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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余长文从文工团的宋涛那里回家，初夏的天气，越发热了。余长文出门时还是一如既往地穿得整洁干净，廉价衬衫怎么了？自己挣钱买的，不偷不抢，心安理得。
　　他今天是去给宋涛说，他打算写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写诗的刊物没人买，写诗的诗人也挣不到钱，19世纪的尼采说，上帝死了，后来的余长文对世人说，谬斯也死了。不，是谬斯改嫁了，嫁给中国的赵公元帅了。一次偶尔与省城的诗友“罗斯福”通信，方得知人家在干别的营生了，有着二战中名震环宇的美国总统大名为绰号的诗人罗士富说，他如今在写一个城市青年题材的电视剧，按省城的行情，至少也得每集3000元，写它个三集，不就10000元了吗？现在电视剧热门，全国省和省会城市级以上的电视频道就有两三百家，加上地县一级的，起码一千多家，一千多家都在天天往外播节目，每天需要多少内容往里填塞啊，电视剧的市场前景是多么地巨大啊，随便糊弄一个剧本，都不愁卖不到钱，中国的观众最好欺骗，看了孬电视，最多骂两声娘，没人上街游行，没人因为愤慨而向窗外扔电视机。一台大彩电数千元呢，咱们还没富到砸电视机出气的时代。再说咱们诗人，穷是穷一点，但又不是不会编故事，更不是对生活中的形形色色没有自己的激情和观点，辛苦它娘的两个月，整它个十来集出来，就鲤鱼跳龙门了。
　　“罗士富”的分析头头是道，论据充分，有数字有事实，余长文受了文友的蛊惑，心里蠢蠢欲动，是啊，我也不是没生活没故事，现在电视里那些红男绿女、灯红酒绿的假剧多了海了，我随便写它一部，也会比它们漂亮。
　　嘿，到时叫梅佳丽看看，余长文激动地想，我就坐在山沟沟里，同样能够活个人样儿，还能活得非常好。
　　听了他激情洋溢的述说，宋涛一言不发，像往常一样，对余长文异想天开的设想不置可否。世界上的一切，只要离了他的美声唱法，离了帕瓦洛蒂，好像都与他无干。
　　余长文没受宋涛阴郁情绪的影响，离开文工团宿舍他更雄心勃勃。挣钱是次要的，他点着头给自己说，让梅佳丽知道他并未灰颓，让她明白他活得信心百倍精神抖擞，他的魅力和能力永远胜过省城那些小白脸小蓝脸小红脸小王八蛋，这才是主要目的。
　　进了文庙衰朽的大门，穿过大殿、二殿、三殿，就到了中心花圃，在破旧的厢房远远地四面包围下，花圃中的鸡冠花开得正艳，月季和铁爪海棠也一争高低，在下午的阳光下发散着淡淡的香气。更多的还是扫把草，越是没人管理没人施肥的野物，越是显出无限生机，瞧它们长得那个旺盛的样子，只要是水泥小道没有遮盖住的地面，都是它们大半人高的枝丫。
　　跨过石桥，转过弯，文庙后墙左边两排平房就是3个馆的宿舍了，文化馆的在前面一排，宿舍前的空地上也曾经桃红柳绿过，现在不行，全被经济紧张的职工和家属们种上了实用的蔬菜，四季豆爬满藤架，茄子在太阳下反射着紫光，早熟的南瓜挺胸腆肚，在残毁的石凳边沐着明亮的太阳，长得气势雄壮。
　　哼，余长文暗笑，要是有人突然走进这里，不知道是到了历史漫长的文化重地，倒疑心是进了农业科研所的蔬菜种植园。这就是文化的现状，文化文化，一文难化，要钱没有，挨打最怕。
　　一个妇女在一块菜地边侍弄着，定睛一看，是文化馆袁馆长的老婆程芸。
　　猛然间，三个月前春天的时候，程芸与新上任的文化局长王华鹏间架的景象，就自然浮上眼帘，事情中的一些心理活动是王华鹏后来与他一起吃麻辣烫小火锅时亲口告诉他的，而发生的事实却是他亲眼所见。

　　程芸与王华鹏闹架的事，发生在初春的一天，而且叫骂的不是程芸一人，是一大伙演川剧的男女演员。
　　其时，文化局正召开全局会议，这是这一届局里新班子上任的第一次全局会议，王华鹏主持。参加会议的一共四男二女，是文化局全体干部了。不过说全体也不确，委副书记就没来。姜副书记是县府常务副县长老黄的夫人，大家对她是敬而远之，王华鹏觉得她不来还好些，来了反而麻烦。
