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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小俞的母亲



  花生住的地方就在前面不远,于是我们一路走过去没说多少话。
  “你干吗要等我?”我问,“我来得那么迟。”
  “我以为肯定是你的鞋子又出毛病了,”他说,“我猜你跟昆明跳舞时那样又掉了鞋跟。”
  我笑了,吉米也笑了。然后他又认真起来,“打那天起,我就爱上你了,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用没跟的鞋子还是赤着脚跳舞。你看上去很弱,但实际上又勇敢又坚强,无论谁也无法阻止你。”
  真的,你父亲就是这么说的。他认为我很坚强。我自己从来不这么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相信我。在他往后的日子里,他就是这么相信我的。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不管怎么说,我把我婚姻的痛苦全告诉了吉米·路易,我说我在抗战期间就想离开文福,只是因为淡若才没走成。
  “可现在我想去问问我堂妹她是怎么干的。”我说,“我也想离婚。”
  吉米·路易说:“你瞧你多坚强啊!”
  我说:“这不是坚强。我是没力气跟他斗下去了。有时我真不知道,怎么还能和他过一天?”
  吉米·路易说:“这就是你的坚强。”说着我们就到了花生住的宿舍前。吉米·路易说他在书店等我。
  “我可能要待很久。”我说。
  “两三个钟头,三四个钟头都没关系。”他说,“我会等的,我已经差不多等了五年了。”
  你瞧他可真够浪漫的啊!我一找到他,就觉得很难再离开他了。
  我进了一个小小的公用厨房,地板上躺着两个婴儿。我问一个正在做中饭的女人,江华珍是不是住在这屋里。“啊?”她问道,“你找谁呀?”我走近一步,冲着她嘶嘶响的油锅又大声说了一遍。她笑了,在衣服上擦擦手,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引到楼梯口。“从这上去,小妹妹,第三层,二号。最好先敲敲门,她已经有个客人了。”然后她回头做她的饭,笑着对自己说,“客人真多呀!”
  我踏上黑洞洞的楼梯,每走一步,就越来越担心,不知道到上面到底会发现什么。要是花生已经成了一个街头女郎呢?那些失去丈夫和家庭的女人不都是这么干的吗?要不,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家庭的女人怎么活下去呢?
  我走到二号门口停了下来。我听到屋里有声音,好像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像是花生的,还是那么不耐烦,完了在发牢骚。我敲敲门,说话声停下来了。
  “谁呀?”花生粗声粗气地冲外喊道。
  “江雯丽!”我回喊道,“你江姐姐!”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门忽然开了,花生把我拉进去,乒的一声关上了门。她拉拉我的头发,摸摸我的脸,嚷道:“瞧你!到底还是来了!干吗等那么久?”
  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同样撅嘴的微笑,同样淘气的眼睛。我放心了。
  但我再仔细瞧瞧,发觉她已经变了一个人,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会认不出她来。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很随便地分了一下。身上穿了一件质地很差的纽扣衫,一点没什么样子,我甚至看不出她是胖了还是瘦了。她的脸上没搽粉霜,露出平常的肤色。你要是看见就好了。这就是那个以自己的白皮肤为骄傲的姑娘,现在她黑得就像个广东人!
