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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有本事不让另一个孩子出生，那我肯定就这么做了。但怡苦死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六七个月的身孕。所以我明知他的命运会很不好，也只能让这个孩子出世。不管生下来是男是女，我都要给他起名为淡若——“无动于衷”——一个很好的佛家名字，好像这孩子这辈子永远不与尘世的一切发生关系，连他自己的母亲在内。 孩子出生前我就是这么想的。但随即，淡若来了。胡兰望着他，说，“呵，他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文福乐得咧开了大嘴。我马上想为我的孩子而斗争，保卫他免受这种诅咒。 大家一走，我就仔细打量起淡若熟睡的小脸蛋来。他的头发笔直地竖着，像刚长出的青草。我伸出手掌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过了一会，他张开了眼睛，没有全部张开，只稍稍张开了一点。好像不喜欢这世界上的光明似的，他望望我，皱起了眉头，不是文福的那种凶相，而是一种担心的神情。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担心。 所以你瞧，我马上就爱上了淡若，尽管我竭力想不爱他。我心中涌上了一种感情，要保护一个如此信赖你的人，找回一点你自己的天真。 我在医院里待了五天，文福只来看过两次，每次他都说他刚接手新工作，很忙。家国在空军司令部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训练他搞无线电联络。 当医生告诉我准备出院时，我没等晚上文福来接我，就叫奶妈收拾好东西，去找车。两个钟头后，就到家了。 时间还是下午。胡兰家的门关着。我叫奶妈上楼把淡若放在摇篮里，我自己在楼下问厨师家里有些什么吃的，然后吩咐他准备做晚饭。我刚想上楼，奶妈下来了，悄悄对我说，“呵，太太，楼上有鬼。” 每当佣人告诉你有鬼时，就是说出麻烦事了，她们又不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叫奶妈进厨房去，然后我就到自己的房间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一眼就看见一个年轻姑娘躺在我的床上，身上穿着我的睡衣，正在打盹！我连忙关上门，站在走廊上，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文福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把女人带到我们家里来！我下楼，敲开了胡兰家的门。 “嗨，瞧你，已经回来了？”她说，“小宝宝在哪儿，睡了？请进，请进。你得见见我老家来的人。”她没提起睡在我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于是我又见到了一个女人。她坐在沙发上，脸和手都很黑，龟裂了，就像烤焦的泥土那样。胡兰把她介绍给我，说这是她的阿姨，名叫杜琴，是从北边来的。乍看上去，她好像已经有九十岁了。但我后来才知道她五十岁还不到。 猜猜这女人是谁？杜阿姨！对了，就是你的杜姨婆！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她的。 “从你们那儿到这里要多少天哪？”我客气地问。 杜阿姨大笑起来，好像我在开玩笑似的。“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月，——走了七年多了，从热河出发，就是北平再往北。”她的神色既柔和，又悲伤。她拍拍胡兰的手，“哎！正是你叔叔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真是个好男人呀！死得早倒也好，没见咱们的村子都变成个啥样子哟！” 胡兰点点头，杜阿姨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他死的时候，小日本还没从满洲国下来，把什么都管起来——地上该种什么粮，集市上该卖什么价，报上该怎么说，连一只母鸡该生多少蛋也要管——什么都管！