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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来自耶路撒冷的照片

　　公安局局长姚世海对突然出现的这个涉及外国特务嫌疑的案件非常重视。
　　遥远的外国，对这位山西太行山区来的农民的儿子是个神秘的世界，也是个可怕的世界，那里是富人横行霸道的罪恶天下，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的理解中，就是人间地狱。
　　姚世海在抗日战争中得了严重的胃病，这几天经常疼得不能吃饭。他忍着巨大的痛苦，亲自办理这个案件。
　　面对从宋家和古家抄出来的东西，大部分是外文的，小小的福永县里居然找不到能看懂这些东西的人。县中学的英文教师只能看懂其中一部分的东西，至于其他的，他们说：“好像是别的国家的文字，我们看不懂。”
　　那贴有宋之研年轻时照片的证书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学位证书。宋之研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
　　翻译的结果，不是想像中的特务委任状，大家有点儿泄气。但“博士”这个称号还是令人敬佩的，想不到那个和气谦虚的宋医生居然是个大博士。根据参加翻译的县中学年纪最大的英文教师说，美国的“哈佛大学”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出过五六个美国总统。
　　对宋之研和古思南的审查，姚世海是特别加以考虑的。
　　姚世海是个本性善良的人，自己出身穷苦家庭，从小多么想读书啊，看到财主家的儿子上学，他在山上放牛，心里万分地羡慕。他是很尊敬读书人的。
　　对宋之研，他凭着直觉不能产生敌意。他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是敬重读书人，告诫他：“我们受苦受穷，要积德行善，最大的善事就是帮助识字的文人。”
　　姚世海问为什么？父亲说：“老辈的话说得很清楚，大唐朝国家兴旺就是文人多，秀才是江山社稷的眼目，哪朝哪代杀文人多就要败亡，人没有眼睛怎么活得像个人？我们帮助落难的文人就是对国家尽了忠，这功德才叫大。”
　　姚世海交代属下，不要把这两个人和其他犯罪的人关在一起，他说：
　　“这两个人的情况复杂，要区别对待。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的责任重大。”
　　他和驻军方面联系，因为这个涉嫌敌特的案子多少和军队也有些关系，就把人关到了部队的禁闭室去，每天的伙食从军官食堂拿。军队方面也同意这样做，化敌为友，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一定能使他们说出真实的身份来。
　　姚世海和驻军情报处的张处长一起审查宋之研。他们只能根据目前已经翻译出来的资料，编好了审讯的程序。
　　其他的材料已经派专人火速送往福州，请省公安厅找专家翻译。
　　姚世海把一张照片放在宋之研面前，问他：“这上面的外国军舰，还有那个外国兵是怎么回事？是在美国拍的照片吗？”
　　宋之研回答说是在美国读书时拍的，他指着照片解释：
　　“这军舰是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宪法号’，其实是个博物馆，就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这条船早就不能用了t停在查尔斯河里。”
　　“坎布里奇是什么？”
　　“这是一个小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在这儿。坎布里奇也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发起美国独立战争的地方，是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的地方。每年有许多人来这里参观，我是和我的同学在参观‘宪法号’的时候拍的照片。”
　　“这个美国兵是谁？”
　　“我的同学，他要去服兵役，和我们告别时拍的。”
　　“大学生怎么会当兵？”
　　于是宋之研向审查他的人解释，在美国，每个男人都要服兵役，不管他是不是大学生，这是一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除了按照兵役法服兵役的之外，美国军队里还有职业军人。比如现在报纸上登的朝鲜战场上的美国雇佣兵，就不是义务兵，那是职业军人。
　　姚世海坐在一旁观察着宋之研的神情，他要在宋之研的话中找到谎言的可能性，立刻给予反击。
　　张处长突然将照片翻过来，指着那行英文说：“你把这句话翻译给我们听。”
　　宋之研接过照片，后面的那行英文字迹已经模糊了。他用中文念出那行字的意思：“永远保持常青藤联盟的荣誉。”
　　姚局长和张处长交换了一个眼色，宋之研翻译的没有任何差错。
　　“常青藤联盟是个什么组织？什么政党？”
　　宋之研很费解地看着他的审问者，他实在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为什么给关起来的。他只能将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这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党派。这个联盟是美国东北部历史最长的八所大学的联盟，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布朗、达特默思、宾夕法尼亚和康耐尔这八所大学。主要是因为这八所大学的墙上都爬满了常青藤，所以叫‘常青藤联盟’。这张照片上的学生，都是这个学校联盟的学生。当时我们都是些骄傲的年轻人，觉得自己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自以为了不起。”
　　姚局长和张处长好像听天方夜谭一样，他们对美国的简单的想象看来太不切合实际了。要是宋之研所说的都是实话，他们对美国就有一些了解了。
　　“那么，你是怎么进的哈佛？谁介绍你去的？”
　　“我原来是上海哈佛医学院的学生。我们家在上海有三代人都是给外国洋行做事的，我从小英文特别好，在上海读书时跳了两级，我的教授刘瑞恒很器重我，要我报考美国哈佛医学院，他自己是最早进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特地向他的美国教授推荐了我。”
　　“这个刘瑞恒是国民党吗？”
　　“我不知道。他是上海哈佛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授，他当过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院长……”
　　宋之研说到这儿突然刹车，他差点儿说出刘瑞恒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卫生部长，显然这样说对他是不会有好处的。他连忙转过话题：
　　“我是凭自己的成绩进入哈佛的。光有好成绩还不够，哈佛招收学生还要看学生的三位推荐人的介绍，要经过好几次的面试，还要填写几十张的入学申请表，学校根据学生的基本素质。人品、意志，来选择录取的学生。我能进哈佛主要是因为我的入学动机，我说中国需要优秀的医生为中国人服务，我说我立志在哈佛学成之后回到中国，到缺少医药的乡村为穷苦的农民治病。据说这符合哈佛大学的宗旨：为增长智慧走进来，更好地为祖国和同胞服务走出去。加上口试的时候，一位考官问我为什么能说这么流利的英语，我告诉他，我的上五代的祖父英语就非常好，他帮助外国传教士翻译过《圣经》。这给了考官很好的印象，他们中间很多人是基督徒。”
　　“那么谁出钱让你读书的？”
　　“哈佛的学费很贵，我自己家里不能全部负担，是上海基督教会支持我四年的一部分学费的。教会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回国来为中国同胞服务。”
　　“你知道这都是美帝国主义欺骗人的话吗？帝国主义者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鲜血。”
　　宋之研茫然地说：“政治的黑暗我不懂，我只是一个医生。”
　　“那么你的医院里为什么都是美军的用品？连病床上的毯子都是美国军队的？”
　　“我是在上海的地摊上买的。是美国援助国民党的军用品，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不把这些东西送到前线，偷出来卖了自己赚钱。我买这些东西是贪图它很便宜，而且美国货的质量好。”
