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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十七章
　　祝正鸿从赵青山家走出来，怡然亦复怅然。作家再伟大在领导面前也像一只小瘦猫，卖弄一下皮毛和爪子，嗷嗷地叫两声，噜噜地响着肚皮，最后的目的无非是让你摸摸它的肋骨，蹭蹭它顺顺它突起的皮毛，再揪揪耳朵捏鼻子，喂它点食儿。可偏偏赵青山又有那么大的名气，这不是，首长也见了他！让他祝正鸿看着眼热。那年他到南方一个省出差，住在一个县级招待所里，同室的一位推销员说：“作家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思想太复杂，一搞运动他们都是反面教员！”
　　他的话使祝正鸿觉得刺耳。大实话常常比假话更刺激。祝正鸿从小还是喜欢文学乃至崇拜作家的，他自费订阅过文学杂志，他也试着写过一点散文和诗，都没敢拿出去。听了推销员的话，他一面为这位推销员的粗鄙少文摇头，一面又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是事实。
　　然而瘦猫也是有希望的，如果领导摸摸它的话。如果瘦猫背后有一只老虎呢？你能掉以轻心么？这些作家的特点在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事情，能够靠他们收购粮棉、征兵、大养其猪，取缔一贯道和推广双轮双铧犁么？不行的，一样也干不成的。五八年一位著名党员作家在河北省作县委书记，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调子极高，煞有介事，结果一切搞得一塌糊涂——比官僚还官僚，比白痴还白痴。作家当了官，比真正的官官瘾还大，作家有了权，比真正掌权的人还弄权，因为他们动不动激动，带感情，给个鸡毛就是令箭，给个弼马温就上天，说着说着弄假成了真。但是他们一旦背后有了势力，他们挑毛病弄是非往上点眼药可是行家里手。对他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张志远告诉祝正鸿首长接见了赵青山，“你该去看看他”，张志远的指示就这么几个字。张志远一点，祝正鸿心领神会，他去看望赵青山明里是关怀照顾与赵共同学习首长指示，暗里是摸底，是去摸首长对赵说了什么，有什么不利于市革委会的话没有，而且，赵对首长又说了些什么，有什么不该说的没有。常有这样的说法，叫做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这话表面上是同义反复，说了等于没说；实际上是省略了何谓不该说不该做这一最重要也最不方便明说的命题，这个同义反复显出了自己的隐蔽和分量。此时无声胜有声，最精彩之处就在于让你自己明白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怎么去明白呢？在赵青山见过首长之后，祝正鸿立即出现在赵的家里并带来了给赵青山增分住房的关怀，这就是提个醒：市革委会是巨大的存在；这个存在虽然没有中央文革的势头与招牌显赫；却比中央文革更经常也更管用：比如房子。这也就是告诉赵某人要想想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妙哉妙也，不言之言，不教之教也。而交谈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根据祝正鸿的见识和经验，赵青山在作家里就算是谦虚谨慎，注意待人接物的了，他那副笃实忠厚，愚直中透露着农民的狡黠的样子也使祝正鸿觉得熟悉，孺子可教也，赵青山有戏！(而凡是精明在外，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型作家，到头来只有死路一条，这也是祝正鸿早就悟出来的了。)
　　这回赵青山是行了，瘦猫可能变得肥一点再肥一点。首长那里也许暂时不至于有什么差失。知道屁滚尿流就好，屁滚尿流比张牙舞爪强过百倍。当然，不能大意，谁让他是作家？作家当然危险。两处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叫做二加二，比局长们的住房条件还好，可他自己呢？他才住着一套房子，在妈妈没有过世以前，又是妈妈，又是老婆孩子，回到家连个转身的地方也没有，不久前妈妈走了，才稍稍好一点——这样想真是不孝，罪孽。“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毛主席最近讲的这个话是再明白也没有了，听了这个话再不清醒，再闹小资产阶级爱呀自由呀理想呀幸福呀正义呀那一套，就该统统枪毙。却原来那么多旗帜那么多主义，那么多原则，那么多思想和热情，那么多歌曲和诗和梦，那么多文学和艺术，那么多流血和气壮山河……最后都得落实到权力和财富上。
　　用我们党的话来说，叫做“先务虚，后务实”。务虚就是讲口号，讲理论，讲思想，讲路线；务实就是讲职务，讲级别，讲汽车，讲房子。这些年他接触了多少干部，多少领导，多少造反派保皇派呀！不管他们怎样地意气风发，海阔天空，最后，真正心连心肉连肉的是……是务实的呀。
　　看今天，转了那么多腰子，最后谈到房子的事的时候，伟大作家赵青山，东方无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赵青山同志，感激得差点没有给他呼噜噜呼噜噜摇起尾巴来。
　　你是托尔斯泰又怎么样？你是贵族，你有房子，你住好房子住了一辈子，你有属于自己的庄园和农奴，然后晚年才有伟大绝决的出走。如果你压根没房没食，你早就冻饿而亡，嗝儿屁着凉！你若早就是伟大的底层人，你是诗人们为之哭泣和歌唱的流浪汉，你压根就没家没业，你还哪儿去走走？从此个桥洞走到那处房檐？你出走了谁在乎你？无非像旧社会《平明日报》上的一条消息：“昨夜大风突起，全市冻毙十七人……”
　　用林彪的话呢？争来争去，争的是“镇压之权”。
　　为什么要镇压之权呢？
　　有了镇压之权，也就是分配生命的权力，还没有分配权力和财富，分配房子的权力吗？
　　到了老百姓那里，权权权，命相连。我们要想无权的苦，忆有权的甜，摆掌权的难，鼓起夺权的勇敢。
　　文化革命，就这么着一家伙把背心和裤衩全扒光啦。
　　他现在有了权了吗？他到赵青山这边来，宣布给赵青山增加一套房子，两室一厅。这好像是他有了再分配那套房子的权力。然而，他只是执行而已，现在别说是二室一厅，就是一室无厅，或者半间屋，也得比他大得多的领导也就是勤务员批条子，尤其是，他并没有权力给自己哪怕是多分一间房子呀。
　　自从听了老张同志的教导，检举了陆浩生以后，他就成了“革命的领导干部”了，他就从被审查被革命的可疑人物变成了审查旁人革旁人的命的领导——虽然是不太大的领导——干部了。他首先获得了行动的自由，他可以每晚回家，可以每晚吃玫香给他炖的排骨汤——革委会连续分排骨，排骨炖萝卜，不但养人而且补肾。“再分配”一点这样的排骨也是自然而然，天公地道的吧。他每天晚上还要与想像中的妈妈讨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遇到头疼的事，他就想妈妈如果在，会是什么主意。肯定，依妈妈的意见，他的表现应该比现在还要紧跟，还要激烈，还要誓死效忠中央文革小组。妈妈说过：“孩子你要记住，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就要给他当孝子贤孙，提马桶刷饭盆，咱们都干。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咱们对他是六亲不认！没有毛主席……”妈妈一说起毛主席就满眼热泪。从前不也是这样的呀？妈妈是憋着一股什么劲呀，她有机会就要发表最左啊左的意见。在祝正鸿听说上面酝酿让他担任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的时候，他告诉了妈妈，他本来以为妈妈会为他终于快要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而欢欣鼓舞的，谁知道妈妈说：“不，我要听的不是这个。我要听的是你去掏大粪，你去下乡落户当农民，你去喀拉昆仑山放哨！你要到反修防修的第一线去，你要与帝修反斗个一万年！毛主席说得对，减少一百年也还是九千九百年！那样，你才能真正地改造自己！一颗红心是铁打的！哪怕是牺牲了生命，也才是你爸爸妈妈的好儿子！”
　　说得祝正鸿五迷三道，连妈妈说的是不是真话他也辨不清了。怎么连爸爸也出来了？说是真话吧，他下了乡或者去了喀拉昆仑谁管动不动犯心口疼的妈妈？掏大粪倒还切实可行一些，自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妈妈最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他去掏大粪，妈妈至死留下的遗言也还是要他去掏粪，当真？可大粪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思想改造得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也包括分配你是终生改造还是终生要旁人改造。妈妈是什么人呢，他坚信，妈妈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政治经验都远远超过他，妈妈只是没有得到机会罢了，得到机会妈妈照样可以进上层，在中国，能够进政治局的女人何止妈妈一人！妈妈照样可以生杀予夺，势如破竹，照样可以当旗手，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旗手导师，宁命定乎？
　　像妈妈这样的普通的中国人，蕴藏的政治积极性政治能量政治心机是太多太大了。几千年的惨烈的政治斗争，几千年的改朝换代，使政治在中国哪怕是家庭妇女哪怕是小业主哪怕是三寸金莲那里也生了根，在中国，蹬三轮的、卖腐乳的、耪地的、剃头的，更不要说唱小曲的啦，说到底他们都是政治家！苏三、李师师、李香君和赛金花……所有名妓都是政治家。魏忠贤、李莲英、所有太监也是政治家。只有书呆子才会对政治一窍不通！(要不主席说他们书读得愈多愈蠢！)历史造就了中国的政治，政治的中国，历史造就了中国人的政治兴趣，政治热情，政治才干，政治心计，政治眼光，政治冒险欲望。听说湖南有一个乡，光从这个乡出发参加革命后来成为党政军要员的就有十几名二十几名，这些人呆在乡里，最多也不过教教小学，开个小店，买几十亩地，娶两房姨太太罢了。其实别的乡也是一样，全国每个乡至少能出十名高干，全中国就有候补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几十万，候补专员县委书记县长上亿，(不斗行吗？)这之中，妈妈虽然不一定是最杰出的，起码不是差的。惜哉妈妈未尽其才也，惜哉妈妈只能遇到机会在儿子这里演习演习其政治姿态政治雄辩政治激情也！
　　祝正鸿也在每一次批判大会上发言表态，有张志远和他妈妈的鼓舞，他硬着头皮硬是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有权看内部文件，新市委的领导都认识他。最后，抻了半年，令他时冷时热，像疟疾一样地发作了半年——当然，一个人得到了提升，他立即成为了那些没有被提升的人的公敌，他的就任政工组副组长远远不是顺利的——他得到了政工组副组长的职务，比他原来的职务实际上高得多，虽然不长工资，不分房子。他取得了继续革命的权利，取得了继续吃革命的饭坐革命的车的权力，他走道能大致上挺起腰来了——也不能挺得太直以免人家说你翘尾巴，他很快乐，他毕竟是在人人罪该万死的年代开始了扬眉吐气的新一页。
　　于是他今天布置批判刘少奇，明天反骄破满，批陈整风，投石问路，今天批判《三上桃峰》，说是一出戏为王光美翻案，明天批判“无标题音乐”，说是黑线回潮。今天批判林彪，而且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右得不能再右了，明天又批判成孔子了，就因为林彪讲过韬晦和中庸之道，陈伯达题过四个字“克己复礼”。
　　他还学舌般地传达文件让大家批判“文艺问题方向解决了”的谬论，就是说党成立五十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小三十年了，“文革”也搞了七八年了，方向还没有解决，永世不得解决，更不准说是解决掉了，永远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再向左转，再向左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操练呢？什么时候才能迈步呢？
　　不工作还好，一工作就如入五里雾中。
　　管那么多做什么？反正当政工组长比进牛棚强。
　　然而他又总觉得有异样的眼光看着他，特别是他不敢看那些过去的他的领导，他们现在大多因为旧市委的问题还处在专案组的审查之下。他们的命运太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使他紧张而且尴尬。遇到周围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他总是主动地与这些至今尚未得到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的老领导打招呼。有人对他的招呼莫名其妙，茫然无以对；有人是一怔，然后半信半疑地打量他；有人是面红耳赤，转过脸去；有人是公事公办地回他一个点点头；还有人对他的打招呼反映出一种受宠若惊的表情，然后庸俗乃至油滑地点头哈腰地连说：“祝组长，请多指导。”