　　当时文化局的办公室还未搬到县政府大院里，他们占据着夫子庙东头的小内院，自成一个天地，办公室的老式木格子窗外，鸡鸣犬叫不绝，微风送进来一股股沁人心脾的家畜粪臭，闻惯了的人都说其实味道还怪不错的。
　　来闹事的川剧团演员，在县城历来是极受人注目的中心人物，解放前他们是下九流的戏班子，走百寨千村吃四方饭，虽然受权势者的欺压，有些名花俏旦还受到红黑两道人物的调戏奸淫，但在普通人心中，仍是如脂似粉可以奉为偶像的神秘角儿。解放后欺压不存在了，成了名正言顺的文艺工作者，但在缺少文化的山区小地方，那神秘不但没去掉，反而变成了光芒四射的人间亮星。每星期周末，或是逢年过节，领导来访，招待外宾，都是他们登台亮相的大好时光。武场的锣鼓敲响时，县城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而文场的艺员们在台上招摇时，则一个个含英吐蕊，小生是风流倜傥，小旦是万般妩媚；小生引得多少市井姑娘梦里以身相托，小旦一台戏里牵走了数不清的县城男子的钟情目光。毫不夸张地说，川剧团是小城拼盘中一道最亮丽的大菜，不要说吃，只是看几眼都是满目生辉，心旌摇荡。
　　可是经济大潮一涌而来，永远吃大锅饭的工资体制被改革的利斧砍断，要想拿全工资，就得卖票挣钱，然而这个时代的主流是电视和卡拉OK，进剧场的人是越来越少，弄到后来观众没有演员多，演职员们的工资收入就成了问题。县财政是一年比一年吃紧，于是上届县委县政府联合会议上一狠心，把川剧团撤销了，演员们要调到外地去的一律开绿灯，要做生意的一律支持，要退休要养老的一律办理，最后剩下的人，就往县属各单位里安插。尽管各单位都是粥少僧多，怨声载道，但你接人也得接，不接人也得接，大家都有困难，而川剧团最困难，小困难体谅大困难，全县各单位一起体谅县委县政府的困难，事情就贯彻了下来。
　　然而风暴中心的川剧团并不满意，你再怎么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他们也没戏演了。一个延续两百年的剧种，在他们手中断了线，就像十世单传的虔诚人家，突然在这一代被人为地断了生育，那种满腔幽恨，那种如丧考姚的悲哀，是无法用笔墨形容于万一的。
　　但不管怎么说，剧团的人只是一些小小老百姓，尽管在台上可以演着皇帝或重臣，两小时的辉煌中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但那毕竟是虚假的三尺舞台，在生活中他们是遇到危难就期期艾艾的小人物。
　　可闹事的这天，他们竟像领了玉皇大帝符咒的神兵，有了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悍气。而犯上作乱的领头人，竟是文化馆馆长袁方圆的老婆程芸。既然原先当过王华鹏的上级的袁馆长的老婆都给他们撑腰，他们还怕个什么，以后王华鹏要报复，还不先向着袁馆长报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时不趁机将艺人们在当前所受的穷气酸气恨气大泻一番，更待何时！演员们就准备嚣张出令人想也想不到的花样。
　　看着夫子庙小内院里三十多个闹事的剧团男女齐刷刷地跪在地下不起来，文化局党委书记李敬贤的脸色就变得很是苍白。李书记瘦且高，像旧社会集镇街边支一张旧木桌、挂一方招贴、专为平民百姓代写家书诉状的落魄秀才。他是上一届文化局班子的老书记，当原先那几个倒霉的局长和副局长忙于从一些不法录相放映点收受贿赂、以便网开一面对他们放映的三级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他一个人保持了老干部的不坏金身，以其德高望重，继任新一届的局班子党委书记，去年撤销川剧团时，他就没少受过演员们的哭闹撕扰，很明白这些人的厉害，他拿出老大哥风度，抢在新局长王华鹏前面喊：
　　“同志们，剧团的同志们，你们听我的劝——”
　　人们抬脸，一起有节奏地喊：“不准解散川剧团，我们大伙儿要吃饭！不准解散川剧团，我们大伙儿要吃饭！”