　　张处长把一枚徽章拿到宋之研面前，要他说出这是什么组织的标志，上面的外国字是什么意思。
　　“这是哈佛大学的校徽，上面的‘VERITAS’是拉丁文，翻译成中文就是‘真理’。”
　　宋之研的每一句话都被记录下来，将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证实他是否说谎。
　　在一天天的审查中，姚局长从这种特殊的对话中看到了一个从来未曾了解的国家，他喜欢与宋之研之间的谈话。一个从小渴望读书的山里孩子，对学校的理解只是太行山的那个小学校的土房子，后来他经过上海，在复旦大学驻留时候，看到了真正的大学，对他心灵的撞击是太剧烈了。现在他从宋之研的口中了解到了这个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大学的情况，他详细地询问美国的山川河流、城市及农村的一切。
　　宋之研感觉到他和这位局长之间消除了敌意“，他对自己的将来也不再恐惧了。
　　他从这位外表威严的公安局局长的内心看到了求知的渴望，他就尽自己所能地向局长介绍他所了解的美国。他多少有些后悔，当初在美国的时候没有多到外面走走，而是整天待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到学业一结束马上又匆匆回国，以致他不能回答局长提出的许多问题。

　　姚局长在深夜里被胃痛折磨得无法入睡，他披衣起床，在清朗的月色下思考这个让他了解了美国不少情况的案件。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本能地想知道美国的农民是怎样种地的。
　　宋之研告诉他，中国的农民是全家种小小的一块土地，精耕细作。一小块地要养活祖祖辈辈的人。美国的农民土地很多，在美国的南部，一家一户就是一个农庄。土地最少的农庄也有十几公顷，大约是中国的两三百亩地，种的是一望无际的小麦、玉米和棉花。
　　姚世海说：“那不个个都是大地主了吗？”
　　宋之研告诉他，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农庄主都买来黑人奴隶种这么多的地。后来黑奴解放了，改成雇佣季节工人，再后来实行机械化了，到播种的时候来播种的机器，收割的时候来收割的机器。那些有组织的、由几十辆各种机器组成的收割队，从美国的南方开始往北方收割，一直割到加拿大去。其实，美国的农民应该称为农业工人，和我们中国的农民是不一样的。比方在中国有私人汽车的必然是很有钱的资本家，在福州，解放前也没有几部私人汽车。在美国，拥有土地的农民一定有汽车，要不然这么大的田地，怎么照顾得过来。
　　宋之研说：“我在美国只有四年多的时间，我很少了解美国的农民，也许我说的不对。有土地的农民种地要雇很多的工人，城市里的人也到农村去干活，不像在中国，城里人绝对不干农活的。工人干完一天的活就算一天的工钱。要是干活的时间长，也有一个礼拜算一次工钱的。”
　　这些情况让姚世海觉得万分新奇。在新闻记录片中，苏联老大哥的集体农庄里的联合收割机，那种叫“康拜因”的大机器，原来在美国早就有了。
　　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要是有机会，真想出去看一看啊。
　　据说，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比方周总理，听说连朱总司令都到外国去留过学的，可见到外国并不妨碍一个人的革命性。再说，马克思、列宁不也都是外国人吗？外国一定有不少好的东西，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罢了。
　　当然，这只是姚世海的梦想，连自己最亲密的妻子也不能讲一句的。但是他觉得宋之研有一些话是说得很对的：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是不一样的。好比解放前，中国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这不等于中国人都是坏人。中国不是还有共产党存在吗？美国政府到底怎样不好，我这个做医生的，实在是不清楚的。”
　　公安局局长和宋之研之间的微妙的审查关系，宋家和古家的女人们并不知道。她们在紧张和不安中度日如年。白天，她们还是到医院去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只能流着眼泪，跪在地上迫切地向上帝祷告。在这样痛苦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都远离了她们，没有一个人敢和她们这些外国大特务的家属讲一句话。她们的祷告也是苍白无力的，日复一日，她们得不到丈夫的半点儿消息，好像连上帝也离开了她们。
　　宋之伊和古心梅怎么也想不通，萨家的人为什么要告发他们呢？两家人根本毫无怨仇，上帝为什么许可这样不公平的事临到他们家里呢？
　　女人们在万般的痛苦中，找不出丈夫们被抓走的任何解释，只能想象是否得罪了上帝呢？她们苦思冥想，搜索丈夫们和她们自身的罪恶，无论大小都在上帝面前认了罪，求上帝赦免。连她们不知道的罪也全认了，求上帝赦免他们两家大人和小孩的“隐而未现”的罪。
　　急迫的心情使她们受尽煎熬，在她们的想象中，丈夫们正和那些罪犯关在一起，吃不饱，穿不暖。她们送去的衣服不知收到了没有，被子和食物全不让送，说是政府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叫她们放心，到问题审查清楚后就会放她们的丈夫回家。
　　这些看不见的许诺显然不能安慰她们的心。
　　虽然上帝说，不要恨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们。宋之伊和古心梅还是对萨家充满了痛恨，为什么这种坏人反而能为所欲为地害人呢？
　　她们祷告要上帝惩罚恶人，上帝根本不加理睬。她们一出门就看到萨宝臻在她们面前耀武扬威，赛珍珠对她们万般嘲笑。
　　“上帝啊，你的公义在哪儿？！”
　　漫长的等待，使两个女人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
　　她们不知道，从宋、古两家搜出来的文字材料全是外文的，要送到福州找专业的外文翻译来翻成中文。其中宋之研的医学研究资料，还需要从事医学研究的专家才能翻得出来，还有一些论文是用德语写的，当时的福州要找到精通德语的人还不是那么容易的。至于古思南的那部分手稿就令人费神了，除了用德语写的以外，还有用波兰文写的。这一部分真是没有人能看懂了，必须送到上海去翻译。
　　为了查明这个叫古思南的犹太人的真实身份，更是费了大劲。古思南不会用中文写他的自传，只好要他用德语写，为此特地从福州请了一个德文翻译来，这个德文翻译本人又不是个可靠的人。他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情报人员，抗日战争时专门翻译德国方面的情报的，解放后是被派潜伏在大陆的特务，虽然他是投案自首、将功赎罪的人，要这么个当过特务的人来翻译一个可能是特务的嫌疑犯的材料，实在不是件让人放心的事。
　　这个案件因为语言方面的障碍被旷日持久地拖了下来。
　　正当宋、古两家的女人丧失了所有信心的时候，在一个深夜里，她们听到有人在小声地敲东院的门。
　　两个女人吓得不敢开门。
　　敲门声坚定不移地继续着。
　　她们一面祷告，一面胆战心惊地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对夫妇，好像是住在这个大院中的一家。
　　平时，宋、古两家看不惯那些肮脏粗野的穷苦人，出事之后总觉得大院里的人们都看不起她们，更是抬不起头来看人。
　　那男人对她们说：“我是住在最前面的郑国标，这是我老婆，你们家的事，告诉她吧。”说完，转身走了。
　　郑国标的妻子大大方方地进了东院，对两个惊慌失措的女人说：
　　“我们是粗人，不知道宋先生和古先生出了什么事。不过，人心是杆秤，好人、坏人我们是看得出来的。萨家的人告了你们，我们原来以为他告的是真的。今天下午，我听赛珍珠在码头上对她的干姐姐说，他们告的是假的，因为你们家封了门，他们气不过，拿了几张国民党的传单到公安局告了你们。我正巧在她的干姐姐隔壁帮忙洗衣服，听到了。我丈夫说，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从前他是武馆的拳师，一辈子喜欢打抱不平，我们一定要帮助你们。”
　　宋之伊和古心梅感动得泣不成声。
　　可是据这位半夜来的好心人自我介绍，她不过是个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在码头上当搬运队的队长，这样的人怎么帮得上忙呢？
　　这位叫林依妹的女人胸有成竹，告诉她们一个秘密：她的丈夫郑国标是县公安局局长姚世海的救命恩人。
