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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大世界



  要是我有本事不让另一个孩子出生,那我肯定就这么做了。但怡苦死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六七个月的身孕。所以我明知他的命运会很不好,也只能让这个孩子出世。不管生下来是男是女,我都要给他起名为淡若——“无动于衷”——一个很好的佛家名字,好像这孩子这辈子永远不与尘世的一切发生关系,连他自己的母亲在内。
  孩子出生前我就是这么想的。但随即,淡若来了。胡兰望着他,说,“呵,他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文福乐得咧开了大嘴。我马上想为我的孩子而斗争,保卫他免受这种诅咒。
  大家一走,我就仔细打量起淡若熟睡的小脸蛋来。他的头发笔直地竖着,像刚长出的青草。我伸出手掌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过了一会,他张开了眼睛,没有全部张开,只稍稍张开了一点。好像不喜欢这世界上的光明似的,他望望我,皱起了眉头,不是文福的那种凶相,而是一种担心的神情。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担心。
  所以你瞧,我马上就爱上了淡若,尽管我竭力想不爱他。我心中涌上了一种感情,要保护一个如此信赖你的人,找回一点你自己的天真。

  我在医院里待了五天,文福只来看过两次,每次他都说他刚接手新工作,很忙。家国在空军司令部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训练他搞无线电联络。
  当医生告诉我准备出院时,我没等晚上文福来接我,就叫奶妈收拾好东西,去找车。两个钟头后,就到家了。
  时间还是下午。胡兰家的门关着。我叫奶妈上楼把淡若放在摇篮里,我自己在楼下问厨师家里有些什么吃的,然后吩咐他准备做晚饭。我刚想上楼,奶妈下来了,悄悄对我说,“呵,太太,楼上有鬼。”
  每当佣人告诉你有鬼时,就是说出麻烦事了,她们又不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叫奶妈进厨房去,然后我就到自己的房间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一眼就看见一个年轻姑娘躺在我的床上,身上穿着我的睡衣,正在打盹!我连忙关上门,站在走廊上,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文福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把女人带到我们家里来!我下楼,敲开了胡兰家的门。
  “嗨,瞧你,已经回来了?”她说,“小宝宝在哪儿,睡了?请进,请进。你得见见我老家来的人。”她没提起睡在我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于是我又见到了一个女人。她坐在沙发上,脸和手都很黑,龟裂了,就像烤焦的泥土那样。胡兰把她介绍给我,说这是她的阿姨,名叫杜琴,是从北边来的。乍看上去,她好像已经有九十岁了。但我后来才知道她五十岁还不到。
  猜猜这女人是谁?杜阿姨!对了,就是你的杜姨婆!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她的。
  “从你们那儿到这里要多少天哪?”我客气地问。
  杜阿姨大笑起来,好像我在开玩笑似的。“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月,——走了七年多了,从热河出发,就是北平再往北。”她的神色既柔和,又悲伤。她拍拍胡兰的手,“哎!正是你叔叔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真是个好男人呀!死得早倒也好,没见咱们的村子都变成个啥样子哟!”
  胡兰点点头,杜阿姨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他死的时候,小日本还没从满洲国下来,把什么都管起来——地上该种什么粮,集市上该卖什么价,报上该怎么说,连一只母鸡该生多少蛋也要管——什么都管!你想不出有多糟。当然啰,这种事还没发生,我和我女儿就逃出来了。我只是最近才听说的。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在昆明还有个侄女呢!”她朝胡兰笑了。胡兰给她续了水。
  杜姨婆一提起她的女儿,我忽然就想到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姑娘。我放下心来,气也全消了。“您老好运气哪,还来得及逃出来。”我说。
  “那是因为我男人一死,我就无依无靠了,”杜阿姨说,“我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干吗还把土地留下来,让小日本抢得一干二净呢?我把所有的钱换了四根小金条。我把这东西全花在路上了,先是乘火车,然后坐轮船,再是坐卡车,最后瞧——用鞋子!”