　　几乎没有一个人友好地与正常地回答他的好意。这使他嗒然若失。
　　人是卑劣的么？人是不允许别人比自己的处境好太多的么？
　　比如早晨他去看望了赵青山，他为什么那么急于告诉赵青山王模楷的事呢？连一个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王模楷，他也要嫉妒么？
　　反正王模楷的上天安门让人人气不忿，反正打从王模楷奉调回京，人人都等着他再垮台的那一天。这不是，大家都预见到了。
　　噢，不光是王模楷，所有的今天把这个揪出来，明天把那个打倒的消息都会令一些与他们无仇无冤的人感到快意，感到某种与紧张共生的兴奋。看到听到处境比自己好的人碰到了比自己糟糕得多的麻烦，谁个能不感到庆幸乃至解恨，至少是一种看客，一种看戏，叫做不看白不看的乐趣呢？
　　所以说，人民要革命。所以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永远站在革命这一边，阶级敌人不过占百分之一、二、三。还有百分之二、三、四，哪里去了呢？
　　然而他是张志远，是他的——其实他毫不怀疑，那就是他的生身父亲。在那次谈六翅鸡以后，他试探地再次与张副书记谈起自己的母亲，他假装是谈自己的历史，他说：“妈妈告诉过我，我的爸爸是四川人，姓林，后来去了江西苏区。我姥爷那时开小店……”张志远打断了他的话。张志远谈起了最近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然而，祝正鸿看得出来，张志远有点不安，脸红一阵白一阵，忽然喘气忽然咳嗽，说的话不流畅，停顿和节奏不对头，好像在读一篇通通用错了标点的文章。只是在谈完话，张志远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深情地看着他，说：“向你妈妈问好。”他又拍一拍祝正鸿的肩膀，他几乎是搂了一下正鸿，他忽然放低了声音，问：“你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住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吗？”
　　祝正鸿不假思索地坚定地回答：“没有，我们，我是说我和我的妈妈，我们娘儿俩一切都好，我们什么困难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
　　他已经后悔自己的孟浪了。什么时候？管他亲生干生爹娘做什么？“文化大革命”期间，伴领导如伴虎，岂可掉以轻心？
　　从此，他与张志远的联系就一下子少起来了，他的表现也没有起初那么积极了。开会表态的事找他也少了。妈妈死的事他想了想干脆不告诉张志远。过了一个星期了，丧事已经办完了，一天张志远问他：“听说你母亲去世了。”他点点头。张志远拍拍他的肩膀，说：“致以哀悼。”他的官腔使正鸿不满。没有再说话。
　　他依稀听说不久张志远和第一把手之间有了矛盾，而他们的矛盾只是为了一个标点符号。他们在审查写作班子的一篇大批判文章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幸福线，胜利线。”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幸福线，胜利线！”而争执不休。第一把手主张句号，根据是两报一刊社论里的同样句子是句号；而张志远主张惊叹号，根据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位大人物给张志远的信里，同样句子标了惊叹号。人们窃窃私语，不明白一个标点有什么大不了的，何苦争执不下？祝正鸿一声不吭，这年头还理解不了这个，恰如彭真同志批评过的：“怎么这些干部笨得像猪？”这句话最后，可以用句号，也可以用惊叹号，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现在，两位领导的意见不一致了，这就是问题之所在，问题就在于问题本身，就在于二位领导的意见不一，互不相让，就在于有人赞成这个领导的意见有人赞成那个领导的意见，谁是句号派，谁是惊叹号派，势如水火。还有一些傻×，莫名其妙不知就里。哈哈，这就是路线斗争！哪怕一个主张八两，当然老秤，即二百五十克；一个主张半斤，不分老秤新秤(也是五十克加二百克)；这也会成为路线斗争！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他得到了张志远的指示——“你该去看看他”。他不辱“父”命地去过了。
　　他与赵青山谈完话，做完人情，也得出了有关判断之后，他回到办公室。进办公室后立即见到了秘书的惊恐不安的目光，秘书本来是一个低眉顺眼，远看辨不出男女来的人，今天，她的一只杏核一样红肿的眼泡鲜明地引起了他的注意。秘书通知说，马上要开干部会，有重要文件传达，秘书强调说：“听说，有事儿。”秘书一面说话一面喘气。
　　如果秘书说的是“事”，不儿化，那就是有工作有任务有安排不得闲之意，如果是“事儿”呢，如果把事儿化了呢？这个“事儿”里就有几分凶险之意了。
　　他一惊，从秘书的目光里他看到了某种灾难的预兆。他问：“嗯？”
　　这一声“嗯”已经足够了。他不可以再多出一个声音。
　　秘书说：“张……”
　　这一个含糊不清的“张”字，也已经够了，太多了，出了格了。张字还没有说完，她的针眼出血了，鲜红的血液与乳白色的脓汁从“杏核”里流了出来。祝正鸿惊呼了一声，他挥手让她快去医务室清洁一下。
　　祝正鸿一时没有听清，只像是被谁从背后推了一下，什么什么？张？张志远？当然不会是张春桥也不是张君秋。张怎么了？这年头，一切好事都靠不住，一切坏事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稳住，你一定要稳住，他不知就里，但是本能地告诫与鼓舞自己，就像走着走着路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他需要的是调整自己身体的重心和保持平衡，而不必去管绊你的是石头还是木桩。
　　……张志远突然被“隔离反省”了，据说查林彪集团的过程中有什么事牵扯到了他。隔离二字的蛮横与方便使祝正鸿吃惊。现在把一个干部隔离，比吃一枚糖球似乎还顺当。这件事给祝正鸿的冲击甚至超过了旧市委的改组，对于旧市委来说，他祝正鸿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与他也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现在，是张志远，是他窃自认定的生身父亲……
　　直到晚上下了班，回到家里，他一放松，才觉出，自己垮了。
　　嗡的一声，头顶晕胀，耳膜嗡嗡，两眼发黑，上身发热，下身冰凉，祝正鸿的感觉直如犯了脑溢血。
　　而且登时他的横膈膜疼痛起来了。腰肚上好像楔进了一块板子。
　　他犹疑再三，还是没有把消息告诉玫香。他只是声称太疲劳了，低头不语。
　　他预见到，很可能上边让他写揭发张志远的材料。这使他感到要发疯。先是五七年把那么多熟人当右派揭发批判，后来把整个市委当反革命集团批判……他硬起头皮，再硬起心肠，他咬紧牙关硬是怎么指怎么打怎么骂，让怎么看就怎么看，让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自己已经不算是一个人了。可刚批完陆浩生他就知道自己错了。他无法“妥善安置”自己的良心。这次呢？这次是不是他也还要如法炮制呢？先是推托，再是应付，然后他犹豫踌躇，半推半就，犹抱琵琶半遮面，像是第一次卖身的妓女，不情愿，害怕，想临阵脱逃，但是胳臂拧不过大腿，他最后还是得让人按到床上三下五除二一捅到底哗哗流血。再以后呢？揭发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揭发了两次就会有三四五六七八几十次，千人日，万人入，向一个人揭发了就得向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做揭发老领导揭发恩师直到揭发亲爹哪怕不是亲爹但曾经误认为是亲爹的表演，像一只狗一样地咬完了这个再咬那个……正如陈伯达的词儿，他将成为变色龙，小爬虫，(现在变成变色龙与小爬虫的正是陈伯达自己。)或如鲁迅说的，他将成为丧家的乏走狗，如毛主席说的，成为政治骗子……中国的伟人在有关人会落到何种地步的预见性上真是一个赛似一个。而且，揭发者人恒揭发之，批判者人恒批判之，打报告者人恒报告之，操人者人恒操之……到那一步，你不揭发他他就揭发你，他不揭发你还有他他她她揭发你，人人离不开揭发过来批判过去的命运。
　　横穿祝正鸿的腰腹，隔断了祝正鸿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那块打进去的木板，带来了愈来愈无法忍受的疼痛。在听了关于张志远的问题的传达的当天晚上，他的病急性发作，他被送到了急救中心，后来转到了医院。他被诊断为肠梗阻。他被送上了手术台。
　　在闻麻药的一瞬间，他含泪想道，冤冤相报何时休？就这样死了罢，死了大家都踏实啦。反正早晚也是个死。
　　原来这就叫视死如归。
　　手术后第三天，他从麻醉状态下醒过来才一天半，政工组组长来了，除了看望他以外，让他口授揭发批判张志远的材料。
　　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几次来人催，他就是不写。他一口咬定，他没有发现张志远的任何问题，他没有的写。最多把我也隔离起来，他横下了一条心。
　　其实，从一开始玫香就知道了张志远的“事儿”，这样的“事儿”不但是转瞬传千里，而且是愈保密传得愈广愈快。玫香支持他再不要转向揭发了。出院后正鸿郑重地回忆了一下妈妈关于自己的生父的说法，长这么大，除了解放前夕妈妈向他说的那一点以外，正鸿从来没问过什么，他怕旧事引起妈妈的伤心或者不安。这次，他是想认真想一想了。如果妈妈在，她老人家会说什么呢？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
　　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妈妈的反应或许是白居易的诗。
　　祝正鸿只觉得毛骨悚然。
　　……不到半年，张志远的“问题”就解决了，说是弄清楚了，没事。这么大的一个干部，说隔离就隔离，说没事就没事，祝正鸿只觉得不寒而栗。虽然没事，张志远已经不可能回到揪他批他一个六够的市委来了，他外放到南方一个省做省长。祝正鸿长出了一口气。
　　祝正鸿又错了，说张志远的问题解决了的是中央的专案组，这边，没有人说什么，而且，一切迹象表明，这里仍然是以张划线，凡是揭发过张批判过张的干部都得到了重用，凡是被认为是包庇了张的，全靠了边。祝正鸿惊异的是，自从张志远的事情出来以后，自从他住了医院而拒绝了写张志远的揭发材料以后，他的文化局长的任命就泡汤了，新的文化局长已经走马上任，当然，不是他。政工组只剩下了几个人处理善后，这个机构即将撤销了。他这个前政工组副组长也就靠边站了，一切会议不再通知他，一切工作任务不再分配给他。他去上班，没有人理他。他去找领导，领导说：“你多休息休息吧。”说完了组长转过头去与旁人谈别的事情去了。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说法，政工组也还没有正式下文撤销，理论上他还“是”政工组副组长，然而他其实已经什么都不是了，职务不动也可以夺你的权，他没了戏啦。最妙的是他不知为什么也就底虚起来，不敢再多问一个字了。不再有人找他请示工作，不再有任何文件传阅到他这里，不再有人给他送家乡土产，不再有人给他打电话，不再有人给他开车门倒茶水。后来，他干脆要车也要不着了。他给车队打电话，车队说：“现在没车。”
　　他明白了，又“再分配”了一次。
　　半年后，一九七二年，运动进入整党阶段，革委会正式取消了名义，市委市政府恢复了，他被分配到卫生局当公共卫生处处长去了。
　　他只觉得谢天谢地。他本来以为自己也要被隔离的。自从张志远出了事，他也不再与想像中的妈妈讨论政治了。如果妈妈在，她的高调门咏叹调也会收起来的。这也很怪，他对此毫无怀疑。妈妈会回到自唱自叹的唐诗宋词古典文学中去，一定又是“山寺月中寻筷子”，又是“妾住在横塘”起来，俨然一个飘飘欲仙的隐士，或者更正确一点说是仙姑，道婆，当然，祝正鸿是大孝子，不会想像他娘亲是巫婆。中国人在大潮来了的时候都是政治家，而在大势不妙的时候，又都是灵山秀水归客乃至谈狐弄鬼的天上人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也可及，其愚也不可及。从误入尘网到采菊东篱。谁不会玩这个游戏呢？
　　那么，他的爸爸的故事到底是实有其事还是妈妈的出色想像力结出来的果实呢？
　　他的房子仍然很狭窄，他不再关心文艺呀意识形态呀路线是纲阶级斗争是纲还有养猪也是纲什么的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心病，他惦记陆浩生，他听说陆浩生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以来，气候有点变化。听说张银波重新筹办出版事宜，听说电影《创业》顶住了棍子而且受到了毛主席的保护，听说犁原奉命重新筹办文学刊物。听说一批老干部重新出山。但是陆浩生的历史问题始终找不到证人，没有解决的希望。
　　他委托一个朋友帮他找到了陆浩生现在的地址和电话。“文革”开始以后，他们夫妻双双揪出，也就被从原来的高干小楼赶了出来，他也就不再知道他们的去向。想不到这回一问，打听出来他们就住在他家附近，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距离。这使他惭愧异常。这使他觉得自己是欠了账。怎么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呢？可又怎么往来呢？去一趟写一份交代加揭发材料？去了以后先说：“书记，对不起，我过去写了今后也得写您的材料，您看我揭发点什么好？”
