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王蒙-->布礼-->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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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九五八年三月。

　　“但是，我相信党！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党，擦干了多少人的眼泪，开辟了怎样的前程！没有党，我不过是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可怜虫。是党把我造就成了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我了解我们的党，因为即使说是混入吧，我毕竟在党内生活了十多年，用我的不带偏见的孩子的眼睛，我看了、我观察了十多年。我阅读党刊，我做党的机关工作，我参加党的会议，我接触过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他们都喜欢我，我也爱他们。我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由民族和阶级的精华，由忧国忧民、慷慨悲歌、大公无私、为了民族和阶级的解放甘愿背十字架的人组成的。你读过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吗？你读过夏明翰烈士的就义诗吗？我们都读过的，我们知道这都是真的，我们相信的，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会像方志敏、夏明翰那样去做的。我们知道，党除了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再没有别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党有权利也有义务严格要求它的队伍里的每一个人，党员之间，也有必要、有可能互相提出极为严格的、毫不留情、毫不含糊的要求。我从小入党，这并不能成为怜悯、宽容或者庇护的理由，而只能成为更加严格要求的根据。而且，党对我的批判并不是由于哪一个个人的恶意，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为了英特纳雄耐尔，为了同国际资产阶级和国内的资产阶级、同国际修正主义和中国的修正主义作殊死的斗争，党铁面无私！党伟大坚强！哪怕我只是下意识地说过不利于党的话，写过不利于党的文字，哪怕我只是在梦中有过片刻的动摇，党应该采取果断的措施。该清除出党的就清除出党！该划右派的就划右派！该施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该枪毙的就枪毙！就像匈牙利枪毙伊姆雷·纳吉一样。中国如果需要枪毙一批右派，如果需要枪毙我，我引颈受戮，绝无怨言！虽然划了右派，我仍然要活下去，我仍然要活下去，就因为我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坚如磐石，重如泰山！”
　　这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下午五点钟，在金波河石桥的桥下面。天下着小雨，一阵阵的风把雨斜吹到钟亦成和凌雪的脸上、衣服上和他们脚下的暂时还是干涸的河道上。寒气彻骨生凉，行人很少。自从钟亦成被批判以来，他一直躲避着凌雪，又赶上凌雪到外地出差几个月，他们好久也没见面了。这次，是他主动约了凌雪，他打算和凌雪进行一次最后的谈话。最痛苦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虽然否定和消灭自己是痛苦的，但是，他仍然有力量去经受这种不可思议的困难和痛苦，因为他的最根本的信念——对于党的信念并没有丝毫削弱或者动摇，相反，随着他个人的被清洗，他更增加了对党的崇高的敬意和难以言喻的热爱。这样，在这个凄风苦雨的春日黄昏，在这个风景依旧而人事全非的金波河石桥洞下（其实，除了石桥本身，周围的风景也变了——盖起了多少幢新楼），虽然当年英勇保卫石桥的青年——少年共产党员如今已变成了“分子”。虽然他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但是，解放这个城市，解放这座桥梁的党仍然存在着，不仅在市委和区委，在工厂和农村存在着，而且仍然崇高而又庄重辉煌地存在于钟亦成的心里，即使手术刀可以剜出他自己的心脏，却挖不出党的形象，党的火焰。所以，他对凌雪所说的话，仍然是大义凛然，惊天动地。他继续说：