  她着了一双很厚实的黑布鞋,就是传教士常穿的那种。“你真该瞧瞧那路!”她说,“有些地方,造得很快,光靠双手在加宽。另一些地方呢,又在用炸药炸路,免得小日本进来。路上就像城里一样,挤满了人,穷人和富人全一样,全都想离开,从这儿迁到那儿去。”
  她说着这些话,我又想起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年轻姑娘,走了那么远的路,她肯定是累了。当然我也有点纳闷,胡兰干吗让她睡在我的床上?干吗不让她睡在自己床上?但我不敢问,问这种问题是不礼貌的。
  出于礼貌又聊了一会天后,我找了个借口说,得照看孩子去了。
  “那个小宝宝!”胡兰忽然想起来了,她转向杜阿姨,“可像他父亲啦。”
  “不那么像。”我说。
  “眼睛鼻子都很像,脑袋的样子也很像。”胡兰坚持说。
  我就邀请杜阿姨自己去看。上楼的时候,我把孩子的名字告诉了她,还跟她讲了他有多重,他的脖子有多壮实,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是怎样把尿撒在医生手上的,这都是奶妈告诉我的。我们俩就这样说笑着,上了楼。我们肯定吵醒了那个睡在我房间里的姑娘。她开了门,露出一张还没睡醒的脸,一见我们,脸登时红了,一副尴尬相。她又关上了门。我就等着杜阿姨说,“呵,这是我女儿。”
  但恰恰相反,胡兰问,“这是谁?”杜阿姨也问,“她病了吗,大白天睡这么晚?”
  我告诉你,我当时差一点就摔倒在楼梯上!杜阿姨和胡兰看着我,还在等我回答呢。“一个客人。”我说。我当时能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我后来才知道,杜阿姨的女儿参加了越南共产党。杜阿姨对她女儿的选择既没同意,也没反对。她说,“至于说我自己,我已经穿惯了旧衣服,已经改不了啦,接受不了别人的新思想了。”
  当天下午,我丈夫一回来,我就问他,楼上的姑娘是谁。我没用愤怒的口气问,我也没骂他趁我生孩子的时候,鬼鬼祟祟把一个女人引到家里来了。我把脸俯向淡若,这样文福就看不见我脸上的表情了。
  文福几乎不假思索说,“哦,那个人啊?是我班上一个飞行员的妹妹。因为不能呆在他寝室里,他就问我可不可以让她在这儿呆几天。当然呷,我不好回绝。”
  “那她干吗在我们的床上?”我问。
  文福回答,“我也不知道,或许她累了。”我马上就听出他在撒谎。要是她真是一个客人,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哇!在我床上?把她踢出去!”
  开头我真是气坏了,他居然在我鼻子底下干起这种肮脏勾当来了。他把我当一个乡下傻女人看待!他居然让他的姘头穿我的睡衣!
  但我转念又想,我干吗让他看到我很生气,好像我在和他吵架似的?我干吗在乎他跟她睡觉呢?这样不更好吗?说不定他就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了。
  所以,最后我用相当友好的口气说了,“告诉我们的客人,她可以睡到另一个房间的沙发上去。”我说完就背过身去,让他在一旁发愣。
  那天晚上,我早早上了楼,关上了房门。文福很晚才上床,我假装睡着了。早上,我还闭着眼睛,他蹑手蹑脚爬起来,进了另一个房间,我假装还在睡。每天早晚,我都如此。我睡得可真好啊!我不用再担心他什么时候会把手伸过来,掰开我的大腿。
  就这样,我让一个小老婆进了我们的屋子。当然,我把她介绍给胡兰和家国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我说她是个客人,是一个飞行员的妹妹,跟文福说的一模一样。而那个叫敏的姑娘呢,还真把自己当作一位贵客了!她睡得晚,起得迟,下楼吃好多东西,常常吃两份,没等人家请,她自己又给自己添上了。她没文化,不会看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说话粗声大气的,亲热得过了头。
  不久,文福对她的态度差起来了,就像对我一样,一点也不尊重。她说话的时候,他不睬她。她举止有点不恰当,他就给她看脸色。所以虽然我从来不有意要这样,但我开始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我心想,哪种女人会落到这般地步,来给我丈夫当姘头?他既不动人,又不温柔。看看他那只耷拉下来的眼睛和满脸的凶相,哪儿算得上潇洒?他一天到晚发脾气。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以前在飞行员二班待过罢了,可现在他连这个也不是了。那么他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呢?——连一个糟糕的婚姻都不能!
