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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四十五年后。夏季的一天，老有上了火车。他找到了他的包厢，他的铺位。 这包厢里数他上车最晚。他看了一下手表，可不，再过一刻钟就要开车了。他想起行前老伴和女儿送他出门的情景，她们轮番往他的箱子里、旅行袋里装衣物，生嫌他带的衣服少。老伴说，海边早晚凉，去年她去疗养，患了感冒不得不提前回来。老伴说着海边，他的大龄小女儿又往他箱子里塞了一条尼龙短裤，说是刚从个体户摊上给他买的。葱绿底儿，印着黑条纹，条纹上还有十字花点。老有想：多余，莫非我还能下海游泳？又这么花哨。可他还是夸了女儿的周到，心想如今说话都得有保留，女儿和游泳裤也不能例外。一句话说不对付，女儿也许就会冲他使性子。老有夸了女儿的周到，又夸了这游泳裤的花色。 衣物总算打点停当，老伴和女儿又要送他去车站。老有拦住了她们，他愿意保持晚节：自己的车自己坐，家里正厅级就他一个人。 老有离休了，要到一个海滨城市去度假。 目前老有自有别的名字，老伴和女儿都不知他曾经叫过老有。当年他脱产后先在区里当教育助理，抗战胜利后调县教育科当督学。解放初，他不顾近五十岁的年纪又进省城插班上了速成中学，然后考上了医学院，毕业时只在实习中接触了临床，便留校当了政工干部。先是团委书记，再是系总支书记，离休前是院党委书记。老同志跟老有开玩笑，说他老干部、知识分子全占了，老有说他一辈子就盼拿手术刀，可惜只拉过俩疖子。 软包的行李龛上已放满东西，老有把一个不大的箱子和旅行袋塞到铺位底下，只在洁白的小桌上留些零星，老有是下铺。 老有放好东西，腾出眼睛打量了一下包厢里的旅客：对面是一位比他年龄还大的男人，上铺是两位妇女。老有这代人习惯称女同志，不管年龄、职业一律称女同志。现在她们一字排开却坐在老有的铺位上。 车刚开，对面的旅客便把自己的旅行杯伸向桌下的气压水瓶，老有也忙把茶杯伸过去“排队”。排队的观念原来总使人变得计较。老有往茶杯里注满水，又打量对面的旅客。对面已把腿伸上床铺，脚上是一双灰尼龙袜，铺前是一双老式皮凉鞋。老有穿凉鞋却不穿袜子，女儿说这倒文明，穿尼龙袜子倒“土”。 两位女同志也光脚穿凉鞋，她们把脚从凉鞋里脱出来再踩上去。老有一时看不准她们的年龄，便想：如今的女同志看不出年龄的居多，又有染发剂。那东西尽管破坏头发的蛋白质，也经常脱销。 老有伸手胡噜一下自己的头发，他的头发是本色，花白，但不秃顶。 对面的旅客秃顶。 没人说话，只有广播，有人唱《三百六十五里路》。 对面的旅客正喝茶，茶叶在杯子里一片一片地下沉。是好茶，新龙井。老有也喝茶，他也有龙井。老有不吸烟不喝酒，喝龙井。如今的“梅特”虽然涨到五百克一百元。可他喝。 两位女同志不喝茶，她们看衣服，看新买的衣服，一位从尼龙袋里抽出一件给另一位看。这是一件分不清男女的衬衫，自底细黄条。她们把它展开并着的四条腿上，看得仔细，连个扣子、针脚都不放过。看一阵，又分析起缀在领子下的商标，一位念着“百分之百考特恩（Cotton）”说：“纯棉，百分之百的棉啊，好不容易抢到手。” 老有也常听女儿说百分之百纯棉什么的。他下意识拽拽自己的衬衫，一件白特丽灵，便觉出有些背时。莫非尼龙时代已过去？虽然中国的尼龙时代比国外晚了二十年。 “考特恩”，棉。纯棉。纯棉不就是百分之百的棉花么？棉花——花。 纯的花。 一位女同志又举出一件连衣裙开始辨认。这裙子没商标，两人便有所争论。这位说是纯棉，那位说是混纺，她们都用自己的经验说服着对方，还显出些激动。这争论也吸引了老有，他说：“对不起，我能看看吗？” 一位立刻把老有当熟人似地说：“您说，这是不是纯棉？” 老有拽过那裙子，两手摩挲了一阵说：“不见得是。” 一位说：“看来您很内行，一定是这方面专家。是服装专家？” 老有说：“不是，我只认识棉花。” 一位说：“您经营棉花？” 老有说：“不，目前我离棉花很远，可我懂，我小时候种过花。对。我们那个地方管棉花叫花。” 火车正经过一个小镇，闪过一家紧贴铁路的轧花厂。在一带红砖墙内，籽棉垛成了垛，像楼房。