　　“我自己想也没有想到，原来，我是这么坏！从小，我的灵魂里就充满了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毒菌。上学的时候总希望自己的功课考得拔尖，出人头地。我的入党动机是不纯的，我希望自己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名留青史！还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温情主义……所有这些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严重关头就发展成为与党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对立物，使我成为党内的党的敌人！凌雪，你别忙，你先听我说。譬如说，同志们批判说，你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的仇恨，最初我想不通，想不通你就努力想吧，你使劲想，总会想通的。后来，我想起来了，前年二月，咱们到新华书店旁边的那个广东饭馆去吃饭，结果他们把我们叫的饭给漏掉了，等了一个小时还没有端来……后来，我发火了，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劝我了呢。我说：‘工作这样马虎，简直还不如私营时候！’看，这是什么话哟，这不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我交代了这句话，我接受了批判……啊，凌雪，你不要摇头，你千万别不相信，千万别怀疑，更不要对党不满。哪怕是一点一滴的不满，它会像一粒种子一样在你的心里发芽、生根、长大，这样，就会走到反党的罪恶的道路上。我就是坏，我就是敌人，我原来就不纯，而后来就更堕落了。你应该毫不犹豫地抛开我，和我划清界限，仇恨我！我欺骗了你的爱情，玷污了你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在我被清除出党的队伍的同时，让我也被你从你的心中永远清除出去吧！”
　　钟亦成说不下去了。一种又苦、又辣、又像火一样地烫人的气体郁结在他的喉头，他的声音呜咽了，泪水哗哗地涌流到他的脸上。他连忙转过头去。本来，他可不打算流露任何悲伤。在被批判的日子里，他也多次想过凌雪，想过自己和凌雪共同走过的每一条街，共同吃过的每一顿饭，共同看过的每一个电影画面，共同唱过的、小声哼哼过的每一首歌。他们的爱情建筑在互致布礼和互相提意见上。他写过一首爱情诗，这诗也许会受到后人嘲笑和不理解，但他写得真诚而且深情。情诗的题目是：《给我提点意见吧》。诗是这样的：
　　
　　给我提点意见吧，
　　让我们更加完美和纯净，
　　给我提点意见吧，
　　让我们更加严肃和聪明。
　　我们没有童年，我们
　　把童年献给了暴风，
　　我们效法那勇敢的海燕，
　　展翅，向着电闪雷鸣。
　　我们没有自己，我们
　　把自己献给了革命，
　　我们效法先烈，刘胡兰
　　和卓娅使我们惭愧而又激动。
　　为了国际歌，镰刀和斧头，
　　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
　　为了我们任重道远的事业，
　　提点意见吧，请批评！
　　在沉沉的黑夜里，
　　意见就是灯；
　　在茫茫的天空上，
　　意见就是星；
　　在干涸的土地上，
　　意见就是雨；
　　在待发的帆船旁，
　　意见就是风。
　　在我的心里呀，亲爱的同志，
　　你的意见就是爱情，爱情！

　　多么真挚的情诗！让后人去嘲笑、去怀疑、去轻视吧，让他们认定我们不懂诗，不懂人情，教条主义和“左”吧，即使在成了“分子”以后，这首诗的温习，带给钟亦成的仍然是善良而又美好的、充实而又温暖的体验。
　　然而这一切已经不属于他，一切已经完结，基础已经挖掉，釜底已经抽薪，互致布礼已经不可能，同志式地互提意见也已无从说起。他决定，只能毫不犹豫地结束他们的来往，坚决彻底，刻不容缓。他必须做得十分决绝，非这样不足以使凌雪同意，任何伤感都只能使凌雪恋恋不舍，使凌雪痛苦，藕断丝连，结果使自己的恶名、自己的丑行玷污和亵渎那样纯正无暇的凌雪，那将是极大的、不容饶恕的罪行。所以他绝对不能哭。他深信自己根本不会哭。因为他的眼泪已经哭完，他的反动思想和反党罪行已经证明他早就毫无心肝。然而，想象和现实却并不一致。想象中的决绝完全合乎逻辑，完全没有困难，三言两语就可以办齐。而今天下午呢，当他看到凌雪那熟悉的面孔，那熟悉的、柔软的、带有一点药皂气味的黑发，那富有光泽和神采的端庄的鼻子，那朴素而优雅的穿着，听到她那口齿清楚的、平静的、好听的声音，感到她的呼吸和温热，当他按照早已在肚子里周而复始地酝酿了不知多少遍的腹稿说完了他要说的话的时候，他哭了，哭得一塌糊涂，本来就是凄风苦雨，现在更是天昏地暗。布礼，布礼，布礼，好像在遥远的天边还鸣响着这样的欢呼，这样的合唱，还衍射着这样的霞光，这样的彩虹；而他呢，却是下堕着，下堕着，下堕到深渊的无底，下堕到漆黑的虚空。他张开嘴，泪水和雨水，咸水和苦水一起流到了他的肚里。