　　在1949年准备解放台湾的时候，当时的侦察连连长姚世海带人到对面的敌占岛侦察，被敌军发现，交起火来，我军的侦察员牺牲了好几个，姚世海也受了伤，那天驾船掌舵的是郑国标，他和船上的渔民，拼着命把幸存的解放军运回来，快到岸边的时候，船被国民党军舰开炮打翻，姚世海是受伤的人，加上北方人不会水，要不是郑国标抱着他游水回来，生死就难料了。
　　林依妹说：“我丈夫从来不求人报答恩情，姚局长几次要安排他去公安局工作，我丈夫都不去，还不让姚局长提过去的事。现在我们看到你们家被坏人陷害，可以去和姚局长反映情况。你们要对我讲真话，我们会去姚局长那儿说的。”
　　宋之伊和古心梅感激之余又觉得羞愧，在这个可能连一个字都不识的妇女面前，她们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她们想到自己向上帝认过的那些鸡毛蒜皮的罪中，唯独没有认识到轻视穷人的罪。
　　她们曾经是怎样地觉得自己高于这些穷人啊，还不想和他们来往，封上了院子的门，招来这场无妄之灾。
　　这场灾难是自命清高造成的啊。
　　于是她们急切地向林依妹介绍两家奇特的经历，又担心林依妹听不懂从德国到波兰又到美国的种种往事，说得反反复复，几乎说到天快要亮，还是担心林依妹不能正确地向公安局局长说清楚。
　　林依妹很耐心地听，最后她总结说：“不要讲了，我都懂了。宋先生到美国四年是学生哥读书，回来办医院是行善做好事。古先生是德国法西斯要抓的好人，他打过德国鬼子，就像我们打日本人一样。按现在算，也是共产党一边的，那他是好人，铁定了！”
　　文化程度很高的宋、古两家的女人对林依妹精练而准确的概括佩服不已。林依妹走了以后，她们跪在地上向上帝认她们自命清高的罪过。
　　人若不知谦卑是多么可怕。这时候，她们才诚心诚意感谢上帝给她们的教育。
　　第二天晚上，郑国标夫妇出现在姚世海局长的家里。
　　体壮如牛的郑国标以男人的自信和稳重告诉姚局长，这一切都是萨宝臻的诬告。面如满月的林依妹讲了昨夜在宋家听到的一切。她说：“姚局长，古家的那个外国人说不定真的是打过德国鬼子的游击队员，那不和我们共产党是一样的吗？”
　　姚局长看着这对夫妻，他们的脸上充满主持正义的表情。这位太行山出来的憨厚的农民的儿子十分理解他们。这样见义勇为的事，他从小在家乡没少干过。
　　现在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是国家的干部，特别是在对敌斗争的海防前线，肃清美蒋特务是绝不容情的职责。共和国大门的安危都在他们这些基层领导的肩上担着。虽然他本人也很清楚。宋之研和古思南不会是特务，可这个案件已经层层上报，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他对郑国标夫妇说：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知道了。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们会分清敌我的。你们可以告诉他们的家属，宋之研和古思南生活各方面都很好，我们是讲政策的。为了他们将来好，这次能把一切问题都查清了，不是更好吗？”
　　郑国标是个满脑子江湖义气的人，他对姚局长的这种官腔很是失望。他多么希望姚局长能在他面前拍着胸脯，保证很快就放”人啊。他额上的青筋冒了出来，说：
　　“我们就是相信共产党，才来找你的。共产党是为民做主的党，不会让好人吃亏的。现在有人无中生有地害人，让好人受冤枉，难道你们就不管了吗？”
　　姚世海的正气也冲出了胸膛，他对郑国标说：
　　“你们放心，我姚世海和你老郑是生死之交，我的命是你救回来的。可我是党的干部，不仅仅要对宋家的人负责，更要对国家负责，没有国，哪有家？在我的手下，我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郑国标直愣愣地盯着姚世海，说：
　　“我和宋家素不相识，也没受过他们的好处，做人要讲仁义礼智信。我一向敬重你是条好汉，现在你能不能做我们福永县的包公，就看你怎么办这件事了。”
　　郑国标说完，拉着妻子就走。

　　虽然姚世海没有给郑国标一个明确的答复，已经让宋、古两家的女人们感激得不得了。郑国标通过他的一个徒弟打听到宋之研和古思南是在驻军的营房里居住，并没被当成犯人，还吃军官食堂的饭，这让宋之伊和古心梅大大松了口气。
　　对共产党，她们从来是敬而远之的。这些从农村来的解放军，果然是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风气。这次的惊吓，结果是看到了新政府的特别的工作方式，不是上海巡捕房的敲诈勒索，也不是国民党的“宁杀一千，不放一个”的政策。这些二三十岁的共产党人认真严肃的办事态度，丝毫不带着个人的利益，虽然办事效率很慢，却有着一股清廉的正气，是历来的朝廷和政府所没有的。
　　宋家和古家的女人对共产党反而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因为清廉就不会有冤狱。她们相信自己的男人终会平安回家。
　　在受审查的日子里，古思南一点儿也不惊慌。他依旧沉默地过着他的日子，好像对不自由的生活一点儿也不在乎。
　　他的想法是外人无法理解的。自从他接过犊皮的犹太教古经文，他的人生的意义就缩小到只有唯一的目标了——回耶路撒冷。
　　对这次事件，他认为是上帝在催促他，要他回到命定的家乡以色列。正因为这一点，上帝才让他活下来的。
　　他在深夜里长时间地祈祷，向上帝承认他这两年的确是有些淡忘了回以色列的念头。他似乎开始喜欢上了海边的这座小城，他所生养的儿女也占据了他的心，俗世的生活一天天地腐蚀着他这个便雅悯的后裔。他向上帝承认，他所保留的，不过是些犹太教的习俗而已，守安息日，不吃猪肉等等，但作为犹太人的精神实质却在一天天流失。
　　在古思南眼中，汉族人注重物质生活，追求眼睛所能看见的利益，没有真正的信仰。任何高尚的宗教，到了汉族人中间，只剩下功利主义的实用性。只要能求得眼前的利益和平安，可以说信仰什么对他们都一样。外来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无论什么教，汉族人只喜欢神迹奇事的发生，灵则信，不灵则不信。
　　这是一个活在肉体中的民族。没有精神生活的主宰力量。
　　尤素夫刚到中国时，很看不起汉民族的生存方式。
　　可怕的是，现在他已经和这样的民族渐渐交融到一起了，他慢慢地接受了这种只注重眼前目标的生活。上帝在不知不觉中，从他的日常生活里离开了。
　　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个被上帝的恩典从二次大战的死亡中拯救出来的犹太人，难道就这样消磨掉一生的岁月吗？
　　如果中国和以色列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他要回到祖国还不难。但是，中国拒绝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台湾海峡又是重兵把守。他，一个既无钱又无同胞的孤单的犹太人，怎么回到中东去呢？特别是他娶的汉族妻子宋之伊，根本不同意跟他回以色列。
　　妻子是个基督徒，而且是个热心的基督徒，天天想尽各种办法，要尤素夫放弃犹太教，改信基督耶稣。尤素夫到这时才明白和外邦女子结婚的危害性，也才真正明白祖先们为什么要禁止以色列的男子娶外邦的女子。连伟大的所罗门王也是因为在后宫里养了许多外邦的女子，让她们带进了各种各样的偶像，自己也随着她们拜那些鬼神，以致得罪了造天地的耶和华神。
　　尤素夫陷入了毫无希望的困境中，回到耶路撒冷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他能做的，只有祈祷上帝，为他开一条路，让他回到以色列。
　　他在漫长的审查的等待中，向以色列的神立志，他要把将来的每一天都用来准备回以色列。他求上帝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
　　他根据公安局的要求，写他的自传。
　　他不会用汉语写作，也不会用英语，他写的波兰文字没人看得懂，他被要求用德语写作。
　　许多往事，在他的记忆中渐渐模糊了。
　　这是多么的可怕！
　　要是连犹太人都淡忘了二次大战的苦难，那还有谁会记住那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呢？写着自传，逃出集中营的往事渐渐清晰起来。
　　说来无人相信，在逃亡的经历中，最让他感激的，莫过于厕所了。
　　那是在逃出集中营不远的地方，德国人从后面追了上来。尤素夫把老祭司交给他的包塞给妹妹，让她和其他几位逃出来的犹太青年往树林里跑，并且约好会合的地点。然后他一个人往空旷的田野上跑，把党卫军的注意力引到他那里。
　　他逃进一个几乎没有人烟的小村子，跑进一个茅厕。