  “嗨!见见我的朋友吴。”她说着,把我像陀螺似的转了个身。我看到了一个戴副圆眼镜的年轻人,一头浓黑的头发,朝后梳着。他手里拿一枝画笔。房间里全是纸张,散落在地板上,挂在椅子上,摊在她的小床上。纸上说的都是同一回事,是关于一次学生集会,抗议新的土地改革的。所以这肯定是真的,花生是个共产党。
  “这些已经干了,”她对那年轻人说道,“把它们拿走吧,剩下的我们晚上再来干。”她用命令的口气说,但那男的好像并不在乎。他很快卷起那些标语,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就把礼物拿给她,两份礼物都用纸包起来了。她看上去有些烦恼,叹了一口气,收下了。我以为她要先收下,一个人的时候再打开来。这是一种客气的做法,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要是你不喜欢这礼物,也没人看到你脸上失望的表情。但她等不及了。
  她先打开了老阿婶送的那份。原来是一面老式的小镜子,是银制的,背面和手柄上还雕了花。
  “嗨,瞧瞧这个,”花生说着,皱起了眉头,“上次见到她时,她对我说,‘我以前认识的那位漂亮姑娘,她还在吗?’我告诉她我没镜子照,但不管是不是漂亮,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所以你瞧,她就给了我这个。哼,她以为这破东西能说服我回到我以前的生活去。”
  花生朝镜子里望望。我觉得她还有以前的那种虚荣心。她拍拍自己的脸,张大眼睛,对着镜子笑笑。说真的,她还是有点漂亮的。她的皮肤很光洁,她的眼睛很大。虽然她的脸大圆了。当然这缺点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共产党。甚至她从小娇生惯养,对穷人缺乏同情,这一点也如此。她放下镜子,又转向第二个包裹。
  “恐怕我的礼物也不合适。”我说。
  她像孩子似的撕开了纸包。她拿起袜子,就咧开嘴大笑起来,笑了很久。
  “我可以拿回去,”我不好意思地说,“来,给我吧。”
  “不,不,”她喊道,紧紧地把袜子贴住身于,“这些东西可值钱哪。我可以拿到黑市上去卖个好价钱。这礼物好。”她看看我,然后很坦白地说,一点也不难为情,“我没什么东西给你。这些天我没时间来弄这些客套。”
  “当然,”我说,“你不知道我要来。你怎么能……”
  “不,”她用严肃的口气打断了我,“我说了,哪怕我知道,哪怕我有钱,我也不会再用这些客套来烦自己了。这实在是太麻烦了——再说,有什么意思呢?”
  我担心花生变坏了。她把袜子放在架子上。但当她转过头来时,她向我伸出双手,说,“堂姐”——糖姐,那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互相叫的友好的称呼。
  “堂姐,”她又叫了一声,紧紧握住我的手,“你能来我真是好开心呀。你瞧,这可不是什么客套话。”

  那天下午,我们谈得很开心。我们坐在床上,彼此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对方,就像小时候那样,只不过这次我们不需要说悄悄话。我们坦然地谈着一切。九年前,我们为谁能找到最完美的婚姻而争个不休。现在九年过去了,我们争论的是谁的婚姻最糟。
  “只要想一想,”我说,“你那时差点气疯了,因为文福娶的是我,而不是你。现在你知道你避免了多少后悔呀。”
  “尽管这样,你的婚姻也比我的强,”花生说,“我的婚姻最糟糕!”
  “你不知道,”我说,“你无法想象那么可恶、那么自私、那么凶恶的一个丈夫……”
  花生打断了我,“我丈夫是个雌婆雄。”
  花生说到这儿,我还不相信她。我不知道你们英语是怎么说的,但在上海话里,雌婆雄的意思就是那种“不像公鸡也不像母鸡的一种鸡”,所有公的和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生的蛋变成一只小鸡。老阿婶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我们一个远房亲戚生下一个雌婆雄,有两个器官,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老阿婶说那孩子的母亲不知把他当儿子养,还是当女儿养好。后来她不用费心思了,因为孩子死了。老阿婶认为是当母亲的杀死的,因为她要是把雌婆雄当儿子养大的话,他是决不可能生孩子的。
  “你丈夫怎么会是雌婆雄呢?”我问花生,“我记得你信里说,他和死去的前妻生了五个儿子。”
  “每年他家里人到一个小村子去买一个刚生下来的小孩。你要是看见就好了——没一个孩子像的。一个皮肤很黑,一个很白,一个长得胖乎乎的,活泼可爱,另一个又瘦又安分。明眼人一见就知道是买来的。”
  “但喵喵怎么能把你许配给这么一个人呢?”
  “她也不知道。做母亲的一直把这孩子当儿子养。结婚好几个月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不碰我,我还以为他对我不满意呢。”
  “那你后来看到了两个器官?”