　　“不，不，你不要这样说，你不要这样说！”凌雪慌乱地围着钟亦成转，寻找着钟亦成的正在躲避她的目光，不顾一切地抓住他的手，抚摸着他的头发和脸蛋，扳转他的头颈，让他正眼看着自己。“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如果犯了错误，那就检讨吧，那就改正吧，那又要什么紧？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不沾边的话？我不懂，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我完全糊涂了，我不信，说你是敌人，我不能相信。我只能相信那确实存在、确实叫人相信的东西，我不相信那些分析出来的东西……你不要夸张，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言过其实，不要听见什么就是什么。对《冬小麦自述》的批判，胡批！把你定成右派，这也不对，这也是搞错了，人家怎么说你，这有什么了不起，你自己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你不相信，我相信你！如果连你都不相信，连自己都不相信，那我们还相信什么呢？我们还怎么活下去呢？至于别的，我不知道，我不懂。不仅银河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不仅两万年以前和两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里，我们的党的生活里，也还有一些我们还不知道、还不懂的东西，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懂就是不懂。然而，不可能老是这样子，这太严重了，这不能不认真想一想，这又太荒唐了，实在叫人没有办法认真想。钟，原谅我，过去，你就不爱听这话，然而，这是真的，你太年轻，太年轻，我要说，是太小了啊，你太单纯也太热情，太爱幻想也太爱分析。如果说不符合党的事业的要求，正是这些，而不是别的。你想得太多也太玄了，哪有那样的事情？黑怎么能说成白，好人怎么能说成坏蛋，让他们说去吧，你还是钟亦成！你是党的，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让我们，让我们结婚吧！七八年了，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吧，让我们一起去受苦吧，如果需要受苦。让我们一起去弄懂那些还没有弄懂的东西吧……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一场暂时的怒气。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也许，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为了引起你的警惕，引起你的重视，给一个大震动，然后你会更好地改造自己……也许，下个月就要复查的，你的事情会重新考虑的，运动当中过火一点，‘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嘛，矫完了枉呢，事情还会回到正常的轨道……没什么，没什么，让我们……在一起，七八年了，你也太苦自己……”
　　她的话语，她的声音，她的爱抚，产生着一种奇妙的力量，钟亦成好像安稳多了。世界还是原来那个光明和美好的世界，金波河桥还是那座坚固而又古老的桥，人还是那些纯洁而真挚的人，被恶毒和污秽的语言，被专横和粗暴的态度，被泰山压顶一样的气势压扁了、冻硬了的心灵，在她的从容，她的信赖，她的像春天的阳光一样的爱里开始复苏，开始融解。“布礼，布礼，布礼！”这欢呼，这合唱，这霞光和彩虹重又成为对他的被绞杀着的灵魂的呼唤，成为对他的正在飘游下堕的心的支持。这世界上不会有痛苦，因为有凌雪。这世界上不会有背叛、冤屈、污辱，因为有凌雪。他把头埋在凌雪的胸前，忘记了一切，沉浸在这被威胁、被屈辱然而仍然是无玷的、饱满的爱情里。
　　
　　一九五一——一九五八年。

　　我们是光明的一代，我们有光明的爱情。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光，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爱。