  我认定,把她和他勾搭在一起的,不可能是爱情,而是另外的东西:或许她只是在慢慢消磨她的生命,而不想一下子死去。这儿,她有地方好睡,有东西好吃。一切都无所谓。战争期间,许多人都这样,满怀恐惧,不问原因,绝望地活着。
  我和敏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脸蛋漂亮,头脑简单,意志坚强,骨子里又胆小。当然,我们的背景不同,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我比她好不了多少。我们全都梦想着未来,或许是明天,或许是后天。可等它一到,我们又宣称我们的幸福已成了往事——幸福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所以老实说,我并不讨厌她,或许还有点喜欢上了她,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她很好相处。
  尽管她举止粗鲁,甚至有点傻乎乎,可看得出,她倒是非常真诚的。她盛饭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堆得高高的,把饭菜的味道夸上了天。她羡慕我的戒指和项链,问我是不是纯金做的。她说我的衣服很漂亮——值多少钱哪?她不像有些人,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希望以后给他们一点赞美过的东西作回报。
  还有,她从不发牢骚,从不使唤佣人,不像胡兰。哪怕为她做了一点点小事,她都要感谢她们。淡若哭的时候,她就主动去抱他。她用自己满口的北方土话跟他说话。文福不在家的时候,她就跟我讲所有那些正经姑娘不愿谈的事情——旧日的男友啦,舞会啦,上海的夜总会啦,其中有几个她还进去干过活呢。我承认,我喜欢听她说话,我喜欢看她说话时眼珠子滴溜溜转,手舞足蹈的神态,就像演戏似的。
  在和我们一起已经住了差不多两星期后,一天她告诉我,“我是个歌手,也会跳舞。总有一天,我要当个电影演员。”
  我觉得她简直是在做梦。“那么你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艺名呢?”我出于客气而问道。我知道许多演员都有艺名,像胡蝶啦,梁莺啦,都是我崇拜的演员。
  “现在还不知道,”她说着,笑了,“但不用我在上海时人家给起的名字。我在大世界干活那会儿,大家都叫我橡皮仙女。大世界,你知道这地方吗?”
  我点点头。有一次我和花生偶然听叔叔和他的朋友们在走廊里提起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有拱廊的娱乐场所,设在法租界里面,是一个专供洋人享乐的地方,对女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下流、危险的地方。叔叔说,里面全是希奇古怪的东西:畸形的男人和漂亮的姑娘一起玩游戏,动物和杂技演员一起在空中翻跟斗。各种各样过时的迷信都变成了表演。有身份的中国人是不去那儿的,叔叔指责这地方使洋人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看法,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抽大烟,敬鬼神,所有的姑娘在自己家里都光着上身,一面倒茶,一面唱歌跳舞。现在,我眼前的这个人居然真的在那儿干过活!
  敏站起来,走到房间对面,“我的表演很通俗。我出场时戴很重的头饰,披一件古式的长袍,像个仙女,我的胳膊上缀满各种各样的东西。”她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然后一个法国人,我的老板,就出场了。他头戴一顶圆圆的学士帽,穿一身学士装。他的眼睛眨巴着,就像洋人常常模仿中国人的那种样子,难看死了。他的脸上粘了络腮胡子,一直拖到膝盖,像老鼠尾巴似的。”
  敏慢慢走到房间另一头,摸着她想象中的胡子。“呵,小妞,”她模仿着老头的口气,“长寿的秘方在哪儿?快说出来吧。不说?那好,我要把它从你口中一点点榨出来。”
  敏慢慢脱掉她想象中的长袍,先脱一个袖子再脱另一个。“我光穿紧身衣和超短裙,一直裁到这儿,膝盖以上。我的大腿和胳膊上涂了一层粉,白得像石灰。我穿一双大红拖鞋,戴一副黑手套。”她绞着双手。
  这种事光想想就够吓人的。什么样的姑娘敢在洋人面前穿那么短的衣服?
