有再现古爱琴海那片近似于无限透明的蔚蓝，反而不断地被性、暴力、拜金主义、种族情绪和兴奋剂等等黑雾所笼罩，反而与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日渐疏远。 也许我们过于理想主义，但正是理想主义使我们将目光投向下一次奥运会，在悉尼，这一切会有所改变吗？ 让我们期待悉尼。 中年的节制和奔放 对于生活在世俗社会并且遵循着这个社会的基本律令的人们来说，当他们跨过中年这道门槛时，他们的选择是无一例外的：匀速地运转着生命之轮，精心地保养着生命机器，安然地度过生命的瓶颈阶段后站在高寿的山岗上对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一个意味深长的鸟瞰。 现在，他们远离了情感的激烈起伏、欲望的致命释放、人性的波峰浪谷，节制变得理所当然，奔放显得大谬不当，他们渴望获得的是身心的平衡、思想的中庸以及无情无性无欲无念的人生境界，这能达到他们的终极目标：延年益寿。 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顺理成章。不过，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视角和观点，它们对上述“无精打采的中年思维”作了最为彻底和果断的反叛。 我举他们——杰克·克鲁亚克、爱伦·金斯堡和威廉·伯鲁斯——为例，虽说这样的举例并不一定精准。 在这些与众不同的人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作一刻停留的精神姿态，他们自始至终“滥用着思想和肉体”，从不以安逸、稳健、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来规范和界定自己，只以全部的激情在自我的地狱中作着全程旅行。他们不让自己的灵魂有一刻安宁，在彻夜的呼啸之中寻觅着生存的根本性意义，即使焦虑、冲突、矛盾、绝望吞噬并且耗尽了他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他们最终都是在中年这个时期倒在了他们无限热爱的大地上，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如同凡夫俗子那样去度过平静而又漫长的人生，但他们惊世骇俗的历程却使得各自短暂的生命获得了永久的名声。 我想，面向中年的时段，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他可以以平庸来换取岁月的延续，也可以以激情来再造一段生命。在内心深处，我选择的是后者。 男人最好少下厨 下厨的男人自有他的动人之处。 在这个千百年来专属于女人游走的地方，他们不慌不忙地踱了进来，随后摆开阵势，操持起新旧十八般厨房武艺，把玩出一桌绝对不亚于“绿波廊”、“老饭店”水准的美味佳肴。他们由此而博得了“模范丈夫”的美誉（在那些有心挑起家务重担却又有意将其卸掉的上海女人眼里），由此而搏得了“时代进步”的象征（在那些以跳黄昏场作为女权至上理想一部分的上海女人的嘴里）…… 总之，下厨的男人差不多搏得了上海大部分女人的赞叹（除了那些一下子融资可达几个千万或者几个亿的成功女人），他们因此在女人解放的漫长过程中起到了自己的一份作用，他们也把男人历史中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却又游手好闲养尊处优这一页作了抹消。 然而，我想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下厨的男人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主流形象，成为这个时代对男人评价的重要标准，事情恐怕就有点不妙了，因为这样一种形象是对男人的历史本质和现实本质的双重游离。 当他们在七八平方米的厨房间对今天的生活精雕细琢的时候，他们背离了历史中的男人形象，他们不仅达不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壮怀激烈，同样也达不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气干云，他们甚至达不到“冥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凄美、悲凉。 当他们在砂锅、铝锅和搪瓷锅里反复地品尝日常岁月的滋味时，又背离了现实世界中的男人形象，在他们展露身手的地方，我们看不到“格瓦拉式”的激情、“金斯堡式”的冲动和“克鲁亚克式”的永远“在路上”的勇气。 