　　当我们幼小的时候，我们在黑暗中挣扎，当我们从孩子变成青年的时候，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夜是太黑了，太暗了，所以，早晨，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光辉，是万丈光芒。我们欢呼跳跃着奔向光明，拥抱光明，我们不知道还有阴影的存在。我们以为阴影已经随着黑夜而消逝，我们以为头顶上永远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于是我们爱了，爱党，爱红旗，爱《国际歌》，爱毛主席，爱斯大林，也爱金日成、胡志明、乔治乌·德治、皮克和世界所有的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袖，爱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领导人、每一个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我们爱每一个劳动者，爱劳动者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我们爱新落成的百货公司和电影院，新出厂的拖拉机和康拜因机，新安装的路灯和电线，新修建的街道和楼房。我们爱孩子们胸前的红领中，爱挽着手臂行进的年轻人的笑声和歌声，爱春天的柳枝上的嫩芽，爱冬天踏着新雪的沙沙响，爱水，爱风，爱小麦和野菊花，爱丰收的田野。所有这些都属于党，属于人民政府，属于新生活，属于我们自己。
　　爱使光明更加光明，光明使爱成为更深、更强的爱。
　　于是我们相爱了，从听老魏同志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个晚上起。听完党课，我们没有上汽车，我们本来想，走上一站再上车，结果，却走过了半个城市。我们在路灯下走着，我们的影子一会儿短，一会儿长，一会儿在后，一会儿在前。我们的心潮也是这样地起伏不定。我们走了很长的时间，夜风使我们瑟缩了，但我们的心却更热。“能不能用十年的时间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呢？”“十年不行就十五年。”“怎么样才能更快、更彻底地消灭个人主义呢？”“我们永远听党的话，做一个好党员。”“可那天我为什么对××急躁呢？‘同志’，这是一个多么珍贵的称呼……可是我……”“我要树立一个目标，就是老魏，我要像老魏那样质朴，那样成熟，又那样耐心……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那样呢？”“你能，你能，你一定能！”“难道除了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除了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我们还有别的心思吗？为了党，我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难道反倒舍不得丢掉自己的缺点吗？”“是啊，是啊，就怕自己认识不到，自己不自觉，如果认识到了，我一定改，我一定丝毫也不宽容自己。如果认识到这是缺点，却又不肯改，这又算是什么共产党员呢？”“但是，改造自己也是并不轻松的事，这需要主观的努力，也需要群众的监督。”“那你就先监督吧，给我提点意见吧……”“我的意见嘛……”“啊，你真好，你真好，你提得多么好啊，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现在，我也给你提一点……”
　　给我提点意见吧，这就是爱情。可笑吗？教条吗？但是爱情之所以被珍惜，不正是因为它具有着使人们、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完满的强大的力量吗？这是从心底升起的追求光明、奔向光明的原动力。为什么柳条是那样浓密而又温柔？为什么槐树是那样沉稳而又幽深？为什么梧桐是那样谦和而又雍容？为什么天那么蓝，旗那么红，灯那么亮？为什么你、我和他，我们的脸上都呈现着幸福而又崇高的笑容？为了让世界美好，首先得让人们自身变得更美好些。为了让自己能够爱和值得被爱，首先要让自己变得更可爱些。为了能了解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斗争，我们的人生的真谛，首先要让自己的心灵更光明一些。所以，我们如饥似渴地互相征求着意见，互相鼓励着克服自身的缺点。甚至在我们互相通信的时候，我们在“吻你”的位置上写的却是“布礼！”是孩子气吗？“左”派幼稚病吗？令后人觉得格格不入吗？然而，既然我们是吸吮党的乳汁而长大成人的，既然主宰我们的头脑的是党的钢铁的信念，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随时准备为了党而喷洒的热血，我们的眼睛是为党而注视，我们的耳朵是为党而谛听，我们的心脏是为党而跳动，既然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既然我们努力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既然没有党就没有你和我，就没有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我们在人生路程上的相会和相互的无条件的信任（为了这相会和相互信任，让祖先和后人永远羡慕我们！），我们相互之间怎么能不用党的方式来问候呢，我们怎么能不为这特殊的问候语言而骄傲，而欢乐，而爱得更深呢？
