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王蒙-->布礼-->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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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劳动，劳动，劳动！几十万年前，劳动使猿猴变成了人。几十万年后的中国，体力劳动也正发挥着它净化思想、再造灵魂的伟力。钟亦成深信这一点。他的对祖国山川和人民大众的热爱，他的献身的愿望，他的赎罪的狂热，他的青春的活力，他的不论在什么处境之下都无法中断的、不断从生活中获得补充和激发的诗情，全都倾注在山区农村的笨重的、应该说是还相当原始的体力劳动里。他背着满满的一篓子羊粪蛋上山，给梯田施肥，刚起步两分钟，就像做豆腐的最后一道工序——用石板压一样，汗水像豆腐水一样地从四面溢了出来。他爬梁越坡，沿着蜿蜒崎岖的山径前行。他的腰背弯成七十度，尽力学着老农的样子，两腿叉开，略略拳曲以利于维持平衡。两只手是自由的，有时甩来甩去，觉得上肢轻松得令人飘飘然。有时交插手指放在胸前，一副虔诚的样子。有时用两手拢成一个圆环，这是一个练气功的姿势，为了拔步陡坡，必须气运丹田。每走一步他都觉得腿在长劲，腰在长劲，他确实是脚跟站稳，脚踏实地，在把自己的体力和热情，把饱含着农作物所需要的氮、磷、钾和有机质的肥料，献给哺育着我们的共和国的农田。
　　他掏大粪。粪的臭味使他觉得光荣和心安。一挑一挑粪稀和黄土拌在一起，他确实从心眼里觉得可爱，拌匀了，发酵了，滤细了，黄土变得黑油油的了，粘土也变得疏松，然后装上马车，拉到地里，撒开，风把粪渣送到嘴里。他觉得舒畅，因为，他已经被大地妈妈养活了二十多年，如今第一次把礼物献给大地妈妈……
　　春天了，他深翻地，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全部肌肉和全部灵魂的能力集中在三个动作上：直腰竖锨，下蹬，翻土；然后又是直腰竖锨……他变成了一台翻地机，除了这三个动作他的生命再没有其他的运动。他飞速地，像是被电马达所连动，像是在参加一场国际比赛一样地做着这三位一体的动作。腰疼了，他狠狠心，腿软了，他咬咬牙。腿完全无力了，他便跳起来，把全身的重量集中到蹬锨的一条腿上，于是，借身体下落的重力一压，扑哧，锨头直溜溜地插到田地里……头昏了，这只能使他更加机械地、身不由己地加速着三段式的轮转。忘我的劳动，艰苦而又欢乐。刹那间，一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十二个小时也过去了，他翻了多么大一片土地！都是带着墒、带着铁锨的脖颈印儿的褐黑色土块，你想数一数有多少锨土吗？简直比你的头发还多……人原来可以做这么多切实有益的事。这些事不会在一个早上被彻底否定，被批判得体无完肤……
　　夏天，他割麦子，上身脱个精光，弯下腰来把脊背袒露在阳光下面。镰刀原来是那么精巧，那么富有生命，像灵巧的手指一样，它不但能斩断麦秸，而且可以归拢，可以捡拾，可以搬运。他学会用镰刀了，而且还能使出一些花招，嚓嚓嚓，腾出了一片地，嚓嚓嚓，又是一片地。多么可爱的眉毛，每个人都有两道眉毛，这样的安排是多么好，不然，汗水流得就会糊住眼睛。直一下腰吧，刚才还是密不透风的麦田一下子开阔了许多，看见了在另一边劳动的农民，看到山和水。一阵风吹来，真凉快，真自豪……
　　秋天，他打荆条，腰里缠着绳子，手里握着镰刀。几个月没有摸镰刀了，再拿起来，就像重新造访疏于问候的老友一样令人欢欣。他登高涉险，行走在无路之处如履平地，一年的时间，他爱上了山区，他成了山里人。如同一个狩猎者，远远一瞭望，啊，发现了，在群石和杂草之中，有一簇当年生的荆条，长短合度，精细匀调，无斑无节，不嫩不老，令人心神俱往，令人心花怒放。他几个箭步，蹿上去了，左手捏紧，右手轻挥镰刀，嚓地一声，一束优质荆条已经在握了，捆好，挂在腰间的绳子上；又一抬头，又发现了目标，他又攀登上去了，像黄羊一样灵活，像麋鹿一样敏捷，身手矫健，目光如电……