　　在臭气冲天的粪坑里，他浸泡在淹到胸口的粪水里，躲过了追捕。
　　在后来的生活中，他看到厕所和茅坑，便油然而生亲切的感情。
　　当大院里搬来了一大帮穷人，每天在大门口放着几十个马桶，臭气熏天，他的妻子和其他的家里人都无法忍受时，只有他认为这没什么。
　　当然，这事不会写进自传。
　　他写到德国法西斯怎样在华沙郊区的犹太人聚集区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他写到他和几位犹太青年不顾犹太议会主席和议员们的反对，拿起武器在半夜里偷袭单独外出的德军士兵，或者是小队出巡的党卫军。
　　尤素夫在回忆往事时忘记了自己是在受审查，他写怎样从德国人的死亡中感到满足，发现这些似乎是不可战胜的法西斯分子。在死亡面前也一样害怕，一样求饶。
　　他写他当时和一些犹太同胞怎样天天诅咒希特勒，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亲手杀死这个大魔君。他写在饥饿寒冷和疾病中，他的心怎样被刻骨的仇恨所充满。当他在中国上海医院里得知希特勒自杀身亡的消息，心里有多么的失望，他不明白上帝怎能让这么个魔王有如此好的下场。为什么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都被吊死，独独让希特勒逃避了正义的审判呢？
　　姚世海的家乡，曾经是日寇铁蹄大肆践踏过的抗日根据地，“五一”大扫荡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还记忆犹新，包括驻军的情报处处长在内，很多人对二次世界大战的印象还像是昨天的事那样记忆犹新。尤素夫的仇恨也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仇恨，共同的仇恨使审查者和被审查者之间的怀疑和敌视都消失了。
　　这个外国人原来是著名的犹太人！是从举世闻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外围逃出来的幸存者。
　　尤素夫根本没想到他写的这些内容居然使他成为了一名“反法西斯的国际主义战士”，从而结束了对他的审查。并且从此以后，他在福永县的街谈巷议中成为传奇式的人物。
　　他在写自传的日子里，常常被痛苦的往事所折磨。他无法想像自己是怎样经历了这么可怕的岁月，超出了人所能忍受的极限。
　　他写着写着就放声痛哭起来。
　　他哭的时候，总有一个解放军的下级军官陪他到海边去散步。
　　尤素夫站在大海边，感到自己生命的无能。
　　他悲哀地发现自己老了，是一个三十一岁将近的中年人了。他的肺部有两个很大的空洞和许多肺结核的钙化点。
　　他是一个不再有力量杀死德国人的瘦小的、卑微的普通人。
　　和蔼的军官用手卷了香烟递给他，尤素夫照样拒绝了。
　　每次出来都是这样，中国人总是认为香烟可以解除一个男人的痛苦。
　　尤素夫站在大海边，和妹夫宋之研的祖先宋延祀一样，在想象摩西的杖。他真愿意今日能有人为他分开大海，给他开辟一条回到耶路撒冷的大道。
　　不久关于尤素夫的调查材料来了，经过上海市公安局的协助调查，找到了当年为尤素夫和宋之伊主持婚礼的犹太教堂的老教长。他证明当年他曾经到十六铺码头接过一批犹太难民，其中一位叫尤素夫·古里安的年轻人，一上岸就病倒了，在仁济医院住到了二次大战结束，还没完全治好他的肺病。后来他和一位照顾他的女护士结了婚，婚礼是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举行的。
　　他证实，这位尤素夫的中文名字古思南，也是他给起的，他记得这位年轻人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他就按他的心愿给他起了“思南”这个中文名字。
　　就在尤素夫的身份真相大白前，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宋之研的那些用外文所写的资料，经过福州的有关医学专家的翻译，发现是关于白血病治疗的研究心得。据专家鉴定，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宋之研对当时是绝症的白血病治疗有相当独特的见解，至少在福建省还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水平。
　　还有一位住在大院里的李纪轩，此人解放前开过私塾，新学校兴起之后，他的“之乎者也”没了地盘，改行在街头代人书写信件、契约和状纸。李纪轩不信鬼神，性格桀骛，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在解放前饱受地痞流氓的欺负。他一生不交好运，却生了个爱读书的儿子，长子李茂生在1946年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第二年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49年参加了当时主要由进步学生组成的“南下服务团”，随解放大军南下。他在福永县参加过土改运动，当时给宋之研划分成分时，他是县土改工作队副队长，专门负责给县城里的知识阶层的人划定成分。
　　李茂生自己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对宋之研这位从美国哈佛这所名牌大学留学回来的博士生充满敬意。特别是看到宋之研能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回到福永县这么个落后的海滨小城，默默无闻地治病救人，的确很不简单。虽然他认为宋之研信上帝是件可笑的事，但对他所做的一切，李茂生还是很尊敬的。
　　当福永县公安局来向李茂生了解宋之研的情况时，李茂生介绍了当时上海方面和福永县方面提供的材料，虽然宋之研的父母曾经是美帝国主义的洋奴买办，但是在宋之研六岁时，父母就在海难中双双身亡，宋之研兄妹从小是在教会中由外国的传教士抚养大的，他的伯父和叔父都在外国定居，给宋氏兄妹提供一些生活费。因而宋之研兄妹没有剥削工人、农民的工厂和土地，不能定为资产阶级或地主、富农，按照他的职业应当定为“自由职业者”。
　　李茂生的证明为宋之研做了强有力的辩护。
　　经过多方调查，证明宋之研和古思南并非是特务之后，为慎重起见，县委决定将最后的几个疑点排除之后，可以解除对宋之研和古思南的审查。
　　在县委开完领导碰头会之后，姚世海的胃部疼得像失去了知觉一般，头上冒着冷汗，脸色蜡黄，嘴唇发白。他到公安局要了车，马上赶到驻军营房，和情报处处长一起找宋之研谈话。
　　宋之研一见到姚世海，凭他的医疗经验，他知道这位局长已经病到危急的地步了。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对姚世海说：
　　“姚局长，你需要马上住院，你要是相信我，我愿意立刻为你做检查，你的胃部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
　　姚世海心中暗暗佩服宋之研准确的目光，但他还是叫宋之研坐好，回答问题。
　　姚世海的心愿是尽早把事情结束，让宋之研快些回家。这也是对郑国标请求的最好答复。
　　这一天是询问有关哈佛大学“东方研究中心”的问题。
　　“你知道‘东方研究中心’的情况吗？”
　　“我在学校的时候听说过。哈佛大学是一个很大的校园，坎布里奇是个有十万人口的小城，比我们福永县城还要大，只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两所大学，里面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心很多，在‘东方研究中心’下面有一个‘燕京研究所’，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
　　“你和这个研究所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姚世海这样问的时候，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太没有分量了。他觉得自己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实在太少了。
　　宋之研很为难，他无法向这两位对美国社会一无所知的人解释，哈佛是所私立大学，它的研究中心的性质，和美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完全不同，他说：
　　“我只是医学院的学生，从来没到过那儿……”
　　正在这时候，姚世海突然弯下腰，忍不住呕吐出乌黑的液体，他全身虚脱，瘫倒在地上。
　　宋之研在姚世海刚刚倒在地上的那一刻，冲到了他的身边。