　　我们常常因为工作，因为党的任务而不能相会，或者约会好了却不能守约。有一次，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在电影院的门口等着另一个人。我不说是钟亦成还是凌雪，因为，在这些体验上我们两个人互为自我。那时候，另一个人却因为取缔一贯道的事务而不能按时前去，打电话已经来不及了。一个半小时以后，这个人才跑到电影院。那个人正在那里等着，仍然忠实地等着，一点也不着急，“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人慌不迭地说。“可又有什么对不起的呢？你没来，我就知道你忙，你有任务，我在这里站着等你，你在那里忙碌，并不因为我等着你而急躁马虎，这有多好！”电影散场了，他们和看电影的人走在一起，别人看着，他们比最欣赏电影、最理解电影的人还满足，还高兴呢。
　　还有一次，一个人等了另一个人七个小时。利用七个小时他读了毛主席的好几篇著作。七个小时，天，从亮变得昏黄，变得黑了。下午已经变成了夜晚，太阳已经变成了星星。每一扇门的响动都使得这个人觉得是那个人在到来，每个细小的声音都像是爱人的自远而近的脚步。这个人焦躁了，他拿出了党章，他学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组织的部队……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第二天，才知道，另一个人临时接到通知去市委开会了，因为，毛主席要到这里来视察工作，当第二天得知了这个消息，七个小时的焦灼的和平静的等待之后，是欢呼和跳跃……
　　我们一起走过了城市的每一条街，我们一起走过了解放以来的每一个年代，我们每每惊异，我们为什么竟然这样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伟大的党里，有了党的“介绍”，我们那么快地互相发现了，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点疑虑，不懂得衡量条件，不懂得对别人有什么要求，不懂得有什么保留。好像生来就该如此。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的生活会是别的样子。
　　人们发明了语言，用语言去传达、去描述、去记载那些美好的事物，使美好更加美好。但也有人企图用语言，用粗暴的、武断的、杀人的语言去摧毁这美好，去消灭一颗颗美好的心。在这方面，有人得到了相当大的成功。然而，并没有完全成功。埋在心底，浸透在血液和灵魂里的光明和爱，是摧毁不了的。我们是光明的一代，我们有光明的爱情。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光，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爱。
　　
　　一九五八年四月。

　　五一节的前夕。这是一个新鲜、美好的时令。经过漫长的冬季的萎顿，阳光重又变得明丽辉煌了。柔软的枝条和新绿的树叶，已经日趋繁茂，已经遮住了城市街道两旁的天空，却仍然那么鲜话，那么一尘不染，好像昨天才刚刚萌发出来似的。树下到处是卖草莓的姑娘，嫩红、多汁、甜中带酸、更带有一种青草的生味儿的草毒，正像这个节令、这个城市一样地生动而且诱人。人们在换装，古板的老者还没有脱下大头棉鞋，孱弱的病人仍然裹着厚厚的毛绒围巾，年轻人呢，已经用他们的五颜六色的毛线衣，甚至用轻柔而又洁白的单装来呼唤生活、呼唤盛夏了。就在这样一个青春的季节的晴朗的日子，钟亦成和凌雪结婚了。
　　世界是光明的，斗争是伟大的，生活是美好的。钟亦成更加坚定、更加执着地相信着这一点。凡是人制造出来的，人就受得住。只有人享不了的福，没有人受不了的罪。从小，他的父亲的穷朋友们就爱引用这句名言来互相砥砺，互相安慰。可不是吗，批呀，斗呀，划“分子”呀，宣布是“死敌”呀，揭露“丑恶面目”呀，清除出党呀，一关又一关，他都过来了。疼痛是难忍的，但是单因为疼痛却死不了人。凌雪说得对，关键在于自己的信心。自己不垮，谁也无法把你整垮，整死了也不垮。他可能确实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或者叫做“罪行”，他可能犯的错误并没有那么严重，他可能确已被“批倒批臭”，他可能实际上并不臭，这些情况他自己还有点判断不清楚。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他仍然要活下去，要革命，要改造思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能这样，因为他强烈地、比什么都强烈地要求这样。
