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当代文学,当代作家,现代作家:伟大的革命家陶行知(罗会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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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革命家陶行知

作者：罗会祥
　　陶行知以教育家闻名于世，３０年代初，他在上海《申报》的一段经历亦堪称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剿匪”“造匪”语惊天下

　　１９３０年的春天，南京晓庄师范的师生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参与工人反对和记洋行的斗争，在南京掀起一场重大风波，被当局定为“特等事件”。晓庄师范的创办人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当时，冯玉祥正跟蒋介石打内战，晓庄事件爆发后，蒋介石误认为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一怒之下，遂下令关闭该校，通缉校长陶行知。自此，陶行知便被蒋介石政府视为“危险分子”，陶行知也由此认识了蒋氏的本性。
　　在被通缉之后，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来，蒋介石查明晓庄事件与冯玉祥并无瓜葛，便解除了对陶行知的通缉。一年后，陶行知从日本回到上海。
　　曾对陶行知有知遇之恩的黄炎培供职于申报馆，他与《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是莫逆之交。经黄炎培举荐，史量才聘任陶行知为《申报》的顾问。
　　３０年代初，一向保守的史量才，迫于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的压力，着手对《申报》进行积极的改革。黄炎培担任设计部主任后，史量才的思想日益进步。这种进步体现在报纸上，便是《申报》的面目日新月异。报纸的舆论导向由黄炎培策划，留法归来的黎烈文就任副刊《自由谈》主编，一扫“鸳鸯蝴蝶派”垄断时期的萎靡颓废之风，依靠鲁迅、茅盾、巴金等一大批进步作家，把《自由谈》办成了当时国内影响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文艺副刊。
　　陶行知就任《申报》顾问之后，一边协助黄炎培策划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一边为《自由谈》写杂文，他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深刻而冷峻地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作斗争。这些文章后来分别收入他的《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两本文集。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寇已占领我国东北大片领土。蒋介石却严令东北军：“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日寇如入无人之境。然而，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１年７月，蒋介石却调集数十万精锐之师，在长江两岸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为揭露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罪恶，陶行知在《申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语惊天下：
　　“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
　　“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陶行知的时评深刻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疯狂剿杀人民的反革命本质，大是大非，大爱大恨，皆显露于字里行间，简直就是一组讨蒋檄文，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爱国人士无不拍手称快，自然，也震动了当局。

　　“卖艺”妙文弦外有音

　　尽管“剿匪评论”的作者用的是化名，但有关人士很快查明它出自陶行知之手。为了效忠主子，教育部长朱家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告密长信，同时还邀约潘公展起草了一份报告，把《申报》上的三篇“剿匪评论”剪下来，一并呈送给蒋介石。他们在信中称：“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例如《申报》的‘剿匪评论’、《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登载的陶行知的文章、黄炎培做《申报》设计部部长等，都是不利于党国的。”
　　陶行知曾是蒋介石通缉的要犯，朱家骅把他供出来，目的是想在火上浇油，更容易激怒蒋介石。果然，蒋介石看罢朱家骅的告密信和潘公展的报告及剪报文章，大发雷霆，拿起笔在信上批了六个字：“申报禁止邮递”。
　　从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６日起，《申报》全部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扣在市邮政局的地下室内，一律不准邮往外地。《申报》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蒋介石封杀《申报》，史量才极为愤慨，他想立即组织文章在报上加以揭露，被宋庆龄、黄炎培、陶行知等人劝住了。众人合议认为，还是先摸清蒋的意图再寻求对策。为申报馆的生存计，史量才忍气吞声，立即派《申报》驻南京办事处采访主任秦哂墨去求蒋介石的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疏通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求得了蒋介石的一道“圣旨”：
　　１．《申报》时评要变态度；２．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申报》总编辑三人离开；３．国民党派员指导《申报》。
　　史量才接到这份“圣旨”后，又与宋庆龄、黄炎培、陶行知研究了对策。最后，他不得不接受当局的部分条款：总编辑陈彬和自愿辞职，可以另派蒋所指定的张蕴和接替。他特地申明，黄炎培是他的老朋友，实际上不到报馆办事，也不负任何设计部的责任，只是由于生计困难，按月送给他一点津贴。希望保持现状。至于陶行知的文章，属投稿行为，今后可以不再续登。史量才惟独拒绝国民党派员指导。由于他接受了主要条款，当局在派员指导这个问题上做了妥协让步。
　　蒋介石解除禁令，《申报》于８月２１日恢复邮递，于此同时，陶行知也在名义上离开了申报馆。
　　离开申报馆以后，陶行知借卖艺之名，又与当局开了一个并非玩笑的玩笑。他挥毫草成一篇《陶行知卖艺》的妙文，登在１９３２年第３６期的《涛声》上。全文如下：

　　　　狐狸有洞鸟有窝，先生乡下难度日。
　　　　风高谁救李逵火，武训讨饭也不易。
　　　　自杀不成怕坐牢，从来不演折腰戏。
　　　　众谓我曾做书呆，便被出卖书呆艺。
　　　　书呆之艺卖与谁？开张岂必有生意？
　　　　女生卖艺被开除，先生卖艺可遭忌？
　　　　哪里管得这许多，硬着头皮试一试。

　　（一）卖文。儿歌、故事、小品文等，登载权每篇１０元。
　　（二）卖字。写《自立锄头歌》、《儿童之歌》、《手脑相长歌》、《夫妻学校歌》等，每幅１０元。
　　（三）卖讲。每讲小学１０元，中学２０元，大学３０元。外埠一天来往加倍。讲题：创造、教育、儿童科学、通俗天文等自选。
　　就在这则启事的旁边，编辑还特意发表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先生的两幅贺联：

　　其一

　　先生只三卖，卖讲卖字卖文，何如卖国最有利？
　　大家争一吃，吃党吃粮吃教，焉知吃粪便无人！

　　其二

　　三卖主义不骗人，货真价实文字讲，
　　五柳先生宁乞食，今是昨非归去来。
　　陶行知的书法很见功力，请他写字的人很多，不仅是他的字好，主要是钦佩他的思想和人格。在此之间，他还邀约郭沫若、沈钧儒、冯玉祥等人一道兴办卖字兴学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摘自《传记文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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