  “然后,那法国人就把我拖进一个魔术箱,这箱子是用木头特制的,像监狱里的笼子,有这个房间那么大。大家亲眼看见他把我的头塞进洞里,把手脚一段段切开,丢到箱子角落里。”她指指墙角。
  敏坐到椅子上继续表演。“从观众席上望过来,我的脑袋、双手、双脚全露在外面。我摇摇脑袋,动动手脚,发出可怜的哭声,‘饶了我吧,求求你,别折磨我了。’然后我望望观众,请求他们,‘救救我!救救我!’我表演得很不错,我能用法语、德语、英语、p语说这话。有时观众们情绪激动起来,要那个法国人把我放了。但更多时候男人们会喊:‘快,快,让她叫呀!’
  “然后一个男的挟一把小提琴上台,奏起了紧张的音乐,观众全往前靠上来了,那法国人就拉箱子旁的一根绳子,我的手脚就一段段地被拉开来了。”
  敏就在房间里把手伸开来,把脚也伸开来,这样她就只有屁股还坐在椅子上。她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恐怖的神情。我也被她弄得恐怖起来了。
  “我发出的尖叫声越来越响,”她轻轻地说,“小提琴的声音也越来越尖,直到我的手脚被扯到箱子的四个角落——离我的脑袋足足有十二英尺,还在痛苦地挣扎。最后,我哭着用一种嘶哑的嗓音对他说,‘我告诉你!我说了吧!’那法国人就摸摸他的胡子说,‘是什么样的?什么是长寿秘方?’”
  敏闭上了眼睛,她的脑袋前后扭动着。“最后,”她用一种很慢很痛苦的声音说,“我吐出了那个字。‘慈悲!’我喊道,用p是你永远也不会有的东西!’然后我就全身瘫软,死了。”
  敏闭上了眼睛,嘴张得大大的,真像一个死人。我盯住她扭曲的脸,说,“哎呀,好怕人呀。你每天晚上都得干这个?”
  她突然张开眼睛,从椅子上跳起来,哈哈大笑。“不过是魔术嘛,难道你看不出来?拖鞋里的脚、手套里的手都不是我自己的。箱子后面躲着另外四个姑娘呢,她们每个伸出自己的一只手或脚,我一叫她们就动起来。明白吗?我不过是个演员,只要做做表情,张张嘴巴,发发尖叫就行了。”
  我点点头,还想弄得明白一点。
  “当然,我表演得很不错。每星期总有一次,观众席上要晕倒几个人。但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觉得这活儿没劲了。我尤其讨厌,最后我装死的时候,许多人又是鼓掌啦,又是欢呼啦。”
  她叹了口气,“我一找到好工作就放弃了。我到‘真诚’唱歌去了——你”q道,那可是南京路上有名的大百货公司。我跟一些姑娘在露天餐厅给客人唱歌。但我才干了两个月,打仗了,炸弹落在商场里,这活也就干不成了。当时的场面我全看到了。”
  敏一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她说的那些炸弹是我们自己的空军错投的。
  “呵,你要是在场就好了,”敏说,“我跑到马路对面另一家百货商店门口,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从我们站的地方望过去,好几百人被炸死了,真惨哪。后来来了几个当官的,叫大家走开。‘一切都在控制中!’他们喊道,‘没炸死人!那些尸体?根本不是什么尸体——不过是男女服装嘛。’他们就是这么说的。炸弹扔下来炸死的不过是服装。”
  敏转过脸来对我说,“我看到的是一回事,听到的又是一回事。于是我心想,我该信哪个,是信耳朵呢,还是信眼睛?结果,我只好让良心来决定。我不想看到那么多尸体。最好把它想成一场错觉,就像我在大世界里表演的魔术。”
  我心想,这敏姑娘倒很像我,看到的是一回事,听到的又是一回事,我们俩全凭愚蠢的良心作决断。
  “等一下,”敏说,“我知道有些东西你听了都不敢相信。”然后,她快步上楼去了。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唱片。她摇起了老式唱机,由于摇得太多了,唱针一碰着唱片,音乐就飞快转起来了。她马上扭起屁股,打起响指来。“这就是我经常在唱在跳的曲子,”她说,“‘真诚’没炸掉前我就唱这曲子。”