　　他约好了，去看望陆浩生。
　　他想给陆浩生带点礼物，他找了几本上海出的《朝霞》、《时事手册》和《赤脚医生手册》，上海人是灵，给他们一个火柴他们就能在里面翻跟斗，就有了广阔空间。他还觉得缺了点什么，在家里搜了搜，找出了半只金华火腿，还是当政工组副组长那几年外地来办事的人送的，他闻了闻，味道尚无大的变化，金华火腿并未“变修”，便用一张旧报纸裹了裹，给陆浩生带上，裹报纸前他细心地看了看版面，确定报上没有主席像也没有林彪像才敢用——有前者，用来包火腿是亵渎，有后者用来包火腿是反动。至于毛主席语录，所有的报上都是连篇累牍，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满脸愧色地见到了陆浩生。陆浩生住的楼道里充溢着酸腐的大白菜混合着蜂窝煤燃烧不充分的味道，已经是夏天了，大白菜早该吃完了，但楼道里的气味不变。全楼共用的垃圾通道蒸腾着陈年臭气。楼道也肮脏得很。奇怪呀，这样的楼房里不会有人烧蜂窝煤呀，怎么楼道熏成了污七八黑的呢？祝正鸿想起北京刚刚盖所谓单元楼房的情形来了，五十年代，说是有了这样的公寓房——那时公寓二字听起来也很有些“反动”，革命的住处只能说是宿舍或者营地的——说是每家都有自来水、下水道、暖气、后来还出来个煤气管道，对于只知道小胡同小院落小平房的北京人来说，那时觉得住进具有水电卫生煤气设备的单元楼房就是梦一样的苏联电影一样的生活啦。
　　这才几年，梦想实现了。
　　梦想一经实现，就开始发霉啦。
　　陆浩生的两间小屋堆放得杂乱无章，进门处的一间小厅里劳动着一名木匠，木匠后背上的细密的汗珠令正鸿直起鸡皮疙瘩。满地刨花木片，还有一碗发着恶臭的鱼皮鳔胶。祝正鸿想不到，书记这里也是忙于打家具。各打各的衣柜、写字台、餐桌……那也能叫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他最近听到一个反动怪话，说是各人都在搞斗批改，斗是“逗”孩子，批是“劈”木材，“改”是改毛衣。可你又在哪里呢，我的那个或者正确地说是你的那个“文革”之底？看不见您呀，底！过去，谁家里不是从公家库房里搬两张木床，一张办公桌，一张一头沉，再从山货铺买一张小炕桌儿，做几把小板凳完事。怎么搞革命搞得纷纷打衣柜，打床头柜，打椅子，打饭桌，打茶几，乃至打起简易沙发来了，这不是“变修”了吗？而陆书记家，当他们搬到小小的两间单元房，再打起家具来之后，除了更脏更乱更挤更味儿以外，居然一点领导的味儿老革命的味儿也没有了。他不禁喟然叹息。
　　“陆书记，您也在打家具呀？”祝正鸿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不然，说些什么呢？几年不见，提拔了他又被他多次检举批判过的陆书记，已经满头白发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人呀！
　　祝正鸿吓了一跳，他的耳近旁似乎有人向他低语，他四下看看，当然，并无一人。
　　“啊，你好，祝……老祝同志。”陆浩生对他的有关家具的问候就像没有听见一样，他似乎只是在考虑怎样称呼祝正鸿，过去书记都是叫他小祝的，现在临时改口称他为“老祝”，恐怕也是表示敬意的意思吧。
　　你他妈的缺德不缺德？
　　“我是说您在打家具呀，”祝正鸿仍然找不到话题，他便顽强地重复他的对于打家具的关注，怕书记听不明，他用手指着前厅的木工说。
　　“唉，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陆浩生仍然是答非所问。
　　“谁呀？”他听到了响动，控制不住自己，他叫了一声。
　　门帘一掀，从里屋过来一个年轻人，真新鲜，单元楼房，有门，却挂着一个既灰且白的破门帘，像是农村，像是窑洞，像是《红灯记》里的布景。年轻人自称是陆浩生的外甥，他回答了祝正鸿的关于打家具的问题，看来他在屋子里听着祝正鸿的谈话。他不是有任务来监视陆浩生的吧？祝正鸿脑子里一闪。他介绍木工活介绍得很详细，详细得令祝正鸿讨厌，他甚至不等那人介绍完就转过头去，劝陆浩生：“您不要着急……”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什么心思，他似乎对提出了疑问又不认真听他的介绍的祝正鸿怒不可遏，他一下子提高了五倍音量，大叫道：“我准备用水曲柳，用透明漆，背和里儿不是用三合板，是用五合板……”
　　祝正鸿吓了一跳，除了斗争会上，他好久没有听到有人这样大声说话了。
　　而陆浩生全无反应。陆浩生似乎与他的外甥不是生活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里。
　　终于祝正鸿恭恭敬敬地听完了外甥的木工活计介绍，而且表示十分拥护，绝无异议，外甥才走出到外间小厅，与木匠继续大喊大叫去了。
　　经过九年“文革”，中国人的音量都大大增加了，胸腔共鸣腹腔共鸣与肺活量都增强了。是嘛，主席说过，新生事物是要大喊大叫的。也就是说，不大喊大叫的一定不是新生事物啦。祝正鸿想。
　　陆浩生气色还可以，只是举止有些老态，说得严重一点，看来有些憔悴。祝正鸿先判明，陆浩生见到他十分激动，而绝无不满抱怨的意思。当然，这与他现在的处境有关，等到他官复原职，他未必能原谅我。祝正鸿想。陆浩生见到祝正鸿似乎有一腔话，“我的问题……”他含含糊糊地说，话还没说出来，他咳嗽起来了，他咳嗽得无依无靠，一幅老病并且贫贱交加的可怜相。这样的领导祝正鸿也见得多了，头一天没做“结论”或者叫做依然被“挂着”的时候，二目无光，耷肩缩颈，连脸上的线条也都是愁苦的，可怜巴巴的；宣布了他是“人民内部矛盾”之后，立时神态正常，面带喜色，有说有笑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呢，二目炯炯，姿态怡然，大声咳嗽，鼻子眼里出的气也比被审查时粗重有力得多。尤其是咳嗽，只要听一听一个人的咳嗽，你差不多就能判断他的近况，乃至他的级别，他的资格，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结论了。
　　那么你自己呢？你能大声地无愧地咳嗽么？
　　“陆书记，”他叫了一声，“您知道，我也揭发过您，批评过您……”
　　“那当然，应该，应该，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要批评，有好处。”陆浩生这几句话说得很清楚。
　　其实我没有什么尴尬的。那些亲手打死了人的人，那些逼死人的人，那些捏造旁人的罪名的人，那些打自己的父母打自己的老师抢抄别人的家将抄出来的财物据为己有的人……他们都活得很好。
　　活得很好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忏悔。
　　一辈子也不忏悔所以才能活得很好。
　　他们无怨无悔。
　　祝正鸿突然大声咳嗽了一下，这声咳嗽使陆浩生为之一震。
　　陆浩生说，现在他的问题大部分都弄清楚了，只是他在“一二·九”运动之后，投奔边区的路上曾经被国民党设的路卡扣过十一个小时，路卡误以为他是另一个他们正在搜捕的人，经查清他并不是他们要捕的人之后，便释放了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十一个小时，他找不着人证明他如何度过了这十一个小时。
　　又问了几句，祝正鸿明白了，这十一个小时的问题，完全是陆浩生自己挖找出来，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他被哨卡扣过，他甚至说不清那扣他的人是民团，是乡勇，是军人，是宪兵还是警察。不能说他是被捕过，没有什么捕，他也没有坐牢。他只是被盘问了一番，打了一个盹，还随着扣他的人吃了一碗哨子面条。吃哨子面的情节引起了重大疑惑，你与国民党匪特什么关系，会给你哨子面呢？这样的诘问使陆浩生也感到可疑，是啊，我与他们什么关系，他们给我吃哨子面？我是不是叛党投降了？我是怎样出卖革命的呢？他那时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了。地下党员怎么吃了敌人的哨子面了呢？
　　“我说不清楚呀……”陆浩生一副有口难辩的样子。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十一个小时的问题陆浩生早在延安就交代过审查过了，为这十一个小时，革命者们已经用了四五千个小时来帮助他启发他教育他盘问他批判他(他已经承认这十一个小时是他的准叛变行为)最后又宽大了他了，就是说，早在延安已经郑重做出结论：“陆浩生同志主动交代了自己政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经审查后，组织认为无变节降敌行为。”
　　但是“文革”一开始，没等组织审讯，他陆浩生就写起这方面的交代材料来了。开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说他是避重就轻，是为了给彭真刘仁打掩护才没完没了地穷扯自己的不是问题的历史问题。后来，造反派如获至宝，发现这回还真抓住陆浩生的小辫子了——总不能捞了半天鱼硬是一条也捞不到，总不能批斗了一个六够从市委班子里抓不着一个真反革命——好吧，他们宣布，陆浩生过去的历史结论不做数，为这十一个小时，他们可以断定陆浩生为党工作的上万个小时都不算数为这十一个小时，他们可以永远地镇住陆浩生，为这十一个小时他们能够永远证明自己的革命造反正确，证明他们的火眼金睛，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为这十一个小时也使没有类似的十一小时十小时九小时八小时问题的人意识到了自己的纯洁与堪当重任，意识到党的信任重如泰山。总之，这十一个小时的问题如果泡了汤，整个“文化大革命”就会被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就会被推翻，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就会受二茬罪吃二遍苦红旗落地神州变色。
　　祝正鸿遇到这样严肃的问题，也只好说几句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套话，同时他强调，对这十一个小时的审查完全是正确的适时的必要的，烈火炼真金，十一个小时连接着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他暗示，陆书记上边有什么老关系没有？了解您的，现在正管着事儿的，可不可以请某位首长为您说几句话？
　　陆浩生撇了撇嘴，一副为难的样子，然后他说：“如果有人想为你说话，会说的，如果说话不方便，那就更不要去活动为好。”
　　祝正鸿点头称是。
　　他发现了陆浩生这一类人的弱点，大学生，“一二·九”，延安，革命干部，组织生活，政治学习，批判斗争，他们的生活太单纯了。多年在一条单轨上运行的干部生涯，离开了领导与被领导，离开了在领导与被领导系统中的一定的位置，他们孤独无依，寸步难行，六神无主，还不如失去了娘的孩子。
　　陆浩生让正鸿看他的小小三屉桌，桌上堆满了宣纸：自从五年前对他解除“监护”以来，陆浩生等待“审查结论”期间，每天以毛笔蝇头小楷恭录毛主席著作。他已经抄完了主席的全部诗词，老三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论》《矛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陆浩生说：“我的精神力量就来自对毛主席的著作的抄写，每天抄七八个小时，我已经抄了五年了。”陆浩生给他看这一批充溢着墨香墨臭的“书法”的时候，陆书记满眼是泪。
　　祝正鸿觉得惊心动魄。
　　知识分子“忠”起来，哪个工农也比不上，工农毕竟要实际得多。而知识分子的忠，无边无际，又像抒情，又像浪漫主义，又像童话，又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又像为忠而忠，甚至像是表演。
　　“我也写了一些检查和历史交代材料，你看，这是底稿……”那也是一批蝇头小楷的手稿，祝正鸿的目光瞄了一下标题：“关于我的反动出身”，“检查我的怀疑三面红旗的反动言论”，“深挖细找我的路线错误的阶级根源与世界观根源”，“我十三岁至十六岁的一些经历”……
　　祝正鸿的感觉是惨不忍睹。一个老革命，一个老领导，一个神气活现的好同志，怎么一旦落入这种境遇就会变成这样！
　　“我只盼着有一个结论，我只盼着能允许我恢复组织生活，只要是党还要我……”已经年逾花甲的陆书记竟孩子似的哞哞地哭起来了。
　　陆浩生哭起来的时候喉咙里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陆书记的嗓子本来是不坏的，但是他讲起话来爱激动，一激动就发出一种混合着假嗓的嘶哑和锐利的噪声。过去，祝正鸿是在听陆书记的报告时候听到过这种声音的。陆浩生做报告总是特别投入，他最喜欢用的比喻就是“搓澡”。一个运动进入了后期，陆浩生做报告了，他列举了运动的巨大成就以后，就会说：“对于人民来说，这是一次荡涤污泥浊水的运动，是一次洗手洗脚，洗头洗澡的运动，我们的身上不大干净呀，手脚不大干净呀，脑子不大干净呀！有的朋友，有的先生，有的同志，这个这个，洗澡的自觉性不怎么强哩，怎么办？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积极分子帮着搓澡嘛……”说到这里，不等听众听清，他自己已经笑得转音转气的了，已经笑得又打鸣又尖叫又像吹哨又像拉风箱了，一笑，他的口齿更加不清，他的方言也更加难懂了。讲到精彩之处，他的嘴巴会变得奇大，眉须扎煞，上体晃动，如醉酒一般。由于祝正鸿听他的报告多矣，才勉强听得出他的搓澡论：“……搓澡的同志，热心有余，温柔不足，也是有的，搓得痛啦，搓得破了皮啦，搓得临时出了点血啦，个别的搓得有点脱臼啦，这也是有的啦。哈哈哈哈，痛了，我们再贴一贴止痛膏药嘛。出了血，上点二百二嘛。脱了臼，还得再正骨再打石膏嘛。但是不洗澡是不行的，同志们，由于怕痛就不洗澡不搓澡，那是不可以的，那就害了你们……”