老有指着那花垛说：“棉花垛，洋花。噢，过去人们管美棉叫洋花，好品种。现在有许多新品种，我想都应该属洋花。你们再看看那近处花地，也是洋花。” 一片棉花地从窗外闪过，棉花正放铃，淡藕荷的花铃，温馨着大地和列车。 两位女同志听老有说花，却没显出多大兴致。她们把展开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收起来。 对面的旅客在喝茶，老有在喝茶，老有和对面旅客的目光相遇，发现那人赤红脸，短脖子，刷子眉总是一挑一挑。他喝口茶放下茶杯，打开一只小箱子，从里面捡出两个药瓶摆上小桌，却并不吃。 老有想，好面熟。熟。那时候我脱产他调分区；我进城，听说他南下。四十多年为什么连做梦都没梦见过，今天却喝起了一个壶里的水。现在是认他还是躲他？躲吧，对，躲。老有拿起一张随身带的小报半遮半掩地看，看不见报上的大块文章，却盯住了报缝里一则寻人启事：“某男，戴旧军帽，离家七日不归……”那么得找，不能躲。找就得引他说话，一说话就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说说花，拿花引他。 老有对身边的女同志说：“现在许多花种都失传了。我们那地方的花分三种，除了洋花还有笨花和紫花。” 女同志似听非听。 老有看看对面，对面在研究药瓶上的字。 老有说：“那紫花也并非是紫，是土黄，先前我们那地方的人都穿。” 女同志似听非听。 老有看看对面，对面放下药瓶哪儿也不看，摘下花镜散着眼光呆起来。 老有又对女同志说：“我给你们唱个歌吧，也是关于棉花的。那时候日本人强迫种棉，抗日政府抵制，这歌是青联抗教的：棉花籽，两头尖，城里的公事往外传……” 老有只唱了两句就扭脸看对面，对面的眼光更散，像不知有人唱歌。 女同志倒笑起来。一位说：“没想到你还会唱歌，有个通俗歌曲就是这个调儿，一定是根据这首歌改编的。”她们开始往上铺爬，要睡觉。上铺一阵窸窣，包厢里静下来。 火车停了一站，又走。 已是晚上，包厢里有广播说火车要经过一个大站。这广播却招呼起对面开始收拾东西了。这是老有没料到的，他原以为对面也在终点下车。 对面的收拾也带动起老有。 车停了，对面出了包厢下了车，老有也出了包厢下了车。 站台上早有人接过了对面手里的东西，几个人簇拥着他向前走。 老有在后边走，只觉得那人的脖子更短了。他想，你也有七十出头了吧。 出了站，有人殷勤地为那人打开一辆“尼桑”的车门。老有上了一辆“TAXI”。 尼桑在一所独门独院的旧洋房前停下。 老有也停在这洋房百米以远。 那人进了门，楼上一个大窗子亮了，传出些欢欣的人声，分明是一个大家庭的欢欣。 老有看了一阵听了一阵，就像刚发现眼前有房子，身后有树，脚下是柏油路。这使他终归想起了自己。我这是在哪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梦游一般。莫不是在寻人？寻谁，一个老熟人？一个老同志？一个老……？他就一准是？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他忽然想起百舍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是的吧，四十多年为什么没想起这人、这话。 现在老有去哪儿？回车站，去度假。他身旁闪过许多灯，无论如何他是见过灯笼鬼儿的。那天黄昏，鬼在花尖上狠飘一阵子。后来鬼走了，老有才走进花地。他看见小臭子身下有几棵青花柴，港绿的花桃硌着她的肉。 老有往车站走，身旁闪过许多灯。他想这分明是灯，只能是灯。为什么非要有青花柴、绿花桃，还有赤红脸、短脖子什么的不可。一切都是因了火车上那个“考特恩”，百分之百的“考特恩”。 对面那个人的个子也许并不矮，进轿车时，老有分明看见他深深地弯了一下腰。 1988年12月7日初稿 12月30日改毕 （原载《人民文学》1989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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