  “我看到他和另一个男的躺在我们床上!他身上雌的方面勾引了一个雄的。我跑到他母亲那儿,告诉她我看到了什么。你知道她怎么着?她打了我一个耳光,叫我不要再提起有关她儿子的这种谎
  “要是你没看到两个器官,”我说,“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是一个雌婆雄呢?”
  花生叹了口气。“就是因为我告诉他母亲她儿子是个雌婆雄,她就一次又一次地打我耳光,好像不让我相信就能改变这个事实似的。”

  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是按照花生跟我说的那样原原本本告诉你的。所以我不能说,她丈夫是否真像她说的那样。也许她这么说,只是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同性恋”这个词。要是一个男人一直不结婚,人家就会在背后说,“说不准他是个雌婆雄。”他们不会用这个词来说一个独身女人的。他们有另外一种说法,但我现在已经忘记怎么说了。
  不管怎么说,花生说她成了守活寡的。“一年后,他母亲硬要我出去躲了五个月,”她说,“一个人也不能见。最后,他母亲就把一个新生下来的儿子抱出来给人看。我不得不假装这孩子是我自己生的。我跟你说,我对这孩子一点也没有兴趣。我对一切都没有兴趣,对我所有的漂亮衣服也没了兴趣。一切全是空的。我这辈子就像有一天我从书里读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虚假的世界中,社会就像在烂木头上刷了一层油漆。”
  哎呀!她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活脱脱像个革命党。可她还是我所认识的我们一起长大的花生:骄傲自大,我行我素,喜欢借用别人发明出来的时髦话。
  “那你最后是怎么离开的?”我问。
  “你还记得我们学校那个叫小俞的姑娘吗?”
  我点点头,“当然记得,不就是那个捣蛋鬼吗,老是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把大家的鞋调个包的。第二天早上全乱套了!每个姑娘的鞋不是左脚大右脚小,就是两只全是左的,或两只全是右的。弄得我们为了换过来,上课老是迟到。真是个坏姑娘。”
  “是她帮我离的婚。”花生说。
  “小俞?”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花生说,“那是在我和那只阉鸡生活了四年后,他母亲老是找我的茬。我那时想,要毁了你的生活多容易呀,如果没有机会重新开始的话。”
  “我也有同感,”我说,“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花生接着说:“我想起了年轻时候,我梦想过的那些东西。”
  “你所有的希望,你的天真。”我加了一句。
  “让我说完,”花生说,“不管怎么说,我心里有了这想法,我就决定到学校走一趟,看看我们以前的老师。我就去了,你还记得嬷嬷吗,就是鼻孔一只大,一只小的?”
  我点点头,“她总是很严厉的。”
  “那时嬷嬷已升为督导了。她想领我看学校收到了多少捐款。她领我去看了新建的图书馆,有新的圣婴耶稣窗的小教堂。
  “然后她带我到学校后面的小公墓。还记得每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嬷嬷就把我们送到这墓地吗?她以为这样就能吓住我们,让我们规矩些。这墓地新开了一条渠道,水从一个婴儿口中流出来。我对这个很欣赏,也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一块墓碑上有小俞的名字。我很震惊,就好像看到小俞已经变成了石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连声问嬷嬷。她说,‘哦,这是个悲惨的故事。她刚刚结婚一年,就突然死了,是一次车祸。’
  “嬷嬷没说是什么样的车祸。可我马上就有点怀疑。她干吗要葬在学校的公墓里?她的夫家应该把她葬在自己家坟地里才是。我就把这个想法跟嬷嬷说了。她说,‘她在这儿那么多年都很开心,所以她母亲就觉得她应该和其他开心的姐妹在一起。’
  “于是我心想,这是一个愿望,不是理由。我正为此事感到困惑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轻轻说,‘去弄清楚。’我马上向嬷嬷要小俞家的地址,以便到她们家去问候。我不知道干吗要这么做,我身不由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推我。
  “我离开学校马上往小俞家走去。这时我又大吃一惊,小俞不像学校里大多数姑娘一样,出身于有钱人家。她家原来在一幢老屋子的二层楼上,只有两个房间,比穷人好不了多少。所谓的家里人只有一个守寡的母亲。这可怜的母亲从她舅舅那儿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积攒起来给小俞交学费,留下一点给她作嫁妆用。所以你瞧,她一辈子全部的希望都放在女儿身上了,谁料想女儿结婚一年就离开了人世。”
  “哎呀!”我喊出来了,“真是大惨了。”
  “更惨的还在后面呢,”花生说,“她母亲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好像没人再提起她的女儿的名字。因为她女儿不是死于车祸,而是自杀的!”