　　新任副局长赵剑平是侦察连长转业，皮肤晒得黝黑，肩阔脸方，孔武有力，他大喊一声：“你们给老子还有没有王法！”
　　话还没完，一帮演员就扑上去，差点将他撕成碎片。文化局的几个干部好不容易将他抢救出来，让他快到偏殿里面去躲一下风头，王华鹏也抢上一步，声嘶力竭地向跪着的演员解释：
　　“同志们，父老乡亲们……解散县剧团，那是基于我们贫困县财政极度困难的形势下，县委县政府联合办公会议做出的慎重决定，但这不说明我们不要文化，不说明领导不重视我们的每一个演员。等以后经济发展了……”
　　哈，你拉稀了，程芸心里兴奋地笑着，更有力量地带头挥臂。众人有节奏地大喊：“我们就要上舞台，我们就要演川戏！我们就要上舞台，我们就要演川戏……”
　　作为袁馆长的老婆，原先王华鹏在文化馆当副馆长时，程芸理所当然地就是王华鹏的老婆肖霄的大姐，照程芸的说法，在县建行当出纳员的肖霄追着她的屁股程姐长程姐短地叫得她都不爱听了。但一星期前，王华鹏成了袁馆长的顶头上司，肖霄立时就对程芸昂起了高傲的头，这使程芸如芒刺在背，她早就按捺不住了。
　　其实，县上各个单位，特别是文化单位的女人，与农村里张大嫂李大嫂之间的争强斗狠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川剧团撤销，因为袁馆长与董县长的友好关系，程芸是第一批安排到县属单位的职工之一，而且单位非常好，在县工商局坐办公室，而这批尚未安排下去或尚未分到满意工作的川剧团职工来文化局闹事，按理说，本没有程芸一点瓜葛，但她却成了领头人，许多人就明白程芸的目标是对准着谁。
　　争闹中，一位在剧团专演皇帝的老年演员忽然站起身，用老生的行腔唱起川剧板式来：
　　“正月里哟什么花，什么花人人都爱它？什么人唱戏手挽手，什么人造酒醉万家？”
　　这倒很新鲜，一院子的人，包括文化局的头儿们都看呆了。
　　紧跟着是众演员的帮腔：“正月里哟是迎春花，迎春花人人都爱它，梁祝唱戏手挽手，杜康工造酒醉万家。”
　　看着演员们气势磅礴的合唱，王华鹏觉得脑子里飞沙走石，这是他当局长的第一天，第一天就有人给他下马威，这是他娘的哪个设计的！
　　小院门口看热闹的人越集越多，夫子庙里三个馆的职工都闻声往这里赶。
　　余长文站在观战的人群里心情复杂，他与王华鹏私交不错，他对眼前的混乱兴奋不起来。
　　文化馆的美术干部大罗等几个年轻职工则兴趣盎然，不时向王华鹏那边飞着眼色，又向程芸这边指指点点，还互相咬着耳朵，说原先王化鹏与袁馆长一起在文化馆当头儿，现在王副馆长越级升成了主局长，那袁馆长的老婆肯定有气，当然要来臊王局长的皮。
　　听着这些议论，看着程芸在人群中来回晃动的身影，余长文一下猜到了今天闹事的缘由。
　　余长文对程芸的印象不好也不坏，原因是程芸本身就是个不好不坏的人。
　　程芸在文革中期大搞毛泽东思想宣传活动时，是公社宣传队跳舞唱歌的积极分子。她家正经三代贫农，大字不识两箩筐。有一年春节，当时的文化馆老馆员袁方圆下乡选拔上县演出的节目，被她泼辣刚强的台风打动，汇演过后就推荐她进入了县剧团。程芸心地单纯，以恩相报，非嫁给死了前妻的袁方圆不可。结婚后，随夫进出，形影不离，常当着外人肆无忌惮地向袁馆长放嗲，打情骂俏，不忌生冷，有时夏天傍晚还共同睡在房前地坝里，短衣小裤，露出粗滚圆实的大腿。很多文化人看不惯，认为程芸性情轻佻，淫荡不轨。但她对别的男人却冷若冰霜，如果有人向她献殷勤，必定遭到她的严厉垢骂，若撞见夫妻以外的男女共偕一处，必怀疑人家有偷情目的。于是人们说她假正经，当面招呼，背后吐唾沫。
　　余长文倒不这样看，他曾经开玩笑地向梅佳丽说，这就是所谓本质好而缺少教育的人了，由于不懂礼教，所以情欲感受表现外露，与亲人间的亲密隐私流于形貌，其实这是一个心中没有其它杂念，不怀疑自己有错误、因而敢于做得坦坦荡荡、全然不顾小节的人。相比之下，有些道貌岸然、自高自傲、背地里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则完全是虚伪奸滑的真正小人。梅佳丽不以为然，说程芸自己确实没有不轨之处，但一看见其他男女在一起，就疑心人家做奸这是一种更大的心理阴暗，是把封建礼教学进了骨子里的表现，众人对她的讨厌，那是罪有应得。