　　陆浩生讲新闻问题的大笑大叫也使祝正鸿难忘。他在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报纸不刊登美帝国主义的反华议论的时候，他说：“同志们，依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意见是不行的，那样的话，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电台，就变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喇叭筒啦，而人民是不答应的，把人民的报纸，人民的广播变成艾森豪威尔的喇叭，人民是要抗议的，哈哈哈哈……”他于是大笑不止，笑出了眼泪，笑得没有刮净的胡须上沾满唾液的银星子。
　　祝正鸿还想起陆书记讲反胡风问题，他说：“有的民主党派的朋友提出对胡风的事要公审，主席说了，公审可以，可公审了我们就要开杀戒了，什么罪名，怎么个判法，不能含糊的。还有许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我们的政策是要化敌为友的，公审完了，也就得把他们统统带上法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样，人民会起来打死他们的，哈哈哈哈……”
　　陆书记讲话有他的独特风格，诚恳，大气，浑厚，激动，放得开，有时候似乎还颇憨直。他是一个经常的做报告人，他管文教宣传，再合适没有了。
　　可现在呢？眼前的这个凄凄惶惶嗦嗦抖抖颤颤的糟老头子，就是当年做经天纬地的报告的陆书记么？
　　祝正鸿尽量劝慰了陆浩生。他暗示说，他现在已经不在政工组了，革委会已经不存在了。他现在只是卫生局的一名处长；他特别强调说：“我的觉悟与表现也很差，至少是不够。好多事我也是糊里糊涂。慢慢学习吧。不管怎么样说，您一直是关心我帮助我的，我很感激您。我一直不安，当初对您的揭发，我也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
　　听了祝正鸿的话，陆浩生的目光里有一点欣慰，但更多的是失望和反感，他急躁地说：“怎么能这样说呢？这样说是不对的。‘文化大革命’的案是绝对不能翻的，你对我的批判是正义的，是革命的，对此，我们谁也不能动摇。”
　　祝正鸿一怔，他的嘴角不为人注意地一撇，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忍了忍，才没有说什么义正词严的话。好劲！正是啊，你这儿松一松，他那儿就攻一攻呀！
　　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张银波回来了。祝正鸿热情地与张银波打招呼，张银波警惕地望着他，嗑嗑巴巴地所答非所问地与他说了几句话，同时对祝正鸿显出了一种她身上少有的点头哈腰的神情。只是在祝正鸿正式告辞的时候，他看到张银波的脸孔放松了一下，隐约地露出了一点笑意。看得出来，张银波对他的态度里显示出那么一种视正鸿为“非我族类”的意思，再说得干脆一点，张银波的敬而远之的态度里，流露出来的是对祝正鸿的厌烦。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的字典上没有“忏悔”的条目。记住，永远不要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刹那间，祝正鸿甚至于想，他的拒绝揭发张志远是走错了一步棋。既当了婊子，就永远不要企图让贞节烈妇们给你立牌坊，至于谁算婊子，那全看谁战胜谁了。
　　他的经历可真像那个脍炙人口的相声了：猴吃麻花，满拧！
　　既然已经臭名昭著地揭发了自己的恩公自己的老领导陆浩生了，何必再去顶着不揭发张志远呢？揭一个也是揭，揭两个也是揭。让人睡过一次也算失了身，睡一百次也算是失了身。这能赖我吗？而且，如果我对了呢？就是说，如果睡对了呢？搞政治，你能当一辈子童贞女么？如果，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被证明十分正确和及时的呢？你怎么有把握认定你的拒绝比毛主席的发动更正确更道德？
　　让祝正鸿比较一下吧，比如陆浩生与张志远，哪一个更正派，哪一个更忠厚，哪一个更与人为善？如果让他从中选择一个，做领导或者是做爸爸，他愿意选哪一个？
　　张志远是个王八蛋！他突然骂起来了。
　　也许他本来应该揭发的恰恰是张志远。不是张志远被挤走以后，那么多同志拍手称快么？
　　再找不出比侯宝林这个相声更精彩深刻的了。你请客，来了一些人，你说：“怎么该来的都没来呀？”一些客人不爱听了，走了一部分。你说：“怎么不该走的都走啦？”其余的人不爱听了，便又走了一部分。你着急了，你说：“我说的不是你们！”最后的客人也吃心了，大家都走了，空荡荡，白茫茫，真干净。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是祝正鸿。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人生。
　　第二天他没去上班，他起床以后径直去了医院，他对医生说了这儿不舒服又说那儿不舒服。他最后被留下住了院。经过反复地检查，确定他有心房颤抖，肝脾肿大，消化不良，慢性支气管炎初期等症。医生要求他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同时同意他再次住院观察和治疗，注射丹参和肝精，服用复方甘草合剂和板兰根汤剂。
　　按他现在的级别，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得住个四人一间的病房，但由于他这是第二度在卫生部门工作了，院方对他还是另眼看待，帮他找了一间依托在楼梯转弯处的小房，这间房子不太正规，原来是医疗器材的贮藏室，院里改造了一下，成了一间特殊单人病房。这间房说好就是好，说差就是差，祝正鸿住进去，有单人病房的清静方便，却不必承担住单人首长病房的名声——甚至可以解释说，由于房间不合规格——面积小而且房顶是一个斜面，不宜病号，只好委屈卫生局内部人员将就一下。
　　他的病床旁的小柜上放满了精装赤面圣经纸全一册《毛泽东选集》，袖珍精装全一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和《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老三篇)》，他也放上了《红旗》、《朝霞》等杂志。但他真正读的是赵青山的新作《遍地光明》。听说这一本三十多万字的大书是赵青山用一个多月时间写出来的，他非常佩服。人家毕竟是作家，虽然内容全部是批判单干宣扬农业合作化，一切结构故事都符合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但毕竟有一些农村的生活细节，读了令他发笑，令他共鸣，又使他担忧：这些细节万一被抓住辫子当作丑化农民来批怎么办？例如描写一个农民，家里来了客(读且)也让人家帮着择豆角，虽说这是写的中农，他倒觉得这不限于中农，这总是有一点拿农民寻开心的味道。还有一些农民喜欢讲的俗语俚语，他读起来也觉得有趣，作家这个玩艺，没有还是不行的，那些指导赵青山管理赵青山掌握着赵青山命运的人其实哪一个也赶不上赵青山，呜呼！世界上，究竟什么叫本事，什么叫运气，什么叫权力，什么叫公平呢？揪住这些抽象的概念不撒手，就只能自讨苦吃，成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怪物——也许这正是知识分子不能成事，书读得愈多愈蠢，而赵青山之流，也只能是诚惶诚恐地仰权贵而长跪，仰权贵而觫的奥妙所在吧。
　　词儿妙有什么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权不是建立在词儿上的。词儿最多是毛，不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不服，行吗？
　　人在医院小住大概也是一种乐趣，一种经验，一种生活方式。他住了医院，也就心平气和，声微力弱，全面收缩起来了，他愈住愈像一个真正的病人了。吃得少，睡得多，话少，发呆多，时而哈欠，时而咳嗽，时而呻吟，时而苦笑，他自觉自己确已进入了一个生命的新境界。而医院对他的态度是一切由这位特殊病人做主，一切听他自己的，你说病就是病，你说吃药就吃药，具体药物选择医生与你商量，医生提供咨询，你说吃流食就吃流食，你说半流食就半流食，你说今天回家住去也可以回家住去，理论上你仍然是病人，仍然在住院。
　　也许这一段住院更重要的是检查，虽然是在“文革”期间，医院还是进口了一批新的超声波与放射性元素检测仪器，这个消息传得很快，于是众位医院的服务对象有病没病，这病那病，都以受到先进仪器的检查为荣耀，为神气，为幸福为地位和“行情”的象征。几个干部碰到一起甚至会交流：“你照B超了吗？”“你作同位素扫描了吗？”祝正鸿当然不能免俗，他的位置使他不能进入接受进口仪器检查行列的前排，但他住在医院是可以候补等缺，只要仪器得闲，比如约好的人物到时未能前来就查，人物要求改期，祝正鸿立即被拉去上床上“台”接受检查。就这样他也对自己的准特权感到满意。他是该查的都查了，该有的病都有了，该证明的都证明了，他很满意。
　　过了一段医生同意他的要求：回家休息。医生根据他的意见证明需要再休息两个月。
　　可悲之处也许不在于他的为有病而有病为住院而住院，可悲之处在于，所有的领导、同事，该来探访的都来探访过了，该送营养品的也都送来了营养品：麦乳精、糖姜片、茯苓饼、蜂蜜甚至他还一共收到过四筒婴儿代乳粉——这也算是难得的营养品了。可悲之处在于没有一个领导或同事表示对他恢复健康恢复上班的期待，没有人说：“最近真忙啊，你不在不好办啊，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回来上班吧！”也没有人问：“什么时候来上班？”或是“你估计还要住多长时间院？”不，人们说的是：“多休息，不要着急，多养养，好好检查一下吧。”
　　两个月飞快地过去了，在恢复上班前一天——是个星期天，祝正鸿结束了自己的体弱气微状态，他决定与全家一起去和平门烤鸭店排队。
　　第十九章
　　回到边疆似乎还沉浸在北京的日子里，那熨帖的感觉在他们身上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等远离北京，再谈口腔医院和烤鸭店，谈8路公共汽车和103路无轨电车，谈驴打滚和零打的啤酒，就像谈故事谈梦境谈海市蜃楼的花絮一样动人，迷人，令人含泪而笑，令人感到了一种找到证明的清晰与踏实，又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地裂天崩而东单无恙，前门无恙，王府井无恙，昆明湖万寿山无恙，这似乎使钱文的心又回到了实处。是的，我们是北京的，不管在边疆连续呆多少年，不管我们是多么地真心热爱边疆，我们还是有那么多快乐，趣味，回忆和琐屑的事务存活在那个被人人羡慕和向往的，太阳升起的地方。
　　而每打开一听罐头，开始一项（北京货）的吃食或者使用一次北京的塑料包，也带来节日似的气氛。这次在北京，赶上举行法国工业设备展览，这个展览对于不懂工业设备的大众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是奉送印刷精美的彩色道林纸宣传品和一件彩印大塑料包。钱文虽然不懂法语也不懂工业设备，还是与闻其盛，看了展览，更重要的是有了塑料包。回到边疆后，再看这彩印提包，真好比是去了一趟巴黎，真有说不完的关于洋荤的回味。不仅在于提物、滋味和营养，而且在于牵连，在于有那么个东西，那么个城市，那么个地图上的点点令人们梦魂萦绕，难分难解。有所向往，有所回忆，这本身就是充实，就是幸福，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日千里的滋味。
　　钱文与东菊双双超过四十岁了，他们的生命很可能已经过去了或者达到了一半，他们需要现在，需要未来，需要期盼和计划，他们也同样需要过去的温习，需要在回忆中探求自身，抚慰自身，证明自身的存在，哪怕这里有一点庸俗和无聊，毕竟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吃上了买自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午餐肉、罐头猪肉和四鲜烤麸。四鲜烤麸是多么好吃呀，如果不是供应出了问题，他才不会去买那玩艺。这么说，物资的匮乏也会带来新的体验，新的人生经历，我们算是活得赶上了点儿！
　　更令人激动的是他们家里的有机化学工程：做酒酿。他们连续做了几次，都发酸了，不甜。他们注意了洗涤容器，他们在发酵过程中封闭了容器的盖子，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操作上有什么不严格的地方。他们只好在做好的酸而不甘的制品里放上白糖，白糖也是买自北京的，这里只有甜菜制作的乳白色砂糖——本地叫做矿子糖。而北京的白糖是雪白的面糖，是凭购货证限量供应的。也许是自欺欺人，也许是心理作用，即使是喝一碗溲酸中含着酒香，醇醪中透着溲酸的大米（没有糯米）制品，他们仍然感到了快乐，感到了优越，感到了从虚妄的、可疑的、被骂了个狗血喷头的，被抹杀被歪曲被嘲弄被侮辱的青年时代中抓到了一点类似不合格的醪糟一般的东西。从这溲酸的所谓醪糟中，他们寻到了一点他们的红红火火的青年时代的证明——我们竟然那样扬眉吐气地活过：