  “自杀!”
  “她说是被她夫家逼得走投无路她才自杀的。我一听这话,全身都发抖了。就在那天早上我一直在想,要是我不能马上找到一条离开夫家的路,我也可以自杀嘛。”
  “我也这样想过好多次了。”我轻轻对花生说。
  “那做母亲的也责备自己,”花生说,“因为这场婚事是她给安排的——嫁的是她堂兄弟的朋友的一个外甥,家住苏州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人家告诉她,这未来的丈夫和他父亲一起做面条生意,可红火着哩。
  “小俞的母亲从没见过这位外甥。举行婚礼的那天才第一次见到他。她说,他好像很紧张,人们不得不提醒他从哪儿进去,说什么话。他不合时宜地咧嘴哈哈大笑,弄得小俞的母亲还以为他喝醉了。他没醉。他是个痴呆,还要尿床。天上刮大风的时候,他还要哭。他还以为小俞是他的大姐姐呢。
  “小俞回家告诉母亲,想请她帮忙了结这门亲事。她母亲说那样她的生活只会更糟。眼下至少婆家对她还不错,给她许多吃的东西。尽管丈夫是痴呆,但她已经听说他还是会生孩子的,他在村里跟一位姑娘有过那事。所以母亲就告诉小俞,‘好好待着吧,忍一忍。’小俞就回夫家去了。她爬上院子的大树,在枝头打了个结,另一个套在自己脖子上,就上吊了。
  “‘整整一年,’那做母亲的说,‘我只有一个念头,也想干同样的事。’小俞的母亲说到这儿就哭了,我也哭了。当她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我脖子也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好像在说梦话似的:‘那么一个姑娘要结束婚姻就只能走这条路了。’
  “小俞的母亲哭着说,‘不,不对。她是因为走投无路,无依无靠才走上这条绝路的。’
  “那天下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来倾听我的种种烦恼。我现在想起来,是小俞在我耳边说话,要我去找她母亲的。因为后来就是在那一年,小俞的母亲帮我逃脱了我的婚姻。”
  “她怎么做得到呢?”我说。我以为我能从这个答案中听到几个字,对付我自己不幸的婚姻。
  花生站起来说,“你干吗不问她自己?”
  “什么?”