　　宋之研抱住姚世海，对同时也将姚世海抱住的张处长说：“这是严重的胃出血，可能已经胃穿孔，要马上动手术！”他迟疑了一刻，又说，“要是能信任我，让我为他开刀吧。我能保证使他脱离危险。”
　　张处长犹豫不决。姚世海睁开眼，用微弱的声音说：
　　“我同意，让他给我开刀……”

　　手术非常成功。
　　宋之研不愧是个经验老到的医生，他迅速止住了胃部血管的大出血，清理了穿孔部位在腹腔里的食物残渣和血液。当他切除姚世海那破口袋一样的胃囊时，心里十分难过，这是一个营养不良、疲劳过度的胃，一个受尽饥饿和寒冷折磨的胃，是一个被粗糙食物磨砺得伤痕累累的胃。宋之研同时也被姚世海超人的忍耐力震惊了，一个人怎么能够承受这样长时间的痛苦的折磨呢？带着这样一个病体，却承担着比一般人都要重的工作担子！
　　手术中，他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他觉得他和姚世海之间有一种无法用语言说明的感情，他们彼此互相敬重对方的为人，虽然他们的经历、职业都不相同。
　　宋之研在手术中要认真地考虑他所做的每个步骤，把腹腔的感染率降到最低点，把癌变的可能性也降到最低点。虽然在1952年，人们对癌症还认识不足，宋之研却知道癌变的利害。他要把健康和长寿留给姚世海。
　　在精细的手术中，宋之研甚至忘记了他的妻子古心梅就在他的身边，在做他的助手。也没注意到妻子那久别重逢的惊喜的目光，还有那一个多月来分离的伤痛的流露。
　　古心梅在进手术室前还不知道丈夫已经回到医院，她接到通知从住院部赶到手术室来参加一个重要手术，一进门就看到宋之研熟悉的背影：弯着腰，两臂浸泡在消毒液中，一边向麻醉师和手术室护士布置任务，他一点儿也没有被关押后的沮丧，依然神清气爽地下达简捷的指令。
　　古心梅站在丈夫身边，热泪滚滚。
　　宋之研抬头看见妻子，马上严厉地说：“为什么还不消毒？快！不许在你身上发生任何过失！”
　　古心梅擦干眼泪，立刻换上手术室的衣服，进行常规消毒。
　　好像没有过这场无妄之灾，好像夫妇俩从来没有分离过。古心梅在手术中为丈夫擦去头上的汗珠，宋之研却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古心梅这种影响到他手术的小动作。
　　尽管公安局和县委的有关领导已经基本清楚宋之研不会是个美蒋特务，但他的出身和成长的背景是这些工农干部们很难接受的。为了确保姚世海局长的生命安全，公安局保卫科科长奉命进入手术室，穿上无菌衣，戴上帽子和口罩，在一旁起威慑作用。
　　不过，科长发现他其实并不能对宋之研有什么影响。这个医生根本没注意到手术以外的任何事。到手术结束，他看见科长摘下口罩，还问他：
　　“你是最近刚来医院工作的医生吗？”
　　宋之研已经忘记在手术之前，有人告诉他，这位是公安局的保卫科科长，是专门来监督他做手术的。
　　在姚世海术后恢复的最危险的三天里，宋之研一步也没有离开病床，他们俩人互相默默地交换着眼光，是不可言喻的信任和理解。
　　也许是宋之研的精湛医术，也许是姚世海顽强的抵抗能力，没有发生腹腔的感染，伤口也愈合得很好。姚世海虚弱的身体得到了一次充分休息的机会，才短短的几天，他原先发黑发暗的脸上就有了血色。
　　事情的结果是非常完满的——宋之研和古思南平平安安地回家了。
　　他们告别军营的时候，与军队里的战士、军官，甚至炊事员都依依惜别。特别是不吃猪肉的尤素夫，对炊事班的战士格外地表示感谢。那些年轻的战士憨厚地笑着，说：
　　“没事没事，应该的。”
　　公安局对宋之研的结论是：“排除敌特嫌疑，属于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宗教信仰的问题，属于思想改造的长期任务，需加强政治教育。”
　　对古思南的结论是：“排除敌特嫌疑，查清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的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抗法西斯匪帮，是国际主义战士。”
　　告密的萨宝臻被叫到公安局去问话，告诫他以后要有真凭实据再来告发。并且追问他那些反动传单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
　　萨宝臻只好彻底耍起无赖来，指天划地的赌咒发誓，祖宗十八代都拿出来证明他是如何地热爱共产党，口口声声要说再向上面反映，等等。
　　一时间，萨宝臻成了福永县人口中的笑料。
　　宋之研和古思南更加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宋、古两家和郑家的三代友情就是这样结下来的。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终于从大城市搞到了福永县。萨宝臻因为贪污粮库大米，停职审查，最后降为打扫卫生的工人，留用察看。
　　萨宝臻从此和郑家、宋家、古家结下了不解的怨仇。
　　到1956年肃反运动开始，萨宝臻在日伪时期的历史问题才被查出来，幸亏当年他没有欠下血债，加上萨宝臻一再地求饶，所谓的“认罪态度”好，总算没进监狱。单位二话没有就把他开除了。
　　到这时候，福永县的人们才知道萨宝臻是日本东大的留学生，从前也是个有钱人家的少爷。
　　萨宝臻虽然倒了霉，在福永县菜场里摆了一个小杂货摊，可是他吹牛却吹得更大了。反正已经被开除了，他在日本人手下做一过翻译官的历史也不怕人知道了。在人声嘈杂的市场里，对着小商贩们胡吹海聊，从玩女人到吸鸦片无所不谈。
　　不过他没说是怎么和弟弟从福州流落到福永县来的。萨家原来是住在福州城的满族人的后代。
　　在国民党最后败退台湾的日子里，萨宝臻和弟弟萨宝沁变卖了所有的家产，从房子到大部分的金银首饰，想要逃到日本或台湾去。没想到精明过人的萨家俩兄弟被最好的朋友欺骗了，席卷了萨家的所有财产逃之夭夭。当他们到福永县来准备乘船通过台湾去日本时，才发现上当受骗了。
　　弟弟萨宝沁光顾着跳脚，寻死觅活，大骂他的哥哥居然会便到先付钱给别人的地步。
　　萨宝臻眼看着解放大军日益逼近，他是日本人手里混过的人，在国民党里没什么朋友，因此，上不了去台湾的船，就这样流落在了福永县。
　　萨宝臻灵机一动，马上摇着小红旗，站在欢迎解放大军的最前列，成了革命的积极分子。

　　这些往事，到了1995年的今天，早就被人淡忘了。
　　特别是基督徒的家庭，更不会在后代面前提及这些往事。
　　到了艾灵儿和古恩义这一代人，祖父和外祖父一代人的恩怨，就是了解的话，也不存在感情上的爱与恨了。
　　姚世海现在居住在福州，是省公安厅的离休干部。他一听说亲家母突然病故，当天下午从福州赶到了福永县。
　　他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一进宋家大院，他不由自主地怀念起当年那位气质超群、相貌英俊的宋之研医生，想起他们之间的默契，那种超越他们出身、文化和政治背景的感情。那是从来未曾明言过的，也没有第三人知道的感情。虽然在审查结束后，姚世海再也没有和宋之研谈过话，甚至连见面时的点头都没有，但是他们却能彼此理解、信任。
　　姚世海知道宋之研在十年前就去世了。听到宋之研的死讯后，他在内心里伤感了许多天。为什么好人总是短命呢？
　　姚世海在亲家母遗体前行了礼，又陪亲家公郑国标坐了很久。两个人竟然无话可说了。还能说什么呢？风烛残年就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了。
　　姚世海突然很想到宋家住的东院去看看。
　　过去的四十多年里，除了1952年那个夜晚，他奉命去宋家搜查之后，他再没有踏进过宋家的门。
　　现在他想去了，再不去，也许这一生就没时间了。人生岁月飞一样地就到了尽头。姚世海进东院的时候，看到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女子，这女子不认识姚世海，问他找谁？
　　姚世海反问她：“你是宋家的孩子吗？”
　　那女子很美地笑了起来，说：“我是宋医生的外孙女。”
　　“啊，我说有点儿像嘛。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艾，叫得撤。大家都叫我灵儿。你认得我外公吗？”
　　“不但认得，我和你外公还有一段特别的交情呢。”
　　这时宋之伊从后面的厨房出来，看到姚世海，一时间想不起他是谁了，问道：“你找谁啊？”
　　姚世海一想，是啊，他找谁呢？宋之研死了，古思南早就离开了中国，古心梅也走了。他自己也不认得眼前这位老太太是什么人了。他只能这样介绍：
　　“我是郑老爷子家老大的岳父，原来住在前面魁星楼里，是公安局的老姚啊。”
　　宋之伊这才想起来，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就是过去那位公安局的姚局长。
　　1952年的往事骤然涌上了宋之伊的心头。她说：“我是宋医生的妹妹宋之伊啊。”
　　姚世海看了半天，说：
　　“认不出来了。现在你这么胖了，过去你瘦得很啊。”