　　太阳一出来，
　　赶走那寒冷和黑暗，
　　毛泽东给我们，
　　带来幸福和温暖！
　　为什么他们对于革命的追求，对于新中国的欢呼接下来变成了可疑的虚伪？阴谋？投机？变成了可笑可鄙的单相思！事情究竟错在哪里？一个青年人，也许可以说是少年人，倾心革命，莫非他或者她是挑选了自己不能承担不能负责不能分辨的历史重担？是太火热的激情？是青春不能负担之重？他从来不认为错全在旁人而自己纯白如玉，命薄如纸，与控诉、怨尤、牢骚或者装腔作势的愤激相比较，他更愿意寻找自己的历史责任，他相信历史对他要负责，他也同样要对历史负责。十余年来他一直在扪心自问，我错在哪里？
　　最可怕的是儿子的器乐课。请了老师来家，招待了酒饭，送了头巾作为纪念品，开始学奏提琴。太可怕了，不准确的小提琴声音足以令人发狂，以“踩鸡脖子”来形容还是客气了。与老师研究，老师认为该把提琴的质量根本不合格，以这样的提琴培养孩子，其实是在消灭孩子的音乐细胞。钱文傻了眼。两个星期就在这种声音的折磨下度过了，显然，儿子的琴没有一点进步。钱文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亲自出马给儿子补音阶课，他这才发现，儿子这一代人对于C、D、E等调性毫无概念，怎么讲也讲不通。改成二胡，更可怕了，那种声音比杀鸡严重得多，而是彻头彻尾的“拿脑浆子”。总共不到一个月，儿子的器乐前程，彻底破灭了。
　　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然而，你错了，钱文。你以为你已经宠辱无惊，你以为你已经超然漠然木然，你以为你已经心平气和随遇而安什么都够用于是不再寻思不再探求不再苦恼不再希冀不再失望也不再流泪，你以为你只要只求活着，你以为你的低调已经使你处于永远的不败之地，你的绝望已经使你不再有任何愿望从而也就不再有任何波澜，你以为你的和光同尘槁木死灰濯其泥而扬其波已经明穿通透老到至极以不变应万变游刃有余，你以为你已经脱凡离俗微笑旁观怡然自在悲天悯人如在云端也就是如入粪壑，无忧无虑无嗔无喜，齐是非，同善恶，平悲欢，一生死。
　　然而，你不是这样的，过去不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将来也永远不会是这样。
　　只一个批判右倾翻案风就让你紧锁双眉心上压上了大石头。刚有一点整顿有一点生产有一点文艺节目，学校里学生开始上课，火车多跑出了一点正点率，火柴刚刚不再限量供应，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开始解决一两对的调动事宜，就受不了了，就又批上了，只要糖球在眼前一晃，只要人民有一点盼头有一点喜欢，只要老百姓觉得哪个领导还是办实事至少是说真话的，立刻就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狗血喷头大呼小叫咬牙切齿如丧考妣，非让你来个透心凉不可，生怕老百姓得到一丝活路，非和老百姓的心愿对着干不可，这是什么样的丧心病狂呀。
　　于是又批开了惟生产力论，老夫子问钱文：“咱们还有生产力么？”钱文心想，自从大跃进引起了大饥荒以后，生产力就成了一个犯禁的话题了。于是批三项指示为纲，说是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那么，人们窃窃私语，老人家不是讲过以粮为纲乃至以猪为纲么？于是追谣辟谣，愈追谣愈多。夫子说：“无根之言谓之谣，古人认为谣是天意。”人人都知道了江青接见美国记者成了红都女皇，人人也都知道梅花党要炸南京长江大桥，而李宗仁夫人是梅花党。还说是在上海发现了毛主席当年走失了的小儿子。更有指名道姓说某某人就是毛主席当年丢了的那个孩子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世界上的事怕就怕琢磨，一琢磨，不像他也就像得不能再像啦。于是又传出来东北一个傻小子把歌词“心眼儿里热乎乎”唱成“屁眼儿里热乎乎”，抓起来，毙了。于是又说，一个死囚献出了判断胎儿是男是女的秘诀：用一根丝线拴住一根铅笔头，在孕妇的太阳穴上令笔头自由晃动，横晃是男，纵晃是女，一时间到处是巫术般的铅笔头荡来荡去。更可怕的谣言是说周总理病了，江青去“探望”，趁着医护人员不在，江打了周三个耳光。
　　这样的层出不穷的真真假假的谣言，曾经大肆流行过，那是在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已经风雨飘摇的时候。
　　从北京回来，他们发现补发的工资并没有用完，钱文和东菊一商量，跑到商场买了一台上海造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他们看了些新闻节目。当他们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宾的镜头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了老人家举步维艰的双腿，张开了合不上的口，耷拉着半天抬不起来的头和时而睁开时而阖上的眼睛。他们非常难过，毛主席老了就好比他们自己老了，毛主席衰弱了就好比他们自己衰弱了，毛主席糊涂了就好比他们自己糊涂了。几十年了，一辈子了，他们的一切与老人家息息相关，好也罢，赖也罢，光荣也罢，耻辱也罢，笑也罢，哭也罢，耀武扬威也罢，丢人现眼也罢，全离不开他老人家，老人家是他们的生活包括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不可须臾忘记须臾离开的因素。而现在，老人家怎么已经到了这一步啦？
　　也许快了？
　　他们悄声相视，不敢出大气，不敢再说下去。
　　然而仍然有绝活，横空出世，批起《水浒》来啦，《水浒》一部书，“好就好在投降”，老夫子没完没了地重复“好就好在投降”六个字，作努力学习领会欣赏品味状。钱文感到，他是在推敲这六个字是否通顺雅训。就算是话语的表达上已经不如年富力强时候也罢，反正这次批《水浒》算绝了，旁敲侧击，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若领神机，无中生有，闲中发力，蓄势待发，咄咄进逼，神龙见首，了无痕迹，能放能收，挥洒如意，天马行空，独来独去；能玩到这一步，算入了化境——这里的“玩”字绝无贬义，而是指一种行为变成艺术，再从艺术变成游戏般的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行云流水，虎变难测，花样翻新，奥妙无穷，得心应手。这样的政治想像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完全同意林彪的天才论，完全同意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模糊数学公式！
　　于是十亿人运动于天才的股掌之上，一批《水浒》，完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员寄予最后希望的邓小平，主持工作不到一年，又靠边了。
　　传出了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不在这个时候批邓小平就是批人们的心尖子，就是批人们的最后的希望，就是批共产党的被糟踏了不少但仍然不容抹煞的人心。怎么能这个时候批邓小平！于是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儿子在操场的自来水龙头下洗菜，他听到了广播。他吓得放下了菜不管，跑到家里报信，连忙打开收音机。当然，是广播员夏青，“文革”中的所有最高指示都是由他播报的。他的声音激动，严肃，刚亮，绝对，又是高屋建瓴，泰山压顶，狗血喷头，体无完肤。
　　却原来还有声音，还有人民的意志，却原来人心没有死，民心不总是痰盂，却原来人民也有绝活，叫做“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钱文与东菊谈起来，不由得攥紧了拳头。
　　第二天上班，人人颜色苍白，面面相觑。最知心的朋友之间，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眼神似乎是在说：“终于发生了！”与此同时，又人人低眉顺眼，做出一种傻乎乎一切听喝的样子。
　　照例是学习，转弯子，表态。开头五分钟说话的人有点打嗑绊儿，一经起了头，学习会也就有了自己的轨道自己的惯性，于是人人都说处理得好，挽救了许多无知青年。老蒋谈得最诚恳，他说一开始对批邓也是不甚理解，后来对照邓的议论与毛主席的指示便找出了问题，明白了不批邓就不能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于是大家都依样画葫芦地说一遍。小刘谈得很积极，她好像为有个事需要大家表态而颇感兴奋。对于她来说，没有比紧跟表态更能胜任愉快的，也没有比这样的考验更能使她脱颖而出的了。她讲得眉飞色舞，边说边咂摸吸吮吞吐自己的舌头。她的舌头小而灵活，红而湿润，给人以一种甘甜感。钱文发现，大家都爱听她的表态更爱看她的舌头。
　　钱文还发现，发生一点别人一时不容易想得通而又需要人们正确表态的事件，对于小刘等一些人，对于过多的人口，过少的硬任务的中国人是完全必要的，求之不得的。平常，有多少事情是小刘做得了做得好的呢，她会写作吗？她会编辑哪怕只是改一改错别字吗？她会翻译吗？她会唱歌跳舞绘画上台演戏吗？她会教授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么？统统不会不会不会。就是说正常状态下，她常常处于一种类似失业、闲置、萎缩、打蔫的状况。但是一遇到出事，她就来神儿啦，她的可爱的粉红色小舌头就派上了用场啦，她的积极性可靠性好使性可疼可爱可搂抱性就全都显现出来啦。在这种兴奋状态，她会说一些大舌头的傻话，傻话就更可爱，就像女人喜欢在自己心爱的男人面前，特别是当这个男人要采取某种她所期待的行动的时候，她们会说一些傻话一样，她的傻话说起来也是一种撒娇，一种愚忠，一种可疼，一种引起注意的挑逗方式。
　　就在钱文专心致志地欣赏品尝小刘的舌头思考小刘的可爱之处的时候他听到了一声巨大的鼾声，是老夫子，他叼着半支烟，唾液洇湿了卷烟纸，唾液亮晶晶地从口角垂下来，像庐山仙人洞一股细细的瀑布似的下垂到地面上，小瀑布折射着昼光的光谱，很好看。他睡着了。
　　他的鼾声低沉然而很有分量，听来像是一声闷雷，使与会的人轻轻笑起来。主持学习的老蒋若无其事，就像根本没听见这一声鼾一样。小刘由于正说得兴起，也没有注意老夫子的深度入眠。
　　钱文捅了游方大士一下。
　　大士眼睛尚未睁开，睡意尚未消除，他连声说道：“好啊，好，实在好，好，实在好，要打，一定要打，要狠狠地打，打得好打得好。当然，那还用说？毋庸置疑，邓小平那怎么行？好啊，好啊。”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钱文吓坏了，只以为他又睡着了。忽然此兄挺直了腰身，挥拳道：“我认为处理得实在好！”
　　老夫子一脸认真，同时，他继续吸他的已经被口水浸得湿湿的香烟。香烟湿成那个样子，照样嘶拉嘶拉一亮一亮地燃烧着。这很令人吃惊。
　　人们变得活跃起来，开始联系实际，把机关厕所漏水，羊肉有票也买不到，汽车司机兼搞投机倒把，幼儿园的阿姨要孩子给她们送礼，购买日用品均须走后门，粮店每天只上班两个小时等等问题都联系到了右倾翻案风，联系到邓小平身上了。而一谈到生活，众人便你呼我应，趁机发了一大堆牢骚，大家都知道在学习会上谈这些也是白讲，以一种反讽和笑骂的态度发泄一番而已。
　　笑声驱散了钱文忧国忧民的沉重感，看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轻松，看人们的思想认识多么高度一致，看弯子不转自己就过来了，看政治学习当真是其乐融融。
　　一位画家作了长篇发言，他一通神聊，讲到黑市上的羊肉斤两不足，讲到河南散白酒喝死了人，讲到民间的一些胡说八道，竟然把《智取威虎山》上杨子荣刚刚上山，接受土匪座山雕盘问时的一段对白改成：“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应为“卷毛青鬃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应为“日本指挥刀”），然后，他讲到农民拿着羊腿向货车司机摇晃，要求搭便车，最后证明“文化大革命”一定要继续搞下去。他还说现在谣言太多，绝不能相信传播。例如他前边说的有些情况就可能是谣言，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如果再搞右倾翻案风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地主老财都会回来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的逻辑混乱不清，他的发言所举事例迹近给社会主义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但他的最后结论似乎还是义正词严，大方向无误，于是包括老蒋在内的各人民群众也就高高兴兴地或者是稀里糊涂地或者是假装糊涂地听了下来。
　　会后，钱文对老夫子说：“你可真行，讨论着这么大的事，你睡得着。”
　　“这有什么，我的一个好朋友，搞波斯文的，‘文革’初期，红卫兵斗他，他练开了气功，两个小时斗下来，他入定了。红卫兵走光了，他一个人撅着腚呆在会场舞台上练功。后来是他老婆来了，才把他叫了下来，他还埋怨他老婆，说是如果不干扰他，他的真气就要冲开泥丸宫，也就是说可以灵魂出窍，直上重霄九了。”