  然后她就又唱又跳,把我当作坐在台下的几百名观众。这是一首美国情歌。我马上就听出来,她的嗓音很甜,听起来好像她的心已经碎过好多次了。中国人喜欢这种唱法。她的双臂像风中的柳枝,随着乐曲而拂动,渐渐慢下来,直到乐曲中止。她的表演确实很不错。
  “起来,懒鬼。”她突然说。又摇了摇唱机,给唱片翻了个面。她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现在我来教你怎么跳探戈。”
  “我不要学!”我忸怩着。可实际上我心里很想学。我看过金格·罗格斯和弗雷德·阿斯黛尔的电影。我喜欢金格扭摆身体,滑落地面,然后又翩然跃起的样子。我喜欢看她轻巧的舞步,像鸟拍翅膀似的。
  但我们没那样跳。她往前走,我往后退,先跳快步,后跳慢步。她让我把头侧到这一边,然后再侧到另一边,我又是叫呀又是笑呀。那天下午我们就一遍又一遍地放那张唱片。过后她又教我另外几种舞蹈:一二三步的华尔兹、小步的狐步舞,还有蹦蹦舞。厨师和佣人全上来看我俩跳舞,鼓掌喝彩。
  我也教她一些东西,怎么写名字,怎么补破洞,怎么说话得体。实际上是她和胡兰吵了一架,过后她就要我教她学太太的风度。
  胡兰问敏,在我们家做完客后她打算上哪儿去。敏马上说,“不关你的事!”整整一个晚上,胡兰连正眼也没瞧她,就当没她这个人。胡兰鼻子里还不断发出擤鼻涕的声音。我忍不住就问她,“胡兰,你闻到什么烂东西了?”
  后来我就对敏说,“要是有人问你问题,你可不能说,‘不关你的事’。这种态度不好,听起来不舒服。”
  “那我该怎么回答她呢?她问我的时候态度也不见得好呀。”她说。
  “即便这样,下次她再问你,你就笑着说,‘这种事嘛,你就不必为我费心了。’这句话意思跟‘不关你的事’一模一样,但听上去或许更有分量。”
  她把这话念叨了几遍。“嗯,这样听上去更好,”说着她就大笑起来,“我说话像个太太了。”
  “还有,你笑的时候,”我说,“要用手捂住嘴,这样你的牙齿就不会露出来了。笑起来像只猢狲不好看,嘴巴里的东西全露出来了。”
  她又笑了,这次把嘴捂起来了。
  “至于你的艺名嘛,你当演员的时候——我想该叫金嗓子小姐。叫起来好听,又很有教养。”她点点头。然后我就教她怎样写自己的名字。

  一天,大概是在敏到我们家三四个星期后,杜阿姨路过我的房间,在门口站了好久。她问我身体好不好,我丈夫身体好不好,淡若身体好不好,于是最后我只得请她进屋来喝茶。
  我们在桌边坐了很久。开头只是说些客气话,问问杜阿姨的身体,胡兰的身体,家国的身体。然后她不说话了,光是很响亮地一口一口地啜着茶。
  “现在我得跟你说些事。”她突然说道,然后叹了一口气,又不说话了。
  “你可真是个好人哪。”她说了句,又停下来,想一想。
  “你太容易上当了。”她说着又停下了。
  然后她叹道,“哎呀!”她伸出手指点点我,“你呀,太天真,天真到傻乎乎的地步了。你知道你丈夫和这位敏姑娘在干什么吗?”
  我怎么能承认我早就知道这事了?我装出一脸茫然的样子。
  杜阿姨又叹了口气。“看来我只得把真相告诉你了。你大天真了,小人。他们早已勾搭上了。你一出去,他就上她的床。你一睡着,他就上她的床。你一闭上眼睛,她就叉开她的大腿。现在这姑娘已经怀孕了,你还看不出来。她要他娶她做小的。她说他已经答应了。她已经跟大家都说过了,就你还蒙在鼓里。你打算怎么办?等生米煮成熟饭?你是照料自己的孩子,还是照料你丈夫的小老婆的孩子?别犯傻了,小人,睁开眼睛吧!”
  “你跟我讲了这些,”我说,“可我又能怎么办?我管不了我的丈夫。你知道他的为人。”
  “你管不了你丈夫,但你可以管管那姑娘呀。”她把茶杯放在桌上,站起来走了,“我很后悔,不该告诉你这些。但我已经老了,有些事情再不讲就要带到棺材里去了。”
  杜阿姨一走,我就寻思,这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们都盼我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对敏喊道:“太可耻了!不要脸的东西,滚出我的家门!”
