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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的火锅吃得很不成功。木炭有火却没有足够的热。肉片在始终没有大开的水里浸置，然后生硬地嚼下，然后我们一起出门。冬月把巷子的土地照得光滑，我们小心翼翼地去看一位老友。老友因为年长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她有点怨气，更有点悲哀。记得吧，那位一生耿直勤恳的老首长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从早到晚只剩下了吸烟，他坐在桌前一动不动地吸“大重九”。之后他得了癌，现在住在肿瘤医院。那天晚上的电视像任何一天一样庸俗，不是广告就是三等歌星。有的电视新闻也快要成为变相的广告了，你花钱给记者摄像师请客送礼，他才给你拍。 从老友那儿踏着惨白清冷的月光回来我们就喝茶。就想我们也都老了。就想从前多么热情多么青春多么怜惜，忽然我说，可惜的是六十年代写的一部小说稿子丢掉了。你问：“是吗？” 我向你叙述小说的梗概。你怎么会忘了呢？写一个年轻人，在工会办的图书馆当管理员。有一个姑娘每天晚上到图书馆阅书。有政治书、文学书和技术书。她爱读的也是他爱读的。姑娘很美，可能有长长的辫子，有黑的与深不见底却又映照着世界光亮的眼睛。我已经记不清我是怎么描写的了，可能写到了清水潭，反正二十七年以前我的文笔在描写一个姑娘的肖像的时候肯定比现在强。那时候我精通现实主义，注重细节描写，叫作“栩栩如生”。用外行内行白痴一起嗡嗡的话说就是那时候的感觉好。后来那些神秘而又细微的感觉就随着汗水蒸发了。 你问：“后来呢？” 你还跟从前一样，虽然有白的鬓发。那个姑娘常常对小伙子现出笑容，就像珠海特区宾馆的小姐对顾客的笑容一样。特区小姐微笑得少了就会扣奖金乃至被炒鱿鱼。她们每笑一次大概可以统计出来，后面有一分还有两分、人民币还是港币的报酬。在工会图书馆读书的可能留了长辫子的姑娘只要和小伙子对上目光就会微微一笑，这实在已经算不上现时的我这个作家的审美理想。现时我倾向于认为，美丽的姑娘应该节制自己的微笑，不用虚假的温柔点缀坚硬的人生。 你说：“别插嘴……” 我很感动，你还能耐心听我讲６０年代初期的并未发生过的往事。 那篇小说并没有发表出来。因为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新港》的编辑给我写退稿信说：“因稿挤，尊稿不拟采用了。”我们便又沉默了。 如果从阶级斗争的旋律来构思这篇小说呢？我会不会写一篇类似《夺印》的小说呢？小伙子等待姑娘前来研究发现的敌情：有一位图书馆的常客是恶霸地主的后代，他带来了无线电台还是变天帐？最好姑娘本身就是个特务、间谍，她的微笑是美人计，而小伙子是编外的侦察员……六十年代时兴写“编外”豪杰，写一个理发师修复了一架飞机，一个售票员医好了乘客的前列腺炎，一个卖菜大姐发现了一颗行星。 而所有这些都已经过时了。现在人们最爱唱的歌是《一无所有》。没有图书，没有辫子和黑眼珠，也没有敌情。连特务也没有了。其实６０年代初期惊魂未定的我的这篇小说稿，爱的是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纳吉宾的影响。不知道后来的舒克申是不是也这样写作。１９８３年铁凝为了舒克申几乎对张炜发起火来，在涿县，因为停电烧不成暖气，食堂免费招待白酒。初春虽然冷却很诱人，小伙子在工会图书馆等候一个不为外汇券而微笑的姑娘，当然也是在一个初春的夜，许久以前的事。 现在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完全换一个写法呢？像说的那样，回到“肉”上去？我问。一个刚刚把自己的爸爸推到粪坑里的小伙子到图书馆值班，他怒气冲冲地告诉别人（或在心里自言自语）：这里的所有的书都是虚假的错位的与不存在的，读了《海明威传》以后他深感我们都是被骗过了的。小伙子应该向读者建议，与其读被阉割的作家的被阉割的小说，不如组织大家每人撒一泡尿酿红高粱酒。这时冲进来一个红裙姑娘。不，冲进来一个白衣白裙姑娘。还是蔚蓝色的呢？可惜英语里蓝色指的不是开拓而是忧郁。这个姑娘一点也不。她进了图书馆就哇哇地呕吐，吐出了钉书钉吐出了操行鉴定又吐出了王蒙的《青春万岁》。然后她一跃骑上了书案，撩起裙子往电脑控制的图书信息显示荧光屏上撒了一泡尿。这算不算《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精致的仿作”？ 我问，这样的作品有没有超前走向世界的可能呢？ 你没回答。你以为我在昏说。不。人们就是这样为新的角度新的手法新的思索新的形式而憔悴，然后用他们的小眼睛审视着一切，抱怨目光够不着的山峰。 这时门铃响了。门铃一响我们就惴惴不安，我们难得的无心无悲哀回忆将随着这一声门铃而化为灰烬。不是抢匪，胜似他们，门铃一响我就四处乱躲，为自己的形体的客观性而沮丧万分。一切都是这种不可承受的存在之过招来的。 幸好，只是收电费。缴完电费顺手给了电业局的她一包烟。她太匆忙，没有时间留下微笑，摩托车哆哆哆地冒着青烟。摩托车在月光下像一只饥饿的狐狸。我呢，一株荆蒿。 你说，你建议我把六十年代初期未能发表的短篇小说《初春》写下来，凭记忆尽可能地恢复，然后注明原委。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因为你说你喜欢这个故事。 我谢谢你啦。 我说这种苏联模式的故事也可以不写啦。即使写也不能是老样子。比如说要写这个青年在等待，但他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他两眼发直，明察秋毫而丧失视力。他本来已经弄到了护照弄到了签证，他考取了“托福”。