　　“可是，我的这个搞波斯文的好朋友，最近得肝癌死了。”他来了一个大喘气，补充说。
　　学习了一天之后，又下来任务，说是要声讨，欢呼胜利什么的。先集中开会，传达了意义、重要性、应抱态度、方式、次序、纪律和注意事项。最后强调一下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这么一说，大家的精神就起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之后，大家拿起统一准备好了的旗子、横标、标语牌和写就的小三角旗，兴致勃勃地去游行。四月天，边疆的气候还不稳定，本来街上的泥泞也很麻烦，但偏偏游行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大马路上化雪的水流与泥渍也基本消失了，同志们说说笑笑地走上街头，像是一次春游。大家整整齐齐地呼喊口号，倒也不影响吸烟与闲谈。城市规模不大，用了三十多分钟就走到了市中心，大家风风光光地喊叫了一回，老夫子说，这个季节叫一叫能够去除浊气，大家都挺开心。特别是回程上他们碰到了一位卖韭菜的少数民族兄弟，这位阶级弟兄不知道是否不通汉字或脱离政治太狠，他竟旁若无人地进入游行队伍，兜售韭菜，而人们也就与他讨价还价，挑挑拣拣起来。买到了韭菜的人个个喜气洋洋，开始计划中午的饭食。钱文由于学习了少数民族语言，占了便宜，他是首批买到新鲜合意的韭菜的幸运者之一。别的人就笑，说是河北人就爱吃饺子，舒服不如撂倒子，好吃不如包饺子。大家一致同意这个谚语的结论。
　　多么好的游行！多么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多么好的人民群众！经过“文革”的洗礼，生活真是愈来愈可爱了。
　　钱文始终弄不清楚，他参加那次声讨右倾翻案风的游行到底意味着什么。无所谓？是的，那个年月他可以参加随便什么游行，表随便一个什么态，喊随便什么口号。他没有自己的选择除非他已经活腻歪了。也许今天喊某某某万岁，明天喊同一个某某某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应该被彻底批判，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再过些日子，只要有命令有精神，马上反过来仍然可以喊某某某是好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真金不怕火炼是坚决拥护直到誓死保卫——所以说，“多么好的人民！”没法不好！那么说那么多人民，大家都在唱一台什么戏呢？那么多人，有几个是真心批邓的呢？不真心，为什么又是批判又是游行又是表态又叫喊提高了认识了呢？怎么假得居然搞得像真的一样，真的搞得跟假的一样了呢？我们究竟是创造历史的人民，还是任凭放牧的羊群呢？
　　问题是，参加完了这次游行，他的心情变得好一些了，就是说轻松一些了。邓小平既然已经邓纳吉了，就不要为他掉泪了吧。不论是诚恳沉重的老蒋，舌头翻滚的小刘，如睡如醒的老夫子，信口开河的画家，大家都无例外地参加了游行，神态也都差不多——庄重中透着轻松，疲劳中透着良民的稳健与平静。岂止他们？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马列主义教授，一级比一级高的有经验有威望的领导，谁没参加过这样的表态和游行？刘少奇在“文革”开始时候也跟着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人们衷心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跟着宣读或负责宣读“把叛徒、内奸、工贼某某某开除出党”，谁能例外，谁能沉默，谁能无祸，谁能免过？
　　“文革”的一大后果是言语的极度扩展、加强、极度灵活与最终失灵，就像一个气球吹得山大，便砰的一声破裂了——连最都要改成最最最最，而打倒与万岁的界线，真与伪的界线，赞成与反对的界线，革命与反动的界线，功勋与罪恶的界线，热爱与痛恨的界线，放屁与讲话的界线，划清界线与划不清界线的界线全都变得稀里糊涂，无可无不可，说有就有，说没就没，一小时前有就是有，十分钟后没了就是没了。“文革”是一次全民的语言实验。“文革”中张敏锐同志要“亮相”，便发表《我的严正声明》一张大字报，其中提到坚决支持某派革命造反组织一月夺权。过了九天，说是实行军事管制了，军区不赞成夺权的那一派。于是他发表：《关于〈我的严正声明〉的严正声明》，改为支持另一派。又过了半个月，形势又变了，说是中央文革小组说了什么什么了，于是又出现了张主任的“关于关于我的严正声明的严正声明的严正声明”，他又改变了态度了。这是对于语法和修辞规则的挑战，是用严正消灭严正，是无论如何令人难以置信的啊。
　　钱文已经不止一次听各级各类当权派说自己的罪恶是滔天的，他听到过不止一个当权派用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语言修饰自己，这样说话和旧社会称在下、鄙人、小可并无区别，更与口称“臣罪该万死”如出一辙。破完了“四旧”，一切都更旧了。经过反右，再经过“文革”，中国人已经随时可以承认自己是混蛋是罪犯是杀人放火者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是（画着美女的面孔的）白骨精或者（钻到人们的灵魂里的）蛀虫了。既然自己承认自己是罪该万死都无所谓，那么跟随着大伙说别人是这是那该枪毙该千刀万剐该批判不更是口到舌来，舒适愉快，轻飘润滑，温柔潇洒，易如反掌，其乐陶陶么？随着语言的还有表情直至举动行为，小刘的舌头的翻滚与嘴唇的一凸一凹一撅一撇，用来表示对老蒋的阶级仇恨或用来表示对老蒋的忠顺虔诚，用来咬人还是用来亲吻；其中又有多大区别！
　　同理，游行与买韭菜也并无二致。又游行又趁机买头一茬春韭菜，当然使钱文如释重负。兴奋的火花转瞬间熄灭了。他的表现和大家一样，与任何人没有区别，他的见解也很正常，他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走过来的，他无法想像别的领导别的走法，他不理解毛主席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但是他无法想像离开毛主席的指引中国会是什么样，他自己会是什么样？天安门前发生的事情使他激动困惑乃至于痛苦，但是不这样处理又能怎么样处理呢？不是这样的结果又能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欲哭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他们热血沸腾，他们乌合之众，他们义愤填膺，他们起哄闹事，他们哭哭叫叫，他们痞子运动，像他们这样的人和闹事的办法共产党见得多了，共产党是群众运动的专家，群众斗争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共产党靠的是群众运动起家，群众造反起家！可以说没有这样的国情就没有几千年和二百年来的历史！他们想以人多势众吓唬共产党，他们算找错了对象！他们算碰上了克星！那些闹事的人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呢？他们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哪怕是最微小的问题么？他们掀起的几个浪头能够和共产党发动的人民革命相比？他们能管得住军队、农民、边疆、内地、城市、干部、工人、学生、小偷、乞丐、土匪、妓女、流浪汉，他们防得住苏修、美帝、印度、国民党、一贯道、圣母军、八大金刚和十三妹么？
　　活该！政治是无情的，政治不是诗，政治不浪漫，政治一点也不亲爱温柔，政治让女性走开，让娘娘腔的阳萎小男人走开，让除了读死书放空炮扭捏做态耗子舔猫屁作（阴平）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啥也不懂的白作废物自以为人五人六的知识分子走开，政治是金刚力士的政治（这个词钱文是跟陈伯达学来的，陈在一本小册子里，称赞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的杀人如麻，说他是“把真正的金刚力士请上了历史舞台”），斗争是胳膊腕的斗争，正义是胜利者的正义，思想是统制者的思想，人民是山呼万岁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人民！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还不明白？没有一个政党像共产党说话这样坦率和一语中的。季米特洛夫接受德国法庭的审讯时候说得透：“在未来的战斗里，不做铁锤便做铁砧！”
　　然而江青呢？她得罪了老干部，她得罪了解放军，她神神经经，女流之辈，信口开河，比钱文还幼稚，看哪，她竟然听临时工造反团的控诉感动得落了泪，她以为是真的呢，她的水平绝对不比天安门广场上烧汽车的暴徒高，她把党把国家把社会搅得一团糟，她凭什么，就凭一个特殊身分，那么，主席百年之后，她的下场能够比古代的任何恃宠伤众的弄臣好么？哼，有好戏看！
　　邓小平呢？所有的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全是骂邓小平的，把邓小平比做匈牙利的纳吉，说他是邓纳吉。纳吉是什么人？他是被骗回来枪毙了的呀。他们要枪毙邓小平吗？惟一的一点希望，人们曾经寄托在邓小平的直言与他对中国人的责任心上，现在完了。邓小平在这种环境竟然敢说真话，这令钱文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实邓小平会明白，他急不得，他应该从长计议，他是在进行一场什么样的稀奇古怪和险恶万分的腹背受敌的斗争啊。
　　知其不可而为之，政治家，官员，有时候也是满悲壮的，叫做寄语位尊者，临危莫爱身！
　　中国共产党总算出了一个邓小平啊！
　　世界上真有不要命的人啊。
　　然而，他钱文已经怕看戏了。他已经想像到了公审然后枪毙邓小平的场面。事情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倒行逆施会不会发展到自取灭亡？到那时候玉石俱焚，土崩瓦解，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的奋斗付诸东流！
　　治国安邦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
　　还是高高兴兴地吃韭菜饺子。韭菜黄瓜两头鲜。没有肉，有鸡蛋或者虾米皮也行。边疆的冬天是漫长的，从打头一年国庆节以来，七个多月吃的都是土豆白菜萝卜，最多加上洋葱大蒜，干脆见不着什么绿颜色。现在有了碧绿如油的韭菜，有了辣和香臭合的韭菜的强烈的刺鼻的气味，这气味立刻叫人想起锅碗板勺筷子和饭桌，想起生活，想起春天，想起生活，想起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想起男人、女人和孩子，想起家庭，想起太平日子，多好！宁为太平犬，毋为乱世人。我也革过命，我也下过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我也振臂高呼高举红旗向前冲杀过，我也欲悲闻鬼叫，恨不得扬眉宰几刀，“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的诗是“剑出鞘”之属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然而这首诗的作者恰恰是汪精卫！在中国，没有比青年人的鲜血更廉价更可疑更飞快地褪色的了。我早早受到了党的教育，叫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早就知道这一切的不足恃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一盖帘饺子，是苟全于乱世。为什么我也一定要跟着哭跟着拼跟着闹跟着死呢？让我欣赏一下今年的头一茬韭菜吧。
　　家属院里家家吃韭菜，吃得一个院子里打嗝儿放屁都是同一种气味。然后韭菜吃完了，一院掀起了自搂“基建”的高潮。东菊所在的学校里修建体育室，运来了大量建筑材料。于是一位先知先觉带头，大伙跟上来，纷纷将建筑材料化为己有。开头，这种“偷”虽然明目张胆，还是有某些节制某些分寸的：有的人尽量挑一些半截砖，烂木板，各种下脚料，就是说将工地淘汰下来的东西往自家搬。渐渐地，有人肆无忌惮地打开拆开工地上的各种保护阻拦，拿起最好的建筑材料就往家里走。当这样的大胆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劝阻，告诉他们拿公家的东西去干私活未免不妥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什么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国家的！连命都是属于公家的！”他大声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气冲云霄！