下厨的男人有的是一个世俗、日常、温暖甚至不免平庸的市民社会需要的那部分乐趣，这部分乐趣自有它的道理，它们是形而下世界中的镇静剂，但它们不应进入一座已经拥有世界第三高楼、即将拥有世界第一高楼城市的价值系统，也不应成为这座城市了民的一个评判尺度。让男人去做他最主要的事情：构建精神和物质的大厦。间或地，他出现在厨房间，那只是为了变换一下他的生活节奏。他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乐此不疲，更不应该与其打成一片而反复下厨，以致最终把自己变成了厨房中的一把汤匙、一口锅子和一罐甜得发腻的苹果酱。 至于我们每个家庭的厨房活计，如果我们想得理想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托付给了不起的比尔·盖茨先生，他和他的微软公司应该为男女彻底平等时代的到来作出一些贡献。” 女人的“解放”指日难待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而二十一世纪马上到来的时刻，有许多事情让我们充满了信心，但也有许多事情让我们继续沮丧，其中之一便是今天的女人还远远没有获得对男权社会而言的自由心态，没有获得自身意义上的真正解放。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社会意义的解放当然早就完成，这是被过去的历史所证实也被今天的现实所阐述的，我们不是从七十年代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格言前进到了八十年代的“女强人”以及九十年代那些牛毛般密集的“女白领”吗？在上海这座产生了远东最为壮丽的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昔日的汇丰银行今日的浦发银行——的城市里，那些在历史中只能充任一个卑贱的小角色的女人们，而今不仅成为社会的主角，她们中更有不少人以特别的盛气凌人、特别的“嗲”和“作”催生了“妻管严”这种不幸的上海男人角色，也使得众多的上海小男人“乞讨”于“相约星期六”而更显其小。 然而，社会意义的解放并不逻辑地决定着女人在经济上或者更精确地说在现代消费意义上的解放，不断发生的事实——譬如女人在和男性交往中基本的消费方式——而言，她们依然更多地纠缠于历史中的形态，而与今天新女性的形象无缘。 让我说得更明确一点。 在我的观察中，蓝领女性是最为放肆地将她们所交往的男性当成一只赤裸裸的“皮夹子”的一个族群。从快餐店一次简单的进餐到咖啡馆一次较为抒情的约会乃至在黄河路某家酒店的一次饕餮之嚼，你基本不用想象蓝领女性会有一种主动的买单行动，她们总是将这些更富于个人尊严的举动出让给她们的男性朋友，并且从不思考这种出让对她们存在价值有多少损害。我想，她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一部分与她们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有关，但更多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她们头脑中始终盘踞着的被历史所熏陶而成的卑琐意识：女人的特权本来就所剩无几，男人天然地为女人买单是女人所剩无几的特权之一。 同样在我的观察中，白领女性或许要稍为“现代”一点，但这一点的“现代性”依然无法改变她们在历史中已经形成的那样一种卑微的心态。换句话说，在和男性交往的最初时刻里，她们主动买单的行为或许会像一阵清风那样让男性产生美妙的眩晕，但这个眩晕不会持续多少时刻，你立刻便会看见她们将消费的重任愉快地卸到男性肩上这样一个姿态。和蓝领女性一样，她们认为对一个中国的女人来说，一个中国的男人天然地就是一个“皮夹子”，假如某个中国男人愿意与她们发生某种社会意义上的联系的话，当然，她们中真正富于现代意识的不在此列。 唯有在经济上显示着凶猛的暴发力的女人表现了另类的形态，她们以挥洒自如购买男人的方式将历史进行了若干的修正，但鉴于她们在社会中所占据的微弱比例、她们朝秦募楚的心情以及她们忽而膨胀忽而萎缩的状态，她们不能对我们的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无疑，尽管我们全体将要跨过新世纪的门槛，尽管有关新女性的鼓噪也已旷日持久，尽管敏锐的商业集团正策划着“寻找二十一世纪的新女性形象”，但现实生活中女性与男性的交往消费的主流方式依然带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最为腐烂的气息，她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地成长为人，一个与男性完全旗鼓相当的人，在她们渴望男人宠幸的这种不变的人性因素中，在她们与生俱来的对物质狭窄地理解的心理中，我们看见了她们的悲哀脸庞。