　　除了和农民、和下放干部们一起劳动以外，他和几个“分子”还主动地或被动地给自己加了成倍的额外任务。夜里三点，好像脑袋才刚挨枕头，就起来“早战”了，把粪背到梯田上，把核桃、枣、甘薯、萝卜背下去。在星空下走小路，星星好像就在人的身边，随手都可以抓到。中午嘴里还啃着咸菜和窝头，又开始“午战”了。晚上喝完两大碗稀粥，又是“夜战”。夜战的时间长了，有时候也犯迷糊，分不清早战和夜战了。除了星宿的位置有些不同，别的区别很少能觉察到。人真是有本事，把加班说成什么什么“战”，马上就增加了一层非凡的革命的色彩，原来他们是在战，在打仗，在向资产阶级、向自己思想中的敌人开火，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谁能懈怠呢？干就干吧，还要竞赛，还要批评表扬，一得空就要评比，还要按劳动和遵守纪律的情况划分类别，改造得较好的——一类，一般的——二类，较差的——三类，继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四类。这种评比可真有刺激的力量！所以农民反映：“分子”们劳动是拼命，像“砸明火”一样气急败坏，看着他们干活我们都害怕——他们重载上山的时候是跑步，下山的时候是跳跃，喘气的声音两里地外都听得见。这还不算，一有空他们还得考虑自己的罪行，考虑通过这种“砸明火”的劳动如何进一步认识自己的丑恶面目，进一步感谢党的挽救……
　　钟亦成出身城市贫民，从小家境不好，在他发育成长的关键时期——十一岁至十四岁的时候，正是家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时候，所以，他身材瘦小，手腕和脚踝特别细，解放后的繁忙的会议、工作之中，他也没有年轻人应有的娱乐、体育锻炼和足够的休息。来山区后营养又差，农民还可以从供销社买点点心吃，而他们的纪律是不准买任何吃的东西。但不知道是一股什么样的内在的、神奇的力量，支持着钟亦成，使他在如此严酷沉重的劳动中没有垮下来——许多比他们干活少得多的下放干部这个住了院，那个请了假，有的一回城就半年不见影子——他咬紧牙关，勇往直前，在严酷的劳动中体味到新的乐趣，新的安慰。他甚至觉得，以往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岁月全是浮夸，全是高高在上，虚度年华。而如今，他的四肢，他的肠胃，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了解放。一切的清规戒律，什么饭后不要立即从事重劳动啊，什么一天应该睡八小时啊，什么刚出过大汗不要下凉水啊，全都打破了。有一天吃面条——这是罕有的改善，小小的钟亦成一顿吃了六碗——一斤半干面出的条儿。这种出色的、努力认真的、傻气的劳动沟通了他和农民的感情。农民说：“你刚来时我真怕一阵大风把你吹跑了。谁知道，你还真豁着命干。”农民一再爱惜地劝导说：“悠着点劲儿，别那么卖死力气，伤着身子一辈子的事儿！”还有的农民悄悄邀请他：“甭听他们的限制，上我家喝两盅儿，我给你煮两个鸡蛋，瞧你瘦成了啥样子！”农民的热情使钟亦成五内俱热，然而，他是一个罪人啊，他有什么颜面接受农民父老的这种关心和爱护呢？
　　有一个小名叫老四的农家孩子，才十三岁，对钟亦成特别好，一会儿递给钟亦成一把红枣，一会儿抓一个蝈蝈叫钟亦成去看，好像钟亦成是他的同龄的伙伴似的。家里烤好两个土豆，他也要趁热给钟亦成拿一个吃。他还给钟亦成的背篓缝上了一层棉垫，这样背起来就不那么硌腰。老四无微不至的帮助使钟亦成感激而又惶恐，他对老四说：“你还小呢，你倒老替我操心！”老四说：“我看着你们几个人实在太苦。”说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我们不苦。我们有罪！”钟亦成慌忙解释说。“你们不是改好了吗？你们思想要不好，能这么劳动，这么老实吗？”“不，我们改造得不好……”钟亦成继续嗫嗫嚅嚅地，自己也不知所云地着。
　　说是每个月休假四天，但是对于“分子”们，两个月也不见得放一次假，宣布放假也是突然袭击，早晨吃完早饭，正擦着铁锨，有关负责人把“分子”们叫去了：“今天起你们休息，按时回来，不得有误……”这样临时通知，据说有利于改造。钟亦成更来了个彻底的，通知休假的时候，他一咬牙，申请说：“我不休了……”
　　凌雪来了好多信，并没有责备他不该放弃休假，却是说：
　　“……知道你健康，劳动得好，我很高兴。可你为什么不写诗了呢？为什么你的信里没有诗了呢？你不是说山区的生活十分可爱吗？我相信它一定是十分可爱的。我相信不管有多么苦（你当然不说苦了），它仍然是甜的，你不是说常常想念我吗？那就写一首关于山区、关于劳动的诗，寄给我吧。干脆写一首给我的诗也行。别忘了，我永远是你的诗的第一个和最忠实的读者。现在，我也许是你唯一的读者了。将来呢，也许你有很多很多的读者……
　　“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了？我的意见就是要你——写诗。不要气馁，不要悲伤，哪怕一切从零做起，我相信你……”