　　小院里又是一阵洪大的声浪，把思虑着的余长文拉回到现实。
　　演员们还在吼唱，有的大声嘶喊，有的捶胸嚎啕，他们是真的伤心，绝对不是装出来的在表演。
　　人们伸颈直脖，要看新局长能使出什么杀手铜来平息这场风波。
　　袁馆长在观看的人背后跺脚着急，又不好进去拉程芸。
　　一个在剧团时演花脸的男人接着老演员，用花脸的行腔领唱：“5月里哟什么花，什么花开花不结瓜？什么人关了我们的门，什么人满眼是风沙？”
　　演员中有的人真就流出了眼泪，他们合唱道：“5月里哟开谎花，只开花瓣不结瓜，文化局关了我们的门，戏班子满眼是风沙。”
　　王华鹏哑着嗓子大喊：“同志们呀，剧团的同志们……”
　　程芸倏地站起来，用摇旦的行腔边舞边唱：“什么人上台三把火？什么人做官不管家？什么人关心唱戏的人，什么人我们最恨他？”手一指王华鹏。
　　众人合唱：“新官上任三把火，瘟官上任不管家，毛主席关心唱戏的人，王华鹏我们最恨他……”
　　趁着歌声的空档，李书记高声劝道：“同志们，我们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要理解政府！”
　　众人高喊：“我们要演戏，还我川剧团！”
　　“你们这是胡闹！”血气方刚的赵剑平一声大吼，“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演员们一哄而起，仿佛就要撕了赵副局长：“哪个敢说我们没有王法？”“你他妈的是哪个窟窿里钻出来的青皮小子！……”
　　王华鹏和李书记以及文化局的干部一看不顶事，呼啦上来围护着赵剑平，劝阻着情绪激烈的人们。
　　“注意方法，”李书记大喊着，“你们先静一静！”
　　王华鹏随同李书记叫着，“同志们不能这样，有话向组织反映啊！”
　　“你不就是新上任的组织吗？”程芸在人群后加油，“我们就找你反映！”
　　王华鹏伸长颈子盯着她：“程大姐，请你帮帮忙，看在我和袁馆长是老同事的面子上。”
　　袁馆长在小院门口听到这句话，心情复杂，只是跺脚。
　　程芸小声嘀咕了一句：“你这时也知道我们老袁了。”
　　王华鹏八方转着眼珠，似在寻找救兵，一下就看见了小院门口本想回避的袁馆长。
　　“老袁，袁馆长！”
　　袁馆长无法回避了，只得应着声挤过来。
　　“你快把嫂子劝回去，”王华鹏说，也顾不得面子了，“求你啦！”
　　袁馆长拽住程芸的一支胳膊：“走走走，”他不轻不重地说，“我们回去！”
　　“你是什么人，”程芸不给他脸，“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回去，我今天偏不回去！”
　　王华鹏哗地虎下脸，突然晴天霹雳般大喝一声：“程芸你给我老实点，你今天究竟想怎么样？！”
　　人群马上安静了，皆惊诧地看住模样凛然的王华鹏和闹事的组织者程芸。
　　程芸自是愣在原地：“我……”等她回过神，她把脚更高地一跳，“我就要跟你闹，我要把你文化局打个稀巴烂！”
　　“程芸！”袁馆长这下才急了，猛地拉住她的衣襟。
　　王华鹏的声音是从未有过的威猛：“好！”他说，“程芸，你今天有能耐，你就把文化局砸了，我要是呼了一声，我就不姓王！”
　　“你以为我不敢砸！”程芸还以颜色。
　　“你砸，我决不会找你赔偿一分钱。我们这儿有一级一级的组织，我到时候找你丈夫袁馆长算总账！”
　　程芸张口结舌，愣在原地。
　　王华鹏突然也噗通一声跪在地上，人们哗地后退一步，更是莫名惊异。
　　“来吧，同志们，”王华鹏向着天空悲愤地说，“我赔你们一起跪，如果这样能解决一切问题，我情愿替你们把地球跪穿。来吧同志们。”
　　却没一个人动了。
　　就见王华鹏忽然也用戏曲行腔唱起来：“3月里哟什么花，什么花开了满山红，什么人来到了桃园里，什么人在桃园结弟兄？”
　　没有人应合。
　　王华鹏自顾自地向大家唱道：“3月里哟开桃花，桃花一开满山红，文化好比一条船，我们是船上的亲弟兄……文化好比一条船，我们是船上的亲弟兄……”