女人还远远没有走到彻底解放——自由放松而不是仰人鼻息地消费——这一地步，她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还心甘情愿地成为她们交往的男性朋友的消费俘虏，从而成为他们思想、情感的俘虏。 女人的“解放”指日难待。 女人还回得到自然之中吗 先让我作这样一个假设：有这么一个女人，她也许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坐在“巴黎春天”里面对所谓的情调、品位也许没有那么细腻的感悟，由于不曾走出国门因此也许不曾像某些女人那样地拥有一种知识的、智性的、广阔的视野。但是，她有着天然的灵动、聪颖和自由奔放的情感，当她邂道某个男子并且被那个男子气质中的某些东西所吸引时，在那一刹间，她被自己的激情所左右，无所顾忌地迎向那个男子，而毫无文化、心理和由于文明带来的等等压力。最主要的是，当她向自己所心仪的男人表达心情时，她听从的只是自己内心的感受，并将这份感受自由、流畅地表达出来，而不像某些文化女人那样不可容忍地吞吞吐吐，不可饶恕地矫揉造作。 这样的女人令我们为之心动，令和我们有着同样感受的男人们为之心动。 如果我们敢于直而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今天部分的城市女人正日复一日地失去她们曾经有过的自然、纯粹、本能的状态，在人工、粉饰、做作、矫情等等的伪装下而喘不过气来，并且极其乐意咀嚼这份喘不过气来的滋味。生活中的无数细节都印证和支撑着我的这种说法。 譬如说，今天，当你穿行在白昼的大街上，或者期待在夜晚的酒吧间，你有多少可能去遭遇二十年前的那些身着朴素的衣服、不事修饰但内心情感狂热得一如维苏威火山的女人呢？那时，当她们决意与你相处，就决不会像今天许多城市女人那样算计着从你这里能够获得多少物质回报，而是全神贯注地体验着生命节律中的每次高潮。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动荡不定的青少年时代，即使那些被主流社会和主流意识形态痛斥为“拉三”的城市越轨女人，当她们和自己所爱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决无今天女人的那份矫情，更无今天女人的那种功利，某种意义上，她们表象上放荡不堪的生活是生命渴望获得绝对自由的一种象征，那种吞噬一切的爱欲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她们真的是我们城市中一朵颓败而绚丽的花朵。 今天，在上海，这一切都已消失。没错，在黄陂南路百家超市的收银台边，你可能会与一个女人相遇，撇开她的职业不谈，她那似乎十分清秀、十分精致的面庞使你产生了若干错觉，仿佛她就是那种理解而且洞悉生活真谛的女人。但当你与这张清香四溢的脸庞相伴而行时，你一清二楚地嗅到的是令你窒息的拜金主义气息，这张精致的脸庞有着的是同样精致的想法，她懂得怎么保卫自己的身子，当然不是保卫她那其实已七零八落的贞操，而是怎么将她严加防范的身子与她的同行者作一种等价交换，尽管她并不是我们不屑一瞥的“鸡”。 在衡山路某三资企业的写字楼里，你或许会与某个女白领相逢，她那似乎十分深邃、十分幽远的眼神激发了你的想象，新时代的女性也许真的能够提升到“廊桥”的高度。但进一步的了解使你明白了她的真实目的，她要求的不是灵魂沟通、情感对撞，不是瞬时间的内心迷乱内心狂放，而是对你在这个社会中已占据的地位、已获得的财富和可能拥有的潜力的详加考证反复推敲，她也是以等价交换的方式来理解生命与生命的相遇。 就这样，城市的某些女人有时成为远离自然人性的女人之一。文化使她们拥有了品位、获得了情调，但更多地让她们学会了言不由衷，把握了矫揉造作，她们远离了生命的激扬状态，也丧失了生命的基本欲望和基本冲动，她们不会也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走进生命的纯粹境界中，去感受激情带来的巨大风暴，去分享迷乱带来的无比刺激。一旦涉及到生命的欲望，她们更是将此当成一种可以交换的东西。鉴于她们的文化性，她们要求的当然不会是过于简单的人民币，但那肯定也是城市生活中最腐败最堕落的一面：男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财富和社会势力等等等等。