　　所以他恢复了，恢复了健康、热情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筹备婚事的一个多月，他和凌雪一起照了许多相。他现在不用参加那么多会了，他现在是“听候处理”，他有了恋爱的时间了，任何一次约会都不会失约。他知道了按时赴约，和凌雪在一起多呆会儿是多么幸福。有一张相是这样照的：爬山之后，他热了，他脱掉了上身制服，用一只手在肩上抓着垂在身后的衣服，另一只手叉着腰，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清风吹拂着他的头发，背景是山下的纵横阡陌。这张相洗出来以后使钟亦成自己都感到惊奇，可以说是震惊，在目前的处境下，他的照片为什么竟是这样神采飞扬，潇洒自豪，蓬勃向上，喜气盈盈？
　　他应该是这样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他是搏击暴风雨的海燕。他是向着高天飞翔的鹰，他是沐浴在阳光里的一朵欢乐的春花。无论施行怎样精巧的整容术，他的脸上无法出现符合“地、富、反、坏、右”的排列的惧怕混杂着虚伪、馅媚混杂着猥琐的表情。他无法做一个合格的右派，即使这使他感到抱歉也罢。
　　但他不敢把照片出示给别人，他也不敢让其他人知道他每个星期天和凌雪去照相，他必须偷偷摸摸地去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这天晚上，他们结婚。除了几个近亲，他们没有邀请什么人。就是近亲，也有好几个托辞不来。而且，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凌雪所在的工厂的一个领导（凌雪初中毕业以后上了中等专业学校，现在担任一个工厂的技术员），对凌雪进行了最后一次“挽救”。因为她硬是与钟亦成划不清界限，在运动中，她没有能立场坚定地奋起揭发钟亦成；在现在，在钟亦成头上的冠冕还牢牢实实、还崭新刺目的时候，她竟在一个月内五次打报告要与钟亦成结婚。凌雪拒绝了最后的挽救，于是，领导不得不迫不得已采取了纪律措施，就是这一天的下午，召开了支部大会，通过把凌雪开除出党。
　　凌雪不接受这个处分，表决的时候，她不举手。签署本人意见的时候，她毫不含糊地写上了“不”字。为此，她受到了警告，说是“态度恶劣”，“还要加重”。
　　两个小时以后，她换了一件紫地、带绿色花点的衬衫，套上一件黄色的毛线衣，穿上一条灰色哔叽裤子，半高跟黑皮鞋，然后，她坐上公共汽车，把自己“嫁”出去了。
　　这是一个十分冷落的、应该说是冷落得可怕的婚礼。除了双方的母亲（他们都没有父亲了）和年幼的弟妹，除了还有两位在街道上打零工的邻居以外，再没有别的客人。一盘瓜子，一盘水果糖，一盘果脯，几杯茶，这便是全部的招待。而且，凌雪把早上和下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钟亦成。她并不认为这仅仅是对他们的结合的一个打击，相反，这似乎增加了他们的结合的意义。在天塌地陷的时候，他们挽起了手。钟亦成的脸白了一下，眉头也皱了一下，虽然他自已经受了许多，但是落在凌雪身上的打击比落在他身上的还让他难受。但是，凌雪的倔强的嘴角上呈现着的是笑容而不是哀伤，凌雪的眼睛里流露着的是令人销魂的温柔，而不是怨怼，凌雪的一举一动里，都包含着欢乐，包含着那么饱满的幸福，而不是寂寞和悲凉。于是，钟亦成也笑了。七年了，他们在一起，却又不在一起，这有多么苦！现在呢，他们将永远在一起了，他感谢命运，感谢凌雪的真情，感谢太阳、月亮、地球和每一颗星。
　　到晚上九点，屋子里就没有人了。但还有收音机，收音机里播送着鼓干劲的歌曲。凌雪关上了收音机，她说：“让我们共同唱唱歌吧，把我们从小爱唱的歌从头到尾唱一遍。你知道吗，我从来不记日记，我回忆往事的方法就是唱歌，每首歌代表一个年代，只要一唱起，该想的事就都想起来了。”“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钟亦成说。“从哪一年唱起呢？”“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六年唱什么呢？”“唱《喀秋莎》，这个歌我是一九四六年学会的。”“好，唱完这个，我们就唱‘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七年呢？”“一九四七年我最爱唱的是这个歌，这是我入党的时候最爱唱的歌……”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