　　凌雪的信给钟亦成带来了自信和尊严。战胜这一切，体味着这一切，他时而写一首短的或相当不短的诗，寄给凌雪，并从凌雪的回信里得到意见，得到新的启发。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最初的参加劳动、净化自己的狂喜和满足已经过去了。钟亦成已经习惯了农村的劳动和生活。他黑瘦黑瘦，精神矍铄。他学会了整套的活路——扶犁、赶车、饲养、耘草、浇水、编筐和场上的打、晒、垛、扬，他也学会了在农村过日子的本领——砍柴，摸鱼，捋榆钱，挖曲母菜和野韭菜，腌咸菜和渍酸菜，用榆皮面和上玉米面压饸饹……虽然他从小生长在城市，虽然他干起活来还有些神经质，虽然他还戴着一副恨不能砸掉的眼镜，但他的走路，举止，愈来愈接近于农民了。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劳动和改造的热情似乎逐渐淡了下来，体力紧张的后面时或出现精神的空虚。他们不要命地改造，可谁又过问他们的改造情况呢？他们想主动汇报个思想也没人听。下放干部的带队人，除了监督他们干活时不要偷奸耍滑和下工后不要偷偷去供销社买核桃酥以外，不问其他。也没法问。他哪里知道他们是由于思想上出了什么差错而堕落成“分子”的呢？反正他们的脸上已经盖着“右”字金印，他们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所以对他们是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管严一点，莫要丧失立场就是了。
　　钟亦成有时觉得纳闷，不管领导运动的“五人小组”、“三人小组”、“运动办公室”也好，整个机关和全体同志也好，以及他个人也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鸡飞狗跳，死去活来，好不容易查清了他的面目，好不容易透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自幼参加革命、一贯对党忠实的表面现象分析出了他的反动本质，并且周到地、严密地、逐一地、反复地、深入地、头头是道地把他批了个体无完肤，他自己也好不容易前后写了十几篇检讨，累计达三十多万字，比他在办公室工作八年执笔写的简报还多，最后，他终于写出了一篇连宋明同志也认为“态度还好，开始有了转变”的检讨，检讨中对他出生以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念头还有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类似把一根头发劈成七瓣的细密的分析，难道费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力量，这么多唇舌（其中除了义正辞严的批判以外也确确实实还有许多苦口婆心的劝诫、真心实意的开导与精辟绝伦的分析），只是为了事后把他扔在一边不再过问吗？难道只是为了给山区农村增加一个劳动力吗？根据劳动和遵守纪律的情况划分了类别，但这划类别只是为了督促他们几个“分子”罢了，并没有人过问他们的思想。他们是因思想而获罪的，获罪之后的思想却变成了自生自灭的狗尿苔（一种野生菌类）。好比是演一出戏，开始的时候敲锣打鼓，真刀真枪，灯光布景，男女老少，好不热闹，刚演完了帽儿，突然人也走了，景也撤了，灯也关了。这到底是什么事呢？是为什么呢？不是说要改造吗？不是说戴上帽儿改造才刚刚开始嘛，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但是，事情在发展，只是这发展与钟亦成的估计有些不同。钟亦成原来认为，所以费这么大力气批判，还不是为了弄清是非，还不是为了下一剂猛药，让他们回头，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和革命的队伍！批得严，是因为期待得殷切，恨铁不成钢，党对自己的儿女，不是经常抱这种态度的吗？但是，一年过去了，他愈来愈感到回到党的怀抱的前景是多么渺茫，而报刊和文件上正式出现了“右派分子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代理人”的提法和“地、富、反、坏、右”的排行。接着，到了“五一”、“十一”前夕，钟亦成他们被叫去与村里的地主一起去听公安人员的训话……