你想不出有多糟。当然啰，这种事还没发生，我和我女儿就逃出来了。我只是最近才听说的。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在昆明还有个侄女呢！”她朝胡兰笑了。胡兰给她续了水。 杜姨婆一提起她的女儿，我忽然就想到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姑娘。我放下心来，气也全消了。“您老好运气哪，还来得及逃出来。”我说。 “那是因为我男人一死，我就无依无靠了，”杜阿姨说，“我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干吗还把土地留下来，让小日本抢得一干二净呢？我把所有的钱换了四根小金条。我把这东西全花在路上了，先是乘火车，然后坐轮船，再是坐卡车，最后瞧——用鞋子！” 她着了一双很厚实的黑布鞋，就是传教士常穿的那种。“你真该瞧瞧那路！”她说，“有些地方，造得很快，光靠双手在加宽。另一些地方呢，又在用炸药炸路，免得小日本进来。路上就像城里一样，挤满了人，穷人和富人全一样，全都想离开，从这儿迁到那儿去。” 她说着这些话，我又想起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年轻姑娘，走了那么远的路，她肯定是累了。当然我也有点纳闷，胡兰干吗让她睡在我的床上？干吗不让她睡在自己床上？但我不敢问，问这种问题是不礼貌的。 出于礼貌又聊了一会天后，我找了个借口说，得照看孩子去了。 “那个小宝宝！”胡兰忽然想起来了，她转向杜阿姨，“可像他父亲啦。” “不那么像。”我说。 “眼睛鼻子都很像，脑袋的样子也很像。”胡兰坚持说。 我就邀请杜阿姨自己去看。上楼的时候，我把孩子的名字告诉了她，还跟她讲了他有多重，他的脖子有多壮实，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是怎样把尿撒在医生手上的，这都是奶妈告诉我的。我们俩就这样说笑着，上了楼。我们肯定吵醒了那个睡在我房间里的姑娘。她开了门，露出一张还没睡醒的脸，一见我们，脸登时红了，一副尴尬相。她又关上了门。我就等着杜阿姨说，“呵，这是我女儿。” 但恰恰相反，胡兰问，“这是谁？”杜阿姨也问，“她病了吗，大白天睡这么晚？” 我告诉你，我当时差一点就摔倒在楼梯上！杜阿姨和胡兰看着我，还在等我回答呢。“一个客人。”我说。我当时能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我后来才知道，杜阿姨的女儿参加了越南共产党。杜阿姨对她女儿的选择既没同意，也没反对。她说，“至于说我自己，我已经穿惯了旧衣服，已经改不了啦，接受不了别人的新思想了。” 当天下午，我丈夫一回来，我就问他，楼上的姑娘是谁。我没用愤怒的口气问，我也没骂他趁我生孩子的时候，鬼鬼祟祟把一个女人引到家里来了。我把脸俯向淡若，这样文福就看不见我脸上的表情了。 文福几乎不假思索说，“哦，那个人啊？是我班上一个飞行员的妹妹。因为不能呆在他寝室里，他就问我可不可以让她在这儿呆几天。当然呷，我不好回绝。” “那她干吗在我们的床上？”我问。 文福回答，“我也不知道，或许她累了。”我马上就听出他在撒谎。要是她真是一个客人，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哇！在我床上？把她踢出去！” 开头我真是气坏了，他居然在我鼻子底下干起这种肮脏勾当来了。他把我当一个乡下傻女人看待！他居然让他的姘头穿我的睡衣！ 但我转念又想，我干吗让他看到我很生气，好像我在和他吵架似的？我干吗在乎他跟她睡觉呢？这样不更好吗？说不定他就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了。 所以，最后我用相当友好的口气说了，“告诉我们的客人，她可以睡到另一个房间的沙发上去。”我说完就背过身去，让他在一旁发愣。 那天晚上，我早早上了楼，关上了房门。文福很晚才上床，我假装睡着了。早上，我还闭着眼睛，他蹑手蹑脚爬起来，进了另一个房间，我假装还在睡。每天早晚，我都如此。我睡得可真好啊！我不用再担心他什么时候会把手伸过来，掰开我的大腿。 就这样，我让一个小老婆进了我们的屋子。当然，我把她介绍给胡兰和家国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我说她是个客人，是一个飞行员的妹妹，跟文福说的一模一样。