　　“那时候，我唱着这个歌走过各条街巷，我觉得，整个旧世界都在我的脚下……”“一九四八年，一九四八年我们唱：‘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一九四九年呢？”“一九四九年的歌儿可太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旗一举满天红啊’”“一九五○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一九五一年，‘雄赳赳，气昂昂’，‘长白山一条条……’记得那时候我们都要求到朝鲜去吗……”他们唱起来了，嘹亮的歌声填补了被剥夺的一切，嘹亮的歌声里充满了青春的动人的光明和幸福。他们就这样回忆着、温习着那纯洁而激越的岁月，互相鼓舞，互相慰藉着那虽然受了伤、却仍然是光明火热的心。
　　他们唱得太高兴了，甚至没有听见敲门响，也没有听见门被推开的声音。及至听到了“小钟”、“小凌”的招呼和脚步声，他们转过头来一看，客人真好比是从天上降落到了他们的面前。三个人：区委书记者魏和他的多病的妻子，他的汽车驾驶员小高。
　　经过运动，老魏也瘦了，下眼皮似乎略有浮肿，嘴角上的纹络也更明显了。老魏的妻子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妇女工作干部，黑瘦黑瘦的，在对钟亦成进行“批斗”的过程中，她没有说过一句话，而且，她总用一种大惑不解的、同情和安慰的眼光看着他，这使钟亦成铭记不忘。被批斗的日子里，谁给钟亦成倒过一杯水，谁见面的时候向他点过头、微笑过，谁发言的时候用了几个稍许有分寸一点的词汇，这都被钟亦成牢牢地记在心里，终生感激。老魏夫妻俩带着友谊，带着和善的笑容出现了，只有汽车驾驶员，年轻的小伙子，踮着一只脚，嘬着牙花，显出一种不耐烦的样子。
　　“好你个小钟，你们竟然向我封锁消息。”老魏大声说，他的关心和慈爱的态度使钟亦成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初第一次党员大会上送给他军大衣的情景。老魏招招手，妻子拿出了礼物：一对刺绣的枕套，一本相片册，两本精装的美术日记。
　　“拿酒来，让我们为你们俩的幸福干一杯……”他喊道。
　　“可是，可是……”钟亦成尴尬了，手足无措了，“我们没有酒啊。”他小声说，声音是颤抖的。
　　“什么，什么？”老魏好像听不懂他的话，“为什么没有酒？这是喜酒啊，我们可是来喝喜酒的啊！”
　　“没有就算了，天也晚了。”老魏的妻子温和地说。
　　“我不喝。”驾驶员简短地声明。
　　“但是我要喝，我一定要喝你们的喜酒。”老魏似乎是负气地说，“为什么没有酒？为什么没有酒啊？”他大喊道，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悲怆，他的眼睛是湿润的，钟亦成，凌雪，老魏的妻子，连驾驶员都不由得被触动了。
　　“小高，你给我买酒去！”他看了看表，用战争中下达军令的不容商讨的坚决态度说，“半个小时内完成任务。他们不招待，我们敬他们，我们将他们的军！”他笑了起来。
　　小高从书记的神色里知道这确实是一个不能打折扣的任务，他匆匆地走了。二十多分钟以后，小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真糟糕，商店早就关了门，火车站附近的昼夜售货部偏偏又赶上月底结账，停止营业一天。”他说。“咱们家就没有一点酒吗？”老魏带着质问、带着莫名的怒火问他的妻子。“没有。”他的妻子抱歉地说，似乎喝不上喜酒是由于她的过错，“你又不喝。医生也不让你喝……对了，咱们还有一瓶料酒，那是炒菜用的。”“料酒能不能喝？当然，要喝也不会被禁止。”老魏自问自答，下令说，“把房门钥匙给小高，就把那瓶料酒取来！”
　　小高走了以后，他说这，说那，只是不说那分明刚刚发生过的事，没有说那刚刚开始的苦难。一瞬间，钟亦成也忘记了这些荒谬绝伦的事情，从老魏到来的那一刻起，他好像有了依靠，有了主心骨。好像在睡梦中被魇住以后听到了醒着的人的呼唤，只要一活动，一睁眼，所有的恐怖和混乱就会丢到冥冥之中去了……
　　小高回来了，拿回来的不是料酒，而是一瓶尚未启封的茅台——小高拿来了自己家的“储备”。
　　“为了钟亦成同志和凌雪同志的新婚，为了他们的幸福，为了他们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为了……总会……干杯！”
　　老魏庄严地举起了杯，钟亦成和凌雪也举起了杯，他们喝下了这暖人肺腑的“喜酒”，杯中半是茅台，半是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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