　　抽象地分析自己脑子里有些什么主义、什么观点、什么情绪，分析这些主义、观点、情绪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潮，具有什么样的严重得吓死人的危害性，这毕竟是容易做到的。不管有多么苦、多么涩、多么噎人，这毕竟是一个形体不那么固定的，可塑性很强的果子，虽然它的体积太大，简直无法吞咽，但是连拉带拽，连按带送，果子终于被点滴不漏地吞下去了。下吞的时候还有一种很有效的润滑剂，那就是钟亦成坚信党决不会把自己毁掉，决不会把一个痴诚的党的孩子毁掉。但是，许多的日子过去了，处境却一天恶劣于一天，现实的政治待遇，这就是另外的事了。他这个从儿童时候就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去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作殊死的斗争的孩子，到底是从哪一天起、为了什么、怎样代理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业务来了呢？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又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大本事，是怎样在解放了的中国大陆，在英勇坚强、令一切反动派胆寒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招募了、或是聘请了、任命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代理人呢？如果他们的代理人当真是如此之多，如此隐蔽而无孔不入，一九四九年何至于垮得如此迅速而且彻底？
　　算了吧，反正想也想不清楚。他苦笑了。劳动的最大好处就是使你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胡思乱想。哪一个劳动了十几个小时，一顿吃了三个大眼窝头、半碗咸菜又喝了好几碗凉水的人还有兴致做这种政治推理和玄学遐想呢？铁锨、镰刀、窝头、咸菜……他的头脑已经为这些东西所充实。农民就是这样，他们委实与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倾其全力，首先还是为了维持生活，他们的思想围绕着“怎样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得稍好一点”，稍一懈怠就有饥寒之危，而知识分子的境遇再不济，往往还是在维持生存的水平线之上，所以他们要考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活着干什么？我将如何活得更有意义？”所以要这样自寻烦恼，推其主要原因，还是吃得太饱，简单归结起来，两个字：撑的。
　　他这样想着，就再什么也不想了。他的眼皮已经像铅块一样沉重干涩，他的四肢已经像被拧上螺丝一样动弹不得。“算——了——吧，”他只来得及再苦笑了一下，还没等收到这个苦笑的面容，就睡着了。
　　算了吧，苦笑，香甜的安睡……这对于钟亦成来说，完全是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一种新的体验。也许，这里头包含着一种新的动向，新的契机？也许，这却是消沉和沦落的开始！
　　……大风，深秋的暗夜里突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把钟亦成惊醒了。他迷迷糊糊地下床去关紧窗子，看到窗前一亮。
　　他一惊，定睛一看，在离他的住地半里路的地方，在筑路工程队的厨房方向，正有火光和烟雾在风中一闪一闪。“不好！”钟亦成喊了一声。他知道，厨房旁边就是筑路队的仓库，里面不仅堆放着木材，而且还新运来一批炸药和雷管。如果灶火没有压实，如果大风把火吹到了炉灶之外，如果火苗在大风中飞舞，那么几分钟之内筑路队就会变成一片火海，筑路工人的生命财产、国家的修路材料就会被火焰所吞噬，并会引起全村的大火，而且，在这样的大风里，进一步引起邻村和山林的失火也是完全可能的。
　　钟亦成又喊了一声，不顾同宿舍的其他“分子”是否醒转，他跌跌撞撞地向着冒火的方向奔去。火光愈来愈大，厨房已经从内里着起来了。“火！火！火！”钟亦成失声大叫，惊醒了熟睡的筑路队工人，人们喊叫着，吵闹着，叮叮当当，敲钟的敲钟，拿洗脸盆的拿洗脸盆。厨房的门还锁得紧紧的，烟气从厨房中溢出，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钟亦成第一个冲到门前，顺手抄起一根圆木，“通”地一声，砸开了门，火和烟噗地向外一蹿，钟亦成的脸上、身上全都辣辣的，他顾不得自己，去扑打，去踩，去到火和煤渣上打滚……随后大队的人端着水盆，端着盛满砂土的篮筐，拿着唯一的一个灭火喷雾器跟上来了。一场混战，总算迅速地把火扑灭了。