　　“说什么好呢？我们都老啦。宋医生死了有十年了，我丈夫离开我也快三十年了。我嫂子也回到以色列去了。”
　　姚世海看着明显陈旧下来的东院，想起1952年那个夜晚，他带着人来抓宋之研和古思南的情景，一切好像还都在眼前呢，现在他们的第三代已经亭亭玉立地站在面前。姚世海很感叹地问：
　　“那时候大院里的老住户还剩下几家？”
　　“不算我们这院子里的两家，还有四家。后院的赵家，前院的郑家，中间的李家，再就是对面的萨家了。”
　　“萨宝臻还活着？”
　　“活得比谁都好。他的弟弟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想不到他还活着呢。”
　　宋之伊说：“你不也活着吗？我也活着，我丈夫和我嫂子在以色列，也活得很好。就是我哥哥死了……”
　　“要是没有你哥哥，我大概死了有四十多年了吧。”
　　“是啊。他倒比我们先走了。”
　　接下来是难堪的沉默，谁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姚世海在进门之前那强烈的怀旧感情已经荡然无存。他觉得内心里一片苦涩。原先回响在心之深处的、如同琴声般的音乐一下子中断，剩下一片黑暗的寂静。一直保留在心灵深处的感情，在这一刹那间像断线的风筝，失落在时间的深渊中。
　　逝去的岁月永远不会重现，哪怕是一点点的影子也找不回来了。
　　姚世海告别后，灵儿问姑婆：
　　“他是外公的病人吗？”
　　“不是。他过去是福永县的公安局局长。”
　　“外公也有这样的朋友？”
　　“不，他还是算你外公的病人才对。”
　　宋之伊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灵儿很少见到姑婆是这个样子的。

　　姚世海从东院出来，想起1952年从宋之研那儿第一次听到关于美国的信息时，在他内心所引起的巨大的震动。1988年，他参加了中美两国警方的互访交流活动，亲自到了美国。在波士顿，隔着查尔斯河，他望见了哈佛大学。
　　在休息的几个小时内，他向东道主的波士顿警方提出要去看一看哈佛大学，这使美国的警察很感意外，以为这位中国老警官有亲戚在哈佛读书。
　　姚世海说他有一位老朋友，过去在哈佛读过书，多次介绍过哈佛，他想去看一看。
　　波士顿警察局派了一辆汽车和一名警察，带姚世海去了一趟坎布里奇。那果然是爬满了常青藤的红砖建筑群，改变了姚世海想象中的哈佛大学的印象。
　　年轻的美国学生在晴朗的天空下，在校园里走动，在草坪上看书、谈话，或聚在一起唱着歌。这情景令姚世海有说不出的感动，他想起在山西太行山，他放牛的童年和他拿着破旧的“汉阳造”在山里杀日本鬼子的青春年华。
　　后来，姚世海随中国警方代表团又去了美国南方的亚特兰大市。
　　路上，他看到佐治亚州一望无际的广袤的麦田、玉米地，在美国南方的骄阳下散发着满地的芳香。农民的儿子姚世海到快要退休的时候还是很留恋土地。他立刻被眼前的庄稼地迷住了。宋之研生前向他介绍过的美国农业的情景，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时，他油然而生亲切的感情，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农民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啊。
　　这次美国之行是姚世海在超龄工作三年的六十三岁时，作为离休前的一种奖励，随团到美国的。也是年轻一代的省公安厅领导班子对他这位以正直而闻名的副厅长的尊敬。
　　美国不再有任何的神秘色彩。
　　中国也不再让世界感到神秘。
　　然而，宋之研和姚世海之间特别的感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珍惜。
　　姚世海准备穿过中院，目前院去时，才踏进中院的门，看见李纪轩老头正在和他的老婆蔡尾妹吵架。
　　李纪轩的老妻在院子边放了一只小煤炉，正在炒菜。
　　李纪轩高声说：“人死了什么都没了，你做这些有个屁用！”
　　蔡尾妹说：“这是我的心意，你怎么知道依妹姐不知道？我告诉你，人死了魂魄是不散的，像你这种不信神不信鬼的人，所以一世人不出头！”
　　这句话大大伤了李纪轩的自尊心，他跳起来骂道：
　　“那是国民党社会腐败，好人受欺负！”
　　“共产党社会好，你怎么照样受欺负？怎么还被人戴了十三年半的坏分子帽子？”
　　“那是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光荣历史！”
　　说起这事，姚世海还记得，“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造反，李家当年开一家字画裱褙店、红卫兵来“破四旧”，李纪轩出来骂了几句。骄横得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从来没遇到敢于公开跳出来骂他们的人，于是李纪轩被拖到人民会场门前大肆批斗，惨遭毒打。
　　郑国标赶到公安局，找到暂时还没被打倒的姚世海，要他立刻派人去救一救李纪轩。郑国标满头大汗地说：“这样要打死人的，你马上去把老李抓到公安局来吧。”
　　姚世海立刻带人到会场前，宣布正式逮捕现行反革命李纪轩。把头破血流，几乎不醒人事的李纪轩带回公安局，保护起来。
　　“光荣个屁！”蔡尾妹毫不相让地说，“天天扫街十三年半，斯文扫地，你懂不懂？到今天装什么英雄，那十三年你怎么不英雄？走在街头看见小孩都要让到一边？你这么厉害，共产党怎么不赏你个官做？”
　　李纪轩耸着精瘦的肩膀，不屑地说：“我为什么要做官？孔夫子尚且学而不作，我不当官，我有当官的儿子就够了。”
　　蔡尾妹啐了一口，说：“我儿子当官难道是你让给他的不成？那是我几十年烧香积德，从菩萨那里求来的！”
　　李纪轩不听“菩萨”两字还好，一听更加火冒三丈，冲上前来，一把拎起小炉子上的炒菜锅，往地上就摔。
　　蔡尾妹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在灶上烧素菜，我让到外面来，你还要摔我的鼎，你是苦你李家不败，吵得家神不安，要摔光你李家的家运，叫你李家永远不走运是不是？”
　　李纪轩大骂道：“我李家就是给你这没妇拜菩萨拜坏的！今天我先除去你这个败家精！要死统死！”说着，冲上前抓住蔡尾妹就要打。
　　姚世海连忙上前拉住李纪轩，李纪轩的那位当过官的大儿子，现在也是离休干部的李茂生从房子里跑出来，拉住母亲，劝她回去。
　　蔡尾妹哭天喊地地说：“犯六冲啊，都是这个老不死的不听算命先生的话，一定要结婚，这几十年是日日犯冲啊！”
　　她被儿子拉进房子，在里面继续诉说在李家“辛辛苦苦一世人”、“前世不修，今生报应，碰到一个犯鬼的丈夫”等等。
　　李纪轩气得浑身发抖，好一会儿才认出姚世海来，他昏花的老眼中流下浑浊的泪水，拉着姚世海说：“家门不幸啊，姚局长，我这么老了，还受妇人之气，活着不如死了啊。”
　　姚世海说：“不要和她一般见识就完了，我们男人和女人怎么说得清楚。”
　　“姚局长，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啊，一天到晚和些搞迷信的人混在一起，一点儿钱都被那些人骗光骗完，这日子怎么过！”
　　李茂生出来劝老父亲进房子里去，李纪轩对儿子说：
　　“这就是我们的老公安局姚局长，‘文革’当中要不是姚局长救我一把，我早让人打死了。”
　　李茂生显然不认识姚世海，看到父母在外人面前吵架出丑，已经很没面子，再说当年姚世海到底还是给父亲戴了顶“坏分子”的帽子，虽然比“反革命”好一点儿，可也用不着老父亲到今天还这样的感激涕零嘛。他对姚世海含含糊糊地点点头，说些久仰之类的空话。
　　姚世海知道李茂生嫌父母亲丢人现眼，他转过话题说：“上个月全省老年大学经验交流会上，我们在一起开过会的。你代表福永县老年大学介绍过经验。”
　　李茂生做出很夸张的表情，打着哈哈，和姚世海握手，说：
　　“就是么，刚在会上见过面的嘛。你们司法厅的经验很有可取之处啊，将来我们多多交流！今天正好回家来看看父母，改日请上我家里坐。”
　　姚世海不想对李茂生解释他是省公安厅的，不是司法厅的。李茂生这种圆滑虚假的官腔，他是最看不起的。
　　他想起1952年的时候，为了了解宋之研土改评成分的问题，他到福州市商业局找过当宣传科科长的李茂生，那时的李茂生认真踏实，朝气勃勃，完全没有这种官场上的俗气，也没有这种虚伪的客套。
　　那时候的人多么好啊。
　　一切往事不再了。姚世海这次回到福永，实在是感触良多啊。
　　他经过一群围着桌子打麻将的人，那些人在说：
　　“讨厌，怎么不是这两个老不死的上西天呢？”
　　“天天吵闹也不怕别人烦。碰了，给你们一张好牌，九饼啊，怎么，没人要？”
　　姚世海走到前院时，披麻戴孝的郑绍基急得要命地跑上来拉住他说：“爸爸，你看看，这可怎么是好。”