她们理性而客观的头脑可以如此加以表达：永不会被纯粹的男性力量所吸引，也永不会被纯粹的男性魅力所迷惑，她们是高举功利之旗的铁女人。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展现在面前的这一幅世纪末的苍凉画面所悲哀。人的自然、伟大的属性在今天的女人中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商品社会中人与人那种渺小而卑琐的关系，一句话，交换成了一切。当卖笑女的想法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当情感本身被贬得一文不值时，当伪装过的情绪成了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主导意识，我们还能够企求什么呢？ 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天才的让·雅克·卢梭就如此说过，回到自然中去的人类才是最为完善的人类。在今天，他的话有十万个理由这样表达：回到自然中去的女人才是完善的女人。问题在于女人还回得到自然中去吗？ 由她们移情去 女人的移情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事情，如果我们承认人性中的有一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话，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一个男人（哪怕他有着足够的优秀）都无法包容一个女人要求的一切。 有时我们不得不回到这个话题的原始起点。 女人的移情首先来自于她们生命中的需要，那种“喜新厌旧”的需要。始终不渝的爱情只能来自于小说、诗歌、电影、电视等等大众媒体炮制的现代神话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目击的只是反复缠绵之后的乏味，不断乏味之后的厌倦，连续厌倦之后的同床异梦……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现象有彻底改变的可能，因为从周口店一路走来的我们身上存在的基本的人性并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女人的移情就变得十分自然，又有什么力量可以制止她们的天性呢？如同没有力量可以制止男人的天性一样。 其次，今日生活中女人的移情变得如此频密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我们正共同地进入商品时代。在人类已有的历史中，至少在我们汉民族已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发现这么多的女人正将她们的美色、她们的性感、她们的爱欲当做商品来出售。我指的并不是那些以色相来换取自己人生一点可怜进步的女人，她们不在这个话题的指涉范围内。我指的是正成为今日主流社会中的女人，那些以范思哲、基万希、乔其·阿马尼点缀生命的女人，在潜意识中她们将自己作为商品待价而沽。在情感的美好包装之后，在情调的刻意强调之下，这些女人对她们情意注入的对象往往作着如下精细的打量：他的经济现状，他的社会地位，他应对未来时代挑战的可能。一旦她们的视域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又有着生存于商品社会中的更多的特点，她们将毫不犹豫地奔他而去，移情就这样完成了。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情感，真正的爱情。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女人我们社会中并不鲜见，她们也许将小说中的爱情日益地世俗化，或许将两性间的关系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高度降低到了“欧也尼·葛朗台”的水平，但生活的现实就是如此。 由她们移情去，这是我的想法。另外一个想法便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你有着对生活的永远的激情，只要你有着源于生命的永远的活力，只要你有着感受美妙的女人世界的永远的心情，你一定会在移情而去的女人的一边发现另外一些女人，她们不可思议的诗意会将你完全地吞噬。虽说，我们难以断定她们会不会再次移情而去。 