　　直到把火彻底扑灭之后，钟亦成才感到钻心的疼痛，他这才发现，头发烧掉了一多半，眉毛已经全烧光了，脸上、背上、手上、腿上，到处都是火伤，到处都挨不得碰不得了，不，连站也无法站了，他的脚也烧坏了。他脸上做了一个那么痛苦的、歪扭的表情，没等呻吟出声来就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

　　“那天晚上，你跑到筑路队去干什么？”
　　由于严重烧伤，钟亦成被送到公社医院。他躺在病床上，看到病房的门打开了，下放干部的副队长、筑路队的一名保卫干部和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向他的床位走来，他心里感到无限的熨帖和温暖，他勉为其难地挣扎着坐了起来。然而，三个人走到他的床边，脸色是铁青的，肌肉是高度收缩着的，目光是呆板的，声音是冷冷的，他们张口了，说出来的不是对于受伤者的问候，不是对于灭火者的感激，他们开口提的是一个审案式的问题。
　　钟亦成谦和地回答了提问，“我看到了火光……”他说。
　　“你几点钟看到了火光？”
　　“不记得了，反正已经过半夜了。”
　　“过了半夜你还不睡觉吗？不睡觉你又干了些什么呢？”
　　“……我睡的，刮起了风……”
　　“刮起了风怎么别人没醒你却醒了呢？”
　　“你为什么不请示领导就往筑路队的仓库跑呢？那里有许多要害物资，你不知道吗？”
　　“你砸开厨房的门的目的是什么？”
　　“从昨天晚上六点到现在，这二十四个小时你都到了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证明人是谁，你详细地谈一谈。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开始，怀着一种习惯的对于领导和对于同志的亲切、忠实和礼貌，钟亦成尽管全身疼痛，一天没有正式吃饭，体力和脑力都感不支，但他还是一一作了尽可能准确和详尽的回答。但是，问题仍是不停地提出来，一个比一个问得离奇，一个比一个问得莫名其妙，而且，明明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回答过的问题，隔上一会儿又从另一个人的口里从另一种角度、用另一种方式问一遍，所有的答话都被详细地记录，而且在挖空心思从他的答话里找矛盾，找碴儿……突然——多么迟钝，多么愚鲁——他明白了这些提问后面的东西，这是即使天能翻身、地能打滚、黄河能倒流也叫人想象不到的东西。他的两眼发黑，他的额头、鼻尖和脖颈上沁满了虚汗，他的嘴唇在哆嗦，鼻翼在扩张，手脚在发冷，但他终于还是喊出了声：
　　“你们问这些干什么？你们怎么能这样怀疑人？毛主席呀，您老人家知不知道……”
　　“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三个人异口同声发出了警告。然而，钟亦成已经听不见这警告了。天地在旋转，头脑在爆裂，身体在浮沉，心脏在一滴又一滴地淌血。他知道，他死了。
　　
　　一九七九年。

　　灰色的影子：活该！
　　钟亦成：那么，按你这个聪明人的意思，你将眼见着起火而不管吗？你将任凭工人、农民、村庄、财产被火灾所毁灭吗？呸！
　　
　　一九七五年八月。

　　钟亦成被再次遣送到农村“就地消化”已经又有五年了。下乡，劳动，和农民们共同吃一口铁锅里贴出来的饼子，这对钟亦成不但没有什么困难，而且是在这动乱和颠倒的年月里使他得以正常地活下去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过去的事大致被冻结了。有个别人问起来时，他淡淡地一笑说：“那是上一辈子的事了。”二十多年来的坎坷，他的体形、神态、举止都有变化。严酷的事实打开了他的眼睛，除去害怕肉体上的折磨以外，那种精神上负罪的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在农村，他学农、学医，而且悄悄地写了许多诗。但是，不管他多么不愿意，不管他怎样努力抵抗，特别是在经过最后十年的再批判，或者像某些人残酷地说的“炒回锅肉”之后，他真的老了，虽然他内心里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他在和旁人接触时，已经不自觉地习惯于一种陪着笑脸的谦卑的表情，说什么话，也都习惯于一种诚惶诚恐的音调，生活比愿望更强，岁月比青春更有力。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然而，他还保留着二十多年前的一个老习惯：关心国家大事。他看起报、听起广播来往往忘记了吃饭。透过谎言和高调的迷雾，他努力寻找关于祖国、关于世界的真实信息，并每每忧心如焚，夜不能寐……