　　原来，是郑绍基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他的舅舅和一大群母亲娘家的表兄弟们及亲戚们，穿着孝服，抬进了一口血红的大棺材。大约是郑绍基说了反对土葬要火葬的话，现在激起了一片公愤，舅舅哭得老泪纵横，鼻涕拖了有半尺长，指着郑绍基大骂忤逆不孝。
　　郑绍基的三弟和姐姐则跪倒在地上，抱着母亲的尸体大哭，也在千责备万责备地骂哥哥不孝。老二郑绍英是个没主见的人，傻站在那儿，左右为难。
　　郑绍基对岳父咬着耳朵说：“我们公安干警家里可不能出这样的事，社会影响太糟啦，您今天一定要和我统一战线……”
　　话未说完，歪戴着道士帽子的叔叔从房间里跑出来，横眉怒目地当胸抓住郑绍基的衣襟，说：
　　“不孝的子孙，你来看看，把你爹气成什么样了？”
　　郑绍基只得赶快往房间里跑。姚世海正要跟进去，只见他的女儿姚碧华拉住他说：
　　“爸，你少管他们家的屁事，整个一群乡巴佬。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家胜利的媳妇昨天晚上生了个八斤重的大胖小子！我已经当奶奶了，您是太公了。”
　　姚世海觉得女儿对丈夫家的事这么冷淡很不应该，可听到外孙媳妇生了儿子还是特别高兴的，连声说好。
　　姚碧华说：“我可管不了这家的事了。我要去医院给媳妇送吃的，爸，跟我一块儿去看看您的曾孙子吧。”
　　郑绍基又从房里出来，像捞救命稻草似地拉住姚世海说：“爸，你快进来帮我劝劝老爷子。”
　　姚碧华轻蔑地哼了一声，说：“没出息，尽让人当猴要，拿出点儿长子的威风来吗，又想不得罪人，又想保你的乌纱帽，做梦。”说完，扔下丈夫和父亲，自管自地走了。
　　姚世海对女儿这种刻薄无情的表现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他一直是很喜欢郑绍基这个女婿的，为人厚道，又能识大体。
　　他连忙进了老爷子的房间。
　　郑国标躺在床上，喘着气，指着郑绍基对老亲家说：“水妹一辈子从来没为自己想过，就一个愿望，想要入土为安。她害怕火烧了疼，自己准备的寿材，这小子当了个芝麻绿豆官，就连亲娘都要火烧了。”
　　“爸，如今改革开放了，土葬、火葬不是一样吗？”郑绍基争辩道，“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我们要在社会上弘扬正气，不能和那些坏习俗同流合污才是啊。”
　　老爷子从床上跳起来，迅雷不及掩耳地给了老大一个大嘴巴子，打得郑绍基半边脸血红。
　　姚世海扶着老亲家，对女婿说：“不要着急，思想工作要慢慢做，耐心点儿，你爸现在正是伤心的时候。”
　　老二郑绍英赶进来，对大哥说：“公安局的领导都来了，连县政法委周副书记也来了。你快出去吧。”
　　郑绍基头皮发麻，几乎要晕倒，他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正如公路上永远有撞车的交通事故一样，是祸就逃不过啊。
　　家里这种样子，叫他怎么向局里的领导解释才好呢？周副书记虽然是老同学，可也叫他面子上下不来呀。
　　还有外面那些神佛鬼怪的一帮子亲戚，全是些给他脸上抹黑的人，难怪老婆总看不起他家里的人，说起来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这时候，他最有力的撑腰者就是他的老丈人了，虽然离休了，到底还是前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嘛，所谓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他求着老丈人说：“您一定和我一起出去啊。”
　　姚世海知道郑绍基两头为难的困境，就随着女婿出去见县公安局的领导。
　　出来一看，还好的是那些装神弄鬼的和尚、尼姑和道士们已经知趣地躲得无影无踪了，刚才又哭又闹的亲戚们也退到一旁不出声了。只剩下那具大棺材触目惊心地摆在院子中间。

　　这些事，东院里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按照郑家的安排，在各种法事之间的休息时间里出来，按辈分向林依妹的遗体告别，向郑老爷子表示慰问。宋之伊代表两家人，把表示心意的一些钱交给郑家的大媳妇姚碧华。过去亲友吊唁是送香烛冥纸等迷信品，后来改送被面、毛毯、踏花被，现在最时兴的就是送钱了。对宋家这种基督徒家庭来说，还是送花圈加上送钱这种方式比较好。
　　灵儿碰到郑家的长孙郑胜利，对他做了父亲表示祝贺，这位披麻戴孝的武警中队队长看到灵儿，脸上红起来。
　　郑胜利说：“可惜奶奶她不知道了。”
　　他在混乱的葬礼上不好对灵儿说什么，紧紧握住灵儿的手不放。
　　他发现自己在做了父亲之后的感觉的确有些不同，他在奶奶的死和儿子的生之中，一夜之间好像完全成熟了。
　　现在，他面对灵儿不再是少年时代羞怯的情怀。
　　他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一个年轻的父亲，他还是发自真心地喜欢灵儿。
　　他从小就喜欢灵儿，他以为灵儿一定会嫁给一个非常出色的男人的，没想到灵儿居然随便地嫁给了一个他都看不上眼的小男人，这使得郑胜利无限地后悔，为什么自己不向灵儿表示爱情呢？也许他会有一些希望的。
　　他曾在结婚前，把自己暗恋灵儿的感情告诉过未婚妻徐艳丽，温和的徐艳丽非常感动，觉得这位表面严厉的男人能有这么细腻的感情，真是非常可贵。她说：“你们可以做好朋友，我不会怀疑你的。”
　　现在，郑胜利看到美丽动人的灵儿，只能说：“你回来了，有事就来找我，我一定帮忙的。”
　　灵儿笑着点点头，走开了。
　　其实，灵儿很早就知道这个男人是爱她的。她对这种感情是敬重的，她知道郑氏家族特有的忠诚、正义的性格。把郑胜利看成是能保护自己的哥哥。
　　想到她回来要离婚的事，也许包括她的表哥古恩义在内都不会原谅她，一定会在家族内外掀起一场大风波，小小的福永县里又会传开关于她的流言蜚语。在离婚的事上，唯一会支持她的，一定是这位武警中队队长郑胜利。
　　“有这么一点儿真诚的爱，就够了。”灵儿想着，回到了东院。

　　晚饭后，灵儿的舅舅和舅妈叫灵儿把外婆给她带回家来的照片拿出来看。
　　两家人围在厅堂里，看那些从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其他地方拍回来的照片。
　　古恩义最关心的是他的爷爷。他久久地看着爷爷的一张侧面的头部特写照片。
　　尤素夫留着一大把白胡子，戴着犹太人特有的白色小圆帽。这张黑白照片的背景是黑色的，尤素夫灰白的头发和一大把白胡子显得格外醒目。皱纹深刻在他的额头、眼角和脸颊上。他的目光有着老年人的深这和忧虑。
　　宋之伊也看了这张照片，她从前的丈夫，这个在1967年突然失踪的古思南，并没有留胡子，在中国二十多年的生活中，他已经浑身都充满中国味了，甚至连长相也有些改变，中国的生活渗透到他的精神中，他的气质也像中国人了。
　　当年尤素夫离开中国的时候，是四十六岁。如今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
　　尤素夫回到以色列后，通过福永县的法院和宋之伊办了离婚手续，当时也算是很轰动小城的一件事。宋之伊直到今天还是感到说不出的难堪。
　　尤素夫离婚之后，在以色列另外娶妻结婚，又生了三男一女。加上中国的两男一女，他一生共留下七个子女。
　　尤素夫的长子古亚伯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宋之研将他在白血病方面的研究资料都给了这位智慧超人的外甥。古亚伯原来也在福永县医院工作，因为在白血病治疗方面突出的研究成果，被调到福建省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在白血病治疗中心工作。这家医院在白血病治疗方面的成就，是名列中国前茅的。
　　1987年，古亚伯到日内瓦参加国际卫生组织举办的国际白血病治疗学术交流会，曾经在会议期间和父亲见过一面。他见到了父亲另外的那位妻子，也见到了同父异母的四位弟妹们。
　　对古恩人来说，不管爷爷、奶奶离没离婚，尤素夫总是他的亲爷爷。他和艾灵儿不同，虽然同样是混血儿，但灵儿算是汉族人，而他在户籍和一切的档案材料中，全部填写的是“犹太后裔”。在他生命的意识中，他和中国之间还有一道看不见的界线。
　　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都要注意国际新闻中关于以色列的报道。从那短短几秒钟的画面里，他如饥似渴地把远在中东地区的同胞的一举一动都记忆下来，想象自己如果生活在以色列，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他无法想象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此外，还有尤素夫和阿尔梅蒂在他们的家门前的合影。