舞场的“空洞”与舞者的“空洞” 来自这座城市娱乐业的最新资讯告诉我们，在最近这个年度里，城市娱乐业的亏损已达创记录的二亿人民币。我们不知在这个亏损中舞厅业占了多少痛楚的成分，但除了“通通”、“时代”、“纽约客”等超一流的迪高城之外，我们在上海众多的舞厅中（它们中既有迪高厅也有交谊舞厅）所见的确实都是一派“空洞”无力的景象：舞者寥寥，看客不多，小乐队吹奏得愁肠百结，“坐台帮”显得形影相吊，而那些在这个空间里“讨生活”的女人，她们有着的也只能是李清照式的凄凄清清的表情…… 如此凄清、空寂的场面当然令我们感慨万干，这之中的原因多种多样，然而有一种原因我们不得不提：舞者的“空洞”。 这种“空洞”有其地理学上的意义。超大规模的城市重建使得老城区的人口向新城区分流，过去老城区的高密度人口而今已急剧下降，这使得坐落于老城区的舞厅失去了她的所指对象。 这种“空洞”又有其文化学上的意义。今天，涌动于城市迪高城中的新新人类要的只是自己过于年轻生命的尽情发泄，作为舞者，他们决不在乎舞技的高超或舞姿的美妙，而迪斯科这种完全没有样式和程式的现代舞蹈恰恰吻合了百无禁忌的青春文化；而翩跹于交谊舞厅里的城市中、老年人要的是自己成熟生命的艺术演绎，作为舞者，他们看重的是如何在自己的舞蹈中将情感细腻而有层次地传达出来，或者说如何精细、微妙地将舞蹈中的不同样式和程式用不同的风格表现出来，交谊舞也恰恰对应了炉火纯青的中、老年文化。就舞蹈而言，迪斯科与交谊舞本无高下之分，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城市的新新人类绝对只醉心于迪高城中的生命奔放，他们的兄长新人类也基本无知于交谊舞中的种种样式和程式，他们的缺席使得城市中娱乐文化中的这一部分显出了巨大的“空洞”，同时，又使代代相承的交谊舞蹈失去了它的传承者。 相比舞场的“空洞”，舞者的“空洞”或许更令人不安一些。然而，生活也许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我们的担忧不具更多的说服力，因为，完全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新新人类与新人类对交谊舞的抛弃和对迪斯科的迷恋，其实是这个时代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具体例证：新的节奏反映的是新的主题，而新的肢体语言讲述的是新的生活方式。 变成幌子的游泳池 在今日的城市变化中，也许最为缓慢的要数游泳池了，最近几年的信息不断地告诉我们，在每个炎热的夏季里，苦于酷热的城市人在狭小的游泳池如同下饺子般地拥挤在一起，原本是一次让心情、身体放松的休闲活动，而今却成了一次让人哭笑不得的遭遇。 总有人会精明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比如，我们城市中某些无孔不入的房产商。我们在不同的媒体上，常常会看见这样一些广告，它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当你购买了某某公寓、某某花园的时候，你同时还可以获得的是宽敞、豪华的游泳池，那里自然荡漾着令你心旷神怡的蓝色水波，它们是你高尚生活的象征，也是你品位情调的暗示。 事实当然常常与房产商们的说法大相径庭，那些兴高采烈地进入这些广告所描述的空间的人们，他们并没有看见有着海水般湛蓝水花的游泳池，或者，他们看见了游泳池，但那游泳池的水面上却漂浮着若干和情调、品位完全无关的杂物；或者，他们看见了游泳池，但那游泳池的入场券却要你用一般等价物去调换，而这是他们的广告上所没有讲明的。 作为普通人生活方式一部分的游泳池，便这样被某些房产商和他们的同血者当做了一种幌子，他们诱惑着广“大正努力地提升自己生活品位的人们，蛊惑着他们内心中的某种欲望、某种希冀、某种虚荣心，在迷惑着他们的判断力的前提下，让他们走入设下的陷阶，掉入布下的迷局。 这样的房产商和广告商当然只是绝小的一部分，并且，他们设下的迷局、迷津而今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清。 对我们来说，对广大的市民来说，一种更为清晰、更为明朗的社会情景肯定会来临，那时，游泳池再也不会被当作一种幌子，在那里，将有着我们每个男女所正常要求的夏季的休闲生活。 失去的闲暇和消失的鱼 多年以前，上海的部分市民家中——摆放起一口硕大的鱼缸，在那里而自然有着令人赏心悦目的金鱼、热带鱼。每当夜晚，在灯光的映射下，那一缸的五彩缤纷真使你目不暇接、心花怒放，它完整地构成了那些年里不说压倒一切至少也可说是风靡一时的休闲时尚。