  “问她,”花生说,“问小俞的母亲。她就在楼下,正在为这幢楼里所有逃婚的女人弄中饭呢。”

  所以这时我才明白,整幢房子是地下室,住满了女人和孩子。你想象得出吗?我又害怕又兴奋。我兴奋的是和这幢屋子里的九个女人在一起,她们都曾有过可怕的婚姻,而现在不必再服从她们的丈夫和婆婆了。
  我们下楼的时候,小俞的母亲还在做饭。大家都叫她小俞妈。看看她的样子,你想不到这个正在煎鱼和炒苦瓜的小女人,竟会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但那时,大多数共产党人不再公开穿制服了。你要是告诉别人说你是个共产党,不是疯了,就是死路一条。
  其他女人都从不同的工作岗位回来吃中饭了。一个在做法语家庭教师,另一个在鞋厂做工,还有一个做扫帚在大街上卖。她们的家庭背景各不相同。实际上她们就和你在上海大街上碰到的任何人一样。
  所以没人跟我说,“我是个共产党,你呢?”但你从她们谈论的事情上可以听出。比方,当我们坐下一起吃饭的时候,小俞妈就对我说了:“我希望吃苦瓜不会太为难你吧。我自己不经常吃,但吃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有东西吃够满足了。”她笑了,花生和另外几位女人也笑了。
  她们全都喜欢吃苦瓜。不是喜欢它的味道,而是喜欢与它有关的话题。“噢,你还没吃过苦呢,”有个女人说,“冬天只靠一块煤砖取暖做饭,那才叫苦呢。”另一个就说了:“这苦瓜比我从前给大户人家当奴隶的滋味可要甜得多了。”
  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喜欢苦瓜,不光以前,后来,还是现在。我不想当一个革命家。但如果她们要我当,我也会当的。要是吃苦瓜就能离婚,我宁可天天吃苦瓜,顿顿吃苦瓜。要是改变整个世界就能改变我的生活,我也会干的。我觉得这屋子里的女人对生活的看法也和我差不多。
  吃完简单的中饭后,她们七嘴八舌地问了我很多问题。尽管她们是陌生人,我却把一切全讲给她们听了,我讲到了文福的家庭,我的家庭,也讲到现在文福把一切捏在自己手中的情况。
  “既然这样,那么,他是不会轻易同意离婚的。”坐在桌边的一个妇女说,“我也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我丈夫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因为放我走就等于放弃我家的财产。”
  “你儿子怎么样?你想让他和你在一起吗?”小俞的母亲说。
  “当然想。我丈夫对我们的儿子一点也不关心,只是把他作为阻挠我离婚的工具。”
  “钱呢?”另一位说,“你有自己的私房钱吗?”
  “还有一点点陪嫁钱,只够供日常开支。”
  “别忘了你的首饰,”花生说,“你结婚时不是有两只金手镯吗——还在手头吗?”
  我点点头,“还有两条项链,两对耳环,一只戒指。”
  “你丈夫在外面有相好的女人吗?”小俞的母亲问。
  “多着哩!”我说,“他就像一条狗,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一个接一个。”
  “可有没有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经常和他来往的?”坐在桌边的那个妇女问,“有时姘头会强迫男人离开原先的太太的,要是他对那个女人的欲望特别强的话。”她苦笑了一下。
  “他对谁都不会特别感兴趣。”我说,“以前,他的习惯是找一个女人,玩几星期,然后就把她抛了。现在我们住在我父亲的屋子里,他自己的父母亲也在。那么多眼睛盯着他,所以他不再把脏女人带到家里来了。我就不知道他去找谁了。”
  “那么你呢?你有相好吗?”一个前排牙齿都掉了的女人问。
  “当然没有!”我生气地说,“是我丈夫道德败坏,不是我!你怎么会这么想……”说着我慌张起来了,然后又为我的慌张而感到难为情。当然,因为想到了吉米·路易。我们不是情人,但我第一次感到了那种肯定是情人才会有的秘密的感情,害羞和保护这种害羞的需要。
  小俞的母亲拍拍我的手,安慰我说,“这不是有意要和你为难,”她解释道,“有时一个女人为了保护自己,假装有个相好也是有用的。”
  “尤其是当这个丈夫不想大丢面子的时候。”花生说。
  “当初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帮你堂妹的。”小俞的母亲说,“捏造一个情夫出来。打那以后,她很快就离了婚。”
  “可干吗要弄成是我的过错?”我说。
  “那好,”那个缺牙的女人说,“挽回你自己的面子,保持你那痛苦的婚姻吧!那么漂亮那么骄傲——正是像你这样的女人抛弃不了老传统。只能怪你自己了。”
  “别吵了,别吵了,”小俞的母亲说,“我们还是尽量想出最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她转向我,“同时,你得把你所有的首饰全凑在一块,钱能找到多少就算多少。等你准备好了,就带你儿子跑出来,不要让别人盯上了。你到后,我们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你自己能做到这一步,要不要人帮忙?”
  “我能对付。”我马上回答。说这话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去实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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