而那个叫敏的姑娘呢，还真把自己当作一位贵客了！她睡得晚，起得迟，下楼吃好多东西，常常吃两份，没等人家请，她自己又给自己添上了。她没文化，不会看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说话粗声大气的，亲热得过了头。 不久，文福对她的态度差起来了，就像对我一样，一点也不尊重。她说话的时候，他不睬她。她举止有点不恰当，他就给她看脸色。所以虽然我从来不有意要这样，但我开始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我心想，哪种女人会落到这般地步，来给我丈夫当姘头？他既不动人，又不温柔。看看他那只耷拉下来的眼睛和满脸的凶相，哪儿算得上潇洒？他一天到晚发脾气。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以前在飞行员二班待过罢了，可现在他连这个也不是了。那么他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呢？——连一个糟糕的婚姻都不能！ 我认定，把她和他勾搭在一起的，不可能是爱情，而是另外的东西：或许她只是在慢慢消磨她的生命，而不想一下子死去。这儿，她有地方好睡，有东西好吃。一切都无所谓。战争期间，许多人都这样，满怀恐惧，不问原因，绝望地活着。 我和敏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脸蛋漂亮，头脑简单，意志坚强，骨子里又胆小。当然，我们的背景不同，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我比她好不了多少。我们全都梦想着未来，或许是明天，或许是后天。可等它一到，我们又宣称我们的幸福已成了往事——幸福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所以老实说，我并不讨厌她，或许还有点喜欢上了她，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她很好相处。 尽管她举止粗鲁，甚至有点傻乎乎，可看得出，她倒是非常真诚的。她盛饭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堆得高高的，把饭菜的味道夸上了天。她羡慕我的戒指和项链，问我是不是纯金做的。她说我的衣服很漂亮——值多少钱哪？她不像有些人，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希望以后给他们一点赞美过的东西作回报。 还有，她从不发牢骚，从不使唤佣人，不像胡兰。哪怕为她做了一点点小事，她都要感谢她们。淡若哭的时候，她就主动去抱他。她用自己满口的北方土话跟他说话。文福不在家的时候，她就跟我讲所有那些正经姑娘不愿谈的事情——旧日的男友啦，舞会啦，上海的夜总会啦，其中有几个她还进去干过活呢。我承认，我喜欢听她说话，我喜欢看她说话时眼珠子滴溜溜转，手舞足蹈的神态，就像演戏似的。 在和我们一起已经住了差不多两星期后，一天她告诉我，“我是个歌手，也会跳舞。总有一天，我要当个电影演员。” 我觉得她简直是在做梦。“那么你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艺名呢？”我出于客气而问道。我知道许多演员都有艺名，像胡蝶啦，梁莺啦，都是我崇拜的演员。 “现在还不知道，”她说着，笑了，“但不用我在上海时人家给起的名字。我在大世界干活那会儿，大家都叫我橡皮仙女。大世界，你知道这地方吗？” 我点点头。有一次我和花生偶然听叔叔和他的朋友们在走廊里提起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有拱廊的娱乐场所，设在法租界里面，是一个专供洋人享乐的地方，对女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下流、危险的地方。叔叔说，里面全是希奇古怪的东西：畸形的男人和漂亮的姑娘一起玩游戏，动物和杂技演员一起在空中翻跟斗。各种各样过时的迷信都变成了表演。