然而，时过境迁，在1997年的初秋时分，我们看到了不少市民纷纷收起家中的鱼缸，或者将鱼缸中的东西扫荡一空，只剩下一缸的空洞，他们的这种变化对我们具有了深长的意味。 在我的持续观察中，我发现城市人这几年的收入消长对这种休闲时尚的变化起了重要的作用。换言之，把玩金鱼、热带鱼必需相当的实力。寻常的一尾“红绿灯”只需几元人民币，但一尾“神仙鱼”就需人民币几十元，而一尾叫做“七彩神仙”的热带鱼市场售价是几百元人民币，一尾叫做“龙鱼”的热带鱼豪华得几近上千元人民币，那些早几年尚能对付鱼缸中开销的人假如这几年进步甚微，那么，他们的败退便成了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如果说收入的此消彼长使得这种休闲时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的话，那么，决定性的作用则产生于人们生活节奏的转换。 与前几年比较，今天的人们普遍地觉得生活节奏的加快。这可以体现在白领们行色匆匆的脚步上，也可以体现在蓝领们不断调房的寻觅里，还可以体现在VIP们明争暗斗的韬略中……生活于这座城市每一个阶层的人们，他们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和分量，如果他们属于那种富于竞争性的男女，他们便得拧紧自己身上的发条。 这样，他们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消消停停的悠闲时光，也没有从前的那种品味人生的闲情逸致。具体而言，现在当他们回到家中，既没有时间为“七彩神仙”购买鱼食，也没有闲暇为“龙鱼”调换不那么干净的鱼缸水，更没有足够的雅兴来品味鱼缸中跃动的生命和璀灿的美感。他们多少有些无奈地离开了曾经充实过他们闲暇时光的鱼缸和鱼缸中行云流水的美丽。 当生活充满了高度的紧张感，人们的生命一定富于激情，但同时却失去了那一份冲和淡定的闲暇心情，也因此远离了真实的人性，这或许便是现代生活要让我们付的代价。还要过多少时候，我们才能够从高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摆脱而出，再次获得一份放松、悠闲的自由自在的心情，从从容容地观赏着那玻璃鱼缸中一尾尾活泼、生动的斑斓生命？ 宁静在不眠之夜 多年以前，我个人一直记得这样一个情景：来自美国的某商人在夜晚七、八点钟的时候从飞机的舷窗里向我们的城市瞭望，他发现的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城市，而这个城市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他在随后的观后感中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惊讶：“和其他一些第三世界的城市相比，上海显得惊人的黑暗，这是一座没有多少生气的城市。” 这个商人发表这番感想的时候是一九七七年。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如果这个美国商人再次来到上海的话，他看到的将是完全不同的一幅景象：无数的射灯辉映着城市的天空，无尽的霓虹迷乱着城市的街道，无边无际的车道灯光又像宝石般地镶嵌在城市的四方……城市已经不眠，并且，不眠的城市如同神话一般燃烧着，从黑夜一直到黎明。 有多少男女在这二十年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又有多少男女在这二十年里发展了一种与过去的时代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是在上海巾帼园雅致的舞厅中，与在黄昏场里跳得不亦乐乎的女人迎面相遇么？而在过去，这个时段她们正为家人煮饭烧菜；我们不是在深夜二、三点钟的时候，与迪斯科尤物们在迪高城门口擦肩而过么？而在过去，这个时段这些尤物们即将从温暖的被子里爬起搭乘早班的班车前往工厂；我们不是在凌晨的时候倾听到发自MODEM的声响么？而在过去，这个时段是绝对不会产生叫做网虫的游戏高手的。 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确实说明了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在不眠的城市之夜里，多少男女颠覆了过去的时间秩序、瓦解了过去的时间结构，他们在明亮如白昼的夜晚里尽情地跳着诱惑之舞，尽情地吮吸着生活之乳，他们中又有谁能够拒绝夜晚的诱惑，在我们伟大祖先创造的日晷仪设定的时刻里，皈依着自然的不朽节奏，宁静地入睡？ 