　　王华鹏动情的歌声里，演员们脸上呈现出被理解后的感动神色。
　　李书记长舒一口气。
　　赵剑平等人佩服而惊奇地看着王华鹏。
　　歌声中，程芸被袁馆长悄悄拉走了。

　　这就是春天里王华鹏上任第一天发生的事，后来他与余长文一起吃小火锅，向余长文讲述当时的心情，就很深很深地叹了一口气。他说归根结底，还是太穷了才会这样。一个穷山区的县级文化局长算个啥啊，要啥没啥，要气受倒是多得不得了。
　　不知怎么想的，余长文就冒出一句话：“大人不跟娃娃比，只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就行。”这似乎是安慰王华鹏，也似乎在安慰整个文化界。
　　王华鹏喷儿一声笑了：“你倒宽解起我来了，我也不过是说说。——
　　“不过，”余长文又说，“老是受气不如不当，你写诗还可以，当个诗人算了，无官一身轻。”说是这样说，他明白不过是白说，纯粹的诗人与县班子的川剧演员是一回事，都已失去了昔日的风光。
　　“我不，”王华鹏气魄上来，眼里漫出一层坚毅的光芒，“虽说我们基层的文化人，比不得上头的那些腕啊星啊什么的，腕和星是要风是风，要雨有雨，我们呢，是要钱没钱，要米没米，即使每年拨一点点经费吧，也是打酱油的只敢打酱油，买醋的只能买醋，一点周转的余地都没有。有人说我们这类人有病，都这个时候了，还不想法去经商赚钱。确实不错，我们害的是相思病，是对文化艺术一往情深的相思。我不敢说今后北山县的文化工作一定有大的发展，我只能保证我在这届文化局长任上，一定要给你们当好铺路石。”
　　余长文鼻子里没来由地漫上一股热流，这个王华鹏，这句话他妈的太暖人心。他抓起酒杯往王华鹏的杯子上使劲一碰，“有你这句话，干了！”
　　余长文与王华鹏是朋友，两人私下都这样认为。王华鹏从事文化工作前，当过知青，读过大学，也爱写几首小诗，毕业后分在河北省石家庄的宣传机关当一般干部，因为老婆肖宵在北山县，所以千辛万苦调了回来，到文化馆干上副馆长。王华鹏40余岁，热情，务实，没有官架子，有时言行敢于不符合报纸上和红头文件上的那些章法，只是对肖宵事事礼让三分。肖宵在银行工作，王华鹏每个月的工资只抵得到老婆的一半，因此在家里的发言权也就只及肖宵的一半。
　　王华鹏当副馆长时最喜欢与余长文这种年轻的文人扎堆，他处事耿直，对有文艺特长的人非常器重。王华鹏对文人的谦虚不是表面上装出来的，而是发自于内心。他有时与余长文谈论诗歌，提出的新颖观点常常连余长文都击节赞叹。
　　上一任文化局长被撤职后，县里各机关没有一个相应的副局级干部愿到文化局来升官当局长，都知道文化局是个清水衙门，还有各种破事穷事纠缠不清，县委县政府只好在文化系统内部各单位选拔。由于宣传部唐部长与王华鹏是一所大学毕业出来的先后校友，所以唐部长力主王华鹏上，而董县长的本意是想让老馆长袁方圆当局长的，然而唐部长是县委盂书记线上的人，董县长若要太坚持己见，就有间接地与孟书记闹对立的意思。时下机关的人们都传说着一句顺口溜：“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举手，政协发言”。钱再大，大不过权，所以董县长向党委那条线让了步，同意王华鹏来个三级跳，越级当上了县文化局局长，成了袁馆长的顶头上司。
　　当然，这肯定就令袁馆长心里大不是滋味了。
　　而热爱袁馆长的程芸，当然就会亲率川剧团的男女演员大闹文化局了。

　　唉，余长文叹了口气，难怪人人都像吃了枪药，难怪程芸要在春天的时候带头发难，还不是日子难过闹的。
　　还有一条，再破再小的官，只要是官，总是一种级别，总有一种相应的地位与之配合，在行政或事业单位以外的人不会体会这点，但还在行政事业单位领工资吃饭的人，就得要计较这个。王华鹏上了，袁馆长没上，袁馆长是北山县几十年的老文人，王华鹏刚从河北调回来3年不到，原先一个馆长一个副馆长，一觉醒来，王华鹏反倒成了袁方圆的上级，可以对他发号施令了，你想程芸怎么不会生气，所以对她的闹事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余长文远远地瞥了一眼顶着太阳在给蔬菜地薅草的程芸，踩着野草茂密的石板小路向自己家里走。”