有身份的中国人是不去那儿的，叔叔指责这地方使洋人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看法，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抽大烟，敬鬼神，所有的姑娘在自己家里都光着上身，一面倒茶，一面唱歌跳舞。现在，我眼前的这个人居然真的在那儿干过活！ 敏站起来，走到房间对面，“我的表演很通俗。我出场时戴很重的头饰，披一件古式的长袍，像个仙女，我的胳膊上缀满各种各样的东西。”她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然后一个法国人，我的老板，就出场了。他头戴一顶圆圆的学士帽，穿一身学士装。他的眼睛眨巴着，就像洋人常常模仿中国人的那种样子，难看死了。他的脸上粘了络腮胡子，一直拖到膝盖，像老鼠尾巴似的。” 敏慢慢走到房间另一头，摸着她想象中的胡子。“呵，小妞，”她模仿着老头的口气，“长寿的秘方在哪儿？快说出来吧。不说？那好，我要把它从你口中一点点榨出来。” 敏慢慢脱掉她想象中的长袍，先脱一个袖子再脱另一个。“我光穿紧身衣和超短裙，一直裁到这儿，膝盖以上。我的大腿和胳膊上涂了一层粉，白得像石灰。我穿一双大红拖鞋，戴一副黑手套。”她绞着双手。 这种事光想想就够吓人的。什么样的姑娘敢在洋人面前穿那么短的衣服？ “然后，那法国人就把我拖进一个魔术箱，这箱子是用木头特制的，像监狱里的笼子，有这个房间那么大。大家亲眼看见他把我的头塞进洞里，把手脚一段段切开，丢到箱子角落里。”她指指墙角。 敏坐到椅子上继续表演。“从观众席上望过来，我的脑袋、双手、双脚全露在外面。我摇摇脑袋，动动手脚，发出可怜的哭声，‘饶了我吧，求求你，别折磨我了。’然后我望望观众，请求他们，‘救救我！救救我！’我表演得很不错，我能用法语、德语、英语、p语说这话。有时观众们情绪激动起来，要那个法国人把我放了。但更多时候男人们会喊：‘快，快，让她叫呀！’ “然后一个男的挟一把小提琴上台，奏起了紧张的音乐，观众全往前靠上来了，那法国人就拉箱子旁的一根绳子，我的手脚就一段段地被拉开来了。” 敏就在房间里把手伸开来，把脚也伸开来，这样她就只有屁股还坐在椅子上。她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恐怖的神情。我也被她弄得恐怖起来了。 “我发出的尖叫声越来越响，”她轻轻地说，“小提琴的声音也越来越尖，直到我的手脚被扯到箱子的四个角落——离我的脑袋足足有十二英尺，还在痛苦地挣扎。最后，我哭着用一种嘶哑的嗓音对他说，‘我告诉你！我说了吧！’那法国人就摸摸他的胡子说，‘是什么样的？什么是长寿秘方？’” 敏闭上了眼睛，她的脑袋前后扭动着。“最后，”她用一种很慢很痛苦的声音说，“我吐出了那个字。‘慈悲！’我喊道，用p是你永远也不会有的东西！’然后我就全身瘫软，死了。” 敏闭上了眼睛，嘴张得大大的，真像一个死人。我盯住她扭曲的脸，说，“哎呀，好怕人呀。你每天晚上都得干这个？” 她突然张开眼睛，从椅子上跳起来，哈哈大笑。“不过是魔术嘛，难道你看不出来？拖鞋里的脚、手套里的手都不是我自己的。箱子后面躲着另外四个姑娘呢，她们每个伸出自己的一只手或脚，我一叫她们就动起来。明白吗？我不过是个演员，只要做做表情，张张嘴巴，发发尖叫就行了。” 我点点头，还想弄得明白一点。 “当然，我表演得很不错。每星期总有一次，观众席上要晕倒几个人。但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觉得这活儿没劲了。我尤其讨厌，最后我装死的时候，许多人又是鼓掌啦，又是欢呼啦。” 她叹了口气，“我一找到好工作就放弃了。我到‘真诚’唱歌去了——你”q道，那可是南京路上有名的大百货公司。我跟一些姑娘在露天餐厅给客人唱歌。但我才干了两个月，打仗了，炸弹落在商场里，这活也就干不成了。当时的场面我全看到了。” 敏一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她说的那些炸弹是我们自己的空军错投的。 “呵，你要是在场就好了，”敏说，“我跑到马路对面另一家百货商店门口，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从我们站的地方望过去，好几百人被炸死了，真惨哪。后来来了几个当官的，叫大家走开。‘一切都在控制中！’他们喊道，‘没炸死人！那些尸体？根本不是什么尸体——不过是男女服装嘛。’他们就是这么说的。炸弹扔下来炸死的不过是服装。” 