　　另一种雄辩的逻辑是：“我们拿这么一点砖木沙灰你们就管，那么自治区文联会议室的全套沙发在一夜之间被人驾着大货车公然盗运干净，你们怎么不去管？出版社的编辑被人活活勒死扔到河里，你们怎么不去破案？×××领导自己要了一处房子，又给孩子要了三处房子，你们管吗？”钱文一直胆怯，动作甚慢，在盖小房方面属于顾虑重重的观望者。自从参加完声讨右倾翻案和天安门事件的游行以后，自从昧着良心喊了批邓的口号发了批邓的言以后，自从吃了咸淡宜人异香扑鼻的韭菜饺子以后，尤其是听了震聋发聩的偷盗有理论之后，不知道怎么一下子思想就解放了——他觉得自己有功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中国旧小说的套话真棒！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了。他创造了独立盖小房的崭新纪录，他废寝忘食，在妻儿帮助下两天半盖好了一间约四平方米的小屋，里边砌了一个灶，这就不仅是贮藏室，夏季也可以用它作厨房。他们的门前有一棵沙枣树，他舍不得毁坏这个初夏时分会放出浓香来的沙枣，便把树砌在一面的墙里，使歪歪扭扭的树，歪歪扭扭的墙，歪歪扭扭的灶，表现出一种奇特的雕塑风格。总之，这样的房子，天上没有，世上无双，歪七扭八，随心所欲，破除了一切条条框框，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与钱文的心情境遇贴切符合。（二十年后，钱文明白，自己早就搞了解构和后现代，又后来，钱文到了巴塞罗那，他发现高迪的建筑庶几可以与他的用偷来的材料建筑的小房相媲美。）
　　小屋盖完了，开始刷白，不但刷了小屋，也干脆刷了主房。他们买了几十公斤生石灰，加了二斤盐，一瓶蓝墨水，把大小房屋内墙刷了一个干干净净。天渐渐热了，小贮藏室兼厨房立即派上了用场，钱文又发现了自己一个优点，他在房间里读书乃至写作——他已经开始了的写作继续尝试着，但是愈来愈艰难了——小厨房里蒸着苞谷面窝头，他能在读书或写作、心无旁骛、专心致志，进入情况之时，突然警觉：到了揭锅的时候了！于是一看表，与预计的时间相差不到五分钟，他的身上就像设有闹钟发条一样。不论他怎样用心读写，他不会因忘记及时处理而造成锅干屉焦的炊事事故；无论他怎样尽责于执炊，他也还可以照旧学习写作。
　　我是一间歪扭的房子，
　　我是一台上紧发条的钟，
　　我偷来了砖头木板洋灰，
　　我遗失了我自己的生命。
　　他口占一首诗，笑出了眼泪。
　　边偷料盖小房，边批邓批《水浒传》，组织了各级领导写批邓的诗，诗歌发表的时候一律注明职务。钱文奉命将好几首用本民族语言写的诗翻成汉语，并且负责给诗人注上局长、专员、主任、委员的头衔。然后举行批邓诗歌朗诵演唱会，两种语言，且歌且舞，跟真的一样。
　　学习会上则说是宋江架空了晁盖，然后人们居然联系起邓小平架空了毛泽东。游方大士正色道：“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大家不想想，毛主席那么伟大，那是一个邓小平能够驾得空的么？你说某某要驾空毛主席，这不但是对于某某的批判，不也是对于毛主席的污蔑了么？同志们，我们只能说是某某痴心妄想驾空我们（！）的伟大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可头些日子毛主席还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棉里藏针呢。当然了，情况发展了，过去那样说是正确的，现在这样说也是正确的。”
　　老夫子的话把大家绕糊涂了，他到底是拥护批邓还是不拥护？小刘几次张嘴要说话要表示异议，又最后闭住了嘴巴。她大概也感到对游方大士的话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吧？
　　会后，老夫子与钱文谈起来居然也是一脸正经，他庄严宣布：“我讲的是严肃的，是字字都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是努力领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真谛的。我讲的是辩证法。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不让我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吗？办不到的，我就是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人民公社就是好，我某某人就是好！这才叫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也！”
　　善扯的画家说：“老家伙别他妈的扯了！”
　　而游方大士居然气急败坏，他正色道：“同志，你危险，你的阶级本能使你无法理解我的革命理论和革命体会！”忽然，他捧腹大笑，笑骂道：“你们这些王八蛋！”他笑得发作了喘病，嗓子里出了各种怪声，如鸟鸣，如裂帛，如火车放气，如锯玻璃。
　　在批邓学习转弯子期间，北京来了两个人，找钱文外调犁原在一九七五年七八九三个月对钱文散布了什么谣言。现在的钱文已经不是一九五八年与廖琼琼一起吃过饭便立即回来写廖琼琼的材料的钱文了。他态度明确，犁原同志一桩谣言也没有散布。压也好，诈也好，逼也好，诱也好，反正犁原同志吗也没有说过，凡是犁原说过的都正确，凡是不正确的犁原都没说。两个外调人员虽然极不满意，并且威胁钱文说他的态度恶劣，要把他的材料转给当地，最后，他们仍是没有办法，悻悻地走了。
　　便再学习。列宁为什么说无产阶级专政。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能斗掉四亿吗？）三要三不要。纪念鲍狄埃。科学院与百货商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两个彻底决裂。停滞的论点，悲观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地球史，宇宙史，人类史的基本知识。小土群，蚂蚁啃骨头。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赫鲁晓夫。还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霸王别姬，七发，子见南子，以猪为纲，水肥土种密保管工，是共工而不是轩辕氏取得了胜利，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与苏修论战从一万年减为九千九百年，鸡毛上天，蚂蚁啃骨头，提倡拉练，大风大浪并不可怕，提倡游泳，还管打乒乓球，管卖菜。高能物理，经络与物质不可穷尽，《十五贯》，《海瑞罢官》，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秦始皇和曹操都是大好人。《红楼梦》第四章是全书的纲，《红楼梦》是阶级斗争史。杜牧的诗有“折戟沉沙”句，预告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坠毁，沉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沙漠里。这就是“天要下雨，鸟要飞，娘要嫁人”。再锄毒草，武训是反动派，光绪、康有为是卖国主义，阳谋阴谋，引蛇出洞，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脱裤子，割尾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老人家在中国的九百六十万国土上，大踏步地进攻，大踏步地后退，大开大合，声东击西，欲擒还纵，见头不见尾，望山跑死马，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永远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无往而不胜，如入无人之境。
　　于是五迷三道，只剩下了听喝。毛主席和他们的关系，赛过父母，赛过兄弟姊妹，赛过师长，赛过一切亲人友人好人与冤家对头。离了他不行，什么也离不开他，离了他就是行驶在大海里突然撤掉了船，飞行在天空突然撤掉了电罗盘，睡眠中做着好梦哪怕是噩梦却突然撤掉了床，于是乎就什么都没有啦。他好就是人人都好，他错了就是自己活该倒霉，他聪明就是人人诸葛亮，他傻了就是自己彻底迷糊。他就是记忆，他就是感情，他就是功勋，他就是噩梦，他就是奋斗，他就是豪情，他就是发烧，他就是顽强地活下去的中国人的灯光，馒头，辣椒，白干酒，门神，驱蛔灵和气功，他是每一个中国人从脖颈通到尾椎骨的那根主筋。时间一长，你也会埋怨他，痛惜他，咒骂他，像咒骂脊椎疼痛，心跳气短，灯泡刺眼，馒头有了味，葱辣鼻子蒜辣心……只有辣椒不讲理，辣了前门辣后门。然而他已经化为你的一部分，已经与你的一生，你的父母与你的子女的一生密不可分，也许有了他你并没有生活得很惬意，但是没有他你就不是你，中国就不是中国，历史就不是历史，世界就不是世界。你咒骂完了还是心服口服。他以后的几百年，在中国，凡是打批判的旗帜战斗的旗帜反潮流的旗帜反体制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包括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及人民的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旗帜鲁迅的旗帜左翼的旗帜的，还有打民族的旗帜中华的旗帜爱国的旗帜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旗帜的，还有一种打旗帜的旗帜就是自诩旗帜，却根本看不出来他到底要干什么能干什么的，没有哪个人能够脱离开他的思想光辉，没有一个人能越出他的思想边线，没有一个人能够望其项背！
　　从中国现实的角度来说，他老人家的“文革”实在是搞得一团糟，他搞得百业凋敝，一事无成。他把中国像面团一样地擀过来捏过去，结果运动完全脱离了他的控制。他亲手自行去摧毁自己建立的党，去摧毁自己建立的国家，去摧毁自己建立的信念和秩序，再摧毁自己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他年轻一点，也许事情还发展不到这一步，请神容易送神难，他请来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尊神，他已经无能力送走它了。
　　然而这毕竟是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一次人民大狂欢，是一次毛泽东的诗一般的狂想曲。毛泽东称自己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建立了新中国，一件事是“文化大革命”，这绝非偶然。从中可以看到他老人家是怎样地看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狂欢，超前思维的狂欢，这是意志的狂欢，概念和语言的狂欢，创造历史即追求历史的一点新意社会的一点新意的狂欢，群众运动的狂欢，天才、智慧和勇气的狂欢，献身精神和悲剧精神的狂欢，是机会和手腕的狂欢，力比多和激情，欲望和野心的狂欢。人生说到底是什么？人生不过几十年，人生就是生命的一次狂欢，更正确一点说一次狂欢的实验，意义就在狂欢和实验本身；你还能做什么？你还能得到什么？什么叫对？什么叫错？毛泽东使青年一时间解放到了极致，去掉了一切绳墨规矩，轰动了全人类，激发了全世界。这有点残酷，一切循规蹈矩一板一眼对于生命对于青年就不残酷了吗？“文化大革命”确实尽兴。所以西柏林的“墙”上写满了联邦德国红卫兵的标语，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建立了伯克利人民共和国，法国文化部长作家马尔罗对毛泽东敬佩备至，后来，许多年后，全世界的拳击爱好者都在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泰森的手臂上刺上了毛主席头像。
　　极致了就是到头，尽兴了就是破产，狂欢了就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他自己多次讲过的，物极必反。除了他，没有什么人能够把六十年代的中国搞得这样乱，这样绝，这样热闹。
　　那么他死了呢？
　　没有人敢说这个话题，然而人人都在面对着思想着这个话题。
　　在“四五”以后，人们最后一次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他老人家，是他接见巴基斯坦的总统叶海亚·汗。人们看了电视，明白了，时候快到了。
　　他死了会引起动乱，崩溃，四分五裂，外敌入侵，亡国灭种？
　　他死了就是都死了？
　　人民祝愿着他的万寿无疆。
　　他死了江青还能站得住？
　　他死了“文革”还能继续搞下去？
　　他老人家的悲剧在于，他太伟大了，他的存在创造着一切也遮蔽着一切，他的不在，必然是一番风风雨雨，如果不是惊涛骇浪的话。
　　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这一天，中秋节刚过不久。中秋节那天月光太好了，那样的月光下无法入眠，睡不着钱文和东菊就谈论老人家和旗手，谈得喟叹不已。谈到夜二时多了，钱文起床走到院子里，他看着雪白的月亮，由于没戴眼镜，他看得模模糊糊，只觉得月亮煞白，月光煞白，满地煞白。一阵凉风，他身上抖了抖，他忽然感觉到，毛泽东主席正在乘风而去，乘月而去。他回到床上，再也睡不着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这一天通知下午有重要广播。钱文自己都不敢向自己承认，从他听到第一声听广播的通知起，他就知道这一天到了。