　　踏过二殿后的小石桥，不期然撞上一个躲躲闪闪的人，那人见无法回避，只好从一株海裳树后站出来。余长文看清了，原来是县城有名的“白天鹅娱乐城”的老板马胖。
　　马胖一脸懊恼相，左手无名指上那个反射着阳光的大钻戒遮不住眼光里的晦气，见躲不过余长文了，还是率先招呼。
　　“大诗人从哪里回来呀？”马胖扬了扬下巴。马胖其实并不胖，或者原先胖过，才有了这个名不符实的绰号，如今生意越做越大，皮包看涨，脸上的横向也越来越多，身上的肉却看缩，不知他是用什么方式消耗着自己身上的脂肪。
　　“不从哪里来。”余长文回答得言简意赅。除了四面圆滑的袁馆长会对马胖笑脸相迎外，文化馆里差不多的人都对马胖不感冒。当年马胖是文化馆的一员，与傅老师一样，担任着音乐干部的职责，但因为在第二届北山之秋音乐会期间，强奸了一名纯朴清秀的农村女歌手梁燕，遂以强奸罪被送进监狱判了3年徒刑：他在广大文化人眼里，就成了另类。“你呢？”余长文反问，语含讥讽，“莫不是又来找什么女歌手吧？”
　　听说马胖在社会上是跺一跺脚，地皮都要颤三颤的人物，可不知怎的，只要一进原先工作过的夫子庙，他的锐气就去掉一半，见人就躲，躲不过则见哪个都面带三分笑。
　　“啥女歌手哟，”马胖不发火，“是请傅老师，架子大啊，请不动。”
　　“是你架子大还是他架子大？你的心不诚嘛。”
　　马胖喊冤一般：“还不诚，都三顾茅庐了，一场给他40元，每天两场，就是80，一个月下来，不就两千多了？这么高的收入，北山县哪里找去？”
　　“那你继续五顾六顾啊。”余长文的话里有幸灾乐祸的意思，他抑制不住地要高兴。狗日的马胖，你也有不开心的日子，哈哈！
　　他向马胖招个手，算是再见，一甩腿去了傅老师家。

　　走进傅老师家，正遇上傅老师两口子拌嘴。傅老师的老婆吴庆玉抱着一条毛色雪白的哈叭狗，看样子正要出门，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脸色涨得通红，气呼呼地数落着傅老师。
　　“怎么了怎么了？”余长文立即充当灭火队，“傅师母你歇歇气，都是你太爱傅老师了，才老是要这么关怀他。”
　　吴庆玉看见余长文进来，先自退了步，她知道她家老傅就喜欢这个年轻人，两个人的个性脾气是那么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对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尊重，所以这两个人成了忘年交。
　　吴庆玉想放下狗给余长文倒茶，又没有放下：“你坐，好好说说他，”她趁便白了傅老师一眼，“硬是榆木脑袋不开窍，人家马胖请他去弹电钢琴，都来了好几次了，一个月两千多元啊。小余你好好看看我们这个家，这也像个家吗，跟狗窝差不了多远。”
　　“你弄条狗来养起，”傅老师反唇相讥，“咋不是狗窝！”
　　“凭你那点干工资，”吴庆玉马上转向傅老师，“奖金没有一分，就知道一天到晚弹你的破琴，画你的豆芽脚脚，就不考虑其他的挣钱门道。”
　　傅老师梗着脖子：“小余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她给我惹是生非。告诉你，”他回击着老婆，“人家大作曲家，《十五的月亮》也才16元稿费，可人家照样作曲写歌。搞艺术的，不要谈钱。”
　　吴庆玉瘪瘪嘴：“那是老黄历。现在谁不谈钱，你是故意不看看这个社会还是故意想气我啊。”
　　傅老师点燃一支烟，狠吸一口：“马胖的事，你不是不知道，我能去吗？文化馆的同事会怎么看我？我傅英杰再穷，也不能遭人戳背脊骨。我就是这么个犟牛脑壳，不会被你按下水沟沟。你说嘛，由你说个够。”
　　“现在经济紧张，”吴庆玉说，“傅乐高中毕业没工作，这里傅花也要怀狗儿子了，要为我们奔小康作贡献，你也该想想办法了。”
　　傅老师返身坐回琴凳：“我崇尚的是一种精神追求。”
　　“哼，钱才是追求。”吴庆玉争辩。