敏转过脸来对我说，“我看到的是一回事，听到的又是一回事。于是我心想，我该信哪个，是信耳朵呢，还是信眼睛？结果，我只好让良心来决定。我不想看到那么多尸体。最好把它想成一场错觉，就像我在大世界里表演的魔术。” 我心想，这敏姑娘倒很像我，看到的是一回事，听到的又是一回事，我们俩全凭愚蠢的良心作决断。 “等一下，”敏说，“我知道有些东西你听了都不敢相信。”然后，她快步上楼去了。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唱片。她摇起了老式唱机，由于摇得太多了，唱针一碰着唱片，音乐就飞快转起来了。她马上扭起屁股，打起响指来。“这就是我经常在唱在跳的曲子，”她说，“‘真诚’没炸掉前我就唱这曲子。” 然后她就又唱又跳，把我当作坐在台下的几百名观众。这是一首美国情歌。我马上就听出来，她的嗓音很甜，听起来好像她的心已经碎过好多次了。中国人喜欢这种唱法。她的双臂像风中的柳枝，随着乐曲而拂动，渐渐慢下来，直到乐曲中止。她的表演确实很不错。 “起来，懒鬼。”她突然说。又摇了摇唱机，给唱片翻了个面。她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现在我来教你怎么跳探戈。” “我不要学！”我忸怩着。可实际上我心里很想学。我看过金格·罗格斯和弗雷德·阿斯黛尔的电影。我喜欢金格扭摆身体，滑落地面，然后又翩然跃起的样子。我喜欢看她轻巧的舞步，像鸟拍翅膀似的。 但我们没那样跳。她往前走，我往后退，先跳快步，后跳慢步。她让我把头侧到这一边，然后再侧到另一边，我又是叫呀又是笑呀。那天下午我们就一遍又一遍地放那张唱片。过后她又教我另外几种舞蹈：一二三步的华尔兹、小步的狐步舞，还有蹦蹦舞。厨师和佣人全上来看我俩跳舞，鼓掌喝彩。 我也教她一些东西，怎么写名字，怎么补破洞，怎么说话得体。实际上是她和胡兰吵了一架，过后她就要我教她学太太的风度。 胡兰问敏，在我们家做完客后她打算上哪儿去。敏马上说，“不关你的事！”整整一个晚上，胡兰连正眼也没瞧她，就当没她这个人。胡兰鼻子里还不断发出擤鼻涕的声音。我忍不住就问她，“胡兰，你闻到什么烂东西了？” 后来我就对敏说，“要是有人问你问题，你可不能说，‘不关你的事’。这种态度不好，听起来不舒服。” “那我该怎么回答她呢？她问我的时候态度也不见得好呀。”她说。 “即便这样，下次她再问你，你就笑着说，‘这种事嘛，你就不必为我费心了。’这句话意思跟‘不关你的事’一模一样，但听上去或许更有分量。” 她把这话念叨了几遍。“嗯，这样听上去更好，”说着她就大笑起来，“我说话像个太太了。” “还有，你笑的时候，”我说，“要用手捂住嘴，这样你的牙齿就不会露出来了。笑起来像只猢狲不好看，嘴巴里的东西全露出来了。” 她又笑了，这次把嘴捂起来了。 “至于你的艺名嘛，你当演员的时候——我想该叫金嗓子小姐。叫起来好听，又很有教养。”她点点头。然后我就教她怎样写自己的名字。 一天，大概是在敏到我们家三四个星期后，杜阿姨路过我的房间，在门口站了好久。她问我身体好不好，我丈夫身体好不好，淡若身体好不好，于是最后我只得请她进屋来喝茶。 我们在桌边坐了很久。开头只是说些客气话，问问杜阿姨的身体，胡兰的身体，家国的身体。然后她不说话了，光是很响亮地一口一口地啜着茶。 “现在我得跟你说些事。”她突然说道，然后叹了一口气，又不说话了。 “你可真是个好人哪。”她说了句，又停下来，想一想。 “你太容易上当了。”她说着又停下了。 然后她叹道，“哎呀！”她伸出手指点点我，“你呀，太天真，天真到傻乎乎的地步了。你知道你丈夫和这位敏姑娘在干什么吗？” 我怎么能承认我早就知道这事了？我装出一脸茫然的样子。 杜阿姨又叹了口气。“看来我只得把真相告诉你了。你大天真了，小人。他们早已勾搭上了。你一出去，他就上她的床。你一睡着，他就上她的床。你一闭上眼睛，她就叉开她的大腿。现在这姑娘已经怀孕了，你还看不出来。她要他娶她做小的。她说他已经答应了。她已经跟大家都说过了，就你还蒙在鼓里。你打算怎么办？等生米煮成熟饭？你是照料自己的孩子，还是照料你丈夫的小老婆的孩子？别犯傻了，小人，睁开眼睛吧！” “你跟我讲了这些，”我说，“可我又能怎么办？我管不了我的丈夫。你知道他的为人。” “你管不了你丈夫，但你可以管管那姑娘呀。”她把茶杯放在桌上，站起来走了，“我很后悔，不该告诉你这些。但我已经老了，有些事情再不讲就要带到棺材里去了。” 