这应该是一种非凡的心理和气质，当城市从昔日的暗淡中彻底地摆脱而出并如此的光彩夺目，当市井的喧哗每时每刻地充塞于耳，当霓虹、射灯、泛光照明等等的亮光注入你生活的每一缝隙，你能够怀着静如处子的心情，从容不迫地看待着这一切，并且宁静以致远地进入自我的世界？ 在不眠的城市之夜里，谁有如此的定力呢？在多种多样的选择间，谁又有着一种独特的选择呢？ 独处时分的社会紧张度 今天，在主流社会不那么关注的界域里，存在着不少的独身男女们。作为一个社会人，他们和你我一样，在社会规定的时空里竞争、反竞争，挑战、反挑战；而一旦退出“社会”，他们与你我很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一些离群索居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各人回到自己的小屋，而将女友、情人、同事以及其他一些在社会或情感的意义上与之有着联系的人们挡在了门外，以相对的独处来拒绝窗外的群体生活和屋内的两人世界，来度过对他们来说也许充满了许多乐趣的漫漫长夜。 这是我们这个变化着的世界的一种新趋势，在生活方式上，现在的人们再不像我们的父母们那样以一种模式存在于世，从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匕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多样化选择这么一幅斑斓的画面，似乎也见证了天才的托夫勒、奈斯比特之辈关于未来生活的预言。 但这种新趋势真的仅仅只是描述了生活中的明朗、积极和进步吗？ 以我的观点看来，它经常描述的倒是社会中存在着的紧张度。 通过对许多选择独处的人们的观察，我们发现了他们中不少人曾经有过一次还算完满的婚姻，在夜晚，他们曾经缠绵于两人的世界。随后，一切开始瓦解和破裂，男女分手各走东西，以独处的方式给过去的生活划上句号。究其原因乃是他们中的一方在今天的生活中迅速地膨胀着自己的欲望，而另一方却无法满足这样猛烈的欲望，在现实和想象之中，他们只能选择各自的独处。也就是说，那让外人看来有着几分温馨、几分浪漫的独身生活其实不过是被撕裂了的欲望的现实反射。 另外一些观察告诉我们，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初也有过一段还算甜蜜的爱情，那段爱情的深度和强度有时甚至可以用“死去活来”来形容。接着，他们间产生了我们不太清楚的矛盾，但它的内容充塞着物质的诱惑、人性的卑鄙以及对爱情的见异思迁……他们随后便分道扬镳，各人分头扎进独居的小屋，而那小屋演绎的是寻常的人们并不能参透的现代生活中的欺骗和龌龊。 毫无疑问，今天的生活正以我们从未见过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在表象上，这种变化常常会令人得出多样化生活到来的美好结论，而只要你深入地观察和分析一下，你的结论便会更真实同时也更冷峻：它们表明了传统文化正成为碎片，表明了两性关系愈益功利，表明了面具的盛行与它背后的无奈、沮丧和暗淡。 说明这一点的其中一个情景便是每当这座城市进入子夜时分，你便会发现有那么多独处的男女正收听着“相伴到黎明”这一档节目，他们为什么而彻夜不眠而辗转反侧？ 夜的灵魂在哪里得到拯救 这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我指的是当我们进入城市的一个特定的空间，那被我们叫做迪斯科的空间。 让我再次重复，是在平庸的市民尝试于麻将台上摆脱他们的平庸，而始终矫揉造作的伪情调主义者于红茶坊中再次自我手淫的时刻，我们，城市夜生活的异教徒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让生命不由自主，它叫迪斯科。 出于我个人的执拗，这个初夏的某几个子、午夜相交的时分，我总是位足于我们城市最好的迪斯科城之一的通通迪斯科广场。 这一切是难以忘却的。你刚刚喝过不少红酒，你那被酒液洗浴过的眼睛里出现的景象带上了某种神秘的意味—— 闪烁不止的射灯伸出着它的手指在不安地抚摸着钢结构的楼道，领舞小姐缓慢地在二楼的突出部摆动着她的身肢，她白皙的上身在暗夜中浮现而出，她的玉臂、肚脐和乳房边纹着的蝴蝶也在暗夜中浮现。男性DJ发出着简单的叫唤，应和着他的声响，那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节奏中涌动的是来自城市四方的男女，他们中了魔法般的神情显示生命已在这个空间里溶化……这一切是如此简单，如此纯粹，如此柔软，如此优美，如此地动人心弦不可思议不能言说。那个时分，我的头脑中反复盘旋着的是这样一个句子：歌唱的灵魂在哭泣。