　　“嘿，又来怪话了是不是？”傅老师拍着琴盖，“女人家懂个啥？人死了，物质财富也走了，可唯有歌曲能留下，一代代传之后人。”讲到这里，傅老师就陶醉了。“啊，想一想看，你都死了三五百年了，却还有不认识的后人在唱着你当年谱写的歌，你就是躺在坟墓里，都是会笑醒的呀！”
　　吴庆玉赌气地：“好好，你写你写，只是不要把命也搭上了。”
　　傅老师恼了，猛吸一口烟，突然引起一阵剧烈的咳嗽，他弯下腰，紧紧地按着胸部。
　　余长文赶紧给吴庆玉挤眼睛，忙着给傅老师端起风琴上的水杯。
　　吴庆玉忘了自己的烦恼，一手抱傅花，一手冲上来赶紧替傅老师抚胸：“老傅、老傅，你怎么啦？胃病又犯啦？你这个人，我刚才是说的气话，你何必当真呀！”
　　傅老师给她一个后脑勺：“什么气话，我看是屁话。算了别揉了，老毛病，一会儿就好……”
　　余长文心里一动，看这两口子，患难夫妻，人家其实心里爱得深啊，哪像梅佳丽，说一声拜拜，喊走就走了，大半年不见回来。
　　吴庆玉给傅老师揉了胸，看他不咳了，转头向余长文道了对不起，说有急事，马上要去常老五家给傅花配种，把小哈叭狗在胸口上抱好，忙忙地走了。
　　余长文重新坐好，刚才吴庆玉要他好好看傅老师的破房子，其实他才不用仔细打量呢，傅老师这个家，经常走进走出的，什么地方不熟。再就是这个破夫子庙里，三个馆的干部职工都住着这种年代久远的庙子厢房，没有厨房，每家用破砖烂瓦和塑料皮顺着厢房外墙接出一个偏厦就是厨房，没有厕所，花圃北边的公厕是大家共同出恭的地方，要说破旧，大家都破得差不多，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
　　当然与有的稍微可以挣外快的房子相比，傅老师的家还是过分简陋了一点，电视机是一台黑白九英寸，没有冰箱，马胖的娱乐城前年就装上空调了，开了县城服务业之先河，而傅老师家里连电风扇都没有一台，热了就用纸扇或蒲扇。屋子里显眼的只有一架破旧的脚踏风琴，风琴的皮带处是断的，用一截布条裹缠着，上面订着密密麻麻的针脚，显见是老婆吴庆玉的功劳。风琴上随时都放着一攥五线谱，上面密密地写着傅老师正创作的歌曲。
　　傅老师的状况是县城老一辈文化人的代表，负担重，收入少，抱负没实现，可又永远不死心，五十多岁，有了艺术细胞，人就显得倔强。傅老师的父母在贵州农村生活，尚未达到温饱线，女儿傅乐去年高中刚毕业，吴庆玉工作了20年的县跃进食品厂却破产倒闭了，每月只领70元钱的生活费下岗待业。为了翻梢，听说省城的狗市如日中天，养一条狗崽子可以赚千上万，吴庆玉就从原先厂子里的一个姐们儿那里赊欠来一条名贵的北京犬小母狗儿，一天到晚像侍候祖先人一样养着，取名叫傅花。为了给狗姑娘傅花吃奶粉和鲫鱼汤，以及时不时上医院看感冒打点滴，经济上就很蹬打不开，如今傅花进入了青春期，可以配种下儿了，也就是说，赚钱翻梢的希望已如太阳升出地平线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了时，他们的家庭经济却更加困窘，这都使音乐干部傅英杰伤透了脑筋。
　　但即使这样，老一辈的人却讲究骨气，傅乐18岁，模样儿端正，身条子修长，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正在家里复习，准备明年再试，无事时则学了几首流行歌曲，嗓子是出奇的好，就想到马胖开的歌厅里去演唱，也是为自己挣点衣服和化妆品钱，傅老师硬是坚决不让。“你不要跟他去，”他教训傅乐，“你不知道他过去犯的错误。别看他现在有钱了，别看他表面上对我恭敬，他没把我们打上眼，他是在找小工，他是在糟蹋文化。”
　　傅老师的唯一爱好是作曲，不要命地作曲，也不是写流行歌曲，写不来，而且身在小县城，写了也不知由谁来演唱谁来出盒带，他只写民歌，只写严肃音乐，当然，同样是写了也不知道能否有实现演唱的那一天。但上了这个轨道，几十年对音乐的热爱铸成一股强大的惯性，他这架不合时宜的老爷车就是停不下来，只要停下来，自己的生命也就完蛋。作曲是他唯一的寄托，是他生命的最高存在形式。
　　对此余长文除了敬佩，还有其它一些想法。