他已经花了两千多（或者再多）美元，但他忽然又不想去了。他问自己，既然阿猫阿狗都在出国都在反思都在更新观念都在写信口开河的小说和更加信口开河的评论，他得了博士又怎么样呢？进入“博士后”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好问题。英国人就是这样，你提出一个他感到不好回答的问题，便绅士风度地称赞你提了个“ｇｏｏ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ｍ”“好题儿”，就像电影《金色池塘》里，孙子骂爷爷“放屁”以后，爷爷说：“ｇｏｏｄ ｗｏｒｄｓ”—— “好词儿”。 那么还写不写姑娘呢？写姑娘还有什么新意呢？要不写个母夜叉？当然不是孙二娘而是服用类固醇的铁饼冠军，不。还是写个刚刚吃了大剂量的镇静剂的女子吧，从“小鲍庄”来的。写来到图书馆以后就站到了期刊架前。她站着，站着。青年愣着，愣着。你和我也都愣着。后来才发现，原来电子石英时钟停摆了。没换电池。 我兴奋起来，我说这可能是一篇好小说，一篇倍儿“潮”的小说，甚至，这是超第九代的“好词儿”。 你笑了。 我的文学想象的翅膀迅猛翱翔，可以是一个个体户等待一位公关小姐。可以是一只狗等待一只猫。可以是一排中程导弹等待拆除。可以是一位港客等待一艘缉私船。可以是一个杀手等待肯尼迪总统。可以是一个瞎了眼的母亲等待从台湾归来的儿子。可以是一个蜘蛛等待一只苍蝇。可以是蚊子等待哪怕是美术馆画上的光润的人体。可以是正等待不等待无等待伪等待…… 这时，你打了哈欠。 我说，我还没有给你讲完呢。 你一笑，说：“那就继续下去呢。” 电话铃响，通知我明天在第七会议室开会，进南门。 又一个电话，问泡好了的海参要不要，每斤七块多钱。小伙子在工会图书馆等着姑娘，他看到许多人，也有熟人。 他很奇怪，为什么他等的人，就硬是不来，而他没有等的人来了一个又一个呢？６０年代初期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带着得意。我说，这种心情是在我等待你的时候体会到的。那天你领了票去怀仁堂看莫斯科歌剧院表演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我等你等了七个小时，我不停地望着窗口，望着东四大街。我说过许多次了。 你轻轻叹息，目光变得温存。你告诉我，你收到了钟秀的信。这对患难夫妻终于离婚了。 即使等到了，也会离婚的吗？ 我不能回答。然而并没有等到，我说。不，我说错了，我的旧日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终于那个眼睛黑得像春夜一样的姑娘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英俊得多的青年，比如说，我的描写暗示他是一个劳动模范，一个共青团小组长，或者是夜大学的优秀学生。那时我完全相信苏联作家协会书记伊萨柯夫斯基的抒情诗里的姑娘，爱的是佩戴奖章的年轻人。这使我们的图书馆管理员尴尬而且酸楚。他彬彬有礼地为这一对显然的情侣服务，为他们找出了艾芜的小说《雨》和巴甫连柯的《幸福》。我的六十年代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闭馆了，人们散去。××（那个管理员，对不起，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一个人沿着积雪没有化净的林间小路走向宿舍区。他闻到一种只有初春的夜晚才闻得到的类似酸梨的气味，他祝福那个姑娘和那个比他好得多的青年。他分辨着天上的明亮的与暗淡的星星。为什么星星模糊了，难道他已经蒙上了一层泪水？他不好意思地笑了。雪还没有化尽，绿草已经萌生。他好像看到了那个未来的真正属于他的姑娘的温柔的眼睛。那个姑娘还在远远的地方等着他呢…… 我不能保证这一切都是原文。特别是关于气味的描写。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的听觉嗅觉都特别好。直到三年以前也还是非常好的。我描写气味的文采一定比现在恢复的那两句话抒情得多。我推敲每一个字的平仄。把６０年代的旧作拿出来，教授和研究生，就会称道我的“炼句”的功夫了。我让他们满意过的。 “而抒情也已经过时了。”你说。 我问是吗。他们和她们只是那样说“过时”罢了。刘索拉对汪曾祺说：“你们这一代人爱得太沉重了，而我们爱得轻松。”汪曾祺问道：“轻松？”我１９８８年６月份在伦敦见到了刘索拉。她说：“我现在只是一个人。”她说话的样子不像她宣布过的那样轻松。 “后来呢？”你又问。 后来他下放乡下去了。后来他３０多岁了没有结婚。后来经人介绍搞了个“对象”。对象，这是哲学，也是生产劳动。他们常吵。不像张贤亮，绊一跤就会碰见温顺的羊羔李秀芝和人间尤物马缨花。再后来他也就到年龄啦，退休啦，窝囊和牢骚啦，要个“职称”啦，托人给孙子买一架钢琴啦…… “然而他总算在一个初春的夜晚等待过。”你说。“这个……请你给我倒一杯酒。最好给你自己也倒一杯。” 你倒了酒，说：“你喝得太多了。” 是太多了。都太多了。所以变得太少了和一无所有了。我便只把酒杯碰了碰唇边，让杯中的酒在房中慢慢消散，放出那涩苦的芳香，让酒香想念它的主人和它的前生。 然后我们都有一点失眠。 说“有一点”，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失眠就像怀旧，以及干脆还有爱情和文学。早已经过时了。没有旧可怀的人有福了。他们一定会在个什么《自由谈》上写用不着怀旧的“批评”文字。 １９７９年８９年３月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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