　　无疑，这一天到来了，最危险的一天，最恶劣的一天，一切都到了头，一切都在未定之数。而且，他懂得愈是这样的时刻愈是艰难，什么好事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也许转瞬间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什么叫幼稚，幼稚就是轻信，幼稚就是把一切包括自己想得太好了。什么叫成熟，成熟的第一步是防范，是懂得人性恶洞悉人性恶；是克制与防备直到制服这种种的恶。
　　也许更进一步的成熟是对善恶的超越与包容吧？钱文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中国共产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一听声音就可以判定，是了。
　　是夏青的高亢的庄严的声音，但是声音里含着悲戚，含着苍凉，含着惊恐和绝望。毛泽东的死使广播员夏青立刻变老了。这样的讣告本来是齐越的拿手好戏，一九五二年齐越广播的斯大林讣告，令人泪下如雨。“文革”以来夏青的声音从来是用来广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他的声音从来都是自信，惟我独尊，压倒一切，囊括宇宙，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声音。中国子民没有机会常常听到领袖的声音，那么，广播员夏青同志的声音，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声音。然而，今天，他的冷峻的声音里向外滴着血滴着泪。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瞧这个名单！莫非毛泽东一辈子战胜的首先不是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统治，不是国际帝国主义，不是蒋介石和汪精卫，而是共产党的这么一大批领导人！吓死你！
　　鸦雀无声，一片肃穆。讣告泰山压顶，先声夺人，居高临下，气象万千，不由分说，先把一排大铁钉砸死。
　　与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那时候确实许多人满眼是泪，有的还哭出了声。而毛主席的锋芒逼人的讣告引起的只有绝对的安静，绝对的严肃，绝对的谨慎小心。所有的人都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似乎一只威严的眼睛，似乎是毛主席的在天的眼睛在审视着大家，似乎人民正在互相审查，互相揭发，互相举报；似乎人们正在接受政治审察，接受考验，似乎头上有一把革命的利剑高悬，而当场有可能拖出去形迹可疑反应可疑被认为是阶级敌人例如同情邓小平的人就地正法。
　　直到听完了一遍广播了，哀乐已经放送了一会儿了，仍然没有人敢动。他听到了小刘的一声叹息：“怕就怕这一天啊……”
　　她的声音很小，没有把话说完，因为，她也觉察到了，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做作的，不自然的。
　　“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夏青缓缓地读着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声音空洞而且迷茫，呆板而又伤痛。在讣告和哀乐以后，任何其他的广播已经失去了意义，在毛泽东的名字之后任何名字已经失去了分量。
　　钱文仍然注意到，治丧委员会里有刚刚特赦释放的战犯，却没有邓小平，没有那些共产党的元勋。
　　钱文缓缓抬起头，他看到的是绝对冻结了的表情一片。老蒋一声没吭，一脸的规规矩矩，一脸的绝不乱说乱动。小刘低着头用眼角左顾右盼，她一直没有找到应有的感觉，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表现或者表演了。钱文看了看老夫子，老夫子的脸沉重已极，一片肃杀，似乎他方才挨了一顿痛打，要不就是他立即准备杀人。而喜欢胡讲乱讲的画家一副要与旁人决一雌雄的样子，他憋着气，皱着眉，苦着脸，两臂绷圆，两拳紧握，瞪着两只牛眼，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只是在收听完广播，大家散去的时候，老夫子，看了钱文一眼，向钱文歪歪嘴做了一个鬼脸。他的表情转瞬即逝，以至于钱文判断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表情什么意思，钱文想，即使用照相机，也捕捉不住游方大士的那个莫名其妙的表情。然而，他觉得游方大士的反应过头了。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与老夫子的区别，他感到了对老夫子的一点不满。
　　回到家里，他和东菊互相紧紧捏了一下手。他们提醒说：“要小心，要慎重，要分析，不论发生什么事件，都要冷静。”他们之间过去常常议论毛主席和“文革”，现在他们不议论了。然而，承认这一点有罪过也罢，他们对视，他们发现了对方脸上的极力克制的兴奋和期待的表情。他们都知道，一个历史时期过去了，他们自己的人生中的最好的一段过去了，不是早一分钟也不是晚一分钟，而是恰恰这个时刻，过去了。
　　于是再到会上去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按既定方针办”。什么叫“按既定方针办”？画家解释说：“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于是人们收藏萝卜和白菜，人们拥护华国锋同志就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他们长出了一口气，萎萎缩缩地照样活下去。
　　还怎么着呢？好像也就这样呗。
　　后来发生的事如阵阵春风，其实一切都不出所料，其实要让老百姓办早就办完了，但钱文还是觉得一切都比意料得更快更利索更简明通俗之至，一切都符合人们心目中的顺序。钱文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这样兴奋快乐如迎接解放的中学生。老人家一走，王张江姚的破灭摧枯拉朽。报上的文章直指极左。“还批判惟生产力论，难道让我们喝西北风吗？”这样的老百姓的话都上了《人民日报》。电视里播放了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人们已经用各种方式声讨起“四人帮”了。
　　又是游行了，是由衷的，不是为了买韭菜。也许人民隔那么一段时间就真的起一回决定性的作用？认为一切用人民的名义做的事说的话都代表人民是幼稚的，那么认为人民只是群氓群羊，是不是更荒谬呢？
　　许多次在首都举行的诗歌朗诵演唱会，全国的广播电台转播。文艺界居然又活了……
　　钱文听到那些激越的诗歌的时候，一次次地热泪盈眶了。他为周总理哭。他为陈毅哭。他为王昆和郭兰英的歌声哭，他为郭小川和艾青的诗句哭。一声“洪湖水浪打浪”，一声“我站在高山之巅”，一声“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他哭得几乎闭过气去。
　　却毕竟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是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恽代英、左权、柔石、胡也频、刘胡兰、江竹筠和王孝和、向秀丽的党，是鲁迅引为同道，郭沫若衷心拥护，丁玲和艾青成为她的一员的党，是建立了新中国万众归心的党，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罗莎·卢森堡、蔡特金、约里奥·居里和阿拉贡、聂鲁达和希克梅特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它不可能三下五除二变成奴才党太监党魏忠贤和李莲英的党清谈党白痴党只会跳忠字舞的党。
　　却原来人民有有用的时候，盗用人民的名义也有到头的那一天；却原来煤球不是白的指鹿不可能永远成马，《智取威虎山》的原作者是曲波不是江旗手；却原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积存了一些威望，你立下了历史功勋就是说你做过不少好事，你就能带动不少群众，而如果你滥用和透支你的威望，你的巨大的威望积存就开始减少开始告罄，再继续下去威信还会变成负数，你就要在某一天偿还债务，还不清的话还要旁人帮着还还。却原来《洪湖赤卫队》的歌声仍然那么动人，郭小川的名字仍然在诗歌朗诵会上震响，而姚文元把全中国知识分子都打成反革命的结果是他自己的覆灭，常香玉用河南豫剧调唱郭沫若的词：“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真是痛快呀，几十年没有这么痛快了。我们活到了这一天，我们活到了这一天！
　　却毕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探求是威严的判断是崇高的理念是多少仁人志士热情和智慧的结晶，而并不是任人捏揉任人搅和任人随便操的一团烂泥。却原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是信口开河连懵带唬走江湖叫卖的野药。而一声“二月里来——好春光”也唤醒了多少沉睡麻木的善良的心，一声“正月里闹元宵”也引发了多少热泪。却原来陈毅，贺龙……的英名，都不可能永远任人蹂躏，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都不可能永远任人涂抹。不是隔世报，不是现世报，而是立时报，立刻报，谁也跑不掉。这个痛快呀，原来愈苦愈糟如今就愈痛快。却原来周恩来总理是那样令人民痛惜，同情，怀念，成就了那么多诗篇，引发了我中国多少人的热泪。却原来伟大如毛主席也不可能永远遮人耳目，不可能永远倒行逆施，不可能永远垄断真理，这里有一种比人比领袖比导师比统帅比舵手比权力比天才比原子弹飞机大炮更伟大更强有力的东西。
　　钱文自己也昼夜伏案疾书，他写了许多新体与旧体诗。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么大的政治激情。老夫子见到钱文的激动的样子，不禁笑道：“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呀。还不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外甥打灯笼照旧？”
　　钱文坚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生活快要发生变化了。不管怎么说，明天会更好而决不是更坏。而老夫子却只是冷眼旁观，他来找钱文喝酒，钱文不想那样喝，老夫子却醉醺醺地呻吟着说：“明天，谁知道明天又会怎么样呢？”
　　老夫子喝得太多了，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钱文没有办法。钱文不可救药，钱文又来了劲啦。钱文身上的火种远远没有熄灭。不论有多少歪曲，多少打击，多少失望，多少沉沦，多少误解，多少亵渎，多少变形，多少仇视，多少怪话，多少忿懑，也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有多少糊涂，多少想不通，多少遗憾，多少困惑，这个党是我的党，不能说只是你的党。这个国是我的国，更不能只是你的国。这个时代是我的时代，不只是你的时代，这个历史是我的历史，不只是你的历史。也不论他确实已经看得多么开、透、通、明、逍遥、飘逸、老谋深算、料事如神、刀枪不入、半仙之体，甚至也不论他已经变成了多少次蛆虫、老鼠、蚂蚁、屎壳螂，他钱文仍然是钱文，他的感情性情观念中仍然包含着那么多革命的理想，政治的关切，党人的信念，忧国的深思，入世的抱负，献身的热望。他不是老夫子，不是游方僧，不仅仅是鸡猫的养家与搓麻的能手，不是那个湖南工人也不是残渣鱼儿，他其实从来没有绝望过。哪怕没有人接受他的热泪也罢，哪怕认为他的热泪一文不值乃至有害无益也罢，认为他是自欺欺人别有用心也罢，认为他是装模作样讨好某一个力量也罢；在一九七六年的秋冬，在一九七七年的春天，他哭了，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为苏联十月革命，为一八四八年出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为孙中山和廖仲恺，为林则徐和邓世昌，为邓小平和华国锋，为陈毅和贺龙，为李大钊、方志敏和刘胡兰，为卓娅和舒拉，为马特洛索夫，为闻一多和李公朴，也为老舍、顾圣婴、为傅雷也为丁玲艾青和周扬……他热泪长流如注。
　　终于，一九七七年，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华国锋郑重宣布，以“四人帮”被粉碎为标志，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
　　这个宣布使老夫子即游方大士笑得满身口水，满脸鼻涕，他一面盛赞着“好啊，好啊”，一面笑得前仰后合，弯着腰直不起来，他像瘫了一样，匍匐在地。他最后真的瘫倒了，面如土色，不论怎么努力过了许多分钟硬是站立不起来。同事们大惊，把他送到医院，三天后不治而愈。

　　1系电影《阿娜尔古丽》主题曲歌词。
　　2系评剧《秦香莲》中的唱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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