　　一九七五年以来，他接连几次收到老魏的爱人的信，信上说老魏被株连到一个什么“二月兵变”的案子里，自一九六八年以后到外省坐了七年多监狱，最近才放出来。“他身患不治之症，他常常说起你而且非常想见你……”
　　钟亦成三次请假，好不容易获准在麦收以后给假十天。于是，八月份的一个下午，他出现在P城的一间只有十二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老魏面色灰白，他得的是血癌，这两天刚刚发作了几次，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他见了钟亦成，枯瘦的脸上显出了一种安慰的表情。他说：
　　“你总算赶上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件事始终挂在我的心上，就是关于你五七年的事……”
　　“过去的事了么。”钟亦成的脸上显出了淡漠和宽厚的笑容。
　　“不，不能就这样错下去。我希望你写一个申诉……”
　　“我活腻了吗？我才不找这个麻烦。”钟亦成仍然笑着。
　　“你少来这一套！”老魏发怒了，他闭上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
　　“可这怎么可能呢？铁案如山，已经快二十年了。光我自己的检讨就三十万字……”
　　“是的。”老魏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当时就反对划你的右派，但是宋明拿出了你自己的检讨。真蠢！但是，不论是二十年的时间、三十万字的检讨和哪怕是三百万字的定案材料，只要是不公正，只要是不真实，那么哪怕确实是如三座大山，我们也要用愚公的精神把它挖掉。人民信任我们，但是我们，我们却用夸大了的敌情，用太过分了的怀疑和不信任毒化着我们的生活，毒化着我们的国家的空气，毒化着那些真诚地爱我们、拥护我们的青年人的心……这真是一个大悲剧呀！你怨党吗，小钟？”
　　在这个问题上，钟亦成曾经充满了火热的希望。从那个时候起，许多的黑夜和白天，许多的星期，许多的月，许多的年都过去了。每过一天他就把希望埋得更深一点，最后，深得他自己都看不见了。近年来，他更是筑起了厚厚的硬壳，他只表示低头认罪，至多表示到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表示对再谈它已经毫无兴味，正像木乃伊难以复活一样。他已经死过不止一次了，他再不愿、也不敢认真地稍微思考一下五十年代的旧事，再不愿揭开这块已经结了钢板似的厚痂的创口。他的这种心情和这种态度，甚至也骗了他自己，有时他自己也真心相信他已经是对这件事再无兴趣、再无意见了。这种心境使他既觉得心安也觉得恐怖。然而今天，在行将离开人间的老上级的床边，当他听到近二十年来再没听到过的率真而信任的言语的时候，他哭了。他说：
　　“不。我只怨我自己，如果当时我自己脚跟站得稳一些，检查思想实事求是一点，也许本不至于如此。而且，说实话，我要对您坦白地说，如果当时换一个地位，如果是让我负责批判宋明同志，我也决不会手软，事情也不见得比现在好多少……当时可真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说什么信什么呀！至于您，我知道您其实几次想保护我……您想重新介绍我入党，也没能实现……现在还说什么呢，您最后连自己也没有能保护住……”
　　“我们这些人也可怜。”老魏断断续续地说，“说来归齐，我们太爱惜乌纱帽了。如果当初在你们这些人的事情上我们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们能更清醒一些，更负责一些，更重视事实而不是只重视上面的意图，如果我们丝毫不怕丢官，不怕挨棍子，挺身而出，也许本来可以早一点克服这种‘左’的专横。当一个人被宣布为‘敌人’以后，我们似乎就再不必同情他，关心他，对他负什么责任……现在呢，报应了，我们自己也被宣布是走资派、黑帮，我们又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正像当年你们成了蒋介石的代理人一样……”