　　灵儿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我外婆在金门前的留影。据说，当年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就是从这个城门进去的。这个门一直关闭到现在。”
　　“这是外婆在东耶路撒冷的水果摊前照的。这是《圣经》上说的葡萄、无花果和橄榄。这是新鲜的蜜枣，和中国的枣子不一样。据说，当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时，人们拿棕树枝欢迎他，就是这种椰枣树的树枝。还有这些是伯利恒出产的香柚。”
　　“这是在总督府，就是《新约圣经》中说的彼拉多的总督府。这是审问耶稣的法庭，这是耶稣遭鞭打的受难室。”
　　灵儿拿出另一张照片说：“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哭墙。那些跪在墙前的都是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的心愿写在小纸条上，塞在石头缝里，向上帝祷告。来这儿的犹太人，男的一定要戴帽子，女的要包头巾，男左女右地分开。”
　　“这个大门，原来是十字军东征时建造的教堂，后来被火烧了，只留下大门。门的里面是埋葬主耶稣的那个墓穴。据说，主耶稣复活也是在这儿。”
　　“这张照片是橄榄山，这些树全是橄榄树。这是山顶的耶稣升天堂，屋顶上有一个通向天空的洞口，垂直的地面上有一块石头，外婆说，石头上有两个脚印，据说是主耶稣升天时留下的。”
　　“这张是在客西马尼，就是主耶稣最后祷告和被捕的地方。这八棵橄榄树，听说也是从主耶稣时代传下来，一直活了将近两千年，真是不简单。还有这是十四世纪时方济会教士建造的西门马可楼房，楼上是《圣经》里所记载的主耶稣和门徒最后聚餐的地方。”
　　大家入迷地看着来自耶路撒冷的照片，《圣经》中关于主耶稣的记载，在耶路撒冷留下了许多遗迹，对一个信仰基督的家庭来说，看到自己的亲人在这些遗迹前所拍的照片，自然是分外的亲切。
　　古恩义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神往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到耶路撒冷，亲自看一看我们主耶稣的遗迹啊。”
　　灵儿说：“现在我们国家和以色列有了外交关系，你要是去看望爷爷，也许是有机会的。”
　　姑婆宋之伊马上说：“好啦，灵儿自己往外国跑就算了，你表哥是老实孩子，你少教他这些。再说，我们基督徒的脚步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讨厌我们人的脚快、马的力大，做什么事都不求问上帝的意思，只凭自己做主，到头来没有不失败的。”
　　全家年龄最大的人就是宋之伊，她一说话，大家都不敢再说什么了。
　　灵儿知道姑婆对姑爷爷有成见，对她不守教规的生活方式也有意见，她不好说什么，继续为大家讲解其他的照片：
　　“这是西耶路撒冷的大街。这是著名的希伯莱大学，和姑爷爷在一起的，是他最小的儿子，现在是希伯莱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这一张是以色列博物院，就在希伯莱大学对面。”
　　“这是博物馆的内部，姑爷爷身边的这个展柜，里面陈列的就是他献给博物馆的那些犊皮的古经。”
　　“这是耶路撒冷的战争博物馆。全部陈列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党卫军杀害犹太人的史实。”
　　“还有这些照片，是今年2月，外婆和姑爷爷一起到欧洲旅行时拍的。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你们看，这是在波兰华沙的耶路撒冷大道；这是外婆他们曾经住过的犹太聚居区克拉科夫，这里的房子都是战后重建的。这是华沙的象征——美人鱼铜像。外婆说华沙是全世界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你们看，到处是绿色的树木。在外婆手上的小松鼠是来要吃的东西的。”
　　“这几张是普拉佐劳工营的遗址。德国鬼子把犹太人当囚犯，关在这儿强迫他们劳动的。这儿是世界闻名的奥斯威辛死亡营，这是毒气室，这是焚尸炉。”
　　“这片树林是姑爷爷带着外婆逃出集中营的地方，那个小集中营没有保留下来。”
　　“这是法国的马赛港。当年外婆他们一帮犹太人从这儿上的船，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巴拿马的科隆港，又穿过巴拿马运河，到达巴拿马城，进入太平洋，来到檀香山，再从檀香山到中国的上海。”
　　这些都是外婆来日本的时候告诉灵儿的。也许她不想自己的后代忘记犹太人的苦难历史吧。
　　看着自己的骨肉至亲的照片，那些残酷历史的记忆通过这些照片显露出来，是多么的沉重。全家人默默地看着听着五十多年的神奇的经历，怎样造就了他们这个家族。从两个犹太人的生命中组合繁衍出了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的二十几个人的家族。
　　在好一阵子的沉默之后，舅舅宋明道对灵儿说：“我和你舅妈明天要口福州去了，你舅妈有几句话要对你说。”
　　舅妈吴玉屏看着灵儿，尽量选择温和的词语，她说：“灵儿，你这次回来想要做的事，我们大家觉得非常不安……”
　　灵儿浑身打了个哆嗦，她知道要面对最艰难的时刻了。
　　“灵儿你要多为自己着想，不要什么事都凭着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这样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
　　表哥觉得很奇怪，他很少听到家里人用这种方式谈话。他问道：“灵儿，你要干什么事？”
　　灵儿的妈妈宋明亮万分痛苦地说：“当初全家人都反对你草率结婚，你死也不听，现在你又要草率离婚，你到底要拿自己怎么糟蹋才够呢？”
　　灵儿看见表哥用惊讶的目光看着她，这目光是一个单纯的男人的目光，一个不知道爱情滋味的男人的目光。
　　灵儿看着表哥从内心涌现出来的痛苦的神色，觉得比死还要难过。
　　古恩义说：“灵儿，这是真的吗？”
　　灵儿点点头。
　　“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灵儿的眼泪涌满了眼眶。她在内心里哭喊：“都是因为你！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你！”
　　但是她不能说出来，绝对不能。
　　表哥那酷似山本美雄的眼睛，是这样的美丽、清纯，让人到死都无法忘怀。
　　灵儿的爸爸艾罗马说：“小于这两天下乡去了，我们已经打电话告诉他你回来了，：也告诉他，你要和他离婚，他说你们的事等他回来再谈。他明天晚上回来就来看你。我们全家的人都劝你，不要轻易再提离婚的事好吗？”
　　姑婆宋之伊也说：“我们家三代人里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随便结婚又随便离婚的。我们是基督徒，上帝配合的婚姻是不能分离的。虽然小于过去有对不起你的地方，那时他还是个没有得救的罪人，现在他已经是我们的弟兄了，主已经赦免了他的罪，你也要原谅他才对。现在他和从前完全不同了，你们能过得好的。”
　　灵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古恩义站起来，脸上流露出鄙视的神情。这是灵儿第一次受到表哥的鄙视。
　　亲密无间的表兄妹的感情，到这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就是灵儿最害怕的事情。在这世界上，她可以没有一切，但她不能没有表哥的爱护和信任。
　　古恩义叹了口气。走到楼上自己房间里去了。
　　灵儿站起来，拿着她的小皮包，走出东院。居然没有一个人问她要去哪儿。
　　家里所有的亲人都对她产生了反感。这个家已经不再是灵儿的庇护所了。
　　她走到前院时，看见老奶奶的遗体放进了那个大棺材里。很多亲友正围着院子里的几张大桌子吃酒席，有的人已经喝得醺醺然地大呼小叫。
　　正来回张罗倒酒的郑胜利发觉灵儿的神色不对，赶出门来追上灵儿，问她：“灵儿，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灵儿很委屈地想，为什么自己家里的人还不如外人关心自己呢？她说：“你忙你的，我心里很乱。过几天，我找个时间告诉你。”
　　郑胜利说：“只要我能帮得上你的，你尽管交代好了。”
　　灵儿点点头，走进了灯光昏暗的小巷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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