  然后我又想,这也许是件好事。敏怀孕了,我就有理由跟文福说,我得离开他,我要离婚。如果他要娶敏当小老婆,我就告诉他,你可以娶她做太太!这样大家都开心。
  那天,我就计划怎样跟文福讲。我不跟他吵,也不指责他,我只要他跟我离婚。当着两个证人的面写一张纸,就说我们结束夫妻关系。然后我就带上淡若和我剩下的陪嫁,搭上向南的火车,到海防上船,趁现在还安全尽快回上海老家去。或许这还不是什么太丢脸的事。战争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没人会问得这么仔细,为什么一个女人与丈夫一起出去一年,现在撇下丈夫一个人回来了。我真幸运,敏给了我一个多好的借口啊!
  文福一回家,我就对他说,“我要带你去看看湖对面的风景。”这是我们俩用的暗语,隔壁那么多耳朵在偷听。
  我们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我给他看了我写的声明我和他离婚的协议书。我没加解释,直截了当就说了,“我要走了。你待在这儿,和她结婚。胡兰和家国做我们的证人,在这上面签字。”我就这么说了,没大吼,没发火。
  我以为他该满意了。我允许他娶她。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坐下来,看看那份离婚协议。“我不签,”他平静地说,“我不提出离婚。”他把协议书撕了,扔进身后的湖里。我明白,他这么做并不是说他还爱我,为自己干下的肮脏事而抱歉。他这样做是要我明白,究竟谁是老板。因为他在毁了我的机会后,伸出手指头指着我,用嘶哑的声音说,“什么时候我想休掉你,我会跟你讲的。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第二天早上,杜阿姨来向我道喜,告诉我敏已经走了。她听说她一大早就走了。我听到这消息真是很难受。我要追上去告诉敏,这不是我干的。我没要她走,我没恨她。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为她的离开感到难受,同时也出于自私的原因,为我失去了一次机会而感到难受。
  那天下午,胡兰来告诉我她正在做的一件衣服的式样。杜阿姨谈起了流行性霍乱,难民们全都怕打防疫针,有个人为了钱代二十个人打针,结果收了别人的钱后死了。我坐在椅子上打毛衣,假装在听她说。但我实在没心思听这些闲聊。我望着留声机,然后又看见了敏的唱片。最后我高声说,“这位敏姑娘,留下了不少东西。不知她上哪儿了,想想真难受啊。”
  胡兰连忙告诉我,谣言传得有多快。“张太太在菜场里说,她去了靠近铁道的那个九龙旅馆。”
  第二天我在那地方找到了她,那是个大统铺,很便宜,只有一张狭窄的大烟床,一块当桌子的木板。她很安静,见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她为自己引起的麻烦道了歉,感谢我为她带去了唱片。然后她耸耸肩膀,说,“有时你觉得事情会这样,可到头来又是另一种样子。”
  我问她怀孩子几个月了。她很不好意思地说,“这种事嘛,你就不必为我费心了。”
  “这话是我教你的。”我说,“你没必要用在我身上。”
  我掏出一些钱给她。她说,“已经没问题了。今天早上我已经把它解决了,很顺利,没出血,一切都很干净。”我还是把钱掏出来了。她笑了笑,就收下了,她谢过我,赶紧把它放进一个盒子里。临走前,我告诉她我永远喜欢她的歌唱和舞蹈。
  过了一星期,胡兰跟我说,“你知道敏这个人的底细吗?她已经跟另外一个男人走了,跟别人说他们是兄妹俩。这么快!她到底算哪一类姑娘?她到底想勾搭多少人哪?”
  我听到这消息,并没有瞧不起敏。当然,她的道德观念和我的不一样。可我心想,好了,现在我再不用为她担心了,她心中的创伤很快就会愈合的。
  所以说实在的,她是个幸运儿。她走了,我还得和文福在一起。有时我在梦想,要换一换该多好。我是敏,我回到了上海,在大世界干活。同样地生活,同样受折磨,一寸一寸把我拉开来,直到我再也认不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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