　　“您怎么能这样说，您能有什么责任……”
　　老魏困难地摇了摇头，示意钟亦成不要和他争辩。“在我主持城区区委工作的时候，”他继续说，“一开始全区只揭发批判了三个有右派言论的人。但后来有了指标，全区应该揪出三十一点五个右派。于是出现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最后，连我们也控制不住了，一共定了九十多个右派分子，株连处分得就更多。大部分是错的。这件事不办，我死不瞑目。我已经给党写了报告……总有一天，你将可以将它连同你的申诉一起交给党……我有责任。作为一个郑重的党，作为一个郑重的党的一分子，我们必须在人民面前把责任承担起来……但我也骄傲，看，人民是多么拥戴我们，即使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他们仍然一心向着党。古今中外，任何别的党能赢得这样多、这样深的人心吗？这是一个伟大的党，这是一个很好的党。这是一个为中国人民做了远远更多得多的好事的党。虽然即使是这样的党也会犯错误，但我仍然觉得一辈子没有白活……不要记恨我们的亲爱的党吧……”
　　他的声音愈来愈微细了，终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妻子跪下了，伏在了他的身上。
　　钟亦成摘下了帽子，露出了早白的头发，他肃立着，默默地垂下了头——
　　致以布礼！
　　钟亦成怀里揣着老魏写的报告，像揣着一团火。有了这个报告，叫人更难安生，更难苟活了。他将再也无法将错就错地闭上眼睛，听凭命运的摆布了。但他又能怎么样呢？去做一些事，这是困难的和无效的；去强迫自己不做什么，只是熬着、等着、盼望着，这就更痛苦了。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地流逝，头发和胡须在一根一根地变白，一九五七年过去是一九五八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就有三百六十五天，然后是六十年代，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九七五年了，多少个三百六十五天已经过去了：还有三百六十六天的年份呢。
　　他把老魏的报告给凌雪看，不加什么评论，而只是说：“要想个办法藏好。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然而凌雪提高了声音：“对于那一年的事，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到底谁有罪，还需要历史来做结论呢！”
　　“至少组织上是开除了嘛，至少你已经十八年没有交党费了嘛。”
　　“我不信。我们被扣的那些工资，难道不是党费吗？我们的眼泪和汗水，我们的青春，难道不是党费吗？”
　　有什么办法呢？女性的执拗……
　　凌雪又说：“既然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法则对于整个宇宙、对于全部自然界都是适用的，那么，我常想，在社会生活当中，在政治生活当中，不灭和守恒的伟大法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事实真相和良心，这难道是能够掩盖、能够消灭的吗？人民的愿望，正义的信念，忠诚，难道是能够削弱，能够不守恒的吗？”
　　“然而这法则起作用似乎起得太慢了……”钟亦成摆摆手。
　　“冬天之后一定是春天，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是一百八十度。不会更长或是更短，更多或是更少。我想，当谎言和高调、讹诈和中伤过多地放在历史的天平的一端的时候，就会发生倾斜，事情就会得到扭转……”
　　“我当然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不止一次写信对你说，如果我死了，只可能是被害，却绝不会是自杀……然而我们还要好好地活下去，因为在我们党内，还有许多老魏这样的人。”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然而，他没有死，他活了，恍惚中，有一只温暖的、精心护理的手，给他喂食，给他饮水，给他翻身，帮他解手。只是他看不见，也说不出话来。不过，他的心里愈来愈明白。