杜阿姨一走，我就寻思，这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们都盼我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对敏喊道：“太可耻了！不要脸的东西，滚出我的家门！” 然后我又想，这也许是件好事。敏怀孕了，我就有理由跟文福说，我得离开他，我要离婚。如果他要娶敏当小老婆，我就告诉他，你可以娶她做太太！这样大家都开心。 那天，我就计划怎样跟文福讲。我不跟他吵，也不指责他，我只要他跟我离婚。当着两个证人的面写一张纸，就说我们结束夫妻关系。然后我就带上淡若和我剩下的陪嫁，搭上向南的火车，到海防上船，趁现在还安全尽快回上海老家去。或许这还不是什么太丢脸的事。战争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没人会问得这么仔细，为什么一个女人与丈夫一起出去一年，现在撇下丈夫一个人回来了。我真幸运，敏给了我一个多好的借口啊！ 文福一回家，我就对他说，“我要带你去看看湖对面的风景。”这是我们俩用的暗语，隔壁那么多耳朵在偷听。 我们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我给他看了我写的声明我和他离婚的协议书。我没加解释，直截了当就说了，“我要走了。你待在这儿，和她结婚。胡兰和家国做我们的证人，在这上面签字。”我就这么说了，没大吼，没发火。 我以为他该满意了。我允许他娶她。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坐下来，看看那份离婚协议。“我不签，”他平静地说，“我不提出离婚。”他把协议书撕了，扔进身后的湖里。我明白，他这么做并不是说他还爱我，为自己干下的肮脏事而抱歉。他这样做是要我明白，究竟谁是老板。因为他在毁了我的机会后，伸出手指头指着我，用嘶哑的声音说，“什么时候我想休掉你，我会跟你讲的。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第二天早上，杜阿姨来向我道喜，告诉我敏已经走了。她听说她一大早就走了。我听到这消息真是很难受。我要追上去告诉敏，这不是我干的。我没要她走，我没恨她。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为她的离开感到难受，同时也出于自私的原因，为我失去了一次机会而感到难受。 那天下午，胡兰来告诉我她正在做的一件衣服的式样。杜阿姨谈起了流行性霍乱，难民们全都怕打防疫针，有个人为了钱代二十个人打针，结果收了别人的钱后死了。我坐在椅子上打毛衣，假装在听她说。但我实在没心思听这些闲聊。我望着留声机，然后又看见了敏的唱片。最后我高声说，“这位敏姑娘，留下了不少东西。不知她上哪儿了，想想真难受啊。” 胡兰连忙告诉我，谣言传得有多快。“张太太在菜场里说，她去了靠近铁道的那个九龙旅馆。” 第二天我在那地方找到了她，那是个大统铺，很便宜，只有一张狭窄的大烟床，一块当桌子的木板。她很安静，见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她为自己引起的麻烦道了歉，感谢我为她带去了唱片。然后她耸耸肩膀，说，“有时你觉得事情会这样，可到头来又是另一种样子。” 我问她怀孩子几个月了。她很不好意思地说，“这种事嘛，你就不必为我费心了。” “这话是我教你的。”我说，“你没必要用在我身上。” 我掏出一些钱给她。她说，“已经没问题了。今天早上我已经把它解决了，很顺利，没出血，一切都很干净。”我还是把钱掏出来了。她笑了笑，就收下了，她谢过我，赶紧把它放进一个盒子里。临走前，我告诉她我永远喜欢她的歌唱和舞蹈。 过了一星期，胡兰跟我说，“你知道敏这个人的底细吗？她已经跟另外一个男人走了，跟别人说他们是兄妹俩。这么快！她到底算哪一类姑娘？她到底想勾搭多少人哪？” 我听到这消息，并没有瞧不起敏。当然，她的道德观念和我的不一样。可我心想，好了，现在我再不用为她担心了，她心中的创伤很快就会愈合的。 所以说实在的，她是个幸运儿。她走了，我还得和文福在一起。有时我在梦想，要换一换该多好。我是敏，我回到了上海，在大世界干活。同样地生活，同样受折磨，一寸一寸把我拉开来，直到我再也认不出自己。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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