是的，是在哭泣，但也在歌唱……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也许偏离了一些报刊编辑对我的约稿要求。 其实我想说的是，在今天的城市夜生活中，只有迪斯科这种空间能如此有力、如此不容置疑地将我们的灵魂抓住，在一种充满了幻灭的气息中让你的智性彻底瘫痪，或者说让你的智性找到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使你的生命力在这一刻得到绝对的激发。 在这个空间里，生活一定有着另外的意义。存在、创造、激情一定有着另外的解释。那种自我毁灭的音乐氛围一定提升着我们生命底部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现在，即使那些以“酷”为荣而其实愚蠢至极的黑衣黑裤的城市废弃物，也变得让我能够忍受了，他们的戴着又扁又狭的有框或无框墨镜、两脚叉开、让上半身像波浪般起伏的形象，显示了咒语一般的魅力。 不可忍受的依然是那些所在：陶吧、饮品屋以及泡沫红茶坊。我们城市的伪情调主义分子们糜集于此，似乎十分优雅十分潇洒十分精致，但他们没有激情没有冲动没有忘我没有自我毁灭的气质，让你分明感受到了生命力的衰退。在那里，生活是做假的、是虚弱的、是伪饰的、是堕落的、是不可饶恕地面具化的，他们唯一的勇气是在意式沙发上如何摆放好自己没有灵魂的躯壳，然后在泡沫的气氛里做著有关情调的无耻于淫。 城市没有激情，生活中没有格瓦拉的行走没有克鲁亚克的《在路上》没有金斯堡的《嚎叫》没有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甚至没有他的“红旗下的蛋”，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岁月这样的时刻，除了迪斯科这个让你暂时忘却一切的空间，还有什么空间可以让我们夜的灵魂得到拯救呢？ 浪漫时光中的得救 他们的名字分别叫作康妮、克利福和梅洛斯。 他们生活在1920年秋天的英国中北部地区勒格贝。 随后，他们之间涌动着最为汹涌的激情与毁灭的暗流。 当贵族克利福还得意洋洋地沉浸在自己毫无生气的生活中时，他的太太康妮与守林人梅洛斯在林中的空地上因了奇妙的邂逅而产生了澎湃的生活撞击，这个撞击使得二十世纪初保守的英国生活遭到了粉碎性的否定，与此同时，这段暧昧的感情在本世纪初腐朽的泥土中吹拂开它艳丽的花朵。 假如你有着足够的阅读经验，相信你已知道我指的是天才的劳伦斯和他所叙述的《查太莱夫人和她的情人》。 我并不认为康妮与梅洛斯之间的关系值得人们广泛地效尤，但我被自己的阅读经验所打动。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康妮与梅洛斯之间的关系表达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浪漫，这种浪漫深刻地反动着二十年代英国生活中的秩序和律令，它在解放着他们渺小肉身的同时更升华了他们的心灵。我特别地记取了当康妮与梅洛斯在激情之后梅洛斯的那段独白—— 温柔，她有点什么温柔的东西，像滋长着的温柔的王簪花似的温柔的东西，这东西是今日化学品的妇女们所没有的了。但是他定要诚恳地把她保护一些时日。只一些时日，直至无情的铁世界和机械化的贪婪世界把她和他同时压倒。 并不是肤浅的肉身欢乐和庸俗的感官幸福，他们的心灵间充满了凄婉、悲哀的吁求，但正是这样的吁求传递着对生命和它所存在的意义的真正同情和真正理解。现在，肉体与肉体的触觉和合一不再是粗野、猥亵的举动，如果它是诚挚的，那么这种诚挚使得人们有必要对他过去所拥有的生活和所坚持的信条作出有力的置疑。 换一句话说，两性之间的浪漫永远不只是一种情调，更不是一种游戏，它应该表达着人对包围着他自身的千百年来的文化禁忌的再超越，它也是使我们灵魂和身体从粗俗的境遇中获得拯救的一次跋涉。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即将与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境域让我们明白，今天的人们对浪漫的理解相距何其遥远，他们要么沉浸在虚假的情调中，要么迷失于空洞的心绪间。你不能奢望他们会像梅洛斯那样在这个世纪的初期，在英国中西部的林中空地上，在激情之后的那个微妙时刻，痛楚地意识到活着、爱着、浪漫着的意义。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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