　　古往今来，作曲家的思想都是相通的，都是借音乐这种形式，张扬自己的灵魂的歌唱、灵魂的呐喊、灵魂的呻吟，只是使用的形式不同，于是就有了古典音乐、现代音乐、流行音乐等等的分野。余长文认为形式没有高下之分，关键是否真的有音乐家自身的灵魂在作品中翱翔。傅老师对流行音乐的深仇大恨太过偏激，这是一个乡村音乐家对土地的诗意遭到侵犯的本能反映，不那么宽宏，不那么大器。但余长文当然不能对傅老师说这些，他还要做出对他的同情，因为傅老师的一辈子与乡村民歌连在一起了，如果民歌死亡，傅老师也就活不成。
　　余长文看着傅老师，心里就有一种深深的怜悯在滚动。
　　“傅老师，”他叫一声，“何必呢，马胖再来请，你就给他去，他挣的都是黑心钱，分一点给我们文化，也是帮他消罪。”
　　傅老师不满地瞪他一眼：“小余你也来说这话。你不是不知道马胖的那段历史，换了另一个人，说不定我还会考虑考虑，可马胖……你别提他。”
　　门一响，傅乐不知从哪儿回来了。姑娘有余长文那么高，长得光彩照人，说话不避生熟，与父亲完全是两种个性。
　　“爸，你又在卖你的劝世文了。”傅乐进门到处找扇子，抓住一阵猛扇，“余叔叔你说说看，现在是商品社会，党中央都把中国这条船开到搞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去了，我爸反而给党中央唱反调，是不是反动派？”
　　傅老师能骂老婆，对调皮的女儿却束手无策：“你晓得个啥，”他嘀咕着，“人穷志不穷，富贵不能淫。”
　　傅乐却不吃父亲那一套：“饿死人了就不说这话，现在是死不了也活不好，所以爸爸敢这样说，你说是不是余叔叔？我就喜欢听余叔叔说话。”傅乐给余长文戴高帽子，当然是希望余长文一起来教训一下她爸，“我在庙子大门外碰见我妈，她说爸爸又把人家马胖骂跑了，爸爸电钢琴弹得好，可现在学电钢琴的人不是没有，等有人超过你，你想去白天鹅，人家马胖都不会要你了。”
　　傅老师大喝一声：“你给我住口！”
　　傅乐向父亲做个鬼脸：“怎么样怎么样，说不赢就耍家长作风了？”
　　余长文笑着劝傅乐：“乐乐不准无礼貌，梯子都要分上下档，人更要讲个老幼。你爸是为你好，有些事情大胆不得，到时候掉进陷阱后悔都来不及。”
　　傅乐的声音表明她是何等惊异：“余叔叔你怎么也成了这样了？我们年轻人可不是你这样胆小，不怕走路时树叶儿掉下来打破脑袋。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胆去闯的世界，都说胆大的骑龙骑虎，胆小的骑老鸡母。我就想照着自己的愿望去闯一闯。”
　　“闯闯闯，”傅老师骂她，“闯得以后找不到收尸的地方！好好给我在家里复习，明年还是去考音乐学院。你对音乐有天赋，嗓音条件也好。”
　　“我不，”傅乐不怕她爸发火，“我们老师说我数学好，他们说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吃香的专业是国际金融、计算机、外贸、法律等等，我明年要改了，就改报这几个专业。妈妈也是这样给我说，她最不赞成搞音乐，她说你已经为音乐牺牲了，我们家如果再有一个去牺牲，这个家就死光了。”
　　傅老师这次真火了：“傅乐，你放什么屁！你、你是小丑，你妈她也是小丑，你你，你把我气死了！”一扬手要去揪傅乐。
　　傅乐灵巧地一晃，跑出门外，一串哈哈地笑声在热乎乎的空气里飘散。
　　余长文忍着笑，把傅老师拉住：“乐乐也不是没道理，她们有她们对人生的追求，你管她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
　　“我是不甘心啊，怎么好好的音乐，说流行就都成了流行，纯艺术还要不要，民歌还要不要？是不是只要搞纯艺术和搞民歌就都得饿死人？”
　　看着傅老师分外沉痛的目光，余长文感受得出其中的分量，但他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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