　　于是，在三位审问者走了之后的第三天，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在一片褐黑色的云雾之中，他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的护士，这护士的背影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护士同志！”他轻轻叫了一声。
　　护士走过来了，护士把脸凑近了他，他惊叫起来：“凌雪！”
　　凌雪把食指竖在嘴边，示意他不要说话。她告诉他，是区委书记者魏通知她前来护理钟亦成的。她告诉他，老魏知道了这里的情况，并在前一天亲自来看他来了。由于他还在昏迷，没有惊动他。许多的农民，许多的筑路工人都为他鸣不平，他们向老魏提出要求，要表扬他，要奖励他。老魏告诉凌雪，他准备回区委后在常委会议上提出提前给钟亦成摘帽子与重新发展他入党的问题。
　　老四扶着他的爷爷来了。扶着拐杖的贫农老大妈来了。许多筑路工人也来了。他们带来了鸡蛋、水果、花生、板栗、蜂蜜……“我们都知道了，你是好人。”他们说。这就是钟亦成受到的人民的最大的褒奖。
　　“然而，做一个好人是太难了。”他说，“救人这件事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知道我的处境有多么险恶……”
　　“但同样这件事，不也是带来了希望了么？”凌雪说，“总有一天，我们的忠诚将得到党的认可。虽然，很可能我们的面前还有数不清的考验，很可能还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打击落在我们的头上，很可能通向这一天的道路还十分、十分漫长。然而，这一天是会来的，总有这一天！”
　　
　　一九七九年一月。

　　这一天终于来了！
　　尽管岁月是无情的，尽管在岁月后面还有比岁月更无情的试炼，尽管钟亦成已经花白了头发而凌雪也已经并不年轻，尽管他们夫妻十分冷静地接受了平反昭雪、恢复党籍的书面结论，就像接受四季的转换和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的和值一样平静，但是，从P城的党的机关走出来以后，他们不约而同地乎拉手走上了钟鼓楼。在这个楼顶上，可以鸟瞰全城，可以看到城郊的山、水和田，更可以目送直达北京的特快列车开出车站，在山水之间飞驰。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正在飞奔的火车上去了。在白雪覆盖的大地上，火车像一条热气腾腾的黑色的龙。他们的心正随着这火车向北京奔去。他们站了老半天，看了老半天，没有说话。但他们心里的语言是相通的和共同的，他们心里的声音是可以听得到的。他们流着热泪说：
　　“多么好的国家，多么好的党！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们党的精卫们可以一块石一块石地把这海填平。尽管‘布礼’这个名词已经逐渐从我们的书信和口头消失，尽管人们一般已经不用、已经忘记了这个包含着一个外来语的字头的词汇，但是，请允许我们再用一次这个词吧：向党中央的同志致以布礼！向全国的共产党员同志致以布礼！向全世界的真正的康姆尼斯特——共产党人致以布礼！
　　“二十多年的时间并没有白过，二十多年的学费并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理直气壮地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的敬礼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我们已经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了忧患和艰难，我们更懂得了战胜这种忧患和艰难的喜悦和价值。而且，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都深沉得多，老练得多，无可估量地成熟和聪明得多了。被革命的路上的荆棘吓倒的是孬种，闭眼不看这荆棘，甚至不准别人看到这荆棘的则是自欺欺人或是别有居心。任何力量都不能妨碍我们沿着让不灭的事实恢复本来面目、让守恒的信念大发光辉的道路走向前去。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97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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